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审时度势作出的历史性战略决策。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标志着这项重大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一、深刻认识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我们深切领会到党中央决定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一，这是探索和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选择。回望改革开放40年，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从货物贸易向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逐步展开；开放平台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向自贸试验区逐渐扩大；开放范围由经济特区向沿海沿边开放，再到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深入推进。开放每前进一步，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发展。今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时俱进地推进开放至关重要。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通过学习借鉴国际知名自由贸易港先进经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制度体系，有利于为我国更深层次地适应和运用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 第二，这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政策创新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重大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都有可能面临“险滩”。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动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深入推进改革完善这些制度。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重要的试验田。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就是要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打破现有的观念束缚、政策障碍和利益藩篱，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第三，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海南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如何在保护好海南这一中华民族四季花园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带来金山银山，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就是要推动海南将生态优势和开放优势相融合，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和创新经验，打造包括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在内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集聚区，形成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典型示范。 第四，这是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内顾倾向不断抬头，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政府将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开放合作、普惠共赢，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有序发展。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就是要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快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二、准确把握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方向、目标和要求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既没有先例可循，又不能简单照搬西方自由贸易港发展模式。要全面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好《总体方案》的总要求，确保方向不偏、路子不歪、健康发展。 一要坚持中国特色，把好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国际上典型的自由贸易港，基本都采用西方现行制度。海南自由贸易港既要具备自由贸易港的基本要素，更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遵循社会主义制度。要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基本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绝不能逾越“红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对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二要坚持海南实际，把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路径。海南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偏离国际主航线，自身缺乏足够的发展腹地，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加工贸易。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必须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优势，紧密结合海南的资源条件和现实基础，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全球高端生产要素，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系，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 三要坚持先立后破，把握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原则。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本身是一个改革的过程，需要对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才等多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进行创新，每一步都涉及到突破旧观念、旧体制。在改革过程中，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在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没有出台前，原有的要继续执行，避免出现空档期，确保改革有条不紊、工作平稳有序。同时，打破原有体制也必须在法治轨道实施，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四要坚持在“管得住”的基础上再“放得开”，把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安全屏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出现一定风险是正常的，但不能出现重大风险，更不能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管就死”的怪圈。自由贸易港中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其底线就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因此，“管”的能力和“放”的空间是成正比的。要在实施重大政策之前，开展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及时查堵监管漏洞，扎紧制度“篱笆”。要以法治手段、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等多元化的手段代替单一行政命令式的监管，精准提高“管”的能力。 五要坚持分步骤分阶段，把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节奏。从现实情况看，自由贸易港需要有大流量的经济活动支撑，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与积累才实现的。目前，海南经济体量较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不足，短期内难以一蹴而就，建成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必须久久为功、循序渐进，既“慢不得”，也“急不得”。《总体方案》提出，分两个阶段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5年前，要着力打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落实政策早期安排，为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实施全岛封关运作做好准备；2035年前，要全面推进各项政策落地，实现各类要素便捷高效流动，基本形成成熟的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只有统筹安排好开放节奏和进度，才能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 三、切实抓好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任务 《总体方案》明确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分步骤分阶段安排，既是“路线图”，也是“施工图”。要紧紧围绕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步步为营、扎实推进，不断推动《总体方案》部署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地实施、产生实效。 在实施贸易自由便利方面。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货物贸易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贸易是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创新海关监管，逐步在全岛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货物进出境管理制度，实现境外货物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自由便利。