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大霄：A股仍然在牛途中 一个巨大的泡沫在初步形成之中】7月13日，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风水轮流转，今年全球投资者喜欢成长股，国内犹甚，成长股基金经理傲视群雄大放异彩，价值股基金经理垂头丧气不敢声张。（凤凰网） 7月13日，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风水轮流转，今年全球投资者喜欢成长股，国内犹甚，成长股基金经理傲视群雄大放异彩，价值股基金经理垂头丧气不敢声张。截止到2020年7月13日，纳斯达克指数市盈率48.1倍，市净率5.7倍，然而，A股某板块市盈率79.8倍，市净率9.16倍，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泡沫，虽然此泡沫少部分股票有可能会通过未来的增长来消化，但如果将整个板块当作一个股票，整体上要求90%的增长就要求太高了，股票持有者好好想像一下，贵单位能够做到每年90%的增长吗？如果能，就可以放心大胆买股票，如果不能，就要非常谨慎，这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已经在初步形成之中。投资者要非常谨慎。过高价格购买成长股也有风险，万一成长速度跟不上估值提升的速度，风险就出现了。历史上无数次的教训告诉我们，高处不胜寒。也许，成长股的辉煌也许表现得比较充分，该轮到蛰伏已久的价值股票表现了。中国股市价值与成长的估值差距已经达到历史高位，记住一句话，风水轮流转。 相关评论： 创业板整体市盈率184倍 光大证券：后期上涨动能需关注两大政策信号 徐高：A股牛市可以期待 但别相信2015年“疯牛”行情会再来 国君策略李少君：政策降温降的是“疯狂”的心 招商证券张夏：A股上涨有理 疯涨有险 监管有序
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2020年上半年，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如何？据央行7月10日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2020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6.22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6月末M2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 在7月10日召开的“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上，央行多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对市场关切的货币政策立场是否转向、资管新规是否延期、如何看待近期个别理财浮亏现象、在处置风险项目时重点考虑什么、如何控制热钱流入等话题进行了回答。 我国经济不存在长期通胀或者通缩的基础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当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是处于基本平稳的状态，供需两方总体上来说比较平衡，货币政策也是保持稳健，而且更加灵活适度。应该说我们的经济不存在长期通胀或者通缩的基础。下半年金融系统将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大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预计M2和社会融资规模将保持平稳增长。 货币政策的立场仍然是稳健的 被问及下半年社融和信贷新增规模的持续性时，央行货政司副司长郭凯表示，大概可以估计下半年货币信贷和去年相比是略微有所增加的水平，信贷需求还是比较平稳的。 “货币政策的立场仍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郭凯称，我们现在更加强调适度这两个字。适度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总量上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第二是价格上要适度。要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向实体经济让利，同时也要认识到利率适当下行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利率如果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就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等问题。 他强调，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特别是更多地关注贷款利率的变化，继续深化LPR改革，推动贷款实际利率持续下行和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为经济发展和稳企业保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下调再贷款利率主要是为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对企业的贷款利率 近期央行下调了所有再贷款利率，包括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央行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周学东表示，金融稳定再贷款只是再贷款当中的一个品种，使用并不多，量很小，主要是支持实体经济发放得多。比如，3000亿保供的再贷款就是低成本支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一个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精准、直达的资金支持。因此，下调再贷款的利率主要是为了体现对实体经济进行支持，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对企业的贷款利率。 房地产行业新增贷款占比已降到25%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介绍，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房地产开工建设和销售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现在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态势。