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拟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业内紧急讨论应对，舆论场里却没能掀起浪花。失宠于舆论，说明消费金融正走向成熟，变得模式清晰、未来可预测。 但成熟都有两面性，好的一面是有共识、有规则，消除了冲击性和破坏性，坏的一面则是有惯性、有惰性，失去了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惯性太强容易把车开进死胡同。 风控的四大问题 凡事均有利弊。有些弊端，在行业初期不明显，无碍大局；到了一定阶段，就会被激活，显现出杀伤力。 大数据风控之于消费金融便是如此，早期几乎全是优点，随着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弊端显现，一些优点也在变缺点。 贷款的关键是风控，风控的核心可归结为四大问题：谁在贷款？贷款干什么？拿什么还款？还不上怎么办？ 在这四大问题上，传统风控与大数据风控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消费贷款流程，强调资料证明。申请消费贷款时，银行要求借款人提供在职证明、收入证明、公积金缴费记录，甚至还要查验户口。这些证明文件，能很好地解决“谁在贷款”“拿什么还款”的问题，但手续繁琐，体验较差。 引入互联网技术后，大数据风控用数据取代了这些繁琐的现场手续，便利了借款人，大幅提升了借款效率，满足了消费场景对付款时限性的要求，促进了消费贷款与消费场景的融合。 对于“还不上怎么办”，传统风控强调以抵押担保为抓手。只有借款人收入稳定（如公务员、国企员工、大型企业员工等）且借款金额不高时，银行才会妥协，发放纯信用贷款。 相比之下，大数据风控仍然以数据为抓手，摆脱了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大幅降低了借款门槛，推动了消费贷款普惠化。 至于“贷款干什么”，无论传统风控还是大数据风控，都未给出解决方案，面临相似的困境：房贷、车贷、消费贷的用途是可控的，现金类贷款难以监测用途。 总的来看，大数据风控更强调便利性、突出普惠性，在上行周期，给增长松开了枷锁，引领了消费金融大发展；但大数据风控也有自身的问题，行业高增长既掩盖了问题，又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到了下行周期，这些问题开始被放大。 大数据风控的“一体两翼” 传统风控，以收入和抵押物为核心抓手，大数据风控给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总结为一体两翼策略：以“群体风控”为主体，以“定价覆盖风险”和“催收覆盖不良”为两翼。 所谓群体风控，是指重群体、轻个体。就单个借款人来看，大数据风控做不到精准识别，偏差大（这里仅评价行业一般情况，不同机构间的大数据风控能力有显著差异），相比传统风控手段有差距；但胜在效率高、门槛低，借款人数量足够大，客观上把单个借款人风险湮没在群体之中。 2016年前后，国内居民杠杆率低，且消费金融处在风口期，借钱容易，借款人个体层面的信用风险很低。只要群体层面借款人的财务状况不恶化，模型差一些也能凑合用，不会出大问题。 此时，很多机构的大数据风控，追求的是反欺诈能力。相比传统风控模式，大数据风控接触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构成的虚拟字符串。一旦虚拟字符串与真实借款人的映射关系被篡改，如身份证显示为A，实际借款人却是B，就会产生骗贷问题。 综合利用人脸识别、黑名单、网络图谱等手段，大数据风控可以把业务线上化释放出来的猛兽（骗贷风险）重新关进笼子里。但很多机构的大数据风控，对信用风险评估始终重视不足，“只要不骗贷，谁都可以贷”。 所谓“定价覆盖风险、催收覆盖不良”，是指在“拿什么还款、还不上怎么办”的问题上，大数据风控并未给出直接解决方案，而是依靠较高的利率定价、积极的催收进行风险补偿。 大数据风控的“一体两翼”，前几年运转良好；这两年，环境快速变化，“一体两翼”正由助力变阻力。 隐患在凸显 从宏观环境看，这几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导致借款人群体的信用风险不可逆地攀升。疫情之后，失业率上升、收入增速下滑，更是雪上加霜。此时，行业面临的不再是中低信用风险的借款群体，“群体风控”策略正失去对行业的庇护力。 当借款人违约概率普遍增大时，单个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就成为消费金融类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一旦金融机构正视信用风险评估，会发现难度比想象中要大：高质量、多维度的数据获取难度在加大，动态变化的环境对数据解析能力的要求也在快速提高。除非前期一直持续进行试错、投入，一直进行模型升级迭代，临阵磨枪是没用的。 “定价覆盖风险”和“催收覆盖不良”，则因监管介入而不同程度失效。 