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12日，第四届地新引力峰会于上海宝华万豪酒店举行，地产、资管、物业、租赁、产业、科技、金融、区块链、文旅等行业领袖齐聚，思考特殊时期的破局之路，探寻地产的第二增长极，全程直击。 对于数字科技地产的现状，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数字科技地产分会秘书长李波表示，行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对企业而言，目前最为关键的是企业的自我定位，也就是在若干年以后，企业希望成为怎样的一家企业。对于行业来说，面临的困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意识升级、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 分会成立的初衷在于推动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信息化转型升级。响应于党的十九大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号召，适应中国房地产发展新形势，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新趋势，全面推动房地产行业的信息化转型升级，为房地产企业提供数字技术、智慧模式等创新发展支撑。 对于行业未来，李波从三个方面展开，对数字地产科技进行了阐释。 第一，数据是核心。数据既是生产要素，也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储备。在将来，企业能否掌握数据，特别是行业数据、用户数据、自身数据，决定了企业能够在智能化或者智慧化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同时也决定了企业在产业链当中的位置。 第二，数字是关键。数据需要用数字化的方法来处理，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拥有大量的信息，数字化的方法和技术决定了如何让这些信息成为有效数据和生产要素，数字化的水平也意味着数据的质量水平。 第三，产业是载体。身处产业中，我们需要数据提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需要发挥数字化能力，把数据与产业集合起来，也就是中央所倡导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和产业密不可分，用产业去承载数字化内容，才能形成数字经济。
8月1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对人口和老龄化的再认识》，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八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由于李铁在8月1日和11日的文章中都谈到生育率问题，所以我们这篇文章的重点讨论生育率问题，并在文末请李铁回答几个问题。 关于两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 李铁说：“关于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了。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从李铁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他既没有看明白我们上一篇文章中关于生育率的内容，也不了解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下面我们分别说明这两个问题： 其一，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说：“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既然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说了“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李铁又有什么依据得出“梁建章所采用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生育率参照的依据”这个结论呢？ 其二，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都有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两本书都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表6-6《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可以计算得生育率为1.22，而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6-3 《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可以计算得生育率为1.18。所以，李铁说“国家统计局的两次普查结果并没有作为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22和201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18就一定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在2019年10月9日发表的文章《新中国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顾》中说：“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2，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5”，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到了漏报因素。 李铁接着说：“后来，统计局对于当时因各种体制原因导致的统计偏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成为可引用的数据，即代表了国内官方统计结果，也得到了国际上包括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充分认可。” 关于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1.22，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却以漏报为理由而大幅调高为1.8。虽然人口普查确实存在漏报，但40%以上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所以1.8的生育率数据被广泛质疑，难道李铁认为1.8的生育率数据是准确的？ 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将是多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生育率为1.49；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生育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面临快速下降的趋势。 