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是事物不确定性表现的相对确定性表达，经济运行达到某种均衡时，常常说明了某种对称性的达成，也意味某种新趋势。现有均衡理论的概念、内涵和层次并不能解释全部的经济现象，均衡思想的内涵尚有待得到深入挖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深入探悉均衡思想的更深内涵出发，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再到凯恩斯主义，追踪均衡思想的演化过程，旨在为均衡概念探究新的内涵并给各类经济主体在配置资源、经济行为合理性分析方面奠定新的均衡方式的思想基础。 不确定性和对称性是世界的两个基本性质，经济学应该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学的庞大分析框架中，均衡理论是最重要的栋梁。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均衡不仅是一种思想、思维方式，理论架构，而且是组织经济活动、配置经济资源、评价经济结构的行动指南。本文通过对均衡思想的演化过程进行梳理，发现了均衡理论的可扩展空间，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均衡思想—异度均衡。 1．对称性、不确定性与均衡思想的演化 对称性是自然界高度进化的法则，否则向弱者、无辜者转移风险的倾向不会得到遏制，风险转移的后果不仅导致弱者、无辜者的灭绝，更会引发自然界整体系统的崩溃。同样地，人类社会中任何倡导公平和正义的法律、规则及道德无不强调着对称性原则。然而，知识尤其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导致人类事务中反倒存在着大量非对称性现象，将风险转移给不同空间的不相干主体，将风险转移给未来等现象都是典型例子。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类科学都是某种程度上试图弥补非对称性或纠正不平衡即追求均衡的不懈努力。 所谓均衡点正是事物不确定性表现的相对确定性表达。经济运行达到某种均衡时，常常说明了某种对称性的达成，也意味某种新趋势。虽然这一均衡很容易被打破：对称性更容易被非对称替代，“均衡点”很容易变成意味着趋势改变的“拐点”。 均衡思想的内涵尚有待得到深入挖掘。现有均衡理论的概念、内涵和层次并不能解释全部的经济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深入探悉均衡思想的更深内涵出发，追踪均衡思想的演化过程，旨在为均衡概念探究新的内涵并给各类经济主体在配置资源、经济行为合理性分析方面奠定新的均衡方式的思想基础。 2．古典主义的均衡思想 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描述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本质，这是第一次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经济学区别于旧的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Murray Milgate，1996）。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其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古典均衡概念的内涵，即“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有“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自然条件”。虽然“自然条件”或“长期正常条件”代表了古典主义最初的“均衡概念”，但真正让“均衡”一词广泛传播的是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在《政治经济学》中对均衡进行了正式论述，开启了新古典主义均衡思想的扉页。 3．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思想 新古典主义均衡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均衡层次深化为“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这两个概念实际上都包含了马歇尔（Marshall，1890）所言的“供求相等、市场出清”的这一核心内容，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上的差别。“一般均衡”最为靠近斯密“自然条件”的内涵，而“局部均衡”则为“幻灯片式”比较静态分析提供了空间。 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本质上依旧是“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动态问题时只能简单地使用类似静态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静态均衡串起来分析他们所谓的经济的动态（John F． Henry，1983）。萨缪尔森把静态向动态的转化称之为对应原理，即在比较静态学和动态学之间形式上存在一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存在并不能让两者划上等号。从本质上看，之所以新古典均衡模型难以处理动态时间问题，是因为在这个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能用处于历史时间中的因果关系来描述。这种本质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义贡献中依旧难以获得全面升华，而这一工作由凯恩斯主义延续。 4．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思想 均衡思想发展至凯恩斯时代同样受到了这股冲力的巨大影响，走出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定式，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思想是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的。某种意义上看，用“凯恩斯革命”来形容这种均衡理念的变化毫不为过。绝对均衡和相对均衡、静态均衡和动态均衡、主观均衡和客观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这些均衡内涵的多维性扩大都可以追根溯源至凯恩斯的理论贡献。这种均衡思想的“凯恩斯革命”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理念的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凯恩斯的均衡思想包括逻辑清晰的两个层次：一是中间性均衡，以及“有限波动”的规律性；二是移动均衡，以及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的一致性。凯恩斯认为货币经济本身存在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有规则的。它既不会无限地繁荣，以致超过充分就业的限制；也不会无限地衰退，以致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 凯恩斯的均衡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均衡“静态性”、“客观性”、“绝对性”的拴结。“有限波动”意味着均衡可以是相对的，“移动均衡”意味着均衡可以是动态的，而“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对预期的强调意味着均衡可以是主观的。凯恩斯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新古典的均衡观，而将凯恩斯均衡和新古典重新统一融入古典均衡的努力来自于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的理论贡献。 5．均衡分析理论 均衡分析（equilibrium analysis）在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均衡一般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 1874 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他提出“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均衡价格论概念（典型的局部均衡），他指出当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力量处于一种力量相当、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境界，就是均衡。 