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一阵惊呼下，今天A股三大指数又都刷出了一根根新高大阳线，也改变了很多人的节操。 看来对下面这张在昨天流传甚广的神图，市场已经给出它的答案，就是不知道各位读者自己答对了没有： 没错！答案就是：还有一波！ 在今日的盘面中，昨日大幅回调的券商在资金回马枪中再次被炒成最热板块，就像一针强力鸡血，硬生生把略显恐慌的市场情绪给躁动起来。 在没有银行这种大权重队友助阵的情况下，三大指数依然强势飙涨近2%。 截至收盘，沪深两市连续第5个交易日成交额破万亿，创业板指数收获年内高达47.49%的涨幅，霸榜全球。在全球新冠疫情依然冲击不断的大环境下，中小创这种表现，堪称梦幻。 券商股究竟有多强，看看今天的wind统计的大单资金净流入：全天主力资金净流入222.67亿，比后十名加起来还多。 当然，要说今日最强的板块，却是意料不到且好久不见的，以中船系为代表的军工板块，共有超25只相关个股涨停，并且主力资金也在强势打Call，资金净流入额仅在券商之下。至于原因，据说是今日全球权威航运造船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造船业三大指标中，中国再次领先，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但军工行情并不具有持续性，至多属于半路杀出的一日游行情，不会是市场的主流。 大伙期盼和关注的，还是普遍性的大众热门板块。 2 沪指在攻占3000点大关之后，很快就势如破竹，3300点这个一直不敢想象的点位大伙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攻破了，还不带喘气的。 所以A股运行至此，短期的K线看确实很吓人，这样引发市场很多投资者对后市的担忧。 恰逢昨晚欧美股市明显弱势，尤其美股三大指数尾盘集体加速回落，对市场情绪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在昨晚的浦山论坛中，原证监会主席肖刚的一席讲话却把今天市场情绪给稳住了： 原证监会主席肖刚讲话全文 总结肖刚的讲话精髓：党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改革要求和部署，包含五大变革，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后面还用了数个“迫切需求”来强调此轮改革的重要性。 虽然已是前领导，但其讲话的代表性还是极其重要的，观点的方向和意味，尤值得细细研究。 在其中，肖刚讲到的“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或也是促使今日市场信心回流，券商板块再度引爆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关于这一轮的牛市行情背后的原因，有其根本的逻辑，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太多了。在这里在老调重弹下，归结起来，核心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复苏，经济数据持续确认反弹。这一轮疫情，中国发现最早，最早采取严厉措施，迅速遏制，目前经济已经全面重启。从近几个月宏观经济数据看，6月PMI数据超预期，3月、4月和5月持续三个月稳步走强，经济复苏的逻辑一遍遍确认，必定会反映在资本市场上。 2，补涨需求。在此轮牛市未启动的年初，A股市场大多数板块本就处于长期未得到认可的低估值状态，恰逢今年的疫情冲击，又被大杀了一波估值，很多行业个股估值一度跌穿地板价。尤其是银行、券商、保险、地产这种大金融板块，大大部分都已处于近10年估值最低分位点底部。 3，流动性充裕。美国作为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市场，但在美联储持续无下限的放水救市下，依然走出了见证奇迹的大反弹。虽然中国的流动性远非美国那么夸张，但在数次不同方式的宽松下，股市的流动性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充裕很多很多。 要知道，今年上半年，一共有118只新股上市，同比增长84%，融资总额1393亿元，同比增长131%，仅次于2015年的大牛市。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资金依然源源不断，大市交易量甚至明显高于前两年。 今年上半年已成立695只新基金，合计募集规模已经突破万亿元，历史上破万亿元规模的年份仅2015年、2019年，而今年半年就跨过了万亿大关，刷新历史记录只是迟早问题。 