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EPORTER12月26日消息：《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是由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编写的欧盟委员会出版物，对全球2500家公司（这些公司的研发投资占全球企业研发投资的90％以上）的研究投资水平进行排名。2020年，欧盟将华为列为第三大研发投资方。在欧盟确认华为跻身全球创新三强公司之列后，华为驻欧盟机构首席代表刘亚伯拉罕表态，未来欧洲仍需使用最好的技术和创新，华为随时准备与欧洲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华为的大部分全球研发均立足欧洲，2000年华为在瑞典成立第一家研究中心，如今华为已成为欧洲ICT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欧洲竞争力，并为缓解气候变化和欧洲绿色协议做出贡献。
随着近期市场抱团股的松动，蓝筹股泡沫也成了市场关心的一个话题。有关券商也因此发布研究报告，称目前市场上的蓝筹股泡沫为“A股史上第一次蓝筹股泡沫”。本人以为，这个说法还是基本正确的。 从A股市场的历史上看，蓝筹股出现泡沫的时候其实并不多见。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2007年的后“5.30”时代。当时正是一些蓝筹股的炒作，将上证指数炒高到了6124点，这也是目前上证指数的历史最高位。 A股市场历史上蓝筹股出现泡沫的情况之所以较少，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A股市场由于投资者不成熟的原因，所以市场热衷于投机炒作，炒作各种各样的题材股。而蓝筹股除了业绩相对优秀之外，在题材炒作上并不占多少优势。另一方面，蓝筹股通常都是一些大盘股，并不适合于市场投机炒作。毕竟A股市场在很长一个时期，机构投资者的力量都是很薄弱的，所以蓝筹股通常是被市场冷落的对象。因此，蓝筹股受到炒作的机会不多，出现泡沫的机会自然就少。 不过，尽管后“5.30”时代市场对蓝筹股的炒作也让一些蓝筹股出现了一定的泡沫，但与当前市场的蓝筹股泡沫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当时的蓝筹股市盈率，能炒到40倍、50倍，那就已经是上天了。但当前抱团股的市盈率，50倍、60倍市盈率那是偏低的，上百倍市盈率比较常见。因此，与目前的蓝筹股泡沫相比，后“5.30”时代的蓝筹股泡沫也就不成其为泡沫了。所以，称目前的蓝筹股泡沫为“A股史上第一次蓝筹股泡沫”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如果称为是“A股史上最大的蓝筹股泡沫”则会显然更加准确。 当前的A股并没有走出真正意义上的牛市，但蓝筹股却形成了史上最大的蓝筹股泡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这样四条原因。 一是价值投资理念开始深入A股市场。虽然A股市场仍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投机炒作，但随着管理层一直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价值投资因此也潜移默化到了投资者的心中。如此一来，一些优质白马股、蓝筹股以及行业龙头股，就成了投资者相继买入的目标。 二是市场扩容加速，优质白马股、蓝筹股也就成了投资者的共同选择。市场加速扩容，一些老股会加速边缘化。为了避免自己买进的股票被边缘化，所以，白马蓝筹股就成了市场关注的对象。 三是A股市场优质公司太少。虽然A股市场在加速扩容，但上市的优质白马股、蓝筹股数量却较为有限，可供投资者投资的蓝筹股数量有限。比如，目前A股上市公司超过4100家，但机构抱团的股票也就在100只左右。可见市场上的蓝筹股数量还是太少。 此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年机构投资者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保基金、养老金、保险资金等相继入市或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规模；另一方面是投资基金发展迅猛，如去年一年，公募资金的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万亿，公募基金的总规模超过18万亿。此外，就是随着A股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境外资金流向了A股市场。而这些资金的首选目标就是白马蓝筹股。 也正是基于上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就形成了A股市场的抱团炒作，导致一些蓝筹股的市盈率越来越高，进而出现了A股史上最大的蓝筹股泡沫。而蓝筹股泡沫同样也是泡沫，哪怕是再美丽，但是泡沫难免会有破灭的时候。目前抱团股出现松动，一些明星基金开始调仓换股，这正是这些基金经理们意识到蓝筹股泡沫风险到来的缘故。而作为其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更需要正视蓝筹股泡沫的负面作用以及投资风险。 比如蓝筹股泡沫的出现，实际上是对价值投资理念的一种颠覆。因为投资蓝筹股原本是一种价值投资，但在蓝筹股泡沫呈现的情况下，投资蓝筹股却变成了一种风险投资。这显然背离了价值投资的初衷。又比如，在行情上涨的情况下，白马蓝筹股理应是行情上涨的推动力或领头羊，但由于蓝筹股充斥着大量的泡沫，这就使得蓝筹股失去了上涨的动力，因而也就很难带动市场的人气。更重要的是，蓝筹股理应是维护大盘稳定的重要力量，但在蓝筹股充满泡沫的情况下，蓝筹股甚至成为领跌的力量，这更容易损害到市场的信心。因此，对于蓝筹股泡沫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投资者需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自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将力争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以来，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各行各业未来规划的重要部分。