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全球汽车行业正面临百年大变局，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是落实这一战略的有力保障。2015年至2019年我国充电桩保有量从6.6万台增加到121.9万台，同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从42万辆增加到381万辆，对应车桩比从2015年6.4：1下降到2019年3.1：1，充电配套有所改善。 我们在2月28日发布《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引发市场对“新基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随后央视新闻将充电桩列为七大新基建领域之一，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充电桩列入新基建重要抓手。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前景广阔。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私人充电桩保有量预计达到12800-24500万台，总充电量达480-820TWh；全球公共充电桩保有量预计达1000-2000万台，总充电量达70-124TWh。假设国内市场占全球充电桩市场的份额为40%，那么2020至2030年国内充电桩设备和服务市场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有望成为新基建的重要抓手之一。 尽管潜力巨大，但目前行业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1）私人建桩少：截止到2019年12月，我国私人充电桩保有量仅70.3万台，目标完成率不足17%；2）公共充电难：2019年新能源汽车用户十大热门城市中，35.94%的公共充电桩停车位被燃油车占领、20.65%的公共充电桩发生故障；即使不考虑等待时间，2019年北京市电动车用户单笔使用公共快充桩充电时长达1.32h、公共慢充桩充电时长5.09小时；3）充电存在安全隐患：从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底，国家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平台监测和统计的新能源车辆事故共计113起，在着火事故车辆中，处于充电状态、充满电后静置状态最容易发生着火事故，分别占比38%和24%。 我们建议：1）由中央负责顶层设计，制定面向2030年的充电桩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给予市场明确指引；2）地方因城施策给予充电桩补贴；3）协调多方力量、鼓励以合资形式成立充电桩运营公司；4）加快智能有序充电试点，总结经验进行全国推广；5）加快充电桩标准体系建设，改善充电桩故障率高、充电安全隐患等问题。 目录 1 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1.1 充电基础设施成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潜在市场超千亿 1.2 私人充电桩建设提速，增速高于公共充电桩 1.3 二三线城市充电桩建设加快 1.4 国企、民营等多类主体参与建设经营，行业集中度高 2 充电桩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私人建桩率低、公共充电难 2.1 私人桩：目标完成率不到20% 2.2 公共桩：充电桩不可用、充电时间长、存在安全隐患、利用率低问题亟待解决 2.2.1 燃油车占位多、故障率高导致部分公共充电桩不能用 2.2.2 公共充电耗时长 2.2.3 充电引发着火事故占比高、电池在高SOC状态下安全性变差 2.2.4 充电利用率低、运营商持续亏损、建桩积极性弱 3 展望与建议：推广智能有序充电，建设充电桩网络共享平台，积极探索新型商业模式 3.1 行业格局展望：未来将以智能有序私人充电为主、大功率公共快充为辅、换电模式作为细分市场补充 3.1.1 私人领域：智能有序充电可降低电网冲击、减少电网改造 3.1.2 公共领域：大功率充电是未来趋势 3.1.3 细分市场：换电站增加迅速、更适合标准化程度高、对运营效率要求高等场景 3.2 产业赋能展望：充电桩将成为汽车数据端口，数据前景广阔。 3.3 政策建议：中央负责顶层设计、地方因城施策、加快智能有序充电试点、完善充电标准体系 正文 1 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1.1充电基础设施成新基建七大领域之一，潜在市场超千亿 充电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升。从2009年“十城千辆”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开始，我国定下“中央补贴新能源汽车，地方补助充电设施”的政策基调。2014年11月，工信部发布《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奖励的通知》，按照推广新能源汽车数量，分档给予地方充电设施补助奖励。2019年3月，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明确未来“补贴将从新能源汽车购置转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近期央视新闻将充电桩列为七大新基建领域之一，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关注度、支持度不断提升。 2019年中国充电桩保有量超100万，车桩比达3.1：1。充电桩作为电动汽车的重要配套，有力地支撑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据中国充电联盟披露，我国充电桩保有量从2015年6.6万台增加到2019年121.9万台，年复合增速107.3%；据公安部披露，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从2015年42万辆，增加到2019年381万辆，年复合增速73.5%；对应车桩比从2015年6.4：1下降到2019年3.1：1，充电配套有所改善。 2019年5月国际能源署IEA发布《Global EV Outlook 2019》报告，并对2030年全球充电桩规模作出预测：基于各国最新政策（NPS）及EV30组织（EV30@30）国家政策两种情形，到2030年全球私人充电桩预计保有量分别达12800/24500万台，总充电功率达1000/1800GW，总充电量达480/820TWh；全球公共充电桩预计保有量达1000/2000万台，总充电功率达113/215GW，总充电量达70/124TWh。 假设不考虑各个国家差异、2030年公共桩均价3万/台、私人充电桩均价0.4万/台、电费0.5元/kWh、服务费0.7元/kWh，预计2030年全球充电桩总规模0.81-1.58万亿元，2030年充电费用总规模0.66-1.13万亿元。假设国内市场占全球充电桩市场的份额为40%，那么国内充电桩设备和服务市场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1.2 私人充电桩建设提速，增速高于公共充电桩 私人充电桩四年增长近十倍。按照用户场景，充电桩可分为广义公共充电桩和私人充电桩，其中广义公共充电桩，又可细分成狭义公共充电桩和公共专用桩（本文公共充电桩无特殊说明都指广义公共充电桩）。2020年2月，中国充电联盟发布《2019-2020年度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年度报告》披露，我国公共充电桩从2015年5.78万台增加到2019年51.64万台，年复合增速72.89%；私人充电桩从2015年0.80万台增加到2019年70.30万台，年复合增速206.17%；近几年私人充电桩建桩提速，占比从2015年12.16%提升到2019年57.67%，提升45.51个百分点。 据中国充电联盟2020年2月发布《2019-2020年度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年度报告》披露，2016-2019年我国新增公共交流桩功率分别为8.71、6.67、8.97、8.65kW，基本保持在8.7kW左右，主要是因为交流桩对功率要求小，且标准化程度更高。目前我国公共交流桩分为单相交流桩和三相交流桩，其中三相交流桩主要有21kW、40kW和80kW三种，但整体数量较少；单相交流桩有3.5kW和7kW两种，以7kW为主。