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贷利率“换挡”陆续有来！招行确认试水LPR利率房贷，首套利率贵了0.5个基点，对楼市有何影响？ 近期，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换锚”，引起广泛关注。 8月25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为坚决贯彻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和房地产市场长效管理机制，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过程中，确保区域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效实施，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基本稳定，自2019年10月8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其中，首套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二套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加60个基点，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仍按原合同执行。 有消息指出，自9月5日起招行深圳地区部分房贷业务利率已经挂钩LPR，执行利率为首套5.15%、二套为5.45%，而此前首套利率为5.145%、二套5.39%。记者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的工作人员求证，得到肯定的答复，一些研究机构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从利率表来看， 最新贷款期限5年（含）以内及5年以上的首套、二套房贷款利率一致，执行利率同为首套5.15%、二套5.45%，较原首套及二套利率分别高出0.005%和 0.06%。如果贷款100万元，按照30年等额本息的方式进行还款，那么整个贷款期限的利息比此前分别多出1108.85元（首套）、13497.03元（二套），平均到每月则多出3.08元（首套）和二套37.49元（二套），利息的变化不大。 （来源：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 近一年多时间以来，深圳银行的房贷利率已经经历了多次调整。2018年“7·31调控新政”出台前，包括四大行在内，深圳大部分银行的主流房贷利率首套房普遍是较基准上浮15%，二套房为较基准上浮20%。到了去年年底，深圳各大银行再度传出房贷利率调整的消息，但方向是向下调整，部分商业银行率先将首套房贷利率从基准上浮15%下调到上浮12%，随后又下调至上浮10%。而在今年3月，深圳房贷利率再次出现明显下调。有客户经理表示，深圳目前首套房贷利率平均都较基准上浮5%，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加之此前央行对房贷的表态，此次房贷利率新规在短时间内对深圳房贷利率影响不大。 多地房贷利率上调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目前看来调整后的房贷利率有微小上浮，体现出房地产市场还是坚持“房住不炒”，不会盲目放松。此外，利率从今年9月到四季度末仍会维持稳定。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认为，从招行最新的贷款利率略高于前期可以看出，利率厘定方式的变更将不会使房地产市场运行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也体现出银行继续落国家实“房住不炒”原则，支持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房贷市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四大国有银行，因此其执行利率更值得关注。 央行规定，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这意味着过去及现在部分城市还存在的首套房利率降至基准以下的“打折”情况将一去不复返。除了难以出现“打折”的利率，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城市的房贷利率出现回弹趋势。 有消息指出，苏州的主流房贷利率执行首套利率基准上浮25%或以上。此外，大连、杭州、宁波、长沙等热门城市的房贷利率均在近期有所上调。更有消息指出，合肥已有多家银行二手房停贷，合肥新房房贷利率执行首套上浮20%、二套上浮25%至30%的标准。 诸葛找房副总裁苑承建表示，从央行公布的房贷利率定价机制来看，与以往不同的是明确了房贷利率的下限。对于热点城市来说，新的利率定价机制明确要求各地要根据当前房地产市场实际状况制定利率加点，预计热点城市实际执行的利率加点将在央行公布的60个基点上明显提高，至少不低于当前实际执行的利率。未来一段时间，全国房贷利率或整体会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二套房利率。
证金公司重仓4年股票一览：最高暴赚6倍，1股被套92%（附高增长低估值股） 证金公司连续重仓4年的*ST信威，已经大幅被套。 尽管近期有所放量，*ST信威仍挣扎在一字跌停之中。截至最新，该股已经连续38个一字跌停。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披露的半年报中，证金公司持有5.32亿股，为*ST信威第四大流通股东。 往前追溯看，证金公司首次出现在*ST信威前十大流通股东榜还是2015年3季报，彼时正是市场维稳时期。此后证金公司对该股有增有减，但总体来看，巨额浮亏板上钉钉。即使从2015年7月最低价开始计算，该股至今已下跌近92%。这意味着，证金公司部分持股时长达4年，却深套近92%。 相比较2015年维稳期的大面积持续，证金公司持股4年的股票并不多。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显示，自2015年3季报以来，证金公司已经连续16期出现在250多只个股前十大流通股东榜中。也就是说，证金公司已经连续4年重仓这些股票，其中17只个股持股占总股本从未下降过，即可能从未被减持过。以2015年7月最低价开始计算，截止最新，大多数股票股价出现下跌。这从较大程度上可以说，证金公司持股4年的大多数股票，出现了账面浮亏。 17股证金公司从未减持 统计显示，自2015年三季报开始，证金公司已经连续重仓17只股票直至今年半季报，并且期间任意报告期持股比例环比从未下降。这些股票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征。从行业分布看，仅化工、房地产、采掘、机械设备等行业出现两只以上个股。从个股风格来看，也很难用某个标签来定义，比方说低估值、壳概念、白马股等。 从最新持股占比看，证金公司半季报持有* ST大控的股份占其流通股比例为3.07%，持股比例最高。持有皖能电力占其流通股比例为2.99%，位居次席。均持有ST亚邦和石化机械占流通股的2%以上。此外，持有北大医药（维权）、靖远煤电、东方金钰（维权）等个股占流通股比例均超过1%。 从期末持股市值来看，数据显示，证金公司持有皖能电力、石化机械、靖远煤电、ST亚邦等4只股票期末市值超过亿元。所有股票均跌破2015年7月最低价。