而今年新基金发行破万亿背后的最大的推动力是权益类基金，截至目前的发行已经达7352.3亿元，占比逼近七成。这也是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权益基金发行占比超60%的年份，只有在牛市周期才会出现。 因此，整体看，起码短期的市场，还是没毛病的。 在早盘虽然有大量获利盘受不住外围市场影响担忧而选择下车，但对于很多主力资金来说，现在的调整，反而是上车补票的良机。 3 回看这两个月来最热门的行情，机构的资金抱团是最大的特色，资金主要沉淀最大的几个板块： 以疫情受益的医药医疗板块板块； 以游戏、消费电子、5G、芯片为代表的科技股板块 以白酒、猪肉为代表的的食品饮料消费板块； 在所有的这些热门板块在大量资金抱团疯狂抱团的推动下，估值都被炒上天际。 这些资金最终又集体涌入到了券商、银行及保险等权重板块，并带动起全面牛市的超级大行情。 金融股引爆A股大牛市的最直接导火索，是6月末的证监会要会给银行发券商牌照消息的全面发酵，这个效果或许连监管层都没有料到。 但现在真的是全面牛市的行情吗？ 不见得。 解读资金抱团的深层次原因，更多原因是对全球经济下行下，处于对未来业绩不确定性的担忧，资金更愿意选择具有行业赛道优秀、业绩稳健、未来增长确定性高、或者受益于疫情影响的其他细分板块，如医药、科技之类。 因此，这更多会是结构性的行情，可能继续会是牛市，但一定会分化，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至于银行地产板块为何在近期表现如此优秀，其根本还是在于内在的业绩估值相对已经具备非常大的吸引力，并且有激发板块行情的利好刺激。 不过，现在的银行股再经历了一轮全面涨停的集体高潮之后，估值一下子也回到了相对其他板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的水平，未来除非又有大级别的利好刺激，否则就不用再期望大行情了。 地产板块还算涨幅不大，并且销售数据还在确认走好，相比银行股，吸引力都大一点。 至于其他一般的板块，尤其是受疫情冲击比较明显的工业制造业、出口为主从普通贸易产业，除非部分蹭热度的公司，大部分依然难以有好的行情。 马上开始的中期业绩大考数据，将会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过滤器，就是不知道几家欢喜几家愁了。 接下来，主要还是要看抱团资金的流向，未来还会在那几个热门板块中持续轮动下去。 4 不过，海外市场有可能会给A股带来更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影响。 海外市场中，目前唯一最头疼的还是疫情对经济面的冲击。现在几乎陷入实际性失控并且的国家主要是看美、巴、印三家，但真正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重大且即时影响的主要还是看美国。 自5月以来美国推动“经济重启”，各州开始陆续“解封，许多地区恢复了商场、酒吧、海滩、健身房和博物馆等场所的运营。而对于重启经济这一措施，上至美国总统，下至各州议员，都曾直白地表达“经济重启大于人命”的观点。 但美国疫情的失控，真不是随便说的，截至目前，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从上月的2万出头，已经飙升至5万出头，现在全美新冠肺炎确诊累计超过300万，累计死亡超过13万，但不仅是本土人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外界也都对此反应麻木了。 但这疫情不是麻木不仁就可以当做没事儿，它对经济的冲击不会因此就少点儿，相反，由于这种全民性“弃疗”，美国经济复苏需要的时间将远比想象中要久。 因此美国现在的分化，无论是经济面与资本市场，还是股市里的多空观点，比A股强太多了。 很大原因上，美股这一轮历史性大大反弹，得益于美联储无下限的各种放水刺激。但目前虽然美股依然强劲，很多机构对未来的担心并不比普通投资者少。 桥水基金也在近期的报告中称，美国股指走势与美国经济当前的困境大相径庭，这样的局面不会维持很久，未来美国股市将面临更深的下探，美国股市或将面临“失去的十年”。 美国金融分析师Gary Shilling认为，由于投资者意识到经济从卫生事件中恢复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美股在未来一年内可能会暴跌30-40%。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虽然美股还在慢慢反弹，但力度相比以往已经明显非常弱了，并且弱势调整出现的交易日不断增多，到未来不知道会不会走出熊市形态而引发雪崩。 虽然早在3月开始两个市场就开始相互分化，现在美股越来越弱，A股越来越强势，但我们不知道这种分化还会有什么变数，无论怎样，目前的美股对A股的潜在影响都不能掉以轻心。 