“过去美国人靠3亿人的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9月15日上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第三届重庆智博会上发表视频演讲时表示。 在9分钟的马云演讲之中,共提及数字化16次,他表示,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的14亿人口内需远远没有被发掘,因为内需消费不仅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可持续的内需力量。而发展数字经济能够凝聚这股强大的内需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他表示,中国三四五线城市有巨大的市场和潜力,一定要找到300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和100个300万人口的城市,对这些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些城市数字消费的发展,将是撬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马云称今年的新冠疫情让每个企业都必须思考数字化的升级,将大大加速全球数字化的进程,本来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才能完成,现在很可能缩短到一二十年,“这次疫情正在把很多原来的应急技术变成日常技术,这是一次巨大的机遇,在所有的我们面临的不确定当中,数字化是我们现在最确定的巨大机遇。” 同时,他认为未来很多制造业的岗位会被数字科技替代,创造就业的主力将转向数字时代的服务业和金融业;未来传统出口方式会被数字化跨境贸易取代;金融体系也会由人找钱转变为钱找人。 最后他特别强调了教育,他认为,当今中国的教育迫切需要做出改变,不能再用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因为在制造业上,人类竞争不过机器,需要面向未来,面向数字化时代新的教育方式。 以下是马云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和朋友们,大家好! 过去这一年很不寻常,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疫情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今天所有巨大的不确定当中,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数字化的趋势没有改变。数字化以前只是让一些企业活得更好,而今天是企业活下去的关键。 数字化的进程本来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才能完成,现在却被大大的加速,这个过程很可能缩短到一二十年。在所有的我们面临的不确定当中,数字化是我们现在最确定的巨大机遇。所以今天重庆召开这次智能大会,大家讨论智能技术的机会对未来意义重大。 在数字技术应用创新上面,这两年重庆已经是一座领跑的城市,我记得去年重庆已经使用无人驾驶的船只在长江上的巡逻,今年听说重庆开始用数字技术治理高空的抛物,我想过去重庆是缘水而建,因水而繁荣,我相信未来的重庆一定是因为数据而繁荣,因为未来的城市的发展就看谁的数据更丰富,谁的计算更快,谁能够真正理解数据,保护好数据的安全和隐私,用好数据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类全面进入数据时代的标志是传统行业大规模的受益于数字技术的转型升级。今天每个企业必须思考数字化的升级,毕竟之前中国的街边小店有能力在线上运营的不到20%,疫情以后,发生了一两个月以内,几十万的街边夫妻小店开通了外卖服务。线上的外卖不是目的,能够有能力在线上做买卖,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夫妻小店触及了数字化的生产力,开始利用先进技术改造自己的传统行业。 过去是电子商务,今天农业、物流业、服务业等所有行业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用数字技术加大研发来降低企业的推广成本、渠道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每一个传统行业都有机会变成技术驱动的现代行业。 这次疫情正在把很多原来的应急技术变成日常技术,这是一次巨大的机遇。数字化的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互联网企业,而是用互联网改造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也想告诉那些天使投资也好,风险投资也好,那些PE不要仅仅把目光放在互联网公司上,不要放在互联网的题材上面,而未来真正的机会是那些用新技术改变自己的传统行业。 传统制造业一旦与新技术结合可以非常先进,反而是互联行业的领先企业其实非常容易被颠覆被推翻。事实上未来不会有一个行业就叫互联网行业,因为所有的行业都会用上互联网的技术,传统行业和未来行业的唯一区别是有没有用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来改变自己。未来10年,最确定发展的一定是利用好数字技术、提升自身的传统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今天很多地方都在讲数字化,都认为自己在做数字化,但我发现很多地方其实不是真正的数字化,而是IT和信息化。当然IT和信息化固然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也听有些人讲了5G,但是我们不能把5G仅仅等同于一个通信的技术,通信技术只是5G最初始的一个应用而已,占的比重不会超过5%。 就像电刚发明的时候,人们认为用上了电灯,这就是电。但是电灯只是电的一个最早的应用,电力给人类带来的想象力空间远远不止于电灯,真正的5G时代是万物互联的时代,是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的时代,是供应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面数字化,是人类全面进入IoT物联网的时代。所以过去我们看一家企业的规模,我们看它的用电量,今后我们要看它的数据使用量,看他动用了多少万物互联网的数据,看数据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了生产驱动的管理驱动的市场。 过去的制造业的技术投入是在设备上的投入,流水线上的,现在是在数字化流程的改造,数字技术和人才的投入是在产品的数字化改造上进行投入。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服装生产流水线,但是未来的服装工厂接1万件衣服的订单,这不是能力,能接一件衣服的订单才是真正的能力。 中国是出口大国,我们传统的外贸出口方式会受阻。但是数字化跨境业务已经迅速蓬勃了起来,未来的跨境贸易也是建立在全球支付、全球物流,还有数字化通关等新的基础设施之上,不是跨国公司和集装箱,而是中小企业和小包裹。过去天上飞的以客机为主,未来很可能天上飞的飞机大部分都是货机。 