相反，我国新增公共直流充电桩平均功率从2016年69.23kW持续增加到2019年115.76kW，功率提升67.2%，主要是用户对于快充的需求增加所致。 1.3二三线城市充电桩建设加快 据中国充电联盟披露，截至2020年2月，我国公共充电桩TOP10省市分别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安徽、河北、湖北、福建，合计公共充电桩保有量39.24万台，占比73.9%，其中前四名市场份额皆超过10%，合计占比46.1%；从趋势上看，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公共充电桩市场份额持续降低，从2016年2月43.5%减少到2020年2月36.1%，二三线城市充电桩建设加快，从侧面映证我国新能源汽车往二三线城市渗透提速。 1.4国企、民营等多类主体参与建设运营，行业集中度高 据中国充电联盟披露，截至2020年2月，我国公共充电桩TOP10企业中，特来电、星星充电、国家电网分别运营公共充电桩15.22、13.02、8.78万台，对应市占率28.7%、24.5%、16.5%，远高于其它企业，合计占比69.7%；我国私人充电桩TOP10企业中，前三名皆是传统车企，其中比亚迪一家独大，运营私人充电桩41.9万台，市场份额58.7%，远高于北汽11.3万台、15.9%，上汽9.4万台、13.1%。 2 充电桩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私人建桩率低、公共充电难 虽然我国车桩比不断下降，充电配套持续改善，但是行业仍然存在部分问题亟待解决，新能源汽车用户对充电的满意度仍然较低，严重影响了新能源汽车消费体验。2019年8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19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研究报告》调查显示：充电体验对品牌忠诚度影响11.2%，远高于售前和售中服务体验；而当前新能源车用户对充电体验满意度最低，只有7.3分，说明充电体验已成为他们的核心痛点。 2.1 私人桩：目标完成率不到20% 私人充电桩成用户购车关注重点，且存在行业痛点。2019年8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19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消费者在购买纯电动车时关注充电问题中，充电桩普及度、小区可安装充电桩分别占比22%、17%。根据充电联盟披露，截至2020年2月，通过联盟内成员整车企业采样1047525辆车的车桩相随信息，未能配建充电桩占比31.85%，相比之前并无明显改善。 私人充电桩目标完成率不足20%。2015年10月，发改委、工信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规划至2020年我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其中公共桩50万、私人桩430万，以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截至到2019年底，我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51.64万台，提前1年完成目标；而私人充电桩保有量只有70.30万辆，完成率16.3%，远低于预期。 2.2 公共桩：充电桩不可用、充电时间长、存在安全隐患、利用率低等问题亟待解决 当前公共充电领域存在四类痛点：1）部分充电桩不可用；2）可用充电桩充电较慢；3）快充桩存在安全隐患；4）建桩数量和充电利用率很难平衡，持续亏损削弱运营商建桩积极性。 2.2.1 燃油车占位多、故障率高导致部分公共充电桩不能用 2019年8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19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披露：针对新能源用户十大热门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公共充电桩调查显示，主要有四类问题导致部分公共充电桩不能用：1）5.82%的公共充电桩不对外开放，且各城市分化严重，北京这一比例高达19.22%；2）35.94%的公共充电桩停车位被燃油车占领；3）20.65%的公共充电桩发生故障；4）13.33%的自主品牌充电桩相互不兼容。 2.2.2 公共充电耗时较长 2019年12月北京市公用充电设施数据信息服务平台e充网发布《2019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为报告》显示：用户单笔平均充电量22.15kWh，单笔充电金额31.87元；单笔使用公共快充桩充电时长1.32h、公共慢充桩充电时长5.09小时，但这不包括排队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合格证数据统计，我国新增纯电动汽车单车带电量从2015年1月的22.2kWh提升到2020年1月的48.3kWh，不考虑公交和插电混动乘用车，22.15kWh只能补充纯电动乘用车50%-80%的电量。 2.2.3 充电引发着火事故占比高，电池在高SOC状态下安全性变差 据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披露，从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底，国家平台监测和统计的新能源车辆事故共计113起。其中在着火事故车辆中，处于充电状态、充满电后静置状态，最容易发生着火事故，分别占比38%和24%。另外，新能源汽车着火事故大多发生在高SOC状态；SOC在90%以上的事故占比达到45%，SOC在95%以上占比29%。 2.2.4 充电利用率低，运营商持续亏损，建桩积极性弱 据中国充电联盟披露，截至2019年12月，我国公共充电桩交流桩和直流桩分别占比58%、42%；2019年新增公共充电桩交流桩、直流桩分别占比58%、42%。以公共直流桩为例，其核心零部件直流模块（切换交流成直流）成本占比较高，近80%；近几年成下降趋势，降幅逐渐趋缓，截止到2019年价格在0.4元/W左右；根据下列合理假设，测算其实现盈亏平衡的充电利用率应在8-10%之间，与主流充电桩运营商反馈基本一致。 1）固定成本：设备成本在2.5万元（50kW*0.4元/W÷80%），考虑配电和土地建设施工成本，合理估算在5-7万元，以6万元记；2）营业收入：按照0.7元/kWh充电服务费（考虑分成之后）；3）相关费用：贷款比例50%，贷款利率6%，设备折旧10年、年设备维护+人工费用为初始成本10%。 根据计算，年平均营业成本在1.38万元，对应需充电19700kWh，也即50kW充电桩需充电394h，充电利用率需达到9.0%方实现盈亏平衡（交流桩基本也维持在该水平）。 充电桩投入大，盈亏严重依赖充电时长，增加充电桩数量与提升充电利用率很难同时实现。据上海唯一官方平台—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采集与检测市级平台统计，2019年上海市公共充电桩，狭义公共充电桩、公共专用桩、小区专用桩、单位专用桩、物流专用桩充电利用率分别为1.47%、7.54%、2.80%、1.33%、1.16%，远未达到盈亏平衡点。即使是充电桩数量排名第一的特锐德也只在2018年达到12.12万台充电桩、11.3亿kWh体量才实现盈亏平衡。 3 展望与建议：推广智慧有序充电，建设充电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积极探索新兴商业模式 3.1 行业格局展望：未来将以智能有序充电为主、大功率公共充电为辅、换电站作为细分市场补充 3.1.1 私人领域：智能有序充电可降低电网冲击、减少电网改造 私人桩成本低廉、技术成熟，但是截止到2019年12月份，私人建桩70.3万，目标完成率16.3%，远不及预期。主要在于建桩有两大难点：1）物业难，由于建立私人充电桩涉及到电路铺设、安全隐患，且部分小区存在物业更换频繁等问题；2）电网难，部分老旧小区电网已接近满载，即使7kW的慢充桩数量较大也会对电网容量造成冲击。 国家电网通过对北京市居民区私人充电桩运行数据分析发现，多数人在下班回家后立即充电，充电时间分布在18：00-01：00，高峰时段集中19：00-22：00，充电负荷与生活用电负荷高峰时段严重重叠，形成3个小时左右的尖峰负荷；而居民生活用电在夜间有8个小时左右的低谷期，负荷率仅为10%-20%；若充分利用80%的低谷容量空间，户均可为1.2辆车充电，现有配电网无需改造即可实现社区全部车辆充电。 3.1.2 公共领域：大功率充电是未来趋势 2019年北京市用户快充桩充电时间长达1.32h，充电慢已经成为车主核心痛点，之后随着单车带电量的提升，若不提升公共充电功率，这一问题只会愈加严重，因此目前各方势力都在努力提升充电桩功率。