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本文原发于网易研究局
报告要点 2020年12月中旬以来，中央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研究部署2021年工作，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本文总结提炼了部委会议的重点信息，可供参考。 宏观政策更加强调“结构性”，科技创新、绿色制造、乡村建设等关注度最高 12月中旬以来，各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从科技+产业、民生+消费两条线入手，加快推动结构调整。在“双循环”格局下，部委工作以“内循环”为主体展开：科技创新被提高到显要位置，注重核心技术、科技基建等；产业层面，制造业强链补链，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是重点方向。需求培育方面，更加关注民生，如乡村建设、物流体系、住房租赁等，兼顾投资拉动和消费释放。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新型举国体制下，相关投入或全面加强。“十四五”规划，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科技创新放在重点任务的首要位置，尤其关注核心技术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R&；D支出结构中，研究性的支出占比持续提高；2019年，科研服务业投资增长近30%。根据科技工作会议，政策主要的支持方向包括基础科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基础设施等。 以科技为支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仍是产业发展主线；其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机会值得关注。政策表述延续了对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支持；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绿色制造的重要性凸显。我国发电、制造、交通3大领域，贡献了89%的碳排放，“加快风电光伏发展”、“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等政策指引下，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等相关产业，未来或受提振。 民生与消费政策中，农村是重要关注点；乡村建设、县域建设、物流建设等农村基建，兼顾投资拉动和消费释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各部委的政策均向农村倾斜。农村地区民生基建相对滞后，2015-2019年，农村网上零售额增长3.8倍、淘宝村数量增加4.5倍，对物流的基建需求也快速增加。加大农村基建，拉动投资的同时，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2021年政策“退潮”、信用“收缩”的影响，结构分化显著。传统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的领域；而代表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中已基本完成出清过程的行业龙头，受到的冲击会非常小。2021年政策“不急转弯”，旨在保护小微、民营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加大对新旧动能转化的支持力度，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风险提示：政策出现大幅调整；疫情形势变化超预期。 报告正文 2021年，主要部委的工作主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工作主线和重点任务。从2020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到2021年3月的全国“两会”，是各级政府和主要部委密集开会、部署工作的时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1年工作后，包括财政部、央行、发改委、工信部等十余个部委，已经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工作主线和重点任务。 在“双循环”格局下，各部委工作以“内循环”为主体展开，从科技+产业、民生+消费两条线入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2021年，政策着重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着眼于核心技术及科技基建等。产业层面，在数字化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背景下，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是重点方向。需求的培育更加关注民生，比如乡村建设、县城建设、物流体系、住房租赁等，兼顾投资拉动和消费释放。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新型举国体制下，相关投入或全面加强。“十四五”规划，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科技创新放在重点任务的首要位置，尤其关注核心技术与基础研究。近年来，研发支出结构中，更加侧重于研究性的支出；2019年，科研和技术服务业投资中，研发行业的投资增速近30%，大幅高于其他分项。从政策表述来看，主要的支持方向，包括基础科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基础设施等。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支出或进一步加强。 产业方向上，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仍是产业发展主线；其中重点提及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表述延续了对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支持；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呈现平稳发展趋势。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绿色制造的重要性凸显。从我国碳排放结构来看，发电和供热、制造和建筑、交通运输3大领域，贡献了89%的碳排放，相关行业或加快结构转型。 新经济中的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传统产业中的钢铁、电力等，被政策重点提及。针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约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局提出“加快风电光伏发展”、工信部提出“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2020年1-11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CR4为44.1%，较2019年下降4.4个百分点），对相关行业头部企业带来的机会值得关注。同时，“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等政策要求，对部分传统产业或形成一定扰动。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农村的发展空间值得关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进一步激发农村市场的增长潜力。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各主要部委的政策，均向农村倾斜。从潜力空间来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不到40%、但始终保持较高增速，尚有较大提升空间；2019年农村居民人口约5.5亿人，平均消费倾向超过80%、比城镇居民高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规模的增长潜力巨大。 乡村建设、县域建设、物流建设等，均指向农村基建；拉动乡村投资的同时，改善农村商务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对比来看，农村地区民生相关的基建相对滞后；同时，2015-2019年，农村网上零售额增长3.8倍、淘宝村数量增加4.5倍，对商贸物流的基建需求也在快速增加。