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外资撤离论”，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援引两份主要外国商会的最新报告说，外资企业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信心并没有改变。 孟玮在当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9月9日，上海美国商会发布报告称，大部分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78.6%的受访企业表示不会转移在华投资，较去年提升5.1个百分点；9月10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称，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情况总体稳定，只有11%的受访企业考虑外迁或改变投资计划，接近10年来最低水平。 “这些数据都进一步显示，外资企业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信心并没有改变。”她说。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今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利用外资形势逐步回稳。商务部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6197.8亿元，同比增长2.6%；8月当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841.3亿元，同比增长18.7%。 孟玮表示，近年来，受要素成本上升等影响，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部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调整生产布局。“应该讲这一现象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她说，我国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稳定外商在华长期发展信心，重点抓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外商投资项目服务保障、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方面工作。
商务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19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这是前7月我国吸引外资增速由负转正后又一次正增长，4月以来，我国吸收外资的单月数据已连续5个月实现正增长。8月的数据更是亮眼，当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841.3亿元，同比增长18.7%，增速创今年以来新高。 “中国吸引外资的魅力不减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而且今年以来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效、对危机的应对能力进一步坚定了外商投资中国市场的信心。”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对记者表示。 商务部外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主要投资来源地中，荷兰、英国外资投入增速较快。1-8月，新加坡、英国、荷兰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9%、17.2%和73.6%。 分行业看，1-8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766.1亿元，同比增长12.1%；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28.2%，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4%、47.3%、111.4%和20.2%。 “今年以来，各地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外资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融资难、人员入境难、项目实施难等问题。对于外资企业的一些合法权益，如知识产权保护等予以保障。外商投资法实施以来，各地都在酝酿各自的实施条例。法治环境的进一步完善、操作细则的陆续推出，将进一步增加整体的政策透明度。”赵蓓文说。 记者了解到，北京在本月初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外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从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外资项目审批流程、加大外资项目协调推进力度等八个方面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 此外，2020年投资北京洽谈会、2020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投资洽谈会近期都在如火如荼地举行。 记者获悉，更多国家层面的稳外资的政策也将密集发布实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商务部正加快推进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相关工作，将大幅增加鼓励的条目，支持更多外资企业享受到相关的优惠政策。 10月1日，《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将开始实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表示，通过完善外商投诉工作机制和制度，及时推动解决外国投资者反映的突出问题，将更加有利于促进中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管合伙人梁伟坚近日公开表示，虽然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但中国加快推动对外开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稳外贸、稳外资，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大和证券9月9日正式落地北京，其是首家通过新设方式获得外资控股权的合资券商，拥有保荐承销牌照。天眼查APP显示，大和证券注册资金10亿元。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加速，外资券商跑步入场，目前国内共计发放9块外资券商牌照。大和证券是第8家外资券商，星展证券紧随其后。 外资券商加速进场 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不断推出，此前，证监会表示，自4月1日起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例限制。 中国证券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安青松认为：“全面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例限制，是我国证券行业双向开放新的起点。” 随后，多家外资券商加速入场中国市场。截至目前，经证监会发文核准设立的外资券商共有9家，其中4家系近年新设外资券商。 外资券商分别为瑞银证券、高盛高华证券、瑞信方正证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星展证券、大和证券、摩根大通以及野村东方。其中，星展证券、大和证券、摩根大通以及野村东方为新设立的外资控股券商。 星展证券系证监会9月1日最新核准的外资券商。