要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依法合规推动跨境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在实施投资自由便利方面。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是加快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要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准入，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严格落实“非禁即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要创新完善投资自由制度，推动落实企业设立、经营、注销和破产等各个环节的便利化政策。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力。 在实施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资金自由便利进出是国际自由贸易港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条件。要以国内现有本外币账户和自由贸易账户为基础，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海南金融对外开放的基础平台。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实行更加便利的跨境投融资政策，支持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实施。 在实施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方面。自由便利的人员进出政策是吸引国际各类人才的重要手段。要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人员自由进出限制，实施更加便利的免签入境措施。要加快推动人才服务管理制度便利化改革，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在实施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方面。高效开放的运输政策是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支撑。要以建设“中国洋浦港”船籍港为契机，加快洋浦开发开放，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要进一步放宽空域管制与航路航权限制，试点开放第七航权，鼓励国内外航空公司增加运力投放。要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内地其他地区间运输、通关能力建设，提升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水平。 在实施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方面。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先导力量，实现数据充分汇聚和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稳步发展的战略需要。要有序扩大通信资源和业务开放，探索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积极培育发展数字经济。要创新制度设计，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探索形成既能便利数据流动又能保障安全的有效机制。 在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方面。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是更好吸引全球贸易和投资，增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要积极创造条件，有序推进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政策，逐步优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策。要结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探索推进简化税制。要强化偷漏税风险识别，严格税收征管，防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避免成为“避税天堂”。 在实施有力有效的制度保障方面。为确保《总体方案》顺利实施，必须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健全完善法治制度，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体系。要建立以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营造国际一流的法治环境。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涉及面广、任务量大，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强化“中央统筹、部门支持、省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强化责任担当，积极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充分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打造制度创新的新高地。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注重政策统筹，使各方面创新举措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努力形成政策合力。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汇聚形成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强大力量。(何立峰)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 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de jure）和事实意义（de facto）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本文原发于《中国外汇》圆桌讨论的访谈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日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五个方面提出了26条具体措施。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指出，该《意见》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力度，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的当下，显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毫不动摇。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也指出，这是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经济全球化风雨飘摇之际，中国政府向世界亮出的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又一个鲜明姿态。 据了解，自2019年2月国务院批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一行两会组织有关机构在大湾区内开展金融改革开放多项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解决了许多操作性的障碍，为《意见》的全面落实提供了基础。比如，《意见》共推出45条各项措施中约30条已经开展过试点或部分落实，占到总体措施的约70%。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在许多领域提出了加速资本项目开放的具体措施。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绿金委）主任马骏表示，《意见》标志着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的加速。沈建光也指出，《意见》在人民币国际化、港澳与内地相互开放、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顺应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现实需要，显示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决心又进一步。 例如，《意见》提出“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支持大湾区内地居民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及港澳居民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马骏指出，此前一周央行、外汇局宣布取消QFII额度限制，现在又决定在大湾区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表明我国已经明显强化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定价机制，提升了用弹性汇率自动平衡国际收支的能力，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正在加速。 《意见》提出，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允许跨国企业在资金池内实现本外币按需兑换。马骏表示，该措施令跨国企业资金调拨方式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营商环境优化，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意见》的重要政策指向。《意见》提出在人民币境外流通、清算、兑换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政策措施：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合作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支持港澳保险公司依法取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逐步开放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参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推动人民币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便利流通和兑换。这些措施都使得资本项目开放更上一个平台。 此外，《意见》还提出了支持内地银行向港澳地区的机构或项目发放跨境贷款、开展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允许港澳机构通过QFLP在大湾区参与设立PE和VC基金等措施。马骏表示，这些都属于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举措，一旦取得好的经验，就可以在全国许多地方推开。 对已经落地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意见》进行优化完善，特别提出要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同时就可能出现的资金流通风险，《意见》强调根据收支形势适时逆周期调节，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这些举措释放出了进一步减少外商投资限制、加大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重要信号，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一个反击。”沈建光说，随着《意见》推出的更多金融开放政策的加速落地，未来将为中国金融开放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经验。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 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de jure）和事实意义（de facto）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本文原发于《中国外汇》圆桌讨论的访谈内容
