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中国车神蔚来汽车大涨19%；连续3日累计涨幅已超30%，相当于3个涨停。而从3月下旬止跌（2.37美元）之后，到今天股价已经翻了7倍多。 图片来源：Wind 半个月前，8月11日，蔚来汽车交出一份“史上最好”的财报。数据显示，二季度蔚来汽车营收37亿元，同比增长146%，环比增长171%，创历史新高。且蔚来在该季度首次实现了单季度销量破万，以及毛利润首次“转正”。 戏剧化的是，这距离那份被称为“史上最惨”的财报（5月），仅仅割了三个月。创业企业，真是没什么不可以。 更有意思的是，曾经叫出1美元目标价的瑞银，在见到了这份财报之后，一夜之间，将目标价提高到16.5美元，翻了16.5倍。 说实话，几个月前看到1美元目标价的时候，我还以为瑞银改行做了沽空机构。 然而这次一夜之间翻多，目标价提升了16倍，不得不承认，这套追涨杀跌、无利不起早、嘴上不要身体诚实的作风，真的很投行。 当然，更魔幻的是蔚来的股价，三个月前还在3刀左右晃悠，现在已经接近18刀了，三个月翻6倍。而瑞银前几天叫出的那个16.5的目标价也轻松突破了。想问问瑞银，下一个目标价，是多少吖？ 话说回来，分析师坐在电脑屏幕前对着一堆数据，给出的结论是相当飘的。有的时候一家创业企业能否成功，关键还是在核心管理层人物的性格禀赋；而这些，正是最无法反映在数据上的。 特别是创业企业，它的边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而数据有相当强的滞后性；你不可能通过财报数据知道这家企业未来会发生什么。说白了，创始人他自己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古人云：夏虫不语冰，井蛙不知天。 这句话翻译成金融语言就是，不要在一家企业最倒霉的时候看空他的未来，也不要在一家企业最风光的时候对未来有太多期待。未来蔚来，蔚来未来。。 ——这一波，蔚来从去年6月开始“水逆”。 2020年6月，蔚来持续爆发自燃事件，为了消除安全隐患，不得不宣布召回4803辆ES8，而这影响了蔚来正常车辆的交付，导致去年第二季度蔚来汽车的整车交付数量扑街。 去年8月22日，李斌发布内部邮件，称将进一步控制支出，提升运营效率，把资源聚集在核心业务上，全球范围内将减少1200个工作岗位，9月底前裁员至7500人左右。 一时间，李斌被称作是“2019年最惨的人”。 成功的企业都差不多，但处在灭亡边缘的企业各有各的不幸。每个创业企业都有这样一个否极泰来的转折点，所不同的是能不能挺过去。 当年QQ刚起步的时候，恰逢美国.com泡沫破裂，风投圈子中“吝贷”、“惜贷”的情绪浓厚，对QQ（当时的OICQ）这个很有前途的项目视而不见；多亏了Nasper，否则腾讯可能就是众多被市场“误杀”供后人惋惜的创业项目之一。 站在项目的角度，遭遇资本寒冬，能否活下去，有运气的成分；而站在资金的角度，能否找到这样的项目，在最低点出手，则要靠真功夫。 今年4月20日，蔚来与安徽合肥城建投资公司牵头的投资财团签署合资协议。根据协议，战略投资方将向合资公司——蔚来安徽注入70亿元现金。蔚来终于在极度干渴之中迎来了一场甘霖。 此事一出，外界哗然。 人们说，只有蔚来才会去合肥落户，也只有合肥才能接受这个时候如此落魄的蔚来。也有人说，合肥市政府才是今年最牛X的投行。 据说合肥城建投资的项目调研员，去看一次基本就能给出八九不离十的估价；这本是也是练出来的。毕竟沿海一线城市凭着名气和区位因素，企业都抢着来落户，溢价高；而合肥这样深居内陆的城市，没人来落户，叫不上价钱。开太低企业不愿意来，开高了又怕被A。 这就像股市。A股，常年享受估值溢价，捡着高估的票，闭着眼买买买就行了；而港股，估值常年discount，偶尔还来一堆做空机构，于是分析师和交易员就都特别理性现实，高估的一分钱都不肯出。 不管怎么说，合肥至于蔚来，是否极泰来；而蔚来至于合肥，这一波股价暴涨，也赚得盆满钵满了。而那位瑞银的分析师，只能偷偷地在“1”后面加个“6.5”，默默地调高了目标价。 至于合肥市为什么敢在蔚来上下这个狂赌的赌注，我想肯定是对李斌其人有一定的了解；说实话，投初创企业都是投人。 再就是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的直觉了。新能源汽车这个赛道，中国不可能跑不出特斯拉这样的公司。有人说比亚迪，但比亚迪更多的是硬件，就像华为虽然也有手机，但跟苹果始终不是同一个路子。 一些新潮的车主已经不喜欢传统车企那副老气横秋的模样。它们虽然推出了电动车，但思维还停留在传统车。 我的看法是，再过十年，中国可以仍然没有一只像样的足球队，但不会没有一家对标特斯拉的车厂。实际上，到目前，随着蔚来的否极泰来，中国资本市场对新能车这个赛道已经开始越来越看好了。 最后再看一眼股价。从2018年9月登陆美股，两天后冲击11.6的高点，然后一路扑街，到2019年10月股价跌到低点1.19；一年的时间里实现反转，到今天涨到17.8。这个过程，使我想起了那些年罗胖当年还比较火、我还在每周一集地追他的时候说一句话： 创业就是从悬崖上扔下去，在不停地坠落的过程中学会飞，然后扑腾翅膀，停止下坠，飞过崖顶，冲上天空。 这话虽然是鸡汤，但仔细琢磨琢磨，好像还有那么点意思。。。 图片来源：Wind
8月20日，笔者在发表《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避免实体经济脱钩》一文，提出目前我国又迎来了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窗口期。拙文引起了较多讨论。对资本外流的担忧及如何防范风险，是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之一。我们认为，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一、当前资本加速流入我国的趋势正在形成 受益于率先控制疫情蔓延，我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实现“V形”复苏，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国际资本从货物贸易、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三个主要渠道流入，使外汇储备余额连续4个月正增长。尤其在证券投资方面，二季度外资净增持境内上市证券规模逾600亿美元，7月份同比增加140%，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显示人民币资产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笔者认为，未来我国资本流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第一，货物贸易有望继续复苏，WTO《货物贸易晴雨表》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世界贸易和产出将出现局部上升。第二，由于我国社会稳定，营商环境继续改善，FDI流入将稳中有升。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总体排名比去年上升15位，达第31位；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 27）显示，上海已位列全球第4，今年1~7月，上海举行了三次外资项目集体签约，总项目达183个，总投资额319亿美元，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6家、研发中心10家。第三，根据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双方将在金融服务领域提供更多机会。今年以来，我国已大幅降低对美资进入保险、证券、基金和期货服务领域的限制，对金融资产管理（不良债务）服务也将予以国民待遇。近日，全球最大不良资产投资机构Oaktree（橡树资本）成为我国资产管理市场（AMC）首家外资机构。可见，在全球贸易投资大幅萎缩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正在进入我国这个“避风港”。 