其中，东方金钰2015年7月最低价为11.62元（前复权），最新价折价超过71%居首；ST亚邦、*ST厦工、郑州煤电等个股折价率也较高。皖能电力、北大医药、*ST大控（维权）等个股期间停牌，但最新价较2015年三季度最低价也显著折价。 证金公司长期重仓股中的高增长低估值被套股 大多数证金公司持股4年的股票，和*ST信威类似，4年来均出现过减持的情况。从期末持股市值角度看，证金公司持有中国平安市值最多，高达485亿元。持有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中国人寿等个股期末持股市值均超过100亿元。此外，对中国太保、上汽集团、中信证券等个股期末持股市值均超过10亿元，恒生电子、国元证券、东吴证券等逾百股期末持股市值均超过亿元。 与2015年7月最低价比较，大多数股票股价至今出现下跌。这从较大程度上可以说，证金公司持股4年的大多数股票，出现了账面浮亏。 具体看，*ST信威最新价2.31元，维稳期间最低价28.42元，最新价复权后折价接近92%居首；*ST凯迪（维权）1.05元，维稳期间最低价10.17元，最新价复权后折价接近80%。此外，ST康美（维权）、江苏吴中、*ST金山等个股折价率位居前列。 盈利较高的股票主要是贵州茅台等消费白马股。数据显示，五粮液维稳期间最低价不到22元，最新价仅140元，复权后涨幅接近6倍。贵州茅台维稳期间最低价220元左右，最新价溢价率超过5倍。此外，海天味业、中国国旅、上海机场等个股最新价较维稳期间最低价溢价率较高。 从证金公司对五粮液的操作来看，总体上维持了增持的格局，从期初持股7000多万股，到目前的9000多万股。从这点来看，证金公司在该股上吃到了大部分盈利，暴赚6倍。而在贵州茅台上，盈利也很可观，但由于出现较大的减持，并未吃到全部鱼身。 值得注意的是，有31只半年报高增长低估值个股，最新价较维稳期间最低价出现折价且期末持股市值超过亿元。其中，泛海控股、华数传媒等个股折价率超过50%，悦达投资、中远海发、申万宏源等个股折价率也较高。
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 促进多方互利共赢——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答记者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南和案例》（以下简称《指南和案例》）。为便于社会各界了解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指南和案例》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指南和案例》的编制背景和主要内容。 答：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多个重大外交场合，习近平主席就第三方市场合作作出重要论述，亲自见证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关文件的签署，引领和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向前发展。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明确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我们在深入调研、广泛征集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提供的素材，编制了中英文版的《指南和案例》并公开发布，以期通过提供可参考的具体案例，更好服务中外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指南和案例》阐述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涵、理念和原则。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是指中国企业（含金融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作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助于中国企业和各国企业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第三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和民生改善，实现1+1+1>3的效果。在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过程中，中方秉承开放、绿色、廉洁理念，遵循三方共商共建共享、第三方受益原则，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商业原则、国际惯例，坚持质量优先、因地制宜，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指南和案例》介绍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制和平台。截至2019年6月，中方已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共同为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公共服务。 《指南和案例》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列举了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产融结合类、战略合作类等5个类别21个案例。入选的案例涵盖铁路、化工、油气、电力、金融等多个领域，涉及日本、英国等国的合作伙伴以及印尼、埃塞俄比亚等合作项目所在国，对有意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中外企业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问：《指南和案例》列举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五种主要模式，不同合作模式各有什么特点和实例？ 答：合作模式灵活多样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基本特征。基于企业的商业实践，我们在《指南和案例》中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五种主要模式，分别是产品服务类、工程合作类、投资合作类、产融结合类和战略合作类。 产品服务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在设备采购、认证许可、法律商务咨询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为第三方市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比如，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项目由中国交建承建，德国GUAFF公司为其提供监理咨询服务，参与项目的设计咨询、施工监督及质量安全控制工作。项目使当地原来两到三小时的渡海时间缩短至十分钟左右，同时创造了超过2000个就业岗位，有效改善了当地交通和就业状况。 