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利差飙至历史新高，全球大类资产配置思路渐明 周艾琳 随着中美利差攀至新高、美元指数持续下跌，人民币债券、A股等新兴市场股债以及金银正成为全球大类资产配置的重点。 北京时间8月4日，中美利差攀升至超240BP(基点)的历史高位，美债实际收益率(从名义债券收益率中剔除预期的消费者价格变动)日前跌至-1.02%，再创历史新低。同时，美元指数跌至93.4附近，创2年新低。 多位国际机构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在此情形下，全球资金的主要配置思路渐明——国际机构逐步转向新兴市场寻求收益，对人民币债券的增配幅度在全市场排名第一；今年收益称冠全球的A股更吸引外资持续增配；黄金2018年11月以来大涨超50%，近期白银开始追赶，这一趋势仍在持续。 中美货币政策周期背道而驰 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分化——美国持续宽松、中国由宽松转为中性，是上述趋势最重要的前提。 上一轮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出现在2015年，但走向正好相反。2015年初，中美利差逼近200BP的高位，当时美联储处于金融危机以来降息至零后筹划加息的阶段(同年12月首次加息)，而中国央行则因股市巨震、汇改波动而开启了宽松周期，随后中美利差于2016年末收窄至仅50BP。 今年以来，中美利差快速拉升，反映出两国基本面差异。在经历了5、6月的去杠杆后，7月中国央行的流动性操作在数量和价格方面均较谨慎。瑞银证券中国利率市场策略分析师夏愔愔对记者称，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进一步向央行政策利率靠拢。DR007的7月均值从6月的1.98%上升至2.10%。7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无太多加码宽松的信号，而是强调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并继续提出要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这意味下半年流动性环境仍需要保持平稳，为信贷增长创造良好环境，资金进一步抬升的可能性不大，但资金价格可能也难以回到上半年的低位，而是会维持在政策利率附近波动。” 夏愔愔称。 由此，中美利差将维持高位。8月4日，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968%，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为0.544%，中美利差超过240BP。 人民币债券获增配幅度称冠新兴市场 从固定收益来看，历来当美国经济趋弱、美债实际收益率下降时，资金会从发达市场流出，增配新兴市场债券以寻求更高的收益。 此前，在7月13日起的一周里，美国货币市场(MM)基金便创下单周最高的资金流出纪录(-870亿美元)。“MM基金的大幅资金外流表明，投资者可能已开始准备将现金配置到风险资产。”渣打宏观、外汇策略师张蒙对记者表示，尽管这些资金流向新兴市场本地货币债市的幅度仍有限且波动，但人民币债券成了资金最青睐的标的。 “对新兴市场债券投资者的组合而言，人民币债券变得至关重要。截至6月底，基金在人民币债券和外汇方面的头寸都高于基准水平，大量资金涌入。人民币债券在国际债券指数的权重从此前的4%升至7月底的5%，到2020年底将升至10%。”张蒙称。 彭博数据也显示，外资今年上半年净买入约3198.2亿元境内债券，为2017年7月债券通开通以来购买量最大的一个时期。 超额收益优势下A股全球“吸金” 从权益资产来看，A股以今年全球排名第一的收益证明了其吸引力。在北向资金中，来自美国的资金占比居首，中国的利差优势和汇率强势有望吸引更多资金流入。 “哪里的基本面好转，投资者就该将资金投到哪里。”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庭对记者表示，“我更看好亚洲新兴市场股票。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已解除疫情封锁，经济增长开始逐步恢复。未来几年，许多亚洲经济体也将受到5G(刚刚启动)引领的电子产品行业周期升级的推动。沪深300指数市盈率仍较标普500指数折让约40%，是自2014年4月以来的最大估值差。” 相反，他认为，美国第二波疫情及其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令人担忧，但股市并未准确折让，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同时，上周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在经历连续15周下降后，出现连续两周上升，许多财政刺激计划很快将会结束，这可能掀起一波中小企业倒闭的浪潮。 虽然因为地缘政治风险攀升期间板块轮动加速、前期有超额收益的行业遭获利了结，北向资金近期出现波动，但瑞银中国股票策略主管刘鸣镝告诉记者，前期行情落后行业的股价并无大变动，而且A股对外部冲突的敏感性有所下降。 中航信托宏观策略总监吴照银认为，未来传统经济领域看好消费(如食品饮料、医药等)，新经济看好科技(比如TMT等)；证券行业则是资本市场典型的“顺周期”行业，仍值得看好；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军工等板块受益。 金银行情未完 就贵金属而言，过去两年，美债实际收益率大幅下行推动了黄金牛市，如今跌势未完；弱美元的启动则助推了近期的黄金上行。未来，若美国通胀进一步提升，那么金价或再获支撑。金银比目前约为80，仍远超60左右的历史均值，这意味着银价仍存追赶空间。 2018年11月，黄金现货价格为1223美元/盎司，当时10年期美债实际收益率为1.07%；至今年8月3日，10年期美债实际收益率已跌至-1.02%的历史低位。景顺大中华、东南亚及韩国区行政总裁潘新江对记者表示，全球负收益债券不断扩容，更多机构选择增配不生息的黄金。 截至8月4日17:30，Comex黄金期货报1992美元/盎司，逼近2000大关。KVB PRIME特约分析师吴臻对记者称：“预计黄金依然会上冲，在这之前则在1985至1960之间拉锯。” 未来或存在美国通胀上行，进一步推动美债实际收益率下行的可能，这将为金银行情带来另一个动能。摩根士丹利美股策略师威尔逊(Michael Wilson)近期称，尽管美国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可能还会持续几个季度，但最强大的通胀领先指标已现——货币供应量(M2)已是金融危机时期的几倍。 由于货币流通速度下跌，因此美联储扩表4万亿美元也未见到同等比例的实体经济传导，而通胀的前瞻指标——美国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已升到接近1.6%的水平，其在几个月前一度暴跌至0.5%附近。