以特斯拉为例，2019年3月推出第三代功率250kW的充电桩，相比第二代120kW提升了108.3%；据充电联盟统计，我国新增公共充电桩平均功率从2016年69.23kW持续增加到2019年115.76kW，功率提升67.2%。 3.1.3 细分市场：换电站增加迅速，更适合标准化程度高、对运营效率要求高等场景 公共充电领域，慢充所需时间长，快充存在安全隐患且导致电池衰减严重等问题；相比公共充电而言，换电模式可迅速补充能源，解决里程和充电焦虑并降低购置成本。但是换电模式缺点也很明显，建站成本高、电池规格难统一，无法解决电池所有权问题；所以换电模式比较适合在公交车和运营车上使用，因为两者标准化程度高，而且对运营效率要求更严。在私家车领域，由于定制化属性强，换电模式只适用自家车型，更适合有一定销量规模的车企。据充电联盟统计，截至2020年2月，我国换电站保有量400座，相比2019年8月245座增加63.3%；主要运营商有三家，奥动、蔚来、伯坦分别运营183、123、94座。 3.2 产业赋能展望：充电桩将成为汽车数据端口，数据前景广阔 未来生活场景只要涉及到电动车出行，背后都离不开电能的支持，这一特性决定了充电桩获取数据的便利性和广泛性，充电桩将成为未来车联网的重要入口之一，数据价值值得挖掘。我们认为充电桩数据将有三方面应用价值： 1）充电安全数据：通过对电动车进行充电，监测充电过程的电池系统的电压、电流、温度变化，结合历史充电数据，可实现充电安全预警。据特来电大数据平台披露，截至2018年底，特来电大数据云平台对3780多万次充电过程有安全监控和防护情况，触发25.8万次主动防护，占比1.04%，预计预防20~25起重大事故。 2）汽车用电数据：通过对所有平台中电动车的监测，可以推断各城市不同车型电动车的保有量、日均充电、用电量、日均行驶里程等数据。相关数据可辅助新能源汽车推广、协助充电桩建设提高运营效率、降低二手车信息不对称，繁荣新能源二手车市场。 3）汽车行为数据：通过获得车企授权，实现车载系统等数据互通，可记录汽车重要行为数据，包括车主驾驶习惯、行驶轨迹、用车时长、周围环境等，实现充电数据、车辆数据、电网数据、环境数据、用户数据等全覆盖。 3.3 政策建议：中央负责顶层设计、地方因城施策、加快智能有序充电试点、完善充电标准体系 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推广充电桩的建设。 一、中央负责顶层设计，制定充电桩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给予市场明确指引。2015年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住建部联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指导我国充电桩建设；当前已到2020年3月份，需要重新制定2020年以后发展规划。 二、地方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广充电桩，给予补贴。科学布局充电桩地理建设，兼顾运营效率与充电便捷度；对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车较多的省市以大功率快充桩建设为主，其他城市以慢充桩建设为主。 三、鼓励充电桩产业上下游相关方以合资形式成立充电桩运营公司。协调各方利益诉求，解决公共充电桩投资大、不互联互通等问题。 四、加快智能有序充电试点，总结经验进行全国推广。利用晚上十点以后的低谷期充电，不仅充电成本低，而且不会对电网造成冲击，可很大程度解决私人建桩过程中的电网扩容难等问题。 五、加快充电桩标准体系建设，改善充电桩故障率高、充电安全隐患等问题。 六、借鉴美国经验，联合商业力量，给予补贴、贷款或税收优惠：美国在公共充电桩选址方面更多样化，百思买、西夫韦、全食超市、宜家等商业巨头皆在旗下连锁店内停车场安装充电桩。调研显示，在店铺外安装充电桩后，消费者在店里停留的平均时间是以往的3倍，消费额也有所增长。
“双循环”是一个大的发展格局，不是短期内能够形成的。很多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一些大对策。在这一大的格局下，具体政策要着重考虑将短期经济发展和中长期经济发展格局结合。 我谈三点看法： “双循环”的宏观背景 一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变化。我国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降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自2008年来，国内生产要素的这些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但生产要素的质量仍然不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低下。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 二是供需不匹配。2008年以后，特别是到2012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而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而通过增加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应对经济回落，导致政府债务扩张、房地产价格上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内经济循环不畅。 三是国际背景。世界经济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高泡沫、高收入差距现象，我国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受到影响，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形成的“资源国提供能源、资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已不可持续，外部循环受阻。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常态化，美国持续在人员、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我国发展和快速追赶，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加大了国内国际循环不畅的问题。 这些变化凸显了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存在行政干预过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矛盾和问题。供给侧改革在2015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2018年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解决中国产业链的安全问题，侧重于科技领域的自主可控问题，以提升产业链为目标导向。 要素配置存在问题，导致了很多结构性问题。短期行政手段解决了煤炭、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后，要进一步解决宏观经济畅通问题。当时提出中国经济领域存在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在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作为金融领域的一部分与金融领域其他部分不畅通。当时已提出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概念即解决不畅通问题与中国“卡脖子”的问题。 2018年以后，特别是今年疫情以后，相关问题更加严峻。产业链安全方面，除了高科技领域要自主可控外，粮食、能源，甚至像医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要重视安全问题。此外还有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提出“双循环”的概念。“双循环”不能割裂开来。有人担心变成内循环的发展后，中国的能源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怎么办？如果没有制造业的盈余进口怎么办？我认为在“双循环”中，要重视国际分工，提高国际分工效率；要把安全的概念向更多领域拓展，从高科技拓展到金融、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矿产品领域，以及信息等领域，将“双循环”的内涵外延进一步扩大。 