以2019年为例，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57%，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育意愿趋势，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终可能只有一半会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数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估计在政策实施后的四、五年之内释放完毕，之后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1.1左右，除非大力鼓励生育能够显著提升生育率。 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迟早会消亡 李铁说：“假如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老龄化问题则要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按照梁建章和毛大庆的观点，我们是否还要出生更多的人口来面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即使科技进步使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达到了100岁，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在进入负增长之后将会不断下降，并且迟早会消亡（在不考虑外国移民的前提下）。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 发达国家就没有养老金支付压力吗？ 李铁说：“养老金支付是否有压力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取决于生育率水平高低。” 按李铁的逻辑，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不会有养老金支付压力了。但日本、德国都是发达国家，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养老金支付压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例如，2019年8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养老金预估报告显示，估计未来每对日本夫妻每月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不断下滑。目前，日本政府预估的养老金替代率为61.7%，到2040年左右，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将下滑至51%~52%，而在2050年左右，将进一步下滑至45%。 “人口过多”不是一个筐，能装进所有问题 在李铁看来，“人口过多”就是一个筐，只要对他观点有利的就可以往里装。比如，李铁一再把就业难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来论证这一点。 我们在6月23日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并且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我们还给出了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以及中国各省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的两个图来作为论证的依据。 归根结底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 虽然我们与李铁在生育率数据方面的观点有分歧，但最大的分歧并不是生育率数据，而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问题，是把人的价值看作是负数还是正数？换句话说，是把人口看作是负担还是财富？如果把人口看作是负担，那么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因为减少人口意味着减轻负担。 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几千年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这就证明，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人口是财富而不是负担。 李铁的多篇文章，总是强调“人口过多”会带来就业难、收入水平低等一系列问题。支持限制生育的人，也总是强调人口增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认为减少人口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按照限制生育的思维方式：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吃了吗？ 住房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住了吗？ 能源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用了吗？ 鞋子太小怎么办？把脚削小一点，不就合穿了吗？ 如何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下面以两个假想的国家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种办法是“以物为本”，实行限制生育来适应外部环境。例如，有一个国家（称为甲国）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甲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甲国政府决定实行限制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于是，甲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基本保持不变，一直是农业国。 第二种办法是“以人为本”，改造生存环境以适应人口的增长。例如，有一个国家（称为乙国）原来绝大部分人口也都从事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乙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然而，乙国政府并不实行限制生育，而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亩产量，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的产业。于是，乙国的人口虽然不断增长，但人均收入反而越来越高。 请李铁回答几个问题 虽然李铁写过很多文章，一再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但他对一些重要的人口问题却没有明确的态度。因此，我们想请李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既然你一再说“中国人口过多”，那么请你回答中国人口数量降到多少才不是过多，论证依据是什么？ 二、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会是多少？ 