“今年一季度，我们新移动手机端获客大幅提升，增长了468%。”近日，华瑞银行科技部总经理叶宁在接受等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叶宁将近5倍增长的获客归因于用户体验的提升，而这背后，是银行“上云”带来的一系列改变。 通过推动核心业务系统加速向云架构转型，银行业务实现全面创新。事实上，近两年“上云”在银行业越来越流行，今年疫情的到来无疑进一步加速了银行“上云”的步伐，高效便捷的云计算服务取代了周期冗长的硬件建设，一跃成为银行创新的主要技术驱动力。 记者了解到，在“上云”之路上，部分大行和股份行会选择自建云平台，包括自建开源架构等，而一些中小行则倾向于借助外部力量，如第三方云服务厂商、金融科技公司等以搭上这班车。至于选择的标准，叶宁告诉记者，银行会更看重云计算领域的头部科技企业，这些企业还要了解银行的业务，能对银行进行赋能。 银行“尝鲜”上云红利 对于银行业而言，“上云”意味着对传统IT架构进行改造，将集中式IOE架构转为开放的分布式架构，借助云计算以适应快速迭代、交易量高峰值等要求，从而提高服务效率，改善客户体验。 “相较其他机构，银行业整体开启信息化转型较早，基本是以传统的集中式IOE架构为主，但目前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传统架构更新速度受限，无法满足银行创新业务需求，银行更迫切需要敏捷开发。”华东某农商行信息科技部相关人士对记者说。 由此，“上云”成了不少银行的选择。例如，国外的Capital One（第一资本金融公司）、高盛等相继与AWS（亚马逊云服务）合作“上云”；国内的民生银行、南京银行等上百家银行也在跟阿里云等合作“上云”。 记者了解到，华瑞银行2019年基于阿里云“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蚂蚁金融分布式架构SOFAStack、mPaaS移动开发平台和大数据风控平台等金融科技技术，构建了“祥云”专属金融平台，用以支撑手机银行、营销系统、反欺诈系统、贷款核算等业务系统的良好运行。 据悉，利用上述云平台，华瑞银行的应用系统开发效率大大提高，开发周期缩短了30%以上，而且系统环境准备和资源扩容周期也大幅缩短，业务响应时间得到有效提升。目前，华瑞银行已初尝上云“红利”：今年一季度新移动银行获客大幅提升468%。 “疫情期间，用户对线上服务的需求显著提高，非接触场景数量增加，线下网点的优势削弱。”叶宁告诉记者，“这对于本就缺乏网点的民营银行而言是一大契机。” 在成本一侧，“上云”带来的优势也显而易见。比如一家资产规模在400亿元左右的银行，每年可能至少花费三四百万元在手机银行的维护上，有的时候甚至高达六七百万元，而通过采购第三方云厂商的服务，如mPaaS移动开发平台等，银行只需一次性付费四五百万元。 记者了解到，广发银行和深圳农商行就引入了第三方机构的mPaaS平台，极大提升了数字化能力。如广发银行通过引入蚂蚁金融移动开发平台mPaaS构建新一代信用卡“发现精彩”和手机银行两大APP，解决了APP用户体验差、数字化运营能力弱等问题，其中，广发银行“发现精彩”APP的启动时间减少近70%。 选择平台看重哪些维度 不同于大行，“上云”路上，对于中小行来说，受制于人才和资金的限制，IT建设能力较为欠缺，更倾向于选择与第三方云服务商合作。 在传统银行概念里，银行网点通常会开在小区门口，方便服务居民存贷汇；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银行网点需开在信息高速公路旁边，就像是金融加油站，可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能拥有流量入口、资源和综合研发能力的云服务商平台，就是新一代信息化高速公路。”叶宁称。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借助第三方云服务厂商，中小银行将减少低效重复的系统架构建设。那么，银行又是如何选择合作平台？对此，叶宁对记者表示，首先会选择有过硬技术积累，且在云计算领域内处于头部位置的企业，这些公司在IaaS基础架构的服务上更加成熟。 “其次是要有金融属性，对银行的业务应用有了解；再者综合实力完备，生态体系完整，能在流量、场景等方面对银行形成赋能。如此一来，银行就可以专注研发金融产品，打磨金融服务，不用在基础设施上和别人再去拼。”叶宁称。 伴随着银行加速数字化转型，业内的共识是，中小银行“上云”力度将越来越大。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金融云市场规模达33.4亿美元，同比增49.6%，预计2020年，传统金融系统上云、智能化升级、线上获客等需求将驱动金融云市场继续快速增长。 事实上，早在2016年，原银监会就曾下发《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到2020年银行业面向互联网场景的重要信息全部迁移至云计算构架平台，其他系统迁移比例不低于60%。 不过，前述华东某农商行信息科技部相关人士称，银行实现全部业务迁徙所需的周期会较长，毕竟在金融业，云计算仍处于“非核心系统上云”和“基础资源全面云化”阶段。但依托云端的能力，未来银行有望和多方建立新的基于数字技术的紧密连接、高效协同以及场景创新。