工程合作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通过总分包、联合竞标等方式，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项目。比如，埃塞俄比亚吉布三水电站项目中，东方电气获得设备供应订单，一家意大利公司承担土建工作。项目使埃塞俄比亚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翻倍，缓解了当地电力短缺情况，同时通过培训为当地电力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投资合作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合资、参股等方式，与外方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投资，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格局。比如，中石油、丝路基金和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18年前三条生产线已实现投产。项目为人类在北极圈内建设超级液化天然气（LNG）工厂提供了参考范本，同时有力带动了项目所在地区船运、保险、金融等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了北极东北航道使用，为亚太和欧洲乃至世界物流带来了便利。 产融结合类通常是指中外方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融资、转贷款、股权参与等多种方式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分散金融机构融资风险，实现企业和金融机构共生共荣。比如，在加纳特马港扩建项目中，中国银行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开展合作。对于国际金融公司而言，中国银行的加入为银团筹组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于项目股东而言，直接高效的融资方式有效降低了项目融资成本，推动了项目顺利实施。 战略合作类通常是指中国企业与外方企业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形式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研发、制造、工程、物流、资本、人才等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同时为第三方市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比如，中远海运与法国达飞轮船等企业共同组建“海洋联盟”，共同投船、共享舱位，显著降低了联盟航线覆盖的东西干线运输成本，同时推动了航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以上五种是比较常见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我们鼓励企业因时因地因事制宜，集众智、汇合力，不断创新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 问：请介绍一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总体进展。 答：近年来，中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积极与有关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了各施所长、各得其所、多方共赢的积极进展。 一是合作共识不断增进。自2015年中国与法国发布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声明以来，中方已同新加坡、日本、瑞士、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达成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进而将之转化为政策对接、规则对接、项目对接等实际行动，共同为各国企业深化务实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合作主体更加多元。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体，既有金融企业，也有非金融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还有合资企业；既有中国企业、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也有项目所在国的本地企业，还有国际金融机构。这充分体现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开放包容、多元共赢。 三是合作平台加快构建。中国-法国第三方市场合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加坡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等工作机制相继建立并运行。中国-意大利、中国-奥地利等一系列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成功举办，成为中外企业交换信息、洽谈合作、达成协议的重要平台。以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为例，两国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涉及基础设施、物流、金融等多个领域，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 四是合作成效逐步显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初步确定首个投资项目，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埃塞俄比亚吉布三水电站等一批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重大项目顺利建成，中方企业、外方企业、项目所在国企业和民众等相关方都从中获益。可以说，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成为各方集思广益、尽施所长、惠及彼此的重要途径。 问：下一步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 答：第三方市场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契合各国开放合作、联动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等理念和原则，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与有关方面共同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一是加强机制建设，进一步扩大合作朋友圈。深入落实已对外签署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继续与有意愿的国家建立合作机制，开展从政策到项目的一揽子合作。