《“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包括交通物流、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等主要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各部委会议多次强调的县域建设、物流建设等，也指向农村基建。 城镇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则聚焦在“住”上发力，包括住房租赁、全面旧改、土地制度调整等；相关政策效果或需跟踪。2021年政策在城镇居民需求释放方面，主要聚焦于减轻住房成本、改善居住环境等“住”的领域。具体举措包括，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等。从2020年旧改实施情况来看，资金绝大多来自于预算内财政；而2016年以来，受收支平衡压力等影响，财政住房保障支出（含旧改、棚改等）的投入强度持续回落。相关政策的推进效果，或需进一步跟踪。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思路下，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支出的结构性更加突出。财政政策“提质增效”，较2020年“更加积极有为”出现明显转变，部分疫情期间“非常举措”或将退出；“更可持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等，指向低效率加杠杆行为或逐步退出。同时，财政支出注重结构引导，“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等，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货币政策“不急转弯”，旨在保护小微和民营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薄弱环节，加大对“三农”、科创等支持力度。随着政策回归常态，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减弱，及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等，或带来信用“收缩”。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可能需要阶段性采取适度宽松的对冲措施，重点加大对“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经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 （1）12月中旬以来，主要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工作主线和重点任务。在“双循环”格局下，各部委工作以“内循环”为主体展开，从科技与产业、民生与消费两条线入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2）最新政策框架下，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新型举国体制下，相关投入或全面加强。根据科技工作会议，政策主要的支持方向，包括基础科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基础设施及通用科学仪器等。 （3）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仍是产业发展主线，其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产业机会值得关注。“加快风电光伏发展”、“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等政策指引下，新能源及汽车等产业，未来或受提振。 （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各部委政策均向农村倾斜，加强投资建设和消费培育。乡村建设、县域建设、物流建设等农村基建，是兼顾投资拉动和消费释放的重要举措。 （5）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思路下，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不急转弯”，低效率加杠杆行为或逐步退出，加大对科技、民生等支持力度，保护小微和民营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 研究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报告：2021年，主要部委的工作主线 对外发布时间：2021年01月11日 报告发布机构：开源证券研究所
作为A股市场的第一高价股，进入2021年后，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一如既往地受到市场的关注。对于其2021年的表现，一些机构与市场人士也纷纷给出了自己的预测。比如，在近日召开的上交所ETF高峰论坛上，面对2100元的贵州茅台，中泰证券(行情600918,诊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直言茅台不贵。而在此之前，中金公司(行情601995,诊股)上调贵州茅台目标价30%至2739元，二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那么2100元的贵州茅台到底贵不贵呢？李迅雷给出的不贵理由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高端消费，如酒消费在2020年快速增长。相比于居民收入增长，茅台的市价仍处于相对合理水平。这个理由其实是莫须有的。2020年是疫情年，居民收入增长其实是有限的（目前还没有官方的正式数据），而贵州茅台的股价在2020年上涨了近70%。因此，不知道这个相对合理水平是如何界定的。 实际上，不论上述理由成立与否，其实都不妨碍李迅雷直言茅台不贵的说法。毕竟作为券商来说，唱多是一种职业行为，也即职业性唱多。券商就是靠投资者的交易来吃饭的，如果唱空的话，投资者也就没有了交易，券商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券商是很少有唱空的时候的。券商唱空是真正的“千年等一回”。李迅雷作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自然要与中泰证券的利益保持一致，保持唱多的本色。 而且李迅雷直言茅台不贵也不是没有道理。茅台贵不贵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作为工薪阶层来说，一个月的收入买不了2股贵州茅台，这贵州茅台当然就贵了。但李迅雷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说茅台不贵，自然有他不贵的道理。虽然2020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情况未必乐观，但李迅雷收入增长或许跑赢了贵州茅台股价的上涨呢？毕竟券商的日子在2020年还是相当好过的。 并且贵州茅台贵不贵也要看花的是谁的钱。比如，贵州茅台酒本身，买酒的人不喝，喝酒的人不买。如此一来，喝茅台酒的人自然不会认为茅台酒贵。现在对贵州茅台股票的投资也是这个道理。现在买贵州茅台股票的，大都用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客户的钱，它们绝大多数都是机构投资者；而作为中小投资者来说，他们用的是自己的钱进行投资，但他们已很少买贵州茅台股票了。因此，在机构的眼里，茅台不贵也是有道理的。 但茅台贵不贵还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就是市盈率指标。在贵州茅台股价站上2100元的时候，其股票的市盈率也站在了59倍，接近60倍的市盈率水平。这意味着即便贵州茅台每年将利润全部用于分红，投资者回本也需要等60年。相信60年之后，目前市场上的投资者绝大多数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说贵州茅台的股价是贵还是不贵？ 也许有人会说，贵州茅台的效益会进一步增长，从而降低股票的市盈率。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但关键在于，贵州茅台的股价并不是静止的，实际上，市场还在炒高茅台的股价。而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是跑不过上市公司股价的上涨的。比如，中金公司直接将贵州茅台的目标价上调了30%，但2021年，贵州茅台的业绩能增长30%吗？毕竟2020年贵州茅台的业绩只增长了10%左右。业绩增长30%，这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贵州茅台的股价会不会达到2739元呢？这个显然不是中金公司说了算的。这个得由市场说了算。毕竟贵州茅台的市盈率已经接近60倍，已经不属于价值投资的范围。目前市场对贵州茅台股票的炒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博傻，当然，说得好听些就叫抱团取暖。所以，贵州茅台后期的走势，取决于市场的博傻程度，博傻的力量越强大，贵州茅台的股价就会炒得越高。只要博傻力量足够强大，贵州茅台的股价到达2739元也不为奇，甚至可以达到更高。毕竟贵州茅台已经成为博傻者的游戏，投资者需要的就是博傻的胆量。当然，如果投资者没有这个胆量的话，那就观望好了。