三、请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在讨论问题时，双方应该对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有明确的观点，而不应该含糊不清。因此，我们希望李铁能回答上述几个问题。 梁建章、毛大庆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第六回合： 李铁再次回应梁建章：人口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梁建章六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我们是否放大了人口危机？ 第七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 梁建章七评李铁：靠降低生育率来获得人口红利是寅吃卯粮 第八回合： 李铁再回应梁健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 梁建章八评李铁：严重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毛大庆驳李铁的“中国人口观”：老龄化怎么可能是机遇 第九回合： 李铁回应毛大庆、梁建章：增加人口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按语 任期公平是重要的经济观念，实现任期公平的研究从来没有提升到理论的层面。而异度均衡研究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理论方向和可操作的方法。那就是政府在任期内配置和使用实际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异度均衡的基础上，不仅要考虑任期内显性的社会收益和损耗，更要考虑隐性的社会收益损耗以及长远未来的社会收益损耗。异度均衡理论通过衡量社会总收益和总损耗来对任期内政府的绩效进行评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政府的任期公平问题。 1.任期公平 如何实现任期公平，使任用者的施政或管理行为受到适当的约束和激励呢？异度均衡填补了关于任期公平思考的空缺。企业、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无论何种治理结构下，任期制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充满不公平的鸿沟。 “任期公平”是一个道德选择的困局，也是一个经济行为学的理论问题。如何实现任期公平，使任用者的施政或管理行为受到适当的约束呢？对于不同的社会主体而言，到底多久的任期是和合理的，这需要更深入的实证研究，而这种深入研究只有建立在异度均衡理论基础上，才会具有可行的通道。 任期的长短不仅影响着领导层的工作状态和稳定性，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效益和成本的影响。无论企业高管或政府高官，在任期内采取激进的经营和执政方式十分常见，其实质就是将当期的风险损耗后移或平移，将未来的收益提前兑现（如提前收税现象）。“短期行为”带来的收益虽是正面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具有长期性。而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许多负面的影响也接踵而至。例如在经济方面：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大量低效高污染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等。 因此，政府在任期内配置和使用实际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异度均衡的基础上，不能只考虑任期内的社会总收益，同样要兼顾社会的总损耗。 2.社会总损耗及总收益的核算范围 在进行社会总收益总损耗分析之前，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损耗的基本内容及核算范围。本文认为，社会总收益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地方创造的财富及经济进步，以及本时期的经济活动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而社会总损耗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履行其职责、实现其执政目标、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进行的管理和投入及政府自身正常运转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由其所引发的现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对社会所造成额外负担和损失。两者的具体核算范围如下： （1）社会总收益的核算 本文将社会总收益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其中隐性收益又包含了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 显性收益表示社会的直接财富收入，用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衡量。隐性收益表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即社会经济的进步，用本年度的经济活动带来的GDP增量来衡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当前的经济活动在未来若干年都会为社会创造收益，因此本文将隐性收益分为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其中当期隐性收益表示当期的经济活动给本期带来的GDP的增量，未来隐性收益表示当期的经济活动给未来各年带来的GDP增量的总和。 （2）社会总损耗的核算 社会总损耗同样分为显性损耗和隐性损耗。隐性损耗包括当期隐性损耗和未来隐性损耗。显性损耗表示社会消耗的直接成本，用政府的财政支出来衡量。当期隐性损耗则包含了资源损耗、生态环境损耗和社会民生损耗，在资源损耗的核算上，只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损耗成本进行计算。 在对生态环境损耗的核算上，主要对广义的环境经济内容进行计算，即对生态环境的各部分损失进行计算。但由于数据、核算方法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对生态环境成本核算只能进行简化，本文分别在核算项目和数据结构上进行了简化。而把重点放在环境损失的核算中。对环境损失的核算，只核算环境污染，而未考虑生态破坏的成本。对环境污染的核算采用虚拟治理成本的计算方法。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包括对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实物量和价值量，以及两者综合的核算。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治理成本，这一方法的具体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成本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下限核算。在核算数据方面，选取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的数据，选取污染物的治理成本作为环境污染价值量的核算数据，即假设对所有排放的污染均给予治理。 