统筹利用双边、多边合作平台和资源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努力实现各渠道对外合作互促并进。加强理念、政策和案例的对外宣介，鼓励更多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与中方企业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 二是拓展合作领域，进一步挖掘发展新动能。继续深化基础设施、资源能源、产能和装备制造等传统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构建包容普惠的全球产业链。同时，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便利中外企业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等新兴领域互学互鉴，不断开辟第三方市场合作新前景。 三是优化综合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获得感。用好发展改革委部门网站等信息平台，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信息的归集和发布。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标准信息交换和共享，为各方企业开展合作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办好中法、中日、中新等系列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促成更多务实成果。鼓励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商协会在提供政策咨询、搭建合作平台、加强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是推动重大项目，进一步增加利益交汇点。推动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高效运营，继续与有条件的国家共设投融资平台，引导金融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宽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的市场化融资渠道。发挥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作用，坚持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推动落实已对外签署的项目清单，同时与有意愿的国家新签项目清单，促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更多实实在在成果。
伤不起的公积金：24%的工资，多少人能看不能用？ 8月29日，继央行房贷利率新规公布之后，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通过官微明确表示：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暂不调整。 对于急等公积金救急的刚需购房者而言，这无疑是一颗定心丸。对比当前商贷利率，公积金首套房长期贷款（6-30年）3.25%、二套房长期贷款（6-30年）3.575%的利率，实在是经济实惠。 众所周知，公积金的缴存，是强制性的。以北京为例，公积金的缴存比例通常是单位12%、个人12%，在最高缴存上限内，普通人一个月相当于要把24%的工资存入公积金账户。 收入占比如此之高的公积金，是不是你想用就能用，想取就能取呢？答案是否定的。在2018年严苛的公积金新政之下，公积金已彻底沦为鸡肋。 公积金租房提取 佛系中透着无奈 北漂两年的小鱼，是个酷爱沙雕表情包的95后妹子。从工作到生活，小鱼态度一贯很佛系。公积金一年一年的缴，却从没看到她取出来用。同事问起来，她总是很淡定地说：“公积金当然在意啊，可是我现在交的钱也没多少，提取还那么麻烦，就先存着吧”。 其实早在2015年6月，北京公积金租房提取手续就进行过一轮简化：职工本人及配偶只需证明在京无自有住房，不用提供租房合同和发票，每人每月最多也能提取1500元。但真愿意为这1500块奔波几趟的人，不算太多。买房之前，多数人的公积金是躺在账户里的。 毕业六年的山东姑娘Shirley，最近第一次动了取公积金的念头。2018年的那轮房租暴涨，导致她在公司附近租的小次卧从2800元/月涨到了3300元/月。大环境不好，实际到手的收入在降，房租还涨了这么多，Shirley觉得必须想个办法缓解租房压力了。一番打听过后，发现虽然拿租房合同和发票能提取更多公积金，但自己的房子是从二房东手里租来的，要找房东拿房本开发票非常困难，只能退求其次选择办理一个季度4500元的无房提取。 比Shirley更早参加工作的朵朵，在几番波折之后，终于如愿办理了以租房合同形式提取公积金。当初为了省钱，她和男朋友选择在一个商住小区租房。可没想到租房时比周边小区便宜小一千的好处，到了提取公积金的时候，却成了一道坎：只有租的房子是住宅性质，才能凭租房合同和发票提取公积金。 不甘心的朵朵在朋友的帮助下，签了一份住宅租赁合同，借朋友的房本，在街道办事处交了5个点的租房税开出一张租房发票，再拿着合同和发票，才最终办妥公积金的提取。开租房发票，要到房屋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办理。朵朵电话咨询去哪里办，A处说不归我们管，找B处去，B处又建议朵朵去C处打听，费半天劲才找到对的地方。回想起这段经历，朵朵一肚子委屈：难怪那么多人不愿意用租房合同提取公积金，又花钱办起来还麻烦。 公积金买房提取 门槛一年高过一年 从事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王磊，因为有在北京买房的需求，对公积金政策一直比较关注。在王磊看来，能用得上公积金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按部就班做房奴、在户籍地或者工作地买住宅的人，另一类是有异地买房、销户提取等特殊需求，还赶在公积金新政前办完的幸运儿。 遗憾的是，他自己属于不太幸运的那个。2007年前后，王磊刚毕业没多久，就在老家用商贷给父母买了套房。随后经过多年打拼，2018年又在北京买了套商品房。买房时本想用公积金贷款，可谁知卡在新政的节点，没能赶上公积金旧贷款政策的末班车。 按照“认房又认贷”的新政，王磊在外地有商贷记录，在北京买的这套房，就从原本的首套房，变成了二套房。能用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也一下子从120万降到了60万。为凑齐北京这套房子的首付，王磊只好把家乡的房子降价出售，来补这60万的窟窿。 在这座城市的另一端，硕士刚毕业的梁燕，也在经历着一场内心风暴。她的故乡在一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家境也并不宽裕。家里人最自豪的，就是她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北京的大学，还读了硕士。 梁燕原本想出来工作几年攒点钱，因为学历高、工作稳定，公积金应该能贷最高档的120万，家里再帮忙凑一些首付，她就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了。没想到新政之后，贷款额度要和缴存年限挂钩，每缴一年能贷10万，想贷到她预期的120万元，需要不间断地工作到37岁！ 