【2020中国企业家十大法律风险】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险与危机，给企业提供了躬身自省的机会，重新认识意料之外和责任之内的风险，夕惕若厉，以有常应对无常。 1、公共安全危机与企业法律风险应对 新冠疫情是典型的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为保障公共安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都做出适度的调整。应对这场危机，首先就需要企业对这种“系统性变化”保持敏感、高度重视，进而准确研判。 （1）怠于履行相关责任可能招致的风险 今年2月江苏昆山一家新型材料企业，违反当地复工复产登记报备审查批准制度，擅自复产，疫区返工的员工也未采取隔离观察措施，形成安全隐患。企业负责人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立案侦查，公司被查封。 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高于一切，为了防范极端情况的出现，法律尤其是刑法会成为特定政策执行的推动者。在日常情况下不执行某一政策，可能最多招致行政处罚，但是在有重大公共危机的特定情况下，可能引发刑事风险。 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国家和所在地区与公共安全相关的政策，确保企业行为符合相关要求。在政策不够明晰的情形下，主动与主管部门保持沟通，积极配合，防止企业因自身原因导致风险的蔓延与危害的扩大。 同时，风险并不只在企业决策者，还应加强员工管理。一方面，对员工做到政策传达到位，个人执行到位。重视企业相关措施的落实，证据留存。另一方面，员工如果出现拒不配合相关措施实施，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企业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防范于未然；员工如果存在编造和传播谣言的行为，一旦发现，应当及时制止，消除影响。 （2）异化经营行为可能引发的风险 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任何异化经营行为的效应都可能被放大，从而给企业招致严重的法律风险。 以“哄抬物价”为例。2020年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疫情期间“哄抬价格违法行为”做出具体监管要求与指示。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相关价格违法检查的专项行动。这些举措都是在公共安全面临严重危险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保障人民大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维护平稳、有序的防疫形势，对破坏防疫的行为依法采取从严、从重的刑事政策。 同月，广东省廉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发现，本市福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天猫平台将平时销售价格为人民币五十元一盒的一次性医疗口罩，提高销售价格至人民币六百元一盒，是平时的12倍。根据《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公司的经营行为涉嫌非法经营，遂被刑事立案侦查，企业主谭某某一周内即被批准逮捕。平时口罩涨价，市场供需自然会做出调节。特定时期，口罩涨价会导致百姓买不起口罩，严重影响防疫效果，造成公共安全隐患，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来调整的。与此类似的还包括，与疫情相关的虚假广告、诈骗、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等。 特殊时期，企业几乎毫无例外的会遭遇：物资短缺、人力不足、物流障碍等因素引发的生产经营成本急剧上升，以及某些特殊物资产品需求的非正常激增。市场经济思维下，供需关系变化、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的价格上涨，属于市场的自主调节。但是，市场规律建立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之下，一旦出现国家和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特殊情况，国家运行进入非常态，市场逻辑会暂时让位于治理效率，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制度、政策、法律法规会调整对行为的评价标准。企业在关键时刻一定要有社会责任和担当，这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义务。 企业需要敏锐地感知这种变化，一要关注情势的变化，比如《指导意见》里的最后一条就指明：“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疫情结束之日起，本意见自动停止实施。”二要关注情势变化下的行为边界，如对合理调价、合理利润和哄抬物价的界限把握。常态时的合法行为，或者说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在非常时期可能被定性为犯罪行为，甚至从重惩处。这种公共危机下法律对特定行为的严厉打击，是此次危机给企业上的一堂社会责任课。 同时，企业不仅需要关注线下常态经营行为的边界调整，还需要将这种意识延伸至线上。线上线下只是行为表现载体的差异，行为本质没有区别。企业在网络空间的行为表达也会涉及相应的法律风险。202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针对疫情，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其中，对涉及疫情虚假信息的传播问题做出了高于正常时期的要求。如果企业没有做到对信息的审慎甄别，就肆意传播，可能会潜存触发传播虚假信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等刑事风险的可能性。今天的企业，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都必然与网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用网络平台和互联网技术办公更是一种常态。从某种程度上说，几乎不存在企业与网络绝缘的情形，履行网络安全义务，是所有企业的责任。特殊时期，国家对网络安全义务的强化，企业应当予以配合。例如，中国移动响应国家政策变化，在疫情期间推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信安全法律风险合规指引（2020版）》，聚焦企业重点风险领域，提示特殊时期企业网络信息安全合规的特别要求，指引企业最大限度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这种合规意识值得借鉴。 在企业合规制度建设中，将危机管理纳入其中，做到有意识、有预案、有制度、有人员，能应对，不打无准备的仗，才能从容面对任何危机。 2、安全生产与企业法律风险应对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不可预计的低概率事件，安全生产事故则往往有因可循，危害巨大，严重的可能会演变为社会事件，更值得企业重视。 2020年3月，应急管理部对外宣布，即将修订出台新的《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煤矿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安全生产事故前的严重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规制，通过立法加大安全生产整治力度。安全生产事故犯罪，从“结果导向”向“行为导向”转变。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结果，但是在生产经营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产生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或风险，同样会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由此，企业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1）安全生产的资质合规、硬件合规 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标准的要求，做到包括建筑、设施设备等各类硬件设施、生产条件的合规、达标。如果保障企业安全生产所必须投入的资金不到位、被挪用，致使企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即使没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也会被视为事故前严重违法行为，触发企业及负责人的刑事法律风险。 