博弈论的创始人之一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28）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两人零和博弈总是存在“最大最小均衡”。但是，由于零和博弈的特殊性，它在社会科学中并没有普遍的应用价值。随后，纳什（Nash）在1950年到1953期间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划分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标准，另一方面证明了非合作博弈中战略均衡的存在性。从此，纳什均衡成为管理和经济分析的重要概念。 然而，纳什均衡是以主体“唯利是图”为假定前提的，丢失了特定人文环境下的公平需求，这显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现象的本质。一般均衡的假设是建立在相对确定条件下的，似乎也不能全面解释不确性状态下的经济运行机制。 6．异度均衡的提出 通过以上国内外均衡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均衡理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尚有可扩展空间。客观来讲，评价当前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不仅限于当前其带来的经济效用，更应该将其对未来的影响纳入考量体系中。换句话说就是要预测未来波动所带来的收益与损耗的变化并纳入到当前的经济分析中去。一方面，可以观测到的当前是由过去的因决定了现在的果，就如同银行当期效益其实是上年业务发展汇总呈现出来的结果。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波动也深刻地影响了未来。因此，在进行均衡理论研究时，要将过去、现在、未来看成一个统一的、一以贯之的过程，这样才是完整严密的研究逻辑。不确定性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特质是跨时空区域的，鉴于此，我们需要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纳入均衡研究体系中来，其中时间维度主要指时间曲线上的不确定性及波动，空间维度主要指空间变化下的机会成本，而公平尺度是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综合考量。除了设定某种条件下的分析，凡是动态的分析就必须考虑“异度”即不同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经济均衡问题。均衡理论的完善过程，不是新旧替代的过程，而是不同条件下，不同理论框架对经济现象的不同解释。 通过上述文献研究，我们明确地感觉到：目前为止的均衡理论和思想存在的缺陷是：虽然确认经济不确定性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以波动的形式而存在的，但没有认真考虑这种波动对收益和损耗的量化关系。这个波动的过程包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和现在已经在一般均衡和纳什均衡的模型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但未来及未来因波动而产生的收益、风险、公平、机会成本等变量因素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就均衡理论而言，在增加未来这个附有众多经济变量的元素后，事实上这就提出了新的均衡条件和算法的问题。这促使我们从理论上对均衡理论产生完善和补充的动因。也就是在一般均衡，纳什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第三类均衡的观念、方法、工具和一整套思想体系。我们把这一新的均衡关系叫做“异度均衡”。
图片来源：微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对于下半年所要开展的重点工作，会议主要提出五大方面目标，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 专家指出，货币政策除延续此前“更加灵活适度”的表述外，还强调要“精准导向”，这表明货币政策宽松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或力度可能有所降低，央行依然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工具来支持实体经济。 央行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据央行官网，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部署，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要求，2020年下半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持总量适度、合理增长，着力稳企业保就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加快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一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重点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和两项直达工具，应延尽延，尽可能多地将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支持政策不附加硬性要求，消除小微企业顾虑和担忧。抓好阶段性督查和评估验收，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切实推动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 二是守住底线，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既定部署，以及金融委的具体要求，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并转入常态化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落实国务院金融委问责要求，实行重大金融风险形成和处置问责，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密切关注金融风险的边际变化。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外汇管理政策。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 四是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推动已出台金融改革各项措施落地落实。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改革中，要保持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完整性。推动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重点加大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支持力度。深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继续牵头推动金融业重点立法，深化“放管服”改革。 五是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统筹做好收官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精心组织起草“十四五”金融改革发展规划。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创新试点。完善地方金融组织统计制度。推进建设现代中央银行会计财务制度。稳步审慎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试点。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提高国库会计核算质量。推进征信互联互通。依法有效开展反洗钱监管、调查与监测分析。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加快建立覆盖全市场的交易报告制度和总交易报告库。 