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些年一直是着力于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把投向房地产的金融资源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早些年大家都很关注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新增贷款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例，曾经高达43%、44%，这些年在相应的政策引导下，这个比例逐年下降，今年1-5月份占比已经降到25%。 资管新规无论延期1年、2年或3年，关键是金融机构必须转型 被问及怎么看近期一个课题提出的“资管新规延期到2022年底”的建议，周学东表示，各界对资管新规延长的建议比较多，但是无论是延1年、2年还是3年，对金融机构来说，关键是必须要转型的，再回到过去大搞表外业务、以钱炒钱、制造金融乱象是不可能。 刚刚履新不久的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会上首次公开露面，他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坚持资管新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密切跟踪监测资管业务规范整改的情况，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相关工作，稳妥有序推进资管行业的整改与转型。 个人理财产品阶段性浮亏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随着资管新规的推进落实，净值产品占比也不断提升。阮健弘介绍，净值产品的占比已达60%。 谈到近期市场上个别理财产品出现的浮亏现象，阮健弘称，道理上说市场变化必然会导致净值产品的波动，这点是合理的，净值产品这么大的规模，阶段性的浮亏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整体上来看，5月末全部资管产品的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比年初增加了五千亿，大家可以判断资管产品总体上收益是正的。 处理风险产品要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近期安信信托、四川信托等暴露了很多风险，投资者想全部兑付，但资管新规打破了刚兑，从监管角度如何平衡投资者对利益的保护以及打破刚兑还有道德风险等？ 孙天琦对此表示，关于几个信托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有关投资者、消费者的问题，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研究方案，央行也在紧密配合。第一，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压实相关金融机构和相关股东的主体责任。第二，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这些投资者的知情权、公平选择权、财产安全权、求得赔偿权等合法权益。第三，加强投资者教育，帮助投资者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的风险责任意识，准确评估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产品处理上，要严肃市场纪律，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第四，对监管部门而言要举一反三，加强金融业行为监管体系的构建，规范类似产品的销售行为，杜绝欺诈误导投资者，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对短期内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要保持高度警惕 谈及热钱流动现象，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对于短期内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也要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也包括一些微观的监管来进行风险的防范。总体上，我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都很强，包括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金融体系稳健性，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等。 银行对企业让利1.5万亿元分三部分 国常会6月中旬提出“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目标。郭凯介绍，这1.5万亿元分三部分：一是利率下行实现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大概是9300亿元；二是如果直达政策工具能达到一定规模，包括前期还本付息政策和近期出台的两个新工具，所有测算在一起，大约让利2300亿元；三是通过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加在一起大数是1.5万亿元。
为了促进下半年经济恢复，稳增长的真正有效着力点恐怕不仅在出口和投资，而是必须尽快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之后于制造业的短期不平衡情况——下半年稳增长的重点是提振消费需求和促进服务业复苏。 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方面的成效，以及得益于政府的一系列规模性政策，中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其他国家。然而，受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不平衡特征，主要是消费需求与供给恢复速度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恢复速度失衡等短期不平衡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只能达到-2%左右。若不能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经济恢复的不平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难以恢复到市场所期待的5%左右增长水平。