这两年，消费贷款利率定价屡屡受限，早期没有限制，导致高利贷泛滥；之后是36%的红线，倒逼高利贷平台退出市场；当前又在研究上限下调，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随着定价的不断下移，刨去资金、营销、运营等刚性成本后，留给风险成本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当定价覆盖风险不可行，放贷机构只能抛弃中高风险借款人，或依靠抵押担保进行风险兜底。 业务空间，正逐步收窄。 催收覆盖不良，效力也已大幅削弱。疫情之下，不少消费贷款机构被“反催收联盟”钳制，正常催收都受影响。催收，再也不是解决“还不上怎么办”的致胜法宝。 以上种种，环环相扣，让“一体两翼”从助力变阻力，消费金融正经历着严峻考验。一些机构的逾期率仍能保持低位，更多机构的利润几乎被拨备吞噬殆尽。 扩张的惯性 很多消费贷款机构，却仍活在过去“高增长、低不良”的幻觉中，过去的美好明明是风口红利，却误以为是自身风控能力超强。当对自身实力存在误解时，消费贷款机构往往会把外部挑战看作机遇，逆势而行，保持扩张的惯性。 这两年，经济下行，削弱借款人的收入偿债能力；大量非持牌放贷机构破产离场，削弱借款人的借新还旧能力；利率定价中枢下行，削弱中高风险群体的融资能力；互联网贷款上征信，让多头借贷无所遁形；…… 一边是借款需求下降，一边是借款人整体风险上行，消费贷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逆势扩张，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举例来说，KPI指标100亿，行情好的时候，业务部门能轻松营销200亿，给风控部门留有较大的挑选空间，业务与风控能和谐共处，互为促进；当前环境下，业务部门费心费力只营销来120亿，风控部门几乎没了挑选余地，自然会对抗加剧。 此时，公司层面如果重视风控，会牺牲KPI保风控，接受规模的缩水；但如果对行业环境缺乏清醒认识，基于扩张的惯性以及逆势做大份额的诉求，公司层面很可能牺牲风控保KPI，必然要走入死胡同。 不幸的是，很多机构既缺乏自知之明，也有扩张的惯性。随着大数据风控“一体两翼”逐步失效，即期越追求增长，未来越会以苦涩收场。 空间还在，但要换个活法 当然，也不是不能追求增长。增长空间还在，但增长的来源发生了改变。 从我国居民负债结构看，2017年之前，个人贷款高增长主要是房贷驱动；2017年之后，房贷增速开始下行，消费贷接棒，成为居民杠杆率持续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当前，监管机构对控制居民杠杆率三令五申，宏观经济形势和收入增速也不支持杠杆率继续大幅攀升，依赖于用户下沉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未来的增长，更多地要靠中高收入群体的负债调结构。 消费贷款并不是居民杠杆的全部，住房抵押贷款才是大头。即便控制居民杠杆率不增长，也可以通过内部调结构为消费贷款挤出空间。即居民房贷还本付息留出的存量缺口，由消费贷进行增量填补。 不过，既然消费贷款的增长源于房贷下降产生的缺口，也就是说增长主要依赖的是有房群体和有实力购房的群体，这与过去几年依赖下沉用户、边缘群体的增长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再是谁敢下沉、谁敢放贷，而是谁能有效激活中高收入群体的借贷欲望。靠什么激活呢？消费场景。 过去几年的消费金融，是现金贷的风口；未来几年的消费金融，得场景者得天下。鉴于不同消费贷款机构对场景的把控力差异很大，新一轮的洗牌开始了。
科创板市场，在牛市环境下，实现了不少的造富神话，普通投资者也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但是，从近期上市的科创板新股来看，却逐渐打破了高价新股暴富的神话，在凯赛生物(行情688065,诊股)上市首个交易日中，全天涨幅仅有17.65%，开盘涨幅只有13%左右，成为了今年以来表现最弱的新股。 凯赛生物表现如此弱势，也并非没有原因。 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莫过于整个市场环境有所走弱，之前高度活跃的赚钱效应却逐渐减退，对新股炒作难免构成不少的冲击影响。 再者，近期国内资本市场的IPO节奏显著提速，从科创板注册制到新三板精选层现金申购，再到创业板注册制的加速启动，过快的IPO发行速度会不断分流市场的存量资金。实际上，不仅仅是部分科创板新股，而且对主板市场的新股来说，近期持续涨停板的数量也有所减少，新股上市之初的溢价效应明显减弱。 此外，则是离不开上市公司本身的问题。例如，包括上市公司自身的行业定位、发行定价以及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等数据存在较大的差异化等。其中，对凯赛生物来说，发行价格为133.45元，发行市盈率达到120.7倍。与此同时，对这一家科创板新股来说，市值规模可以媲美一家主板的大盘股。截至收盘，凯赛生物的总市值达到了654亿元，动态市盈率已经达到了158.45倍。 在当前相对疲软的市场环境下，对一家本身总股本并不小的上市公司来说，仍然采取高价发行、高市盈率发行的策略，难免会遭到市场的抛弃，上市首日的估值溢价自然也会大打折扣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内A股市场的IPO发行节奏确实是明显提速。