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近日由学术总顾问吴晓灵牵头完成了《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当前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专题报告。现将报告全文发布如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多项涉及中小银行和小微金融服务，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优化公司治理，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6月1日，央行等八部委也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纪律约束机制。6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要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升普惠金融在考核中的权重；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严禁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切实做到市场主体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贷款难度进一步降低。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组织专题调研，剖析中小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中小银行的主要诉求，并就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提出政策建议。 一、中小银行在小微金融服务领域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中小银行利润空间受挤压，经营风险上升 中小银行经营范围和产品线较为单一，非利息收入有限。向实体经济让利则限制了银行的息差空间，比如地方法人银行获得再贷款后，执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得超过LPR+50BP，但由于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差、现金流紧张，违约风险高，中小银行的利润可能无法覆盖风险。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但盈利增长主要集中于大中型银行，中小银行的利润同比为负增长。 当前银行业吸收了实体经济的大量经营风险。由于无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的实施，大量不良风险暴露被推迟，再加之信用贷款增多，银行在疫后的金融风险将加大。待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许多贷款将变成实实在在的不良贷款，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增大。 同时，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大范围实施可能导致部分银行在一年内没有现金流入。尽管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对地方法人银行给予其办理的延期还本普惠小微贷款本金的1%作为激励，但中小银行流动性状况依然可能恶化。 （二）适格的小微企业客户不足，市场竞争激烈 在部分地区，中小银行面临合适的小微企业服务对象不足的问题。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部分地区在治理“散乱污”企业的过程中，大量小微企业被关停、取缔，导致该区域内小微客户数量严重不足；二是部分地区的企业以产业链上的大型龙头企业为主，虽然整个产业链上存在小微企业，但主要都在县域范围以外，而农信系统的中小银行面临着贷款不出县的经营范围限制；三是部分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建设较为落后，缺乏有效识别适格小微客户和精准营销的能力；四是大型商业银行为落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的要求，下沉客户群体，利用资金价格较低的优势与中小银行展开竞争。 （三）中小银行资本不足问题较普遍，资本补充较困难 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差，通过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资本补充比较困难。 从外源融资来看，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资本补充的工具和渠道有较大不同，非上市银行补充资本的渠道相对更加受限。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尤其是未上市的中小银行，有很大的限制。 股东投资中小银行的意愿相对不足。第一，银行（尤其是国有属性的银行）在增资扩股时，入股价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否则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但当前上市银行的PB（市净率）普遍低于1，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认为银行的价值低于其净资产。因此股东不愿意以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增资。第二，国有企业都有主责主业，金融属于非主业，目前国有企业进行非主业投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限制。第三，由于股比受到限制，商业银行的股东权利有限，既无法影响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也不能推荐高管人员。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主要取决于银行的经营班子、董事会是否勤勉尽职，股东的存在感较低。 股东缺乏出资能力或符合要求的潜在股东较少。目前部分中小股东缺乏持续的出资能力，主要股东虽然愿意承担起增资责任，但是又面临股权比例限制。如果新进的股东比照发起股东的资质要求，短期内也比较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对象。例如，对于民营银行而言，股东必须是纯民营企业。但今年大部分民营企业普遍自身融资都比较困难，此时让民营企业出资数亿元投入一家银行，且5年内不得分红，不得获得任何形式的关联贷款，是比较困难的。 （四）小微企业数据获得成本较高，数据来源不足 开展小微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大数据和金融科技。在数据来源方面，大行相对中小银行更有优势。小微企业的数据获得成本较高，可能达到整个贷款的0.5%-1%，从而提高了贷款成本。 现在全国不少的地方政府都在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整合政府采集到的公允的、公开的、多维度的大数据，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评价，提高征信的公信力，使之成为银行风控可以采信的基础，且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获得和使用这些征信数据，对中小企业进行精准服务。但是，在平台建设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缺乏顶层设计，平台建设由各地方政府主导，规则不统一，信息割裂；第二，数据整合的程度不一，各个政府部门的信息孤岛现象较普遍，金融、工商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海关等部门的信息未能有效整合，小微企业的一些非信贷信息的可读性比较低，缺乏深入挖掘和标准化处理；第三，底层数据获取困难，有的金融服务平台会根据自身建立的风控模型给银行一个企业评分，具体的企业数据银行还是无法获得。 二、中小银行开展小微金融服务的主要诉求 （一）监管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提供便利的条件 提高资本补充工具的审批效率。市场发行窗口转瞬即逝，审批流程过长，可能使得中小银行在发行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工具补充资本的过程中，丧失最佳的市场机会和时间窗口。因此，中小银行希望降低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工具的审批难度，简化审批流程。 放宽中小金融机构补充二级资本或其他一级资本的条件，放宽对投资者的限制，提高永续债的流动性。 创新补充资本的渠道，比如一些非上市的可转债、一些转股型的二级资本债都可以进行探讨。 对于股东入股，目前在资金来源、企业性质、财务指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部分中小银行提出，对于新进的股东能否适时适当地放开股东注册地的限制，扩大投资者的来源。