5 近期的港股市场也值得说一下。 在A股的带节奏下，港股这段时间的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内资股明显强于香港本地及海外股，本周的恒指累计不到3%，但国企指数快摸到了5%了，这还是在恒指成分股中有不少中资股起了拉动作用，比如银行保险等。当然，港股的新经济股也是非常强劲，很多巨头都相继创出了意料不到的历史新高。 其次是南下资金持续涌入抄底，在今日，南向资金再度流入，净流入超100亿元（wind上显示没那么多）。从数据看，近月来的南下资金跟北上资金的净流入幅度明显大增。 这些南下的资金，一部分去买了港股特有的新经济股和打新，另一部分重点流向了港股通中的A+H股，尤其是券商和保险。原因很简单，A股太猛来不及上车，去抄底港股的相应H股补车票啊，起码短期算得上是无风险套利空间的价差在那里。 本月来，A股的光大证券翻倍了，港股的光大证券同样接近翻倍，其他的如招商证券、中国银河、中信建投等涨幅也都超4成了。 不仅是内地资金在抄底港股，外资同样毫不手软。从4月至今，港币就一直处于7.75的强方兑换保证线附近，外资持续流入，迫使香港金管局在近两日连续向市场注资逾150亿港元，而在这几个月已经干预了多次。 这些资金，可能大部分都是为了通过沪深股通渠道北上抄底A股，但作为中转池，港股同样收益匪浅。 目前内地企业占港股上市公司数量已超过一半，占港股总市值也接近了8成，即使在恒指的中资股权重也接近了6成，这意味着的港股市场已经越来越受到A股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随着未来走强A股的走强，港股可能也还是会有不少好机会的。 6结语 今年本就是见证奇迹的大行情，我们见过了太多魔幻得不真实的大场面。 现在的A股行情，与最近的2019年2月份的那一波非常相像，都是一下子就集体亢奋，之后开始分化，有人且战且退，有人星夜募集弹药上杠杆，其背后，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的考量。 但今年的市场情况相比之前的变数更加多了，虽然A股确实走出了牛市的形态，但市场分化之下，最是考验个人的择股能力。 还是需要注重选择合适的赛道和时机，不然就是格雷厄姆那句话：牛市，是普通投资者亏损的主要原因。 另外，关注明天周四的中国月度CPI、PPI、社融等核心数据，这没啥好说的，大概率会符合预期甚至稍微好点。 如果PPI、两融大超预期，那市场可能还将是有一段美好时光，如果低于预期，也不必过于担心，毕竟大趋势基本已经是确定的了。
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确诊人数在格林威治时间7月6日达到1150万，目前确认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53.5万。过去一周增幅最大的国家为美国和中国以外的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 罗汉堂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监测共覆盖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总人口的90%，总GDP的97%。截至7月5日，这些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67个，相比上周数目净增加了1个；自五月中以来，进入恢复期国家数量上升的势头有所放缓。同时有58个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这些国家大多为疫情爆发较晚的亚、非、拉国家。 比较来看，处于恢复期的经济体主要位于东亚、大洋洲和欧洲，人口占全球比例40.0%，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53.7%，平均经济活跃度已经恢复到96%，累计经济损失（相对2019年的GDP）为 3.4%。这些地区超过2/3的新冠患者已经恢复。处于应对期和低谷期的56个经济体人口占全球比例50%，占全球GDP份额为43.6%，平均经济活跃度水平提升至92%，累计经济损失（相对2019年的GDP）为 3.6%。一方面，这些经济体累计感染人数超过800万人，现存感染人数近半。 美国疫情经济的东西分化 过去一周，美国疫情复发之势愈演愈烈，截止7月6日，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确诊人数已经接近300万，大约相当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超过13万人死亡。