近一年多时间里，大型互联网平台和金融机构的信用支付产品出现密集上线的趋势。 具体来看，2019年5月苏宁金融APP任性付分期商城上线，2019年11月微众银行上线“小鹅花钱”，2020年初360金融的“微零花”，2020年3月微信的“分付”，2020年5月美团金融的“月付”，还有2020年7月支付宝上线的花呗“月月付”（测试阶段）…… 这些机构的操作可谓是一反常态，原本不温不火的信用支付业务如今却成了大家的香饽饽，相比于此前信用支付产品（如“白条”、“花呗”等），如今的产品呈现出更长免息期（如24期）、更薄账单厚度、更宽泛应用场景的特点。 业内人士认为，信用支付产品的“火爆”，背后隐含着互金平台及金融机构对流量枯竭的担忧，信用支付的强用户粘性可成为二次引流的利器。 引流、消费空间、平台生态价值，信用支付好处多多 “在我们看来，流量市场已经饱和，助贷机构的发展速度远超每年的新增流量规模，所以信用支付这种用户粘性强的业务被赋予了新流量入口的敲门砖，很可能成为二次引流的突破口。”某大型互金机构从业者钟欣表示，其所在机构的现金贷规模早已趋于稳定，增长已现疲态，目前主推信用支付就是作为拓客的新渠道。 随着消费金融行业周期性调整以及行业合规性要求的提高，现金贷业务的增长普遍趋缓，金融机构亟待其他方案解决增长乏力之困，那么基于消费场景，给予用户实惠，能提升用户体验的信用支付产品就成为了各大流量平台再次经营流量的抓手。 除此之外，由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所致，构建我国经济内循环和大消费市场已成为国家战略目标，未来个人信用消费市场的空间也在扩大，信用支付业务可成为这一增量市场的切入工具。相关金融机构基于市场和收益考虑，必然是会加速布局抢占市场空间。 在上述宏观形势下，“别人做你不做，业务增量没办法保证，竞争掉队是大错。”某消金服务机构产品总监谢知成认为，信用支付业务能够作为中间信用担保媒介，实现金融机构、场景平台、用户三者共赢的局面，即金融机构获得业务、平台提升了交易量、用户完成了消费。 在具体事件上，今年“618购物节”中，信用支付业务显著推动了京东商城和苏宁易购的交易量和客单价。618当天，京东白条免息合作商户的客单价提升了60%；而苏宁信用支付产品的交易量同比增长了432%，效果可见一斑。 在支付市场中，互联网信用支付的体量相比于信用卡支付仍显得微不足道，在2019年末信用支付的占比还不到前者的5%，长远来看，信用支付的渗透空间十分充足。 事实上，信用支付对于构建互联网平台的生态价值也是颇有好处，能够强化各互联网阵营（如阿里系、腾讯系、美团系、滴滴系等）之间的生态壁垒。 对此，谢知成认为，“人有你无就是错”，这一生态价值的体现并不仅仅针对互联网大厂，就算是小场景平台依然可以通过信用支付产品，将有核心价值的用户进行维护和服务，构建一个独立的生态体系。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信用支付两种模式并存 信用支付的运营模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互联网平台主要基于自我生态圈自行运营的模式，也是近一年来的主流模式，像花呗“月月付”、美团“月付”、苏宁消金“任性付”等；另一类是流量平台与服务商合作推出的信用支付模式，如360金融“微零花”等。 从现阶段市场表现看，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自运营模式是主流，服务商模式还处在蓄能阶段。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果，前者规模体量大、业务体系多元、技术储备厚，创造出相对稳定自主的孵化环境；后者并不能同时具备这些生产要素，所以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在业内人士陈浩看来，一般小流量场景平台的信用支付产品基本不可能盈利。他了解到，一家航空公司的流量带来的信用支付转化可能都难以支撑起一家小贷公司，多数互金平台和金融机构做信用支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累信用数据，为现金贷业务做支撑。 但谢知成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眼里流量大小和盈利与否并不是强耦合关系，在服务商模式中，场景平台可以先与第三方服务商合作，通过前期的导流感知信用支付业务效果，当这块业务的收益不错时，并且自身的数据能力、风控技术也能跟上的情况下，再将其转化成自己的业务。 不过，谢知成坦言，相对于自运营模式，服务商模式存在不稳定性。 “金融科技服务商在给流量平台提供信用支付业务时，最怕出现的情况就是，服务商并不完全了解场景平台的需求，结果只能满足对方阶段性需求，并不能促成长期合作关系。”谢知成进一步解释，服务商利益最大化是和多个场景方保持合作关系，但是场景方利益最大化是和服务商建立捆绑型的利益同盟，因为双方利益诉求不一致，导致很多场景平台不得不阶段性寻找服务商合作。 事实上，这种不稳定关系也造成了服务商模式并未孕育出一款成熟的信用支付产品。 “还有风控！服务商模式下的信用支付产品能走多久还是要看金融科技服务商的风控能力。”钟欣认为，信用支付风险控制的核心是对信息的掌握，在这方面，那些拥有支付牌照的互金机构具备天然的优势，他们直接掌握着大量交易信息和商户流水。 多数人认为，C端支付格局目前基本已经成为定数，支付宝和微信手握着这类数据，但后面的京东、美团并没有善罢甘休，这从美团近期下架支付宝强推美团“月付”可窥之一二，目的之一就是完善美团生态并构筑闭环，维护体系内的用户交易数据，最终再进一步支持其信用支付产品的发展。 此外，钟欣还表示，其所在机构目前在产品风控原则的变化上也遇到了难点。以往他们的风控更多的是基于个人信用（现金贷），现在拓展信用支付业务，有些平台对授信通过率会有一定的要求，所以风控供需并不太匹配。 “信用支付的风控原则上会比现金贷松一点，毕竟具有消费场景，钱打到商家，那天然套现的几率就低些。但是整个风控还是基于个人，与平台没有耦合，大的平台仍需定制化，比如由它支付一笔保证金，或者针对它的平台数据去迭代风控。”她进一步说，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作业，反过来也支撑了谢知成的观点。 至于具体规范化运营，服务商在和场景平台方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做好预案评估，保持planB是永远不会错的。在这方面，大平台的优势比较明显，长期来看，服务商会逐渐整合到平台中，形成稳定的金融技术服务行业壁垒和生态，这也将是行业进入成熟期的表示之一。 信用支付姗姗来迟的原因：“吃力不讨好” 从2014年到2018年，随着现象级产品“白条”和“花呗”的出现，其他流量平台也相继跟进，但从产品结果上看，并无多少闪光点，归集原因如下： 第一，盈利难。