部分民营银行提出，希望能够在严格公司治理的前提下，比照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股权结构要求，适当地放宽对民营银行主要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 （二）对中小银行实施差异化、逆周期监管 在经济下行时期，希望对中小银行实施差异化、逆周期的监管，适度放松资本充足率的约束，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给予更高的容忍度，比如只需要达到《巴塞尔协议III》的下限而非上限。 此外，有中小银行提出，在支持制造业、实体经济和普惠小微的资本消耗方面是否可以有阶段性的政策优惠，通过阶段性地降低这类业务的风险资本占用比例，减缓资本消耗和补充资本的压力。 中小银行内部也需要进行差异化监管。对于经营规范和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银行，在股东的持股比例、股东资格等方面希望和表现较差的银行有所差异。对公司治理规范、差异化经营比较突出、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中小银行，希望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加快推进上市、丰富资本的补充渠道等，进而产生示范导向作用。 （三）对中小银行的业务创新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包容 部分中小银行提出，希望在创新业务的流程方面给予更大的容忍度，比如：对于开展供应链金融可能涉及的网上异地开户问题是否可以放宽相关方面的限制，或者给予省一级监管部门更大的权限；互联网银行由于没有网点，主要是在线上开立二类户为主账户，在服务功能上受到很多限制，是否可以放开互联网银行线上开立账户的一些条件的限制，增强互联网银行账户服务的功能。 （四）获得平等的金融公共基础设施准入待遇 以普惠金融所需的大数据为例，可能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目前民营银行在小微企业的政府信息共享方面比较滞后。部分银行反映，希望可以获得底层数据，以便追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相关数据的变化，便于开展贷后管理；对于一些新生代企业，也可以分析其发展过程，适时介入提供融资。 （五）提高对中小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容忍度 负债是中小银行的短板，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对于中小银行来说，数据的获取和客户的获取更多需要依赖外部机构（比如助贷机构），需要向这些机构支付费用，因此数据成本和获客成本较高。此外，中小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相比，获客的层级相对更偏下沉，这部分客户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风险成本也相对更高。为维持一定的利差空间，中小银行的贷款利率需要比大行更高一些。 （六）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率的容忍度，拓宽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 小微企业的违约风险相对较高，对于主业集中于小微企业贷款的银行而言，不良率水平往往更高，这是市场的一般规律。如果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执行和大型企业贷款同样的要求，银行就会出现“惜贷”“慎贷”等情况。因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监管对普惠金融的风险容忍度。 大中型银行进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手段较多，包括资产证券化、组建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等，而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相对有限。建议进一步拓宽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通道，如指导中小银行以市场化的方式有序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帮助中小银行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三、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上明确中小银行服务小微的重要地位，对中小银行提供更大支持 中小银行在支持小微、稳定就业、保民生中占据重要地位，几千家中小银行吸收了几千万家小微企业的风险，因此中小银行也是需要被留下的“青山”。 一是要维护中小银行流动性，便利中小银行融资。要强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结构调节功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防止中小银行因贷款延期还本付息造成现金流断裂。 二是要畅通流动性传导渠道，货币政策工具更加直接通达中小银行。目前央行的很多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对手方是大中型银行，中小银行成为了货币政策工具的下游，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较高，建议未来可探索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直接向中小银行开放。 三是推动小微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中小银行拓展便利化的融资工具。 四是支持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纾困专项债等。从税收方面阶段性地给予中小银行一定的减免，专项减免节省的税收，可以用于处置不良或者是补充拨备。 五是延长普惠小微贷款支持政策的期限。央行推出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以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有利于缓解中小银行的不良压力和资金压力。建议政策工具的期限不要定为一年，因为未来疫情的演化仍存在不确定性，希望能延长期限，给市场一个更稳定的预期。 六是探讨小微贷款风险出表或风险共担机制，发挥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作用，降低反担保的要求，及时履行代偿责任和首次贷款的支持，提高担保的放大倍数，并且降低担保费率。对于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持续的资金来源，也需要有明确的安排。 七是允许中小银行在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方面与大行有所差异。从小微企业的角度看，首先关心的是融资“难不难”，也就是贷款的获得感，即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或者不需要其他代价从银行获得融资，能否凭借自身信用而非抵押就可以获得贷款。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应该遵循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控制贷款利率的上限，既不利于小微企业获得贷款，也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健康发展，因为银行不愿意以低息给高风险企业放款，为了解决融资贵反而可能会加剧融资难。 八是改进银行考核办法，提高银行自主权。现在过多的、过细的、分类的比例考核，影响了银行经营自主权，而且还会产生很多的扭曲行为，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二）建立内外部激励机制，约束中小银行立足本职 中小银行要明确自身定位，立足基层，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民营企业，服务县域经济，服务三农，不能盲目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张、经营地域的扩张，而是要不断提高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不管是在业务上还是在组织体系和资源安排上，都要向小微倾斜。可以通过单列小微信贷计划，增加业务专项费用，酌情下放审批权限。 要利用好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建立差异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中小银行支持小微企业。 从内部看，要降低小微金融从业人员的利润指标考核权重，增加小微客户服务情况考核权重。