专家解读央行缘何强调“精准导向” 据证券时报，瑞银投资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货币政策除延续此前“更加灵活适度”的表述外，还强调要“精准导向”，这表明货币政策宽松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或力度可能有所降低，央行依然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工具来支持实体经济。 至于如何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为实现制造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增长，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预计监管将设定制造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增长、小微企业信贷考核等指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显著高于去年是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延续，但同样也表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随着疫情好转和经济复苏，长期来看还是要给货币政策留有余地，但短期内依旧要显著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融资的支持力度，稳企业保就业。 据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预测，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宽信用政策有所微调，预计下半年新增贷款将由上半年的同比大幅多增转为略微多增，全年新增贷款20万亿左右。此外，预计政府债券净融资下半年将多增2.27万亿左右，政府债券发行量大，支撑社融增速进一步走高。后疫情时代，考虑到货币政策之微调，综合政府债券发行节奏等因素，预计10月份社融增速将见顶于13.5%左右，11月和12月份将略微回落。 北京地区某券商国际金融分析师表示，不管是国常会还是央行会议，都强调称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这也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会灵活根据经济复苏状况和宏观经济形势来做出变化，六月、七月经济复苏形势较好，央行货币政策则在逐步退出疫情以来的超宽松状态，恢复常态化，但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明，中美摩擦可能加剧，这些都会影响到央行货币政策导向，今年社融增速没有设立具体目标，也是希望政策调整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 据每日经济新闻，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央行通过一系列再贷款、再贴现等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那么尊重商业银行自主经营权，意在通过该激励措施，使商业银行将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但同时，商业银行要本着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避免一些潜在的市场风险，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把握动态平衡 货币调控精准出招 中国证券报发表评论称，央行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明确，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出台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可以看到，监管部门愈发注重货币政策调控的度和质效，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把握好稳增长、防风险等多种目标的动态平衡。 首先，强调货币政策精准导向，意味着央行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更多使用结构性和直达性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的精准滴灌。今年以来，金融政策的直达性和精准性显著提升，尤其是央行新创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这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具体从“精”和“准”上看，“精”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重心从重总量转向重结构，力争“少花钱多办事”；“准”则是要确保新增信贷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或薄弱环节，把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 其次，强调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表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货币政策也将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按照央行有关人士的说法，当前更加强调“适度”这两个字。“适度”有两个含义，其中之一是总量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从过去几个月的信贷投放规模和节奏上看，今年完成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过30万亿元的目标问题不大。下半年信贷投放或趋于平稳。 再次，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方面，更加强调综合融资成本的概念，注重运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通过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值得指出的是，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并不等同于贷款利率。前述央行人士指出，适度的第二个含义即价格要适度，利率不是越低越好。 此外，金融防风险工作不可松懈。在信贷投放相较此前较多的情况下，资金流向监管更加严格，以防止出现资金空转等现象发生，从而进一步提高货币信贷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要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前瞻性地防控风险，让风险应对走在市场曲线之前。
现在正好是年中，第二季度经济显著反弹，但下一步经济增长的轨迹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金融能否持续支持经济增长？“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这个矛盾过去几年一直存在，未来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得更为突出．下面我分四点来分享我的看法。 不平衡的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复苏势头非常明显，但结构性的不平衡也很突出，因此未来增长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归纳起来看，经济复苏的部门格局大体是：出口比内需强劲、生产比需求强劲、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强劲。根据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全国一亿多线下个体经营户的营业额在2月份平均下挫50%，3月份开始复苏，现在基本稳定在正常水平的80%。也就是说个体经营户的业务尚未完全恢复。 这说明消费复苏动力不足。可能是因为海内外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也可能是在大的疫情冲击之后，消费行为会发生改变，比如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 总体看来，经济复苏的步伐会继续，但速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发力，特别是新基建投资和大城市都市圈建设，都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疫情风险依然存在，下半年净出口逆转的可能性很大，加上消费者因疫情风险与收入冲击而继续保持谨慎行为。这些都可能造成经济复苏的下行压力。 