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岳 1月25日（美国时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与标普500指数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在当前抗疫及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在发达经济体中，能够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的可能也就美股了。 概括来讲，美股再创新高的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法案有进展。尽管美国各界对这个刺激法案存在不同理解，但总统拜登对此是积极的，正在敦促国会通过。这项法案包括直接向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支付1400美元以及为失业者提供更多救济的措施。 2020年美国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3.1万亿美元，是2009年的两倍多。去年12月，美国通过的9000亿美元刺激法案中也包括向美国人支付每人600美元的措施。 对于这部分可能增加的收入，纽联储的调查显示，大约44.5%的受访者表示会用于储蓄或投资。 其次，本周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今年货币政策走向也将逐渐明朗，超宽松仍是重要选项。 2020年，美联储在支持抗疫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上是不遗余力的，维持超低基准利率，想方设法地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创设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比如紧急贷款计划等。 美联储“极端利己”的政策取向招致了国际社会的不满。但美联储也很无奈，抗疫、经济复苏都需要钱，不“放水”后果更严重，势成骑虎不得不为。 去年8月，美联储在完成评估后宣布修订货币政策框架，实施平均2%的通胀目标。 各界预计，美联储今年将维持去年的货币政策立场，继续使用既有的流动性救助工具，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力度，谨慎创设新的流动性工具。 第三，基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美国经济将强劲复苏的判断越来越有市场。 根据美国银行发布的数据，在已公布财报的标普500成分公司中，73%的销售收入与每股收益都超出预期。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预计，美国疫苗大规模接种、财政刺激措施支持等因素将在今年年中实现对消费的提振，促进全年经济强劲增长。 在美股不断创新高的同时，部分市场人士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他们认为，股市回调的风险正在加大，也许财政货币政策不能达到预期就会触发金融市场的调整。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1月18日举行的第十四届亚洲金融论坛上强调，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实施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严重背离实体经济，通胀和资产泡沫令人担忧。 孤芳自赏不是春。美股该怎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的担忧呢？ （编辑 张伟 孙倩）
上周缴税高峰期央行连续多日加大资金净投放力度，本周缴税时点一过央行恢复单日仅20亿元的“洒水”式投放，仅两日净回笼资金就超3000亿元。操作反转之快让市场直呼“意外”，但也反映出央行对市场短期流动性供给的鲜明态度——维持市场资金面的紧平衡，即市场真需要资金的时候自然会及时供给流动性，但资金需求高峰一过便会回笼多余资金，防范资金加杠杆带来的风险。 近期股市情绪高涨，市场对货币政策取向更加关注。央行流动性投放稍有风吹草动，哪怕是个别学者对货币政策、金融市场表达看法，也会牵动市场敏感的神经，并借由情绪的起伏放大股市的波动。 过度放大央行短期流动性操作对股债市场的影响，或许有市场博弈的目的。但从近几日市场资金利率走势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注意：银行间隔夜资金品种的加权平均利率（DR001）与7天期利率（DR007）不相上下，交易所的GC001利率甚至高于GC007。隔夜利率与7天期利率的“倒挂”，反映的是市场预期隔夜资金紧张的局面不会持续。 同时，从历年春节前的资金面变化情况看，春节前倒数第二周由于涉及跨节资金需求，届时才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中之重。在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资金面维持紧平衡的政策取向下，市场不必过于担忧央行节前的流动性供应规模。预计后续央行会通过重启14天期逆回购操作、提前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操作选项适度增加资金投放量，资金利率将随之下行至合意水平。 央行行长易纲昨日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视频会议时指出，将确保央行采取的政策是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一贯性的，而不会过早地放弃支持政策。但他也强调，未来货币政策会保持平衡，在支持经济复苏的同时，防止金融风险。这意味着，今年的流动性投放操作将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稳定杠杆率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双底线思维下资金供给将保持合理中性。因此，市场对资金面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的预期都没必要，市场利率将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中枢运行。
阎岳 1月26日，一则“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的消息搅乱了市场。笔者仔细阅读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的发言全文后，发现他的观点其实还有后半句，即“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市场放大了马骏观点的前半部分，对后半部分则直接选择了无视。 此外，马骏提出“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去年我国几个主要的股市指数都大幅上升，接近30%，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并以之作为“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的一个论据。这一点招致了市场人士的集体“拍砖”。 笔者认为，资本市场承担着枢纽功能，股市的涨跌自然与货币政策密切相连。如果A股的这点涨幅就可称为泡沫，那么迭创历史新高的美股恐怕就只剩下泡沫了。 当日下午，央行行长易纲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时强调，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确保采取的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而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 易纲的表态算是及时去除了货币政策的“杂音”。 其实，从决策层释放的政策信号到央行制定的执行策略，货币政策不会转向，也没有转向的基础。所谓经济领域的局部过热，及时精准施策即可。 中国经济在去年取得了增长2.3%的优异成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仍比较复杂，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在决策层定下政策基调之后，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层面创造性地落实好“四不原则”就可以了。“四不原则”是笔者在1月20日刊发于《证券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是对今年货币政策执行原则的概括，即不急转弯，不让市场缺钱，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 但股市可不管这么多，既然有人提供借口，不拿来用就太可惜了。于是，市场借势货币政策“杂音”进行调整。截至1月25日，今年上证指数已经上涨了4.35%，但26日一天就下跌了1.51%。 市场为什么需要调整呢？笔者认为，一是今年涨得太快，二是机构“抱团”太紧。 对于第二个理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机构“抱团”太紧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一段时间可互相取暖，二是时间长了就会“手酸腿麻”，三是时间再久点儿就会有窒息的感觉。所以“抱团”的机构需要喘口气，有的“退团”，有的“入团”，大家有一个重新组合的契机，以待再战。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政策出现的“杂音”只不过是给“抱团”的机构找到了换个姿势的借口。 （编辑 才山丹）