在尽职免责方面做进一步优化，要厘清尽职免责的认定标准，防止过度追责，免除相关业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在分支行行长和领导班子考核中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考核权重，提高分支行和业务人员积极性。 从外部看，要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措施，引导中小银行向小微领域倾斜。在金融监管方面，要优化监管政策外部激励，修改商业银行贷款应当提供担保的规定，开展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监管评价，进一步放宽普惠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在金融机构绩效考核方面，要弱化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考核中对利润增长的要求，将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小微企业贷款情况挂钩。在财税支持方面，要落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和奖补的措施，力争做到应享尽享。 （三）提高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审批效率，创新资本补充工具 要将补充资本和厘清资本不足的原因结合起来。盲目补资本的窟窿，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如果银行经营效益好、风控完善有效、盈利能力强，一般外源性补充资本的压力就小。反之，如果银行业务规模扩张过快，或者盈利能力差甚至亏损，可能就会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因此，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不能变成了“奖励坏学生”。一方面，要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以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另一方面，要督促需要补充资本的中小银行合理设定发展战略，不能盲目追求规模的过快增长，而是要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管理水平，监管部门可以在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后进行一些专项的辅导和监管。 简化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审批程序，缩短审批的时间，或者探讨是否可以更多地采用备案制。研究改革金融债管理制度，简化银行发行金融债的审批程序，提升金融债发行的便利性，引导中小银行更多发行长期限的金融债。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符合《巴塞尔协议III》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自主创新一些更符合我国中小银行实际的资本补充工具。 股东增资依然是中小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首要渠道。建议积极推动中小银行定向增发，引进战略投资者，深化混改，探讨外资入股的可能性。放宽中小金融机构股东条件，拓展股东类型，比如吸引私募股权基金入股中小银行等。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防范出现股东资质不合格、股东掏空商业银行等问题。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许多出现重大风险的商业银行，往往都是因为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者内部人控制。 （四）增强中小银行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服务小微的能力 1、对大数据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小微企业信息服务平台 今年围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央出台了很多金融支持政策，不可避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从大量的企业之中甄别出需要支持的对象；二是如何实现高效的银企对接。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金融部门现有的数据库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征信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 建议从顶层上对大数据治理进行设计，充分地利用政府的大数据资源，帮助中小银行精准获客，精准地进行风控。建议央行作为征信管理的权威部门，围绕大数据征信对当前大数据共享方面的一些政策和实践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推进，避免出现政出多门、缺乏协同的不利局面。通过央行牵头把金融、工商、税务、水电缴费、市场监管、社保、海关等方面的大数据统筹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小微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各类型银行提供平等的准入机会，将能大大地降低数据成本。 2、支持中小银行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和研发 为适应普惠金融发展需要，中小银行要加大金融科技投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风险定价和管控模型，改造信贷审批发放流程，完善营销系统、审批风控系统、风险预警系统、智能催收系统。 中小银行利润较少，对科技开发的费用承担能力比较弱，对于其科技研发支出，可以考虑给予财税支持，比如提高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支持中小银行加大科技投入。 3、对商业银行和数据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进行规范和支持 中小银行利用从第三方获得的数据来补充内部数据，对其开展业务会有很大帮助。数据公司、金融科技公司作为银行和企业的中介，能够真正地走进小微企业，帮助银行更好地了解小微企业，从而更好地把银行和中小微企业连接起来。 第三方大数据公司的行为数据能够成为银行进行风控和营销的辅助信息。要把数据公司与商业银行合作为银行风控提供数据服务，和无证违规开展征信业务区分开来，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在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前提下，这些市场化的数据公司可以成为银行风险控制信息的提供商，更好地为中小银行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中小银行获客和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对于数据公司和中小银行的合作应该进行规范，防止数据公司越界开展征信业务，同时不要阻止二者的正常合作。 要支持中小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借助大型科技公司的场景和客户优势为中小银行提供更多的获客渠道。银行通过对接金融科技公司不同的技术特长，可以更好地开展对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要加强对于这类业务的行为监管，防止银行放松风控要求或将风控环节完全外包给金融科技公司，注意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要防止金融科技公司无牌照经营征信业务等。 （五）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内控水平，增强风控和盈利能力 部分中小银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不够健全，存在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内部人控制导致风控审批制度形同虚设的风险，这是当前中小银行治理和经营中最重要的风险来源。国内出现问题的银行基本都存在这种现象。以包商银行为例，包商银行的大股东是明天集团，该集团合计持有包商银行89%的股权，由于包商银行的大量资金被大股东违法违规占用，形成逾期，长期难以归还，导致包商银行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触发了法定的接管条件被依法接管。锦州银行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作为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恒丰银行，则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如果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地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风险管理等制度失灵，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或高管层的谋利工具，那么即使通过补充资本等方式暂时解决了银行的财务问题，也不能化解银行治理和经营中的根本性风险，治标不治本，难以持续。 