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但二季度经济复苏势头明显，GDP增幅为3.2%，较一季度大幅回升10个百分点，呈现明显的V型复苏态势。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六稳”“六保”举措非常及时且至关重要。就目前宏观经济特征、未来走势与政策取向等问题，《金融时报》日前专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博士。 《金融时报》：您怎样看待我国上半年的经济复苏态势，经济运行中有哪些重要特征？ 宗良：大家知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经济增长目标，在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很大的背景下，确定高的目标难以实现，而确定低的目标实现也意义不大，没有目标、胜有目标，为经济政策的发挥留有较大的空间。中国作为首先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以及全球二季度率先复苏的主要经济体，总体经济状况超出市场预期。2019年四季度GDP增长速度为6%，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为-6.8%，二季度为3.2%，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V型复苏态势，即经济活动出现下滑后迅速回升，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可控。 一是主要指标大多在二季度触底反弹，凸显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国内外环境的严峻考验，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推进，保障了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六稳”“六保”举措的提出及顺利进展显著缓解了疫情对社会及民生带来的巨大冲击。二季度经济运行平稳，供需双方趋于稳定，各部门信心回升，展现出我国经济有强大的韧性和制度的优越性。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由一季度的-16.1%回升至上半年的-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4个月降幅同比收窄，出口额连续3个月正增长。就业、物价总体平稳。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股市增长幅度显著，表明多数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特别是新兴领域动能增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上升至14.7%，比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5.2%。 二是基本民生保障有力。脱贫攻坚成效突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贫困人口较多的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都在5.5%~7.6%之间。社会保障和兜底帮扶持续加强，上半年人均转移性收入名义增长8.2%，其中，人均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增长9.3%，人均社会救济收入和补助收入增长13.2%。居民基本生活消费保持了较快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中，粮油食品类同比增长12.9%，日用品增长5.2%。 三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方向没有改变。外需方面，全球经济景气度尚待恢复，欧美的复工进程还在持续，为我国产业出口带来机遇。我国较为齐全的产业门类、深厚的制造业基础以及防疫物资等是支撑近期我国出口的主要因素。从内需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内需，投资中基建与房地产发挥较大作用。 《金融时报》：虽然今年上半年经历了困难的状况，但经济发展态势不错，您对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是如何预判的？ 宗良：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逐步克服了疫情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了快速复苏。二季度经济增速已经由负转正，下半年有望延续目前的复苏态势，进入常态化持续增长阶段。 一是目前消费修复仍较为平缓，但后续将回归强劲。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8%，低于市场预期。这一方面是由于餐饮消费活动和信心的恢复依然受到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制约，6月餐饮收入同比下降15.2%，仅较上月小幅回升3.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是由于可选消费恢复速度普遍放缓，其中汽车消费更是在去年高基数因素叠加影响下，增速从5月的3.5%下降至-8.2%。另外，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2.4%，人均消费支出下降5.9%，收支增速缺口拉大。展望下半年，疫情虽仍有不确定性，但考虑到疫情带来的限制消费的因素将逐步消除，同时，居民消费意愿会随着对经济预期改变而调整，后续居民消费增速可望加快。 二是投资力度加大并将发挥重要作用。未来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仍是投资增长的主要支撑点。1至6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季度减少13个百分点。分类型来看，尽管华南大范围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对基建投资形成短期制约，但是在政策利好下，新基建发力势不可挡，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7%，降幅减少17.0个百分点；在房地产开工加快等因素带动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继续加快，增长1.9%，增速回升9.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保持缓慢恢复趋势，1~6月同比下降11.7%，降幅减少13.5个百分点。未来，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也会受到市场趋于稳定和政策支持的有利影响，存在显著回升倾向。 三是通胀压力较轻、物价呈相对平稳的态势。尽管猪肉、蔬菜等食品价格短期受南方暴雨和疫情反复影响有所扰动，但需求侧将主导下半年CPI的下行趋势，预计通胀压力较轻。国内逆周期政策发力，环保限产的持续发力都使得工业品价格表现出“淡季不淡”的特征，PPI通缩情况将趋于改善。 四是“六保”政策继续落实、促进需求端加快恢复。一方面，已经取得的疫情防控成果需要继续巩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疫情防控属关系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因此必须推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为提振消费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对出台的“六保”政策要进一步细化并落到实处，对民生起到更好的兜底效果，进一步强化对消费的政策激励，提高此类政策刺激消费的针对性与效益，促进消费更快更好恢复。 《金融时报》：中国是全球二季度率先复苏的主要经济体，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复苏对于世界经济重启的意义？ 宗良：尽管全球疫情仍呈蔓延态势，但在许多国家逐步得到控制，全球经济将进入重启的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一出口国，经济率先复苏将利好其他正在复工复产上取得阶段性进展的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经验，对修复全球供应链有重要的意义。与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时相比，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要“大得多”。 第一，巨大市场拉动全球消费，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今年将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恢复消费过程虽然缓慢，但势必通过外需激活全球市场需求。中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也会对其他国家出口产生强大需求。 第二，有关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被中国经济所带动。比如，对于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与其经贸合作比较紧密，因此作为其重要销售市场和供应链的中国经济复苏为有关国家复苏提供了条件。