二、当前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有助于缓解“双顺差”压力 我国曾长期保持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自1994年至今，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并带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出现了长达二十年的顺差，外向型经济特征凸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季度）从最高10.23%回落至1%附近的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稳定在1.3%。2014年以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协调推进，跨境资本由持续净流入转变为双向流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开始持续逆差。在2016年末再次实行“宽进严出”的外汇管制措施后，2017年~2019年该账户又持续顺差。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冲击，我国首次出现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二季度转为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 在当前资本加速流入的趋势下，我国很可能再次出现“双顺差”。“双顺差”本质上是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这在以前我国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干预时是利大于弊的。“双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使我国具有较强的国际收支支付和外债偿还能力，经受住了三次外部冲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2016年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但近年来，人民银行逐渐退出汇市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利率市场化也取得明显进展，我们未必需要持续“双顺差”。“双顺差”甚至会带来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是使人民币过快升值。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疫情冲击下，我国的出口复苏十分不易，人民币过快升值将冲击出口行业，经常项目顺差将缩窄，甚至可能再次出现今年一季度“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 二是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目前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持续扩表、货币超发，尤其是美元开启弱周期。我国市场利率较高，可能吸引大规模的热钱流入，甚至离岸人民币回流套利，并将推高我国国内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侵蚀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三是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面对美国在金融层面的“脱钩”威胁，我国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以跨境贸易渠道输出的人民币规模仍十分有限。2019年，我国贸易总额约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11%，而以人民币支付的金额在全球范围还不到2%；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额6万亿元，仅占我国总进出口额的20%。可见，仅依赖跨境贸易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跨境资本渠道，尤其是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输出人民币，将显著扩充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维持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小幅逆差的相对平衡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也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这不符合我国国情。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有助于缓解资本加速流入的压力，改变“双顺差”格局。 三、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具有两大长远影响 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还具有两大长远影响。 一是有利于消除跨国公司对资金进出的疑虑。来自跨国公司的长期资本主要通过新建投资、跨国并购和利润留存三种途径流入。OECD研究认为，我国对FDI限制程度仍较高，主要体现在对外国股本、外资分支机构、资本汇出等的限制。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跨国公司较以往更加关心资本流出和利润汇回。此时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使我国的营商环境更加友好，通过损失小规模的利润留存吸引大规模的长期资本，保持跨国公司基于我国超大市场的“消费地生产”模式，支持我国经济的国内循环。 二是有利于我国主导新一轮贸易自由化。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双边或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成为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的主要形式，其中，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这就要求放宽对某些资本流动的限制。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新美加墨协定等近年来主要国际贸易协定的条款看，开放资本账户是服务贸易合作的一个基本要求。“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或国际收支困难”等例外条款也说明开放是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我们应看到资本账户开放在贸易协定中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即将在今年底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涵盖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正在积极推动中。合理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对我国提高未来国际贸易话语权非常重要。 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对资本流动毫无管制。2008年至今，仍有大量国家实施不同程度和内容的资本管制。根据IMF最新公布的2019年全球资本流动管制措施分类，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征收印花税的方式限制资本流入房地产，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韩国则通过对外资银行收取高额外汇衍生品交易手续费限制资本流入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家主要在银行外汇交易头寸、金融机构海外投资、银行持有央票比例等方面限制资本外流。 