在对社会民生损耗的核算上，主要计算地区居民的生活成本总的增加量，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及住房成本等。 未来隐性损耗主要指政府的当期行为对未来可能造成的风险，由于未来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受到当下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假定未来第t年的隐性损耗会在当期隐性损耗的基础上进行波动。 3.模型构建 基于异度均衡的思想，可以构建任期决策问题的社会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数学模型，具体如下： 上式中，社会总收益和总损耗主要受到任期内政府的财政支出决策影响，根据相关研究，无论政府的财政支出决策偏向工业、基建等方面还是偏向民生、保障等，其产生的社会隐性成本都会比较大。因此，根据异度均衡理论，任期内政府应该合理制定支出决策，保证社会总收益比总损耗在均衡点1附近。 图1 社会总损耗随投资支出比例的变化示意图 4.计算结果分析 通过X市近年的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损耗对比情况，可得X市各年社会总收益-社会总损耗比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X市近年社会总收益/社会总损耗比值情况统计 根据上表可得如下所示的可视化趋势图。 图2考虑不同未来风险的X市近年的社会总收益-总损耗比值 分析上面的图可以得出，整体上看，随着考虑的未来隐性收益和损耗的年限延长，X市的社会总收益比社会总损耗的值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先是大于1，然后小于1。这是因为从短期来看，X市的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幅度要大于社会总损耗的增加幅度，但从长期来看，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幅度是逐渐放缓的，而社会总损耗的增加幅度逐渐加大的，因此随着考虑的未来越长远，社会总损耗会慢慢地超过总损耗，总收益社损耗的比值就会逐渐小于1。对比各年份可以发现，2013年X市的社会收益损耗比在考虑未来5年的情况下就小于1了，而最近的2017和2018年，社会收益损耗比在考虑未来10年的情况下才出现小于1的情况，这也与近几年国家调整投资结构，提倡可持续发展有关。 虽然上述分析是基于某一个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即公共决策的短期激进问题，忽略了当前的决策带给未来的风险（损耗），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任期公平失衡。 由于中国并未采用严格的任期制度，官员随时可能被调整职务。处于随时考核的压力下，官员一旦接任新职，便得逐渐加码创造政绩，而且不会轻言放弃，由于缺乏任期保障，造成官员决策多以当前的政绩为导向，透支未来收益，后移当期风险，而忽视了地方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上图可以看出，若只考虑未来2-4年的社会隐性收益和损耗，X市的社会总收益比社会总损耗是大于1的，基本能达到异度均衡的要求，但若考虑的未来年限稍微延长，收益损耗比就逐渐小于1了，不满足异度均衡的要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地方官员的决策视野基本在3年左右，与当前中国地方官员平均三年左右任期大致吻合，普遍存在损耗后移的现象。
导言 一个月来，电视剧《三十而已》霸占了各大热搜榜，话题热度持续升温，尤其是对剧中的“完美女性”顾佳遭遇的不幸婚姻生活感到惋惜和不愤。顾佳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能“里”能“外”，操持家务，又帮助丈夫事业蒸蒸日上。丈夫却没能顶住外界诱惑，有了出轨行为，导致离婚。作为理性经济学家，我们认为一切事件背后都有其经济学含义。那么，顾佳的悲剧是必然还是偶然？难道真如一些评论说的那样，越优秀的女性越得不到幸福吗？ Hellerstein， Morrill， and Zou（以下简称HMZ）通过对大量家庭数据的分析发现离婚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婚姻有一定的顺经济周期性；其次，过早结婚、并且学历较低的女性是离婚的高危人群。由此可见，婚姻幸福总体上是和物质水平、个人优秀程度成正比的。电视剧中的情节只是个例，观众切记一叶障目。不负责任的妄加评论，影响家庭、社会和谐，也需要制止。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谢东平博士 数据 HMZ的数据来源是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SIPP），这是一个对近百万个美国家庭婚姻状况的调查，其中不但包含了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如年龄、学历、工资水平等，还包含了家庭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婚姻法律、劳动力市场等信息。 有别于文献中的大多数研究用州级的离婚率作为主要研究指标，SIPP的一大优点是数据的个体化。合计的统计指标（如离婚率和失业率等）只能展示宏观现象的普遍影响要素，而微观的数据（如家庭调查数据）能在家庭层面上或个人层面上添加控制变量，排除干扰项，揭示经济现象的核心影响要素。 实证模型 HMZ建立了一个线性概率回归模型——任意一对夫妻，生活在地区，在年离婚的概率为： 其中，和分别为省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是失业率（作为经济周期的代理变量），包含了一组关于婚姻和个人的控制变量。 离婚的顺经济周期性 图1使用了整个数据样本的66万个家庭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列（2）表明当地方的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比如从6%上升到7%），则每1000个结婚女性中就会减少0.34个。因为，平均1000个结婚女性的离婚个数为18个，因此0.34个减少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接近2%）。并且，这种因果关系不随控制变量的增加而变化（比较（1）到（5））。因此，离婚有显著的顺经济周期性。 哪些女性更容易离婚？ 图2中列（1）显示女性的种族对于离婚概率的影响很小；列（2）说明经济周期的压力对于二婚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一婚；列（3）显示学历越高的女性，离婚的概率越低，有本科学历的女性的离婚概率比本科以下学历的女性低接近10%；列（4）显示了年龄对于婚姻结果的影响，16到19岁结婚的女性的离婚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结婚的女性。 结论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家庭不能独立于社会存在，因此家庭也会受大环境的影响。离婚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甚至随着经济周期波动。反之，社会这个大的有机体就是由千千万万的细胞构成的。近年来离婚率攀升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否是经济不景气或者体制缺陷引起的“经济现象危机”值得深思。 另外，从家庭角度而言，婚姻的幸福也取决于个人特征。不断进步、丰富自己的人生是保证婚姻圆满的重要途径。