从长期来看，新旧经济的增长结构失衡情况在疫情冲击后变得更加严重，其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须前瞻性地把握。 一、经济恢复的短期不平衡制约下半年复苏力度 二季度以来的经济恢复呈现出两个短期不平衡特征：消费需求的恢复速度滞后于供给，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上述两大短期不平衡征既是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恢复速度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下半年经济恢复力度的关键因素。 首先，消费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6月10日，规上企业开工率率接近99.1%，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0.1%，可见不但全国各地复产复工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且各行各业的供应链也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然而，需求面的恢复仍明显滞后，从拉动经济增长60%的消费增速来看，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5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8%，虽然逐月明显收窄，仍为负增长；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6.2%，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0.6%。预计下半年会逐步转为正增长。 其次，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5月中国制造业增长5.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更高；与此同时，1-5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7%，服务业的恢复速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 由于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近6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也高达53%（远远高于制造业27%的经济比重），在消费和服务业的恢复速度滞后影响下，预计上半年中国经济至少负增长2%以上。 下半年，随着第三批专项债额度下达，基本建设投资增速有望进一步提速，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受疫情影响，虽然海外需求并不乐观，但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并未出现预期中的严重下滑，由于疫情防控物资出口迅猛，以及其他国外厂商受疫情影响供给中断造成的物资短缺，下半年出口负增长的情况或仍将好于预期。然而，如果消费和服务业不能尽快恢复的疫情之前的水平，中国经济下半年仍然不可能回到市场所期待的5%以上的正常增长水平。 所以，为了促进下半年经济恢复，稳增长的真正有效着力点恐怕不仅在出口和投资，而是必须尽快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之后于制造业的短期不平衡情况——下半年稳增长的重点是提振消费需求和促进服务业复苏。 二、 提振消费须从宏观决策和传导机制入手 当前最高决策层面在“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宏观决策和传导机制还是以围绕搞投资、上项目来展开的，短期难以改变。 例如，虽然决策层一再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在两会后总理特别强调“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但是实际上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还是用来投资，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或达到近10万亿左右。 如果同样的资金规模用来稳消费，会受到那些宏观决策机制的制约呢？比如，假定给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那6亿中低收入者每人发2000元，实际所需财政资金规模不过1.2万亿——三口之家可增加6000元收入，5口之家可增加1万元收入，这将带来较大力度的消费复苏。相对于花费1.2万亿给中低收入者做消费补贴而言，拿出1.2万亿稳消费肯定会遇到层层阻力，其决策难度远远大于3.75万亿地方专项债进行基建投资。 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地区基本建设需求饱和，有稳定回报的项目又被PPP项目“鱼过千网”似的反复筛选以后，上半年有稳定回报的可选专项债项目已经有些供应不足，因而在发行过程中也出现了项目申报弄虚作假、可行性论证走形式、资金分配上用专项债“堵窟窿”、宏观上挤压民营融资、稳增长远水不解近渴等问题。上述普遍存在的问题，恰恰从微观上说明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从财政部、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稳增长决策和传导机制，仍然是围绕选项目、报项目、项目审批、项目实施为核心的。因此，提振消费，要从宏观决策机制和传导机制入手。 图1：中国的消费传导机制与政策杠杆效应 如上图所示，稳消费的决策和传导机制要从收入传导、利率传导、边际消费倾向传导等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和路径展开。 具体地说，首先应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出发，严格限制和大幅减少不合实际的基建投资规模，并从机构设置上减少围绕基建项目筛选、申报、审批等环节的政府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把宝贵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到稳消费上。 