同时，企业应当依法通过第三方检测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核查验收，取得相应资质，合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在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草案中，立法就拟将在刑法第134条中增加，“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具有导致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发生的现实危险的”情形，其中，就重点提到，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许可，擅自实施的情况会被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 2020年3月，作为疫情指定隔离地点，福建泉州佳欣快捷酒店发生坍塌事故。导致29人遇难，4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5，794万元，社会影响恶劣。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最后认定，酒店实际控制人杨金锵，无视国家有关城乡规划、建设、安全生产以及行政许可等法律法规规定，违法违规建设施工，弄虚作假骗取行政许可。企业主在没有合法资质许可的情况下违规作业，擅自改建引发悲剧，事故后第一时间即被警方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控制。 （2）日常安全管理到位、有序合规 企业必须针对自身具体情况，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人的行为与物的状态在实际运行中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只有落实各级各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日常的巡查检查，才能最大限度防范风险。 2019年3月，江苏响水化工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78人死亡、76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9.86亿元。直接原因是天嘉宜公司旧固废库内长期违法贮存的硝化废料持续积热升温导致自燃，引发爆炸。事故反映出企业在安全管理制度及运行中的多重漏洞：固废仓库工程未批先建，导致危险化学品储存硬件条件不符合相关规定，直接后果就是违法贮存、违法处置硝化废料。安全环保管理混乱，日常检查弄虚作假。相关环评、安评等中介服务机构配合弄虚作假，违法出具虚假失实评价报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实际控制人倪成良， 总经理张勤岳以涉嫌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污染环境罪、提供虚假文件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最终，包括中介机构人员在内的共计44人被定罪处罚，教训深刻。 （3）事故应急应对有预案、有措施 企业在做好事故防范措施的同时，还应考虑到事故一旦发生，应如何应对处置，具备将损害损失降至最低的能力。 《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规定，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安全事故处置预案，对新上岗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定期对全员进行安全继续教育培训，达到员工“一懂三会”（即懂基本安全法律法规、安全常识，会报警、会处置、会逃生）。同时，还需要不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安全事故处置应对演练，让员工具备基本的安全处置技能。 如果说过去法律对企业的上述要求是一种推动和倡导，修订后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六项则明确指出，企业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处置方案或者未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应急演练的，则会被“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行政罚款”。 海恩法则表明，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风险，就是从这些点滴漏洞、忽视中积聚而成。立法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问责、行政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提示企业及企业家，安全生产无小事，风险防范要重视。 注：本文摘自于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与《财富》（中文版）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报告”。 相关链接： 风险的识别、预警和控制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下的平台责任和风险 数据保护助力行业和社会发展 【序言】好的公司是通过制度制约人性之恶 而不是以恶制恶 信息时代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合规是社会和企业的系统工程 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产权观念 公司章程：权益平衡、避免内斗 股权配置——维护公司的“人合性” 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壮大中国经济的基石 新《证券法》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责任与风险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创新与风险 高利放贷及其衍生的法律风险 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培育诚信合规文化
事件 中国12月CPI同比涨0.2%，前值降0.5%；环比涨0.7%，前值降0.6%。 中国12月核心CPI同比涨0.4%，前值涨0.5%；环比0%，前值降0.1%。 中国12月PPI同比降0.4%，前值降1.5%；环比涨1.1%，前值涨0.5%。 正文 1 通胀温和回升 1）中国经济持续复苏，通胀温和上涨。国内疫情防控得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经济自3月以来持续恢复。三季度GDP同比4.9%，前三季度累计同比0.7%，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当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大宗商品带动工业品价格环比上涨，与供需缺口较大、全球低利率、全球经济复苏共振等有关。PPI环比连续7个月正增长、同比连续7个月降幅收窄；CPI受猪周期下行抑制；核心CPI上涨仍疲软。 具体来看，12月PPI同比下降0.4%，降幅较上月缩窄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1%。PPI上涨主因工业生产持续向好，出口和投资恢复带动，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拉动。CPI同比上涨0.2%，较上月上涨0.7个百分点，由降转涨；环比0.7%。CPI上涨主要受节前食品需求旺盛以及运输成本上升影响。12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8.0%和58.9%，均创年内新高。 2）我们判断，2020年5月是政策顶，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经济顶，回归潜在增长率，但经济复苏的韧性较强。当前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减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面临放缓压力；消费仍受就业和居民收入抑制，恢复缓慢；如果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 3）展望2021年，我们认为是温和通胀，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猪周期向下拖累CPI，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提振PPI和CPI非食品价格。 