下半年政府政策应该以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 并根据消费复苏的速度调整政策的力度。防疫措施方面，应在确保疫情不反弹的前提下，放宽以至解除对于居民出外旅行、运动、餐饮、购物、娱乐及聚会等活动的各项限制措施，并做好公共场所的消毒清洁工作以消除人们对于病毒的忧虑和恐惧，为居民消费復苏创造根本条件。 2季度我国经济增长3.2%，大大好于市场预期。此数据出来前，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措施大部分仍未解除，市场对经济復苏的力度不太乐观，进而对2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测大部分在2.5%以下。所以3.2%的实际数据出来后，市场普遍受到鼓舞，各机构纷纷上调今年的增长预测。 2季度大大好于预期的主要原因，一是出口增长转正至0.5%，很多人没有想到。1季度出口大跌12.8%，考虑到我国疫情于2月下旬开始爆發，大家都认为可以理解。而大部分国家的疫情爆发是在2季度，所以很多人判断2季度我国的出口会更大幅度地下降。但是，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口罩、呼吸机等抗疫医疗产品出口在疫情下大增，另一方面受惠于我国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的东盟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2季度出口增长转正。令人鼓舞的是， 今年对东盟出口强劲增长，使得东盟成为了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1季度的-16.1%陡然反弹至9.7%，更超出市场预期。其实，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放缓，去年已低至5.4%，今年製造业投资增长也仍然疲弱。但2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迅速反弹至14.3%， 房地产投资也继续强劲增长11.5%，致使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接近双位数。 鉴于疫情，中央政府今年没有设定年度增长目标，但多次表示有信心全年经济实现正增长。由于上半年负增长1.6%，下半年只要增长1.2%以上，全年就可正增长。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下半年没有突發事件，1.2%以上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政府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全年正增长能够实现。但正增长是最低目标，目前市场对于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很多在2.5%左右。若要实现这一全年增长，下半年的增长速度须达6%。这就要求下半年的增速比2季度大大加快。 那么问题是，下半年的增速能够大大加快至6%吗？ 让我们根据支出法来分析所谓三驾马车的行进速度。首先看出口增长速度。下半年出口增长在2季度的基础上加速是有可能的，但要大大加速则难以指望。2季度的两个推动因素，即抗疫医疗产品和东盟的强劲出口需求都可望进一步增强，但增强的空间不可能像2季度那麽大。抗疫医疗产品方面，各国都在加快生产以尽量自给，对我国的依赖度将有所减小。东盟需求方面，各国疫情的影响在增加，经济复苏力度并不强，对我国产品需求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已经不大。加之美国疫情更差于预期，且中美冲突加剧，我国对美出口将进一步下滑。因而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长在2%左右。 接下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三大投资板块来看，2季度整体投资强劲增长9.7%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双位数增长，而製造业投资仅增长1.8%。受制于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 加之疫情威胁仍在，制造业投资增长难以指望反弹至5%以上。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下半年还有进一步加速的空间吗？应该还有，但也不会太大。中央政府未设今年增长目标的一个考虑是不想搞大水满灌，财政政策方面不想增加太多的债务负担，因而在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会有所节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要超过15%比较困难。房地产投资则在最近政府又反复强调“房住不炒”的形势下也难以再加速至13%以上。因此预计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左右。 再就要看消费增长了。就下半年经济增长6%的要求而言，如果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如上所析分别增长2%和10%左右的话，考虑到消费占GDP比重已超55%，消费增长必须在3%以上。这能否达到呢？困难不小。应该看到， 2季度人均消费支出仍大幅下降6%， 社会商品总额则跌4.0%。下半年这两个数据降为升或增长转负为正可以指望，但升幅或增长速度多少是个疑问。 的确，2季度的增长格局是， 虽经济增长3.2%，但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需求增长中又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这一格局，与人们的观察是一致的。即，疫情基本受控以来，工厂的復工復产速度快于消费者外出花钱的恢復速度。这可以理解。復工復产毕竟有一定的强制性，又关係到饭碗的安全，人们犹豫不多，而对于外出消费，纯粹出于自愿，没有外部压力，也无钱花不出去就作废的担忧，大多数人仍在等待疫情的进一步改善才愿转为正常。目前是如此，下半年也仍将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程度则取决于疫情的进一步走势。下半年，我国本土疫情应该继续好转，但鉴于前一轮北京和最近新疆、辽宁的集体感染情况，也难言完全平息，所以政府的抗疫措施不会完全解除，消费者的警戒心理仍将存在。而且，全球很多国家的疫情仍在高峰甚至冲高，对我国消费者的心理影响不能忽视，将进一步加深人们的警戒心理。有鉴于此，下半年消费能够復苏到甚麽程度不确定性很大，是经济復苏力度的关键。若能如愿復苏至增长3%以上的话，则经济下半年增长6%，全年增长2.5%的预测就能兑现，否则此预测将失准。 因此，下半年政府政策应该以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 并根据消费复苏的速度调整政策的力度。防疫措施方面，应在确保疫情不反弹的前提下，放宽以至解除对于居民出外旅行、运动、餐饮、购物、娱乐及聚会等活动的各项限制措施，并做好公共场所的消毒清洁工作以消除人们对于病毒的忧虑和恐惧，为居民消费復苏创造根本条件。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应着眼于鼓励居民消费，为此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应该向居民方向倾斜，定向地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和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前者包括失业人士和收入高度依赖于当天或短期营业的人士，后者以年轻的高消费人群为主。帮助前者的方法为直接的财政资助和金融优惠，帮助后者则需依靠间接性的消费政策，如财政补贴商户以促使其以折扣价销售、根据消费金额赠送消费券、免费外卖送货和提高服务质量，以及根据消费發票抵扣个人所得税等。