刚刚闭幕的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重申这一目标。 在推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金融业可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如何探索推动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中的生态环境准入体系？要回答好这一系列问题，离不开顶层设计对绿色发展的重视，也离不开跨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第一，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第二，要把自然保护的需求纳入国际经济发展规划和各项政策方针的制定过程中，促进财政、金融、商贸和保护部门之间的深度对话和联动；第三，要推动信息的收集和分享，为各项决策提供支撑。”12月1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在“一个长江”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如此表示。 信息匮乏、标准缺失成为ESG领域的重要制约因素 在保护环境、推动绿色发展方面，金融的重要作用正与日俱增。“金融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绿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发展部总监助理、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可持续工作组副主席李莹莹表示，近年来全球ESG投资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二季度末，中国成为欧洲和美国之外规模最大的被动型可持续发展基金市场。 这一成绩值得赞叹，但远未达到理想状态。标准的缺失、有效信息的匮乏让金融行业难以有效评估企业、项目是否生态友好。据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房志介绍，目前中国企业在ESG信息披露的整体成绩还有待提高。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从全球范围实践来看，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要求逐渐从“鼓励性披露”，向“不披露就解释”和“强制披露”递进，并且致力于建立更多的可量化指标标准。而从我国内地实践来看，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以及生态环境部等都对企业ESG信息披露有一定的相关要求。上交所在科创板股票注册要求中加入了对ESG相关信息作出强制披露的要求，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保护环境、保障产品安全、维护员工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等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从2009年到2020年，A股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的数量从371份增长至1021份，数量增幅持续稳定。到今年6月为止，约有27%的上市公司发布了ESG报告，其中沪深300上市公司2020年有259家发布报告，占比超过86%。 然而，尽管上市企业开始逐渐关注ESG相关信息的披露，但披露的质量整体偏低。数据披露不全、标准不一、缺乏可对比数据、披露形式不规范、缺乏合理内控审核等问题明显。这让投资者难以判断企业实际践行ESG的效果。 要加强相关披露，不仅需要金融监管进一步明晰信息披露的框架和标准。实际上，即便仅仅考虑物种、景观保护领域内部，很多活动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仍是空白的。周志华表示，当前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活动标准是不明确的；而其他一些领域的一些标准又比较零散，难以整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造成困惑。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二级巡视员、CBD COP15中方谈判代表刘宁则强调，“国内ESG投资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是信息缺乏，尤其是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希望上市公司、科研机构有更多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信息披露尝试，能够在投资领域逐步完善生物多样性的准入标准，对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潜在项目进行充分论证。例如，在重要区域，生物多样性不仅被纳入环境影响评价，而且在决策程序中也应该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 华泰证券研究所联席负责人张光耀则提示，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地方，需要有自己的工具和方法去认识和评价企业，解决ESG投资决策的现实障碍。 需将环境风险因素纳入金融机构投资决策机制 “客观来看，在环保领域，与私营部门、社会机构、社会团体几个关键的利益相关方相比，金融机构的参与程度相对偏低。从全球范围来看，包括欧盟等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对金融行业从业者，他们很难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价值或者跟自己行业的依存关系。