全球化供应链有望在中国的带动下尽快恢复，产品销售市场也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得到保障。中国复苏影响亚洲复苏。得益于中国的发展经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疫情得到一定控制的亚洲国家有望率先进入复苏通道。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的主引擎，对亚洲经济复苏具有决定性影响，对全球复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金融时报》：根据目前的情况，您认为我国未来会有哪些经济举措？ 宗良：上半年我国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运行呈稳步复苏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但也要看到，当前全球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继续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仍较多，国内经济恢复仍面临压力，一些指标仍在下降，疫情冲击损失尚需弥补。展望下半年，随着前期货币财政刺激政策落地显效加速，国内GDP增速将呈逐季改善态势，全年可望实现2.6%至3.0%的增长。 首先，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强大市场及转型升级。内需是新时期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无论是从当前恢复经济阶段实施“六稳”与“六保”的要求来看，还是在中长期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持续稳定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来看，实施扩大内需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扩大内需是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扩大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对于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稳定增长，对于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对于加速发展动能转换，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占有毋庸置疑的地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有效扩大内需，可以为创新、创业拓宽新空间，新兴需求也将成为重要的推动力。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创新更多受到内需的拉动，并体现在流通和消费领域。实施扩大内需的举措，可以为我国创新创造提供充分的动能。三是扩大内需有助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变革期，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新的技术进步也不断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只有坚持扩大内需，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改善民生。四是重点挖掘下沉市场的洼地红利或发展不均衡红利，着力于实现居民对于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养等日常消费和预防性消费等的消费升级、分级的美好向往。 其次，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的领域，这些领域往往具有乘数效应，包括先进制造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有效的投资资金引流可以更好地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在不断增长中实现动态平衡，形成良性循环。一是可以通过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我国经济要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必须要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使经济增长由主要靠增加资本与劳动转向更多依赖创新与效率提高，从总供给模型视角看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消除所有制歧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创办与发展，激活民间投资。这样，同时也能更有效地提振就业、创新与税收。四是建立长效稳定的激励相容机制，全面调动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积极性，激励其通过投资、创业等形式对产业形成有力支持。 第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目前来看，财政政策需综合考虑相关情况，兼顾保持定力和灵活性，货币政策还将维持稳健以应对外需、就业等造成的宏观经济压力，同时要加强协调、灵活应对疫情冲击。近期央行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旨在提振经济，未来，货币政策也将协同财政进行调整。在内需、外需都有待激发的情况下，宏观政策需稳健有力，既要守住就业和民生的底线，又要积极有为，下半年宏观政策也将会以适当的力度，稳定市场预期，实现在合理区间的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首发于金融时报
晓非 获悉，7月27日，我爱我家集团董事长兼CEO谢勇退出北京锦正阳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据查阅，北京锦正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0年3月，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等，现实际控制人为该公司经理兼执行董事高磊。 另据查阅，7月22日，北京隽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我爱我家集团控股子公司）从该公司股东中退出。
课题组组长：陈卫东副组长：周景彤组员：李佩珈梁婧范若滢叶银丹李义举等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如果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的是非常显著的全球化的过程的话，那么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逆全球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使全球生产制造、消费、贸易、交通、旅游、物流、餐饮、文化、投资和金融等众多经济活动被迫停止，全球经济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复杂的和系统的打击，这将使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逆全球化时代，市场化放缓，甚至在部分经济体部分领域出现倒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萎缩甚至断裂风险上升；经济和政治的地位以及作用“此消彼长”；全球治理碎片化、双边化和区域化，正在取代一体化。这是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变化。 金融形势展望 （一）货币信贷保持高速增长，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不断改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货币社融增速要明显高于去年，随着货币及财政政策的不断发力，未来货币信贷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小企业也将获得政策的较大支持。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货币政策将持续发力。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为近45年以来最低。在国内外疫情持续发酵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将根据最新情况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同时鼓励银行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和减少收费等方式促进企业融资成本的下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破产潮、失业潮的产生。二是消费、投资不断修复，信贷需求逐渐提升。三是中小企业融资会受到政策更多扶持。未来中小企业的融资依然是政策支持的重点，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前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贡献了60%以上GDP，80%以上的就业。