别看“花呗”非常赚钱，公开资料显示，近3年其净利润总和至少在80亿元以上，是蚂蚁集团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但是这一逻辑在绝大多数平台上都不成立。 举两个例子，“白条”作为最早的信用支付入局者，直到2018年才让京东金融（京东数科）实现扭亏为盈；年GMV达七八千亿的携程，其“拿去花”产品在2017年净亏损32.5万元，2018上半年也仅盈利120万元。而这两家平台都具“好场景、大流量”的特征，那其他平台的试水效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信用支付至少一个月免息账期已对平台构成了不小的运营压力，再加上推广期平台对商户手续费的补贴，业务收入大减。此外，平台的账单厚度薄以及用户分期率低都抑制着这块业务的盈利能力。 第二，被现金贷业务所压制。毫无疑问，相对于“吃力不讨好”的信用支付业务，“香醇肥厚”的现金贷更对平台和用户的胃口，前者获得丰厚利润，后者摆脱场景限制，可谓一拍即合。从效益角度来看，很多平台根本没有动力来上线一个并不怎么赚钱的业务。 第三，缺乏专注力。在一个跑马圈地的年代，今耕细作是多么地格格不入。2018年以前，平台之间比拼更多的是规模大小流量多少，是布局行业的广泛程度，是企业估值的高低，是资本扩张的游戏。在这种背景下，信用支付的价值被大大低估。 第四，合规性要求不严。跟如今行业所倡导的金融必须依托场景不同，彼时的监管环境相对宽松，行业乱象并未受到集中清洗，使得行业的警觉度不够，风险意识不强，难以静心打磨业务。 总结来看，当行业处于顺周期时，金融机构的精力很难聚焦在低利润低估值的辅助型业务上，类似信用支付这类产品就被战略性轻视。而在眼下逆水行舟的发展阶段，这却是金融机构们不得不啃的一块“硬骨头”。 （以上人名为化名）
监管部门整顿车险乱象力度升级。记者昨日获悉，多地银保监局近期陆续进驻当地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对车险业务展开现场检查。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地区的车险市场手续费乱象有所反弹，违规支付手续费、垫付手续费、费用不入账、数据不真实等现象明显增多，扰乱了市场秩序，带来了风险隐患。 表面看问题是出在基层分公司，其实根子在于保险公司总公司不科学、“一刀切”的发展目标和考核导向。财险公司在经营车险的过程中，要规模胜于要利润的现实压力，就来自于“一刀切”的规模考核。 一家财险公司基层分公司人士说，目前多数保险公司对基层公司的考核制度采取对标制。一是对标对手。假设A险企拟超越竞争对手B险企，成为全国市场“老五”，那么A险企就要求旗下分公司在当地的市场份额也不能低于第五；二是对标行业。假设A险企某分公司所在地的保费平均增速是15%，那么A险企对该分公司的考核指标是增速不能低于15%，甚至还要高出一定百分比。 在这样的考核体制下，“只要业务做进来”自然就成为基层机构最重要的事情。只重保费数量、不顾保险质量，“以保费论英雄”的狭隘经营理念大行其道。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保险公司基层机构的乱象，一味指责和处理基层公司员工的做法并不明智，问题的关键在于总公司的经营理念与以此为导向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用工报酬制度。保险公司只有树立正确的理念，改革考核激励机制和用工报酬制度才是理性的选择。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保险公司调整优化车险考核指标。在近期下发的一份内部通知中，银保监会就提出，各财险公司应坚定树立新发展理念，及时调整优化对分支机构的考核指标，提高合规指标和质量效益指标的考核权重，防止脱离市场实际，盲目追求保费增速和市场份额，从源头遏制基层机构的违法违规冲动和业绩考核压力。 对于车险乱象问题，银保监会将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根据要求，在进一步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各银保监局应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克服畏难情绪，出实招求实效，加强辖区市场改革预期管理，遏制市场乱象反弹苗头，推动车险市场秩序持续好转。具体包括：加强市场监测。完善非现场监管，加强对重点财务业务指标的监测，科学研判市场形势，及时发现问题苗头；加大整治力度。针对违规支付手续费、销售人员垫付手续费、违规开展异地车险业务等突出乱象，要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运用好“停止使用车险条款费率”等监管措施，保持市场震慑力度；形成监管合力。及时向银保监会财险部反映有关情况，加强对地市县派出机构的政策指导，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形成规范车险市场秩序的合力。
这两年，大量的理财平台暴雷，理财师被抓，于是理财市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群体——独立理财师。 他们不再为金融机构干活，而是利用手里的客户资源，成立独立的理财工作室，单飞单干。 去年年底，市场上一度出现了3万家理财工作室。 短短一年之后，这个商业模式却一地鸡毛。 3万家工作室如今只剩不到1万家，倒闭了70%以上，一些理财师回到了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转型做起了微商，开始卖海参、面膜。 这个模式到底是伪命题，还是行业的未来？ 01 淘汰70%以上 财富管理行业持续多年的暴雷潮，让这个行业彻底洗牌。 “我身边有三分之一的理财师被抓走了，而且做得越好的越容易被抓，因为卖得多。”理财师郝杰说，去年，自己经历了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 而他自己平台的产品也出现暴雷，客户的电话天天催，声音一响，他都害怕。 因为大量的理财师被抓，这个行业的一种新模式开始萌芽。 原来的销售模式，存在很大问题。 理财师和金融公司是绑定的，理财师卖出去订单后，金融公司会给提成。 这就导致为了业绩，理财师会不管产品好坏，猛力销售。 