1、将政府注资与银行改革结合起来 由于大部分中小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是政府，可以由政府发行一部分地方债，专门用于一些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根据最新消息，监管部门拟从今年的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用于注资中小银行。我们认为，政府要将注资补充银行核心资本当作银行改革的一个契机，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化解存量风险，解决银行治理体系问题，把部分银行的治理架构重新理顺。 2、优化中小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 中小银行的内控环境和大银行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金融人才也比较匮乏，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中小银行自身的培训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弱，建议在中小银行的各级管理人员培训方面创造一定条件，搭建教育培训平台，提高中小银行管理团队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 3、对中小银行进行整合，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中小银行的经营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地区中小银行数量较多，竞争比较激烈。对于一些服务能力差、经营风险高的银行，可以探索通过合并、并购等方式进行整合，以提升中小银行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对中小银行而言，也需要效仿大行，对于此次疫情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进行前瞻性的压力测试并制定应对预案。 （六）加强大行和中小银行的合作，各展所长 当大行直接开展小微业务时，不可避免地与中小银行进行竞争。由于大行拥有渠道优势、资金成本优势、信誉度优势等，导致中小银行的许多优质客户转移到了大行，加剧了中小银行的市场竞争压力。我们认为，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中小银行可以作为直接服务小微企业的排头兵，而大银行应该跟中小银行更好地进行合作。 首先，大行可以投资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则发挥小而精的优势，深耕本地小微业务，典型案例如交通银行投资常熟农商行。大行投资中小银行以后，可以派出高级管理人员指导中小银行做好风控和业务，发挥其在人才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也避免了和中小银行抢夺市场、抢夺客户。 第二，大行筹集资金的成本比较低，在同业业务方面，可以成为中小银行的资金批发行，为中小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具体方式可以包括在市场上认购中小银行发行的债券，开展小微转贷款的合作，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等等。根据最新消息，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新增1000多亿元转贷款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这有利于降低中小银行的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警惕同业套利、资金空转等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保证资金真正用于服务实体经济。 第三，鼓励大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在小微客户的共享、风控交流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 为鼓励大中小银行的合作，需要同步调整对大型银行的普惠小微金融业务的考核方式。如果大行支持了中小银行，通过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也应计入大行的业绩，这样才能激发大行与中小银行合作的动力。 （七）鼓励中小银行创新业务模式，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多样化 加大政银企合作，发展订单贷。特别是对于当前的外贸企业，如果能够拿到订单，可以探索在政策性担保公司的支持下，加快贷款审批进度，支持外贸企业进行订单生产。 发展应收账款抵押贷款，如确权贷。许多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的原因，不是缺少贷款，而是因为被拖欠应收款。解决大企业、政府部门拖欠小企业账款的问题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现金流状况。今年由于疫情发生，许多企业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有的地区建立了确权中心，根据小微企业提供的政府采购合同，给小微企业提供确权证明，小微企业可以凭借确权证明向银行申请确权贷。如果小微企业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可以根据确权证明，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进行追索。 （八）提高小微金融政策支持的覆盖面和精准度 要更加精准地支持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使政策更加精准地达到滴灌效果。有调研数据指出，截至3月30日，对于央行给予的第二批次5000亿再贴现再贷款，银行已对应发放贷款2700多亿，贷款户数是35.14万，在全部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只占0.4%，覆盖面不足。此外，还有部分贷款仅是借着抗疫的名义，但并没有真正地把贷款用到小微企业纾困当中。 拓宽小微金融服务和奖励支持的覆盖面。我们调研发现，许多个体工商户实际开展了经营活动，但没有申请营业执照，因而不能计入小微企业贷款范围，比如中国有超过2000万的卡车司机、大量的网约车司机以及路边摊贩。对于这部分人群，应当探索制定合适的标准将其纳入小微贷款的服务对象。 目前对小微企业主的贷款没有纳入到政府和财政税收的支持范围，但是在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小微企业贷款的统计中，将小微企业主的贷款计入了小微企业贷款。建议政府对小微贷款的风险支持补偿体系能与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政策保持一致性。 （九）对部分媒体针对中小银行的“污名化”行为进行整治 从包商银行事件后，市场上对中小银行“妖魔化”的舆论较多，对中小银行进行夸张的负面宣传，误导市场认知，导致部分中小银行（比如东北地区的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展业困难、融资成本上升，影响中小银行的正常经营。建议监管部门对市场上的不实舆论进行管理，维护中小银行的美誉度，同时完善对商业银行的评价体系，利用公开透明的评价指标稳定市场预期，推动市场对中小银行形成理性的评价。（完） 附录：课题参与人 课题牵头人 吴晓灵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 专家学者 纪 敏CWM50学术成员、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 胡 滨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曾 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邓海清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参与机构 苏州银行、吉林银行、廊坊银行、哈尔滨银行、邯郸银行、湖州银行、营口沿海银行、苏州农商银行、天津滨海农商行、苏宁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国电资本 报告执笔 邓海清；汪术勤 课题组秘书处 负责人 刘喜元 学术秘书 汪术勤 综合秘书贾辉宋爽