中小企业受疫情冲击较大，亟需资金的支持渡过难关；另一方面，疫情冲击下中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中小企业作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主力军，其发展直接影响国内就业形势。为实现“六保”，促进“六稳”，政策将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将不断改善。 （二）货币市场流动性持续宽裕，市场利率将保持平稳运行。展望下半年，市场流动性将保持合理充裕，货币市场利率将平稳运行。一方面，货币政策将与财政政策积极配合，避免政府债券集中发行对流动性带来冲击。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提升有效需求的有力抓手，但积极的财政政策若没有货币政策的配合会带来流动性短缺，导致利率上升。未来货币政策将积极与财政政策积极协调，充分保障流动性的合理宽裕，防止利率出现大幅波动；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断提升。6月1日，人民银行推出了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这两项新的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缩减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政策时滞，增加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程度，提升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三）债券市场难有明显利好因素，整体呈现高位盘整。下半年，内外形势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对债券市场形成利好。与此同时，中美利差仍会在很长时期内维持高位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这有利于资本流入，对国内债券市场形成支撑。但以下因素将对债券市场产生下拉作用。一是货币政策难以进一步大幅放松。近期，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国“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这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难以继续大幅放松。二是债券供给持续增加。下半年，为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万亿元特别国债将于7月底前完成发行（6月中旬已经完成了部分发行），新增的1.6万亿元地方专项债也将在下半年发行，二者合计规模与上半年相当。三是部分理财资金可能减少对债券的配置。受前期债券市场调整影响，目前已有近20支银行理财产品出现净值为负的情况，这对那些长期习惯于保本的投资者将产生较大的心理冲击，进而减少购买债券类理财产品。2018年银行理财总规模达32.1万亿元。受资管新规影响，2019年银行理财规模稳中趋降（降至约31万亿元），其中投资于债券的比重约为56%，即使只有小部分比例理财资金降低配置债券资金，其也足以抵消外资流入带来的资金增量。总的来看，下半年债券市场难有明显利好因素，整体将呈现高位盘整态势。 （四）多方不确定性因素交织，股市继续震荡走势。在不同力量博弈下，下半年A股将持续震荡，走势大概率好于上半年。利多因素主要有：一是经济基本面的恢复将给A股带来较强支撑。随着疫后经济秩序逐渐回归正常、宏观逆周期调控力度加大，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持续回升，企业盈利情况将好转。二是股市流动性相对充裕。货币政策将保持偏宽趋势，降准、降息仍有空间。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外资布局A股将进一步提速。利空因素主要有：一是疫情发展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对经济恢复形成掣肘。国际方面，巴西、印度等“第三波疫情国家”形势尚不明朗；国内方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依然严峻。二是中美博弈的持续将对市场情绪产生明显扰动。随着美国大选来临，将加剧中美关系复杂化，影响将波及经贸、科技、地缘政治等多重领域。 （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在双向波动中保持稳定。下半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既面临有利因素，也面临不利的变化。第一，宏观经济方面，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扎实推进，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发力作用下，5月经济指标持续改善。虽有偶发性疫情，但经济社会全面恢复趋势不可逆转。此外，海外疫情在二季度进入全面暴发期，中国经济恢复速度领先世界，有望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提供支撑。第二，国际货币环境方面，中美利差有望维持高位。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美国推出零利率及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中美利率水平显著走扩，进而大幅提升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随着中国加速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不断释放制度红利，中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提升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中枢。第三，中美经贸摩擦将是最大不确定性变量，若摩擦进一步升级，将加大人民币走贬压力。整体而言，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在双向波动中保持稳定，双向波动幅度预计较大。第四，美国11月总统大选或将在美元走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以往经验，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成功连任，则美元会出现强势上升，从而导致其他国家货币相对弱势。 宏观政策取向 （一）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着力提高公共投资有效性。一是加快下达剩余地方专项债额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并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资金，更好地发挥基建投资对经济恢复的助推作用。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为3.75万亿元。额度将加快下达，并进一步优化专项债的投向，更多地投向重大基建项目，同时提高作为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使得专项债发挥更大作用，加快基建投资增速回升，以基建投资助推经济恢复至正常水平。 二是在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着力提高公共投资有效性。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更加聚焦于促消费惠民生、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领域，以及新型城镇化相关领域；另一方面，加快更多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减少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 （二）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直达实体经济。一是从经济基本面、流动性缺口、金融稳定等多个角度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力度较弱，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的恢复都还不明显，对外贸易仍然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考虑到特别国债发行、地方专项债的大规模发行要求金融机构增加对这些资产的配置，这都将带来较大的流动性缺口，需要补充流动性。此外，5月以来债券市场利率的持续上行主要与货币市场流动性阶段性紧张有关。债市波动不仅对金融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也加大企业通过债市融资的压力。因此，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仅是满足实体经济恢复的必要之举，更是维护金融市场信心的必要之举。 二是鼓励银行让利于企，以促进企业融资成本下行。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鼓励银行通过下降贷款利率和减少收费等方式以促进企业融资成本下行。 三是继续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重点支持中小企业。6月，中国已推出普惠小微金融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这两项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旨在让金融的活水直达中小企业。