另外，相比投资回报周期很长的生物多样性来说，市场机遇和市场价值会对金融业有更大的吸引力。”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履约二处副室主任王也表示。 要改变这一现状，要让金融机构更多意识到自己所投资项目未来潜在的风险点。例如，在评估度假村项目时，就得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资源有很高的依赖性；如果投资一款以某种植物为原料的化妆品，应该意识到这个项目某种特定的植物资源或者遗传资源的依赖性很高。在投资者做决策时、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都得考虑到上述环境因素。 王也表示，金融机构、投资者要站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角度，考虑投资结构。“比如，如果一个项目因为很高的依赖性而破坏了某种生物多样性资源，将对此后的投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或者未来政策变化，也会加强对此类不当投资活动的约束。”她提示，金融行业的从业者越早意识到这样一个风险点，就可以越早地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来，掌握主动权。 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也表示，相关的政策法规与时俱进非常重要，同时改变也面临困难。“改变标准会触碰很多既得利益，例如改变燃油标准可能会影响到能源企业。但是，如果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及时反映社会发展带来的环保新目标，就可能成为助纣为虐的政策。未来，相关法规必须注重社会责任，要把上述环保标准落在实处，使其真正成为项目能否上马的关键因素之一。”
2021年开年以来，人民币表现相当红火。1月7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4608，结束此前两日连升；但就在1月6日，人民币中间价升至6.4604，这是2018年6月20日以来的最高水平。招商证券预计，2021年四个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分别为6.65、6.45、6.30、6.05。考虑到未来美元仍有望维持疲软走势，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继续走强。不过，人民币持续升值对进出口部门和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对相关企业的“钱袋子”会有实质影响。 “去年10月份以来接了大量订单的出口企业，在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升值以及物流成本的上升背景下，订单利润被大幅度蚕食；但对进口企业来讲，由于疫情对大宗商品的进口阻断，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发挥出人民币升值的价值。”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如是表示。 在近日的采访中，不少经济学家对记者称，人民币升值、美元走弱，对于出口导向的电子元器件行业，特别是苹果产业链冲击较大；而航空等行业有美元负债的净敞口，因而从中获益。 专家称供应链错配 “天平”不平加速升值 谈及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付鹏对记者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是唯一做到全民防疫的国家。同时，我国的生产与经营活动恢复得最快、最好，这就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人民币升值与全球供应链错配密切相关，大规模订单向中国转移，与此同时出现了我国的出口顺差，出口增多，推动整个资金流入，也让我们看到了货物等集装箱、等船期的现象。”付鹏进一步说，“人民币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个‘天平’实际上是不平的。资本流入加上经常项下巨额的顺差，这种全球供应链的错配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 深圳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分析师对记者表示，人民币汇率上升一方面是美元指数大幅下行，另一方面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我国央行在疫情期间货币政策保持谨慎、维持定力，再加上国内经济指标在全球“一枝独秀”，使得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强。 一般而言，人民币对美元走强是利好进口企业，对于出口企业亦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不少专家也表示，人民币升值、美元走弱，对于出口导向的电子元器件行业，特别是苹果产业链冲击较大；而航空等行业有美元负债的净敞口，因而从中获益。 “对于进口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十分有利，当然有一些出口企业，一方面产品出口会创汇，另一方面原材料也需要进口，这样的话尽量把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商品的期限进行匹配，从而一定程度上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向记者表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企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有利于进口企业。 但在2020年疫情影响下，令进出口企业受到波及的已不仅是汇率。