【预测逻辑】 1．新冠疫苗研制成功之前，人类似无更好的办法来终结该病毒。这使得海内外疫情的复发及其应对更趋常态化，经济活动短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近期美国、法国、西班牙等新增患者明显反复，势必延缓其经济修复速度，但并未改变其回升方向。随着认知水平的提升，各国努力在防疫和复工之间寻找平衡，欧美PMI等景气指标仍处于温和上行通道。 2．内需方面，随着政府债的大量发行，基建投资持续发力的阶段还未结束。房住不炒的基调下部分地区地产政策似有趋紧，但房贷利率明显下行，全国房地产销售及投资仍有望温和抬升。近期服务领域的防疫限制措施逐步放开，餐饮、旅游等服务消费的恢复有望加快，而日用品、通讯器材等商品消费增速已回到疫情前，消费内部的修复速度或将分化。 3．价格方面，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全球需求回升强度有限，国际油价等恢复仍较慢。各国工业生产及居民出行等远未恢复常态，PPI年内或难以走出负增长的通缩区间。不过，我国基建、地产等发力有助于缓解工业品通缩程度。房租、生活服务等核心CPI价格有望企稳回升。尽管如此，受去年猪瘟极高基数等影响，今年年底CPI增速整体或将降至0附近。 4．货币方面，银行间利率的拐点似已出现。但历史表明，信用拐点的出现往往会滞后于利率拐点一段时间。鉴于政府债还将大量发行，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也有利于缓解非标融资收缩的压力，社融增速短期仍有望维持高位或小幅上升。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民企相对于国企发债的成本即信用利差显著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图：货币扩张行将结束？ 【作者】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供职央行货币政策部门，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曾获浦山政策研究奖。 徐剑、高莉、文若愚：长江证券研究员。 高童、李晟、孟煜朝：长江证券实习研究员。
【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8年论坛嘉宾、现任北京清联投资本董事长马力先生。对话时间2018年9月。 以下是马力在2018美好生活新时代下的创新挑战圆桌论坛中的讲话（精选版） 没有创新就很难创业，尤其现在竞争的环境下，创业环境比较残酷。创业四个要素：产品、市场、资金、人才，实际上是互换的关系。实际上最重要的，在创业项目选择上，没有懂得让这个项目赋能。如，通过产业赋能，通过资本赋能，通过政策赋能，如果当你能够通过三种方式赋能情况下，一定会是一个IP。当一个项目能成为产业IP的时候，得到这三种赋能的时候，就一定会起来。所以产业部插上资本得翅膀，永远飞不起来，资本没有产业的支撑终究是泡沫，许多创业者失去这两点，失去一点都很难成功。 美好生活这个创意特别好，因为人与环境的和谐就能导致人员流失的降低，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就能导致租金成本的降低。由于是成本的构成要素，是不是企业的利润公式就要改写了，企业利润公式应该改写成为“收入-成本”，这个变量就出来了，如果和谐和共享正向的话，就应该是“+”的，如果是反向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利润公式等于是让共享和和谐变成一个生产要素。当和谐和共享成为生产要素时，“美好生活”这个概念就不一定只是精神的概念，而是非常深厚物质的概念。
作者：邵彩虹 战略规划团队 7月31日，央行发布《优化资管新规过渡期安排 引导资管业务平稳转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按照既有工作安排，资管新规过渡期将于2020年底结束。考虑到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金融带来的冲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范转型面临较大压力。为平稳推动资管新规实施和资管业务规范转型，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审慎研究决定，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 一、本次《通知》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从2019年开始，资产管理业务转型推进趋缓，已有不少机构向监管部门反馈整改压力较大，市场一直讨论延期的问题。特别是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贸易和投资暂时萎缩，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增加了资管业务转型的难度，市场猜测过渡期大概率会延期，主要讨论是采取“一行一策”的安排，或是统一确定“终点线”。7月初，由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牵头，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联合组织开展的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研究报告》，建议将资产管理行业的过渡期再延长两年，至2022年末。该报告发布会以后，市场对“过渡期延长”确信无疑，但关于“过渡期再延长两年”的猜测和探讨不一。7月10号，在央行举行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央行发言人表示“关于资管新规延期，因为今年疫情冲击，应该延期。但也有机构、学者建议不能延太长，可能延一年是比较合适的。”以上可见，对于本次《通知》的正式发布，市场对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已有预期，是基于转型压力、疫情影响和监管信号的综合判断。 二、延期原因解读：存量资产处置和净值化转型“双重”压力 自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以来，各家银行持续推进资管转型，但业务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存量资产处置压力较大，新产品创设能力培养亟待提升，多数机构表示2020年完成整改任务较为艰巨，特别是新冠疫情使得转型“雪上加霜”，客观上要求给予资管转型一定时间的延缓。 一方面，存量资产处置复杂，老产品压降难度较大。首先，传统理财结构相对复杂，不仅包括普通的债券、非标产品，也涉及大量的产业基金、PPP，以及没有流动性的永续债、优先股以及二级资本债等创新产品。在处置过程中，永续债、优先股等属于标准化资产，表内可承接，处置难度相对不大。但对于非标、PPP以及产业基金等资产情况相对复杂，处置难度较大，特别是一部分资产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或到期日在2021年以后的极端案例。其次，压降老产品存在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一是过渡期内部分客户倾向购买有“预期收益”的老产品，特别是在对公理财方面，不少企业投资甚至仅限于预期收益型理财。二是银行自身难以割舍非标类高收益资产，且产品发布主要还是依赖行内资管部，对接老资产池，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为了获得较高的资产收益，对传统老产品配置了较高比例的非标资产，整改更加困难，需要更长的过渡时间。 另一方面，新产品创设能力亟待提升，特别是中小银行理财业务净值化转型难度较大。自资管新规颁布以来，各家银行都在加快推进理财业务净值化转型，净值型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但远没有达到资管新规的全净值化要求。截至2020年5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的比重为60.3%，仅比年初提升了5个百分点，产品转型需要进一步提速。从各类型银行的进展来看，国有行、股份行等大型在净值型理财产品创设方面起步更早、转型更快，而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型银行由于投研能力较弱、销售渠道和客户结构不够完善、人才不足等因素，净值化转型发展遭遇瓶颈。 此外，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加大，一些投资项目的计划和安排面临调整，导致部分资管产品资产质量下降，加大了存量资管产品的处置和整改难度，需要适度延长过渡期限。 本次延期，有利于减轻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资管转型的时间压力，能够缓解疫情对资管业务的冲击。与此同时，本次《通知》将过渡期延长1年，而不是2年或者3年，主要是因为监管部门希望最大化政策效用，在时间上催促银行加快转型步伐，鼓励银行“跳起来摘桃子”，加强存量资产和老产品处置，提升投研能力、新产品创设及相关体制机制建设，推进早整改、早转型。 三、预计未来不会再次延期，对未完成整改的个别机构采取个案处理 本次《通知》对过渡期延长1年的政策安排，是基于转型进展、疫情影响、政策环境、实体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考虑，不涉及资管业务监管标准的变动和调整，坚持了资管新规治理金融乱象、规范业务健康发展的初衷和底线。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按照转型进度，督促金融机构做好过渡期规范整改工作，推动资管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通知》，虽然监管部门给予银行延长1年的过渡期安排，但主要意图还是避免存量资产集中处置对金融机构带来的压力，督促银行资管业务尽快转型。未来，我们预计监管部门不会再次延期，而对于到2021年仍无法完成整改的个别机构，估计监管部门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监管部门可能会出台相关配套管理细则，给予个别机构监管评级、宏观审慎评估、开展新业务等方面的适度惩罚。二是未完成整改的机构需说明具体原因，并申请监管部门同意，进行个案处理，列明处置明细方案，逐月监测实施，并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