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那些多年来排在前面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向后排并调低权重，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调查失业率等就业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消费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考虑到疫情冲击下提升消费的迫切性，也可从中央政府层面一次性向中低收入者发放消费补贴，迅速激活国内消费市场。 从利率到消费的传导机制发力，一定要尽快走出影响决策的认识误：第一，只有在类似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的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6亿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因为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也没有什么存款收入，下调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冲击下消费低迷时期借口“保护居民存款收入”而变相鼓励储蓄，就是间接打击消费，是不合时宜的；第二，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此时贷款利率若不能及时大幅下调，对于一亿两千万市场主体是不公平，也是不堪承受的；第三，是否利率过低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和资金流向不该流向的领域，还是要深刻认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流向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贷资金流向实际上一直是受到体制性原因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的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不可避免地优先流向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体制缺陷套利，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因为利率低、钱多，恰恰相反，所有的套利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利率过高才引发的，越是投机性资金越敢于承担高利率，而真正不堪高利率重负的是疫情冲击下运营艰难的实体经济。仅以截至到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信贷利率，可减少企业成本1.65万亿——大幅降息对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 第三，从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传导机制来看，旧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以5G、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因此如果用消费补贴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旧消费上可以用较小比例的消费补贴撬动，在新消费上则可以较大比例的消费补贴予以撬动，无论是小比例补贴老消费，还是大比例补贴新消费，都可以轻松启动数万亿消费需求增量，比远过度扩张基建投资见效快、“乘数效应”大。 三、 服务业复苏要打破交往障碍，新旧经济增长失衡影响深远 目前来看，国内几乎绝大部分地区疫情都已受控，但是各地相互之间的交往还远远没有恢复，大部分大城市的酒店实际入住率依然低于50%，餐饮、商业、旅游景点、线下教育、茶馆、影视娱乐等恢复情况较差。 有学者说常来常往才能恢复经济，这对服务业非常重要。根据作者不久前在云南、福建、广东、上海等地旅行的经验，从一个低风险地区到另外一个低风险地区旅行，通常要花较长时间填写14天以内的行程、航班号、座位号、途径城市的居住地等等，有时候由于行程较多需要填写半个小时才能成功获取一个新地区的健康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形成了不同省份之间的交往障碍，降低了“来来往往”的频率。建议各地应尽快取消本地健康码，应统一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 最后，一定要高度重视疫情之后经济增长的产业和受益人口不平衡性。受疫情冲击，很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衰落，而以非接触经济、线上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却蓬勃发展。这虽然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规律，但是毕竟与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增长普惠性有所不同，这样长期增长不平衡带来的转型冲击不容忽视。 以美国为例，如果不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失衡，特朗普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当选为美国总统，即使面临如此严重的疫情失控和国内分裂，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依然不在少数——谁能改变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主要靠硅谷、波士顿等少数地区、少数新经济行业拉动，而大部分传统产业却没有分享到增长成果的事实？特朗普就是在这种经济增长失衡背景下，靠煽动旧经济的大多数而登上舞台的。特朗普上台以后，如果不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长期失衡，他也没有到处发动贸易战、破坏全球化的借口：如果不是美国制造业只占本国GDP的11%，而服务业占79%的产业结构，怎么会有美国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和服务贸易长期顺差的贸易结构？ 疫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也是新经济引领的增长，如果新经济的受益者也是少数人群、少数行业、少数地区，会不会带来和过去十几年美国类似的社会问题？