但同时也要看到，资本管制效率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的。从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可以看到，2015年~2019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项的规模一直维持在2000亿美元规模，并没有因为2016年后收紧对外投资而改变。不少资金可能绕过资本管制，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而流出。这也是各国的资本管制工具数量寥寥可数的原因。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并不意味着对短期资本流动不采取风险防范措施。通过对资本流动进行测度（包括标准法、百分比法和阀值法），可以观察到跨境资本短期“激增”、“外逃”和“撤回”等异常状态，从而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防范风险。例如，针对资本流入短期激增的状况，冰岛曾在2016年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的无息准备金，储蓄1年后降至40%。这一政策在2017年收紧，2018年放松，2019年5月将准备金率降至0。韩国在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时间越长，税率越低。负债不到6个月，税率提高至1%。 当前市场对我国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风险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担心如果资本流动渠道扩大，短期资本会加速流入，热钱可能“激增”。对此，可以考虑实施上述“托宾税”或“宏观审慎税”，来限制资金快进快出的套利。 二是担心资本外逃。简单地说，资本外逃是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大量资产或资本外流。从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看，资本外流是一个中性词。一旦其他国家利率大幅高于国内利率，资金就会流向海外，以获取更高回报。如果国内通胀上升、国内外利差扩大、恐慌指数提高等，资本外流可能转变为资本外逃。可见，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金融基本面恶化。 三是担心资本流出后再返回冲击我国金融市场。如上所述，受外资冲击的根本原因在于本国经济基本面而非资本是否管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国家已出现了经济过热，泰国尤为明显。由于日本经济衰退，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持续上升，泰铢又与美元挂钩，泰国贸易账户由此受到较大冲击，严重影响了泰国经济。同时，泰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和银行坏账十分突出。这才为国际资本攻击泰铢提供了机会。 我国当前经济总体平稳运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坚持“房住不炒”、稳定房地产价格，同时防范输入性通胀，这些才是避免资本外逃以及国际资本冲击的有效举措。进一步协调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昨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工作进展有关情况时表示，截至8月中旬，扣除用于支持减税降费的3000亿元以外，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当中，中央财政已经下达了1.674万亿元，占比为98.5%。 从分配情况看，在实行直达的2万亿元中，3000亿元用于支持新增的减税降费，由税务部门精准落实，通过财政减收来体现；1.7万亿元通过财政支出体现。中央财政已经下达了1.674万亿元，占1.7万亿元的98.5%，剩下的1.5%主要是为后续的疫情防控做准备，以及落实中央单位养老保险的补助政策。省级财政分配下达了1.558万亿元，占中央已经下达资金的93.3%。留下来的6.7%，主要是按照规定比例预留待分配的抗疫特别国债资金902亿元。从市县财政情况看，省级财政下达的1.558万亿元当中，市县财政已经细化落实到具体项目1.451万亿元，占省级已经下达资金的比例是95%。 从资金使用情况看，截至8月中旬，在1.7万亿元当中已经形成实际支出5097亿元，其中市县基层支出4888亿元，占比95.9%，体现了资金直达基层的政策效果。市县两级，市级占14.5%，县级占81.4%，另外省级支出4.1%，体现了真正用到基层。省级支出当中还有一些是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 许宏才介绍，总的看，通过采取上述特殊举措，资金下达进度明显加快，资金安排和使用效率大幅提升。可以预料，市县已经把资金都安排到项目上了，这为后续预算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速度会进一步提高。具体政策措施的实施，对投资、消费，也包括对进出口，都会产生积极作用。 根据安排，从今年6月18日第一笔发行到7月30日发行完毕，财政部共发行了16期抗疫特别国债。本次10000亿特别国债分为三种期限，分别是5年期、7年期、10年期。5年期发行4次共2000亿元，7年期发行2次共1000亿元，10年期发行10次共7000亿元。 许宏才表示，目前特别国债所筹资金已经提前下达地方，地方正抓紧把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有些资金已经形成实际支出，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下一步，财政部将加强特别国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落地见效。同时，进一步加强一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平稳顺利完成全年政府债券发行任务。
(付玉梅)“我们需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复苏和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作用。”25日，由中国新闻社和能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国是论坛“能源中国”第二期举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与会发言中表示。 王信表示，疫情以来，全球能源结构转型面临新的形势，受经济影响，全球碳排放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石油煤炭价格低位徘徊，会延缓传统化石能源退出的步伐。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对很多国家来说仍是重要的挑战，国际石油的需求大幅萎缩，石油价格回升的动力不足，煤炭价格也是持续处于低位。”王信表示。 因此，王信指出，现在需要进一步强调疫情之后的绿色复苏。绿色复苏可以实现疫情之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而在这个过程中绿色金融完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王信表示，从短期来看绿色复苏可以兼顾经济的复苏和绿色的发展，大量绿色产业的投资，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更多地考虑环境社会治理。“绿色投资和消费是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对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王信说。