4）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并未引发普遍的实体经济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保持货币宽松，以货币超发、低利率等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造成实体与资本的分化。一方面是，2009-2019年，全球10个主要发达经济体CPI同比均值仅为1.5%，中国CPI同比基本维持在3%以下，通胀中枢持续处于低位。另一方面，2009-2019年，美国股市十年长牛，标普指数累计涨幅超200%，房价涨幅超40%，中国一线城市房价涨超150%，股市核心资产十年累计涨幅超过10倍。 2020年疫情冲击下，全球央行继续大规模货币宽松，结果是美股创新高、美国房市量价齐升、中国股市走牛、热点城市房价异动，而实体物价低迷。中国CPI、PPI均为负增长，美国11月核心CPI为1.6%。相比之下，4月至12月，上证综指、沪深300累计涨幅分别达到27%、42%，上海、深圳、杭州等部分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行；标普指数累计涨幅高达52%，美国新建住房均价上涨8%，销量累计上涨近25%。 全球正面临贫富分化、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泛滥等社会问题。美国1968-2018年基尼系数从0.386升至0.486。收入分配方面，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20.2%的总收入，前10%的人口拥有47.0%的总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的占比分别为10.7%和34.2%。财富分配方面，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38.6%的总财富，前10%的人口拥有73.0%的总财富；而前者在1980年的占比为22.5%，后者在1985年的占比为60.8%。 中国近十年来也出现社会财富向头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5上升至2018年0.468，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35.56%提高至2019年的41.43%，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由2000年的47.75%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67.41%。 2020年疫情冲击下，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通胀主要表现为资产通胀，底层通缩与上层通胀并存，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并存。以汽车为例，2020年乘用车零售销量负增长，但高档车销量高速增长，市场份额不断上升。1-11月乘用车累计同比增速-8.3%；其中，30万以下的中低档车累计同比增速-10.2%；而30万以上高档车销量累计同比增速14%，市场份额由2019年的7%上升至9.7%。 5）建议： 货币政策谈收紧为时尚早，宜保持观察。精准把握好力度和节奏，不要人为制造经济的大起大落。结构层面，流动性精准投向基建和实体经济，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小微、民企、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 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果比货币政策好，应继续发力基建尤其是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 应重视调节收入分配问题，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 2 受散点疫情影响，核心CPI略有下滑 12月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4%，此前连续5个月处于0.5%的历史低位。本月核心CPI略有下滑主要是受散点疫情的影响，随着经济持续恢复，预计核心CPI有望低位回升。 但近几年来，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严峻，全球需求低迷，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核心CPI同比自2018年以来持续下行；受疫情冲击，2020年核心CPI同比进一步下滑。 3 受节前食品需求拉动，CPI由降转涨 12月CPI同比上涨0.2%，较上月上涨0.7个百分点，由降转涨；环比0.7%，较上月上涨1.3个百分点。 春节食品需求旺盛以及运输成本上升，食品价格环比上涨2.8%，较上月上涨5.2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62个百分点。其中，鲜菜、鲜果价格环比分别上涨8.5%和3.5%，较上月上涨14.2和3.5个百分点，主因持续低温天气导致储运成本上升。畜肉类价格环比上涨4.3%，较上个月上涨9个百分点；猪肉涨价明显，环比6.5%，较上个月上涨13个百分点，主因节前肉类需求季节性增加以及饲料成本上升。蛋类价格由上月下降1.4%转为上涨2.4%。 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1%，较上月上涨0.2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11个百分点。其中，交通和通信环比上涨0.9%，较上月上涨1.2个百分点；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交通工具用燃料上涨明显，环比上涨5.1%，较上月上涨5.4个百分点；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5.2%、5.8%和3.0%，合计影响CPI上涨约0.10个百分点。 4 经济持续复苏，供需缺口较大，PPI持续上行 12月PPI同比下降0.4%，降幅较上月缩窄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1%，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PPI上行主因工业生产持续向好，出口和投资恢复，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拉动。12月布伦特原油均价环比16.8%，南华工业品指数环比10.4%，南华焦煤指数环比25.8%，南华动力煤指数环比25.3%，南华螺纹钢环比14.4%，LME铜环比9.8%。 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相关行业涨幅均有所扩大，合计影响PPI上涨约0.37个百分点；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7.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5.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上涨2.3%，涨幅分别扩大7.0、3.6和0.1个百分点。受出口和投资恢复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拉动，金属相关行业价格继续上涨，合计影响PPI上涨约0.37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3.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3.3%，涨幅分别扩大2.8和1.8个百分点。受持续低温天气影响，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价格上涨4.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3.5%，涨幅均扩大1.3个百分点。