而在美国，理财师却是和客户绑定的，他们给客户推荐产品，然后赚取佣金。理财师就像律师一样，客户为他们专业的咨询付费。 随着暴雷潮的加剧，理财师们也渐渐意识到，金融公司根本不是关键，客户资源才是关键。 于是，他们纷纷出走，学习美国模式，出来单飞单干。 去年一年，行业一度出现了3万家理财工作室。 这些理财师大多是从金融机构或者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出走的，有一个人出来独立干的，也有三五个人成伙的。 他们自己从市面上寻找好的资产销售，也有一些人开始模仿美国，尝试收取客户的理财咨询费。 卖方市场，突然要切换成买方市场。 这个模式刚出现的时候，行业对其期许很高。 “我当时觉得这才是真正合理的产业链条，也代表着未来。”郝杰有近一半的理财师朋友选择出来单干，他最后也被鼓动。 他过去只是理财经理的朋友们，名片的Title纷纷换成了某某公司CEO。 但单飞模式却并没有延续多久的热度，他们很快遭遇了疫情的黑天鹅和动荡的局势。 卖固收类产品的理财工作室，继续暴雷，“炸得他们脑袋嗡嗡的”。 而卖香港保险的，也因为局势的紧张彻底停摆。 疫情之后，行业的洗牌潮来临了。 逃离行业的独立理财师，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非专业人士，他们大多是销售出身，没有多少金融经验。 美信联邦CEO刁盛鑫甚至发现，他认识的一个创业做家办的理财师，开始在朋友圈卖海参，“实在熬不住了”。 而郝杰也发现，大量的独立理财师开始转型做微商，卖面膜，卖海参，卖零食。 一些手头有高净值客户资源的理财师，也不再推销理财，而是去卖一些奢侈品，比如名表。 疫情期间，航班停运。一些公司还跟私人飞机服务商合作，面向有回国需求的客户，卖起了机票。 “一单就能挣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一位理财师称。 一些理财师则卖起了海外房产，挣中介费。 一些工作室倒闭之后，它们手头的客户信息被直接卖了出去。 “客户信息6元一条，200条起卖。”在一些理财师的群里，已经有人公开倒卖信息。 而第二类逃离行业的，是相对有些金融背景的从业者。他们大多选择回到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或者金融机构。 “去年出来创业单干的同事，有一半都回归了原行业。”郝杰称，去银行、信托、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的，都有。 转型的转型，回流的回流，半年时间，3万家理财工作室，只剩下不到1万家，淘汰率高达70%以上。 02 专业性 有一些从业者，把这次行业的退潮，归结于疫情。 疫情之下，一些非标固收类的资产继续加速暴雷，监管也在打击这类资产。 而一些海外资产，也因为疫情原因难以配置。 是疫情等危机让这个行业难以为继吗？ 尽管非标固收、海外资产、港险等产品受到了冲击，但依旧有一些非常专业的理财工作室活了下来。 它们选择的资产大多是国内保险、股权，甚至还有不少二级市场产品。 它们能穿越危机的武器，不是幸运，而是专业。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放弃了非标固收产品。我们判断这些产品终将退出历史舞台。”独立理财师周元称。 他认为，全球放水，对股市来说是抄底的好机会，于是他选择了二级市场产品。 在危机之下，什么资产更保值，更有前景，对此，需要有精准的判断。 经历过半年洗牌期的从业者们，几乎都意识到，专业，才是这个行业的生命线。 “美国的理财师们都是非常专业的，他们经历过专业的培训，再执证上岗。”郝杰称。 对比之下，长期处在卖方市场中的中国理财师行业，却有些畸形发展。 “大多数理财师是销售出身，缺乏专业金融知识，更没有风控能力去鉴别和挑选产品。”郝杰称。 他自己的工作室给客户推荐了5款固收产品，“疫情之后情况恶化，其中3款都出现了问题”。 “100位理财师中，可能只有10到15位有自己的风控标准，其他人都是公司有什么产品就卖什么。”另一位独立理财师称。 周元认为，一个真正能够单飞的理财师，起码得具备8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懂得海内外的保险、房产、税务、会计、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识。 同时，他还得是一个多面手，得是谈判大师、销售专家，以及法律顾问。 就像在医生行业，成为某一个专科的大夫相对容易，但要成为一个全科大夫，则非常难。 “目前，国内符合这种要求的理财师，最多只占10%。” 03 市场不成熟 中国的理财师们，原本想把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结果发现市场条件尚不成熟。 “没有一个客户愿意为了理财咨询付费。”郝杰称。 那些曾经被郝杰称为“铁杆客户”的客户，也不再轻易信任他了。 “经历过上次的暴雷潮，客户都谨慎了很多，过去他们是因为信任你而买了某个产品，现在他们要看产品，看风险，还要看你的专业度。”郝杰认为，经历过风险教育的用户，和原来的差别很大。 不信任的同时，他们也更不愿意为理财咨询付费。 大多数单飞的理财师们，依然靠收取金融机构的佣金而活。 这就导致哪家佣金高，他们就会选哪一家产品，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恶性循环。 所谓的买方市场，看起来土壤不足，市场尚未培育起来。 那么，这个模式到底是伪命题，还是未来的趋势？ “这个模式才刚刚萌芽，行业还不成熟。”NewBanker的创始人李清昊认为，它仍然是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种模式代表了资管行业碎片化的趋势。相比于传统的家办，独立理财工作室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会有很大的提高。”刁盛鑫也这样认为。 大部分的从业者也依然坚定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 郝杰觉得，行业可能还需要长久的市场教育过程，要扭转一种生产链条，需要两方趋同。 理财师更专业，客户信任理财师的专业。 李清昊认为，“专业”是一个慢活，要让市场完全成长，可能还需要3到5年的时间。 当然，如果监管提前划上跑道，这个行业也可能迅速进入快车道。 疫情之后，一些活下来的理财工作室，正在开拓新的模式和获客渠道。 