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王信认为绿色复苏有助于减少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如果现在我们还是过多依靠这种高碳的投资，那么随着未来的大趋势，也就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传统化石能源的产业以及相关投资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损失，从而可能导致比较大的金融风险。所以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强调绿色复苏。”王信表示。 王信表示，中国是全球绿色金融重要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他介绍，早在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会同其他部门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国也成为全球首个由中央政府层面来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 针对绿色金融的发展，王信强调了四个重要支柱： 第一是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建设，建立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同时又能够跟国际先进做法相接轨的绿色标准，这样能够更好地和国际对话，更好地吸引国际投资； 第二是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正进入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时代，也更多地运用数字技术和金融科技来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王信表示，在这些方面中国已经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需要在绿色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是绿色产品的创新体系，致力于开发更多的绿色金融产品； 第四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金融机构更加重视绿色金融的发展。 在疫情之后，王信认为，仍需要高度重视绿色复苏、碳减排和气候变化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来研究未来尤其是“十四五”期间碳减排的路径。 针对未来的发展空间，王信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给出建议。投资方面，在绿色建筑、清洁交通、可再生能源等方面扩大投资，支持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速工业部门绿色和数字化的转型。同时，需要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包括发行政府专项债等方式筹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补贴基金。 消费方面，王信指出，绿色消费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补短板，逐步将绿色消费纳入绿色金融支持的范围，推动像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绿色出行等绿色消费进一步的发展。 王信最后提到，需要高度关注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包括物理的风险和转型的风险。同时，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也要要求相关的金融机构更多披露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信息，以及他们应对相关金融风险所采取的行动。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以其它方式使用。
真金白银减负 激发企业活力 今年以来，我国出台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纾困、助力企业发展，仅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就已经超过1.5万亿元。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从“小店”到“大厂”，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内贸企业到出口企业，减税降费红利正在各行各业加速释放。 “小店经济”是城市总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也是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个体工商户规模普遍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疫情发生后，国家连续出台了“减、免、缓”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最大力度支持个体工商户爬坡过坎、逆势起航。 “平均每个季度个税应缴纳4万多元，三个季度就是十几万元，能缓缴意味着我们有更多资金可以周转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助力啊！”韩豫军是河南灵宝市韩四娃鸡汁米线店的老板，个税缓缴给了他恢复经营的信心。 数据显示，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力度大且受惠面广，全国5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约占92%，余下8%左右缴纳增值税的440万户纳税人征收率又从3%降为1%（其中湖北省免征）。 出口企业也享受到真金白银的减负。自3月20日起，我国将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由6%提高至13%，主打产品出口的青岛美高集团今年预计增加免抵退税额630万元左右。“这7%的退税率差使企业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业务拓展，让我们有‘底气’更好地发展。”公司总经理李斌杰说。 减税降费政策有序有力落地，不仅纾解了企业经营困难，而且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尤其体现在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上。 在江苏邳州，大元电机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2008万元，该公司抓住减税降费契机，新上线价值700余万元的铸造生产线，赢得了有关铸铁接线盒、铸造机壳等大批量订单。“仅今年上半年社保费的减免给我们直接带来了近50万元的现金流。小微企业标准的提高，让我们有了更充裕的资金进行科技创新，今年我们又新立项了6个研发项目。” 公司负责人王支业说。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负担同比又下降了0.65元。此外，二季度全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33万户企业购进高技术设备和服务同比增长22.3%，在疫情影响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不仅推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更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强大后劲。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更扎实举措、下更大气力落实纾困惠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让减税降费的“真金白银”切实惠企利民，更好服务“六稳”“六保”大局。 “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切实减轻了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负担。”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表示，在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税收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税收大数据等手段能及时跟踪其经营生产状况，及时化解现实困难，帮助各类主体了解政策、享受优惠，从而进一步畅通良性循环。