数字化会真正撬动中国的内需,我们14亿人口的内需远远没有被发掘,数字技术的发展会让中国内需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过去美国人靠3亿人的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内需消费不仅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可持续的内需力量。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正在凝聚着这种强大的内需力量,中国三四五线城市有巨大的市场和潜力,我们一定要找到300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和100个3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改造、数字消费的发展就是撬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因为数字技术未来制造业很多岗位肯定会被机器所取代,将来创造就业的主力不会是制造业,而是数字时代的服务业,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发展。 过去的金融体系是人找钱,企业找钱,而新金融的体系让钱找人钱去找企业,找好企业,而做到这一切核心是要靠智能、靠大数据,靠云计算和区块链。今天很多地方都贴上了区块链的标签,其实和真正的区块链关系不大,区块链是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解决方案。今天的比特币也许是泡沫,但区块链肯定不是泡沫。 最后我想面对未来的巨大变革,今天最迫切需要做出改革和改变的是我们的教育。中国现在每年不到1400万新生儿童,这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脑矿,他们的教育方式决定了国家社会的未来。继续用工业时代的方法去教育今天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未来将竞争不过机器。今天的教育方式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流水线生产而建立的,而我们需要面向数字时代的新的教育方式,需要面向未来的教育。今天我们面临经济社会技术的巨变,就像我们的飞机正在突破云层的颠簸期,只要坚定方向信念和行动就一定能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谢谢大家。(完)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今天,金融业也在积极应用金融科技、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大潮背后,对于信息技术行业来说,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机会。 根据IDC近期发布的《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2019》报告,2019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总规模约为425.8亿元,与2018年的343.7亿元相比,同比增长23.9%。IDC预测,到2024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将达到1273.5亿元。 上述IDC报告显示,文思海辉金融连续三年蝉联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TOP1,以绝对优势持续领跑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文思海辉高级副总裁、金融事业群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况文川近日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对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考,并展望了金融信息科技服务业的未来发展。 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2019年全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9932亿元。况文川指出,目前大多银行的科技投入已经达到营业收入的2-4%,如果按照银行业未来每年拿出利润的10%投入数字化转型来粗略估算,金融信息科技总体市场规模未来将超过2000亿元。从2019年报分析,中农工建交邮储的科技投入已经达到710亿元,而12家“传统”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科技投入则可能超过420亿元,这还不包括这些年科技投资10多亿元的商业银行,以及一些投入颇大的省级农信联社,据此推算2019年中国银行业整体IT规模已经超过1400亿元。 从传统IOE到新五方力量“竞合” 传统的银行系统主要基于IOE+应用厂商架构,这种情况下技术厂商之间分工相对比较清晰:IBM做服务器主机,Oracle做数据库,EMC做存储,上面支撑一批应用厂商提供应用软件和定制化服务。当然这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其实IBM也提供商业数据库和存储,Oracle、IBM等等也提供其他套装软件甚至服务。但总体而言,金融行业IT厂商的层次架构是比较清晰的。 “今天银行不再满足于这种方式,从性价比、业务量、并发性和快速迭代等角度出发,更倾向于转向基于云的敏捷技术架构。”况文川说,随着我国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和局部领先,业务规模日益庞大,同时,互联网巨头在业务场景和信息科技创新上均展现出优势和示范效应,国内众多金融机构纷纷开始探索改造原有IT系统,对技术架构和科技治理转型的需求日益强烈。在传统架构被替代的过程中,存在市场中五方的力量:原有的基础技术厂商、原有的应用服务厂商、主要依托互联网巨头的金融科技企业、部分独角兽IT新锐以及金融机构设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各方技术服务模式的形态其实并不确定、存在变化,业务边界也很模糊。 首先,市场中原有技术厂商的业务领域在发生变化。例如原本做应用软件开发的厂商会发现,仅仅做应用是不够的——他们要么需要在纵向上把服务层级延伸到基础层如PaaS、数据库和IaaS领域,要么需要在横向领域做的更丰满,以取得规模优势。 以文思海辉为例,在纵向能力延伸方面,文思海辉依托所属中国电子的整体行业能力和行业生态合作,面向最终客户的应用场景,整合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IaaS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基础,具备以云计算分布式架构重构底层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上层应用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横向服务能力方面,基于金融行业客户对于信息服务需求范围的扩展,尤其是对数据服务和运营服务的需求,文思海辉正在布局业务运营、信息中介和数据服务等横向延伸的服务能力。 