资料显示，星展证券注册地为上海，注册资本15亿元，业务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承销和保荐。 星展证券拿到入场证的三天前，8月28日，证监会刚刚核准大和证券的入场资格，这也是大和证券6年后再次回到中国市场。 券商分析师屈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证券业对外开放趋势日渐扩大，展现了高层对继续激发资本市场活力的政策意图。对面临极大冲击的国内中小券商而言，不仅要守住既有业务，也要开拓新市场。 大和证券落地 作为第一家在北京设立的中日合资券商，9月9日，“大和证券获批组建发布会”在2020年服贸会上举办。 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在会上表示，大和证券集团在北京设立合资券商是北京金融业开放的标志性成果，具有特殊意义。瑞银证券、高盛高华等是以增持方式获得合资券商控股权，大和证券是第一家通过新设的方式在北京设立的外资控股券商。 殷勇认为，大和证券的入驻进一步丰富了北京金融行业市场主体，也会进一步促进北京与世界各地金融市场的联通。 《》记者了解到，大和证券此次入驻中国市场已邀请本地的资本平台进行战略出资。出资比例为：大和证券集团总公司占比51％，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占比33％，北京熙诚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占比16％。 目前，大和证券集团已在欧洲、美国、新加坡等海外布局，时隔6年为何回归中国市场？ 大和株式会社全资子公司大和日华（上海）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涩谷慎志表示，大和证券集团一直在推进国际业务，中国市场是大和证券期待已久的市场。 此外，涩谷慎志称，目前在北京建立网点，之后也会扩展到国内各地。大河证券将不聚焦某个牌照，未来希望拿到全牌照。 公开资料显示，大和证券亦称日本大和证券株式会社，系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前身是藤本证券公司，1902年成立于大阪; 1924年在美国设立藤本证券公司; 1943年与日本信托银行合并成立大和证券公司，总部设在东京。 编辑：严晖 主编：夏申茶
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经济上的变化，一些产业链重组，国际投资大幅放慢，而更增加了特朗普政府没有底线的全方位的对中国打压攻击，经济上最中心的一点就是与中国脱钩。那么，会不会脱钩呢？外资投入中国怎么样？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方针，国内国外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这种情况下怎样做好利用外资的工作，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一、疫情以来外商对华投资为何不减反增？ 今年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了10.8%，但是第二季度是+8.4%，但因为一季度下降得多，所以上年拉平后是下降一点点，-1.3%增长。几个外资主要来源中，香港、新加坡、美国、“一带一路”、东盟都是正增长。很有意思，美国尽管叫得最凶和中国脱钩，但它是正增长。7月单月份同比两位数增长，一到七月增长0.5%，情况比预期好，原来预计到三季度板平，现在很快已经板平了。 不光总数是这样的。中国美国商会3月份疫情对会员做过调查，63%的企业计划还要扩大投资。四五月份大项目都开始了。就像《华尔街日报》说的，新冠疫情和贸易紧张都无法阻止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各个市场。 五月份，日本贸易振兴会上海事务所所长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根据对华东日本企业的调查，95%以上的企业没有改变发展计划，虽然有些日本企业回家，但是并不改变全局，全局还是扩大投资。 2020年外资没有负增长了，已经扯平了，略有正增长。过去外资大量投资在制造业和商贸，现在四分之三投在服务业，尤其是高科技服务业。现在咱们向高端化发展，高端化方面吸引了外资。 不光是直接投资，国际上资本纷纷流入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在中国的股市、债市的持有量到今年三月底的数字已经有42000亿人民币，最新的数字还没有看到，这比2013年底增加了将近5倍。简单说疫情以来这几个月，国际资本在中国还在继续投资，没有继续减少。 联合国贸发会发布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019年世界跨境直接投资15400亿美元，比2018年微增一点，基本上是平的。但亚洲不错，亚洲是最大的投资目的地，中国创了记录。2020年预计全世界今年跨境直接投资比去年下降40%，这是15年来第一次低于1万亿美元。不同地区都差不多，总体都是两位数下降，世界形势非常不好。我们看到世界是两位数下降，但中国一到七月份为止没有下降，原因是什么呢？ 一、世界经济黑暗，中国是唯一亮点。今年二季度世界主要国家的GDP同比增速，印度-20%，英国-20%，法国-13%，意大利和加拿大都是两位数下降，二季度美国下降31.9%，后来调为31.7%，那是按年，要按计季度除以4，同比的话是负增长9.5%，日本是-7.6%，中国一季度下降-6.8%，和日本相差有限，好在二季度中国一下子转正，这个速度非常之快。 光看二季度不够，我们看看这几年的情况。2019-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预测，今年世界经济要下降4.9%，明年增长5.4%，在2021年可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这是对全世界而言。但发达国家做不到，发达国家今年负增长8%，明年只能增长4.8%，所以2021年相当于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96%，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这个水平，发达国家作为整体来讲基本上是2022年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这三年是原地踏步。 发展中国家不同。新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21年可以超过2019年的水平，其中中国最好，这两年可以增长9%，差距拉开了。经济增长，市场就增长，投资就有希望。不仅2020年中国是GDP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回升势头非常稳，发展重点非常清晰，既增长又清晰又可预测，当然对外资吸引力就大了。 美中贸委会8月份刚刚发布其会员全球投资计划目的地调查。中国作为投资首要目的地比十年前少，有百分之十六。但2020年的比例跟2015年一样。第二到第五位67%，加在一起80%以上，基本还没有动摇中国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对今后五年的前景，乐观和有些乐观的加在一起是68%，和去年差不多，当然比2017年、2015年要差。是否盈利？91%都是盈利的。去年在华收入是增长的吗？或者是下降持平？这两者加在一起72%，今年预计比去年是差了，因为疫情是有影响的，但没有整体动摇。 前7个月，美国在华新设企业最多了，有800多家。《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8号报道，中国消费经济复苏帮助一些美国公司抵销了他们在美销售严重下滑的损失，中国成为美国公司的避难所。 二、光是经济环境和经济增长还不够，还要看投资政策，如果我们的投资政策很封闭很排外也没用。现在中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最重要的一点是内资和外资同等待遇，这是最重要的。过去我们说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现在给它国民待遇没有超了，他们就感到不舒服了。这个话只对了一半，因为以前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上。现在的问题是人家要求与中国国内企业一样的公平待遇。公平待遇，参加投标，参加政府的支持，参加财政上的支持都是一样。所以，这样平等的话对吸引外资非常有利。