受到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从70%回落的如今的50%，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目前还不足总人口的30%，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支持新经济的同时，应该保证经济增长的普惠性，如何救助中低收入群体、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这些都是以后经济增长结构性不平衡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作者：张晓玲 陆明巧 田甜 2020年上半年的楼市，可谓是先抑后扬，“乘风破浪”。 一季度遭受疫情冲击，楼市成交几近冰冻。从4月开始，在宽松货币政策和地方松绑政策下，以深圳、杭州等地为代表的楼市回暖入春，5、6月复苏强劲，多城房价上涨幅度较大。 作为中央长期的指导方针，“房住不炒”的基调仍要坚守。进入7月，已有杭州、东莞、宁波三个热点城市出台了调控收紧措施。尽管这些城市收紧调控，对楼市来说究竟是“挠痒”还是有效降温，业内仍有分歧，但政策对冲的信号意义已然显现，这对管理市场预期有很大作用。 预计下半年，楼市政策将更多呈现对冲特征，共同引导市场走向平稳。 房价加快上涨 据中指研究院报告，上半年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变化呈“V”字形，2月最低，3月起环比涨幅逐渐升高，6月均价15461元/平方米，同比上涨3.16%，涨幅较上月扩大0.17个百分点；同时整个上半年二手房住宅均价累计涨幅为1.72%，呈过热趋势。 其中第二季度房价上涨趋势尤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32个，4月份上升为50个，5月份达到59个。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上半年房价大部分城市累计同比并不乐观，1-6月的数据最多持平或者微涨。但5-6月的数据，确实出现了明显上涨。 进入6月后，活跃城市较多，特别是宁波、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明显复苏。而最值得关注的武汉市场也有明显企稳表现，环比上涨明显。据中指百城房价榜单，6月宁波房价涨幅居全国之首，成交量也居于高位。 上半年，深圳楼市多次成为全国热点。深圳中原数据显示，6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3343套，环比上升6.4%；成交面积为33.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1.5%。二手房时隔四年再次“破万套”，6月共成交10594套，环比上升23.9%，重回2016年3月的牛市水平。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深圳6月二手房均价突破7万大关，达到74929元/平方米，均价远超北上广20%以上，甚至是隔壁广州的2倍，相比去年底上涨则达14.37%。 除深圳外，杭州是上半年第二个热度飙升的明星城市。上半年，杭州市区新房成交68399套，总成交金额2013.3亿元。其中，6月成交19528套，创下3年来的新房单月最高值；上半年二手房共成交4.3万套，同比去年4.14万套上涨4.02%，环比2019年下半年的3.96万套，上涨了8.77%。 东莞则是这轮上涨城市中令人意外的一个。4月以来，东莞新房、二手房价格齐涨，成交量也居高不下，还有部分小区业主联手“控盘”涨价，炒作氛围浓郁。 房价上涨背后，是一季度经济下滑压力下，各地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放松了调控。据中原地产数据，累计上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次数为304次，基本都是松绑为主，开发商预售资金监管、人才落户等政策，都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和需求的入市。 易居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楼市上涨的主要原因来自资金面的宽松，部分城市炒作氛围浓郁。类似深圳、杭州、东莞这类城市，供需结构紧张，房价有上涨预期，限价制造了倒挂，倒挂又放大了需求，市场出现了恶性循环。 多城收紧调控 房价上涨的压力之下，多个地方政府开始给火热的楼市“泼冷水”。 7月2日，杭州率先收紧调控，出台“限摇”，即一户购房家庭同时只能参加一个项目的摇号，向“无房家庭”倾斜，房源保障比例不低于50%；此外，高层次人才家庭优先购房的，限售5年。 这些新政，目的是限制炒房套利者进入市场，为楼市降温。 同日，东莞也收紧楼市调控。以“稳房价”为主，同地区新房房价3个月涨幅不得超过10%，精装修房价上限为20000元/平方米。此外，还严打捂盘惜售和内部转名行为，遏制楼市炒作风气。 宁波紧随其后，7月6日晚，发布了稳楼市“十条”新政，主要包括扩大限购范围，加强住房贷款审核等。值得注意的是，宁波还将通过严控楼面地价，抑制房价涨幅。 克而瑞指出，与杭州、东莞的政策相比，宁波的政策范围覆盖最广，涵盖楼市和地市；且政策加码力度也相对较大，涉及限购升级、严控地价等诸多方面，基本也算是“拳拳到肉”。 杭州、东莞、宁波都是上半年房价涨幅较大、楼市较为火爆的城市。中央反复强调“房住不炒”，地方政府也“因城施策”出手调控。 严跃进表示，这几个地方政策收紧释放了当前的调控导向，对房地产并不完全就是刺激，一些热点且存在房价炒作的城市会升级管控。若出现炒作等现象，政策升级和收紧都是大概率事件。 但张大伟认为，到目前为止，东莞、杭州的收紧政策，更多是“挠痒痒”，只是针对摇号、限价政策做调整，没有影响市场的购房杠杆。所以预计效果有限。尤其是杭州的新政策，对市场影响不大，预计下半年行情将继续高涨。 而楼市最为火爆的深圳，虽然业内对出台调控的预期强烈，但政府部门至今并无相关动作。住建部在7月初曾赴深圳调研，举行了座谈会，但深圳住建等部门，也没有进一步收紧调控的消息。 克而瑞分析师认为，最近出台的一些收紧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市场过热，其他的热点城市也有可能会跟进，但应该不会出现大面积收紧。后期地方政策出台依旧是偏向宽松。 中原则指出，从市场走势看，房地产看天吃饭，这个“天”是信贷政策，信贷放水的大环境下，楼市将继续维持高位运行。