未来，还可考虑建立特别融资便利支持特定企业、增加特别再贷款、扩充合格抵押品范围等工具以支持实体经济。 （三）既要加大力度稳住市场主体，又要加快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一是明显降低企业负担，以稳企业来保就业。稳企业是保就业的基础，未来将进一步把减税降费落实到企业，确保实现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目标。同时，出台更多政策支持和鼓励各界对中小企业减免、缓收租金，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二是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和推进出口转内销双管齐下，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针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外需萎缩、出口企业生存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更多优惠政策将相继出台，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提高出口效率、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中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国内消费市场扩容提质的背景下，推动出口企业转内销既有利于帮助企业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国内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出口企业转内销税收支持力度，例如，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范围等，帮助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 三是加大基础性新兴产业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对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创新要求高、基础性强的新兴产业，未来将采用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等方式，进一步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以机制体制改革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加快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 （四）坚持房住不炒调控主基调，房地产调控放松的可能性较小。预计未来房地产调控将坚持“房住不炒”的调控主基调。两会期间，中央再次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限购、限贷政策难以放松且更加注重资金流向监控，防止各类资金违规进入楼市。与此同时，为助力房地产投资保持平稳，房地产调控将更加注重优化供给政策：一方面，加大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增加房地产投资供给；另一方面，多措并举，帮助企业回笼资金。允许房地产企业延期或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放宽预售标准条件，加快销售审批和降低税费等。 本文首发于金融时报
目前学术界对疫情的判断已经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形成了一些新共识。这些新变化和新共识决定了世界抗疫进程、经济复苏模式以及相应的政策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疫情的新变化和新规律决定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 根据SCIENCE和其他几个学术平台发表的近期文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新共识： 第一，新冠病毒可以在一年内任何时候扩散，没有固定时间。 第二，感染者治愈后很可能无法获得长期的免疫力，之前某些国家或地区提出的群体免疫可能并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第三，新冠病毒的突变率非常高，对环境的适应力很强，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疫苗效果，导致研制的疫苗在短期内有效，而在未来不一定有效。 第四，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和一些新发现的情况证明我们对病毒的传播路径和方式依然不是十分清楚。最近几位科学家指出病毒早已存在，只是现在被激活而已。 第五，疫苗与特效药的研制时间比想象中要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 第六，病毒很可能将与人类长期共存，疫情很可能持续存在并反复出现。 这些变化和共识直接导致许多研究团队在进行宏观分析中考虑的不仅是二次冲击和二次暴发的问题，而是多次反复暴发的问题。这种情况会导致目前的政策应对会出现一些变化。 疫情持续的时间拉长和影响的范围拉宽将会引发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疫情并未像预期中那样在6至7月份到达顶点，疫情拐点的出现大大延迟。特别是进入7月以来，以欧美为主体的世界疫情第二板块蔓延还在持续上扬，以拉美、南亚和非洲为主体的第三板块蔓延已经抬头，同时北京、东京以及首尔已取得疫情阻击战阶段性胜利却都出现了疫情复发，世界确证病例超过1300万，日增超过17万，让未来疫情的可控性增加了非常大的变数。 第二，随着防疫周期不断延长，防控成本也在加速提升。 第三，发达国家前期布局的疫情防控方案和救助方案可能会失效。例如，欧美之前提出的群体性免疫理论框架可能会崩溃；欧美所设计的第一轮疫情救助方案难以承受疫情时间的持续，安排的经费可能很快会用光，政策工具可能消耗殆尽。 第四，疫情带来的混乱状态很可能造成超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全面爆发，社会隔离、生活方式的调整可能会带来社会情绪和秩序的超级变异。当前世界经济存在“日本化”倾向，即长期停滞的经济状态可能更加低迷，这可能会使我们原来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使一些社会冲突、政治危机全面爆发。例如当前美国爆发的BLM运动，巴西和印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所发生的骚乱。从历史经验来看，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等国内问题可能会带来国际问题的全面恶化。疫情的长期化将成为一个超级催化剂，使我们原来就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对于中国而言，疫情长期化带来的冲击可能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触底的时间推迟，并非以前预期的第二季度。在外需下滑冲击延后的情况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在第三季度到达高点，并且第四季度依然存在。所以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第二，世界疫情带来的第三波冲击与第一波和第二波带来的冲击将具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波、第二波冲击主要是对供应链的冲击，但是第三波冲击更多是针对需求侧。 第三，欧美第一轮救助政策耗尽，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几个超级调整。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五大史诗级变化，下半年经济相应的变化也会十分剧烈。第一，经济处于底部的时间比想象中要漫长，导致政府补贴耗尽、企业破产加剧；第二，金融持续加码，脱实向虚现象更为严重，世界金融市场出现第二次剧烈调整是大概率事件；第三，美元指数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美国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将出现混乱，人民币的铆钉效应强化，资本流入中国的现象加剧。 第四，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导致美国出现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很可能被美国大选激化，从而导致中美冲突达到新高度。这种政治风险外溢将会导致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加剧。全球金融资产定价不单是由自身收益率决定，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会导致金融定价规律发生超级变异。 第五，国内疫情的反复将给国内经济主体带来的冲击，会导致预期模式、工作和学习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第六，疫情反复导致经济局部出现二次停摆。 第七，疫情常态化与短期救助之间存在冲突。