其中，从今年一二季度的数据来看，A股市场的IPO数量就出现了50%以上的同比增幅，若加上新三板市场的精选层上市需求，那么今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的抽血压力还是非常高的。 面对IPO企业数量的持续攀升，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国内资本市场正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注册制改革。随着注册制度的加速推进，科创板以及创业板市场已经成为了注册制度试点的主要市场板块，估计在未来的时间内，科创板以及创业板市场的IPO发行节奏仍然会保持较快的速度，在注册制陆续推进的背景下，将会对整个市场的估值体系带来重构的压力。 在高度活跃，且保持持续赚钱效应的市场环境下，A股市场可以承受住一周两批以上的IPO压力，即使期间会存在部分大盘股企业的募资需求，但对已经盘活的股票市场来说，新增资金的蜂拥而至，还是会较好抵御住火爆的IPO压力。但是，换一种角度分析，假如A股市场重返弱势震荡局面，或日均成交量能重返8000亿元下方的水平，那么面对一周多批次企业的获批需求，以存量资金作为主导的市场终究很难抵御住这样的压力。 由此可见，虽然目前A股市场已经逐渐步入了注册制的模式，但注册制并非意味着持续大规模的新股注册，而是要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进行灵活调节。此外，注册制的核心，不仅仅局限于放宽企业准入门槛，或提升资本市场的制度包容性与开放性，而且更需要注重保持充分的优胜劣汰效率，持续保障资本市场具有足够的投资活力。很显然，只要持续活跃以及具有赚钱效应的市场环境给予支持，才能够更好助推注册制改革的积极推进。换言之，持续活跃的市场环境，可以实现投资者与融资者互利共赢的目标。 时下，A股市场仍然处于技术性牛市的环境，对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盘活还是创造出有利的条件。但是，考虑到市场持久性的发展，IPO发行节奏仍需要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灵活调节，不宜过快消耗掉牛市环境的能量。假如A股市场再度重返熊市或持续弱势行情，那么届时又需要耗用更多的精力提振股市投资信心，只有股市投资信心起来了，才能够更好助推股市融资功能的发挥，维持股市投融资功能的均衡发展，才是股市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2020年8月12日，上证指数低开低走，至13:07分下跌了2.30%，此后一路反抽，全天收长下影线的小阴线。 在A股历史上，单针探底（长下影线）见阶段底部的例子不少，如2020年的最低点2646.80点就是单针探底。那么，8月12日是不是单针探底呢？我的态度是袖手旁观。 第一，长下影线可能是单针探底，也可能是下跌中继，目前下跌没有缩量，也没有到强支撑位，似是下跌中继。 第二，权重板块，也是近日走得较强的板块银行，量价背离，进一步上涨比较吃力。 第三，8月12日有代表性的市场宽基指数都是重心下移，没有止跌迹象。 操作上静等弱势板块（如创业板、科创板）指数重心上移，代表市场开始企稳。在此之前，就是等。投资并不是天天都要折腾，不为有时是最好的为。
中国房价太高，超出很多居民购买力，购房压力山大，对于购房支出很多刚需购房者非常敏感，毕竟为了首付可能就是东挪西借，该借的钱能借的钱都借完了，才能支付首付，接着就是繁重的月供和不知道哪儿来的装修款，如果继续增加一笔购房支出，很多家庭可能有点难以承受。 2019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71558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0.1%；商品房销售额159725亿元，增长6.5%，按照销售额除以销售面积，大概可以算出19年全国新房均价大约是9310元/平方米，比2018年的均价上涨了6.5%。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增长（同比名义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0%。 非常明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以后，是没有跑赢房价的，因此很多人感到买房压力越来越大，就在于房价涨幅超过了收入增长，尤其是私营企业，收入增长更加缓慢，大部分民营企业又没有住房公积金，私营企业职工购房压力更大。 即使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新房均价，计算收入房价比，一个居民不吃不喝一年可支配收入可以购买4.55平米房子，购买100平米房子需要22年，一个居民能够不吃不喝吗？能够不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和抚养孩子的义务吗？因此全国居民购房压力是很大，专家的话是可以借用六个钱包的钱，可是六个钱包得有钱才可以借，很多家庭六个钱包是没有钱可借的，甚至还需要向他们经济资助。对于很多职工而言，实际上只有工资性收入，而没有其他收入，会感到自己工资拖了后腿，购房压力更大。 