同时,互联网金融巨头、金融科技公司和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也在进入金融信息科技服务市场,进行自身科技能力的输出。他们往往依托的是自身巨大的场景优势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高价值技术沉淀,而需要强化的则是如何为商业机构提供高响应和快速响应能力的服务。因为早习惯于自身解决全部问题(或通过购买分包解决),他们进入市场的方法则可能倾向于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况文川指出,无论是互联网金融科技巨头的扩张、原本技术厂商的全产业链扩张、还是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扩张,一方面是基于技术溢出和投资效益的自然结果,另外一方面是基于打造生态的需求。未来的业务增长和变现能力更多将依赖于一个更加庞大和更加多样化的生态的形成,因为形成了生态就意味着占据了更强的优势地位,和更多的价值变现可能。 “当前在各方业务边界模糊、技术服务模式形态存在变化的情况下,整个行业处在格局重构的阶段。各方之间相互碰撞,既要有合作、又要有竞争,价值认定尚不稳定,需要通过新的融合生态来验证,通过几年的时间基于行业的需求、产业的形态和厂商沉淀的核心能力,重新形成一个稳态。”况文川认为,这个重构的过程至少还要经历3年的时间。 银行亟待提升线上化、集约化运营能力 今年在年初突发疫情的情况下,银行业及时纷纷推出线上“非接触金融服务”,正是源于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的持续创新和不断积累。这既是前期金融科技发展成效的“试金石”,也是进一步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 况文川表示,今年尽管存在疫情的冲击,但文思海辉金融的营收较去年大幅增长,说明疫情进一步让银行业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对于信息科技服务的需求较此前大幅增长。 疫情期间线上直播经济迅速兴起,不少银行也加入直播带货大军,希望借助“后疫情时代”大量用户涌入线上直播渠道所带来的流量红利拓宽获客渠道。大批金融机构也迅速拓展了各类视频传播渠道。银行的线上渠道呈现“线上渠道+”,“线上业务+”,“视频交互+”的三大趋势。 况文川表示,这一新趋势对于银行的数字化、集约化运营能力提出了挑战。 “根据文思海辉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的线上线下渠道有40多个,如何在这种碎片化业务环境中进行协同处理、集约化运营,对于银行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况文川表示,在线上线下渠道的整合之外,银行还会融入到很多场景中去,就像浦发银行提出的全场景银行,需要做好规划、对外对内进行开放,同时要考虑到安全性以及大规模互联网并发访问造成的影响。 以数据为驱动的线上线下综合运营是未来银行发展的重要方向。况文川强调,银行需要采用集约化运营中心、支行网点和线上移动渠道结合、多渠道相互配合、人工与智能相互补充的方式向客户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围绕银行的线上化、集约化运营需求,文思海辉金融的远程银行解决方案作为智能化的多渠道协同平台,可帮助银行构建集约化的客群运营、内容运营、活动运营、流量运营和权益运营能力。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用户数据信息的大量挖掘和收集,如何平衡数据使用和隐私数据保护成为一道亟需解决的课题。 “当前,数据共享的需求有多大,数据保护的需求就有多大。”况文川表示,目前社会上对于数据隐私保护的意识在逐渐形成、相关法律也在逐步完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数字化意味着从新版本发布即刻生效的全球化,客户通过互联网遍及全世界,世界各国对数据保护、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都有不同的法规要求,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和巨大损失。可以注意到,在技术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能够在保护数据隐私的同时,尽量发挥数据挖掘和应用能力的算法和技术,例如联邦学习,这些都是好的变化。未来随着监管的逐步完善,金融业会更加注重数据使用的合规性,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于数据保护技术的投资将成为重要的方向。
记者获悉,桑坦德银行近日已成功对接海尔数字化平台,为海尔智家在国内外的供应商提供数字化供应链融资。桑坦德银行也成为国内首家为海尔数字化平台供应商提供融资的外资银行。 目前,海尔集团在意大利的子公司Candy S.p.A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下称“Candy”)的供应商融资平台已经上线,并已有供应商陆续在该平台上获得对Candy销售货款的提前回笼。在疫情背景下,桑坦德银行与海尔数字化平台的对接,为其亟待改善现金流的供应商送上了“及时雨”,也为Candy提供了优化自身资金周转周期的机会。 桑坦德银行环球交易银行部亚太区负责人高历认为,“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能够有力支持买卖双方利用顺畅的数字化流程,更好地管理资金周转周期,提升贸易融资效率。” 2019年,桑坦德银行、上海银行与海尔智家签署“供应链金融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两家银行将以金融优势资源服务海尔全球供应链,通过数字化产品创新和技术合作,支持海尔全球业务发展。 桑坦德银行成立于1857年,是欧元区市值最高的银行,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十多个国家具有深远的市场影响力。近年来,桑坦德银行大力拓展其业务范围,特别针对中国市场,聚焦于为大型企业客户提供可助其供应链价值提升的各种方案。
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议还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在各方面得到进一步体现。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乃至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等等,都将以不同的速度从概念一步步变为现实。为了促进数字化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需要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把一系列问题厘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少。我今天仅从一个角度谈谈个人的一点思考,就是数字化发展给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它们给我们一直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的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总以为新的科技进步,包括数字化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就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是对的。