因为欧洲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比较大的意见和诉求就是我们要一样。再次公布负面清单越来越少了。 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 从世界银行的世界营商环境报告来看，在2019年115个经济体实现了294项改革，力度最大的是中国。世界营商环境排名中国还是31位，我们在之前曾经是78位，慢慢的调整上来了，我们确实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了。 二、20年来中国吸收外资巨大增长的基本因素和格局 现在我们回头看。从2000年开始，中国吸收外资出现巨大增长，1990年实际到位外资100亿，到2000年差不多600亿，增加了快五倍。2000-2010年是突破了1000亿，十年累计增长了83%。2010-2019年（今年还没有结束）增长了1/4多。 增长最快是90年代，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速，第二个十年是低速。人们经常讲我们加入世贸带来外贸突飞猛进，带来外资的大量流入，这个其实并不对，外贸和外资增长最快的都是90年代，20世纪第二个十年外资的地位减弱，所以面临着进一步吸引外资的很大压力。 截止2018年底，外商企业有96万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2万亿。分析行业，实际使用外资最多的还是服务业，占到2/3，制造业占到30%。尤其是高科技方面，2018年新成立的企业数增加了40%多，实际利用外资增加约40%，主要都是这些行业，也与国家发展转型转向高中端发展整个路径相一致。 分析外资的主要来源，2018年来自整个世界的外资流入是1350亿美元，其中亚洲占79.3%，其中香港占到66%，也就是说80%的外资来自于亚洲，亚洲的资金80%来自于香港。香港是世界各地的资金，并不是香港本身的。再看亚洲还有不少，东盟主要是新加坡，东盟57亿，其中新加坡占到52亿，韩国46亿，日本38亿，台湾14亿，澳门13亿。北美51.5亿，和新加坡差不多，美国只有26.9亿，还有一些来自于百慕大，有些可能是我们国家的公司。美国占我整个外资流入数的2%左右，所以不要看外资就是美国的。欧洲一共是111.9亿，是相当于美国的四倍，主要来自于德国、英国、荷兰、法国这四个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投入60亿，其中有52亿是新加坡的，其他国家还是很少的，所以来自吸引“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国内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85%在东部，中部8个省占7.3%，西部12个省市区也是占7.3%。有的人就说，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西部、中部发展的比东部好，因为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少。这次疫情二季度回升，西部、中部比东部回升更快，也是因为对国外市场依赖少。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不是利用外资多和出口多不好，反而增长速度慢呢？我们是不是不利用外资，少出口，关起门来搞自己就行了呢？再看看重点省区，海南虽然少，但它的增长快，翻一番。广东是219.9亿，这是大头，但它不是各省第一。第一是江苏，比广东还要多，长江经济带是600多亿，差不多一半在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比重45%，利用外资比重48%，大致相当。 为什么要用外资，不是简单的因为钱不够，外资的意义主要在研发、创新、科技进步和产品工艺上做了巨大的贡献。 在研发有效发明专利方面特别显著，国家统计局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投资中研发投入经费所占比重都超过20%，而外商投资在中国整个投资组合中占的比重并不高。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中，外资占将近20%，产品开发研究经费外资占比也超过20%。外商投资企业新产品出口占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出口总额超过一半，所以，外商投资创新、技术、发明、出口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也符合从数量型到质量型，从低端到中高端的发展的总方向。 因为外商的进入是资本的流入，外商投资带来的出口对我国外贸顺差也做出了贡献，国际收支平衡，这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外资创造了很多就业，2017年外资企业吸收就业人员一共2500万人，2011-2017年分别占全国的比重是6-7%左右。而且外商投资企业有很多技术、产品、质量都比较高，很多外企人员收入也高于内资人员。 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利用外资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毫不动摇地积极利用外资。 我们凭什么吸引外资，不光是讲2020年，要从整个大的方面出发。在世界银行排名，中国营商便利度这两年都是31位，《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我们排在第28位。中国信用评级，穆迪、惠誉都是A1、A+，展望是稳定，就标普不太好，长期是AA-，短期是A-1+，只能说我们总体不错，还有问题。 如果外商对某个国家和地区有信心，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越高越好，美国是第一，中国是第七，排在意大利前面。我们排在G7的第七，把意大利排在第八，这已经不错了。在世界整个跨境流入量投资的比重，2017年是7%点多，2018-2019年都是9%，如果今年保持2019年水平，即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列的201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390亿，而世界总量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上升15%，这是初步估计，我们占的比重是高的。所以，从营商环境、竞争力指数、信用信心占世界的比重都不错，对外商投资是很好的吸引力。 三、大变局下，中国会被脱钩，还是会变磁石？ 现在大变局，讲来讲去都是要和中国脱钩，引起了很多人担忧，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这个大变局和不确定性非常多，我们简单看一看。 脱钩的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经济层次，按照经济规律本身需要找新的落脚点，把产业适当的调整一下，这是可能的；二是政治层次了，特别是美国因为政治上的需要，跟中国搞冷战，跟中国切断，强行改变产业链，不光是美国，还有一些盟友排斥中国，这样的情形的产生，虽然经济是决定因素，但在一定时期内政治力量的破坏性是极大的。 先看经济。美国、法国、日本、美国都有一些企业回迁政策。最近印度经济时报报道，为了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与抗衡，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已开始研究“供应链弹性倡议”，这三方的供应链做基础，一是吸收外资，吸收到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变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动力。在这些伙伴之间建立供应链的互补，光是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不够，就向东盟开放，这样变成一个整体。印度南亚到东南亚，上到日本，下到澳大利亚连成一片，整个印太地区形成供应链弹性，建成一个符合“安全逻辑”的稳健经济圈，这个没有把中国放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中国不会被脱钩。这是经济方面讲的。 美国在华企业能够回迁吗？一年多前特朗普就说过，命令美国在华企业回迁。结果过不了多久，美国第二大零售好客多在上海开业，人山人海。所以没用。