它们开始进行系统升级，尽量节约时间和管理成本。 同时，它们开始尝试新的玩法，比如通过抖音等工具获客，以及做线上路演、线上签约等。 周元发现，身边很多理财师开始去上培训课，主动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而一些回到金融机构的理财师们，也有了一些改变。他们开始关注底层资产，学习风控知识。 “再给这个行业一些成长的时间。”周元依旧坚信，这个模式就是未来。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当前，中小银行吸收了实体经济的大量经营风险，再加上自身存在治理体系不完善、风控缺失等问题，风险正在加大。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6家中小银行的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包括中诚信国际将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上海新世纪资信将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下称“蛟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BBB+调至BBB，中诚信国际将烟台农村商业银行（下称“烟台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调降至A+等。 6家中小银行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 长期以来，相对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经营范围和产品线较为单一，非利息收入有限，而疫情以来，银行业向实体经济让利更收窄了息差空间，中小银行信贷客户的主体小微企业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现金流紧张、违约风险较高，也让中小银行在这一特殊时期，利润增长乏力、不良贷款增长明显。 今年以来，至少已有6家中小银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遭到评级机构下调，其中3家位于山东，两家位于东北。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7月30日，上海新世纪资信将蛟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BBB+调至BBB，展望负面。原因之一在于：蛟河农商行共有本金为36亿元应收款项类投资暂无法回收，对该行资产质量、流动性管理、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度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来看，上述评级报告显示，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先后8次购买邮储银行武威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合计30亿元，利率为5%左右，期限一年，该笔理财资金被邮储银行武威分行内部作案挪用，目前已全部逾期。截至目前，蛟河农商行对邮储银行武威分行依法进行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但该行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另外，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分两次购买陆家嘴国际信托发行的侨兴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信托受益权，合计6亿元，均已逾期。上述两笔投资均由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担保。但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以相关事件存在内部流程漏洞为由，拒绝按原合同履行代偿，上述案件正在审理中，同样蛟河农商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中诚信国际评级报告显示，烟台农商行评级下调主要在于：担保圈链风险不断暴露，不良贷款持续快速上升，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且远低于监管要求；贷款行业及客户较为集中，逾期贷款和借新还旧贷款占比高，资产质量进一步下行压力大。 具体来看，近年来，烟台农商行水产加工等行业客户信用风险持续暴露，且信用风险沿担保圈担保链蔓延；此外部分村办房地产企业在旧村改造项目过程中出现项目烂尾或销售停滞等现象，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烟台农商行逾期贷款为31.33亿元，在总贷款中占比11.79%，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较年初大幅上升3.61个百分点至8.15%，逾期贷款持续下迁的趋势较为明显；去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3.43亿元，同比增加11.72亿元，不良贷款率同比大幅上升4.23个百分点至8.82%。 评级报告显示，由于不良贷款规模增长较快，截至2019年末，烟台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末大幅下降48.79个百分点至76.70%，远低于监管要求，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弱。考虑到烟台农商行借新还旧等贷款占比较高，未来拨备计提压力依然较大。 政府注资、合并及并购重整化解风险 在经济下行及疫情影响下，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考虑到不良传导的滞后性及不良贷款真实暴露等原因，预计下半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仍面临下行压力。 