瑞幸造假退市，引发美国对中概股实施更加严厉的监管。加上估值长期受打压，中概股纷纷开启回归征途。有的选择私有化退市，比如58同城；有的选择在香港和美国同时上市，比如网易和京东。 而理想汽车却背道而行。 7月11日，理想汽车正式向美国证监会提交IPO文件，此次公开募资最多1亿美金，股票代码为LI。承销商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中金等大牌金融机构。 理想这时候逆流而上，准备在美国上市， 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理想汽车需要更多资本。 理想并不缺钱。 理想汽车目前生产的唯一车型：理想ONE，于去年11月份开始量产，截至2020上半年交付10400辆，开始实现规模化营收。 根据招股书，2020年第一季度，理想汽车实现营收8.52亿元人民币，净亏损9148.6万元人民币。理想的财务状况还是不错的，目前自由现金流10.5亿元人民币，手中还有“余粮”。 另一方面，理想也频繁融资，而金主美团毫不吝啬，大笔投入。 2019年8月，理想C轮融资5.3亿美元，王兴和美团出资3亿美元。就在提交IPO文件十天前，7月1日， 理想刚刚结束5.5亿美元D轮融资，美团再次领投5亿美元。 短短一年，王兴和美团先后投入8亿美元，共持有23.5%股份，成为理想第二大股东。创始人李想个人持有约3.56亿股，约占总股本的25.1%，拥有70.3%的投票权。 除了开源，还有节流。 李想是业界出了名的“抠门”，非常重视节省成本。 理想的经营花销中，绝大部分是研发支出。2018年研发支出约为7.94亿人民币，营销和行政支出约为3.37亿人民币；2019年研发支出约为11.69亿人民币，营销和行政支出约为6.89亿人民币。 研发和营销投入比高达2：1，表明理想汽车对研发的重视，也体现理想汽车对营销成本的控制。 李想曾经在朋友圈感慨，团队超3200人，只有两个VP ， 高级总监寥寥无几，出差都是经济舱，住的都是经济酒店。 有稳定营收，有多余现金流，背后有美团大笔融资，还这么节省，为什么理想还要上市融资？ 归根揭底，制造新能源车是一门极其烧钱的生意，理想汽车需要更多资本。 别看理想汽车现在手握10亿人民币，背靠美团，但是在汽车行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这点钱真的不值一提。理想手里的现金还不够特斯拉一个月的研发费用。与同级别蔚来比较，蔚来2018年研发支出也超40亿元，还不算运营扩建厂房等其他大笔支出。 而从特斯拉和蔚来这两位“前辈”的历史上看，新能源造车企业，特别是刚刚起步量产第一辆车后，都要经历资金弹尽粮绝的生死一线的考验。 特斯拉2008年2月第一辆车Roadster正式交付。由于造车经验不足，成本失控，造成巨额亏损，又碰上2008年的金融风暴，特斯拉弹尽粮绝，几乎破产。幸好当时美国国会出台对新能源车的补贴和低息贷款政策，特斯拉因此成功获得美国能源部4.65亿美元低息政策性贷款，才能活着熬到2010年6月在纳斯达克上市，侥幸躲过一劫。 蔚来2018年6月第一辆车ES8量产交付，9月立刻在纽交所上市。尽管上市扩展了融资渠道，但由于投入巨大，蔚来至今累计已亏损285亿元，单2019年就亏损114亿。 2019年底到2020年初，巨亏之下蔚来开始捉襟见肘，频出现金流告急的传闻。蔚来幸运的获得亚洲投资基金的4.35亿可转债融资，加上合肥政府70亿元的战略投资和国有大行百亿授信，才转危为安。 理想清醒的认识到：雄厚的资本，是活下来的前提。 理想汽车赴美上市借助资本市场，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对未来困难的未雨绸缪。 其次， 美国资本市场目前处于新能源汽车的黄金时代。 2020年美国资本市场上最闪耀的一颗星，非特斯拉莫属。特斯拉股价扶摇直上，股价从1年前300美元左右，如今已经1544美元，足足增长近4倍。特斯拉市值为2863亿美元，超过第二名丰田和第三名大众汽车市值之和。 特斯拉以一己之力，引发了资本市场对新能源车的追捧。水涨船高，其他新能源车也大受资本市场欢迎。 其中蔚来表现优异，不仅股价突破上市以来新高，而且在7月短短2周内，股价翻倍。加拿大新能源车制造商ElectraMeccanic Vehicle 过去一个月也大涨2.7倍。 号称氢能源车里的特斯拉：尼古拉（Nikola Motor）在纳斯达克借壳上市。虽然一辆车都还没生产出来，但蹭着特斯拉的高光，股价却大幅飙升，市值已经高达130亿美元。另外一家带动皮卡汽车初创公司Ravian，也趁着好时机大笔融资。Ravian同样是一辆车都没制造出来，就能在一年内连续融资4次，最近一次融资高达25亿美金。 如今资本追逐新能源车的狂热现象，让“PPT造车“的乐视贾跃亭都感慨生不逢时。 早在年初理想汽车就准备上市，阴错阳差，由于疫情上市被耽搁，没想到却等来上市的黄金时期。 第三， 理想汽车自身上市条件成熟。 理想的量产车累计交付突破万辆，这是一道门槛，证明理想自身的造车硬实力已经达标。 从财报数据上理财还是在亏损，但是最关键的数据毛利率已经由负转正。 2019年全年，理想汽车实现营收2.8亿人民币，实现毛利-9.5万人民币，毛利率为-0.03%。2020年第一季度，理想汽车实现营收8.4亿人民币，实现毛利6828.8万人民币，毛利率为8.02%。财务状况逐渐改善中。 对华尔街来说，创始人李想并不陌生。 李想是个成功的连续创业者，曾经帮助汽车之家2014年在纽交所上市，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这样的经历对赴美上市是个加分项。 至于美国监管对中概股的严格会计要求，已经掌管过一家中概股的创始人李想应该早有全盘准备。况且在这种严格外部审核环境中，理想逆潮流赴美上市，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自己财报有信心的标志，反而能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逆流而上，除了勇气还需要实力。 从自身实力，财务状况和管理团队方面，理想已经做好赴美上市的准备。 最后， 理想急需上市来应对蔚来和小鹏的竞争。 经过几年的淘汰，中国本土的造车新势力引领者基本上定型在蔚来，理想和小鹏三家。虽然这三家口口声声“超越特斯拉”，但是不管从市场体量、技术、影响力等，特斯拉目前已经一骑绝尘，牢牢占据全球老大的位置。三家头部造车新势力更多的是在国内市场里差异化竞争。 李想说过，“一旦对手获得竞争优势，它会拿走最好的资源，供应商的资源、用户的资源、媒体的资源、渠道的资源。” 当然，还有重要的政府资源。 国家政策对特斯拉的支持效果彰显，在国内已经产生巨大的鲶鱼效应，接下来，国家资源只会往中国造车新势力倾斜。 谁快速扩张，占领中国新能源车第一位置，谁就能获得国家扶持政策和资金。 蔚来已经从中受益匪浅。蔚来稳居三家之首， 产量最高，车型最多，更因已经上市，能够利用上市公司的优势进行资本运作，增加融资渠道。同时还能引进当地政府战略投资和国有银行的授信额度。 而对理想来说，何尝不想尽快推出第二款车型，实现快速扩张。理想汽车的创始人李想最近表示，在保证较高毛利、保证现金流为正的前提下，可以放弃盈利，但必须扩张。 但是扩张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外部资金的支持，这都要求理想取得宝贵的上市门票。 而小鹏汽车据传也开始准备赴美上市。 前有蔚来，后有小鹏， 理想不得不尽快上市。 可见， 理想赴美上市， 是综合了自身内部条件和需要，在国外资本环境和国内市场竞争条件下，最佳的一个选择。