今年一月库德洛曾称美国企业回迁将报销费用，又说美国政府出钱把企业搬回来，这个翻译不对。英文叫做expensing，如果回迁把这部分作为成本，“费用化”，将来纳税的基数就减少了，税基减少，纳的税减少了，降低成本，但他做不了确定，做决定还是企业。 更厉害在2020年5月14日，特朗普发布，完全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企业怎么说？美国贸委员会调查，在华美企94%的销售是面向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关系不大，还有6%销往周边亚洲市场。据商务部统计，美国在华企业2018年销售收入7000亿美元，利润500亿美元，要走的话这些没有了，拿到美国去，拿不到这些利润。 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中，美国制造业始终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疫情发生后，美国工业生产断崖式下跌，7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为100.2（2012年为100.0），同比下降8.2%，2012年的水平比2007年大概低6%左右，比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低。现在美国国内都在下降，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搬回去有销路吗？有利润可赚吗？通用在中国成立了十家合资企业，去年销售309万辆，占到全球40%。现在通用在全球两个大市场，一个中国，一个美国，中国市场比美国市场稍微大一点。现在特朗普说，关闭掉中国市场搬回去，搬回去少了300万辆，那就是生存危机了。 波音去年不行，今年更不行了，从过去几十年长期来看，波音飞机含有中国零部件的已经有1万架，对中国市场依赖性很大，撤出中国意味着损失销量。长远来看，波音在中国还有生产线，如果撤出都没有了，它也会陷入生存危机，现在已经够困难了。 苹果很有意思，苹果的2019年财年是到今年一季度，销售额2600多亿，利润21%，世界上达到这么高利润率的公司是很少的，更好的是四季度，利润24%。为什么那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苹果60%的销量是iPhone，大批手机iPhone在中国组装，在中国销售，在中国的用户比美国多得多。所以，离开中国用户就没有了，而且生产成本高的不得了。高盛研究过，苹果要搬回美国成本会提高37%，还怎么卖？价格竞争力大大下降，特别是中国用户转到别的品牌，失去中国市场，也是生存危机。 美国十大芯片公司，中国市场占全球销售额的比重最高的思佳讯（Skyworks）占它的销售额80%，高通63%，博通52%，美光50%，德州仪器43%，最差英特尔23%，100多亿。如果把这块切掉撤离中国，全球规模就缩小了，就没有足够利润，就没有办法大量的投入研发费用，那怎么保持世界领先，这也是生存危机。现在为什么给华为断供芯片后，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包括高通在内，在全面在游说，因为这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存。 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冲击下一部分企业制定了中国+，等于是个备份，备份并不代表不要，主体还是中国，曼哈顿这么多的投资银行在新泽西都有备份，并不代表曼哈顿不要，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一个备份就不得了了，主体没有变。所以从企业和从经济规律来看，撤出中国是伪命题。 我们前面讲到印太产业链。日本如果要排除中国，日本主要出口市场，2019年美国占19.8%，中国占19.1%，第三个是韩国，第四个是台湾，第五是香港，然后是东盟十国，澳大利亚只占2%，印度只占1.6%。日本的主要市场，跟澳大利亚和印度搞在一起能够解决多少？显然不现实。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市场比重将近40%对中国，进口1/4来自中国，其次日本、韩国和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是比较大的，印度排不上，从这个情况看至少短期内印太产业链只是某种补充和回旋，不是排除。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没有列进去，但都排除不了。所以它仅仅是一种补充，我们不要看他们这么讲了就不行了。 全球价值链有一个矩阵，不是谁想拆就能拆掉或能挪掉的，它是客观经济规律，跨国界的大规模的生产规模经济造成了这种全球分工，它是由市场形成的，不是哪个政治家能改变的。世界银行去年10月《世界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报告中说50%以上都涉及到全球价值链，有三大重心：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和北美，这三大中心互相交织。我们看这三大中心的贸易主要在什么地方？东亚-太平洋中心，55%的贸易在区内，20%面对欧洲和中亚，3/4的对象都是东半球，北美占很少。欧洲和中亚内部贸易占65%，还有17%是对东亚和太平洋，80%以上是在东半球，北美很小。北美这块它自己内部贸易只占39%，40%都不到，对欧洲中亚、东亚太平洋都有20%多的依赖程度，所以对东半球加在一起是47%，比西半球还多。还有四大非中心区域，中东、北非、拉美、加勒比、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量的依赖不是北美，而是东亚/太平洋和欧洲。 1995年，贸易流向是怎么流的？很明显三大中心，欧洲是德国中心，北美是美国中心，亚洲是日本中心。那时候看中国只有一点点。2017年不一样了，德国中心变小了，美国中心很厉害，但中国的中心更厉害了，亚洲中心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了。中国、美国、德国这三个枢纽，其中中国的枢纽最大，德国和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都相当高，所以矩阵中三大枢纽，中国是最大的枢纽。政治家说把这个枢纽切掉，可能吗？不可能的。 中国是世界唯一具备联合国分类的全部工业门类，41大类，207中类，666小类的国家。转到东盟去可能吗？部分企业迁到东盟和印度是可能的，但总体迁走则不具备条件。东盟的产业链是不完备的，转到越南去，越南很多企业是中国投资的。很多原材料和零部件还是来自中国。印度取代中国吗？印度不可能，印度制造业太小了，而且各个邦之间都有关卡，不具备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无论东盟和印度都不具备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取代不了中国。欧美、日本能取代中国吗？不可能，转出去的产业不可能转回来，除了个别企业会，整体产业是不会的，如果不信，再看今后十年，看会不会发生。 政客能把中国切成供应链吗？5月份，英国保守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发布了一份题为《摆脱中国产业链》的研究报告，诬蔑中国是疫情来源，要索赔。五眼联盟针对联合国分类的831种产品，哪个国家多少都依赖中国，把这里面再挑出260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多少种依赖中国，依赖最大的是澳大利亚，美国的依赖也不小，依赖最低是英国。怎样摆脱？要按产业分析，一项项产业分析，但它没有分析，它找了三个前官员，即几个政客提出解决办法。他们只重复一些指责中国的老话，具体办法分析不出来，所以一点用没有。就像一个人得了新冠肺炎不去找大夫，找政治家，那能治病吗？ “去中国”还是“去美国”？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多了。美国对中国打击目标，这些高端的地方全部切断，而且还要盟友加入，世界性的阻断中国，短期内毫无疑问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所有这些都是政客行为，不是企业愿意干的，当然它们的政治行为会带来很大的破坏，但是改变不了经济规律。我们看最后打击的是美国高科技。根据工信部2016-2020年集成电路发展报告，2018年世界半导体市场销量共计4784亿美元。