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及具体战略 有没有实现“双循环”的可行性？答案是肯定的。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才优势，这两年的资本优势，还有大市场优势，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如果把这些优势用好了，是没有问题的。而实现“双循环”的战略，一是要循环起来，要打通阻碍循环的体制机制和各种问题。二要持续深入研究具体的含义和循环的内涵。 具体的战略有如下几点： 一要下决心改革中国的要素市场。未来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提高配置效率的过程中，提高要素的质量。这个问题很难，但是也非常关键。2018年提出解决不畅通问题时，明确强调要发挥民营企业在此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所以要巩固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关键少数，即广大企业家、创新人才跟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下决心去解决的问题。 二要扩大内需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认为，在“十四五”甚至到2035年，15年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它。 三是科技创新这一方面，要重点解决“卡脖子”这个问题。 四是要继续开放。现在看，美国明确地、主要地打压我国高科技领域。一般性的由市场来配置的流域包括大宗商品如能源、铁矿石等，还不会大规模地打压，但也要未雨绸缪。。要研究制定中国对外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国完全走向内卷化肯定不行，要素禀赋是不支持我们这个发展战略的。 *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WM50立场。转载或引用，必须是以新闻性或资料性公共免费信息为使用目的的合理、善意引用，不得对内容原意进行曲解、修改，同时必须保留本平台注明的来源信息。
在世界文明史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2000年，中国人口的全球占比平均约为四分之一，人口全球占比顶峰时为36.67%（1800年），人均GDP大多时期保持在全球平均水平以上。中国的落后始于明末清初，最主要原因还是闭关锁国，拒绝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制度。也就是说，当西方文艺复兴、思想解放、法治市场经济相关制度建立、工业革命时，中国还在封闭守旧、皇权集中、极度专制、文字狱、小农经济。 西方市场经济三百年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逐渐落后的历史，也是中国GDP全球占比不断下降的历史，降至谷低时仅1.59%（1987年，中国GDP全球排名在十名开外）。1988年以后，中国GDP全球占比单边提升，至2019年为16.34%，2020年预计为17.19%。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或会超米，居全球第一，中国正在崛起的路上。 中国扭转下滑势头，迈入上升轨道，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历了关键三大步：第一步组织起来。在我们党出现以前，整个社会的组织都是比较松散的，封建帝制直接统治到县，县之下的乡、村一般实行村民自治。国民党组织也比较松散，国民党党部只设到省，市、县以下没有党组织。只有我们党将组织设到村、连队，设到基层，依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全国亿万人民拧成一股绳。第二步调适制度。我们党成立后，做了很多制度调适探索，如党指挥枪、党领导一切、土地改革、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国两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双轨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最终形成了比较切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制度，并在不断改革完善之中。第三步技术创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目前西方比我们富强，为什么老米动不动就宣称对别国进行制裁打压，关键还是科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杂交水稻、银河-1号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5G技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将中国整体科技水平推进到世界中等偏上水平。这对一个一百多年来，不断受欺侮凌辱的古老民族来说，非常难能可贵。 只有将亿万人民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一盘散沙，则会挨打；只有调适制度，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技术创新，才能最终站到世界的前沿。新中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并在强起来的路上稳步前行。
5月以来，同业存单利率经历两阶段快速上行：第一阶段是5月初到6月中旬，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背景下，同业存单利率跟随10年期国债利率大幅上行；第二阶段是7月初至7月下旬，在长债利率冲高回调的情况下，同业存单利率仍然快速上行；与此同时，7月以来银行同业存单发行量和净融资额明显增加。8月以来，同业存单利率明显趋稳，同业存单净融资额回落。如何理解当前同业存单市场？同业存单利率未来走势如何？ 一、前期同业存单利率为何大幅上行？ 前期同业存单利率大幅上行主要受三方面因素驱动：（1）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同业存单利率跟随整体利率上行；（2）上半年商业银行资产端信贷扩张明显，同时负债端受监管层打压结构性存款等因素影响面临较大压力，资产扩张、负债被动收缩使得商业银行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需要发行同业存单予以缓解；（3）股市大涨导致货币基金流出，同业存单配置力量边际减弱。 首先，5月以来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明显。央行当时曾一度连续50多天暂停公开市场操作，5、6月份MLF到期也选择缩量续作，央行资产负债表增速回落。同时，政策利率结束前期的下行通道，7天逆回购利率和1年期MLF利率分别长时间维持在2.2%、2.95%不变。此外，监管层公开讲话、高层会议均传达出货币政策退出前期超常规宽松立场的信号：央行行长易纲6月中旬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疫情期间的货币政策具有特殊性，应提前考虑退出；7月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边际转紧予以最终确认。在此背景下，同业存单利率跟随整体利率同步上行。 其次，商业银行资产端扩张和负债端被动收缩使得其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需要发行同业存单予以对冲。资产端，本轮信贷周期扩张的起点源于2018年底，2020年3月以来，为应对疫情冲击，银行资产端扩张加速。今年前7月，中资大型银行资金运用同比增速9.59%，中资中小型银行资金运用同比增速12.38%，分别较去年底加快1.28、2.18个百分点。负债端，6月以来监管层出手压降结构性存款，6、7月份结构性存款分别下降1万亿、6500亿，银行负债端压力显现。资产负债匹配需求使得银行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二季度银行超储率反季节性下降0.5个百分点，预计三季度超储率仍将继续下降。在面临较大的流动性压力的情况下，商业银行7月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大幅增加，带动同业存单利率超额上行，并且与同期的国债收益率走势背离。 