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跌入谷底？投机资本沽空不休 热钱泛滥触发监管加码 相比纳斯达克指数迭创新高，美元指数显得相当“落魄”。 截至7月21日20时，美元指数徘徊在95.71附近，盘中一度跌至过去4个月以来最低点95.60。 “显然，美股正与美元呈现极大的背离，这在以往也是不多见的。”一位近期加仓美元空头头寸的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直言。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背离，主要受制于两大因素，一是近日美联储暗示将采取挂钩国债收益率曲线控制的新QE措施，令投资机构一面因货币宽松加码而追涨美股，一面则押注美元指数下跌；二是近期美国疫情“卷土重来”推高了美国科技股涨势，带动纳斯达克指数持续飙涨，但与此同时海外机构却因此持续减持美元资产避险。 上周五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4日当周，投机客的美元净空仓规模增至166.5亿美元，较前一周持续增加21.7亿美元。 “考虑到投机客美元空头持仓规模增加与美元下跌存在着极强的关联性，若美元空头规模持续增加，美元指数还将持续刷新低点。”Invesco Ltd全球市场策略师Kristina Hooper向记者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指数跌跌不休正令新兴市场国家感受到新一轮热钱冲击。 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流入新兴市场的全球资金骤增至321亿美元，较5月份的35亿美元流入额骤增逾9倍，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向人民币资产。 彭博数据则显示，随着美元下跌导致越来越多资金流向新兴市场，Xtrackers Harvest CSI 300中国A股ETF资金流入额将在7月份创下2013年成立以来的最高值。 随着大量资金涌入新兴市场，关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管控热钱的市场传闻日益增加。 一位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型对冲基金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面对新一轮热钱流入，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则考虑引入新型托宾税或无息存款准备金(URR)制度以抬高热钱的资金成本，进而遏制热钱疯狂涌入与本国货币汇率异常飙涨。 沽空美元 “我们正静待美元指数跌破年内低点94.63。”上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直言。目前他所在对冲基金外汇交易组合里，逾25%头寸都被用于沽空美元，达到基金沽空单一货币的持仓上限。 他直言，众多华尔街对冲基金都采取类似的措施，因为大家都认为沽空美元是近期胜算最高的套利交易之一。具体而言，一是疫情卷土重来正导致美国众多地区经济再度停摆，经济基本面不利于美元走强；二是近日美联储前官员耶伦与伯南克均暗示在必要时，美联储应采取挂钩国债收益率曲线控制的新QE措施，令市场预期美元流动性将持续泛滥驱动美元跌跌不休；三是随着越来越多美国大型企业陷入破产重组风波，加之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在0.6%低位徘徊，令大量海外资本继续削减美债资产避险，令美元承受更大的下跌压力。 在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首席研究员明明看来，近期美元下跌还与美国大选选情走势波动密切相关——随着疫情反复导致特朗普连任难度加大，金融市场担心美国总统更替将导致经济政策连续性“受阻”与经济波动加大，纷纷减持美元多头头寸“未雨绸缪”。 一位美国外汇经纪商向记者透露，目前押注美元贬值的最大资本力量，主要还是投机资本与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 前者主要冲着美联储加码QE措施而持续加仓美元空头头寸，后者则担心美国经济复苏前景而有步骤地针对美元资产开展大规模的汇率风险对冲(通过买入看跌美元期权组合对冲手里美元资产的汇率下跌风险)。甚至部分激进的对冲基金买入2020年到期、执行价格在88-89.5的美元看跌期权组合，这意味着他们认为疫情冲击将令美国经济遭遇重创，加之美联储持续加码QE措施，将令美元指数跌至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期间的最低点。 “他们敢于如此看跌美元，还在于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大幅举债数万亿美元，将迫使美国相关部门引导美元大幅下跌以减轻还债压力。”他分析说。 一位欧洲大型资管机构资产配置部门主管向记者透露，鉴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加之美联储持续加码QE措施令资产泡沫风险加大，他们正削减美元资产比例，将资金转而投向欧元、人民币等资产分散配置。 “我们注意到，随着美元趋于下跌，目前越来越多企业都在削减贸易投资收付款环节的美元比例，目前美元在国际支付领域的市场份额已跌至40%，明显低于3月份美元荒期间的44%。”他指出。 新兴市场再遇热钱涌入“烦恼” 美元持续走低，同样触发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新的热钱流入压力。IIF非居民流动最新数据显示，6月新兴市场国家共吸引235亿美元资金流向新兴市场债券。 “7月以来全球资金涌入新兴市场的势头更猛。”Kristina Hooper分析说。一是越来越多投资机构注意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复苏状况明显好于美国，令前者资产的安全性相应提高；二是此前美联储明确表示将在较长时间维持极低利率政策，令新兴市场国家的利差优势进一步扩大。 “其中，逾60%涌入新兴市场的资金都扎堆投向中国人民币资产。”他强调说。毕竟，中国经济复苏状况明显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加之A股估值偏低，中美利差徘徊在年内高点234个基点左右，都驱动大量资金涌入人民币资产淘金。 这也引发全球金融机构对中国加大措施管控热钱涌入的担忧。 