上海，2020决胜之年，国际金融中心将基本建成，五大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入最后冲刺，而金融科技中心亦是细化的五个目标之一。 深圳，四十不惑之年，立志打造全球金融“双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其中，以“金融科技”之名，抢占金融发展制高点，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至此，上海、深圳两座城市都将在金融科技的赛道上奋起发力。 全球排名中上海、深圳均靠前列 根据伦敦Z/Yen集团公布的最具权威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上海在2020年3月最新一期中前进1名，跃居第四；深圳位列第十一位。而该指数的金融科技排名中，北京和上海分列第二、第三，深圳位列全球第六位。 良好的金融基础是一座城市发展金融科技的核心优势，上海正是如此。 经过多年积累，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基本确立，集聚了股票、债券、货币、外汇、黄金、期货、票据、保险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且多个品种交易量位居全球前列。 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193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全国直接融资总额中的85%以上来自上海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活跃的背后是更加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如国家新开发银行、全球清算对手方协会（CCP12）、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中国保险投资基金、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一批重要金融机构或组织也相继落户上海。 创新试点方面，债券通、沪港通、原油期货、黄金国际板等相继启动，银行间债券、外汇、货币等市场加快开放，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跨境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等试点顺利推出。 上海和深圳各自拥有一家证券交易所，也因此，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两大核心地区。截至2020年7月，上交所上市公司总数1677家，总市值约为42万亿元；深交所上市公司总数2261家，总市值约为31.7万亿元。 今年，科创板开板已经一周年，创业板注册制如期落地，大量的创新科技企业有了更多上市选择。科创板定位世界科技前沿，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企业；创业板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 在金融市场规模上，上海和深圳位居全国前两位。2019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6600.60亿元，同比增长11.6%，占GDP比重17.3%；深圳金融业增加值3667.63亿元，同比增长9.1%，占GDP比重13.6%。 上海对标国际标准，深圳金融地方属性突出 在整体国际化水平方面，上海经济外向度、机构国际化和国际影响力均位列全国第一。截至2019年末，上海外资金融机构超过510家，外资金融机构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近30%。通过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试点，全球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大多数在上海设立了营运机构。 上海有吸引力较强的国际化环境，近年来，上海发力总部经济，不少国际知名企业的中国总部聚集上海，上海为此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跨国企业跨境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等便利化措施。 深圳的优势在于，有全国最浓的科创氛围和几近完整的产业基地，以及对全国乃至全球年轻科创人才的包容与吸引。 对于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深圳具备了较为深厚的基础。目前，深圳市金融科技产业规模超过百亿元，2019年，仅深圳市福田区金融科技全行业营收规模就已达到157.3亿元，就业人数超过1.8万人，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产业梯队基础。 深圳的优势在于科技创新，独角兽公司聚集 立志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深圳有何优势？ 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实验室最新发布的《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头部企业调研分析报告》显示，中国金融科技头部企业数量最多的三座城市是北京、深圳、上海，北京有9家，深圳次之有6家，上海5家。 “独角兽”聚集出现的地方，必然是科技创业、高端创业活跃、经济充满活力的区域。 同时，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壮大，都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先锋示范与带头作用，而深圳有着一批优秀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包括目前已是国内最大规模金融科技集团的中国平安，国内首家互联网民营银行微众银行，首家推出人工智能投顾服务的招商银行，唯一持牌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等等，他们是深圳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先锋部队。 近年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院、未来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全国唯一的金融科技测评中心、全国唯一的市场化个人征信公司百行征信、具有EID数字身份认证技术的中信网安，一批金融科技重要机构落户深圳，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事实上，基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深圳的金融科技起步更早，专利储备、创新研究等方面的能力都处于领先地位。 