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新冠疫情对全国性大型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较小，疫情相对严重区域的中小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大，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表现相对较差。 但与此同时，政策对中小银行的支持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进一步提出推动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优化公司治理，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 6月1日，央行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纪律约束机制。6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则提出要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等。 央行原副行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吴晓灵在8月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要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内控水平，增强风控和盈利能力。部分中小银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不够健全，存在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内部人控制导致风控审批制度形同虚设的风险，这是当前中小银行治理和经营中最重要的风险来源。若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地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风险管理等制度失灵，即使通过补充资本等方式暂时解决了银行的财务问题，也不能化解银行治理和经营中的根本性风险，难以持续。 “对于监管部门拟从今年的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元用于注资中小银行，政府要将注资补充银行核心资本当作银行改革的一个契机，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化解存量风险，解决银行治理体系问题，把部分银行的治理架构重新理顺。”吴晓灵建议。 一位银行业分析人士称，目前，国内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分化较大，竞争激烈。一些业务能力不突出、经营风险高、公司治理漏洞较大的中小银行，可以通过合并、并购等方式重整，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金融领域常态化强监管仍在延续。《经济参考报》记者根据银保监会公告统计，2020年4月1日至7月31日（以披露时间计，下同）各级银保监系统对银行业机构（不含个人，下同）累计开出罚单近700张，罚金金额逾2亿元。其中百万级罚单37张，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近乎翻倍。 值得注意是，在“严防资金空转套利”的监管基调下，近期银行低利率信贷资金违规“输血”股市楼市罚单明显增多，仅百万级大额罚单中，银行涉房、涉股贷款违规数量占比就超过三成。而在小微信贷扶持政策密集加码的背景下，虚报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数据也成为信贷套利新“重灾区”。 百万级大额罚单频出 二季度以来，银保监会层面披露罚单9张，地方银保监局及银保分局披露罚单数量680余张。 其中，银保监会开出的9张罚单均为5月9日开出，六大国有银行位列其中。从处罚原因看，六大行均涉及EAST系统数据质量及报送违规。其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均被罚没270万元，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分别被罚没260万元、230万元、230万元和190万元。业内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监管部门加大了对数据监管的力度。 从处罚金额看，百万级以上罚单多为数罪并罚。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因涉及“采取不正当手段发放贷款，个人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二手房按揭首付比例不符合规定”等因素被银保监会开出777.22万元罚单。南京银行紧随其后，因“同业投资资金违规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同业投资资金违规用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同业投资资金违规用于土地储备开发”等10余项原因被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开出610万元罚单。交通银行广西分行因“违规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收购本行不良资产”等原因被处以430万元罚单。 从受罚机构看，中小银行特别是农商行占据大额罚单“半壁江山”。例如深圳农商行因“流动资金贷款审查严重不尽职；贷前调查不尽职导致信贷资金被挪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等原因被深圳银保监局处以260万元罚款。