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不少海外投资机构一面积极加仓人民币债券与A股，一面则密切关注中国相关部门针对热钱流入的新管控措施动向，包括是否出台新的托宾税，以及借鉴巴西、智利等新兴市场国家做法，对海外资本采取无息存款准备金(URR)制度以抬高热钱的资金成本，达到有效遏制热钱大举流入效果。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对此表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提速，不可避免会吸引部分国际短线投机资本，但若金融市场一涨就担心热钱流入，一跌就炒作热钱流出，那么金融对外开放就“自寻烦恼”，要真正管控热钱无序进出，一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统计，二是提升统计数据的质量，才能真正捕捉到热钱动向“对症下药”。 一位长期跟踪全球热钱流向的对冲基金外汇交易员向记者透露，目前流向人民币资产的海外资本，以长期投资资金居多，其中多数是冲着A股、人民币债券在国际金融指数权重增加而被动增持的指数化资金，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占比并不高。
7月22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跳涨逾200点，收复6.98关口，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在6.97附近波动。截至9点35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6.9743、6.9717。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升144个基点，报6.9718，续刷2020年3月以来最高。 兴业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继续平稳运行，一方面反映出外资可能持币等待下一波段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可能从投资股市切换到投资债市，从而不“急于”购汇。考虑到中国债券收益绝对水平较高、A股整体估值仍有优势，短期资本市场波动对于汇率的影响可控，人民币汇率料延续震荡。
根据教科书的理论，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可通过汇率贬值来缓冲外部冲击，因为汇率贬值后，以本币计价的本国货物价格将更为便宜，从而提振出口。但是，在现实中真的如此吗？疫情引发的“美元荒”下，“汇率贬值是外部冲击吸收器”的理论适用吗？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题为《主导货币和浮动汇率灵活性的限制》（《Dominant Currencies and the Limits of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的博客，提及在美元主导的格局下，即使新兴市场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短期内仍很难完全吸收冲击，“因为企业对其国际销售的定价和融资安排都集中在几种主导货币，尤其是美元，这就是所谓的主导货币定价（Dominantcurrency pricing）和主导货币融资（Dominant currency financing）。” 为此，IMF认为，面对经济冲击，短期内比起依赖浮动汇率来吸收外部冲击，相关国家仍需果断采取其他政策工具来支持经济复苏，例如货币和财政刺激，包括非常规的政策工具。 主导货币定价影响了贸易流对汇率的反应 IMF表示，汇率传统观点的核心假设是企业以本国货币定价，其效果是，当本国货币贬值时，对贸易伙伴来说，该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变得更便宜，从而导致它们的需求增加，即推动出口上升。 同样，当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时，以本国货币计算，进口商品会变得更加昂贵，从而导致消费者减少进口，转而更多购买本国生产的商品。 因此，如果以出口国的货币定价，货币贬值的确可帮助该国经济在负面冲击下复苏。自亚洲金融风暴后，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与美元脱钩，转向了更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IMF也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多数全球贸易都以几种主导货币计价，最主要的就是美元——这一特征被称为主导货币定价或主导货币范式 （Dominant currency paradigm）。事实上，各国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份额远超它们对美国的贸易份额，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如此，鉴于这些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欧元的诞生最初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但此后美元的主导地位基本没有再减弱。IMF表示，其他储备货币发挥的作用也有限。 IMF分析称，在公司定价决策中，美元等主导货币定价的盛行改变了贸易流对汇率的反应，尤其是在短期内。当出口价格以美元或欧元定价时，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并不会使其商品和服务对外国买家来说变得更便宜，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因而不会出现需求增加的情况，因此货币贬值对新兴市场经济的短期提振作用较为有限。 在贸易定价中使用美元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美元走强会对全球贸易产生短期的收缩效应。这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走弱，导致其进口产品（包括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进口产品）的本币价格上升，从而降低了本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主导货币融资冲击进口企业资产负债表 IMF提及，美元主导的特点也体现在企业融资上。