6月中旬股市加速上涨，货币基金流出，同业存单的配置力量边际减弱。货币基金、现金管理类理财是存单的主要持有人。根据2020年中报数据，货币基金持有NCD规模约2.02万亿元，约占NCD存量规模的20%。6月以来股市加速上涨，货币基金出现大幅赎回的情况，边际上减弱了同业存单的配置力量。 二、后续同业存单利率走势如何？ 7月下旬以来同业存单利率趋稳，与1年期MLF利率的利差维持在-10bp附近。这一方面是由于货币政策在前期急速边际收紧后，进入了新的平台期和观望期。8月以来面对地方债和国债发行高峰，央行也及时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并超额续作到期的MLF，以缓解资金面的紧张情况。短端资金利率DR007维持在2.2%附近的紧平衡状态，长债利率较为平稳，在2.90%~3.0%的区间窄幅波动。另一方面，同业存单的发行量也有所回落，显示在央行补充短期流动性的背景下，银行间资金面紧张情况暂时缓解。 后续同业存单利率仍然面临一定上行压力，主要由于：（1）货币政策放松的可能性较小，公开市场操作和MLF适度超额续作并不是央行释放流动性的大招；（2）8~10月为地方专项债和国债发行高峰期，政策操作恐难完全对冲债券供给增加对流动性的影响；（3）当前经济恢复的方向仍在，后续一旦经济复苏趋势进一步确认或是强于预期，整体利率将进一步上行，同业存单利率将继续跟随式上行；（4）虽然下半年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将会放缓，但监管压降结构性存款的进程仍将继续，银行负债端的压力将继续存在，负债端压力将导致银行间资金面持续偏紧。 预计同业存单利率将维持在2.8%~3.10%的区间波动态势，且有较大概率触及区间顶部。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提及1年期同业存单利率可参照1年期MLF利率定价，当前1年期MLF利率为2.95%，近7日1年期AAA+级NCD利率约为2.85%。与此同时，在前述因素之下，同业存单利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上行压力，预计同业存单利率有较大概率触及波动区间顶部。
在中国走向世界中央的过程中，一定会成为一个金融强国。中国巨大的市场为未来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未来的金融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这也是我们国家在未来金融竞争里边，领先了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大家好，我是人大重阳的研究员卞永祖。这一期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建设金融强国还面临哪些短板？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因为很多人会问中国要建设金融强国吗？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提出了好几个强国的说法，比如说我们要建文化强国，我们也要建科技强国，我们建海洋强国，甚至我们要建军事强国。但是从来没有人去提我们要建金融强国，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在整个学术上来讲的话，金融强国这个概念是很少的，我们谈论的都是世界强国，或者说世界霸权。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我们看到历史上发生过的这几个世界强国的话，我们很可能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不去提强国这个名词或是这个概念，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荷兰，我们都知道17世纪是荷兰的世纪，荷兰在当时的经济是世界上的经济经济大国，经济强国也是世界强国，但是我们看到荷兰最突出的还是在金融方面的一些创新，荷兰最开始从推动国家信用开始，并且创建了国家信用的先河，然后开启了政府借钱的这么一个先例，也就说这就是我们看到现代的债券的雏形，并且创建了东印度公司，为整个荷兰的殖民地的开拓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 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荷兰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就阿姆斯特丹银行。正是因为荷兰这些在金融方面的突出的创新，使得荷兰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金融中心，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国家，所以说能看得出来整个金融对荷兰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第二个国家看英国，英国也是在18世纪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我们都知道英国借鉴了荷兰的很多有用的经验，他也是重点发展了国家信用、国家借债市场，并且利用当时贸易和投资赚取大量的黄金，当时成立了我们人类社会上第一个的黄金本位制，这也使得整个英国的英镑成为第一个世界货币。这个我们看到，目前英国依然是世界上非常强大的一个金融大国、金融强国或者说是金融中心，跟英镑是世界货币是分不开的。所以说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是推动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当然我们来看美国，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的金融霸权，我们都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时期，使得美元成为了世界的货币，迄今为止美元仍然是世界的货币，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话语权最大的金融大国，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无论是美国的经济或者军事都受到了非常大的下降，或者相对实力的下降，但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霸权，在世界上应该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美元在全球的支付体系里面占比超过了60%多，这就是目前美国维持当前全球霸权的最主要的因素。 通过上面三个案例就可以看出来，任何一个世界大国想成为世界强国的话，他必定会伴随着金融上的崛起，他一定是一个金融强国，也就是说一个世界强国和金融强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们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来要建设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金融一定会要崛起，并且一定要崛起。所以说虽然我们并不提金融强国这个概念，但是在中国走向世界中央的过程中，一定会成为一个金融强国。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在成为世界强国的这个过程中，还面临非常多的一些短板。 首先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人民币还不是世界货币，我们的人民币资产还不是世界上公认的避险资产，人民币根据最新的斯威夫特的数据统计，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里面所占的比例呢只有1.79%，居世界第六位，使用的比例甚至比日元、瑞士法郎都要低，这跟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地位是远远不符的。那如何去提高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其实还面临非常多的困难，也是影响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非常大的一个制约因素。 