在第二季度特别是6月份以来，我国计划从短期救助向中期复苏的节奏全面迈进，然而疫情的二次暴发会使中期复苏的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的节奏被全面打乱。 针对以上状况，我们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采取应对政策： 第一，宏观目标调整应该从短期年度目标向中期目标转变，特别是以疫情周期为统筹对象进行目标设定和工具选择。 第二，由于疫情防控转向中长期化，政策空间要有新的规划。现在很多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所以前期的力度可以更大。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实际赤字率在今年可能会达到11%，并受到汇率因素、中小银行风险、呆坏账延期的影响，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因此，政策不能够一次性全部投入，要为明年留有余地，甚至要为后年的一些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扩大“六保”与底线管理的内涵。底线管理的内涵必须扩大，金融风险、政治社会风险的外溢效应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比想象中要大，要将风险管控重新提上我们的重要议程。特别是全球经济变异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变化，以及中美贸易冲突、大国博弈中的政治风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需要研究得更加清楚。通过最近几个爆雷事件以及中小企业潜在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利用中小银行进行针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其带来的风险可能比问题本身要大，这一问题十分棘手。 第四，双循环战略可能还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提高对国际货币循环的重视，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以及金融战应对上要有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从实体经济、内贸与外贸一体化和互相促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国际金融的循环、国际货币体系的循环都非常重要。 第五，要进一步推进新动能的构建，使之与后疫情社会政治运行体系调整有很好的衔接和匹配。要将“非接触经济”的打造上升到战略层面。要考虑一揽子政策里以新基建为主体的政策是否能够担任我国新经济模式加速转型的重任。 第六，要推进一次性短期行政救助体系与制度性、体制性救助体系的构建。任何一个制度性救助体系构建得很好的社会，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都十分良好。如果疫情中长期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性的保障和救助上面要有所突破，特别是在收入分配体系的大改革上面要有所突破。 第七，把握好缓慢复苏与快速复苏的节奏。要思考如果疫情防控中长期化，快速复苏的节奏应该把握在什么水平。同时，我们提出的需求侧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到底如何相互配合？都需要我们做一些深入思考。疫情常态化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要在各种政策里面优先考虑疫情防控，所以疫情扩散基础性的预测就显得尤其重要。
从经济增长的健康可持续性出发，必须充分重视疫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情况，并尽快采取措施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滞后于制造业等短期不平衡情况。 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增长超预期，其中房地产投资4、5、6月投资额同比增长分别为6.97%、8.09%、8.54%，基建投资三个月同比增长分别为2.7%、8.3%、6.8%；出口也是连续三个月正增长。相比之下，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恢复缓慢，服务业和消费恢复不及预期，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11.4%，6月份同比仍然为负增长，而同期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已经是正增长2.35%。 从二季度房地产交易和施工、竣工速度，地方专项债等支持基建投资增长和驱动因素分析，预计下半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有望继续保持高增长，不排除单月同比两位数速度增长的可能；受海外疫情造成的其他国家商品供给缺口影响，中国出口增速下半年也将保持较高增长。相比之下，消费增速、服务业、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短板。 以上失衡的经济增长结构虽然有助于下半年经济增速的恢复，却严重缺乏可持续性。在中国经济多年来已经逐渐转型升级到以内需、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之后，为什么一次疫情的冲击就重新回到靠房地产、基建和出口拉动的旧模式？这既需要从逆周期调控的决策体制、决策惯性进行反思，也需要从部门到地方、从行政力量到市场影响的特定传导模式进行分析。 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迅速升温，民间投资和消费成短板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3.1%，但5、6月投资增速同比分别为3.1%、5.91%，已连续两个月正增长。其中，房地产投资复苏力度较强， 4、5、6月投资同比增长分别为6.97%、8.09%、8.54%，带动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由年初下滑16.3%快速转正至1.9%。受益于2季度房企开工快速回补、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信贷政策宽松等方面的影响，不仅6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高达8.95%，而且房企拿地意愿较强，4、5、6月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分别为13.8%、0.86%、12.11%。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会持续升温，部分月份或重现两位数的增长。 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2.7%，4、5、6月投资额同比增长分别为2.7%、8.3%、6.8%，连续三个月投资增速正增长。随着7月第三批1.26万亿地方专项债下达，以及政府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等政策的加快推进，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还会进一步提高。 从出口增长情况看，主要得益于我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全面复工复产，填补了疫情冲击下的海外供给缺口，虽然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3.0%，但4、5、6月同比增长分别为8.2%、1.4%、4.3%，已连续三个月正增长，预计下半年海外供给缺口依然存在，中国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升温、出口快速恢复形成对比的是，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11.7%，民企投资同比-7.3%，反映了民营企业、制造业对未来经济情景的预期不乐观。消费恢复不及预期，不仅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11.4%，而且6月份同比-1.8%，不仅也没有恢复到正增长，而且比5月份仅收窄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后，6月实际增速-2.9%。二季度除粮油食品、日用品、饮料烟酒、中西药品等必选消费品恢复较快，金银珠宝、石油制品、汽车、家具等大部分可选消费品都是严重负增长，餐饮、酒店、影视娱乐等服务业消费恢复更慢。 因此，从经济增长的健康可持续性出发，必须充分重视疫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情况，并尽快采取措施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滞后于制造业等短期不平衡情况。 重新审视稳消费的宏观决策机制 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近60%，投资贡献只有31%。因此决策层一再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在两会后总理特别强调“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但是实际上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还是用来投资，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或达到近10万亿左右。