当企业用美元融资，在本国货币贬值时，就增加了公司负债相对于收入的价值，从而削弱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也会阻碍公司获得新的融资，因为其偿债能力可能恶化。 不过，这种影响取决于公司收入的货币，即收入是外币还是本国货币。 使用美元或欧元定价和融资的出口企业，由于债务和收入在汇率波动时同步变动，因此汇率的变动得到了自然对冲；但是，进口企业的收入和负债通常是不匹配的，汇率波动对资产负债表带来的影响会限制融资和进口量。 可见，主导货币融资的模式（例如美元融资）往往会放大本国货币贬值对其进口的影响，即美元走强会通过影响进口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从而产生全球性的紧缩效应。 “大封锁”突显美元主导格局的冲击 如今主导货币的话题重新受到关注，正是因为疫情导致今年3月全球市场出现“美元荒”，这大大冲击了金融市场，情况似乎都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霸权”如出一辙——IMF将这场危机称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 面对市场冲击，新兴市场货币此前大幅贬值，但IMF对主导货币的分析表明，新兴市场货币走软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其经济产生实质性的提振效果，因为出口的反应并不会很明显。 IMF也表示，全球资金寻求避险资产也将推动美元走强，而美元进一步升值会导致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下降，因为贸易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价格上升将对进口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影响，导致除了美国以外的各国进口需求下降。 不过，IMF提及，就中期而言，汇率仍可发挥抑制资本外流压力和支持经济复苏的作用，但要在短期内维持国内经济，就需要果断使用其他政策措施，如财政和货币刺激，也包括非常规的政策工具。
美国是否会完全禁止， 或切断我国银行的美元结算呢？目前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要知道，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长期而言有可能，但中短期来说，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 7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此法案是一项美国联邦法律，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制裁手段惩罚所谓“实施恶法、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官员、镇压香港示威者的警察，以及与制裁对象进行业务往来的相关实体”。法案列明，美国国务卿须在法案生效后90天内及未来每年提交报告，列出所谓“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违法《中英联合声明》或《香港基本法》的相关人员和公司；在这之后60天内，财政部长须点名仍与这些相关人员或公司“知情”下有“重大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 因此，任何外国金融机构，包括我国银行及其在海外的子银行和分支机构，如被美国当局发现与被制裁个人或公司“知情”下有“重大交易”，将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市场自然关心我国银行，尤其是其在香港的子银行和分支机构，或称为香港的中资银行，到底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香港自治法案》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措施有10条， 其中最严厉与关键的是两条，即“禁止美国拥有管辖权的、涉及该外国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和“禁止该外国金融机构与任何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转让或支付，只要该转让或支付受美国管辖且涉及该外国金融机构”。 这两条说的就是禁止我国银行的美元结算。而被禁止美元结算对银行是颠覆性的大事，所以我国银行会否被美国禁止美元结算，在多大程度上被禁止美元结算，成为目前市场关心的焦点。 对此要看如何解释和掌握这两条措施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主要在于其中的两个措辞，一是“美国管辖”，范围多宽不明；二是“禁止”，是对所谓违规的特定交易而言，还是对整个银行来说呢，不清楚。但却都是致命性的。如只是在较窄的“美国管辖”范围内对特定交易“禁止”，影响还可控制，但如是在很宽的“美国管辖”范围全面地“禁止”，那么对于我国银行以至于全球金融体系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创与颠覆。 《香港自治法案》是美国的法律，这两个措辞如何定义，这两条措施如何执行，要看美国到底想怎么做。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是否就会完全禁止， 或切断我国银行的美元结算呢？ 目前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太容易。但要知道，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长期而言有可能，但中短期来说，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 这一极端情况意味着美国将和我国彻底撕破脸皮而完全脱钩， 从而世界走向“新冷战”。对此，问题不在于美国政客想不想，而是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承担这样做对自己的反效果和来自于我国的反制裁。 