金融机构承担过多政策性功能 我们可以把应对疫情的政策分成抗疫、纾困和重建三大类。 过去这段时间的主要政策是纾困，就是集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让他们活下去，保持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稳定就业，稳定社会，经济复苏才有基础。中外都是这样做的，只是具体的举措上有所差异。以财政政策为例，主要发达国家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三大财政政策包括保持就业的企业补贴、失业救济和直接发钱。中国财政三大财政政策是基建、减税和公共卫生开支。相比较而言，中国政府比较少直接给困难企业和个人发钱，这可能跟我们的政策习惯有关，也可能跟政府缺乏直达企业和家庭的政策通道有关。 事实上，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20年前6个月，新增贷款达到12.09万亿，同比增长了25%左右。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了25.4%，比平均余额增长幅度高出12个百分点。信贷反周期扩张，尤其是小微企业信贷反周期扩张，反映的是政策功能，而不完全是市场化信贷决策的结果。 换句话说，我国财政直达中小微企业的渠道比较少，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转而承担了许多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性责任。 金融机构存在潜在的财务问题 财政、股市和银行在推动下一步中国经济复苏和增长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当然，三者都应当积极作为，财政已经变得更加积极，短期内对增长的推动力量可能会明显提升。股市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客观地说，短期内指望股市在推动增长方面有大的作为，不现实。实际上，在未来一段时期，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格局很难改变。但因为商业银行已经给承担了很多政策性功能，将来是否还有很强能力支持增长？其实有风险。 从资金需求方看，经过过去这段时间的调整，企业杠杆率已经明显上升，而且很多负债没有直接用于生产，这可能会对企业下一步融资能力造成很大的约束。从资金供给方看，过去半年新增贷款显著增加，尤其是小微贷款大幅上升，这些对稳定企业、稳定经济、稳定社会非常重要。但自第一季度开始，我们已经看到银行的不良率上升、资本充足率下降，净利差收窄，而这些过程还刚刚开始，未来还会进一步恶化。这些可能会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危机时期商业银行代行一部分政策性功能，也不奇怪。关键的问题是，将来由谁来承担主要的财务责任。比如，如果这些政策性很强的小微企业贷款发生了坏账，算谁的？如果全部由银行承担，势必会影响银行承担这些责任的意愿。即使不得不为之，将来一旦资产负债表恶化，可能会影响银行部门的稳健性甚至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一大批中小银行在疫情之前不良率已经高达两位数，疫情冲击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性责任一定会使得它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建议设立一个特殊目的机构，来解决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具体说，是由央行、财政部和金融机构三方协同合作，金融机构负责放款，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进行兜底。央行提供流动性但不承担盈亏成本，从而保证货币政策不会因为这些贷款受到影响。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但也不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为代价，因为不会影响未来的盈利与经营。财政对这个特殊目的机构进行兜底，实际上是用相对比较少的财政资金来撬动很大的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 现在看来，这个方案很难在中国落地，不过前段时间人民银行购买了一批中小微企业贷款，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央行既提供了流动性又承担了一部分财政责任。 而且现在政府还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让利1.5万亿元。2019年中国六大国有银行的利润为1万亿，股份制商业银行为4千多亿，城商行为2千多亿。这样看来，其实让利1.5万亿元的难度不小，可能会对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盈利状况产生较大影响，大银行的情况好一些，本来利润比较多，而且是国有商业银行。 但现在政府要求大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同比增加40%，加上对利差的挤压，这些金融机构将来财务状况可能也不乐观。而且大行纷纷做小微业务，这不是它们的比较优势，以资金成本优势强势介入，已经对许多中小银行的小微贷款业务造成很大冲击。这些问题如果持续发展，未来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的矛盾也许会再次恶化，不排除下半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会再次变得突出。 财政或央行应承担一部分政策的财务责任 政府在疫情期间想方设法地支持中小微企业，这无可非议。但完全把政策责任推给金融机构，既不合理，也很难持续。银行毕竟是商业机构，要有盈利、投资回报，才能持续。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第一，财政是最顺理成章的承担者。第二，政策性银行可以帮助承担一部分责任。第三，如果前两者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么短期内也许可以让央行发挥积极作为。总之，疫情期间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的财务成本，由财政、政策性银行甚至央行分担，都比全部推给金融机构强。 央行承担政策责任的思路，肯定会引起争议。但这主要是考虑到目前由财政或政策性银行承担大部分责任的可能性很小。央行承担财政责任，自然会让人想到现代货币理论。我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学术主张一向是旗帜鲜明的，就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理论。但前段时间国内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发表过明确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内心十分矛盾。 一方面，人民银行法明确禁止财政直接向央行融资，否则容易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甚至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我们以前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但另一方面，目前的格局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隶属于国务院，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都是政府直接调控的。人民银行和货币政策本来就不独立。 因此，危机期间，央行承担一部分财政的责任，只要不变成一个常规性的举措，应该有尝试的空间。这样做，起码比把政策责任长期留给金融机构要好得多。
2017年12月19日，米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对竞争者，到底综合经济实力对比如何？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三大经济体中、米、欧，经济实力对比如何？ 2019年中米欧综合经济实力指标对比 比较项目 中国 米国 欧盟 购买力平价GDP（亿美元） 272538.4 210244.2 207900.0 汇率GDP（万亿美元） 14.36 21.43 18.41 发电量（万亿千瓦时） 7.14 4.12 3.2 出口（亿美元） 24994.57 25282.62 22991.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9672.25 62375.57 35501.38 如果以上五个指标项目等权重（各占20%），以中国为基准1.0000，则可加权计算得出米国为0.9795，欧盟为0.8016。大致结论是，中米经济实力相当，皆强于欧盟经济实力。 五大综合指标，彰显经济实力。