如果说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解决了货币供应的不足，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则是——货币的超发与失控。该如何“勒住”信用货币的缰绳？ 数字货币渐行渐近。但形态变了，不等于货币的本质会变。 从有形到无形，行至今天的信用货币体系突破了什么？待解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 现在，世界各国的货币早已从实物货币（如黄金）转化为信用货币，但人们对货币为什么必然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信用货币体系有何突出优势和风险隐患，应该如何有效掌控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却存在非常大的模糊或误解，理论上非常混乱，实践中问题突出。 当前，“数字货币”的发展鱼龙混杂，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出现诸多说法，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存在激烈争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零利率、负利率以及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就是这种状况的充分体现。 而变与不变之间，“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体系是否与时俱进了？ 换言之，如果说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解决了货币供应的不足，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则是——货币的超发与失控。该如何“勒住”信用货币的缰绳？ 何谓货币的信用 首先，需要回答货币为什么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 一般认为，货币的基本功能包括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但实际上，货币的本质功能就是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其他都是派生功能。 要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保证一国的货币总量能够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 这样，传统的自然实物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实物的自然储存量、开发或加工量等，很难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的变化相适应，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在国际贸易中，由于贸易的严重失衡导致货币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相互战争。即使是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也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 货币则必然脱离自然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成为纯粹的数字）。但它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一国货币总量是以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作为支撑的，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种货币被叫做“信用货币”，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信用货币的“信用”，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而不再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财政自身的信用（并不是以政府税收为担保的）。货币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央行的负债，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不再承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货币向央行兑回黄金或其他东西，所以，货币不再是债券，而更像是社会财富价值的法律权证（财富证券化）。 这就是货币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的根本原因。由此，也引发货币投放渠道与运行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投放渠道之变 这个时候，信用货币需要新的货币投放渠道。信用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包括： 1． 货币投放机构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 为确定货币币值，货币投放机构首先需要通过购买社会上最为认可的财富，特别是传统上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以及国际上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国际硬通货）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对标物（锚定物）和储备物。由此投放的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这种基础货币非常重要，但又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该严格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否则，央行购买和冻结的社会财富越多，投放出来的货币总量就越会偏离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甚至会使货币体系倒退回实物货币体系了。 因此，信用货币的投放必须另辟蹊径。 2． 货币投放机构以增加债权的方式派生货币 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的情况下，社会货币需求如何得到满足？ 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融资方式加以解决。 社会融资包括两大类，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以增加股权或债权的方式，将货币转让给货币需求方的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是存量货币的转让，只是转换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在银行（存款性机构），形成其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存款基础上，再由银行将其中沉淀的部分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给融资方，从而增加融资方的货币。这一过程的主体是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银行，尽管其发放贷款等投放货币，需要以其吸收的存款为基础，并保持充裕的流动性以备存款人对外支付，但却不会因此改变其与存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会因此减少存款人的存款（货币），另外又发生了银行与融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应增加了融资方的货币（存款）。整个过程联系起来看，银行就成为社会融资的中介了，所以被称为间接融资。 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投放，成为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银行也就成为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主体。 