因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人们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已经为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例如许多事都比过去便捷了,方便了,一些事情隔着时空来处理也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我们都看到了的。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的。而生产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人们相互关系。那么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进步的影响会不会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呢?这中间有没有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呢? 当前技术的进步,使得数据在各行各业的产生、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各类数据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产,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因为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的主要定义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些数据是属于原始数据来源方?属于社交行为者、生产行为者、交易行为者?还是属于数据平台方、数据归集者、算法提供者、信息整理者、发布者?或是其它什么方面?这个问题前些年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近年来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主要似乎还是从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的角度考虑的,并没有从数字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不同性质的数据是否应该归不同所有者;不同的数据使用者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因赢利目的而使用、交易数据获得的收益,是否应该向数据所有者支付必要的对价,等等,都是亟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理解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中央之所以强调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视野,顺应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在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如何制定,其相关内容和规定如何做到既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相衔接,又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并且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诠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政治经济学还有关于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和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观点。这更是我们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以上我主要讲的是,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对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点新思考。其实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它也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讲的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那么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它应该由什么市场主体来配置?如何来实现这种配置?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是讲资源充分利用的,如果数字化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各类数据资源仅靠一些数据平台公司,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 总之,这些问题坦率地说,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今天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和批评。
王彦杰11月16日至18日,以“谋变焕新 创造未来”为主题的中国商业地产行业(第十七届)2020年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聚焦“双循环下商业地产的机遇与挑战”,探寻行业“新战略、新消费、新运营、新机遇”,共谋后疫时期商业地产的新方向。全程报道。直播》》 博锐尚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窦 强出席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新基建不是传统基建,把传统基建融合新的智能和各种各样新技术,把很多产业和生态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些新的场景。同时让我们整个城市变得更新,这是新基建的概念。从实体建设到数字化建设,数字化怎么解决商业运营复杂多变的问题? 窦强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总结了三个阶段。第一,管中窥豹整个商业项目开始建一些信息化系统,但信息孤岛没有做到打通;第二,见山是山。大家都认识到管中窥豹各系统的割裂有问题,我们得把这些系统连接起来,在各系统里面加一层叫IBMS这样形成一条完整的系统;第三,当前发展的阶段是见山不是山。我们看到数据反馈过来的并不是代表它的指标。 他进一步解释道,数字化发展进程非常复杂。首先有一个物理建筑,通过IOT手段变成数字孪生。变成数字孪生后才能产生人工智能的计算。人工智能产生一些新的策略,新的分析,把它放到了新的数字系统里面去,最后再通过执行系统完成整个闭环。这样整个数字化体系以及基于数字化体系才能完成。 最后,他表示做好商业首先要求明确的定位,从客群的选择到位置选择到业态的选择等等;其次有了明确定位,我们才能做人人爱又人人恨的评效。它是评价商业项目里面非常重要的指标。最后,根据定位和评效的指导开始做一些执行工作。每一个专业的人完成这个目标过程中有很多交叉和不能交叉的工作。这是他对商业逻辑的理解,从定位到评效再到整个执行。
