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要点 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引起监管当局关注 近期，互联网平台纷纷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引发部分人士对银行流动性的担忧。互联网平台代销银行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是2018年以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揽储”模式，帮助部分地方中小银行突破地域约束，在全国范围内“高息揽储”。年初以来，当局对存款类产品创新关注上升；近期，央行相关领导指出，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属“无照驾驶”，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随后，相关业务陆续暂停。 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年时间内翻番。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一些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提供，具有存款利率高、存取操作方便等特征；互联网平台“导流”下，相关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2019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互联网平台存款对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等，导致相关银行负债稳定性低 互联网平台存款变相“高息揽储”、对利率敏感性高等，或导致对其依赖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偏低、资产风险增加。部分互联网平台存款，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抬高存款利率，突破利率自律定价上限，而开放性高、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导致其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容易高估银行流动性考核指标。同时，高利率存款推动银行追求高收益资产，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增加等。 伴随当局重视度提升，规范互联网平台存款等措施或逐步落地，帮助防范银行流动性风险等。近期央行相关领导强调，要深入研究互联网平台存款等传统金融的新业务模式、完善规则制度和加强监管，建议明确银行准入资质和标准、研究出台针对高风险银行吸收存款行为的有关法规、完善审慎监管指标和相关规则等。 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中小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监管趋严下，互联网平台存款规模增长或放缓，甚至不排除规模下降的可能。随着监管加强，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等，或使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或上升，进而导致存款规模下降等。中长期来看，平台存款治理，有助于遏制银行流动性风险，也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 互联网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前期参与较多中小银行影响可能较大。参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的银行，体量多较小、存款规模占比不高，据不完全统计，相关银行存款规模占比只有4.1%；同时，多数银行同业市场参与度较低，叠加治理过程平稳有序，使得银行体系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或相对有限。但是，对于前期相关存款增长较快、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风险提示：测算过程中的偏误和遗漏、监管升级等。 报告正文 近期，互联网平台纷纷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引起部分人士对银行流动性的担忧。互联网平台代销银行存款、大额存款等产品，是2018年以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揽储”模式，帮助部分地方中小银行突破地域约束，在全国范围内“高息揽储”。年初以来，当局对存款类产品创新的关注度上升；近期央行相关领导指出，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属于“无照驾驶”，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随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陆续暂停，部分人士担忧会否出现类似结构性存款压降带来的流动性冲击。 不同于一般存款，互联网平台存款“流量”大、收益高、操作便捷等。互联网平台存款，本质上还是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互联网平台凭借“流量”优势、帮助银行“揽储”，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商行和民营银行。相较于一般存款，互联网平台存款利率普遍较高，例如，某5年期存款产品利率高达4.875%、接近全国自律定价机制的上限，且可以随时在线存取、操作便捷。与收益相当的结构性存款相比，互联网平台存款门槛较低，近半数存款产品起存金额仅50元。 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年内翻番。据不完全统计 ，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提供、相关银行数量合计占比近9成；产品期限以3-5年居多，平均利率较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高出1个百分点左右。“高息揽储”与互联网平台流量等共同作用下，相关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2019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然而，互联网平台存款变相“高息揽储”、对利率敏感度高等，或导致对其依赖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偏低、资产风险增加。部分互联网平台存款，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抬高存款利率，临近甚至突破利率自律定价上限。而开放性高、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也使得平台存款的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容易高估银行流动性考核相关指标。同时，高利率存款推动银行追求高收益资产，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增加。此外，平台存款的模式运行过程中，还会面临账户管理、资金出入等方面的合规风险和储户分身认证信息、财务信息泄露等其他问题。 互联网平台存款的风险隐患已引起监管当局重视，针对相关业务的研究治理已然开始。监管当局对存款创新一直保持审慎态度，年初即要求整改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等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近期央行相关领导强调，要深入研究互联网平台存款等传统金融的新业务模式、完善规则制度和加强监管，建议明确银行准入资质和标准、研究出台针对高风险银行吸收存款行为的有关法规、完善流动性监管指标、增加对互联网平台存款依存度监测等。 监管趋严下，平台存款规模增长或放缓、甚至下降，有利于遏制银行流动性风险、降低负债端成本。随着监管加强，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银行存款产品等，或使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有所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可能上升，进而导致相关存款规模下降等。