虽然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的门槛越来越高，但并不能完全阻断人们对生活的选择和向往。刚过本命年的珍珍，在听说新政之后，依然选择了在青岛买房。北方长大的她，对大海尤其眷恋。在海边有套房子，从北京南站出发，4个多小时就能抵达自己喜欢的家。无论是老人住、带孩子度假，还是自己退休住，这套房都能发挥它的用处。 公积金专款专用成趋势 买房租房外难有别的选择 公积金政策设计之初，提取账户储蓄余额的条件较为宽松，在住房保障之余，也能体现一定的人性关怀。比如领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遇到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进城务工人员与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都可以将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取出来。 2018年北京公积金新政之后，可提取公积金账户储蓄余额的条款从十二条削减至七条，除死亡外，想提取账户余额，仅有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和出境定居三种可能。这三种可能里，退休要靠等，其他两种都是小概率事件。 长期以来，北京公积金的资金池一向非常紧张，个贷率连续两年在90%以上，超过了有关部门设定的85%的警戒线。2018年的公积金新政，或许正是未来公积金专款专用的信号。它意味着想提取账户储蓄余额，在买房、租房之外，难有别的选择。 可人生需要钱的时刻，并不只限于租房、买房。45岁的老焦，20出头就从湘西老家来北京打拼，餐馆洗碗、工地搬砖，苦活儿、累活儿都干过。熬到成为有正式保险、有公积金的水电工，老焦满心欢喜。工作了十来年后，在一次检修中，不小心摔伤了腿。 北京房租那么贵，活儿又干不下去了，老焦想到了回老家干点儿小买卖。去提取公积金的时候一问，才知道销户提取还要再等10年，要满55周岁才行。老焦听的脸都绿了，他最需要钱的时候是眼下，10年后黄花菜都凉了，那时候再回北京提取公积金，有什么用？ 和老焦一样焦头烂额的，是刚过而立之年的小韩。上有老、下有小，父亲的一场重病，更是让这个家庭难以为继。一场心脏搭桥手术做下来，大十万就花出去了。后续的护理、营养、康复，每一笔都要花钱。 最难的时候，小韩想到了自己每个月都在交的公积金。林林总总也有十来万，取出来能缓解一段时间的经济压力。但没想到咨询完公司的人事，答复是无法提取。小韩难过了一阵子后，也只好另想办法了。
老恒和酿造（02226-HK）公布，于过去几个月，主席、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兼控股股东陈卫忠一直透过一名财务顾问就可能合作物色有意投资者或战略合作伙伴，并已于五月将数名有意投资者列入候选名单，以就可能合作进行进一步商讨，及回应该等有意投资者在尽职审查过程中提出的查询。诚如陈先生所确认，于本公布日期，尽职审查并无预期完成日期，亦尚未向任何有意投资者授出排他性权利。陈先生仍与若干有意投资者就可能合作进行商讨及磋商，但并无重大进展。概无就可能合作订立最终或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今年4月，老恒和酿造公布，陈卫忠表示，彼仍在透过一名财务顾问就可能合作物色有意投资者或战略合作伙伴，并无就可能合作订立最终或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可能合作未必一定落实进行。即使可能合作得以落实或最终完成，亦未必一定涉及该公司控制权变动以致须根据收购守则提出强制全面要约。 2014年上市的内地酱油百年品牌老恒和酿造传出主要股东有意售股，外电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公司主席陈卫忠正与一家顾问机构合作，寻求出售公司逾49%股权，该顾问机构已接触潜在买家，包括A股上市海天味业，以及本港老牌酱油厂李锦记。 老恒和昨晚发公告，指陈卫忠确委任一名财务顾问就公司长远发展及利益物色有意投资者或战略合作伙伴。但无就可能合作订立具法律约束力之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李锦记及海天味业的代表均未有回应传闻。据老恒和酿造的财报资料显示，公司主席陈卫忠持有公司49%权益，但是早前已将大部分股权抵押予建设银行（00939-HK），而内地富豪解直锟则持有约13%权益。
贾跃亭突然辞去CEO！前拜腾董事长毕福康能否扭转FF命运？ CPUO（首席产品和用户官Chief Product & User Officer）这样一个陌生的缩写职务，是贾跃亭在法拉第未来（Faraday Future，下称FF）的新角色。 9月3日，在沉寂多时的FF终于又曝出重磅消息，宣布任命毕福康博士（Carsten Breitfeld）为全球CEO。同时，FF创始人贾跃亭将辞去原CEO职务，出任CPUO（首席产品和用户官Chief Product & User Officer）职务。 毕福康加入FF前，曾担任电动车初创公司拜腾的CEO和董事长，不过于今年1月和4月分别辞去两项职务，此后毕福康的去向引人关注。根据FF官方消息，毕福康将全面带领公司核心团队实现战略目标，持续打造行业领先的技术及产品，并重点推动正在进行的融资活动。 毕福康在声明中表示：“我决定加入FF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贾跃亭先生；二是FF行业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最后则是全球合伙人制度。” 他说道，贾跃亭很早就想请自己加盟FF，而他也非常欣赏贾跃亭的企业家精神和对未来出行生态的高精准预判能力。“作为创业者，我也比其他人更能了解他作为FF创始人。”毕福康博士表示。 在经历了与恒大分手，并引入九城新资金的一系列变革后，FF正在全力投入FF 91电动车的量产。但长期的官司缠身已经让FF元气大伤，技术和生产进程都搁置已久。 但毕福康对此表示乐观，他说道：“FF已经拥有了世界领先的产品技术及专利，在传统电动车、车联网、人工智能、出行生态等领域已经做出了令人惊叹的创新成果，在商业模式创新和用户生态创新上更具FF独有的竞争力。” 毕福康曾在宝马工作20年，并参与宝马电动车i8的研发。不过他的能力却没有能够帮到拜腾。在拜腾的新车M-byte上市前，毕福康宣布离开。他是否能成功帮助FF取得融资进展也打上一个问号。 与此同时，贾跃亭辞任CEO令人颇为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贾跃亭此前的合作伙伴、一位FF联合创始人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贾跃亭必须做出牺牲，包括放弃对公司的控制权。” 但根据FF方面人士称：“贾总‘退而不休’。”贾跃亭为自己新设立的头衔为首席产品和用户官（CPUO），负责互联网生态系统战略的整体落实，领导人工智能、产品定义、用户获取、用户体验和用户运营等相关工作。他表示：“我之所以放弃一切，就是把FF做成，尽快彻底偿还余下的担保债务，实现变革汽车产业的梦想。” FF还正式宣布公开招募全球董事长一职。贾跃亭还表示，正建立债务偿还信托基金，以实现优先、尽快、彻底解决其个人余下的担保债务问题。 今年4月， FF曾对外宣称获得一笔由美国商业银行Birch Lake高达2.25亿美金的新一轮融资。在这笔高达2.25亿美金的融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计划是1.5亿美元的供应商信托，旨在为FF的主要供应商提供信心，并获得他们支持FF 91按计划生产的承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FF拖欠供应商有记录的金额就达到了8000万美元。