首先，与我国完全脱钩，在对我国经济重创的同时也必然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对此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如果将对对方国家的货物出口与服务出口和在对方国家企业的销售收入都算上的话，虽然结构上不均衡，总量上是大致平衡的，且每年高达8，000 – 10，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中美经贸完全脱钩，中、美两国都将失去如此巨量的产品服务收入。对于异常重视短期经济增长的特朗普和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而言都难以承受由失去这一巨量收入而导致的经济重挫。同时，美国企业是否都会遵从美国政府的意愿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与中国脱钩也是一大疑问。所以从经济角度出发，中短期内不会完全脱钩。完全“禁止”我国银行的美元结算将是中美完全脱钩的最恶一招，若没有作好中美完全脱钩的准备，应该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第二，完全禁止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贸易体的美元结算，对于美元在全球的信誉进而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无疑是一重大打击。被禁止美元结算后，我国将不得不在全球加快人民币结算国际化的步伐，虽进展不会顺利，一下子很难建立起人民币结算的国际体系，但总能拉着一些国家互相进行人民币结算，且这些国家的数目势必日益增加。这样，世界通用的美元将降级成部分国家（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仍是大部分部分国家）通用的美元，且通用的范围日益缩小。美元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是当今美国全球霸权的三大支柱之一（另两大支柱为高科技和军事），失去这一地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是致命性的。因此，对完全禁止我国银行美元结算这一恶招的采用， 美国应会三思而后行。“ 第三，完全禁止我国银行的美元结算，使得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的贸易活动在一段时间大规模停摆，不仅重击我国贸易企业，也重击与我国做贸易的美国企业，还重击与我国做贸易的世界上广大的其它国家企业，将整个地颠覆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并重挫已十分低迷的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美国也许并不在乎这个，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不可能对此沉默。 第四，完全禁止我国银行的美元结算，短期无疑将对我国银行以致整个国家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 但长期而言并不可能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是由其独特的经济及文化、历史因素构建的强劲基本面所决定的， 并不会因为一项外在的因素，不管其是多么有力，而中断。美国如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知道，即使不从经济角度而从政治角度出发不惜一切经济代价地推进中美完全脱钩，包括完全“禁止”我国的美元结算，也达不到其政治目的，因而最终是徒劳的。 第五，如果美国真是完全禁止我国的美元结算，我国的反制裁措施必将同样激烈。被完全“禁止”美元结算等同于敌国待遇，我国绝不会坐以待毙，同样会对美国采取极端的敌国待遇措施。除了全部砍掉上面提到的每年8，000 – 10，000亿美元从我国获得的收入外，必在政治方面也采取全面迎战的姿态。这样做，短期内自然中美两国都深受伤害，长期来说难言谁胜出，美国政府启动全面对抗前应会再三斟酌。还有人担心可能会发展到全面的军事对抗，不过当今这已不可能有赢家，稍具理性的人不会考虑此选项。 第六，除了上述“美国管辖”和“禁止”的模糊性之外，从法案中所提对我国银行制裁的条件为与被制裁个人或公司“知情”下有“重大”交易来看，“知情”与“ 重大“也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进一步留下了余地。而且，法案允许银行被点名后有1年的宽限期与被制裁个人和公司终止交易。这说都明目前美国并未准备走到完全禁止的极端地步。
近期，市场对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是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重要利器”的讨论声不断。 SWIFT是怎样一家机构？它在全球的主要业务究竟是什么？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关联又是什么？ SWIFT仅是报文传输机构，无关清算结算 不少人认为SWIFT是一个受美国控制的跨境支付系统，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跨境支付，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金融制裁的强有力工具。 但事实上，SWIFT并非美资机构，而是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立性国际组织。它也不是支付清算机构，而是一个标准化的报文传输机构，即金融机构间进行金融信息传递的通道，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支付机构之间的信息传输，包括支付指令、信息确认等均是通过SWIFT报文完成。 但是，SWIFT并不对银行账户做任何划拨，对银行账户进行资金划拨的是清算和结算业务，这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系统来完成。例如，在美国，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负责这项工作，而中国则是由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完成跨境结算。 具体而言，CHIPS通过直参行（例如A银行和B银行）在其系统中的账户进行轧差，从而实现该交易的清算结算，即B银行在CHIPS的账户减少应付的资金量，而C银行在CHIPS中的账户增加相应的资金量。 