2020年上半年，虽然没有公布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但是可以想象，对二季度正增长做出主要贡献的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出口也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消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贡献大幅降低。 为什么我们从决策科学上重视消费，却在实际行动中偏重刺激投资呢？这首先要从宏观决策机制角度进行深刻反思。 首先从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看，无论是从决策理念还是从决策机构设置看，稳投资都会惯性成为首选。比如：面对疫情冲击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把资金发给消费者并不能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要么沉淀、“打水漂”，要么一次性消费完了是“无水之源、无木之根”，而且其影响和效应不好考核，只有形成投资项目才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即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大部分逆向调节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透视围绕投资展开的，比如从中央部门财政部投资司、发改委规划司，到地方的经济部门设置，都是围绕选项目、报项目、审批项目等等，以投资项目为核心展开的。 在这样的决策理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既容易通过，也有实施的机制保证。正因为如此，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用来搞投资，决策毫无障碍。假定给那6亿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中低收入者发放这3.75万亿，每人可发6200元——三口之家可增加18000元收入，5口之家可增加3万多元收入，这将带来多大力度的消费复苏？不过，这在中国显然是在决策层面无法获得通过，在实施上财政部、发改委也没有类似消费司、居民收入司这样的机构设置。 与中国的投资主导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疫情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严重冲击，欧美国家稳增长、稳消费、稳就业的主要手段就是给消费者发钱。例如，美国政府宣布将实行1.2万亿美元的经济补贴计划，把钱直接发给国民；加拿大政府为全国所有因为疫情而不能工作的人支付80%的薪水，金额最高达每月每人2500英镑；韩国拨款3271亿韩元向居民提供财政补贴，每个家庭最高可达50万韩元等等。通过补贴民众生活，美国6月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2.35%，失业率也远远低于预期。 回顾历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长期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造成生活资料短缺、经济增长结构的严重失衡；如今我们又受体制惯性和决策惯性的影响，在走过特定阶段后继续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重增长结构的失衡，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事实上，只有靠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不形成最终消费的投资项目，才是的“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资金进入居民手中、形成最终消费绝对不是“打水漂”而是“乘数效应”的开始。在那个大家都熟悉的“萧条的小镇”案例中，一个旅人拿100块钱去住旅馆住宿，店主把赚来的100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100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把这100块钱买了衣服……萧条的小镇复活了，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货币政策稳消费的决策机制看，为什么欧美都连续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来稳消费、稳投资，而唯独中国却在降息问题上独树一帜？主要是在利率影响机制等关键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长期受一些决策认识误区的影响。 首先，只有在类似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的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6亿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因为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也没多少存款收入，下调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冲击下的消费低迷时期，借口“考虑存款者的感受”、“保护居民存款收入”而变相鼓励储蓄，就是间接打击消费，是不合时宜的。 其次，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部分行业平距离利润率为负值，此时贷款利率若不能及时大幅下调，对于一亿两千万市场主体是不公平，也是不堪承受的。 第三，是否利率过低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和资金流向不该流向的领域，还是要深刻认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流向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贷资金流向实际上一直是受到体制性原因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的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不可避免地优先流向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体制缺陷套利，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因为利率低、钱多，恰恰相反，所有的套利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利率过高才引发的，越是投机性资金越敢于承担高利率，而真正不堪高利率重负的是疫情冲击下运营艰难的实体经济。 从降低企业成本角度分析，以截至到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信贷利率，可减少企业成本1.65万亿——大幅降息对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从稳消费角度分析，在消费低迷的同时，中国的居民储蓄连续几个月上升，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至2019年底，全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82.14万亿人民币；2020年上半年住户存款总额高达90.47万亿，半年时间增加高达8.3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的5.28万亿元——若再不大幅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下半年消费将继续成为增长短板，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还会进一步加重。 高度重视稳消费的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上看，促进消费复苏可以从增加居民收入、推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转变、降低居民储蓄增长、推动股市慢牛长牛、稳定老消费、刺激新消费等方面入手。 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那些多年来排在前面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地方财政收入指标等与投资相关的传统指标向后排并调低权重，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调查失业率等就业指标等与消费相关的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要退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指标、政绩指标，我们认为除了增加营商环境指标、新经济占比等新的高质量指标之外，通过调整之前指标的权重，使之更能体现新时期的消费拉动的结构特点，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考虑到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不应该简单否定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做法，而应该由中央财政统一给中低消费者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 股市的慢牛、长牛，也能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因而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值得警惕的是快速上涨的疯牛不但无助与消费增长，而且一旦崩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打击消费，因此维护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1：中国的消费传导路径 从不同类型的消费传导机制来看，要区分老消费和新消费的不同消费弹性。