85岁去流浪，吃保健品吃到丢房子，结果…… 张光兴在北京市丰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领回房产证。 85岁的老人开始“流浪”，因为他的房子没了。16个月后，房子回来了，却背上了400万的债务。 比起其他200多个家庭，乃至全北京、全国所有因“以房养老骗局”“套路贷”失去房子的老人，他算是“运气很好了”。 85岁那年，张光兴开始“流浪”。 这位原卫生部退休干部租地下室住、到亲戚朋友家洗澡，居无定所。因为他的房子没了。 2016年年底和2017年年初，这位北京老人用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分两次借贷400万元，“投资”新元盛业生物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新元公司”）。公司承诺的还贷、收益、保本和免费提供保健品都没有兑现。张光兴债务缠身，房子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掉，他一度被迫离开了家。 近两年，许多跟张光兴一样失去房子、背上债务的老年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张光兴的代理律师齐正解释，2017年，因全北京有200多人报案，新元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法定代表人王淑芳被北京警方逮捕。与其相关的部分案件至今仍在侦查中，涉及的房产有200多套，张光兴是其中一个案例。 “流浪”16个月后，今年7月，根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张光兴的名字回到他曾失去的房产证上。老人也回到住了将近30年的老房子里。 另一些签下他名字的纸张，眼下仍令他喘不过气。400万元，欠款合同白纸黑字，债权人把他送上了被告席。 “新元公司的案件涉及的200多套房产中，张光兴是目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拿回房子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田硕宁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 律师齐正认为，比起其他200多个家庭，乃至全北京、全国所有因“以房养老骗局”“套路贷”失去房子的老人，张光兴算是“运气很好了”。 “有房子吗？有汽车吗？” 齐正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退休干部张光兴年轻时学医，晚年却不信医生，更信保健品。 老人家是资深的保健品消费者，他关注各式各样的产品，瓶的、罐的，固体的、液体的。他曾跟上百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听课，平时看保健养生类书籍。他看书时还喜欢做笔记，在空白处写心得感想，几乎在每行字下面画线画圈。 2016年，新元公司的酵素类产品引起张光兴的注意。“酵素啊，酶啊，我非常感兴趣。”他说酵素的理念，和他当初在医科大学学的内容是一致的。新元公司的宣传资料印得“非常多，随便拿”。张光兴越研究越认同，开始购买产品。 当时，对老人来说，唯一的问题是这种保健品“价位太高”。张光兴很快发现，自己掏钱，“继续吃下去比较困难”。 据张光兴和多位老人回忆，新元公司有一个部门叫“贷款部”，负责把老人介绍给小额贷款公司或放贷人。 “有房子吗？有汽车吗？”新元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建议他，将房产作为抵押物，可以从私人借贷公司借来好几百万元，再将这笔钱作为投资，注入新元公司，张光兴就能不花钱吃酵素了。 老人记得，新元公司当时承诺，会签下协议，帮他偿还贷款产生的利息，每个月还会给他一笔投资收益，称之为“回购款”，贷款到期后新元公司归还本金，算是“以房养老”。 张光兴当时很动心，回家跟妻子刘曙光商量。老太太起初不同意，最终在老爷子的坚持下答应了。如今回想那个时候，刘曙光直咬牙。 2016年12月，经由新元公司介绍，两位老人被一位放贷人带到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在几份文件上签了字。 直到今天，张光兴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签下那些文件的，他最后也没有拿到公证书，更搞不清楚经公证产生法律效力的文件约定了什么内容。后来据媒体报道，类似案件中有些老人，在公证程序进行期间，甚至不记得见没见着公证员。 程序完成后，张光兴被新元公司告知，他抵押的房产可以从放贷人那里借出300万元，这笔钱将用于购买新元公司的保健品800公斤。老人表示，新元公司当时承诺每个月给他6万元“回购款”，一年之后全额返还300万元本金，贷款产生的每个月9万元利息，也由新元公司来还。 此后每个月1日，说好的6万元都会按时打到老人银行账户，打款人是新元公司。银行流水明细单显示，新元公司也的确将利息打到了债权人的账户上。 张光兴也琢磨过，“房子市值将近600万元，却只贷了300万元，是不是有点不合算？”后来，他对当时的收益情况很满意，于是又将自己的80万元存款投入新元公司。 2017年3月，张光兴被放贷人劝说，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再次签下自己的名字，借贷100万元。 在相隔4个月的两份经公证的债权文书上，债权人是两个不同的人。为这两次借贷进行信用担保的人名叫杨世军，他分别收取了9万元、13万元的担保费。 对张光兴这样的老人来说，公证处这3个字，有着特别的公信力。可用齐正的话说，他接触的“以房养老骗局”“套路贷”相关案件，大多都会使用把老人领到公证处签字的方式。 受访者供图 抵押房子的老人，借来的钱除了注入保健品公司，还投资五花八门的信托基金、理财产品。“这些人利用了公证处的公信力，削弱老人的防备意识，因为老人认为公证处就代表着公正。”齐正说，“但有些公证员，跟小贷公司的人特别熟。” 张光兴还没有来得及看账户，他借来的钱就直接转给了新元公司。此后，张光兴在7个月里收到两笔“投资”的“收益”，累计44万元。新元公司在7个月里累计帮张光兴还款72万元。 齐正后来帮张光兴算了算，新元公司给老人的这些“收益”，不足以弥补张光兴投入的80万元，也不足以弥补后来陆续产生的“房租、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用、保险公司保全房产的保函费用”。 更何况，就算房子回来了，老人还背着400万元的债呢。 钱没了，老房子也对他关上了门 危机在2017年7月开始显现，用齐正的话说，当时，新元公司“资金链断了”。 在这位律师看来，新元公司的经营方式是“庞氏骗局”，“利用新投资者的钱，给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而王淑芳“只有忽悠的本事，没有真正经营的本事”，资金链断裂是迟早的事。 “新元公司的贷款部门，本质上是多个小贷公司的工作人员和非法职业放贷人组成的。套进来的人越多，利息也越滚越多，王淑芳的融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不可持续的。”齐正向记者解释。 那个7月，包括张光兴在内，许多“投资者”都没有收到新元公司打来的“回购款”，该给借贷公司的钱也没有到账。这些抵押房产借贷的人，开始陆续接到催款电话。