中长期来看，规范互联网平台存款，有助于引导银行合理管理负债、防范流动性风险等，也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 互联网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前期参与较多的中小银行可能较大。参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的银行，大多体量较小、存款规模占比不高，据不完全统计，相关银行存款规模占比只有4.1%；同时，多数银行同业市场参与度较低，叠加治理过程平稳有序，使得银行体系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或相对有限。但是，对于前期相关存款增长较快、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研究结论： （1）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年时间内翻番。互联网平台代销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是2018年以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揽储”模式。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一些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提供，具有存款利率高、存取操作方便等特征；互联网平台“导流”下，相关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2019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2）互联网平台存款变相“高息揽储”、对利率敏感性高等，或导致对其依赖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偏低、资产风险增加。部分互联网平台存款，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抬高存款利率，突破利率自律定价上限，而开放性高、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导致其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容易高估银行流动性考核指标。同时，高利率存款推动银行追求高收益资产，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增加等。 （3）监管趋严下，互联网平台存款规模增长或放缓，甚至可能下降，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中小银行影响可能较大。随着监管加强，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存款类产品等，或使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或上升、规模可能下降。参与相关业务的银行，体量多较小、存款规模占比不高；同时，多数银行同业市场参与度较低，叠加治理过程平稳有序，使得银行体系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或相对有限。但对相关存款增长较快、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风险提示 测算过程中的偏误和遗漏、监管升级等。
图片来源：微摄 央行12日发布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4.86万亿元，比上年多9.1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0.03万亿元，同比多增3.15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450亿元，同比多增2725亿元；委托贷款减少3954亿元，同比少减5442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1万亿元，同比多减7553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1746亿元，同比多增650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4.45万亿元，同比多1.11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8.34万亿元，同比多3.6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8923亿元，同比多5444亿元。1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4821亿元。 从结构看，2020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7.5%，同比低8.3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占比0.4%，同比高0.9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1.1%，同比高2.6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3.2%，同比低1.8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0.5%，同比高2.4个百分点；企业债券占比12.8%，同比低0.2个百分点；政府债券占比23.9%，同比高5.5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2.6%，同比高1.2个百分点。注1：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注2：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注3：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核心观点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一轮892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财政救助计划，该计划落地时点早于预期，但规模低于我们预期的1万亿美元。考虑到未来美国国会两党两院分治概率高，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落地意味着美国年底至明年初再度追加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的概率下降。未来两党可能在针对州和地方政府救助议案中增加资金，但预计规模很难超过2千亿美元。 正文 美国国会通过新一轮（8920亿美元）新冠疫情财政救助计划。北京时间12月22日午间，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一揽子财政法案，包括892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和1.4万亿美元的政府拨款计划（支持联邦政府运营至本财年末，即2021年9月30日），这份法案将交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 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落地时点早于预期，但规模低于我们预期的1万亿美元。近期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攀升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两党年底前达成新刺激法案。总体来看，8920亿美元财政救助方案落地时间早于市场预期的2021年年初，但规模上相对今年3月的约2万亿美元CARE疫情救助方案大幅缩水，也低于我们预期的1万亿美元规模。新增资金规模方面，在8920亿美元资金中，只有约3500亿美元来自新增资金，而其余部分（约5000亿美元）是原有CARES法案的剩余资金，这一点低于市场预期。 本轮8920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的落地，意味着美国年底至明年初再度追加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的概率下降。