由于老消费的需求弹性较低，不能期待有期望原有增速之外的的增量消费增长，只能逐步恢复到原有水平，因此恢复老消费不需要大比例的产品消费补贴，在增加居民收入、降息等宏观政策之外，之后要加大复商、复市力度，促进人们正常往来，就可逐步恢复；而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乘数效应”大，应安排较大比例的消费补贴予以支持——假定对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给予不低于20%的消费补贴，可带动3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加征房地产税在中国预期的政策目的有三个：一是调控房地产市场、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三是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要辨证看待房地产税的影响：将房产税作为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的一部分，打消居民期望与房产税作用的“预期差”，最后，房产税征收手段、范围等细节仍需要审慎推敲。 我国房地产税结构呈“重增量住房、轻存量住房，重开发建设与交易环节、轻保有环节”的特征，房产税在“开发建设、流转、保有”三大环节中占比较小。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意见》对房地产税的表述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焦点在于是否会在持有环节加征“房产税”。 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加征房地产税在中国预期的政策目的有三个：一是调控房地产市场、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三是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要辨证看待房地产税的影响：将房产税作为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的一部分，打消居民期望与房产税作用的“预期差”，最后，房产税征收手段、范围等细节仍需要审慎推敲。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广义的房地产税在我国早已有之，是个较为复杂的税收体系，主要涉及十多个税种，涵盖了开发建设、流转和保有三大环节。狭义的房地产税在我国仅指“房产税”，针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范围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且对居民自有住房在内的五类征税对象免纳房产税。 房产税自始至终是我国整个房地产税的组成部分，因其属于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款，将对民众持有住房的成本产生较大的影响，《意见》对房地产税的表述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焦点在于是否会在持有环节加征“房产税”。 一、我国房地产税现状：“两重两轻” 我国房地产税结构呈“重增量住房、轻存量住房，重开发建设与交易环节、轻保有环节”的特征，房产税在“开发建设、流转、保有”三大环节中占比较小。 （一）现状 目前，我国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只包括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两个税种不仅税率低、税基较窄，而且对居民非营业用房免征，整体税负水平较低。与之相比，开发环节和流转环节的税种多、税负重。两者共同造成了在房地产开发、交易过程中整体税负水平较高。 表 1：各国房地产税的征收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中国税务年鉴》数据显示：房地产行业税收总额中，房产税占比仅2%，加上保有环节的另一项税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整个保有环节税收贡献不超过5%。而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的占比均在15%以上，其中营业税占比甚至达到30%以上。 （二）弊端与改进方向 我国房产税制度匮乏和不完善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土地资源缺乏合理配置、居民贫富扩大等问题。借鉴国外的房地产税制度是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实际问题的一个破局方向，有助于推动各级政府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 二、房产税的目的：利益相关者视角 2018年3月7日，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答记者问时称会按照中国国情合理设立房地产税制度，认为房地产税主要作用是调节收入分配、筹集财政收入。 实际上，加征房产税的目的更加丰富，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统筹考虑，才能深刻理解房产税的利弊。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有四大利益相关者，对房产税的诉求有较大差别、甚至完全相反。 表 2：各利益相关者对房产税的诉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加征房地产税在中国预期的政策目的有三个：一是调控房地产市场、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三是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 三、加征房产税的影响：国内经验和国际对比 全球加征房地产税有四个共性安排：一是按照评估值征税，即按照价值征税；二是房地产税都有税收优惠，但具体的方式和水平不一样；三是属于地方税，收入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用于满足教育、治安等公共基础提供；四是房地产税税基确定较复杂，需要建立较完备的税收征管模式，才能征得到、征得公平。从房价、市场调控、财政收入、金融稳定四个方面分别评价房产税的影响： （一）不会大幅降低房价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在保有环节加征房产税不会对房价长期趋势带来翻转。房产税可能延缓、阻止部分买家的购房，但仅凭房产税单一因素无法影响房地产市场长期趋势，金融政策、土地供应、人口流入等因素的作用可能更有决定性。 国外方面，房地产税以Council Tax（英国，针对居住用房地产）、Domestic Rates（英国，针对商用房地产）、Rates（澳大利亚，针对土地）、Property Tax（美国/日本）、Comprehensive Real Estate Holding Tax（韩国）等形式出现，但基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房产税多年的实施情况来看，当地房价走势受其影响甚微：根据英国National Wide和美国OFHED公开的住房价格指数显示，近三十年英国住房价格上涨近4倍，美国住房价格上涨2.5倍左右，且已超过次贷危机前的房价水准。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开征物业税，80年代增加对土地短期交易开征资本利得税，但都无法阻挡居民炒房热请，直至90年代泡沫破裂。 国内方面，中国香港的房产税由差饷+物业税+地租组成，其中差饷已有百年的历史，2010年香港政府还针对非港居民推出“买家印花税”（15%）来抑制房价上涨，期间印花税一度调高至16%，但依旧无法阻挡购房者热情。上海和重庆作为大陆仅有的两个针对部分非营业性住房征收房产税的城市，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住宅价格数据，2011年至今两地的住宅价格涨幅与同期全国楼市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不明显。 （二）能够调控房地产市场 房产税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还有调控房地产市场功能，传递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号，改变市场预期。历史上，除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两项常备房产税之外，日本还出台过以调控市场为目的的特别土地保有税（1992年）、地价税（1991年）以及提高短期转让土地所得税（1969年）等类房产税手段。