今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数据库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排行榜TOP100》中，中国平安以1604项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第一，阿里巴巴以798项名列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同样来自深圳的腾讯，专利申请量为442项。在该榜单前十名中，中国平安旗下公司占据一半，其中平安科技、金融壹账通、平安人寿、平安产险、平安医保科技，均进入全球前十。 上海如何发挥所长？ 近年来，上海人口流入速度放缓，尤其是金融从业人员近3年平均增长率不到3%，但上海的金融人才环境具有明显优势，特别体现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方面。 针对当前及今后的金融科技人才引进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上海应加快推进服务金融科技的综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鼓励各高校加大对金融科技专业的建立或完善力度；促进完善金融科技人才证书的认证，逐步从区域公认度发展为国际认可。 其次，在上海的金融科技政策规划中，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交流的规划内容有待增加。“深圳的金融科技发展政策措施有些是从广东省或粤港澳大湾区的角度来全盘考虑的，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发展政策可以涉及与长三角其他城市，比如杭州、苏州等的联动合作，合作可以取长补短，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共同提高形成区域发展的聚集效应。”李峰表示。 另外，上海的优惠政策要增强对科技企业的吸引力，特别是降低企业成本方面。“上海要加强本地的科创企业优惠政策力度。”李峰建议，除了对传统金融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的支持外，今后更需要对中小科创企业予以更多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府引导基金、一二级资本市场融资配合等。 近日，上海市国资委发布的《本市国资国企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提出，2020年~2022年，上海将推动各类投资公司等机构在长三角区域内培育出7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事实上，争取成为金融科技企业、人才、资本配置的首选地，上海已经在监管、创新制度、企业孵化等方面加快行动。 近日，央行上海总部公布了上海首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即上海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盒”。 首批共有8个项目“入围”，其中金融服务创新项目4个，科技产品创新项目4个，项目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多方安全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智慧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这对于上海建设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生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迈出有力的一步。 今年5月，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正式成立，由央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等8家管理部门和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等44家单位组成，目标是推动成员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长期深度合作，推进金融科技产业协同与生态建设，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度融合。
自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向着越来越市场化的方向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近几年来，这一汇率制度经受住了多轮冲击的考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汇率弹性，更加注重预期引导和与市场沟通，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回顾 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决定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银行结售汇市场与银行间外汇市场双层结构。 2005年7月21日，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人民币汇率水平适当调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指导下，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重要依据，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在多个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0年6月19日，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后，人民银行分别于2012年4月16日、2014年3月17日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区间由5‰扩大至1%、2%。 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一方面在中间价形成机制上充分体现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则顺应市场的力量对人民币汇率适当调整，使汇率向合理均衡水平回归。2016年2月，明确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提高了汇率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2015年以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和中国外汇市场委员会（CFXC）成立，外汇市场得到大力发展。 2019年8月5日，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贬值突破7.0元。人民银行综合施策，加强预期引导，外汇市场运行有序，外汇供需基本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实现了预期稳定下的有序调整，被市场称为“不叫改革的改革”。 二、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点 一是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2016年以前，由于人民币持续存在单边调整压力，人民银行需要通过干预来引导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近两年多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大幅减少外汇干预，在发挥汇率价格信号作用的同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目前，人民银行已退出常态化干预，外汇市场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自2017年以来始终保持在3万亿美元左右。 