报告要点 近期，“美联储大放水必将导致美元趋势走弱”、“美元已进入8~10年下行周期”等论调频现。我们从3个视角全面论证、提示看空美元的逻辑“陷阱”，供市场参考。 美联储“大放水”，必将导致美元趋势走弱？历史经验并不支持这一逻辑 美联储“大放水”与美元指数走弱之间，从历史经验来看，并没有明显相关关系。5月以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并于12月中旬跌破90，部分市场观点将美元走弱归因于美联储大放水。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一逻辑并不成立。以2008-2014年为例，美联储资产规模扩张了4倍、远超其他央行，同期美元指数上涨11.7%。 3月至今，美元指数的走势，与美联储的“放水”节奏也无明显关系。3月至5月，美联储快速向市场注入了3万亿美元流动性，但同时美元指数由97升至100以上。相反，6月以来，美联储扩表节奏显著放缓，欧、日央行扩表开始加速，节奏远超美联储。结果来看，美元指数自高位回落，欧元、日元汇率双双大涨。 美元进入8~10年下行周期？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视角来看，这一判断为时尚早 短周期来看，美欧经济偏离程度对美元指数走势影响最大；美元指数5月以来的走弱，与美国疫情总体控制差于欧洲、持续拖累经济预期有关。5月以来，美国疫情总体防控较差，先后出现2轮疫情大反弹；而欧洲方面，仅在9月后疫情出现二次反弹，且疫情的严峻程度弱于美国。较差的疫情防控，持续拖累美国经济的修复预期。5月至今，美元指数与美德新增死亡病例之差的走势基本完全相反。 长周期来看，美元周期轮回与全球产业变局紧密相关；逆全球化思潮下，认定美元趋势走弱为时尚早。1970年至今，美元共经历3轮大周期。美元周期轮回背后，是制造业从美国逐步向日欧、亚洲四小龙及中国转移；美元走强阶段，均对应制造业转移陷入瓶颈。2008年以来，美元持续走强缘于美国拥抱逆全球化、拖累全球制造业转移。伴随着逆全球化思潮越发盛行，认定全球制造业转移加速为时尚早。 美元中短期走势，核心影响因素是什么？疫情控制、宏观形势 疫情的发展，对经济预期的影响较大；随着获得更多疫苗支持、有望更早控制住疫情，美国经济预期趋于加快修复。12月以来，辉瑞、莫德纳等产商的疫苗先后入市。美国预定的疫苗最多，且获得辉瑞、莫德纳等优先供应承诺；欧洲虽然也预定了较多疫苗，但订单多分布研发进度相对落后的厂商。伴随疫苗供应充足及率先开启疫苗接种，美国控制住疫情的时间有望早于欧洲，支撑经济预期更快修复。 从美国经济及政策的演绎路径视角来看，也不支持美元指数持续大幅走弱。一方面，美国库存周期已经重启，经济修复开始加快；刷新历史记录的财政刺激力度，也显著缓解了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遭受的冲击，使经济具备更大复苏弹性。另一方面，伴随经济复苏加快，美国刺激政策可能更快退出；由于还有大量的财政刺激资金未使用，政策退出对美国经济影响十分有限。最新数据来看，9月以来，美欧经济领先指标之差已止跌反弹，10Y美债与德债收益率之差开始加速走扩。 风险提示：疫苗效果不及预期。 报告正文 周度专题：美元看空“陷阱” 事件：12月17日，美元指数跌破90。 资料来源：Wind 一问：美联储“大放水”，必将导致美元趋势走弱？ 美联储“大放水”与美元指数走弱之间，从历史经验来看，并没有明显相关关系。美元指数自5月下旬起由高位回落，12月17日进一步跌破90、刷新2018年4月以来新低。美元指数的持续下跌，引发市场广泛讨论。部分市场观点提出，“美元指数走弱主因美联储‘大放水’”。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一逻辑并不成立。以2008年至2014年为例，美联储先后实施了3轮QE、1轮OT，资产规模扩张了4倍（由9000多亿美元大幅扩张至4.5万亿美元），远超其他主流央行；同期，美元指数由77左右上行至86，涨幅高达11.7%。 3月至今，美元指数的走势，与美联储的“放水”节奏也无明显关系。3月至5月，美联储为托底经济、维稳市场，向市场快速注入了3万多亿美元的流动性，但同时美元指数由97升至100以上。6月以来，美联储扩表节奏显著放缓，资产规模维持在7.2万亿美元左右；欧、日央行扩表开始加速，资产规模分别由6、5.9万亿美元扩张至8.1、6.7万亿美元。结果来看，美元指数自高位回落，而欧元兑美元汇率由1.14大幅升值10%至1.225，美元兑日元汇率由107.65持续下挫3.7%至103.65。 二问：美元指数已进入8~10年的下行周期？ 短周期来看，美欧经济偏离程度对美元指数走势影响最大；美元指数5月以来的走弱，与美国疫情总体控制差于欧洲等、持续拖累经济预期有关。5月下旬以来，美元走弱、欧元走强背后，与美欧疫情的演绎路径不同有关。由于疫情防控较差，美国先后在6月至7月以及9月至今，出现2轮疫情大反弹。而欧洲仅在9月后出现疫情二次爆发，且疫情严峻程度弱于美国。较差的疫情防控，使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修复预期持续弱于欧洲。数据显示，6月以来，美元指数与美德新增死亡病例之差的走势基本完全相反。 ①德国经济在欧元区经济中占比最大，最具有代表性；同时，德国疫情与欧元区疫情变化方向基本一致。 长周期来看，美元指数周期轮回背后，与全球产业变局紧密相关。大历史观来看，美元指数反映的是美国与非美经济表现的相对强弱程度。1970年至今，美元指数先后经历了3轮大周期。大历史观来看，美元指数周期轮回背后，与全球的产业变局紧密相关。其中，美元指数3轮大周期中的走弱阶段，分别对应制造业从美国向日欧、日欧向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加速转移。相反，美元指数3轮大周期中的走强阶段，均对应制造业转移陷入瓶颈②。 ②关于美元指数与全球产业变局关系的详细分析，请参考我们2019年全球宏观展望报告《逃不开的周期轮回》。 逆全球化思潮下，认定美元指数将趋势走弱为时尚早。对比美元指数3轮大周期中的走强阶段，不难发现，最新一轮的趋势走强（2008年至今）已持续了12年时间，远超前2轮的6.4年、9.6年。这背后，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作为过去60年全球化的最大“推手”，美国自2008年起开始转向拥抱逆全球化，频频推行各类贸易保护政策，并主动引导产业资本回流本土。受此影响，全球产业转移持续陷入瓶颈。在美国国内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割裂持续加剧及越来越多民众支持逆全球化背景下，认定全球产业转移将开始加速、带动美元趋势走弱显然为时尚早。 三问：美元中短期走势，核心影响因素是什么？ 疫情的发展，对经济预期的影响较大；随着获得更多疫苗支持、有望更早控制住疫情，美国经济预期趋加快修复。12月以来，辉瑞、莫德纳等疫苗厂商的疫苗已先后入市。从主要疫苗厂商的产能及订单分布情况来看，美国预定的疫苗量最大，且获得了辉瑞、莫德纳等厂商的优先供应承诺。而欧洲方面，虽然也预定了较多疫苗，但订单多分布在阿斯利康、强生等研发进度相对落后的厂商。随着率先开启疫苗接种，美国可能在2021年1季度前后完成对高危人群的疫苗覆盖，2季度接近全民免疫目标。相比美国，欧洲完成高危人群等接种的时间可能相对较晚。 更大力度的财政刺激政策支持下，美国经济复苏的弹性空间，远远超过了欧洲等。疫情爆发后，美国先后实施了4轮财政刺激，合计刺激规模接近2.6万亿美元。从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的财政支出比重来看，美国超过了德国、意大利、法国等一众欧洲国家。同时，由于财政刺激政策包括了直接向居民提供大额现金支票及失业金补贴等，美国居民收入水平在疫情后“不降反升”，远远好于德国、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居民收入表现。更大力度的财政刺激支持、更好的居民资产负债表状况，使美国经济的复苏弹性空间，远远超过欧洲等。 从最新经济数据来看，美国库存周期已经重启，经济修复开始加快。前期因生产与需求错位，美国批发、零售及制造业库存纷纷快速回落，拖累整体库存降至历史极低水平。9月以来，随着主要经济大州疫情控制相对较好、持续推进复工复产，美国库存增速止跌反弹，库存领先指标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大幅抬升。伴随库存周期重启，美国经济修复开始加快，工业生产等持续向好。 随着经济复苏加快，美国刺激政策可能更快退出；因为还有大量财政刺激资金未使用，政策退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回溯历史，历次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财政刺激政策往往率先退出；与此同时，就业恢复或接近衰退前水平时，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一般开始退潮（2008年前不再降息，2008年后退出QE）。随着有望更早控制住疫情，以及经济复苏加快、具备更大弹性空间等，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点可能早于欧洲。财政刺激政策方面，虽然已近退出，但由于美国政府还有大量的刺激资金未使用，政策退出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 综合来看，美国疫情发展及宏观形势的演绎路径，均不支持美元指数持续大幅走弱。前期美国疫情控制较差、持续拖累经济预期等背景下，美弱、欧强格局形成，带动美元指数不断走弱。但展望未来，随着美国有望在疫苗支持下、更早控制住疫情，以及更强的财政刺激力度带来更大的复苏弹性空间、刺激政策退出时点可能更早等，美弱、欧强格局将有所改变。从最新数据来看，美欧经济领先指标之差已止跌反弹，10Y美债与德债收益率之差也开始加速走扩。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不同于选前民调预测的“惨败”，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7400多万张选票，高居历史第二。从不同选民的投票结果来看，美国中下层民众，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及非裔、拉丁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均刷新历史新高。 2）特朗普强大的选民基础下，过去4年，共和党逐渐与特朗普高度绑定。虽然国会选举前和特朗普一样、不被看好，但结果来看，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增加了14席，大超预期；参议院中，共和党率先拿到50席，表现远好于重金参选的民主党。 