其中中国1584亿美元，占三分之一；美国1030亿，日本和欧洲各430亿，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大于美欧之和，或者美日之和。 波士顿咨询公司出了一份《限制对华贸易将如何终结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报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半导体的领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研发投入，过去十年美国半导体的研发投入累计达到3120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就达到390亿美元，为其他所有国家投入额的两倍。美国半导体公司占全球市场48%，主要原因是进行了大量的研发投资。因为它不断的投入，所以它是一直领先，而且美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大量的销售就没有大量的投资，你把销售砍掉，限制中国，甚至是全面禁止。部分限制是对华为全部断供，对列入实体清单上的部分限制，这叫做部分限制，现在已经是全面禁止了。该报告称，中国市场的自给率是目前13%，两三年后，会达到25-40%。但实际上目前我们自给率30%，到2025年将达到70%。美国半导体产品占中国的份额要全部缩小，全球份额现在是48%，全面禁止后它将下降到30%，营业收入要下降16%，研发投资要下降13-25%，美国份额下降到30%，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是70%，这样美国将不会是世界第一了，实际上把美国自己排除出去了。该报告估计韩国或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 《经济学人》讲得更厉害了，可能导致半导体产业全部搬离美国，因为在美国注册觉得很麻烦，特别是还限制了最大的中国市场，那在美国以外注册公司就不会受美国管了。因为现在半导体的代工、封装、测试很多都不在美国了，这完全可以搬出去。所以，与中国脱钩美国的代价将会很高。 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在《亚洲时报》5月25日发表文章称：“谁脱钩谁，我们是不是搞反了？” 文章说，在美国思考如何与中国脱钩之时，这看起来倒像是亚洲在和美国脱钩。 所以我们要有底气和信心，它要脱钩，反而最后可能是它被脱钩。 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吗？我们看看中国主要贸易对象，全球贸易的对象今年1-4月份的数据，亚洲占到一半以上，比三年前增加1.2个百分点，增加最多的是东盟，欧洲、非洲、拉美也增加了，北美减少了3.7个点，其中美国减少了3.6个点，这些全部被人家拿走了，美国现在的比重只有10.6，如果继续这样，将来在中国的全球贸易中占的比重也很快会低于10%，香港50%以上在亚洲，加上欧洲70%以上，没有美国活不下去吗？不是的。我们的外资主要来源主要不是来自美国，主要来自亚洲，亚洲中主要来自香港，美国只占2%。 中国不会被脱钩，大家要有信心，而且这是有根据的。 反过来中国会不会成为磁石呢？有可能，但不是绝对的，要经过努力。世界跨境投资额今年都是大幅度下降，只有中国不下降。2020年中国可能一枝独秀，但要解决两个问题，否则还是成为不了磁石。 一是由于技术进步，新工业革命新技术应用，投资组合变了，不是什么都可以吸引投资。改变了投资组合，如果还是用老一套思维和模式不一定行，这方面国内都在适应、在跟上，如果我们跟不上变化的话，也不一定成为磁石。 二是跨国公司要有足够的盈利预期，联合国贸发会在二季度对全球5000家跨国公司调查发现，他们今年的平均收益水平要下降40%，所以要找有盈利的项目。现在国内并不是说很多项目都有盈利前景，因此要看哪些地方有盈利增长点才能吸引投资。所以，一个是经济稳定，又能跟上新工业革命变化，又能够有足够盈利预期才能吸引外资，才能成为磁石。 往大说，我们看远一点，从宏观的角度仍然有磁石作用，这是有根据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和市场长期增长的前景，今年我们的名义GDP可能接近欧盟27国，差不多是日本的3倍，2030年名义GDP可能会超过美国，有可能还会提前一两年，因为这几年美国原地踏步。2050年，也就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名义GDP可能大致相当于美国加欧盟。注意，我这里用的都是名义GDP。现在各个国家比较都是比较名义GDP。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有最大的中产阶级，这个市场摆在那里，有长期的增长前景，这是成为磁石的最主要的依据。 四、内循环为主，外资是否不重要了？ 现在很多都在说国内大循环，国外不重要了吗？我们不能把两个循环割裂开来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完整的提法是：“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立足点放在国内；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要求我们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开放合作，使双循环成为一个整体，内循环为主并不是只有内循环。 一是内循环为主，顺应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因为逆全球化、疫情也造成国际贸易投资下降，再就是全球经济衰退，所以主要需求要放在国内，扩大内需来促进增长，这是基本点。要求放在国内，不仅是国内的需求作为主体，更主要的是关键和核心技术独立的研发和应用。这几年来我们确实搞了不少自主创新、大众创新，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很多创新和应用是在末端的应用，前端芯片的开发不足，人家一卡就卡住了。不光是芯片，还有很多的东西。比如现在高铁，高铁的制动器、高铁的信号控制系统90%以上要进口的。风电、太阳能都不错，但风力机里的封闭系统要进口。C-919很好，但发动机要进口。所以，独立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太多了，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关键材料，关键元器件和核心技术。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消除壁垒把市场做大。第三是培育全国要素市场。第四是大力提高国内消费水平。第五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均衡发展。 国内问题需要专门谈，因为国内消费水平还不够高，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发达国家一般是60-70%，如果把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占整个GDP到60%以上，这样消费水平可以大大提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进一步完善区域均衡发展也很重要，我们老说珠三角多么牛，但你去看看粤西北的最差地区人均GDP不如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比贵州还要低。所以要均衡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所以要把这些课题做好，把这些东西搞好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有的做了，但这不意味着要关门搞，相反，我们必须开起门来。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说以内循环为主，是因为过去我们是出口导向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个话其实并不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八十年代说的，中国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9年一个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中国是18.4%，全世界30.6%。发达国家更高了，英国、法国分别是31.5%和31.8%。