自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保”以来，“保居民就业”始终居于首要地位。基于大数据的初步估算显示，当前中低收入群体的失业率明显高于城镇调查失业率，且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区域、行业，失业率越高，未来中低收入群体失业风险仍不可低估。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相关政策应从行业、企业、居民三个层面综合发力，针对性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稳住就业基本盘。 ■文 |沈建光 朱太辉 张晓晨 自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保”以来，“保居民就业”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新冠疫情冲击之下，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月份曾一度达到6.2%，之后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二季度GDP增速反弹回正，6月分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回落至5.7%。但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居住半年以上的城镇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相当数量的中低收入群体（农村常住和部分流动人口，如城镇非常住农民工）未被纳入统计。为全面认识当前失业状况，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分析中低收入群体的失业率情况。 一、当前中低收入群体失业水平显著更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收入—消费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收入水平的大幅下降、消费水平的缓慢恢复，通常意味着极大的失业风险。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这一联系更是如此。 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恢复迟缓。基于京东消费大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6月线上消费在加快回升，但存在结构性失衡：按收入群体来看，高收入群体消费回暖，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下降；按城市级别来看，高线级城市消费稳步回升，低线级城市、县域消费能力下降。 消费反弹不平衡的背后症结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基于京东大数据的分析发现，疫情冲击下居民失业率提升和收入差距拉大是消费恢复不平衡的症结所在：一是疫情下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返城打工受阻；二是疫情下中小微企业生存困难，低收入群体隐性失业现象突出；三是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业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收入群体抗风险韧性更强。 中低收入群体的失业率明显高于城镇调查失业率。我们对“近一年月均收入”低于1万元的京东中低收入客户进行了调查，以此尝试估算了中低收入调查人群的失业率情况。调查和估算结果显示，中低收入群体的失业率超过了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7%）的两倍；且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区域、行业，失业率越高。中低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例较高，上述调查和估计结果可作为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有效补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失业率变化。 二、未来中低收入群体失业风险仍不可低估 企业生存状况直接决定未来失业水平。我们基于2308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2020年一季报数据，设计企业经营和人力成本压力指标，前瞻性评估了未来失业风险的变化。 企业倒闭、缩减成本未来可能加大失业风险。疫情期间生产“休克”导致企业经营规模和收入大幅收缩，盈利水平明显恶化，2020年一季度，样本企业总和营业收入、总和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下滑8.6%、28.7%；与此同时，人力成本压力则显著抬升，2018和2019年一季度样本企业的人力成本占比（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总和）分别为13.4%、14.6%，而2020年一季度上升到了16.5%。生产收缩、盈利下降而人力开支相对固定，使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这一情况持续下去，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通过裁员来缓解经营和生存压力。 中低收入群体就业集中的中小企业及重点行业失业抬升风险需重点关注。一方面，我们选取的样本企业为上市企业，平均规模较大，盈利能力更强，而广大的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显著更弱，裁员动力更高。另一方面，分行业来看，建筑装饰、休闲服务、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力成本占比排名靠前，且2020年一季度分别高达29.4%、28.3%、22.5%，较往年同期大幅抬升，成本压力之下这些行业企业裁员动力无疑更大。 三、政策建议 “保居民就业”需全面评估当前失业水平、结构特征和未来风险，应重点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失业问题。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相关政策应从行业、企业、居民三个层面综合发力，针对性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稳住就业基本盘。 一是尽快促进服务业全面恢复经营，充分发挥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从弹性（就业人员增速/GDP增速）变化来看，第三产业近年来是就业的主要贡献。