3）“特朗普主义”代表了反传统建制派的思想，包括反全球化、反非法移民，及支持通过极端的贸易保护措施等、直接打压其他国家。特朗普和共和党表现远超预期背后，是“特朗普主义”获得超过7000万民众支持，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大割裂。 4）美国社会大割裂、越来越多的民众拥抱“特朗普主义”，与国内贫富差距的两极化紧密相关。1980年以来，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基尼系数由40%大幅增长至49%。贫富差距的两极化，使美国社会阶层固化、代际流动性大幅下降。 5）产业发展失衡、过度自由化、金融环境持续趋松等，共同导致了美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发展陷入停滞后，越来越多的中下层民众被迫从事收入水平更低的中低端服务业。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频繁减税，及金融环境持续趋松、带动金融资产价格大涨等，使富人更富、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问题。 6）从公布的执政纲领来看，拜登支持对富人加税、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主张增加医疗、教育支出，以及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绿色基建投入等。拜登的这些政策主张，若能落地，将通过多个渠道有效缓解美国的贫富差距。 7）拜登的加税、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医疗及教育支出等主张，均需获得国会的投票批准、才能落地。但从新一届国会情况来看，因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领先，国会大概率继续分裂。同时，与特朗普高度绑定的共和党，已全面转向支持减税、放松金融监管，以及减少医疗及教育支出等。 8）随着贫富差距难以缓解，美国社会割裂将继续加剧，“特朗普主义”继续盛行。对于拜登及民主党而言，为获得更多政治利益，必须全力拉拢投票率长期高企的、越发保守的中下层民众。在加税、加强金融监管等内政主张较难落地背景下，拜登或在外政上大做文章，在外交、贸易等领域持强硬立场，对他国“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行为实施打击。 重点关注：当周申请失业金人数及美国11月耐用品订单 研究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报告：未离开美元看空“陷阱” 对外发布时间：2020年12月20日 报告发布机构：开源证券研究所
摘 要： 碳金融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30·60目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还面临政策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低、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推动碳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和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在健全政策框架和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础上，未来可适当加快碳金融市场建设与产品服务创新。 关键词：碳市场 碳金融 问题 政策建议 在全球更加关注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之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金融市场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本文结合国际碳市场的发展经验，在总结我国碳市场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碳市场最新进展及主要矛盾 （一）最新进展和疫情影响 随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全球碳市场积极扩张，目前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21个，覆盖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0%[2]。截至2019年末，碳市场累计筹资逾780亿美元，资金用途主要用于支持能效提升、低碳交通、弱势群体等。发达国家碳市场在运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参与日益广泛，交易所作用不断增大，交易的金融工具品种日益丰富。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每年交易规模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起步最早、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品种是碳期货，年交易额占1/3。 新冠肺炎疫情对碳市场造成较大影响。疫情全球暴发之初，碳市场严重受挫，国际碳价大幅波动。美国加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加拿大魁北克二级市场价格均下跌。2020年3月中旬欧盟碳价跌至15欧元左右，比疫情前下跌超过30%，创2018年11月以来的历史新低。瑞士将履约期限推迟4个月，3月和6月的拍卖结果宣告无效，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连接也被推迟到9月。韩国碳市场将履约期限延长1个月，配额价格在5月下降后波动逐步加大。其后，受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推出一系列突出绿色发展的疫情复苏计划的激励，国际碳价逐渐回升，主流碳市场价格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近期欧洲碳价更是创出新高。此外，疫情将导致航空业未来排放量上升。2020年6月30日，国际民航组织同意在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3]前三年仅以2019年排放量为基准。 （二）全球碳市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是市场分割。《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个机制均涉及不同国家和市场间的业务关系。不同市场在法律法规、配额分配方式、交易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复杂的法律适用和地域管辖增加了市场主体的风险，跨国项目的审批认证存在较大障碍和较高成本。 二是不确定风险。如国际公约的全面性和延续性问题产生碳泄露[4]，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部分国家考虑征收碳边境调节税。 三是碳价低迷。世界银行发布的《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指出，尽管全球碳价不断上涨，但仍低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价格。截至2020年3月末，全球碳价近一半低于10美元/吨，仅不到5%的碳价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5]一致。 四是碳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由于碳金融专业人才缺乏，部分政府尚未完全放开建设碳市场、对待碳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比较谨慎等原因，全球碳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仍滞后于需求。 二、我国碳市场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当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已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作为重要的市场化减排工具，我国碳市场发展基础坚实、潜力巨大，但由于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刚刚起步，还需针对政策框架不完善、金融化程度不足、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一）碳市场整体政策框架尚不完善、国际地位较低 截至2019年末，京、津、沪、渝、粤、鄂、深7省市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3.56亿吨，金额超过73亿元。