相对比我们来看美国，美国刚才已经提到了美元占整个全球支付市场的60%多，虽然美国的经济只有占全球经济规模的20%多，但是美元的使用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这种占比，所以说这可以体现出美国金融影响力和中国金融影响力的一个巨大的反差。 第二点我想也可以很明显对比，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里面的话语权还比较低。我们知道现在比较重要的两个金融机构是IMF和世界银行，中国能够在这两个机构里面所担任的高级职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有林毅夫和朱民这几位，当然只是很少的几位，尤其是很多大量的中层次的一些官员中国人非常少的，相对比的话我们看到IMF和世界银行的最高的领导都是来源于美国或来源于欧洲，大量的中层的职位也是被他们这些国家所把持，而中国在这里面的话语权或任职人员很少这一个因素，也导致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里面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低的，跟中国的这种经济地位也是不相符的。 第三点我想讲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金融信息服务领域，中国的话语权非常的低。金融信息服务这个领域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我们是说的很多金融中介公司，包括评级公司会计事务所、律所，还有一些像彭博路透这样的一些金融信息服务机构都可以归到这个范围里面去，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全世界我们看到非常著名的四大会计事务所，当然没有一家是中国的，还有很多重要的评级机构我们也没有中国的企业，也没有影子，我们所能看到的比如说像大公这个评级机构，还出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机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评级、主权货币的评级、主权债务的评级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评价甚至是对一个国家资本市场会引起一个巨大的波动。 同时我们还看到数据去对比这方面的一个巨大差距，中国一百多家证券公司的资产规模也只有七万亿人民币，这个资产规模跟一家高盛或者大通摩根实际资产规模是差不多的，这也显示了中国金融实力跟美国金融实力的巨大差距，虽然中国面临这样一些或者那样一些短板，但是总的来看中国的金融已经具备了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些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体系，全球的前五大银行里面中国占据了大部分的位置，同时我们拥有了全世界第二大的证券公司、证券市场规模和保险市场规模，以及债券市场的规模，这些都为中国的成为金融强国奠定了非常大的基础。 有人说可能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大而不强，但是大在一定程度上也一定是代表强，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们都知道微信的支付，包括支付宝都已经在中国应用非常普遍，这是在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地区大爷大妈都可以很方便去使用这个移动支付，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发达国家，欧美这些国家其实应用并不是很普遍，中国巨大的市场为未来的金融市场发展和未来的金融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这也是我们国家在未来金融竞争里边领先了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我想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或者说向世界舞台的不断靠近，中国成为金融强国的这个时间已经不远，但是我们还是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去解决。
无法预测的疫情下，原来许多被认为是常量的事物都成为了变量，原来很多人信奉的长期主义、颇有自信的理论，在黑天鹅面前不堪一击。 如何面对未来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的周期？如何重塑自身的观念和认知？是时候好好想一想了。 日前，在易居沃顿PMBA第9期集修共训课程中，澎湃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朱靖雷分享了房地产行业从观念到认知的趋势变化，部分精彩观点如下： 1.万亿级、千亿级和百亿级的房企在操作层面上根本不是同行，它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2.千亿级房企不要再“赶时髦”，踏实做好主业，万亿房企倒是可以做一些资本风口上的探索。 3.物管企业本身并没有很大的盈利和想象空间，它只是一个大型的服务场景，本身是不赚钱的。 4.再过十年，那些可以用绝对改善替换相对公平的超额的服务红利就没有了。 5.2025年，50到55后集中进入死亡周期，除了人口净流入的一二线城市外，三线城市房产需求将从三套变成一套，房地产行业或将遭遇巨大危机。 6.目前养老地产的未来尚未来，市场还没有真正启动，2025年、2035年是两个重要时点。朱靖雷 澎湃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 “三观一论”比认知更重要 每每谈及“三观”的时候，我们实质讨论的是“三观一论”，是方法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方法论决定同行。在座的同学有来自有百亿级开发商企业的，有来自千亿、万亿级的房企，也有来自房地产服务领域企业的。大家真的是同行吗？不见得。左辉和其他中介是同行吗？根本不是同行，他们采用的方法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方法论相似才会有竞争，才会是同行。天天搞勾地的也叫开发商，但他们和万科、碧桂园是同行吗？不是一回事儿。 价值观决定伙伴，决定你的投入人是谁。能真正和你成为好朋友的，一定是在价值理解上很接近的。你可以和他算糊涂账，不用算细账，这就是价值观定义的伙伴。 人生观定义命运，企业观定义企业的命运。大家游学的时候很喜欢去日本考察一些百年企业，比如一家八百多年的温泉酒店，一家存续五百年专门造佛像和寺庙的建筑公司。他们代表的是一种希望把事业传承到自己的生命周期以后的人生观。但这有意义吗？ 开温泉酒店不是什么大生意，当然做了八百年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你愿意做一个温泉酒店吗？你并不会做。那家做佛像修复和寺庙的公司倒闭过三次，现在被一家大型公司收购后作为一个子公司存在，这样存续五百多年有意义吗？并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大家会传播一下长期主义的观点，但一个疫情就打没了，长期什么？利息都还不上。做一家百年企业有意义吗？但你可能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入流的小公司。所以要想清楚我们的人生用来定义什么，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人设。 世界观定义阶级。有一年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马云和马斯克有一场对话，马云表演了很多段子，说了很多戏谑之言，马斯克讲怎么旅行火星，怎么理解科技，这就是世界观的境界。 过去大多数房地产从业者都是在懵懵懂懂中得到了幸福或说幸运，但是真的改变阶级了吗？我觉得并没有。很多房地产老板挣钱以后，在过去若干个风口中把这些钱又重新抛回去了。 观念比认知重要，真正体现水平的首先是观念，而不是某一种具体实践过程当中的认知。大家不要每每去说，你这个人三观不正，我觉得三观不一样是对的，不是说如果你的三观和别人一样，你就非常不高级。 阿里的梁宁讲过一个观点是说，对应观念的高下，企业家的成功也可以分为多个层次。 第一类是草根创业者，他们有捕捉机会的嗅觉，捕捉到了机会，挣到了第一轮钱。用王健林的话说，先定一个小目标，挣它一个亿。这件事靠一定的勤奋加一定的运气都能实现，但在这一个亿以后的所有成功，都不是靠投机行为能捕捉到的，它需要能力、杠杆。 第二类是腰部创业者，他们通过精益化的运营能力，获得市场份额，但是仍面临激烈的竞争，他们不是依赖于机会而获得收益和成功的。 