当下中国正处于科技引领经济转型的新时代,这既为财富管理行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赋能,也为行业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然而金融科技赋能财富管理行业并未改变其行业属性,其带来的潜在风险需要审慎观察,部分技术场景一旦投入应用也会对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为此,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CWM50)启动了《财富管理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与监管》的专门课题研究,课题由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牵头。本课题立足对国内外财富管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观察,剖析国内财富管理行业数字化转型在投资者、机构、市场环境和政策等不同层面面临的难点和痛点,并就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一行两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互联网机构代表及传统金融机构代表等五十余位嘉宾参加了会议。 姚前在发言中剖析了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现状、机遇与挑战,指出数字化转型是我国财富管理机构提升竞争力、应对内外部挑战的关键之举,因此研究财富管理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他结合与会专家意见,对课题研究方向、研究框架、重点内容及下一步研究计划进行了布置。主要观点如下: 我国财富管理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居民理财需求强劲。据统计,2019年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比20.4%,而美国居民金融资产占比73.2%。如何让更多家庭更好地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是我国财富管理行业的共同使命。 我国财富管理机构面临的同业竞争和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一方面,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过去以通道业务为核心的同质化竞争正转向以主动管理为核心的差异化竞争。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提速,与外资“共舞”的时代即将来临。 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面对机遇与挑战,我国理财机构需要寻求差异化定位,加快自身核心能力建设。为此,数字化转型是有效手段。通过科技赋能,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开展开放银行、开放券商、互联网理财、移动理财、智能投顾、智能投教、智能投研、智能投资、智能风控等效率更高、成本更低、风控更强的新型业态及服务。同时,开展数字化转型亦是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数字化转型研究要点 一是抓住业务本质。要深刻理解财富管理的业务本质、行业特点和风险属性,在此基础之上,再讨论技术层面上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研究国内外最佳实践和案例,总结归纳出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二是注重数据治理。数据是基础,只有理好数,才能用好数。同时应注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三是注重监管合规。数字化转型要满足监管要求,尤其要注重算法伦理与算法道德。四是关注另类投资。除了传统资产,新型数字资产等另类资产配置值得关注与重视。 平安壹账通、京东数科、度小满金融、华为金融、蚂蚁金融、恒生电子、招商银行、光大理财、中信理财、民生银行、泰康资管、平安资管、中金公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申万宏源、易方达基金、汇添富基金、嘉实基金、中欧基金、淡水泉投资等参会机构代表做了深入发言。 与会机构代表表示,科技对金融业态带来巨大变革,正驱动财富管理行业加入数字化转型的阵营。对财富管理机构而言,通过科技化与数字化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解决了目前财富管理行业一些固有的痛点: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解决目前作业效率的问题;可以提升线下理财经理的效率,扩大服务范围;数字化应用可持续优化财富管理的营销环节;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会有不断提升和加速的空间,包括智能投顾、智能风控、智能响应等,进而全流程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发展。 与会代表就财富管理数字化转型需探索的方向提出了多方面建议: 在财富管理端,可从客户、渠道、产品等方面出发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进行应用或提升; 在资管产品或者理财产品触达客户、服务客户的方式上,探索实现场景化和线上化的过程; 在财富管理的数据化转型中,关注非资本市场的、非标另类数据化的探索; 从监管层面出发,尝试实现财富管理数字化的监管统一,以保证各种理财机构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争; 研究开发操作系统、数据库,以及分布式存储,包括网络、芯片等方面,以支撑金融行业的信息化; 建立数字化转型下的监管平行监测和沙箱试点,感知市场业务开展情况以及可能的风险,同时进行不断尝试、改良、优化、调整,在迭代的过程中实现创新; 关注投资和顾问能力方面的研究,通过数字化、线上化的方式,最终实现定制化和规模化,将过往通过人工去服务最高净值客户的能力,逐步往财富客群,大众客群去服务,实现普惠金融; 在人才培养和人才教育上,需通过一些技术的数字化的手段补齐人员差距; 突破公有云的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