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是中国“由大变强”的必经之路，也是信心和实力的双重考验。 ▲蓬佩奥。图/新京报网 01 近日，抖音海外版TikTok遭遇美国政府的围追堵截，甚至一度因为特朗普的“封禁”一说，微软与字节跳动暂停了收购谈判。如今，虽谈判重启，但以特朗普“翻脸似翻书”的个性，不难料想，未来45天或更久的谈判期，或许也不会太过平静。 当此之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日又在节目上公然宣称，美国政府将在未来数天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更多中国软件公司“采取行动”。 看起来，TikTok只是一个开端…… 02 蓬佩奥说，中国众多在美经营的应用软件，都“直接向中国政府、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数据”。 按其说法，涉及针对美国用户的面部识别、住所、电话号码、朋友、联系人等……可以设想，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面临制裁的软件很可能轮到微信。 这种不断扩大化的对立情绪，让很多企业忧心忡忡。没完没了的冲动行为，不仅影响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也对美国的上亿用户造成诸多困扰和副作用。 03 与此同时，TikTok所在的字节跳动和微信开发商腾讯均表示，他们对用户数据保密。TikTok美国区总经理凡妮莎·帕帕斯8月1日还通过社交媒体否认了TikTok与中国政府共享用户信息的说辞，指出TikTok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美国，对员工访问进行严格控制。 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彼此交融的深度与广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两个国家，从没有那么多国家的企业像中国一样大举赴美上市。 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两个国家，在贸易中存在一些冲突与博弈是正常的。只有更大范围内的技术、商品、劳动力的流动，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经济活跃起来。 这曾经是一种愿景，并且不断地付诸实现。至少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在过去二十年发生了极大的飞跃，这是开放、合作带来的繁荣局面。由此，美国也在中国的经济腾飞、市场扩容、庞大的劳动力中获得收益。 应该说，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在彼此合作中曾遥相呼应。但如今，的确，以中国为引擎的全球经济腾飞局面正在转换轨道，中国正在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全球经济增长则一定程度上进入某种平台期。 中国已经不再单纯是呼应者、代工者，而在努力成为引领者、创新者。这种角色转换对美国来说，很难接受。但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活力，恰恰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创新的赛道上，通过彼此的竞争与合作，相互激发、向前发展。 04 然而“包容”曾是一种现实，如今却是一种选择，站在全球化对面的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选择“包容”。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努力，做出的是虎视眈眈的回应。华为被围堵断供，中兴面临制裁，直至近期的中国软件应用系统遭到盘查和威胁，这似乎是一个系列的、有步骤的行动。 如果这些企业和产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话，为何在过去那么多年未曾引起对方的关切和担忧，而在最近忽然升温呢？还是对方忽然变得丧失了日常判断非要一意孤行。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针对美国的一系列行为，中国的国际化企业面临着相对不利的局面，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对方要铁了心封堵我们的时候，如何合理应对，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损失。 05 我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首要的，依然是要立足国内，办好自己的事儿，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内部相对完备的经济体。其辽阔的幅员，丰富多元的经济带，多种多样的地方产品，庞大的消费潜力，能够支撑一种宁静的、和谐的生活局面。尽管这么做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我们此时需要一种定力和精气神，不能因为美国的强势就自己先怯了场。 更何况，中央也屡次表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未来的开放，不仅是产品的流动，更是制度性的开放。因此，国际循环不仅不会脱轨，反而会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 一方面，既然TikTok能在美国与其他地区获得巨大的成功，那我们可以期待，更多具有开创性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将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塑造新时代的互联网的中国神话。 另一方面，则是要在国内构建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氛围，以一种开放的、灵活自如的心态去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其他对手。而更加自信的中国、更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中国企业，也不会畏惧与任何对手的竞争。 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判断来说，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由大变强”的必经之路，也是信心和实力的双重考验。 □刘兴亮（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一位拿着拨火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讨论是一片土壤，那么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的种子”。近期，“双循环”这个新词激起了各种猜想、讨论和演绎。凡是能说的事情，都必须说清楚。“双循环”也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新词，就需要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 为了减少个人揣测，笔者尝试从考据的角度对“双循环”的提出过程进行回顾、梳理。 国际大循环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在当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王建同志答记者问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国际大循环”的构想很快引发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初，赵紫阳同志赴江苏省、福建省考察，并向邓小平呈上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参见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文摘》，2008年第11期）。 