金融委办公室近日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提及两条对外开放措施，包括推动信用评级行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细化熊猫债发行规则、稳步推动熊猫债市场发展。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当前进一步推行金融开放，对于加强逆周期调控和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金融开放无疑可以起到“鲶鱼效应”。这会促进金融服务的有效竞争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提高金融体系本身的稳健和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应，为中国经济的率先修复企稳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 近两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有序扩大，银行、证券、保险及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推出的一系列开放措施绝大多数已经落地，不少外资机构已经获准实现对相关金融机构的控股，或进入中国市场实际开展业务。同时，金融市场开放举措受到国际普遍欢迎，A股、债市均纳入国际主要指数。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表示，此次金融委提及的评级市场开放和熊猫债市场发展是双向的开放举措。“开放有两层含义，一是把要素流动的渠道，这一点在过去两年已经做了很多；二是标准的互联互通，这样境外投资人的跨境投资会更加畅通。这次的开放措施更多是第二种开放，属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 信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是我国金融业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投资者债券配置规模持续稳步增加，对评级服务的需求也进一步多样化，中国评级行业也亟需借鉴国际评级机构的宝贵经验，通过良性竞争促进评级质量改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惠誉先后于2019年1月、2020年5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新理念和新技术，可以增强我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公平竞争意识，提升我国信用评级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专家指出，在引进国际先进同行的同时，也要引入国内优质资源，尤其是引入民营资本和金融科技头部企业进入信用评级市场，有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技术，推动我国信用评级业高质量发展。 引进来的同时也要走出去。近年来，本土评级机构风险识别能力不断增强，一些本土评级机构逐渐获得市场机构的认可。境内评级机构通过在境外设立子公司、参加国际协会、与境外机构开展交流合作等形式积极探索国际业务，积累了一定经验。专家指出，当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进，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活动日益繁荣，境内评级机构应当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走出国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伴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 据了解，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协同做好评级领域对外开放工作，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内外资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开展债券评级业务，不断扩大评级机构的债券评级业务范围，鼓励境内评级机构走出去开展国际业务，提升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中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 熊猫债市场方面，截至目前，共有11家国际开发机构或外国政府类机构在协会注册发行熊猫债，注册额度664.6亿元，发行量共计209.6亿元。 为促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规范境外机构债券发行，人民银行、财政部于2018年9月联合发布《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制定《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试行）》，已于2019年1月发布实施。该指引对境外非金融企业发行熊猫债的注册发行流程、信息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做了具体规定，有利于促进境内外规则惯例接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提升市场透明度，夯实银行间市场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 为促进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熊猫债业务规范化发展，提升银行间市场开放水平，人民银行正在指导交易商协会制定《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债券业务指引》。据了解，指引将进一步明确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债券注册发行流程、信息披露、中介机构管理等事项。
屠光绍表示，“更高水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开放，要不断拓展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加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其次是制度开放，要更多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制度，引用国际通行的做法，让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接轨；再者是系统开放，系统配套的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从“六稳”到“六保”，外贸外资工作着力点发生了微妙转变。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是最近发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多位代表委员就稳外资外贸基本盘提出相关建议。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表示，“更高水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开放，要不断拓展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加大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其次是制度开放，要更多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制度，引用国际通行的做法，让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接轨；再者是系统开放，系统配套的开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效果。 外贸外资形势面临变化 对外贸的担忧主要是因为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外需减少，产业链受到影响，导致进出口疲弱。此外，关于外资重新考虑供应链布局的讨论出现，引发市场担忧。近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回应，尽管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但并不存在大规模外资撤离的情况，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没有变，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在华长期经营发展的信心没有变。 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产业链的问题，我们要关注、要关心，但是不要把它过分政治化。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家都会有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可能一个人会拿出一个案例讲，某某产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但是每天也都还有很多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最近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大约有40%的外资企业表示近期还要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区副主席蒋颖就该问题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表示，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的调查，只有不到一成的外资企业认为疫情加速了转移步伐，更多企业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然发生变化，依然对投资中国充满信心。 但疫情全球蔓延给中国稳外贸和稳外资带来的严峻挑战不容忽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分析，当前，中国稳外贸形势出现了新变化：一是中西部的加工贸易在上升。二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仍是中国稳外贸强有力的关键支撑力。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前4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43.2%，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根本性支撑力；外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比重的39.6%，持续担当骨干力量。