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多措并举加强和改进证券执法工作，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我们认为，本次会议并非着眼于短期的市场走势，而是立意长远，沿承了第二十六次、第二十八次会议的政策思路，旨在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在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新格局之中，这一举措主动应对时代变革，有望在以下四个层面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第一，推动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肩负着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其一，从总量上看，扩大直接融资占比，拓宽融资渠道，以增强金融体系服务与让利实体经济的能力；其二，从结构上看，不同于间接融资体系，资本市场能够更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从而为“高风险、轻资产、少抵押物”的新经济提供有效融资，加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但是，上述总量和结构红利的释放，都需要以上市公司有序的“优胜劣汰”作为前提。否则，将引致“道德风险”和“柠檬市场”，进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削弱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近年来，多起恶性财务造假案件足以为前车之鉴。由此，本次会议直击关键，在“零容忍”政策工具箱中强调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这将与新修订的证券法以及注册制改革形成合力，构建上市公司的良性竞争循环，通过优化底层资产的方式，从根本上夯实资本市场长期繁荣的基石。 第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随着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中国家庭财富结构亦已开启历史性的变革。从国际经验和当前趋势来看，未来中国家庭资产的配置重心，将逐步从房地产市场转向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居民将成为中小投资者，并有望通过资本市场，从供求两端强化中国经济的“内部循环”。一方面，借助“财富效应”，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消费能力同步扩张，为需求侧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借助“投资效应”，居民财富助力新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供给侧的转型升级打开空间。但是，由于资本市场违法成本较低、信息不透明，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尚有缺陷，制约了上述正向效应的释放。直面这一问题，本次会议对症下药，一方面，通过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配合立法机关加快刑法修改等工作进度，构建事前监管的“防火墙”，另一方面，通过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启动“集体诉讼”、建立专项工作小组等措施，强化事后惩治的“纠错器”。这一“双管齐下”的政策组合有助于补上制度建设的短板，放大资本市场在“内部循环”中的战略功效。 第三，扩大对国际资本的长期吸引力。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疫情时代下，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桥接国内、国外两大循环的核心纽带之一。当前全球疫情仍在加速发酵，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几成定局，公共卫生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与国际金融风险正在相互激化，稳定性成为最稀奇的资源之一。与之不同，得益于率先对疫情实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目前稳步修复，大概率成为年内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与金融的韧性在全球视角下持续凸显。基于此，国际资本正在长趋势地流入中国市场，并促进了“内部循环”的发展。顺应这一趋势，本次会议进一步升级“零容忍”的具体政策，向市场传递“零容忍”的鲜明信号，有利于消解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疑虑。放眼全球，这不仅将长远地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将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巩固“双循环”的纽带，使中国经济金融成为全球的“稳定锚”。 第四，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范式。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以“零容忍”政策优化资本市场治理，不仅旨在该市场自身的繁荣发展，更在于为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拓出实践新途。2020年4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标志着以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为重心，新一轮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进入快车道。但是，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破”，更在于“立”，不仅在于突破利益藩篱，更在于建立高效、稳定的治理机制。在这一方向上，资本市场有望树立治理典范。从实践来看，“零容忍”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提升违法成本、完善监管体系、保护市场主体、优化市场标的等方式，提升要素资源定价的透明性、高效性和稳定性。其政策实践的经验成果将对其他要素市场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形成可以复制的治理范式。从预期来看，资本市场作为改革起步早、推进深的先行者，如果能够在“零容忍”政策的引导下取得进一步发展，将显著提振国内外对其他要素市场改革的信心，更广泛地吸引市场主体的参与，加速改革措施的推进。由此出发，当前“零容忍”政策在资本市场迈出的开创性一步，未来有望盘活改革深化的大棋局。