他们找新元公司催问，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答复，钱也要不回来。最后，不少人选择报案。 一个月后，新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淑芳被警方逮捕，“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张光兴必须自己面对400万元债务和借款不断产生的利息，就连他那800公斤保健品，因为没有搬回家，似乎“也打水漂了”。 新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逮捕还不到一个月，张光兴家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初为他做担保借钱的杨世军。 杨世军与张光兴的两位债权人签下债权转让合同，如今成为张光兴唯一的债主。在杨世军眼中，事情很简单，就是张光兴跟他借钱投资，失败后还不上钱了。 在熟人眼中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张光兴开始琢磨卖房还债。作为退休干部，他张罗卖房手续时惊动了老干部局。局里的人一听这事儿，都说他“肯定是被骗了”“这么大岁数他贷什么款？不可能”。当时，刘曙光去加拿大探望女儿，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张光兴没卖成。等老太太回国，一听卖房，立刻就否决了。 几个月后，杨世军再次出现时，张光兴的名字，已经从自家房产证上消失了。 起诉书。受访者供图 老两口这才弄明白，自己当初在公证处签下的文件里，包含了一份委托书，“受托人可以代我们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房产产权转移、过户事宜等”。委托人是刘曙光和张光兴，受托人正是杨世军。 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杨世军已经把房子以400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丁明的人，低于市场价约200万元。齐正给记者展示了另一份文件的复印件，上面显示，丁明在“买”下这套房子之后，又将其抵押给杨世军。 去年12月，张光兴与被告丁明、第三人杨世军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在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丁明出庭并承认，自己并没有真的拿钱买这套房子，只是因为拥有北京户口，替杨世军挂了个名。房子真正的拥有者，还是杨世军。 也是杨世军敲开了张光兴的房门，要求两位老人离开“自己”的家。 扯皮的过程，张光兴已经不太记得，只记得杨世军带来的人“很讲究，只说话，不动手”。 老两口报警了，但民警看了房产证上的名字，无可奈何。双方没有任何肢体接触，最后民警只能说：“你们这是经济纠纷，得通过法院来解决。” “收房”的人拿着房产证，叫来开锁公司，直接给房门换了锁。这处8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张光兴和刘曙光老两口一人占了一间，杨世军带着另一个陌生人在客厅住下了。 两位老人约好，不能同时出门，至少要留一个。门锁已经换了，一出去，恐怕就回不来了。他们的女儿女婿都在国外，一时赶不回来。 老人和收房人共同生活小半个月，偶尔互相冷嘲热讽几句，大多数时候相顾无言。老两口在厨房自己做饭吃，对方每天叫外卖。刘曙光发现，当初的两个债权人之一，偶尔会来给杨世军及他的同伴送饭。 与此同时，杨世军开始领人来看房子，要把房子转卖出去。从早到晚，看房的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刘曙光要是碰见了，就凑过去提醒对方，“这房子别买，产权可有争议啊”。这话丢出去，来的人“脚后跟一旋就走了”。 这场对峙持续到2018年4月10日，那天刘曙光恰好不在，张光兴一个人守着老屋。突然间，房子的水电煤气都停了。 张光兴一紧张，忽略了老伴不在家的情况。他走出房门，进入楼道查看电表箱，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 这间他住了将近30年的老房子，在他面前牢牢锁上了房门。 与张光兴处境相同的老人，近来年陆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已经立案的包括北京中安民生的“资产养老”案、广艳彬案等。类似的案件中，老人往往经历暴力收房或被迫卖房。 在公证处签下一摞文件后，许多老人的房子就此被小贷公司控制。即便有些涉案人被依法判刑，被抵押出去的房产仍然难以追回。有着法律效力的“签名”和“公证”，成为司法部门的最大阻碍。 可他们同样很难说清，自己是否真的对签下的那些协议毫不知情。杨世军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提及，张光兴借款时的两次公证，公证处都有全程监控录像，随时可供查阅。他本人也愿意跟张光兴、刘曙光当面对质。 “到底是谁在说瞎话？现在是谁在赖账？谁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推卸责任？谁在不择手段地弄这些事儿，当一个表面上的受害者？”杨世军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 涉及“以房养老”骗局的新闻出现频繁，张光兴格外留意。他在一个与自身遭遇相似的案件中，看到了律师齐正的名字，觉得这个律师“有经验”。 那起案件中，齐正帮受害人拿回了房子。他坦承，由于公证书的存在，这样的案件办起来很有难度。 2018年7月左右，张光兴辗转找到了齐正。 “围猎”老年人，开始是钱，后来是房子 张光兴离开老房子时什么都没带，刘曙光还好点，背了包，身份证在身上。老两口一起用力拍门，随后报警。派出所民警来了两次，跟他们一起拍门，里面毫无动静。 刘曙光回娘家暂住，张光兴却不肯离开这座老楼。他在老房子的同一个单元里，租到一间地下室。 8平方米的地下室不见阳光，泛着潮气，卫生间在走廊里。张光兴没处开伙，顿顿饭都去附近市场的大排档解决。他一向追求养生，少盐、少油、吃素，大排档的菜得拣着吃。 他躺在地下室的床上，往上数五层，就是自己曾经的家。每隔几天，他就上楼去看看，敲敲房门。 有一次里面有人应声，张光兴赶紧要求拿回自己的包，“起码把身份证给我”。最终，他拿回了一个笔记本、一双鞋、一个保温杯，还有他的身份证。 张光兴在地下室住了4个多月，熬过了2018年的夏天。地下室没有空调，85岁的老人拿湿毛巾擦汗，每隔几天再去亲戚家洗澡。 9月，张光兴搬出地下室，和妻子在离家不远的一栋筒子楼租房，新住址仍然没有离开方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的方庄一带开始建设各国家部委的宿舍区。当时交通不便，张光兴得坐单位的班车。如今，这里早被裹进市中心。日客运量近百万人次的北京地铁5号线从小区附近穿过，30年前荒凉的街道，现在在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在早晚高峰时段打开手机地图，会看见它们呈现表示交通拥堵的深红色。 齐正一直在劝老人搬远一点，他担心哪天要是遇见杨世军，没准老人又被劝着签了什么东西，“老头太好哄了，让签什么都签”。 刘曙光也劝他搬到四环之外的地方，租金便宜点，但张光兴不肯去，“就认方庄，他熟悉”。 房子没了，张光兴去公证处调取公证书，才知道当初给自己办理委托的一位公证员名叫杨宏舟。 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田硕宁提到，就在今年年初，方正公证处包括杨宏舟在内的8位公证员，因涉嫌一系列“套路贷”“以房养老骗局”案件，已被朝阳警方正式批捕。 “这是一套黑产业，有食物链。”齐正解释，一些人趁着“金融创新”的时代，趁着“很多监管和法律都没有跟上”，钻着空子做局，“围猎老年人”。前些年还只是骗钱，这两年干脆“盯上了他们的房子”。 这位律师收集到的证据包括一系列案件中的合同和文书，有所有相关者的签名。张光兴当初与新元公司、杨世军等人签订的所有协议的复印件，目前也都被齐正搜集完毕。 张光兴守着老房子等待，2018年12月26日，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里写着：“杨世军以张光兴的名义与丁明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 张光兴签了那份委托代理房产的文件，杨世军就是他的代理人。民法总则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杨世军以张光兴的名义把房子卖给丁明，实际上是卖给自己，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就是无效的。”齐正向记者解释。 杨世军不服一审判决结果，进行上诉。2019年4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两个月之后，北京市方正公证处送来一份文件，撤销2017年3月为张光兴、刘曙光夫妻做的那份“委托杨世军办理房产抵押、解押、出售”的公证书。 撤销的依据是《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公证书的基本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应当作出撤销公证书的处理决定”。 上个月，中信公证处也针对近800处房产涉案的中安民生案，出具了一份承诺式的决定书，表示不给涉及中安民生的公证债权文书出具执行证书。 时隔一年多，刘曙光重新走进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却感到陌生。家具蒙上厚厚的灰尘，屋里弥漫着怪味，纱窗被老鼠咬破。老太太用钢丝球一遍遍刷洗柜底的污迹。 家里储藏的酒都成了空瓶，一本属于她的日记不见了。客厅桌上有一本不属于这个家的物权法，被翻得很旧，刘曙光猜测，也许是杨世军的。 今年1月，杨世军一边上诉，一边另案起诉张光兴，要求其偿还贷款。6月18日，丰台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目前还没有判决结果。 在齐正看来，这起“新元酵素案”中第一个拿回房子的案子，或许会成为相关案件中较好的判例。 据媒体报道，另一位因新元公司抵押了房子的老人，至今仍不知自己当时在公证处究竟签了什么合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债主到底是谁。 双方都觉得对方是骗子，自己是受害者 张光兴也很难说清，自己的债主究竟是谁。齐正根据收集到的银行流水单据判定，从始至终，借钱给张光兴的人都是杨世军。 杨世军则认为，在这件事情当中，大家最该弄清楚的是“到底现在谁是受害者”。他眼中的张光兴，想逃避还钱的责任，“受益的时候往前冲，承担风险的时候往后缩”。 在张光兴最初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上，出借人的名字都不是杨世军。一审法庭上，杨世军否认与两位债权人相识。但齐正把几份文件的复印件作为证据摊在桌上，他指出，杨世军和那两位债权人给法院留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张光兴的房子回来了，但老两口心有余悸。刘曙光时不时会想起杨世军在法庭上喊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样子。“我要是借出去400万元，也得想着法子要回来啊……还是得新元公司把这个钱还上才行。”说着说着，她就皱起眉头。 但杨世军觉得，这钱就该由张光兴来还。“新元公司的人我也不认识，跟我也没有协议，我找他们要钱不是无理取闹吗？”他还表示，打电话跟张光兴要利息，老人对他说“我让朋友给你打过来”。 “我当时也是被他给骗了！”提起这件事，杨世军同样气鼓鼓地说，“我就只想把钱放出去挣点利息……他（张光兴）当时跟我借钱时，诓我说要在海南买房定居，谁知道扭头投资理财保健品。” 齐正也知道关于海南投资的事，据他解释，新元公司当时给张光兴的56万元，都被“海南儋州一家公司骗去”了，张光兴转账给儋州的开发商27万元要买房子，这笔钱也是齐正“花了好大力气给要回来了”。 杨世军起诉张光兴的官司，大家都在等待判决结果，这位律师觉得赢面很大，因为这“不是正常的民间借贷”，整个过程“都很荒诞”。 针对新元公司，张光兴今年5月17日才在齐正的建议下报了案，目前，这起案件正处在公安侦查阶段。齐正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前几天给两位老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案件已经开始调查了。 他们不想再接着住老房子了。半个月来，两位老人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抽空回来归置东西，旧物件卖的卖、扔的扔。 7月30日，张光兴的名字回到了房本上。齐正和刘曙光一致认为，房本不能让张光兴拿着，“再被人哄着签个什么，又把房子弄丢了”。 齐正回忆，一年多前，他刚成为张光兴的代理律师，不到一周就接到这位老人的电话，邀请他“入股认购”某项目。 “老爷子不会是又陷进传销了吧？”齐正急了。电话那边，张光兴含糊地说起，自己在通州。没过多久，他被送回家。齐正推测，那边大约是觉得老爷子身上“实在无利可图”。 他曾亲眼看着这位86岁的老人，在小区门口被健身房发传单的小伙子游说，差点办了卡。他不得不冲上去把老人家拦住：“我说您这把年纪就别健身了！” “我也不能保证，到了这个岁数，自己是不是就能保持清醒，不被骗。”这位中年律师叹了口气。 近年来，涉及房产“套路贷”的案件在全国各地出现，不少案件涉及公证员办理公证时有违规违法行为。2017年8月，司法部出台《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要求公证机构“不得为民间借贷合同进行公证，不得出强制执行书”，在涉及卖房委托公证时，“不得一次性把抵押、买房、解押全部写上，不得公证代收房款”等。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文件，提出对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施“套路贷”，应酌情从重处罚。 齐正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仅在北京，近年来几个系列案件中，被抵押、变卖的房产超过2000套。包括今年3月立案的中安民生案800余套，今年5月立案的理房网案约450套、融房网案约200套，以及新元公司的200套等。 收拾屋子的过程中，刘曙光时不时会翻出些箱子来，里面塞着各种保健品，都是张光兴这些年买来的。 即便遭了罪、吃了官司，张光兴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倔强。提及新元公司的酵素，他的评价仍是“这个产品确实不错”。 被问及以后会不会再买保健品，老爷子瞧了一眼老伴儿绷着的脸，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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