张歆 1月下旬，虽然京沪粤的气温相差悬殊，但是其金融“热力图”却十分相似。在三地各自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资本市场是三地金融关键词的“最大公约数”。 笔者注意到，北京“两会”的部署“单刀直入”，直接提出“推动新三板改革”，这也是北京市连续数年的坚定表态；上海“两会”从制度建设和企业培养的中观、微观两个维度入手，表示“加快培育一批‘硬科技’企业科创板上市”“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广东“两会”对于资本市场建设的规划涉及最广，包括“抓好广州期货交易所建设，支持深交所完善上市制度、开展‘新三板’转板试点”。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都迫切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肩负着资源调配的枢纽职责，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功能的发挥，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增效和产业引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成份股”，其质量提升也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京沪粤可谓各有侧重，但同时也共性颇多。2020年，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2.9万家，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居世界城市首位；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累计增长56.9%和58.5%；金融、科技、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升。去年7月27日，新三板精选层设立，全国共有32家企业作为第一批精选层企业集体挂牌，北京市占据6家，挂牌数量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的精选层45家企业中，北京市企业为8家，占比18%，仍排名第一位。 上海市去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40%；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2%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值增长6.2%；日均新设企业1665户、增长12.8%，这些数据一方面体现了“硬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也正是上海市支持“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底气。 广东省2020年GDP已经超过11万亿元，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56.1%、31.1%；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64.7%；金融业增加值近1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广东省肩负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其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将更为直接、高效。 此外，京沪粤作为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市场的“地理意义”所在地，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内部的重要枢纽，自然需要更多的肩负起推进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一流交易所的区域职能。其中，由于转板制度即将开启，新三板的承上启下作用将得以进一步发挥，因此，新三板市场改革被北京和广东“两会”直接点题，被上海“两会”纳入题中应有之意。 笔者认为，对于京沪粤而言，未来三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同频共振，同时应充分发挥其对于各自经济发展辐射区域的引导、带动作用，让资本市场“热效应”在更大范围、更深广度充分发挥。
1月下旬，虽然京沪粤的气温相差悬殊，但是其金融“热力图”却十分相似。在三地各自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资本市场是三地金融关键词的“最大公约数”。 笔者注意到，北京“两会”的部署“单刀直入”，直接提出“推动新三板改革”，这也是北京市连续数年的坚定表态；上海“两会”从制度建设和企业培养的中观、微观两个维度入手，表示“加快培育一批‘硬科技’企业科创板上市”“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广东“两会”对于资本市场建设的规划涉及最广，包括“抓好广州期货交易所建设，支持深交所完善上市制度、开展‘新三板’转板试点”。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都迫切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肩负着资源调配的枢纽职责，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功能的发挥，对于实体经济发展增效和产业引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成份股”，其质量提升也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京沪粤可谓各有侧重，但同时也共性颇多。2020年，北京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2.9万家，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居世界城市首位；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累计增长56.9%和58.5%；金融、科技、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进一步提升。去年7月27日，新三板精选层设立，全国共有32家企业作为第一批精选层企业集体挂牌，北京市占据6家，挂牌数量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的精选层45家企业中，北京市企业为8家，占比18%，仍排名第一位。 上海市去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40%；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2%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值增长6.2%；日均新设企业1665户、增长12.8%，这些数据一方面体现了“硬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也正是上海市支持“深化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底气。 广东省2020年GDP已经超过11万亿元，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56.1%、31.1%；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64.7%；金融业增加值近1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广东省肩负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其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将更为直接、高效。 此外，京沪粤作为证券交易所和新三板市场的“地理意义”所在地，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内部的重要枢纽，自然需要更多的肩负起推进注册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一流交易所的区域职能。其中，由于转板制度即将开启，新三板的承上启下作用将得以进一步发挥，因此，新三板市场改革被北京和广东“两会”直接点题，被上海“两会”纳入题中应有之意。 笔者认为，对于京沪粤而言，未来三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同频共振，同时应充分发挥其对于各自经济发展辐射区域的引导、带动作用，让资本市场“热效应”在更大范围、更深广度充分发挥。