如果明年1月5日佐治亚州两个参议员席位归属仍显示未来美国处于分裂国会下，则当前8920亿美元财政救助方案很可能是最后一笔超过数千亿规模的疫情财政救助计划（明年初两党仍会针对财政刺激展开谈判，但最终达成共识仍相对困难）。未来两党可能在针对州和地方政府救助议案中增加资金，但预计规模很难超过2千亿。而随着明年Q2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国会在Q2之后再度追加广泛财政刺激计划的概率下降。不过，如果民主党超预期赢得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即控制参众两院），则明年初美国国会可能将财政刺激规模提高到合计2万亿美元左右。 针对个人/家庭救助金方面新方案好于此前9080亿美元版本。本轮8920亿美元财政刺激法案中没有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任何直接援助；针对个人/家庭援助金（成人600美元和儿童600美元现金一次性补贴）和失业救济金（每周300美元）的金额都较年初CARES法案减半，同时失业救济金的救济时间也有所缩短，但相对好于此前9080亿美元中的相关条款（没有包括新一轮的个人直接拨款）。 未来拜登中期财政刺激计划值得关注。但依据目前形势而言，拜登也暗示过支持比民主党主张的2万亿美元低的刺激法案，尽管“破脚鸭”时期通过的财政刺激可能是拜登未来财政筹划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美国明年初的财政刺激可能低于预期。本轮892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对明年美国经济的提振可能会更多体现在Q1，预计中期经济增长仍依赖疫苗普及后消费服务业的恢复以及低利率下美国房地产未来1-2年的上行周期提振。 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于2020年12月23日发布的报告《海外宏观事件点评：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落地，但规模低于预期》
图片来源：微摄央行13日发布2020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0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71.6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1万亿元，同比下降0.6%；委托贷款余额为11.06万亿元，同比下降3.4%；信托贷款余额为6.34万亿元，同比下降14.8%；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51万亿元，同比增长5.3%；企业债券余额为27.62万亿元，同比增长17.2%；政府债券余额为46.06万亿元，同比增长22.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8.2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从结构看，2020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2%，同比低0.1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0.7%，同比低0.1个百分点；委托贷款余额占比3.9%，同比低0.7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2.2%，同比低0.8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1.2%，同比低0.1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9.7%，同比高0.3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16.2%，同比高1.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2.9%，与上年同期持平。注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注2：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注3：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实习记者 苗诗雨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未来 上海报道“三道红线”、“房贷新规”，2020年的尾声，伴随“世纪寒潮”的来袭，房地产行业对融资的监管也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融资调控步步收紧、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2021年的开年，各个房企抢滩融资市场，据观点地产新媒体统计，截止2021年1月8日，中资美元债的一级市场中共有19家上市房企拟发行20笔美元债，合计发行规模超过70亿美元，平均融资利率为6.75%。与此同时，2021年也将是偿债高峰年，机构统计，2021年到期债务规模将历史性突破万亿大关。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双破纪录2020年的疫情，房地产行业以其强大的韧性实现了触底反弹的“V”型佳话，伴随整体稳步恢复，政策也逐渐从“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向“三道红线”“房贷新规”步步收紧。在2020年房企融资环境逐渐收紧的大前提下，房企的融资规模非但没有缩水，反而实现了攀升，并且创造了历史新高。参考贝壳研究院的统计，2020年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突破万亿，累计约12132亿元人民币，即便累计增幅较2019年同期收窄10%，但其融资规模创造了历史新高，累计同比增长3%。其中，相较之下境内融资规模“更胜一筹”。2020年境内融资规模约7613亿元，同比增加21.3%，境内债券规模占比63%；境外债券规模折合人民币约4519亿元，同比减少18.3%。而按照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房企海外融资金额高达752亿美元，按撰稿时汇率6.4579计算，换算人民币约4856亿元，期间美元汇率持下跌状态。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从房企的融资情况来看，境内融资依然是最为主要的渠道，境外融资的增长更多起到缓解短期偿债压力的作用。与此同时，记者通过查阅2020年房企融资情况的相关报告发现，除了融资规模突破历史最高点以外，大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也都刷新了历史的最低记录。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境内外融资票面利率较2019年均有下降，境内平均票面利率达2015年以来低点。央企、国企的境内平均票面利率为4.08%，非央企、国企性质房企境内平均票面利率5.51%。“融资成本的下降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张波认为，一方面从国外来看，美联储的放水使得国际市场普遍进入到负利率的环境，这是导致房企海外融资成本走低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国内LPR利率走低的趋势，加上为应对疫情，政府在金融侧不断释放流动性的操作，也导致房企融资成本有所走低。债压攀升，融资步伐加快房企一路“过关斩将”拿下融资规模和成本双冠的同时，越来越大的偿债压力也不可小觑。根据贝壳研究院统计，2020年房企债券融资端同比大增28.7%，到期债务规模约9154亿元；2021年到期债务规模（不含2021年将发行的超短期债券）预计将达12448亿元，同比增长36%，历史性突破万亿大关，直达1.2万亿元规模，房企偿债压力也将继续攀升。具体来讲，参考中指研究院的统计，2021年，房地产行业包括海外债券在内的债券偿还总规模将达10909亿元。其中，海外债券偿还规模为4083亿元，公司债券需偿还规模为3744亿元；2022年，房地产行业需偿还规模将回落至7856亿元水平；2023年，这一规模将大致维持在8000亿元水平。也就是说，2021年将是偿债高峰年。面对“三道红线”压顶，“房贷新规”实施，2021年伊始，将进入偿债高峰年的房企，其融资步伐加快，多家房企抢滩融资市场，第一周内融资规模逼近300亿人民币。