日本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依赖多个税种构成的涉房税收体系，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一项税收政策。 2017年，我国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的定位，同时也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通过住房结构（租售并举）、土地供给（盘活存量土地、农村集体所有地改革等）、税收（房产税）和金融（资产证券化、信贷政策）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可见，房产税是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的一个环节。从效果上看，多种调控手段的结合使用取得了明显效果，有效抑制了房价快速上涨的态势。 （三）能够优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达到高点。2019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1.8%，比2018年上升1.9个百分点，再创新高。2019年在经济增速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政府更加依赖于卖地来对冲债务风险。此外，“一城一策”对于某些财政比较依赖于土地出让金的城市而言，地方政府在卖地上增加了一些灵活性。 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正逐渐进入存量时代：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新增规划用地将不断减少，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量已经超过新房，呈典型“存量房市场”特征。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较高，开发商拿地和新开工意愿不足。土地出让金增速逐年下滑，地方政府亟需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图 1：土地出让金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 资料来源：财政部 从筹集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房地产税相对于土地出让金主要有两点优势：第一是持续性。在房屋的存续期间政府每年定期收取，有效的保证了此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第二是稳定性。一般来讲，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评估值每隔几年评估一次，评估值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使得其不会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受到太大影响。 从国际经验来看，房地产税是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稳定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支出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治安等固定支出项目，具有弱周期性的房产税对地方财政十分重要。以美国为例，房产税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来源于州和地方政府收入、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大致为15%、20%和30%左右。实际上，单对地方政府而言，房产税占比分别达到25%、40%和70%左右。以日本为例，日本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种包括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均属于地方税种（市町村级政府）。根据《日本统计年鉴（2018）》，2012-2014年房产税占市町村税的比重分别为48.2%、48%和47.4%。 从国内实践看，上海、重庆两地实行房产税以来，房产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占总体地方财政比重仍然很低。两地房地产税试点推进困难重重，并没有充分发其筹集收入的作用，计税依据、税基过窄、税率过低是主要原因。两地的税率普遍较低，最高税率不超过1.2%，最低税率仅为0.4%。加之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实际征收率远低于理论征收率。房地产税在全国推广要充分吸取两地的经验和教训。 资料来源：重庆、上海财政局 （四）不能抑制房地产金融化 房地产税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工具，但是对金融系统稳定性作用不明显。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税完全没有阻止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的趋势，最高点时房地产贷款（公司类、个人类合计）占银行业贷款比重达到63.5%。金融危机后，该比例一路下降到2019年末的48.6%。可见，金融机构房地产业务、资产质量并不取决于房产税，金融系统自身的经营行为更关键。 图 4：美国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基本不受房地产税的影响 资料来源：FDIC （五）不能明显减少贫富差距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房地产既有“财富效应”又有“挤出效应”。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发现，居民杠杆率（住户贷款余额/GDP）水平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意味着，近年来居民贷款购房导致的杠杆上升会抑制消费能力，损害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房产税对房地产贷款增长的抑制效果不明显，因此，也很难降低房地产的挤出效应。 从美国、英国看，居民基尼系数波动与房产税关系并不明显，房产税在调节居民财富方面的作用需要其他配套政策的支持。 图 5：基尼系数与房产税的关系并不明显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欧盟统计局 四、结论 房地产税在我国存在已久，本次《意见》重提“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意在房产税（保有环节）做加法。从国际经验来看，房产税对稳定政府财政收入，维持城市运转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税收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在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我国房地产利益相关者众多，要辩证地看加征房地产税的利弊： 表 3：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房产税立法、授权、推进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打消居民期望与房产税作用的“预期差” 开征房产税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房价高的问题，还是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各利益相关方没有一个明确和一致的意见。社会公众倾向把房价和税收联系在一起，认为房产税主要为了解决房价问题，通过收税抑制投资需求，从而降低房价，必然会导致现实和期望出现较大反差。 （二）房产税是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的一部分 国内外实践显示，开征房产税并不会对房价造成很大的直接冲击，无论在房价处于调整期还是快速上涨通道中，房产税都不是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同时，在房地产价格仍持续上涨的时期，房产税也不能有效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为此，出台房产税只适宜作为调控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组成部分，并不能对其调控功能寄以过高期望。 （三）房产税征收手段、范围等细节仍需要审慎推敲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合理设计房地产税制度，采用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原则，避免重复征税。合并相关的税种、合理降低房地产在建设交易环节的一些税费负担。兼顾社会公平，采用差别化税率，利用税收豁免政策进行二次调节，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税负结构。逐步使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长期来看，房产税应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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