具体而言，“国际大循环”的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参见田纪云，《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炎黄春秋》，2015年3期）：第一，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第三，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在此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1992年到2011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了1.1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资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同一时期，中国从全球第12大出口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中国彻底解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双缺口”问题：外汇短缺、国民储蓄短缺。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等维度，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到2011年11月，以国务院批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形成了从南到北、比较完整的体系。 国际大循环战略日益面临挑战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等问题。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2006年），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已经逐渐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两个判断指出：（1）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2）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新常态下的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云。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此后的情况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 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条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新常态判断当中也提到：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通过直接投资等渠道，中国引进高质量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走出去的渠道，对外输出直接投资、广泛建立对外经贸联系。 供改下半场环境变化、首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到2019年末，上述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在此过程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总需求政策的平衡关系，存在颇多不同观点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应当保持政策定力，着力推进结构改革，同时避免大水漫灌；但也有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在2016、2017年外需不断向好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前一种观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占了上风。 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与上述两个变化对应，经济政策思路也开始调整。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已经有相应体现，也就是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一方面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供给补短板、供求衔接的角度，这次会议强调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具体地，“巩固”的提法，肯定了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供给侧改革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另外，从“畅通”角度出发，这次会议也特别强调了打通经济循环，会议通稿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虽然只提及“国民经济循环”，不过从具体表述来看还是聚焦在国内经济循环方面。 另一方面，从扩大总需求的角度，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第二次提出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次提出是在当时一周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地，会议强调了增强消费能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沿续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再次强调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且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等角度，再次指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2019年初，“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也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和讨论。 此后，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去杠杆的色彩悄然淡出、暂告一段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正式将转向了“补短板、强弱项”。会议内容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互相衔接起来，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出了具体政策抓手。 从前述政策思路的演进来看，在2018年后期到2019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强大国内市场”从需求端对“供给侧改革”的提法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时，供给侧改革本身的内容更多转向“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并且兼顾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 疫情冲击、中美摩擦之下的变与不变 2020年之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思路，其对应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2020年初以来，疫情的爆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 2020年初疫情爆发，2020年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部署疫情防控，一边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当时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次会议提出的“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已经超出供给侧改革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紧急任务。 之后，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蔓延，3月中下旬也开始在美国蔓延。