931000元总房价，首付按照30%计算，大约是28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万元，不吃不喝大约需要7年，如果扣除生活费，很多人士购房连首付都十分困难，很多人感叹做房奴辛苦，可是对于不少中低收入者而言，连做房奴的资格都没有，能够做房奴还是一种幸福。问题是支付30%首付，申请银行按揭贷款，需要足够的流水，没有足够多的流水，银行的按揭贷款是无法获得批准的，因此很多收入不高的购房者需要增加首付比例，进一步增加了购房的难度，为了房子的首付，很多家庭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到处找亲朋好友借钱，能够借钱的亲朋好友全部借了钱，支付首付以后，很快就是归还银行月供，每个月都得省吃节用才能归还月供，家庭也剩不了几个钱，即使剩下几个钱，还需要偿还私人借贷的钱，可以说恨不得把钱颁成两瓣花。 8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该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是第三条：契税税率为3%-5%。基于目前1%-2%的实际税率，公众也纷纷表达了“契税上调”的忧虑，这不能责怪公众，说实在话，买房支出公众非常敏感，在支付首付以后，很多家庭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后续还要承担月供和装修费用，现在很多地方一套房契税是1.5%，如果契税增加到3%，按照均价9307元计算，100平米房子契税增加在1.5万元左右，相当于四个月可支配收入，要说剩余钱，恐怕就需要一年左右了，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某地房价更高，可是收入并不高，稍好一点小区房价不会低于200万元，增加1.5%契税，相当于增加3万元以上开支，等于是我等低收入群体等人10个月左右工资，这还真不是一笔小的开支。 国家税务总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和《财税〔2016〕23号》，是共同存在的，两份文件并不冲突。目前来看，如果具体地方不做出调整，新契税法的出台，并不会影响目前的税率。显然国税总局把契税增加不增加的锅甩给了地方，地方不调整契税，购房者就不会增加负担，地方如果调整契税，购房者就会增加负担，但地方调不调整契税，税务总局大概率不会进行干涉，让地方自己决定。 地方究竟会不会调整契税，这还真的不好说，现在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比较大，能够调整契税，也是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不排除部分地方会增加契税，但增加契税可能影响到房地产市场价格，地方需要平衡地产市场和增加财政收入之间矛盾，才能做出决策，在一些地产调控政策比较严厉的地方，是有可能增加契税的，这会增加刚需购房的压力，在一些房价上涨压力不大不需要调控的地方，可能会增加契税。 我个人观点，还是建议税务总局，对第一套房子执行1.5%的全国统一税率，第二套房可以增加到5%契税税率，对于三套房者，可以增加到10%的契税，抵消一套房契税的下调带来的契税损失，这可以减轻刚需购房者的购房压力，又可以遏制过度投机炒房。
8月4日创业板注册制新股发行正式拉开序幕，当天亮相的两只新股是锋尚文化(行情300860,诊股)和美畅股份(行情300861,诊股)，其中锋尚文化以138.02元的高发行价格受到市场的关注，因此也赢得“创业板注册制第一股”的“美名”。 其实，锋尚文化不只是“创业板注册制第一股”，而且还是“创业板第一股”，因为锋尚文化138.02元的发行价也是创业板有史以来的最高价，而在此之前，创业板的最高发行价是由汤臣倍健(行情300146,诊股)创下的110元。因此，锋尚文化堪称是创业板名副其实的“第一股”。 这也足见注册制的魅力。锋尚文化虽然是创业板注册制试点下的第一只股票，但实际上，这只股票的身上并没有太多的光环，并不是当下市场上热得发烫的芯片概念股，也不是5G概念股，同时也不是生物制药等概念股，在它的身上找不到一丝的“高科技”概念，不过就是一家以创意设计为核心的专业文化创意企业而已。其主营业务包括大型文化演艺活动承制、文化旅游综合体设计制作、景观艺术照明及演绎三大板块。该公司最大的亮点集中在公司实控人、董事长沙晓岚的身上，此人“来头不小”，曾和张艺谋合作过一系列作品。 但就是这样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伴随着注册制的脚步登场，一出场就拿到了138.02元的超高发行价，这显然是注册制改革的结果。如果没有注册制改革，新股发行就会受到23倍发行市盈率的限制，如此一来，锋尚文化的发行价差不多就要腰斩了，因为锋尚文化138.02元的发行价对应的市盈率达到了41.20倍，如果按23倍发行市盈率计算，锋尚文化的发行价应为77.05元。因此，锋尚文化超高的发行价格体现了注册制改革下新股市场化发行的一面。 当然，与试点了一年之久的科创板注册制相比，“创业板注册制第一股”明显是小巫见大巫。如科创板上市的石头科技(行情688169,诊股)，发行价达到271.12元，是目前A股市场发行价最高的股票。而新股发行市盈率，科创板新股微芯生物(行情688321,诊股)达到373.72倍；泽璟制药(行情688266,诊股)更是首家亏损上市的企业，发行市盈率无法正常计算。