三是跨境电商成为中国稳外贸的一个新业态。 沈国兵认为，稳外资同样面临新变化。第一，美国等强化出口管制和实施直接贸易限制措施对跨国企业投资中国将产生抑制效应。第二，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跨国企业国际生产链和产业链部分断裂和停摆，给中国稳外资带来了破坏效应。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囿于疫情蔓延造成的部分国际生产链和产业链断裂，很可能处于观望状态，甚至取消原先的投资计划项目。 复杂多变的环境对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基础上，更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增强外商投资信心 蒋颖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产业集中度、供应链效率、劳动力素质和市场潜力等方面，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中国拥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全部工业种类，能够满足简单行业和复杂领域全品类的生产。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必将有更多创新技术和应用场景涌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介绍，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多国暴发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持续复杂多变背景下，加大对稳外贸的融资支持，银行、保险、企业、政府充分发挥各自作用，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抓紧复产复工，银行保险机构要提供及时高效的金融服务，政府要围绕企业需求提供有效政策支持保障，政银企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 考虑到上述种种优势，蒋颖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稳住现有外资，吸引更多外资。 蒋颖建议，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应该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创设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其次，在政策措施领域，应该保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在疫情期间进行的调查，所有应答企业均表示自己平等享受到了各类财税支持政策，缓解了经营压力，对中国政府的复工复产政策措施表示了积极肯定。疫情过后，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时，应继续坚持“三公”原则，避免出现内外资企业商品和服务差别对待的现象。 在“稳外资”的同时，也要注重“引外资”。蒋颖对此的建议是以公平开放的市场“引外资”。 “放宽市场准入将激励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并逐步取消部分行业外商投资股比限制，坚定外资投资信心。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特别是金融、医疗、教育等与新经济密切关联的领域，尽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对于现阶段还不能全面放开的行业，应充分利用18个自贸区等先行先试平台，赋予其更大的改革创新自主权，发挥引外资示范作用。”蒋颖表示。 屠光绍则建议，积极吸引境外资金入市，通过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国际金融机构长期留在中国。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更好满足海外资金资产配置需求。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不断打出，使外商投资信心不断增强。从2019年开始，中国连续发布实施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国务院稳外资20条等一系列法规政策。今年以来，稳外资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2月18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3月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稳外资11条”；4月1日，商务部提出全力支持外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24条措施。 实际上，稳外资工作近期已取得了显著效果。根据商务部数据，今年4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703.6亿元，同比增长11.8%。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近日表示，广大外贸企业争先作为，抓住时机抢订单抢出口，积极开拓市场。 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渡难关、保市场、保订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积极扩大进口，全力以赴稳外贸。
说起金融实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实力不容小觑。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n集团共同编制的“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我国排名前5位的金融中心分别是上海、香港、北京、深圳、广州。从粤港澳大湾区的维度看，共有香港、深圳、广州3个城市跻身前20强，占全国总量3/5，由此可一窥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实力。而在大湾区诸多优势产业中，金融是促进各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嗅觉灵敏”的银行已抢先一步。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意见》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5个方面提出26条具体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开放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成为关键词。 记者梳理发现，《意见》第十七、十八、十九条中的大部分内容几乎都是关于金融进一步有序开放试点的安排，诸如探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保险公司在广东自贸区设立经营机构，支持境外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等。 对于金融业对外开放，在2018年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后，现在又按下了加速键。早在2018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龙头城市之一的广州，就发布了关于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金融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意见，在外资准入及股比方面，广州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在广州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等。 如今，不少外资机构早已敏锐嗅到了粤港澳金融发展的机会，恒生银行（港股00011）、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外资行已在积极布局大湾区相关项目。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合伙人黄凯婷表示，扩大银行业开放的相关措施其实也是配合整个《意见》而推出，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意见》的出台首先会推动资金的流动，也会推动更多金融产品的发展，银行的客户群也会随之扩大，而且客户群将着眼于整个大湾区。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对于产品的选择性会更丰富；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境外的银行还是大湾区内的银行，客户群会更加广阔，也有更大的空间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加强银行之间的合作。 那么，内地银行业会迎来哪些机遇？黄凯婷表示，内地银行自身的金融产品可以拓展到大湾区内的其他地方，内地银行本身拥有先天优势，尤其是自身的网络非常强大，网点数量和品牌的优势明显，内地银行可以利用这些优势与其他跨境金融机构合作，拓展新的业务。开放更多的便利性后，内地银行客户自身的产品需求也会增加，这些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之后，相关的产品也可以反过来支持自身客户的需求。所以，《意见》的出台和实施会给内地银行业带来很多机遇。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广东处于中国开放前沿，《意见》实施有利于推动广东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引领全国开放。《意见》给出了深化金融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扩大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的范围和持股比例，包括但不限于外资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理财公司、证券公司等；持股比例也充分体现了深化开放的态度，既可以是外资控股，又可以是不设外资持股上限。在疫情叠加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情况下，中国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平台推出系列重大政策，向全世界发出了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的重大信号。此外，有受访业界人士总结道，这一次央行决定开放外资参股银行理财子公司，其实就是踩准了居民资产配置全球化的当口，也是金融进一步有序开放的试点。 “开放”成为关键词，但对银行业而言，不可避免将加剧竞争。对此，黄凯婷表示，支持境外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得到落实之后，银行之间的竞争势必将加大，但竞争也是好事，可以推动市场加快更好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客户群及产品种类扩大后，如何更有效进行客户评估和风险管理，以及了解客户需求，将给银行带来一些挑战。此外，如何善用科技力量来协助银行应对风险，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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