据观点地产新媒体统计数据，截止2021年1月8日，房企美元融资已经超过70亿美元，而该数据1月6日为45亿美元，短短两天时间内实现飙升。与此同时，通过查阅集团相关公告不难看出，大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再次刷新了企业自身的历史最低记录。其中，正荣地产（06158.HK）发布公告，2021年1月4日，其成功发行4亿美元5年期6.63%绿色优先票据，最终定价较初始价格指引收窄达52个基点，相较于二级市场公允价值为低，进一步降低了该集团融资的成本。龙光集团（03380.HK）发布公告，公司1月6日成功发行3亿美元7年期优先票据，票面年利率4.5%，创下公司境外债年期最长及利率新低记录。世茂集团（00813.HK）发布公告，已成功发行于2031年到期的8.72亿美元优先票据，票据利息将按年利率3.45%计算。此次美元票据创下世茂在境外发债利率最低的新纪录，也是中资民营地产企业有史以来同期限最低利率。除了上述房企以外，禹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当代置业(中国)有限公司、中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旭辉控股集团、建业地产等多家企业也在融资层面有所动作。（排名不分先后）“预计降负债依然是大型品牌房企2021年的重点任务。”张波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当前房企的重中之重还是控制合理的负债水平，“三条红线”加上“两条红杠”，从融资的需求和供应两侧对房地产开发行业形成了全面的把控，不能保持合规的负债水平，未来融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图片来源：微摄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2020年12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 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公布了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请问造成2020年12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是怎样的？ 答：截至2020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165亿美元，较11月末上升380亿美元，升幅为1.2%。 12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市场交易理性有序。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苗进展、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影响，美元指数下跌，非美元货币及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均有上涨。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增加，加上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共同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疫情冲击导致的衍生风险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但我国外汇市场有条件继续保持平稳、均衡运行，外汇储备规模也将总体稳定。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整理，截至12月20日，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规模达63200.38亿元。2020年地方债发行接近收官，专家预计明年新增地方债规模会在3万亿元至3.5万亿元之间。 12月18日，财政部发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对债券发行额度和期限、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债券发行与托管等作出新的部署。《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办法》是为做好明年地方债券发行工作做好必要而充分的政策准备，也是为增强“十四五”时期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的科学性、规范性、指导性和安全性提供更有力的政策保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龙小燕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办法》是对5年以来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修订和提升。《办法》涉及的内容和相关主体的权责利关系更加科学、规范和稳定，《办法》的时效性更加长久，将成为今后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发行管理的制度依据。 张依群认为，从管理角度看，《办法》有以下五大亮点：一是引入债券评级机制，从制度设计上引导和推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质量、管理水平加快提升，更好地维护和增强地方债券的政府信誉度，促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向国际水平、国际标准靠拢。 二是放大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对象范围，为更多合规的外国银行、国际机构参与地方政府债务发行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政策依据，有利于加快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国际化发展步伐。 三是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除了要对债券发行信息进行披露，还要对债券对应的项目信息进行披露，包括项目调整、期限调整等信息报告披露，既体现了债券发行设计和项目安全运行要求，又体现了地方政府债务项目的公益属性，为社会有效参与债券资金和项目监管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是优化债券发行节奏调控，改进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的调控方式，逐步减缓平滑债券发行波动，降低债券还本付息对财政平稳运行的压力，增强财政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是规范债券发行操作流程，明确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相关机构职责，推行债券项目跟踪管理，建立债券技术数据分析指标体系和市场化运行管控体系，更好发挥地方债券的投资、交易、流通、抵押等功能属性。 “明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会在3万亿元至3.5万亿元之间。”张依群表示，从规模角度分析，明年地方政府债券将会出现整体规模适度下降、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结构逐步调整、地区间债券额度分配日趋客观科学等特点，债券发行内外部结构性调整步伐将加快，债券发行规模将会向评级标准更高、项目效率效益更优的地区倾斜，优先兼顾公平的特征更加明显，明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龙小燕表示，多方预计明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谨慎确定，适当调整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规模结构。当前应客观评估减税降费及全球疫情对各级财政的影响，用系统观念，在压缩一般公共支出、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基础上，中央、地方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保持各级财政可持续并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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