因此，对比科创板的注册制改革，创业板新股发行价格与新股发行市盈率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信创业板最贵138.02元的发行价格很快就会成为历史。 这些创纪录的数据固然展现了注册制的魅力，令发行人神往，但任何一枚硬币都是两面的。对于投资者而言，高发行价与高市盈率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增加。高发行价与高市盈率是与发行人优秀的业绩以及高成长性相对应的，如果发行人的业绩与高成长性得不到保证，高价发行与高市盈率发行就成为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如曾经以148元的发行价创下A股最高发行价纪录的海普瑞(行情002399,诊股)，由于公司的成长性难以支撑公司的股价，结果该股股价长期处于发行价之下，目前的复权价大约在90元左右，较发行价仍然亏损，这也意味着该股票上市10年，仍然让以发行价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亏损40%左右。而在注册制放开了新股发行市盈率限制，实行市场化新股发行的背景下，不排除海普瑞的故事会在A股市场重新上演。 因此，注册制更需要投资者具有风险意识，更需要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毕竟注册制改革，改掉了证监会的“保姆功能”或“父爱主义”，而是将更多的事情交给市场自己来处理，比如对新股发行市盈率23倍限制的取消，就是这种改革的最具体的体现。因此，即便是注册制下的打新，也不排除存在新股上市后破发，甚至是上市首日破发的风险，投资者闭着眼睛打新也能赚钱的好日子或将一去不复返。同样地，投资者炒新“买到就是赚到”的幸福日子也将不复存在。不论是打新还是炒新，投资者都需要对相关公司进行具体的甄别，不然投资者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这也就是注册制的另一个意外功能，倒逼投资者走向成熟。毕竟在“父爱主义”保护下的投资者是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的，只有经历市场的狂风暴雨的洗礼，投资者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
长期以来，在中国一直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金饭碗这就是商业银行，相信在大多数中老年人的心目中，商业银行就是西装革履的真正白领，曾几何时由于银行收入高、工作稳定成为大多数地方年轻人争相加入的地方，甚至有考银行比考公务员还吃香的说法，然而时过境迁，最近的商业银行虽然依旧每年给我们贡献着财报上亮眼的数据，却已经不是当年成功的模样了。 银行到底怎么了？六大行一年关闭上千门店，银行网点被大量淘汰，银行业的路到底在何方？ 01 一、六大行一年关闭近千网点 根据科技日报的报道，近年来，银行网点缩减已成趋势。2019年，六家国有大行网点合计减少836个，同时，六大行员工数量合计减少了1.15万人。特别是疫情暴发后，不聚集成为常态，“非接触银行”服务兴起进一步加速了网点的关停。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如今身边的银行网点越来越少了，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科技日报记者查阅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发现，截止到7月27日，今年全国共有1730家商业银行网点终止了营业。 网点是传统银行最小的经营单元，是进行客户细分、需求对接、产品投送的阵地，也是业务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银行网点缩减已成趋势。2019年，六家国有大行网点合计减少836个，同时，六大行员工数量合计减少了1.15万人。特别是疫情暴发后，不聚集成为常态，“非接触银行”服务兴起进一步加速了网点的关停。 在办理金融业务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选择去银行网点办理，而是或打开电脑或使用手机，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来办理。银行网点数量不断减少的背后，离柜业务率走高是重要原因。离柜业务率是指客户离开柜台处理的业务量占银行总业务量的比例，离柜率越高说明通过网络、移动支付和电子自助渠道办理业务的客户越多，客户对线下网点的依赖程度越低。 据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离柜业务率达89.77%，相比2018年的88.67%提高了1.1个百分点。而在7年前，银行业平均离柜业务率还仅为63.23%。同时，电子银行交易额增长迅猛。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网上银行交易笔数达1637.84亿笔，同比增长7.42%，交易金额达1657.75万亿元；手机银行交易笔数达1214.51亿笔，交易金额达335.63万亿元，同比增长38.88%；电商平台交易笔数达0.83亿笔，交易金额达1.64万亿元。 