银行以增加自身债权和社会负债的方式投放货币背后的原理在于：由存在货币需求的社会主体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将会拥有的可货币化财富为依托，以增加负债的方式获取货币，并保证按照约定及时归还债务本息。由此也就引入社会主体共同对可交易财富的规模进行评估，相应投放货币，从而保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规模的对应。 这样，信用货币的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负债的扩张，没有社会债务规模的扩大，货币投放机构很难把货币投放出来。同时，货币的质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负债的质量：如果社会负债大量存在坏账损失，但又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就必然造成货币的超发（没有真实财富作为对应），货币就必然会相应贬值。 为保障货币质量，就必须强化不良负债的识别与坏账损失的处理，必须强化债权债务双方的财务约束，资不抵债的必须进行破产或重组，不能一味地维稳而掩盖问题，过度保护僵死的企业与金融机构。 为强化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就需要将其划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监督管理： 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管理，以及货币币值的监控、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但原则上只能面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生货币收付和再贷款，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而不再面向企业、个人等直接办理存贷款和支付结算等业务，也不能直接为政府提供透支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 商业银行可以面对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办理存贷款、收付结算等，即投放派生货币的职能主要交给商业银行承担，商业银行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资不抵债的同样会被重组或清盘。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的货币，与央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都是同质的法定货币，从货币层面，不应将其划分为“央行货币”与“银行货币”（只有从负债的角度看，存放央行与存放银行才存在不同）。当然，商业银行投放的货币，是建立在基础货币之上的，属于基础货币的派生货币。 这样，货币总量就包括中央银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与商业银行扩大债权投放的派生货币；货币总量主要包括社会主体持有的现金与银行存款（存款性机构相互之间的存款除外）；货币政策的传导就形成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结构”。 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 信用货币体系下，需要维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对应，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对货币币值进行监控并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控？ 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分布极广，而且很多还存在上下游关系，经常转换形态与持有者，要准确掌握其实际的规模变化非常不易，因此，只能选择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形成社会消费物价指数（CPI），通过CPI的变化（通货膨胀率）近似地反应货币币值的变化，据以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重量。这就形成了货币政策体系，包括通货膨胀目标确定与货币总量调节的具体实施。 其中，考虑到货币流通中的分流、沉淀、损耗等因素，世界各国并不追求通货膨胀率为零，而是普遍认可2%-5%的通货膨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温和通胀率”，据以确定货币政策目标。 需要看到的是，CPI的变化及其对货币币值的代表性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除受到货币总量变化影响外，还包括CPI样本物品本身的代表性、CPI样本物品与非CPI样本物品的供需变化、货币总量中分流并沉淀到金融市场部分（各类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多少以及整个货币流动性的高低等。所以，说“通货膨胀只是货币现象”并不准确，货币总量的增长率并不是必然等于社会物价的增长率。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就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其中，越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是突出。 在社会处于供不应求、经济加快发展、货币需求旺盛阶段，通货膨胀就成为信用货币的常态。但在社会处于供过于求、经济发展下行、货币需求低迷状态时，就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局面。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需要控制货币投放时，是相对主动和有效的；而在应对通货紧缩、需要扩大货币投放时，则是相对被动和低效的，容易出现“货币需求陷阱”或“零利率陷阱”。 面对社会主体主动收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造成市场流动性枯竭和经济严重衰退，严重威胁到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稳定（可能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时，货币政策必须打破常规，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过货币政策，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多地向扩大负债并相应扩大投放和消费，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群体倾斜，无形之中剥夺和转移持有货币性资产群体的财富。 由此，货币政策越来越难以完全保持中性或中立，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而是更多地注重保持各个时期CPI或通货膨胀率的基本稳定，由此维护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积极推动社会财富的充分交换与有效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实际上，长期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就体现出货币政策有意适度压低货币币值的政策意图。当然，这种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的做法必须适度，不能失控，否则将严重威胁货币体系和经济社会的稳定。 如果说财政政策更多地注重于政府、军队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合理运行，主要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与调节的话，那么，货币政策则更多的通过货币币值的调节引导社会财富的流向及其重新分配，二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在社会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萎缩时，需要政府进行逆向调节，扩大负债与开支，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所以，货币政策实施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实施量化宽松乃至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是现有信用货币体系长期保持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增长超过社会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阶段性遏制经济金融与社会运行的剧烈动荡，但持续发展却可能积累更大的风险隐患，酿成难以控制的极端恶果。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如果说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解决了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就是货币很容易不断超发以致完全失控。 如何科学合理地把握货币投放与总量调控，仍是货币理论与信用货币体系需要研究解决的根本问题。