接近SWIFT的人士也对记者表示，SWIFT最大的竞争力是其已经布局的高效的全球网络，但也并非不可取代。SWIFT通过连入其系统的全球200多家代理行网络，传递的是金融报文而非资金。 “有很多人认为SWIFT是一家美国机构，但SWIFT总部位于比利时，遵守比例时和欧盟的法律，美国对其并没有监管权。”上述人士表示，“关键在于，SWIFT在美国本土存在的数据中心是SWIFT受制于美国法律的原因。” 根据SWIFT的治理架构，SWIFT是一家由全球银行共同拥有的合作组织，根据各个国家的报文使用量大小分配各国银行在SWIFT董事会的名额，但总额不超过25人，每个国家不超过2家银行的2名代表，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法国的法巴银行，英国的劳埃德银行，中国银行在上述25席之列，以代表各自国家的SWIFT用户的利益，尤其是对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做出决定。 问题的本质仍在于美元霸权 事实上，美元才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根源。截至2019年12月，SWIFT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为42.2%（几乎等于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总和）。 这样的绝对主导地位为美国实施金融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只要美国决心制裁某个国家或者机构，可以直接掐断该（国）金融机构（或其对应的美元代理行）与美元跨境结算系统（CHIPS）的连接，从而使其不能进行任何美元相关的交易。 此外，市场上存在一种误解——SWIFT是中国CIPS的竞争对手，而CIPS是中国央行建立的旨在绕开SWIFT进行跨境支付的替代机构。事实上，根据CIPS官网，CIPS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从定位上可以清晰的看出，CIPS与美国的CHIPS功能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CHIPS处理的是美元，而CIPS进行的是人民币跨境业务的清算和结算，SWIFT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是报文服务。 SWIFT和CIPS已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服务的效率，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经历了3月的“美元荒”，市场普遍认为应进一步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多元货币体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近期表示，“美元荒实则再次凸显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反而进一步强化。因此，早在2008年各界就讨论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如今建立多元货币体系的紧迫性因疫情而进一步突出。 “在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兴起的情况下，美国的内构倾向似乎变得更加明显，这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王信认为，目前各界都忙于应对疫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不多，“但至少在我看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变得更加迫切，但是相关的动力和能力似乎在下降。”
一、黄金基本面 咖米科技分析师吴佳栋先生注意到：根据白银协会（Silver Institute）最近的一份报告，截至6月30日，全球白银交易所交易产品（ETPs）的白银持有量达到“9.25亿盎司的历史新高，大约相当于14个月的白银供应量。”报告称，ETP在2020年上半年的增长为1.96亿盎司，“轻松超越” 2009年创下的最高年增长1.49亿盎司。 工业需求方面，白银价格也受益于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工厂重开。银在制造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电池板、医疗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等方面有广泛的工业应用。因此，当经济增长加速时，价格通常会上涨，这是白银和黄金的关键区别。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大宗商品策略师Michael Widmer表示：“商业需求和投资者需求是飞行的两个引擎。这将推高白银价格。” 荷兰银行（ABN Amro Bank）资深贵金属策略师Georgette Boele说，随着金价稳步走高，一些投资者转而买入白银。他预计银价今年年底将略高于目前水平，达到20美元/盎司，但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出现波动。“它比黄金的波动更不稳定，”他说。“白银市场要小得多，所以当你采取行动时，它对市场的影响通常会更大。” 供给方面，公共卫生事件还扰乱了世界主要产银地区拉丁美洲的矿山，这进一步推高了白银价格。这也使得向需求旺盛的地区运输白银变得困难。上周由于员工中爆发了公共卫生事件，总部位于伦敦的Hochschild Mining PLC停止了其位于秘鲁南部的Inmaculada金银矿的运营。但Boele表示，世界并不存在白银耗尽的危险。与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大量生产的钯或铂不同，白银在拉丁美洲以及中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都有开采。 二、黄金技术面 1、长期分析 咖米科技分析师吴佳栋认为；日线图显示，近日来金价1670.65-1765.00区间波动，有再次试探1795.70的可能，建议近期保持区间交易为主。 2、日内操作建议 咖米科技分析师吴佳栋建议；建议以1793.70为多空分水线，当价格在分水线上方时做多，目标看1813.25美元附近，止损在1793.70美元下方10美元处。