面对着大量的线下网点关闭，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商业银行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 02 二、商业银行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 其实，我们仔细研究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银行业其实并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产业，而是一个伴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逐渐产生的产业，根据金融学的观点，最早的银行起源于欧洲的货币兑换业务，由犹太银行家们在重要的商业城市在长椅上负责各国金银币的汇兑与此同时再进行一定的金银保管业务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费，随着保管的时间逐渐增长，银行家们逐渐发现原来不是所有人都会把自己存在银行家这里的金银取走，所以就开始拿这些钱去放贷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之后为了吸引用户存钱，开始不再收取保管费，反而支付一定的利息给储户，这就有了现代银行网点的雏形。从这个历史的逻辑出发，我们再来看银行的网点其实就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帮助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银行网点的大量布局其实是和市场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相信大家只要去问问自己家中的老一辈人就会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银行网点是非常少的，只有个别特殊的地方有银行，银行的网点分布也非常少，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商业银行网点开始了激增之路，并且高速增长下去，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达到22.8万个，其中年内改造营业网点15591个；设立社区网点7228个，小微网点达到3272个。这么多银行网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高速增长的金融需求所决定的，再加上前些年来各家商业银行快速崛起，为了更好地抢夺用户，开设网点就成为了最常用的手段，不少二三线城市早年只有五大行以及部分地方商业银行，之后大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开设网点的形式快速在各地兴起，引发了一轮商业银行的网点开设潮 其次，网点的消失是成本与收益平衡的最终结果。之所以大量的银行网点消失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网点开始成本与日俱增，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着海量的人口优势和超越常规的人口红利，再加上曾经一度土地成本非常低廉，各地给银行开设网点都有不少的方便政策支持，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衰退，银行网点的运营成本不断增加，高昂的房租价格，较高的用工成本以及对于日常风险防控所需要的高昂成本都给银行网点的维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银行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最早互联网机构对于银行的冲击还是比较浅层的支付业务，基本上都是汇兑类的银行中间业务，但是从2013年开始余额宝的横空出世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之后借呗、花呗、白条、月付等等个人金融信贷业务也对银行的贷款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互联网的倒逼之下，商业银行的传统三大业务类型存贷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等于是被倒逼改革，不断推动银行业务互联网化，这就有了前面的离柜业务率已经接近了90%，特别是近些年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加持，银行业务正在加速智能化、数据化、互联网化转型，原先需要大量人工才能支撑的业务如今只要一台手机就可以轻松解决，特别是今年疫情之后，银行的互联网化水平被进一步加速。 