由于各种原因，同期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并且也对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6月，随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在此基础上，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也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总体上来看，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思路在国内、外空间上进行区别：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而且，由于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也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其三，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上述三点，正是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所进行的详细阐述。 “国民经济循环”向空间、时间维度拓展成为“双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三点论述表明，关于中国经济面临主要挑战的判断，从2020年之前的“体制性、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又进一步加上了疫情的全球冲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析揭示了当下的“变”——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以及“不变”——国内基本盘保持稳定。这就使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落脚点，具有了国内、国际的空间区分，同时也有了国内、国际重心的区分。正是在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上述背景一致，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第二，“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第三，“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次会议上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也可以视为“内循环为主”另一种形式的概括。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政策思路。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不是一项短期考虑，而是“从持久战的角度的认识”。至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空间上拓展到了“双循环”，在时间上拓展到了持久、中长期的视角。这也意味着，“双循环”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尤其将对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部署产生重要影响。回顾1980年代末，“从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构想推动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地，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也将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具有重要的含义。 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 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 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 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 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原发于《财经》
上半年，中国经济在二季度迎来了较快反弹，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如需求复苏弱于供给、外需复苏弱于内需、服务业复苏弱于工业、制造业投资弱于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投资等。近期一些地方零散暴发的疫情、南方多省严重的洪涝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各地经济的复苏进程。 但总体来看，2020年中国经济全年实现正增长并无悬念。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相信下半年的创新进取、精准施策，可以带动全年乃至明年的经济复苏稳中有进，从而更加有力地保就业，同时还能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关注财政政策落地效应 下半年，财政政策确定性较高，重点关注政策的落地情况。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已经较为清晰地描绘了今年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来源和大致去向，因此下半年财政政策确定性比较高。而且，受制于收入来源，今年财政收支将维持紧平衡。因此，下半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空间较为有限。可能的财政收入增长来源有三个：一是经济复苏有望进一步降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运营预算收入的下降幅度，而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复苏仍然将对政府性基金形成补充。二是部分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有望提前至今年四季度下发，根据往年经验估算，这部分额度约为1.2万亿元至1.5万亿元。三是进一步提高一般预算赤字水平至3.6%以上。此外，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政策已经提上中央政府的讨论日程，但具体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大概率将放在明年。下半年的关注重点应该转移至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地情况，尤其是政府支出产生的经济效应。根据测算，在经济增速下行阶段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约为0.85，预计新增的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和1万亿元特别国债，能够在未来拉动GDP增量约为2.21万亿元。 逆周期货币政策基本格局不变 二季度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明显转暖，金融系统流动性也较为充足，经济基本面逐渐走出疫情冲击阴影，下半年经济增长回正已基本确立。6月工业增加值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录得4.80%和5.91%，二季度GDP同样恢复正增长。预计经济复苏大概率将贯穿下半年，GDP全年累计增速也将位于正值区间。同时，6月CPI和PPI当月同比涨幅均出现回升。对CPI而言，汛情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CPI下降速度；对PPI而言，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将在下半年进一步扩大，工业品价格同比回升趋势也将持续。在此背景下，下半年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必要像疫情严重时那样出重手。货币政策“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没有变化，但可能更多侧重于“重结构+降价格”，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6月，央行先后创新和使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票据互换、调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工具，同时在结构和价格两方面进行优化和引导。