当价格在分水线下方时做空，目标看1775.25美元附近，止损1793.70美元上方10美元处。交易建议，仅供参考！ 三、原油基本面 咖米科技分析师吴佳栋先生注意到：由于国际能源署（IEA）上调2020年原油需求预测、公共卫生事件疫苗取得积极进展，以及美国原油活跃钻机数降至历史新低，国际油价上周五受此多重利好因素推高，美油和布油分别站上40和43美元关口。不过，公共卫生事件仍在蔓延，以及OPEC+减产规模可能下降的预期，令油价上行空间受抑。截止美国收盘，美国WTI原油8月期货收涨0.87美元，或2.2%，报40.49美元/桶，最高触及40.75美元/桶，最低跌至38.52美元/桶；布伦特原油9月期货收涨0.82美元，或1.94%，报43.12美元/桶，盘中最高触及43.39美元/桶，最低跌至41.29美元/桶。 国际能源机构（IEA）在周五发布的备受关注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上调了其对2020年石油需求的预测，但警告称，公共卫生事件的蔓延对前景构成了风险。IEA表示，2020年第二季度的需求下降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2020年的石油日需求量预计为9210万桶，较上月增加40万桶；6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240万桶/天，至8690万桶/天的9年低点；原油浮动储存量从5月份的历史高点下降3490万桶，至1.764亿桶。 与此同时，亚洲经济活动仍在加速，加之美国可能出台进一步刺激措施的预期，令原油多头保持乐观。此外，备受推崇的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在临床试验中获得了进一步的积极结果，也为风险情绪提供了额外的支持。吉利德科学称，瑞德西韦将公共卫生事件死亡风险降低62%，这帮助减轻了市场对美国包括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等地死亡人数创新高，以及亚洲出现第二波公共卫生事件的担忧。 此外，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0日当周，石油钻井总数减少4座至181座，连续十七周减少，连续第十周创历史新低；天然气钻井总数减少1座，至75座；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平台总数减少5座至258座，比去年同期减少了700座。数据公布后，原油和布油延续盘中反弹走势。 四、原油技术面 1、长线分析 咖米科技分析师吴佳栋认为；从技术图形上看，近日来价格上破重要32.20阻力位置，上方重要阻力在42.00附近，目前价格正处在32.00-42.00区间震荡，近期建议区间交易。 2、日内交易建议 咖米科技分析师吴佳栋建议： 建议以39.85为多空分水线，当价格在分水线下方时做空，目标看38.70美元附近，止损在39.85美元上方10美元处。当价格在分水线上方时做多，目标看40.85美元附近，止损39.85美元下方10美元处。交易建议，仅供参考！
“去中国化”甚嚣尘上 应对美元霸权威胁不必紧张 美国近期在贸易、科技领域发起的诸多摩擦，以及在金融领域出台限制性措施的潜在风险的上升，让市场开始关注未来争端向金融领域延伸的可能性。年初以来，针对美联储在疫情期间与诸多外国央行建立货币互换机制但未与中国央行合作，有学者提醒要警惕世界金融“去中国化”。不过，从市场的反应看，更多关注的是未来美国究竟是否会利用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对中国切断进入美元支付清算系统。 综合多位受访的资深金融人士的观点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也是金融大国，从理性角度，世界金融很难、也不应该“去中国化”。缺乏中国参与，世界将失去巨大的现实商业利益和发展潜力。从过去的经验看，美国金融制裁一般会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通过持续博弈来实现制裁目的，不太可能直接动用诸如阻断被制裁对象的美元国际收付，甚至要求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除名等极限制裁方式。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上周表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有非常好的投资价值，今年以来，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股票和债券的规模增速呈两位数增长；同时，尽管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全球的直接投资总体低迷，但上半年中国利用外资达到了4722亿元，二季度增长8.4%，这是非常可喜的成绩。境外资金中长期增持人民币资产的格局没有变。 不必对世界金融“去中国化”过于紧张 前不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关于世界金融“去中国化”的观点广受关注。他认为，建立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步伐从未停止，甚至有加快之势。今年3月，受疫情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影响，美联储在已有的美元互换工具基础上，与多国央行建立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进一步加码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但这一轮货币互换安排并未包含中国央行。李扬以此为例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一个以美元为核心、明确排除人民币、联合各主要经济体的新国际货币金融网络已呈雏形，美元借助“美元荒”的蔓延，进一步巩固甚至提升了其国际地位。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互换是双边国家间的流动性安排，主要用于应对紧急的流动性紧缺。为应对金融动荡下的全球美元荒，美国近些年有两轮大范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一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次则是这次的疫情冲击。