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日子确实不好过，”付鹏表示，“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人民币升值及物流成本上升，10月份以后的订单利润被大量蚕食掉。也正由于人民币快速升值，订单来得很快，且集中在了去年10月份以后。据我了解，很多企业（比如江浙沪区域）对外贸订单爆发没有做太多的预期和准备，所以基本没有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方案，多数属于接了单子不挣钱。” 付鹏补充道，“从理论上来讲，人民币升值了应该是利好进口企业，其实由于疫情的特殊因素，再加上国际环境本来不好，很多大宗品的进口出现了阻断，整个供应链上出现了错配，对此类企业的伤害实际上超过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价值。” 出口企业办法多 极力规避汇率风险 正如上文所述，对于部分出口占比较大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相对明显。 一方面，去年疫情冲击下外部需求已放缓，叠加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成本提高，进而影响出口企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在出口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出口收汇不采取措施管理汇率风险，会造成出口收汇的人民币减少，通过汇兑损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出口企业有必要采取措施，防范和规避汇率风险。”上述券商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往往低于别国同类产品，尤其是比重较大的农、矿及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较低。一旦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将大幅上升，产品将失去一定竞争力。 近日，有产品出口占比较高的企业向记者直言：“人民币升值对公司影响比较明显，将在发年报时做彻底复盘，目前不便分析。” 不过，据记者了解，不少出口企业皆备有相应的举措，通过将汇率变化纳入产品报价、采用多币种结算货币、使用金融工具锁定汇率、贸易双方共担汇率风险、外汇套期保值等方式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作为一家产品出口收入占比高达七成的小家电企业，新宝股份表示，其面临的汇率风险主要来源以美元结算的进出口业务，主要通过加强对汇率变动的分析，运用远期外汇合约等金融工具保值避险：“公司尽可能将外币收入与外币支出相匹配以降低汇率风险；此外，还可能签署远期外汇合约或货币互换合约以规避汇率风险。” 有了解中兴通讯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兴通讯则是通过强化基于业务全流程的外汇风险管理，通过商务策略引导、内部结算管理、融资结构涉及与外汇衍生品保值等举措来降低汇率风险。此外，公司还会尝试推进海外项目的人民币计价及结算，以期长远降低汇率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国际市场已相对完善的产品方面，维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是应对汇率变动的有效措施之一。 “公司主导产品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产品处于全球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司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产品报价是按照客户主导的招标等市场竞争机制形成。”从事平板显示材料及触控器件研发生产的莱宝高科曾回复投资者称，“基于全球充分的竞争环境、客户全球市场销售和全球化的供应商体系，近几年来外销产品价格均没有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挂钩调整。” 进口企业迎利好 价值或重估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多个研究观点认为，原料进口型上市公司及存在海外负债的企业或将获益。 中信证券研究认为，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内企业外债主要以美元标价，对于海外负债较多的行业而言，人民币上涨会引发企业价值重估，降低负债压力；从成本收益端来看，海外进口产品、原料占比越高，成品出口占比越低的行业，受益于人民币升值的弹性越大。 众所周知，国内航空公司购买飞机以进口为主，且存在大量外币债务。中金公司在研报中指出，根据各航司披露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国航和东方航空的美元带息负债折合人民币分别为581亿元、442亿元。据中金公司测算，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1%，将增厚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净利润分别约为4.4亿元、3.3亿元。 此外，人民币升值还给国内航司带来了汇兑收益，使得公司财务费用大幅下降。据2020年三季报数据，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前三季度财务费用分别下降58.06%、47.2%、45.90%。 在原料进口型企业层面，以造纸业为代表，其进口原材料的成本有望降低。