为了配合特别抗疫国债发行、内需恢复带动投融资活动上升，以及未来可能因进出口而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冲击，货币政策也会留有一定的放松空间。 在执行层面，下半年总量扩张将会较为审慎，结构性工具的创新和使用频率预计会继续上升，以确保资金精准滴灌，支持实体经济。从现实情况看，当前略偏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不会在下半年发生明显变化，结合国内经济基本面情况，总量政策工具的使用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在结构性工具中，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将是下半年最大看点。根据货币当局的官方解读，金融机构让利分为三部分：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下调，贷款还本付息延期和金融机构减少收费。其中，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下调最受关注，官方估计这部分让利共计约9300亿元。由于信用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以及再贷款与再贴现数额占比不高，降息让利的主要部分仍来自贷款。在存款维持保持上半年平均增速的情况下，考虑到年内信贷增量规模和存量变化，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实施的贷款本息偿还延期和展期政策，以及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下降带来的新增信贷需求，我们认为下半年MLF和LPR还将降息一至两次，幅度约为20个至30个基点。存款利率下调的概率则相对较低。而创出历史新高的货币乘数以及不断抬升的利率走廊下限意味着货币供给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慢于货币需求提升，在下半年全社会融资需求依然保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大概率事件。我们判断，下半年货币当局将酌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至2次，幅度为0.5个至1.0个百分点，累计释放1万亿元至2万亿元现金以满足货币供应增长需要。 政策建议 针对下半年面临的内外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在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促进先进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制造业投资占我国投资的30%以上，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不利于“稳投资”。建议下半年允许一些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省份合计增发5000亿元至7000亿元的地方专项债券，同时配以其他融资方式，重点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军工龙头企业、民营制造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等实施包括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改补贴、上市补助、单列贷款计划、建设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基础研究平台等全面扶持政策，推动制造加快投资、加快转型升级。 二是及时创设第三类直达货币工具。上半年餐饮、体育、旅游、住宿、院线等部分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复苏明显滞后，其中部分企业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但并不属于小微企业，不适用于已有的两类直达货币工具。建议货币当局可从实际需求出发，考虑创设第三类直达货币工具，即“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3000亿至4000亿元再贷款规模。参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2.5倍乘数的经验，预计可带动银行机构新发放信用贷款7500亿元至1万亿元。 三是继续实施精准减税。为进一步拉动消费增长，可考虑从税收让利着手推动。鉴于汽车在消费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建议适当降低购置税、消费税等，以带动汽车消费增长。还可进一步降低餐饮、体育、旅游、住宿、院线等服务行业的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等税费，以刺激相关服务性消费加速回升。 四是加大力度为出口企业纾困。2020年1至6月，全国累计办理出口退税8152亿元，与去年同期的9779亿元相比下降16.6%。下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低迷的全球贸易前景，出于“稳外贸”“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考虑，建议下半年可加大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出口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力度，整体提升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档位；加大财政对部分出口退税负担较重地区的补助力度。确保全年新增出口退税规模在去年基础上有适当增长。 五是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振兴计划。在大力培育内需的同时，可以考虑帮助外需加快复苏。建议重点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对华长期友好、具备一定经济基础或资源禀赋的国家，适当加大人民币中长期信贷投放，提升其进口能力，进而增强应对疫情和加快经济复苏的能力。当然，贷款必须定向用于支持相关国家购买“中国制造”，重点包括医疗卫生设备、5G通信设备、交通基础设施、机电产品、船舶等。 六是实施支持全国基层医卫体系升级和南方重点地区防洪基础设施改造计划。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基层卫生体系带来了严峻考验。长期以来，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大多集中于一线城市，基层医疗设施和技术水平发展相对落后。6月以来南方多省洪水泛滥，暴露出相关省市在防洪基建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建议下半年中央财政可考虑增发1万亿元国债，资金专项用于两大领域升级和建设：一是对全国县（区）及以下医疗卫生软、硬件体系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二是重点用于对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长江中下游省市防洪水利设施的加固改造和流域治理工程。 七是积极扩大社会就业规模。建议对线上灵活就业出台税收、补贴等扶持措施，积极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在线创业和自主就业。对于具备一定规模的网络零售商、淘宝店家，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按小微企业标准提供融资优惠。建议积极推动物业管理行业人员队伍优化升级，以此解决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目前，全国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已近千万，但就业人员学历偏低和综合素质不强等问题阻碍了城市、社区和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建议各地政府可指导物业行业，适当招募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充实物业管理队伍，如规定物业管理机构拿出3%至5%的名额来定向吸收本科以上人员，以提升物业管理行业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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