【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8年论坛嘉宾、第一太平戴维斯估价部董事吴坤岭先生。对话时间2018年8月。 以下是与吴坤岭的对话（精选版） ：您曾是《个人独资企业法》施行后中国内地第一位个体“知本家”，您对“知本”二字是如何定义的？ 吴坤岭：以知识作为本钱。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要用知识去服务于社会，因为我们也刚好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也认为以知识换取财富的方式也是最安全和最幸福的。 ：是什么原因让您从职业经理人转变为创业者？与您个人成长经历有关吗？您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具备什么？ 吴坤岭：本质上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创业者。职业经理人也是一个历练和学习过程。我出生的家庭、时代、环境都给了我一个比较自由环境，我从小很早的时候我就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最大的价值是创造，最重要的创造是来自于思维的创造。所以，我的这个创业也是这个广义的创造的一种，我用一些创造性的思维去做创业。企业家精神，我认为第一个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善良和担当，第二点就是要有创新和创造力，第三就是要坚持。 ：您这边也经历过很多身份的转变，从教师转到经商，之后转到创业者，哪一段是您最喜欢的身份转变？ 吴坤岭：我最喜欢的是我现在的身份。因为我把我自己的事业人生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创时期，创建属于自己的私人小企业，有了一定的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不仅仅是金钱，更多的阅历和自信，然后第二阶段，走向了房地产这个领域，那么我今天是智库加投资人的这么一个身份，这个是我的归宿，是我最想要的。实际上这个主要是起源于我自己的特点，我这种出生，从先天的禀赋到后天的学习锻炼，我都是喜欢去创造性研究一些事情的人，我喜欢去挑战一些绝境的东西，喜欢帮助人去解决困难。 ：创业过程中您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么克服的呢？ 吴坤岭：我觉得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这个在社会地位上比较卑微，我是一个民营小企业；第二个问题，我现在投入还是比较谨慎，投入不大，因为目前来讲，社会经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我现在来讲，年龄大的人不想去太冒险，尽量做一些比较稳健的事情，所以我雇佣的帮手并不多，现在更多的是合伙制，实际上到最后我们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偏弱。 ：您觉得产业园或者特色小镇，它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吴坤岭：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核心还是要赚钱，所以产业才是一切事物的核心。不管是小镇，还是产业园区，他都是外在的形式，他不是本，本是产业，人一定要围绕着产业去生存，所以产业的创建和树立才是一切开发的核心。 ：小镇建设中，应该把握什么样的要素和要点？ 吴坤岭：第一，一定要有一个真实、可靠的产业支撑；第二，整个小镇的这个氛围，一定要以小为本，我们这么多年的城市建设，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追求大气，大气的结果就是人变的渺小，对人不尊重，人在其中没有惬意感，只有压抑感，我所追求的特色小镇，一定是一个艺术品，是一个精雕细刻，像学院一样的艺术品，我是在学院里面建城市，用学院来怀抱着城区；第三一点，我认为在投资方法上，一定要类似于REITs的基金这样的持有，而不是散售。 ：如何看待现阶段爆发式成长的独角兽企业？ 吴坤岭：如果把独角兽这个词泛化，广泛的去四处都用的话，就错了。就失去了本意了，就跟区块链，他本来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要稳健推进的，现在成了大家骗钱的一个概念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典型的投机心理的表现，用排浪似的发展，一段时期寻找一个风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您今年55岁的高龄，您觉得会在哪时间退休？ 吴坤岭：我是希望我一直工作到死，因为我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生命和工作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毫无分割。我的快乐就是建立在我的工作上，所以我并不想退休。而且我身份也没有明显的退休点，只不过是我接下来可能是在工作生活安排的时候相对更宽松一些，而且收窄方向，精力集中，做事情比较从容。
TikTok的消息进入了密集期。周日晚上，微软说自己正在洽购TikTok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业务，光是这个消息，就被懂皇打断了好几次。 事件的过程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大星今天和头条的朋友聊天，问能不能多扛一段，和微软的谈判虽然有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监督，还有期限，但是谈判嘛，顺不顺利只有当事人才能把控。 他说懂皇不给机会，憋到最后万一被污名化全球针对就不好了。 这种可能性，张一鸣在今天的内部信里也谈到了。虽然一直强调自己是一家私人公司，而且愿意采取更多技术手段消除顾虑： 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还是认定字节跳动必须出售TikTok美国业务。 面对危机，TikTok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 从去年11月因为当年收购Musical.ly被审查的时候，张一鸣就没有停止动作。今年2月，他们挖来了美国互联网巨头们和白宫之间的老牌说客迈克尔·贝克曼做政府关系。 今年5月，张一鸣挖来前迪士尼高管凯文·梅耶尔担任TikTok全球首席执行官兼字节跳动首席运营官。此后，喊话要给美国增加就业机会，反复自证服务器不在中国，公司更忠于美国等等。 很多人在分析为啥团队、数据都在外国还是不被信任。比如，外媒披露的TikTok今年一季度在游说上的花费只有30万美元，还不如星球前两天写的那家在淄博的大数据公司： 确实有点太抠了。 大星觉得，大部分中国公司在国际化的路上，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015年，华为雇用了BP前CEO约翰·布朗负责其英国业务，布朗勋爵政商两届的关系很深，有着腐国最优良品质的他，不还是没能挽救华为在英国的业务？ 张一鸣说，当前的地缘政治和舆论环境越来越复杂，公司将会争取最好的结果，不放弃探索任何可能性。 政治什么的大星不懂，就看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博士写了篇文章分析了半天。梁建章博士以前只关心生孩子的问题，什么问题的解决方式到了梁博士那里都是生孩子，但这次，他很严肃地写了文章，批评美国越来越封闭，建议中国更加开放。 大星觉得，美国就是那么一小撮人封闭罢了。你看美国年轻人有多喜欢TikTok，1.65亿次的下载量，月活8000万，18岁以上用户每月累计浏览时长高达858分钟。 每天都看新闻联播，一个月也才900分钟吧？ 在懂皇威胁封禁TikTok后，美国的年轻人们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抵抗运动。 今年6月20号，懂皇在俄克拉荷马举行的竞选集会上，有100万人通过手机号码预约了当天的活动。然而当天实际到场人数只有几千人。 路透社报道说，这大概是音乐TikTok的用户和韩国流行音乐迷们集体发起的活动。 他们还在推特上发起了给懂皇的竞选App和酒店打差评的活动，还有人号召大家去给特朗普酒店前台打电话，让他们一直占线。 甚至，有年轻人号召大家都去投票，合理合法运用权力解决懂皇。 TikTok在其他国家的用户，也在用它作为分歧终端机。 今年7月，有一段几十秒的视频在国外很火。画面里，一位埃塞俄比亚妇女将一瓶代表埃及的水瓶里的水倒空，然后说： 我就不给你水。 因为尼罗河修大坝的问题，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不太愉快，政府在会议室里谈，两国年轻人在TikTok上谈。 这些年轻人到最后可能才会发现，真正的分歧终端机是去考公务员。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