供给上，在利用好科技手段做好疫情监测防控的同时，推动服务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应复尽复，杜绝过度防控。需求上，促进服务消费需求加快恢复，积极创造条件协调解决相关企业在资金和防护物资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加大宣传力度、消除居民消费的心理顾虑。 二是加大纾困惠企、援企稳岗政策力度，帮助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不裁员少裁员，稳住就业基本盘。精准实施延长金融机构延期还本付息、信用贷款购买政策，加大银行资本补充力度，适时推出中小企业应急贷款，完善贷后风险分担机制，充分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守住企业生存线。强化积极财政对特定企业的定点帮扶，如减免、降低或延期支付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等，大力帮助企业降成本。加大稳岗补贴力度，鼓励企业在与员工协商一致的条件下，通过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三是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顺应生产生活方式变革趋势，带动就业增量。加强创业支持、鼓励就业模式创新，培育能够带动中低收入群体、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增量的市场主体。以疫情期间涌现的线上服务新模式发展为契机，打破传统业态惯性思维，深入推进各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联动转型、跨界合作，推动就业人员提升劳动技能。
在中国城镇，凡中等收入以上的城镇家庭，一般每个家庭可能拥有两套以上的商品房，有的高收入家庭甚至拥有十多套商品房，这种“囤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形成了庞大的存量房闲置和浪费。原因何在？有何良方？ 众所周知，在美国，无论农村或城市，一个家庭只有一套住房，而且大多为按揭买房，基本上没有“囤房”现象。在中国农村也是如此，每个农民家庭拥有一套独户独院的小庭园或两层楼，在门前屋后有果树、菜园和水塘，水塘既可游泳、也可养鱼。但每个中国农民家庭只需要一套房子，而且不需要按揭，他们更不会“囤房”。 然而，在中国城镇，则情况大不相同，凡中等收入以上的城镇家庭，一般每个家庭可能拥有两套以上的商品房，有的高收入家庭甚至拥有十多套商品房，这种“囤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形成了庞大的存量房闲置和浪费。原因何在？有何良方？ 一、中国城市房价地区差异巨大 日前央行发布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关于房地产调控的表述继续保留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对此，老外不解：住房本来就是用来住的，为什么要炒呢？ 最近一个多月十余地方密集收紧楼市政策。比方，有地方住房公积金政策规定：停止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者发放公积金贷款。像这样的政策，老外也不理解：一个家庭为什么需要三套住房呢？ 近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7月全国4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报告》显示，40个城市7月成交量环比、同比双双增长，连续3个月同比正增长。报告指出，7月4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5%，同比增长18%。这是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后恢复最快的行业。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2020年7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数据，我们将中国100个主要城市重新划分为一、二、三、四线房价城市： （1）一线房价城市（3个）：深圳、上海、北京，新建住宅均价高于4万元，它们分别为54566元，49369元，42804元/平方米。 （2）二线房价城市（6个）：厦门、杭州、三亚、南京、广州、珠海，新建住宅均价介于2万至4万元/平方米，它们分别为28809元，27276元，24538元，23180元，22399元，21377元/平方米。 （3）三线房价城市（40个）：温州、宁波、苏州、东莞、福州、绍兴、昆山、常熟、天津、海口、南通、大连、台州、青岛、合肥、佛山、无锡、武汉、扬州、南昌、嘉兴、郑州、廊坊、常州、石家庄、成都、金华、济南、昆明、漳州、重庆、张家港、湖州、南宁、汕头、湛江、惠州、西安、江阴、中山，目前新建住宅均价介于1万至2万元/平方米，最高房价为温州19723元/平方米，最低房价为中山10026元/元。 （4）四线房价城市（51个）：具体名单（略），目前新建住宅均价，最高房价为太原9901元/平方米，最低房价为湘潭5426元/平方米。 总体而论，不同城市房价差异，既与该城市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也与该城市人口密度有关，比方，东部沿海地区房价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只有个别城市例外，比方，三亚和海口的房价远高于其对应的经济发达程度，这两个城市不仅人口密度大，而且地域面积极其有限，周边为大海，虽然风景优美、空气好，但无法提供更多土地供应，因此，海南岛房价明显偏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9个省会城市的房价分别进入了一、二、三线城市，也就是说，另有12个省会城市房价却落入了四线城市。与此相反，许多东部经济发达的地级市进入了二、三线城市，比方，三亚、珠海、温州、宁波、苏州、东莞的房价远高于中部城市武汉。 二、中国房地产大开发及其财富效应 中国房地产大开放始于1998年的城镇“房改”政策。此前中国城市住房只有私房（自建房）和公房（福利房）两类。当时尚无“商品房”这一概念，也没有房地产市场，直至“房改”政策出台。所谓“房改”，就是彻底取消计划经济“福利房”，大力推广商品房，将过去的福利分房转化为货币补贴买房，并通过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私人按揭买房。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大开放及房地产市场的最初由来。 1998-2010年，是我国房价的价值回归、快速补涨时期，其间房价几乎是连年大涨。以武汉为例，1998年武汉一环内房价不足2000元/平方米，城区中心最高房价略高于3000元/平方米，十年后的2009年武汉一环内房价已涨至6000至8000元/平方米，城区中心最高房价则超过了15000元/平方米。 但20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首次出台“限购”政策，房价开始步入平缓上涨期，在个别时间区段也出现过房价“滞涨”或“暴涨”现象。比方，2014年下半年，武汉房价出现过明显的“滞涨”甚至回落，不过，从2015年初至2016年期间，武汉又出现了一轮短暂的“暴涨”行情，并且形成了武汉房价的暂时“头部”，至今，武汉房价总体平稳。 根据“百城房价指数”报告显示，2010年6月，武汉市新建住宅均价为7187元/平方米，十年后的今天，2020年7月，武汉市新建住宅均价为12705元/平方米。也就是说，近十年武汉房价累计上涨了76.78%。另据安居客二手房信息显示，目前武汉城区中心二手房最高报价为8万元/平方米。 