从事食品包装纸生产的五洲特纸曾在互动平台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公司生产所需木浆以进口为主，且基本以美元结算，在木浆采购单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公司以美金结算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作为国内生活用纸龙头企业，中顺洁柔也曾回复投资者提问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公司原材料采购，会致使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幅下降。此外，在港股上市的箱板原纸生产商玖龙纸业由于外汇采购量较大，且美元借款占比较高，亦有望明显受益于人民币升值。据浙商证券测算，人民币汇率升值1%，对应玖龙纸业提升净利润为5895万元，参考2020财年净利润，对应净利润提升1.4%。 但也有专家提示称，外界应该更谨慎看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相关影响。2021年1月6日，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经济学家谭雅玲撰文指出，我国人民币目前依然是本币形式，可兑换或国际货币资质尚未实现。此外，贸易竞争汇率是焦点，我国处于全球化供给方位置已经无法替代，此时人民币升值保住的是规模、损失的是利润。 “对于持有人民币的外贸企业来说，如果持有的美元较少，受到的损失也会较少，”杨德龙向记者补充称，“因此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一定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可以采取汇率远期来进行对冲风险，防止汇率的波动可能会对持有的外汇造成贬值的风险。”
原标题：全军覆没！阿里腾讯京东全部下架存款业务，被指是“无照驾驶”？ 互联网时代，巨头们纷纷开疆扩土，金融这块大蛋糕更是被争相“分食”，但是现在，互联网似乎迎来了一波大洗牌，从带货直播到网上借贷再到下场卖菜，全都被洗了个遍，如今，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存款产品几乎全军覆没。 据悉，继蚂蚁之后，各大平台紧随其后，纷纷选择下架，当前，阿里腾讯京东全部下架存款业务，就连滴滴金融、陆金所携程金融等等软件存款业务都消失了。 近两年来，各大平台生怕落后于人一步，所以纷纷选择推出存款产品，和下场卖菜一样，为了拓宽获客渠道选择了收益高、门槛低等等手段，其中个人定期存款大多以3年、5年为主，5年期的最高利率能达到4.875%，几乎接近全国自律定价机制的上线，能看出巨头们也是拼了。 也正是巨头们的下狠手，让中小型的银行得到了发展，成为这些大佬的“坚强后盾”，在二三线城市、城乡小镇开了一家又一家。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能够更加便捷的享受到存款服务，对于中小银行来说，能够吸收存款缓解流动性压力，但是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却是一个难题。 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的演讲中，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表示，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此类业务，属于“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应该被监管。这也让巨头们快速的接收到一个信号，之后的金融存款恐怕没有那么“香”了，一不小心还会“引火自焚”，于是纷纷下架。 这次事件也再一次暴露出互联网产品的两面性，有优势的同时，潜在风险也不可忽视，一些自身抵御风险能力很弱的机构也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资金，这些平台会带来负债资金的不稳定，很容易对用户造成损失。 前不久宣布清零的P2P平台，就是互联网的金融新模式，最终落得一地鸡毛，投资人血本无归，受害者成千上万，这样的教训告诫我们，关于互联网金融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对于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大家怎么看呢？
报告要点 近期，中美利差从前期持续走阔转向收窄，引发关注。本文对中美利差驱动逻辑、演绎趋势做了系统梳理。我们分析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低估。 一问：中美利差映射怎样的宏观逻辑？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 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从2020年2月中旬以来，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反映了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中美利差，归根结底取决于中美经济形势差异。疫情影响下，一季度，中国经济显著负增长、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中美利差出现全年低点；二、三季度，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美国疫情恶化下，中美经济差异扩大、中美利差持续走阔；四季度，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中美利差转向收窄。 二问：中美利差收窄，是趋势的开始吗？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被显著低估 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水平在130BP左右、波动区间缓步下移。“后疫情”时代，中美经济逐步收敛过程中，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综合考虑中美经济驱动逻辑的不同，我们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显著低估，2021年中美利差最低或收窄至100BP左右。 