第三类是头部创业者，一个很好的检验标准——是否能终结一次战争，他们内心有世界版图，一场胜仗结束就能垄断这个市场。 第四类是顶级创业者，他们能够连续做对决定，这依赖于他们强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他们有跨越周期的能力。 现在被架在这个标准上考验的就是张一鸣，在这个历史已经进入到两个齿轮碾压的对抗时期时，你有没有做世界级企业的条件？有没有应对两边舆论的能力？这些都是观念决定的，并不是认知决定的。而且并不是说，顶级创业者的世界观就是最自洽、严谨和完整的。但我想说，即使是最粗陋的世界观构建，都会远远比只是严谨的挑战和解构来的有价值。 所以立足于重构观念的基石，我们要用观念去检验我们的认知，来破除大量镜像的赋魅。用反脆弱性检验原有历史上习惯的操作是否正确，从而窥探长期正确的反共识。 从某种层面而言，疫情检验了我们原来那些很自信的理论是否经受得住考验。不同时间需要的观念和认知完全不一样，不要用那些长期主义，用某些看起来很性感的观念绑架我们自己。 万亿、千亿、百亿房企绝不是同行 接着我们分别从三个维度重新看地产行业。 从时间维度来讲。 2008年金融危机前，房地产行业基本上处于野蛮生长的过程，当时最大的特征就是土地储备快速周转，没有限制性条件，房价也是线性增长的状态。 2008年到2018年，面临一个比较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就是政策调控，这个过程中看的是你的融资能力，能不能保证现金流可持续地发展，能不能吃到下一轮调控放松时的暴涨机会。 2018年以后，基本上一个面对存量化和金融化房地产市场的状态。到底房地产是金融工具，还是金融是房地产的工具，可能已经发生了转换。 从规模维度来讲，万亿级、千亿级和百亿级的房企在操作层面上根本不是同行，它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万亿房企第一追求的是控制规模，不是再增长，这是“安全性的问题”；第二追求的是横向发展，做机器人，做AI科技，涉猎很多。 千亿房企，要像跑马拉松一样调节自己的呼吸，优化杠杆、库存、现金流调节的节奏，这一梯级内区别非常大，但也有巨大的空间。 百亿级房企，基本上就是快进快出的机会主义打法。这也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现在的结构。 最后从领域维度来讲。 首先，开发属性，以这轮疫情为例，面对这种不确定的关系，万亿房企的优势是什么？是能够提早获得金融信息的能力，因为谁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房企出现问题。这个能力让他们以最低的成本持有在建工程，一旦看到国家有放松信号，就能凭借敏捷吞吐的能力快速变成可售状态。 持有资产属性，我相信低成本融资就是现状，资产证券化一定是未来两到三年可以看到的机会。 服务属性里科技赋能和资本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而且是以有轮次的方式实现的。 基于上述信息，我们必须承认两点：第一，黄金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GDP增速、汇率、杠杆率、通胀、流动性，都有很大变化。第二，增量市场无可避免地大步迈向存量市场。后续可能的证券化和资本化都会走向存量市场部分。 因此，大家必须要重塑自己的观念。 第一，估值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增量周期的估值要素是土地储备、现金储备和去化速度，而存量周期的估值要素是资产质量、金融信用和经营效率。从估值逻辑角度讲，2008年之前讲的是PEG，当期盈利和增长速度。2008年到2018年讲的是PB，土地储备和现金储备，而现在已经进入谈ROE的阶段了，强调资产质量和资产收益。 第二，现金充沛的房企曾经赶过的时髦，电商、社区O2O、互联网装修、智能家居、众创空间、长租公寓、教育养老、无人零售等等，都已经是雨打风吹去了。 资本的风口基本就是这样的节奏，前18个月到24个月是1.0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并不显著，至少有30家以上的创业公司可以拿到A轮，有5到10家公司可以拿到B轮进入下一轮竞争。下半场出现2.0商业模式，大家开始比较现金流和盈利能力，会有5到10家拿到A轮，最后形成寡头竞争和垄断的状态。 当年总有人非常激动地科普某个风口前景有多光明，给行业带来多大帮助，但现在都不怎么样。比如曾经很火的众创空间，我们看到Wework的估值从最早预计IPO的六七百亿美金，到现在只有一两百亿美金的状态。所以我建议千亿级的企业，不要再碰这些东西，万亿房企，可以活过18到24个月筛选的头部企业可以做一些尝试和试探。 第三，地产上市公司业务分拆和价值估值的演绎。因为现在物业有三十倍PE，开发商开发业务是享受不了这个PE数字的，大家只要往里面装一点利润，就可以做成数百亿港币的上市公司，何乐而不为？ 开发要给物业注入一些利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这不代表物业管理公司本身是很有盈利和想象空间的，它只是一个最大的服务场景，而这个服务场景本身是不是赚钱的？不见得挣钱，同理销售服务也是一样。 在调控周期好的时候，消费业务可以给房地产开发增加一些利润，销售管理也是。好的时候大家多买房子，所以很多开发商把销售业务保留在自己体内，实际上对市值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市值是按照PD来计算的。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高明的头部开发商把一些销售业务分拆给易居，分拆给贝壳，换一些投资和资本的收益会更高，因为长期持有销售队伍并没有太大价值。 2025年中国房地产或将开始衰退 前面讲的是观念，接下来我们讲认知。 和房地产行业最有关系的短期要素是金融要素，最有关系的长期要素是人口要素，所以我们“人口要素”为例来看房地产行业。 打开康波的周期来看，人口显然是影响30年到60年波动的长波因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长的波动因子就是60年，从出生，到就业，结婚生育，退休，退出劳动力市场，再到死亡。人口的波动越大，康波周期越显著，这样的波动在中国更明显。60年，也暗合了一甲子一轮回的影响。 拿一段周期打开来看——“婴儿潮”，三十年之后就是下一个“婴儿潮”。六十年以后就是一轮“老龄化”，所以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婴儿潮的高低浪差越大，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一定是最大的。 从1978年开始来统计，前一轮的高点在1982年到1987年之间，一直到1991年以后，这段是第一个高点。为什么中国在1980年推出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反人性，而是经济承受不了结构，那时的经济实力受不了1950到1955年“光荣妈妈”再多生的，那一代人平均生育指数是六，粮食不够吃。为什么到2015年取消了二胎政策，因为80后子女如果再只生一个，对国家后面的经济和劳动力供给是有巨大问题的。 2017年的出生人口出现了最高点，后面开始迅速下降，目前已经跌破了1500万的出生人口。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在1.4左右，正常维持人口的数量是2.0左右，日本在1.2到1.3，像法国、一些西欧国家基本在1.6左右。 现在预判是2028年出现人口减少，但是一个更乐观的预测是大概2025年前后中国就会出现人口下降。2025年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时点，是下一个死亡周期。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开始衰退，或说风险显著增加的时点。 2025年，50到55这一代人集中进入死亡周期，三套房子的需求迅速变成一套，除了人口不断流入的优质一二线城市之外，三线城市房子一下子没有需求了，会不会出现不动产危机？ 所以中国房地产行业会在2025年前后遇到巨大挑战。人口下降，独生子女父母进入死亡周期，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调侃。 80、90、00后有截然不同的代际特征 人口要素决定不同年龄人的消费习惯和身份的不同。 在座有很多80后，80后最大的特征是什么？80后有两个身份标签，一个是“节约”。因为父母是50到55年这代人，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改革开放下岗，他们节约，也要求自己子女节约，同时要求他们竞争高考，因为那时候高考升学率并不高，所以80后的第二个身份标签是“高考”。