1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指出，“按照三年行动方案部署，紧盯重点问题攻坚克难，力争到年底完成三年改革任务的70%以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笔者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资本市场必将担当重任。当前，资本市场已成为推进混改、兼并重组等国企改革的前沿阵地，“十四五”时期，国企改革将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新一轮国企改革再开新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 这对“十四五”时期国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和资本对优化经济结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同花顺(行情300033,诊股)iF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月28日，当前A股市场共有4171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约85.73万亿元。其中，包括央企国资控股（424家）、省属国资控股（439家）、地市国资控股（367家）以及其他国有（17家）在内的四类国有上市公司共1247家，总市值约40万亿元。 这充分说明资本市场在深化国企改革中担当重任：一方面，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资本配置功能是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依托资本市场开展混改，优化机制，成为激发国企活力的重要方式。 当前，资本市场已成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好帮手”。从中央企业到地方国企，多家混改企业正在积极推动上市，多地明确混改任务目标及资产证券化率。同时，民航、电力、铁路等混改重点领域也在加速资产证券化的步伐。 国资委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实施混改4000多项，引入社会资本超过1.5万亿元。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户数占比超过了70%。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央企混改的主要载体，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利润分别占到央企整体的67%和88%。2020年中央企业一年当中实施混改超过了900项，引入社会资本超过2000亿元。 2020年10月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发挥证券市场价格、估值、资产评估结果在国有资产交易定价中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依托资本市场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也进一步释放出借力资本市场推进国企改革的信号。 此外，资本市场通过持续推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产业整合等，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为国企改革注入新动力。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按首次公告日计算，剔除交易失败案例，今年以来截至1月27日，A股市场共发生60起国企并购重组事件，占全市场192起并购重组事件的31.25%，共涉及56家上市国企；从企业性质来看，有14起涉及央企国资控股公司、24起涉及省属国资控股公司、21起涉及地市国资控股公司、1起涉及其他国有公司。 笔者认为，“十四五”时期，国企改革将全面铺开并进一步深化，而多层次资本市场将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阵地和重要平台。在此过程中，资本市场与国企改革的良性互动在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同时，也将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做好资本市场监管工作，证监会给出了改革路线图。“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是主线，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着力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将是未来一年改革的重点。 资本市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有余，所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从科创板到创业板、再到全市场的“三步走”的注册制改革布局已经成形，主要制度安排经受住了市场的初步检验；新证券法的落地显著提升了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各项基础制度改革随法条变革日臻完善，简政放权力度扩大，投资者保护全面升级；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执行力空前，切除欺诈发行、信披造假“毒瘤”的零容忍监管态度，让不少违法违规者受到了严惩。我国资本市场进入全面优化基础性制度、全面重构市场生态的改革发展新征程。然而也应清醒地看到，资本市场发展离市场和投资者的期盼还有差距，上市公司结构、投资者结构和中介机构结构仍需优化完善，监管能力提升依然任重道远，健康的投资文化有待培育巩固，良性发展的市场生态需要持续涵养，完善资本市场治理还需久久为功。 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要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还需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聚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核心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资本市场各项改革任务。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持续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在注册制改革、健全退市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等方面，持续抓好重点改革措施和关键制度的落地实施，完善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科学合理保持IPO、再融资和退市常态化，加强资本市场投资端建设，增强财富管理功能。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持久战。进一步完善风险监测、预判和应对处置机制，切实维护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平稳运行，持续推动债券违约、私募基金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缓释，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只有不断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发展韧性，促进市场优胜劣汰，守好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制度型开放，才能维护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市场生态。 可以预期，新的一年，在中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资本市场的改革将更加深入，政策举措会继续出台，未来资本市场的表现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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