中美利差的收窄，或以美债收益率的显著上行、中债收益率下行共同推动。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前期刺激政策效果滞后显现等，美国库存周期启动将会非常强，通胀上升较快，我们推测，2021年10年美债或上行至2%左右。同时，中国政策“退潮”较早、决心更强，信用“收缩”已经开启；“宽货币”对冲“紧信用”下，中债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2021年10年中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三问：中美利差趋势收窄会带来什么影响？资金流入减缓和人民币升值尾声 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海外资金流入动能或有所减弱，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等因素，会影响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性价比；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外资往往加快流向人民币资产，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 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2021年，中美经济将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大幅收窄、资金流入动能减弱，而美元指数或逐步走强。我们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或已接近尾声，未来将在市场机制下加大双向波动。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报告正文 一问：中美利差映射怎样的宏观逻辑？ 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近期中国债市震荡走强，直接得益于永煤事件后的流动性宽松，信用“收缩”强化了债市走强的基本面逻辑；反观经济本身，需求或已见顶。2020年11月中旬开始，为缓解永煤事件的冲击，央行加大公开市场和MLF操作，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下行，R001由2.8%回落至1%附近，带动中债长端收益率下行。信用“收缩”的开启，强化了债市走强的基本面逻辑，社融增速在11月见顶回落、12月加速下滑；反观经济本身，经济修复最快的阶段早已过去，需求或已见顶。 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的触发因素是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本质是美国经济前景向好。1月以来，美联储公布的FOMC会议纪要及多位官员讲话，频频提及“缩减QE规模”，引发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担忧。美联储鹰派表态背后，是疫苗推广及民主党统一国会后、拜登有望加码财政刺激等，使美国经济前景进一步向好。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带动美国通胀预期持续升温，也推动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 中、美债券收益率变化，带动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不论中债还是美债，主要受基本面和流动性和影响，而中美利差取决于中美经济、货币政策差异。疫情错位下，中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显著负增长、而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导致中美利差在一季度出现全年低点。为缓解疫情冲击，中美均采取货币宽松、但美国力度更大；而中国率先从疫情走出、美国疫情恶化下，二、三季度中美经济差异扩大，共同推动中美利差持续走阔。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带动中美经济收敛，中美利差在四季度开始收窄。 二问：中美利差收窄，是趋势的开始吗？ 2021年，中国信用“收缩”之年。财政“退潮”、货币对冲，“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政策托底加码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抬升，导致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资金利用效率越来越低。随着疫情逐步平复，疫情期间的非常态托底措施，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退潮”乃大势所趋，信用“收缩”已然开始。中性情景下，2021年社融增速或回落至10%左右。信用“收缩”背景下，传统增长动能回落，企业再融资压力上升、信用风险加速暴露，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需要采取适度宽松的对冲措施（详细分析参见《赵伟：“不急转弯”，是怎样的“转弯”？》）。 “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下，中债长端收益率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经验显示，社融增速见顶领先长端收益率1-2个季度左右，时滞与流动性变化相关；“紧信用”与“宽货币”搭配下，长端收益率一般趋于下行，2014年至2015年、2018年即为典型。不同以往，永煤事件使得流动性转向宽松，出现在信用“收缩”开始不久，长端收益率即开启下行趋势。随着国内需求见顶回落，经济基本面对债市支持显现。我们预计，2021年10年中国国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美国库存周期已然启动，经济与通胀形势综合考量下，美债长端收益率上行空间或被低估。