80后最喜欢的是奢侈品，因为买奢侈品是对节约的报复，体现的是身份，是隐性的竞争关系。 90后的特征是什么？首次改善买房的就是这一人群。他们的父母以60到65后为主，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炒房炒股，所以90后家里不缺房子不缺钱，升学率也可以，但大多数人的工作状况都一般化。为什么90后的特征是追求特立独行、消费潮牌？原因是他们缺乏个性，父母都有钱，家里都有房，自己都有大学文凭，但是工作已经吃不到高增长的红利了，没吃到房地产的红利，也没吃到互联网红利，只能通过潮牌来彰显个性。 如果中美关系不完全恶化，中国的00后是最有希望的一代。 我先讲一下60后和70后的区别，如果这个人出生在1960年，16岁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小学和中学教育都存在很大问题的，没有基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前面讲的三观，他们的三观都是现实主义和斗争带来的观念。但如果一个人出生在1970年，7岁上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18岁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思潮汹涌的前期，所以70后的父母和世界接轨，世界观和教育是完整的。 所以00后很小开始就去海外旅行，语言和接受程度都可以，他们的世界并没有异乡这个概念，可以做世界公民。2018年第一批00后进入成年开始上大学，有独立消费和支付能力，2020年毕业走向社会，开始对行业产生影响。 通过要素认知，希望大家早一些感觉到不同代际的区别以及共性，这些区别和共性有没有底层原因。 十年后，“海底捞红利”就会消失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补贴城市，但这种红利是有周期性的。 之前有同学举例海底捞，认为海底捞最强的是组织能力，把人组织起来，提供超额的服务质量。我不太赞同。海底捞所有的海外餐厅亏得一塌糊涂，服务也很糟糕，我在东京和美国的海底捞餐厅都吃过，那里的服务员并不会提供这些超额贴心的服务。 那海底捞这些超额贴心的服务是从哪来的呢？ 海底捞的老板把那些五线农村的朴实孩子带到上海这样的城市，提供绝对改善和半集体生活，让他们得到了极大的满意和愉悦，同时在工作当中投射给消费者，海底捞超额贴心的服务是这样来的。但前提是虽然这些孩子的家里不富裕，但家庭和人生是完整的。 下一代还会有这样的海底捞似的红利吗？并没有。70后以后的农民工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关爱，不带在身边，带在身边的也可能在城市里受到歧视或者不平等。 所以说，再过十年，那些可以用绝对改善替换相对公平的超额的服务红利就没有了。 再如城市化进展的映射，婚宴。去年我和一个做婚庆的创业者交流，问他按照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婚庆市场是不是没办法搞了？他说不是，但也只有一些城市的婚庆是好的，那些城市边界不断扩张，把旁边一些县级市都包进来的城市的婚庆是很好的，因为征地的变化带来一些人口，反而是市场增长的。 总的来说，从宏观到中观，不同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有巨大的区别。 养老行业的市场还未启动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要素认知就是，人口波动周期作为长波因子，对于很多相关行业有深远影响，包括地产和其他行业。 地产行业的核心要留意“光荣妈妈”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慢病和死亡周期的时点，从2025年开始到2030年；以及人口净流出的三线城市不动产的价格和流动性破溃，这都是具体和显然的风险。 消费行业可以留意每个代际的身份特征和消费偏好的影射，以及这种特征背后的周期。虽然说不同代际的人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某一个阶段后，比如成家生孩子后，还是共性会大于个性。 服务行业要关注“海底捞红利”的消失，用绝对改善替换相对公平的有效性是有保质期的，人力服务成本的上涨是不可控制的，二元结构的第一代适用，第二代留守儿童可能就不适用了。 养老这个产业没有开始，目前还是一个苦哈哈的状态，因为现在的老人还没有进入慢病和死亡周期，还在旅游，还在带孩子。而从2025年开始，50年代生育高峰期一代的老人才会显著变多，2035年之后，60年代富裕一代老人才会真正出现。 保险行业，因为可就业人口数量下滑，所以中国的社会性医保难以为继，一定会被击穿，基本上和人口数量减少的时间点是相匹配的，所以商保、互保可能会有二十年左右的红利周期。 医疗行业，因为人口的变化，医药和器械将为医保进行代偿，医保本身要被击穿。医疗发展的不自洽逻辑，包括老后破产，都值得关注。 AI和机器人方面，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光是人口的优势，还有女性工作的优势，很多国家的女性不工作的。所以中国必须all in AI和机器人来改命。 互联网行业，短期看4G平权，远远大于5G红利，小镇青年和老年人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机会会更多一些。 最后，衷心地祝福大家和自己的企业去争取世界观级别的成功，而不是孜孜不倦于一些方法论的高下，或者说是某一些镜像的故事，谢谢大家！（
年薪10万能否打败全国90%的人？如果你把全国婴儿、学生、老人及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都算上，年薪十万那肯定能打败全国90%的人。 前些年有统计，当个调税在3500元的时候，缴纳个税的人所占比例达到45%，当个调税上调至5000元时，全国大约只有20%的上班族才符合缴税标准。 实际上，年薪10万，每月是8333元。要打败全国90%的人，还真的是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年薪10万，其实也不算太高，关键要看你放在什么环境中了，如果放在全国范围内，肯定能打败全国90%的人，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第一，全国年薪超过10万的人远比我们想象要多得多。有些个体户、小商小贩、自由职业者、未经注册的小企业、小作坊等，这些群体中的一些人的年收入远超过10万元。但是这些人的收入却没有被列入到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当中去，很多年薪超过10万的人被忽略了。 第二，在互联网企业里面，年薪超过10万的人，基本要占到45%左右，这还是保守估计的。我所熟悉的一家普通的互联网公司，有员工150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优秀销售员，他们的总数有近70人，这些人的工资都超过了10万元以上。 其实，在互联网企业里面，年薪10万的员工很普通，稍有点资历，稍有点能力的人都能拿到年薪10万元。 第三，而对于普通的企业，年薪超过10万的人比例可能就不会那么高了，按月入8300元计算，只要是中层管理人员，销售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研发人员等，都可以超过10万元年薪。 不过，在这样的企业里，由于利润并不丰厚，普通员工通常是在3000-5000元/月的所占比重较高。综合来看，年薪超过10万的在10%至15%之间。所以，不同的企业，年薪超过10万的人占比也有很大差别。 第四，在中国东南部地区能拿到10万元年薪的人占比相对较高，可以达到20%左右，而在西北地区的企业里面能拿年薪10万元就比较少见，只有7-8%。 同时垄断企业，像烟草、金融、电信、石油等企业，拿到10万以上年薪的职工相对较多，而普通民企里面只有中层管理者、优秀销售员工才能拿到这样的工资待遇。 如果单从10万年薪打败全国90%的人，这话没有错。年收入超过10万在全国14亿人口当中占比肯定不会高，但是，你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收入差别还是蛮大的。 在互联网行业里面，可能年薪达到10万以上达到45%，而在中小企业里面，年收入超10万还真的只有10-15%之间。目前，多数普通职工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年薪能超过10万的人员，应该还算是中高收入群体，中层以上干部都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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