没有人认为印度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印度的这一比重是高于中国的，印度是18.7%，所以我们不能说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2007年，当时的净出口贡献也就两个百分点，绝大部分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带动的。这么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是出口导向型，这个逻辑上想一想就很荒唐，所以我们要否定。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全球化已经停滞，所以，我们搞内循环。这要举出数据来，没有数据支持全球化已经停滞，因为它是客观经济规律，它只能受到短期的打击和影响，但不会改变，更不会停滞了。 根本的趋势，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如果离开全球化必然被淘汰。因为世界各国都在全球网络中，我们自己的资源不够，技术不够，材料不够，融资不够，设计不够，我们要全世界最优秀的资源集中过来，这样才能达到世界一流。而且我们要参加到世界的竞争中去，如果不去吸收全世界最优秀的资源，不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国不可能成为先进经济体，这个道理都很明白。过去关起门来，好比汽车基本没有外资，看看我们的汽车是什么水平？看看电梯什么水平？看看电视机什么水平？电视是很突出的例子，外资进来了，但是最后在竞争中，中国的电视产量达到了世界一半，比日本、韩国更有竞争力。我们的技术上来了，就是因为在开放中利用外资，在世界市场竞争中获得的。所以千万不要有关起门来的说法，不能误以为我们不要外资，就算国内经济循环了。这显然是不行的。 中国人均利用外资仍处在低水平，世界平均人均4000多美元，中国是1200美元，美国、欧盟、英国就高得多了。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它和世界的参与度越高，经济更可能反弹，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构筑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要切实的扩大开放，改善投资环境。 数量质量兼顾，不是说光是数量，现在有一个特点，高端服务业引入外资多，从世界发展的规律也要跟得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变化。 要排除政治干扰，对美国我们依然要发展合作，可以相信美国的商界仍然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要看到两个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和州、地方、企业、人民的美国，还要和他们合作。除了美国之外，着重积极争取欧盟、日本、韩国的投资，年内要争取完成RCEP，就是东盟10+6，其中一个变数是印度可能不参加，我们等还是不等印度呢？现在基本上是不等印度，但门开着随时可以进来。还有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今年年底前如果基本上能够完成谈判，这两块大事做下来，把我们的周边搞好，把欧洲搞好，这两个在一起就相当厉害了。 同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投资合作。相信通过我们扎扎实实努力，我们利用外资，不仅可以把外资稳住，今年可以保持至少不要负增长，争取略有正增长，在世界跨境投资大幅度下降的一片黑暗中成为光明的灯塔，同时更要朝前看，所以今后几年和今后几十年都成为利用世界外资的磁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这三年是关键，这三年是世界经济掉下去再起来，中美充满复杂的斗争。如果跨过这三年今后会更好过一些。我们坚持中央关于内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重要方针，在充满风险的世界大变局中，争取使中国成为世界投资的磁石，为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和朝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起好步，做出重大贡献。
随着股市盘整，此前陷入持续回调的债市久旱逢甘，本周走出“四连阳”，5年期等短端国债收益率下行更为明显，本周从3.1%附近下行至周四收盘的2.997%，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 8月以来，众多机构发声称，股债性价比趋于平衡，债市配置价值凸显。但问题在于，货币政策转为中性，货币市场资金利率、同业存单利率仍居高位，例如目前3A的1年期同业存单利率约3%，相比之下，10年期国债不到3.1%的收益率就显得颇为尴尬。 未来债市机遇如何？机构人士普遍认为，需要观察9月央行MLF（中期借贷便利）的投放量。此外，随着财政存款下放，未来资金紧张情况可能缓解。9月，债市有望迎来一大利好，多家外资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富时罗素WGBI指数（世界政府债券指数）大概率在9月24日宣布将中国国债纳入，渣打预计，在完全纳入后，人民币债券可能占到WGBI指数的5.7%，吸引1400亿~170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流入，超出此前彭博BBGA指数和摩根大通相关指数纳入所吸引的资金。 债市反弹后机构仍在观望 “本周的反弹其实更偏向于短端，而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并没有下行太多（从3.18%附近降至周四的3.111%），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观望，后续的行情主要取决于央行9月的公开市场操作量。”某股份行资管部投研团队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近期，看好债市的投资人不在少数。例如，半夏投资创始人李蓓最近表示，中国利率债迎左侧机会，该资产相较于美债和A股，投资价值格外突出。例如，中美利差250BP，股权风险溢价（ERP）基本等于0，为历史最低区间，外资买入利率债占比持续攀升等。 机构多数认同中期入手长债的性价比凸显，但近期接受记者采访的机构人士普遍表示仍需观望，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债市仍处于左侧位置，并存在两大问题。首先，货币市场利率太高，而且还在上升趋势中，例如近期短端隔夜和7天利率都稳定在2%以上，8月时银存间7日质押回购利率（DR007）一度突破2.2%，反超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利率，显示资金面偏紧。早在6月之前，DR007仅约1%，远低于政策利率。目前，1年期同业存单已超过3%，这就令机构缺乏买入收益率仅有3.1%的10年期国债的动力；其次，未来两个月，长端的债券供应量仍然较大，接近万亿元的规模。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表示，长期资金紧缺主要因为近期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大幅减少，尤其是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超储率相对较低。不同于能获得MLF支持的大行及能获得农民存款的农商行，股份制银行需通过多发同业存单以缓解长期流动性紧张的问题，因此同业存单利率明显上行。此外，财政投放速度不及预期也加剧了资金紧张的态势。“7月28日，1万亿元特别国债已发行完毕，但截至目前还有一大部分特别国债未投放，财政资金仍停留在央行账户上。近期专项债已开始加快发行，央行重启14天逆回购操作以缓解流动性收紧。但若募集资金不能及时投放以形成银行存款，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将难以得到缓解。” 富达国际基金经理成皓日前对记者称：“目前，银行超储率在1%~1.1%的较低水平，过去则在1.5%~2%，因此流动性到了较紧的程度，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平坦程度目前也处于2009年以来前10%的历史分位数区间。” 