第三，银行网点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从目前的商业银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觉得银行网点彻底消失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银行网点二八分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形成，原先在银行的收入当中80%耗费银行大量精力的个人业务实际上对于银行的利润贡献极低，但是却是银行的基础，银行不得不选择必须要好好经营，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一个趋势已经在银行业形成，这就是全面的智能化，表面上看银行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的形式让互联网业务实现了渗透，但是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将原先大量的苦活、累活等高成本低收入的工作进行了成本转嫁，由银行的个人消费者来自行承担这方面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学习成本和网络成本）。而银行则可以腾出手来真正做该做的工作，这就是银行业一直被大家诟病的嫌贫爱富的业务，银行将大量的低质量的网点关停，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私人银行业务服务点，服务的是真正给银行带来更多收入的高净值人群；还有将一般的个人对私业务网点关停，加大在对公业务领域对于大企业的服务等等。其实，对于银行来说，他们看得很明白，银行网点关停并不是坏事而是推动商业银行加速转型的必由之路，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有些银行会有转型的阵痛，有些则有快速拥抱互联网的红利。 银行的变化其实早就是开始了，最可怜的可能并不是银行而是那些在舒适区中尚未转型的网点柜员或业务型工作人员，如何加速自身的转型才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做的事情。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 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 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 1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 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 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 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 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 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 2 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 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 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 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 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 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 3 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 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4 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 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参考文献： 1、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格局，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 2、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 3、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 4、付一夫、马茹、曲直：《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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