自2020年8月起，美国库存增速止跌反弹，私人部门开始补库。同时，新一轮财政刺激落地，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等，让美国经济具备了更快释放增长动能的能力。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油价等的上涨可能使美国CPI同比在二季度前后升至2%。回溯历史，美国经济景气改善及CPI同比高于2%阶段，10年美债均上行至2%以上；参照2013年政策退出经验，美联储转向越早，10年美债破2%速度或越快（详细分析参见《10Y美债利率会否破2%？》）。 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明显下移，由2012年年均近170BP下降至2018年的约70BP，2019年中枢回升至近五年均值的100BP左右。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推动2020年中美利差中枢大幅抬升至200BP以上；随着中美经济逐步收敛，中美利差收窄趋势仍将延续。 三问：中美利差趋势收敛，会带来什么影响？ 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中美利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变化，主要受中、美经济相对强弱程度影响。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走阔，年底创历史新高；年中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归根结底均与中国率先从疫情走出、经济修复较快有关。经济错位下，货币政策退出节奏和力度差异，也对中美利差、汇率产生一定影响。 “后疫情”时代，继续看空美元存在逻辑缺陷，人民币被动走强的动力将明显减弱。短周期来看，美欧经济偏离程度对美元指数走势影响最大；前期美元走弱，与美国疫情总体控制差于欧洲、持续拖累经济预期有关。展望未来，随着美国有望在疫苗支持下、更早控制住疫情，以及更强的财政刺激力度带来更大的复苏弹性空间、刺激政策退出时点可能更早，美国经济复苏或强于欧洲，美元指数中短期或已见底。 人民币资产的比价优势依然非常显著，但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外资流入的动能或有所减弱。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国债收益率水平，明显高于同期限的美、德、日债券。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中国国债等人民币资产的性价比较高，吸引外资大幅流入；中美利差大幅收窄后，外资流入动能减弱、甚至出现净流出。跨境资金的流动，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逻辑。 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中美经济收敛过程中，人民币兑美元走强动能或逐步减弱；同时，美国经济先于欧洲修复下，美元指数或将逐步走强，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接近尾声。此外，中美利差收窄、外资流入放缓等，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外汇供求市场化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双波动或加大，引导企业树立“财务中性”理念重要性凸显，规避汇兑风险成企业重要议题。 研究结论 （1）随着中债收益率下行、美债收益率上行，中美利差从前期大幅走阔转向收窄。2020年11月中旬以来，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表示的中美利差，由前期持续大幅走阔转向收窄，从11月中旬历史最高点的249BP收窄超50BP至1月14日的196BP。中美利差收窄是中债下行、美债上行的结果，10年中债收益率从高点3.35%下行至1月14日的3.11%，而10年期美债上行近30BP至1.15%。 （2）从2020年2月中旬以来，中美利差从走阔到收窄，本质上反映了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从错位到收敛的过程。中美利差，归根结底取决于中美经济形势差异。疫情影响下，一季度，中国经济显著负增长、美国经济小幅正增长，中美利差出现全年低点；二、三季度，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美国疫情恶化下，中美经济差异扩大、中美利差持续走阔；四季度，随着美国经济加速修复，中美利差转向收窄。 （3）伴随中美经济表现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我们预计可能从目前200BP附近回落至100BP左右。2012年以来，中美利差中枢水平在130BP左右、波动区间缓步下移。“后疫情”时代，中美经济逐步收敛过程中，中美利差回归中枢的动能较强；综合考虑中美经济驱动逻辑的不同，我们认为，中美利差收窄大势所趋、幅度或被显著低估，2021年中美利差最低或收窄至100BP左右。 （4）中美利差的收窄，或以美债收益率的显著上行、中债收益率下行共同推动。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前期刺激政策效果滞后显现等，美国库存周期启动将会非常强，通胀上升较快，我们推测，2021年10年美债或上行至2%左右。同时，中国政策“退潮”较早、决心更强，信用“收缩”已经开启；“宽货币”对冲“紧信用”下，中债下行趋势确定性较强，2021年10年中债收益率低点或回到3%以下。 （5）中美利差逐步收窄过程中，海外资金流入动能或有所减弱，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历史经验显示，中美利差水平等因素，会影响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性价比；中美利差水平较高时，外资往往加快流向人民币资产，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2020年中美利差大幅抬升下，外资持续、大幅流入中国债市。 （6）综合中美经济、中美利差、资金流动等形势演绎，及政策最新表态等因素，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或已接近尾声。2020年，中美利差创新高，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都是疫情影响下，中美经济错位的结果。2021年，中美经济将逐步收敛，中美利差大幅收窄、资金流入动能减弱，而美元指数或逐步走强。我们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或已接近尾声，未来将在市场机制下加大双向波动。 风险提示 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随着成绩单“预披露”进入高峰期，A股上市公司2020年的业绩表现正逐步揭晓。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月7日，沪深两市共有743家A股公司发布了2020年业绩预告。虽然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不算高，但透露出的暖意已足以描摹2020年A股公司的经营情况。 在743家公司中，有346家预喜（包括预增、略增、扭亏及续盈），占比46.57%，其中144家预计净利润最大同比增幅不低于100%，占比19.38%；78家在2019年亏损的公司预计扭亏为盈。分行业看，受益于景气度提升，医药、新能源汽车、农林牧渔等板块2020年业绩增势喜人，是构筑A股公司整体业绩增长的主力。 144家公司预增幅度大 据统计，在743家公司中，预增147家、略增104家、续盈17家、扭亏78家；略减86家、首亏74家、续亏58家、预减58家；另有121家公司不确定。在预喜阵营中，目前有多达144家公司预计2020年净利润最大同比增幅不低于100%，其中40家公司更是预计同比增幅超过200%。 延续上年的情况，2020年业绩预计增幅较大的公司，大部分来自产业景气度改善、主营业务拓展以及创新能力提升。 目前排在业绩增幅排行榜首位的是天赐材料，公司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为6.5亿元至7.5亿元，同比增长3882.84%至4495.59%，原因是卡波姆等高毛利产品销量及销售额占比上升，锂离子电池材料电解液市场需求增长，销量较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产品原材料自产率提高，毛利率提升。 两家生物医药公司紧随其后。达安基因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为20亿元至22亿元，同比增长2069.63%至2286.59%。公司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需求量大幅增加。东方生物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为15.56亿元，同比增长1795.10%左右。 “扭亏”成为2020年业绩预告的关键词之一。在预计扭亏的78家公司中，不少公司的扭亏已是预料之中的。如汤臣倍健预计2020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4.12亿元至16.21亿元，而上年同期公司亏损3.56亿元。公司解释称，2019年计提了商誉减值，导致当期亏损，2020年该风险消除，预计扭亏为盈。 多个行业增长势头好 从业绩增长势头来看，医药、新能源汽车、农林牧渔等板块表现较好，尤其是板块中的龙头公司，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实力。 医药行业高增长主要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包括上文提及的达安基因、东方生物在内，参与抗疫的公司大多实现了业绩的超常规增长。以岭药业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为11.52亿元至12.74亿元，同比增长90%至110%。公司表示，报告期内连花清瘟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快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增长则来自消费者的认可。比亚迪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为42亿元至46亿元，同比增长160.15%至184.93%。公司表示，“汉”“唐”车型累计大量在手订单，预计将继续推动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强劲增长，新能源商用车预计同比大幅增长，燃油车保持快速增长，消费电子领域玻璃陶瓷及新型智能产品出货量增长迅猛。 不仅是比亚迪，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业绩表现同样火热，如亚华集团、当升科技等均预计业绩大幅增长。 在2019年表现抢眼的农林牧渔有望在2020年续写佳绩。新五丰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为2.4亿元至3.6亿元，同比增长279.16%至468.74%，公司给出的业绩增长原因很简单：生猪价格上升。 更值得一提的是，A股的一些龙头公司在2019年较大基数的基础上，2020年仍延续了较高的业绩增长势头。立讯精密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为70.71亿元至73.06亿元，同比增长50%至55%。汇川技术预计2020年归母净利润为18.09亿元至22.85亿元，同比增长90%至140%。公司表示，通用低压变频器、通用伺服系统、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新能源乘用车电控等产品收入取得快速增长，同时降本增效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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