此外，机构认为，央行货币政策今年仍将维持稳定，对债市的支持有限。市场预测，债市的拐点需要等到10月底，即发行高峰过后，关键要看短端利率是否显著变松。 外资9月后流入有望加速 目前，债市情绪并未全面转为积极，一个确定的利好因素是外资。虽然外资在中国债市整体的占比仍较小，缺乏话语权，但9月后的边际增量或改善市场情绪，尤其是利率债。 “富时罗素将在9月24日对纳入事宜进行最终评估，我们预计中国国债有80%的可能性被纳入WGBI指数。”渣打中国策略主管刘洁此前对记者表示。在完全纳入后，人民币债券可能占到WGBI指数的5.7%，吸引1400亿~170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流入。 “中国国债纳入WGBI指数所带来的资金流入将超过彭博BBGA指数，更大于摩根大通相关指数，”另一外资行策略师对记者表示。当前，仅就利率债来看，外资在其中的占比并不算低，纳入后，中国国债的外资持有比例可能会增加6~7个百分点，渣打预计在2022年底前或达到20%，目前不到10%。 中国国债纳入WGBI指数后的资金流入预测 据记者了解，此前之所以迟迟未纳入，是因为富时罗素希望中国债市的流动性能进一步提升，同时增强外汇对冲工具的灵活性。此外，该指数的投资人中有较大部分来自日本，其对中国市场的了解程度有限，因此纳入伊始较为保守。 此外，除了外资的增量，中国近期不断完善债市基础设施和各项机制，有利于吸引长期资金持续流入。例如，上周央行、证监会、外管局共同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引发外资机构高度关注。 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音对记者表示，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征求意见稿》最主要的亮点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从入市后的投资范围来看，打通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允许外资通过债券通投资交易所债市，而非仅银行间债市），使投资者的交易品种进一步丰富，比如目前境外投资者只能通过QFII/RQFII渠道投资交易所债市，但银行间市场的券种更多以利率债为主；二是从入市主体来看，境外机构不再以产品名义提交申请，而是由管理人或托管人进行申请，而无需就每只产品逐个申请入市；此外，入市后的操作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允许境外机构按照“全球托管行+本地托管行”的模式入市投资，推动债券名义持有人和多级托管制度落地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7月时，债市“互联互通”的一纸公告令整个债市沸腾，总规模高达107.8万亿元但却长期割裂的银行间、交易所债市，即将互联互通。目前，机构正静候进一步的细则和指引。葛音认为，从发展国内债券市场的角度，为境外投资者打通两个市场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债券统一市场，减少两个市场的价格差，也能为交易所市场引入更多类型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提高市场流动性。
9月9日，上田八目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批筹发布会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举办。 北京银保监会一级巡视员吴静春在发布会上指出，今年9月3日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日本上田八目短资株式会社在北京筹建上田八目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国内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货币经纪公司，主要经营国内外外汇市场交易、货币市场交易、债券市场交易、衍生品交易经纪业务，以及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上证报记者注意到，2005年至2010年期间，原银监会先后批准了5家货币经纪公司，随后的十年间一直未有新的货币经纪公司加入市场。此次上田八目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是时隔十年后，获批的第六家货币经纪公司。 吴静春称，上田八目货币经纪获批筹建是中国银保监会、北京银保监局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决策部署的一项重要举措。 2017年以来，金融改革开放的进程明显加快，一系列超预期的金融开放政策陆续落地。中国银保监会在2018年和2019年相继发布了27条34项开放新举措，放宽了外资准入条件，取消了外资机构进入中国相关金融领域持股比例的限制、总资产规模的要求等，实施内外资一致的原则。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鼓励外资机构深度参与中国金融业，其中一条是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 “上田八目货币经纪获批筹建也是中国银保监会、北京银保监局全力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示范区的一项重要成果。”吴静春指出。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称，作为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和北京市第二家货币经纪公司，上田八目货币经纪在京落地是北京坚定不移推动金融扩大开放进程的生动缩影。 上田八目货币经纪获批筹建，将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资产交易的效率。 吴静春称，近几年我国金融市场交易日趋活跃，债券、票据、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交易量不断增加、交易规模快速增长。货币经纪公司作为专门从事金融机构间资金融通和外汇交易等经济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为金融机构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经纪服务，特别是能有效地帮助中小金融机构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提高议价能力，便于找到交易对手，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开透明，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 霍学文指出，在一个市场上，有两类中介机构：一类叫做市商，既报价也买卖，第二类叫经纪商，不买卖，只提供中介服务。货币经纪公司重要功能是活跃金融市场，提升金融市场信息的对称性和交易的效率。 吴静春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北京银保监局将继续按照稳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各项部署，予监管于服务中，为在京设立的外资金融机构提供规范、便利的准入辅导，提升行政许可的审批效率，优化金融领域外资营商环境，支持外资金融机构落地北京，服务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上田八目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筹建负责人黄洪指出，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推出了11条金融开放措施，其中包括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上田八目短资株式会社了解到这个信息后积极响应号召，组建团队，全力推进申请筹备货币经纪中国子公司。新公司将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运用百年经纪业务经验和技术，审慎经营。通过完善货币经纪业务产品线，不断改善业务系统，全面服务客户需求，为境内外客户提供业界最前沿、最周到的服务。