慈溪民生村镇银行因“有关业务内控管理不到位；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被宁波银保监局罚210万元。江苏姜堰农商行、石嘴山银行吴忠分行因“违规流转信贷资产”分别被当地监管部门处以120万元和100万元罚款。 谈及中小银行罚单数量较多的原因，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表示，尽管信贷是银行的传统业务，但各类机构信贷业务的开展情况有所不同。信贷管理涉及管理的制度、能力、经验以及专业水平，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的农商行在这些方面则显得相对薄弱。 违规“输血”股市楼市遭严查 从违规原因看，超五成罚单、逾60%罚金涉及信贷相关问题。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在当前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贷款背景下，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而近期股市强劲走势让其中出现套利空间，因此今年来监管一直都在严查小微企业的经营贷投向问题，防范银行利率较低的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楼市，处罚也从严从重。 例如，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接连披露三则处罚信息显示，因“贷款管理不审慎，贷款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房市”等原因，华夏银行杭州分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分别被处罚60万元、75万元以及60万元。因信贷资金被挪用于支付购买土地款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被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处罚145万元。同样因房地产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违规为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被银保监会宁波银保监局处罚90万元。 据了解，由于当前信贷资金成本相对较低，二季度以来部分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和个人就在积极参与结构性存款套利，导致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大幅增高，在股市行情看涨之后，股市收益很容易覆盖信贷资金成本，对资金的吸引力明显更大。 “监管机构始终都在严格监管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在股市行情火爆之际，监管的力度已经明显加强，但贷后再进行资金用途干预并不容易。”天津某城商行信贷部经理表示。 王诗强表示，有套利需求的客户往往存在多头开户，资金在多个账户间转移，这就导致原放款银行无法监督客户资金流向。因此，银行通过信贷客户的支付流水、缴税凭证（企业客户）来判断资金流向，但是要求客户提交消费记录或者支付流水，需要大量工作人员审核，工作量大，运营成本较高。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预计，对于信贷资金的监管未来仍将会持续，而且力度或继续上升，针对金融机构的强监管，已经从此前抓重点、抓大案要案，转变成了常态化。同时通过监管使资金能够直达小微企业，从而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目标。 虚报小微贷款成新重灾区 值得注意的是，除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楼市等传统监管重点外，伴随经济增长压力凸显，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质效关注度明显提升。截至目前，年内已有数十家银行因虚报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受到监管处罚，处罚频率较往年显著提升，已然成为信贷领域处罚新“重灾区”。 多家银行因相关业务被监管进行批量处罚。例如，江西九家农商行均因虚报涉农、小微企业贷款数据，分别被罚款30万元，共计270万元。 “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年初以来政策对于小微企业的扶持不断，由于各地罚单披露做出处罚日期通常有几天至数月不等的延迟，所以近几个月来相关罚单明显增加。”王诗强表示，这种阶段性特征也体现了监管因地制宜、审时度势的特点。 对于“虚报数据”背后动因，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中小银行承受一定指标考核压力，包括金融监管指标和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比如“两增两控”等。同时，随着近两年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由于其在资金成本和网点方面具有优势，对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在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看来，对于监管而言，除了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外，还要根据小微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解决关键问题，比如，可适度放松对中小银行的刚性约束，在担保制度等方面适当给予一些政策扶持等。监管部门也应联合其他有关部门形成政策合力，共同推进小微经济的发展。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