二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保持基本稳定。2019年初，国民经济开局平稳，中美贸易形势有所缓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70元；随着贸易形势变化，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7.10元附近。2020年初，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市场乐观情绪一度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至6.90元附近，5月国际形势变化又推动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近来随着中国率先有效控制疫情，经济增长表现出强劲韧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升至6.95元附近。总体上，自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361个交易日中173个交易日升值、187个交易日贬值。2020年1～7月小幅贬值0.1%，衡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与上年末基本持平。人民币在实现双向浮动的同时，保持了基本稳定。 三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受住了多轮冲击考验，汇率弹性增强，较好发挥了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在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多轮重大冲击考验中，人民币汇率均能迅速调整，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均衡，有效发挥了对冲冲击的作用。202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化波动率为4.5%，与国际主要货币基本相当，汇率作为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是社会预期平稳，外汇市场运行有序。近年来，尽管外部形势趋于复杂，但人民银行加强预期管理和引导，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中间价、在岸价、离岸价实现“三价合一”，避免了汇率超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外汇市场深度逐步提高，市场承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结售汇基本平衡，供求保持稳定。 五是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促进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提高，人民银行主要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冲突。在此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有序调整，平衡了国际收支，促进了内外部均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与我国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动态适配，本外币利差有所扩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同时，人民币汇率合理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我国国际收支继续自主平衡，2020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约为1.3%。 三、坚持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一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当前合适的汇率制度安排。继续坚持不进行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水平，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主要针对汇率无序波动和“羊群效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我国的贸易和投资结构日趋多元化，对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的汇率水平变动都将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和内外部均衡。继续参考一篮子货币能有效增强汇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和指示意义。 二是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作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明显，投资者对预期变动比较敏感，一些消息面的冲击容易引发市场大幅振荡。我国面临的外部冲击增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汇率变动方向更加难以预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抬头、部分国家间经贸摩擦日益深化，也会对我国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只有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才能帮助对冲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冲击，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和引导。预期传导是金融市场波动在不同经济体间传导的重要途径。由于外汇市场流动性好，市场参与者广泛，体量也比较大，预期变化更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对汇率走势形成较大影响。退出常态化干预后，预期管理和引导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人民银行将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合理引导预期，为外汇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创造条件。 四是把握好内外部均衡的平衡，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是联系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是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内外部均衡的关键支点。市场化的汇率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我国是超大体量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以我为主，兼顾当前和长远，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主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兼顾外部均衡，在动态变化中促进内外均衡的平衡和高质量发展，进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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