再看看作为全国房价标杆的北京市。1998年北京房价与武汉房价大体相当，约为2000元/平方米，但此后城市之间房价开始拉开差距，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口密度，即供求关系；二是收入水平，即支付能力。很显然，北京人口密度远高于武汉，北京收入比武汉高出许多，因此，北京房价跑得快。 根据“百城房价指数”报告显示，2010年6月，北京市新建住宅均价为22729元/平方米，相当于武汉均价的3.16倍；2020年7月，北京市新建住宅均价为42804元/平方米，相当于武汉均价的3.37倍。这十年北京房价累计上涨了88.32%，比武汉多涨11个百分点。再次证明：北京房价跑得高、跑得快。最近在安居客报价最高的北京二手房均价是18.7万元/平方米，位于西单大方胡同“西单上国阙”。 最后，我们再看看“后来居上”、全国房价最高的深圳。2010年6月，深圳新建住宅均价为22190元/平方米，直至2014年底深圳房价均明显低于上海和北京，然而从2015年开始深圳房价出现持续暴涨，2014年12月深圳新建住宅均价为30719元/平方米，2016年10月其房价上涨至55150元/平方米，不到两年暴涨79.5%，接近北京近十年的累计涨幅，这是十分疯狂的罕见现象。不过，从2016年底开始，深圳房价开始“筑顶”并步入平稳期，似乎有下滑趋势。2020年7月深圳新建新建住宅均价为54566元，略低于四年前的峰值。 正是2015-2016年深圳房价的报复性“补涨”，使它一跃超过原先房价排列全国前两位的上海和北京，直至今天，深圳一直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上海与北京则甘居其后。房价排列全国第四、五、六、七位的城市分别是厦门、杭州、南京、广州，2020年7月，这四个城市的新建住宅均价分别为28809元/平方米，27276元/平方米，23180元/平方米，22399元/平方米，远低于深、上、北。 大城市畸高的房价，不仅加大了市民的居住成本和生活负担，而且也会加大企业用地用房成本，尤其是大量存量房的闲置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中国城市家庭“囤房”的深层次原因 中央反复强调：房子是有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许多城镇家庭购买多套房，其目的不是用来住的，而是有来炒的，甚至有的家庭“囤房”多达十多套商品房。 事实上，商品房流动性较差，变现比较困难，而且交易成本昂贵，那么，我们的城镇家庭为什么还要冒险“囤房”，甚至闲置着？ （一）金融机构无能，导致家庭被迫“囤房” 在资产泡沫化、名义收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意愿会非常强烈。然而，过去的P2P及马路私募存在诸多不规范和欺诈行为，比方，跑路、失联、经营失败、倒闭破产等，而金融机构开发的理财产品或资管产品，大多偏好短资长用的滚动发行，金融产品以“短炒”、“集资”为主要特征，有些甚至存在多层次嵌套的高风险，无法满足家庭理财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及分散投资的需要，因此，许多家庭要么被迫亲自进入股市搏杀短炒，要么被迫通过买房“囤房”，以此达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目的。 金融机构的“资产荒”导致家庭“理财慌”。从本质上讲，正是因为金融机构无能、无力开发出让投资者满意的金融产品，因此，家庭“囤房”成为被迫无奈的选择，从家庭理财的角度来看，住房不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保值增值的。这是金融机构的悲哀，还是家庭理财的尴尬？ （二）房价是货币供给量的“倒影”，房价似乎只涨不跌 1998年房地产大开发初期，全国各大城市的房价基本上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所有早期购房者均获得了房价回归与补涨的溢价收益，而且收益相当可观，并给公众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和示范效应。后来由于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以及家庭囤房不断加剧，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似乎只涨不跌，这又吸引了大量中等以上收入的城市家庭加盟买房囤房，或是利用融资杠杆炒房赚差价，在限购的城市，也有不少家庭转而囤积商业门面坐收租金。这样，很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房价越涨越买，目前只有“追涨”现象，至今尚未出现房市“杀跌”的情形。 实际上，中国大城市房价的坚挺，除了刚性需求和保值需求外，还有货币投放的因素。2016年及以前，我国广义货币M2增长率大多高于13%，而GDP增速却只有10%左右，但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我国广义货币增速首次降至8-9%，而GDP增速也滑落至6%左右。为此，房价下行压力增大，这也是为什么近三年全国各大城市房价趋稳甚至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 不过，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2020年3-7月，我国广义货币M2连续5个月的增速重回10%以上，这使得原本平稳的房价又有向上反弹的欲望。这证明房价确实是货币的倒影，这也会增大家庭“囤房”的预期与需求。 当然，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囤房”吸纳并沉淀了巨量的家庭财富，这使得市场过剩流动性很容易消失于无形。结果，无心插柳，“囤房”竟成为我国家庭理财的唯一长期投资。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尴尬结果。 （三）“以房养老”可部分替代私人养老金储备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是世界最大的赤字政府，美国人更是崇尚透支消费，他们习惯今天花明天的钱，美国家庭基本上不存款，更不囤房，如果疫情期间几个月不能工作，美国人就会傻眼：无钱还信用卡，无钱支付住房按揭的月供，甚至还要靠吃“低保”（SSI）过日子。这就是美国的社会现实。 然而，赤字的美国、透支消费的美国人，他们却拥有32万亿美元的私人养老金储备，远超社保基金积累，远超美国GDP规模，私人养老金储备占美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高达35%，这正是美国人透支消费、超前消费的最大底气。 相比之下，我们是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未富先老”的我们尚未做好私人养老金储备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但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强制储蓄”，这就是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相比之下，我们的城市家庭“囤房”占家庭金融资产比重也很高，而且家庭“囤房”也有养老替代的功能，但十分遗憾的是，毕竟“囤房”风险太高、交易成本太大，在补充养老保障方面，显然不如私人养老金作用大、效率高。因此，我们希望家庭理财应尽早将“囤房”陋习转变为私人养老金储备，减少社会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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