我国持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且最早实现经济的恢复，金融市场相对稳健，并没有出现美元流动性紧张状况。因此，并没有特别的必要与美国签订主要应对准危机状态的国家间流动性供给方式——货币互换，也不宜仅根据此就得出世界金融“去中国化”倾向。当然，从提醒的角度则无可厚非，但不必过于紧张。 陈道富进一步表示，金融因连接和流动而发展壮大，因相互信任相互依赖而具有功能和影响力。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统一市场，更能发挥金融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因此，从金融内在发展逻辑角度，并没有动力将某个大国剥离“去化”。 “当然，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国家利用其掌握的金融影响力，以损害体系长远利益为代价实现特定目的，但大概率会采取‘定点袭击’方式，以国际社会可接受的理念，在一定时期通过特定方式控制在特定领域和特定对象，应不会过度泛化。”陈道富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从理性角度，世界金融很难、也不应该“去中国化”。缺乏中国参与，所谓的“世界金融”将隐含巨大的代表性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失去巨大的现实商业利益和发展潜力。 被SWIFT除名概率极低 从过去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过的金融制裁措施看，美国可能出手的“牌”通常有迹可循。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对记者介绍，金融制裁主要通过阻碍资金流动来使受制裁国承受经济及政治压力，常用方式主要为冻结在美资产、限制国际投融资、切断美元获取能力等。 在上述美国常用的金融制裁招数中，市场最关注的莫过于未来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切断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特别是近期有关内地或香港是否存在被SWIFT除名的可能性。 SWIFT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收付电文传送与交换处理体系，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支付结算信息传输服务，是最重要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础设施。 作为中国大陆首位SWIFT董事，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近日就解释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各国自己主导的，主要运行本国货币的资金清算体系，如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二是各国统一共享的国际收付电讯运行体系，如SWIFT。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SWIFT只是国际收付体系中的电讯通道，它还必须与各国的资金账户清算体系连接，真正将资金从付款方账户转到收款方账户，才能完成国际收付清算，形成完整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对该组织有较大影响力，但仍无法形成“一言堂”，鉴于我国的经济金融规模，被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 陈道富表示，美国应不会也不能全面切断与世界有紧密联系大国的美元支付清算体系。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全球，世界已不是需不需要中国，而是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问题。全面切断与中国的美元支付清算体系，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崩溃。这种后果谁也不愿意轻易面对和承担。 “中国是SWIFT重要的增量市场和收入来源，SWIFT高度重视，继荷兰、美国之后，于1994在香港设立第三个支持中心。美国对该组织有较大影响力，特别是2001年反恐中获得调取‘与恐怖活动有关’的金融交易和资金流通信息，但仍无法形成‘一言堂’。”陈道富称，除非美国能引导全世界主要国家认定应全面制裁，如对伊朗等国家，否则无法考虑采用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方式。即使到了可以制裁的程度，美国也无法以自身意志逼迫SWIFT全面切断支付体系，如对俄罗斯。考虑到我国经济规模和世界联系远远超过俄罗斯，被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 王一峰也表示，从美国金融制裁的程度来看，有罚没或冻结在美资产、限定特定对象美元交易等多重方式，切断SWIFT属于极限手段，不太会直接使用。金融制裁同样有成本，过多使用金融制裁会弱化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美国要将整个香港完全‘踢出’SWIFT，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目前属于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与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在港拥有巨大的经贸与金融利益，将香港踢出SWIFT，不仅中资机构和香港会受到影响，所有在香港的国际机构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王永利称。 防患未然 中国能做什么？ 虽然内地或香港被SWIFT除名可能性极低，但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实施其他限制性措施的风险依然存在，防患于未然必不可少。 “美国目前仍谨慎采取针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制裁，往往是在认为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和重大损害时，借助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发起，或由总统启动紧急状况签署总统令推动的。