受疫情影响，部分试点延迟了2020年的履约日期，但碳价未有明显波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火电行业）于2017年底正式建立，2021年1月1日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从国内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制度位阶低，监管规则、统计制度、披露要求等细则尚不明确。此外，碳排放权资产的法律属性不明确、价值评估体系薄弱，阻碍了碳金融产品工具的推广与创新。从国际看，碳定价权被发达国家掌握，我国在碳定价和交易中处从属地位。欧元是现阶段碳交易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我国碳市场仍处于产业链末端，话语权较小。 （二）碳市场金融化程度总体偏低 试点地区和金融机构陆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跨境碳资产回购、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等产品，但碳金融仍处于零星试点状态，区域发展不均衡，缺乏系统完善的碳金融市场，不能满足控排企业的碳资产管理需求，更不足以辐射和服务“一带一路”等相关区域的碳交易。此外，专业化投资者群体不发达，碳金融发展缺乏专业的长期资金支持。 （三）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 国际实践证明，碳金融市场发展高度依赖于碳排放控制强度和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的成熟度。与欧美将金融功能内置于碳市场[6]不同，我国更多将碳金融定位为服务于碳减排的从属性市场工具，这也成为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重要原因。一是碳减排硬约束效力不足。由于担心限制碳排放会抑制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和居民就业，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控碳减排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二是碳减排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碳排放配额占全国CO2排放量的比重不到30%，碳交易量则更低，市场主体参与度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企业生产活动收缩、碳排放下降，控排企业对配额的需求低。另一方面，碳价低迷影响了碳配额的投资价值。由于过去年份各试点发放的配额剩余存量较大，碳市场存在过度供给，多数试点碳价偏低，控排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基于碳配额开展投融资活动的动力不足。 三、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加快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发展碳金融市场，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完善碳金融制度体系。 第一，提高认识，强化约束，争取提前实现2030达峰目标。一方面，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继续强化碳排放硬约束。加强宣传教育和政策激励，提升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落实“十三五”碳排放控制目标的意识、决心和行动，争取提前达峰，并探索推动部分先进地区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研究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将总量控制目标细化分解至各行业、各地区，并强化考核。另一方面，培育交易活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尽快推动正式开展交易。遵循适度从紧原则确定碳配额总额，确保形成合理碳价。在交易方式方面给予交易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场所开展连续交易和集合竞价。引入中央对手方机制，建立碳定价中心，设立碳配额预留机制与碳市场平准基金，完善价格调控。 第二，培育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碳金融市场需求。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碳捕集和封存等低碳技术，弥补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退出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提升实体经济对包括碳金融在内的绿色金融的市场需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如新增投资尽可能向绿色项目倾斜，在救助计划中附带“减排提效”条件等。 第三，完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法律层面明确碳排放权的属性。建议在《民法典》执行过程中，对包括碳排放权在内的环境权益的法律属性及可否出质等进一步予以明确。在部门规章层面，建议制定碳金融市场监管和交易管理政策，统一市场监管、交易制度、法律责任、激励约束机制、会计及税收处理等相关内容。 第四，提升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威性和交易效率。适当放宽准入，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和碳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市场交易、创新产品工具。探索建立碳金融行业自律机制。培育中介机构和市场，鼓励发展融资类、投资类、保障类、信息咨询服务类中介机构。鼓励数字技术与碳金融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智能投顾等先进技术在客户筛选、投资决策、交易定价、投/贷后管理、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1] 课题组成员：研究局局长王信，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研究局市场处杨娉、王琰。 [2] 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ICAP），“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 Status Report 2020”，第7页。 [3] 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由国际民航组织推动构建，是第一个全球性行业减排市场，原定于2021年正式启动，目标是将全球航空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在以2019、2020年平均碳排放总量为基准的范围内。截至2020年初，已有82个国家和地区自愿加入第一个控制期，覆盖全球航空业77%的碳排放量。 [4] 碳泄露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员参加国际联盟的条件下，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采用的减排行动可能导致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进一步增加碳排放的情况。碳泄露问题因《京都议定书》下的不对称减排机制而引发全球关注，也成为南北方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5] 到2020年达到40-8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2030年达到50-10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6] EU-ETS的定位是高度金融化的市场工具，一启动就是期货现货同步推出的一体化市场。RGGI体系中期货交易甚至早于现货出现。RGGI现货交易于2009年1月1日启动，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下属的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在2008年8月便开始了RGGI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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