最近股市的火爆，让市场的投资情绪瞬间被点燃。上周一上证指数大涨近6%，甚至新闻联播也对此进行了专题播报，认为中国出色的疫情防控能力与防控成绩是中国经济复苏和股市上涨的最大动能。 回顾中国股票市场的历次牛市，我们会很明显的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牛短熊长”。不论是96-97年的“绩优股牛市”，到2006年的“股权分置”牛市，还是2015年的“创业板”牛市，数次大牛市都是在短短数月到1年之间走完牛市征途，随后开始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最后踏上漫漫下跌之路。然后，被点燃“热情”的老百姓很容易出于“信心”在高点接盘股票，最后落得长期亏损。 7月7日晚，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浦山讲坛上表示：党中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的关键阶段中，中央确实需要资本市场的助力，股市上涨也被定位为实体经济服务。换句话说，中国股市需要“慢牛”，不需要“快牛”。果然，在市场经历几天的暴涨之后，8日传出证监会近日在各地打击场外配资平台及其运营机构，这被理解为监管提前防范股市上涨过快采取的措施之一。 但是当前的市场能否很容易地实现“慢牛”？或者说要实现“慢牛”的目标，市场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本文列举几点市场约束条件供思考。 1．个人投资者比例大 我们研究股票市场，总是言必对标美国。对比美国市场长达数十年的平稳慢牛，为何中国股票市场的牛市波动会如此巨大呢？中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股票市场一个显著的差异，是市场参与者的成分完全相反，美国的市场是由大量的机构投资者主导，而中国的市场是由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参与。有人认为散户缺乏定价的逻辑，不是根据基本面，而是根据各种各样的噪音进行投资，但他们是一盘散沙，交易相互抵消所以不会系统性地影响到股票价格。但散户在收到相同的信号，比如说“牛市的号角声”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羊群效应”，在相同的“贪婪”和“恐惧”情绪中“追涨杀跌”，散户的群体非理性行为所以增加股票的波动。 上图是世界银行数据对于中美两国股票市场平均换手率的统计数据，可以明显看到，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散户在美国市场大批地被“消灭”，与此伴随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交易换手率迅速下降。但是中国市场目前的换手率依然高达200%以上，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主要的交易力量依然是中小股民。特别是在2014-15年的牛市中，换手率达到了顶峰。这也说明在“牛市的号角”吹响之后，散户蜂拥入场的结果。今天，这样的市场参与结构还没有根本的改变，中国的牛市依然会面临大幅波动的风险，市场还是很难逃离“快牛”的宿命。 2． 做空机制的缺位 中美股票市场交易规则中，差异之一是目前中国股票交易市场缺乏做空机制。做空机制其实并不是扰乱市场交易的“洪水猛兽”。从对于美国证券市场做空机制的研究上来看，做空可以使得市场定价更加准确，而准确的定价则可以降低股票价格不合理的波动；其次，做空机制还能够发掘财务造假的股票，对上市公司产生一种无形的震慑作用，当这样的股票数目减少，也会降低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从而对中小投资者产生保护的作用。 中国市场的做空机制并不完善，作为市场有效和投资者保护的“缓冲垫”，因此更加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产生大起大落的单边行情。但是我们无法预测明天股票的涨跌，一旦股票在高位开始下跌，在有限对冲工具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抛售股票的方式退出，而抛售造成的市场冲击会进一步导致股票价格下跌，从而导致股票价格大幅度波动。当然，做空机制在极端下跌行情中也会负面冲击市场，加速市场的崩盘，这也是监管密切关注并在市场急剧下跌行情中采取限制做空政策的依据。 3．市场观点分歧较大 对于最近火热的资本市场，市场存在很大的观点分歧。部分投资人士高呼“大国牛”，“周期天王观点应验”，也有部分投资人士认为“目前的股票价格上涨是由于低利率造成的资产配置在微观领域的切换”，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无法复苏的前提下，目前的市场是一个充斥流动性的结构性市场，无法用价值投资和基本面分析进行理解”。 这样的市场观点背后实际上是对于股票价格未来波动加大的预判。一般来说，当市场观点比较一致的时候，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会比较小，而且小的波动性背后是一个更小的波动性；当市场观点分歧较大的时候，资产价格的波动性会加大，同时大的波动性背后将继续迎接一个大的波动性。在缺乏有效的做空手段的基础上，单方向的市场机制放大市场观点的分歧：乐观者持续追高，悲观者缺乏方式将其观点反映到资产价格，只能“作壁上观”，导致资产价格更大的泡沫化，以及后续泡沫波灭后的急剧下跌。在这样的历史规律之下，市场分歧给我们的启示是需要考虑未来股票市场是否将产生一些大的波动性。 通过股票上涨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是每一个百姓进行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美好初心。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各种市场条件的限制，股票交易的价格波动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目前居民“入市”热情高涨的时候，监管和行业机构应当适当的提示一下股票交易价格大起大落的风险，这也是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过程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投资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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