但以美元霸权和支付清算体系为主要手段的隔离式和单点式的‘聪明制裁’，运用得更加频繁。”陈道富称，我国近些年的部分金融机构和实体，因牵涉美国制裁对象国和项目，被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实施次级制裁，主要以罚款为主，这种情景仍是我国需要防范的重点。就支付清算和美元汇兑交易，比较有可能的，是美国借助“三反”和“长臂管辖”，对特定机构或特定对象限制使用SWIFT系统。 因此，陈道富建议，有关主体应动态、及时掌握美国制裁清单，做好规避和业务隔离，在法律上应尽快增加涉外条款，考虑类似欧盟的阻断立法等。 据悉，阻断法是某一司法管辖区用于阻止外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在其境内生效的法律，专门用于应对域外管辖。欧盟制定的阻断法，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不承认美国法律对于本国企业的适用性，通过立法的方式打破美国单边制裁的有效性，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在海内外的合法经营权益。 “阻断法可能无法完全应对域外管辖的风险，但是，可以给相关企业、机构提供一种缓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金融制裁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的损害程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郑联盛曾表示。 同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完善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是被不少业内人士看作应对美元霸权、防范世界金融“去中国化”的主要应对手段。不过，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拥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和巨额国际贸易，增长潜力大、韧性足，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具备进一步国际化的基础。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有其必要性。但是要顺势而为，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强推国际化，这样最后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周景彤建议，下一步，应进一步扩大与我国签订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数量，加快布局和推进人民币贸易与投资结算。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系统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石油期货市场的发展和CIPS的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进口市场的优势，积极扩大与贸易对手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 陈道富表示，2008年以来各国都体会到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弱对美元和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依赖。实际上，SWIFT系统是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以银行账户为基础，通过电文实现银行间信息传输。近几十年来，跨境支付系统有了多维度发展，一是发展了以银行卡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主要有VISA、MASTER和银联。二是以电子钱包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如支付宝、微信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电子钱包标准对接，实现跨境合作。三是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甚至是单币种的跨境支付尝试，如比特币、LIBRA等。 “未来的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已呈现多维发展，是有可能出现不同维度之间的替代和竞争的。我国宜积极推动多元跨境支付体系的发展，在完善CIPS建设的基础上，更好发挥基于卡、电子钱包和区块链的跨境支付体系的作用。”陈道富称。 郑联盛则建议中国应当借鉴欧洲经验，考虑构建一个“备份”支付清算体系。他曾表示，2019年1月，英国、法国和德国宣布建立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这是一个以迂回方式来与伊朗或其他经济体进行交易的系统，也是一个备份系统，此系统的开启主要是对美国将SWIFT等全球金融公共基础设施予以私用的一种应对。中国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尤其是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能源、粮食、矿产、基础原材料等的经贸交易、支付、清算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 此外，不少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要“苦练内功”，坚定深化经济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提升内外市场一体化水平，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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