拥有众多央企、跨国企业和科创企业的北京，在服务业扩大开放上，又有新举措。 9月7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下称《工作方案》)，26条举措明确未来10年发展目标和实施方向。 记者梳理发现，扩大开放的领域主要聚焦在金融、互联网信息、教育、医疗等服务业重点行业。其中金融服务领域改革创新的内容格外丰富，尤其是对外资市场准入方面，提出了更多令人期待的细节，在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方面，也有不少举措领先全国。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北京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国领先，扩大服务业开放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金融业的开放。从《工作方案》的具体内容来看，既符合北京作为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也汇聚了自由贸易港的一些改革举措，两方面的政策叠加，将为全国扩大和深化金融业开放提供经验和示范作用。 金融服务多领域扩大开放 当前，我国金融全方位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证券、支付、基金托管等多个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近期表示，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已正式清零。 在此背景下，北京的《工作方案》提出了适合自己的开放路线图。董希淼认为，《工作方案》中金融服务扩大开放聚焦在一些细分市场和具体业务的开放，落到了实处。 这包括支持更多外资银行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研究适时允许在京落地的外资银行稳妥开展国债期货交易；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参与境内黄金和白银期货交易；支持具有一定规模、运营稳健的在京外资法人银行申请参与公开市场交易；允许外资银行获得央行黄金进口许可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主承销资格等。 一位外资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其中最大的两项利好是研究考虑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期货交易”和“参与公开市场交易”。 今年4月，商业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业务已正式启动，这对中国金融期货市场是一大突破性的进展。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业务有助于提升银行债券头寸的利率风险管理有效性，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银行可以运用国债期货对整体资产负债表进行利率风险管理。首批试点机构是五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按照《工作方案》要求，在京落地的外资行未来也有望进场交易。 据了解，截至2020年3月，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资格的机构有46家，但其中只有花旗和渣打两家外资银行。可以参与公开市场交易的外资银行有汇丰、渣打、花旗、三菱4家。还没有外资银行正式参与黄金和白银期货交易。因此，在这些领域，未来政策空间还很大。 德意志银行环球市场部中国区总经理施稼晨对记者表示：“以国债期货为例，目前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全球投资者正加快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布局。同时利率市场化的效果已逐渐显现，市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需求也不断走强。期货市场的发展对完善国债收益率定价曲线、形成更为完善的市场机制至关重要。我们也希望发挥外资机构在国际金融衍生工具上的专长，更加深入地开展本地业务，助力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此外，北京此次金融服务领域的改革创新还包括：推进金融领域“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相关政策在京实施；支持社会资本在京设立并主导运营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支持外资投资机构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点；审慎有序进行金融综合经营试点等。 跨境资金便利化举措国内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方案》中，优化服务业开放发展的要素供给方面也有诸多创举。尤其是推进资金跨境流动便利化方面，有几项可以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首先是“在北京市特定区域内，开展本外币一体化试点”。据记者了解，本外币一体化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实施落地，对于北京而言，该项便利化措施也是新的。 据记者了解，本外币一体化试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本外币合一的银行账户试点，一个是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试点。 《工作方案》还提到，探索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试点，对跨境资金流动实行双向宏观审慎管理。 “这也是一项先于全国范围的创新。”知情人士称，目前的规则是一个企业可以申请一个外币资金池，也可以申请一个人民币资金池，这两个资金池是分割的，未来合一的话，一个资金池里既可以进出外币，也可以进出人民币。企业实际获得的好处是可以把本外币统一调配，其经常项下的集中收付、轧差结算、外债额度等都可以在集团内部统一调配。 还有一些政策虽然在全国其他地区已经有过试点，但北京这次也作出了改革和创新。 比如，在全市范围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据记者了解，过去，企业在使用资金的时候，需要向有关部门提供单证，进行审核。便利化试点之后，程序大大简化，企业在办理结汇和支付时，只需要一个支付命令函，监管部门进行后续抽查。 上述知情人士称，北京市的创新是进一步把支付命令函和申报时的付款申请书合并成一个单证，提交给银行，在全国政策基础上又进一步简化，银行和企业自愿选择。 另外，研究探索实物资产跨境转让的场内外汇结算模式，提升外汇资金结算效率。这一项也是北京先于其他地区的举措。 此外，《工作方案》还提出，研究推动境外投资者用一个人民币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处理境内证券投资事宜。对于境外机构按规定可开展即期结售汇交易的，北京市特定区域内银行可为其办理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充分契合了北京本地的需求。 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称，北京的特点就是央企多，资金使用比较频繁，对于外汇业务便利化方面有很多需求，特别是程序、手续的简化方面。像本外币合一，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的诉求。 同时，北京跨国公司也多。根据北京市去年通报的数据，北京跨国公司总部达179家，其中世界500强跨国公司53家，数量居全球城市首位。“跨国公司的特点是对资金集中结算要求很高，在跨国公司的相关政策方面，北京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上述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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