主要原因是多个州的领导人过快以及在条件尚未成熟情况下重启经济，一方面部分州认为重启经济的重要性要大于病毒防控，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和居民并不重视防控措施如强制保持社交距离，带口罩等。 因此我们观察到美国各州之间的疫情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共有27个州在5月15日之前解除了“居家隔离令”，主要分布在美国西部、南部和部分中西部，大部分位于东部和东北部的其他23州在之后逐步开始复工。 较早重启经济的州，感染数均大幅增长，贡献了当前美国每日新增病例的超过70%。这些州正在出现和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疫情经济曲线——病毒仍在快速传播的情况下，经济强行重启。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在低谷期蹒跚不前，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等州更是退回病毒爆发传播阶段，这里新增病例的翻倍天数都仍然很低，不具备可持续恢复的条件。这些州大都数缺乏充分的测试和追踪政策，因此大大影响了他们控制疫情的能力，提高了重启经济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5月15日后复工的大部分州，包括明尼苏达、华盛顿和疫情惨烈的纽约州，都展现出典型的第二波疫情模式，即缓慢但稳定地减少新增感染人数，并逐渐恢复经济活动。当然也有例外，美国西南的亚利桑那州的新增确诊数仍在快速上升。 和深陷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各州的经济、医疗和财政资源远远要充足得多，罗汉堂学术委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ric Maskin指出，由于政党和社会分歧显著，美国整体缺乏足够的领导力和政治意愿去修正当前的错误。尽管11月的美国大选是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但在那以前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生命损失。 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在高疫情风险下重启经济 南亚是美州之外新冠病例新增最快的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南亚国家的病例数都位于全球前20。这些国家目前每百万人病例数大约为500-1000，这一方面是极低的检测率的结果，在前20国家中南亚三国的检测率（5000-7400检测/百万人口）比其他国家低1-2个数量级；同时也说明这些国家病例增长的风险仍然很大。南亚国家的疫情经济曲线的走势极为相似，病例翻倍天数仍在20左右，但迫于压力，各国均已重启经济。考虑到其落后的公共医疗系统，可以预见南亚地区的疫情仍将继续恶化，疫情经济的恢复将比较缓慢。 具体来看印度，经历了三个阶段长达两个月的封锁，印度部分企业于5月中部分重启启动；月初，经济进一步重新开放；到6月中旬，印度失业率从4-5月份历史性的高点23%恢复到11.1%，接近封锁前的水平。6月份货物运输也恢复至接近封锁前水平，商品及服务税征收额环比上升近50%，从5月的62，009千万卢比和4月的32，294千卢比恢复至90，917千万卢比，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4月的27.4和5月的30.8恢复至6月的47.2，接近50的荣枯线，但距离1月份的55.3还有一定距离。印度政府从7月1日起宣布了更多宽松政策，但印度每日新增病例数量已经和巴西持平，并在本周超越俄罗斯成为确诊病例第三的国家，印度接下来的疫情经济恢复仍然困难重重。 点击进入全球疫情经济追踪（PET）系统
当然A股市场长期走出牛市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海外市场的情况只能改变A股市场上涨的节奏，因此不必过于担忧。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才能拥抱这轮A股市场全面牛市的机会。 7月8日周三A股市场盘中出现了一定震荡，但随后两市继续上攻，牛市氛围不减。与前几个交易日券商股连续涨停，出现逼空式上涨，带领指数高歌猛进不同，今天A股市场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和分化，市场回归正常的牛市状态。券商板块也再次引领大盘回升，这显示出投资者对于后市的信心依然较强。市场成交量依然保持在高位，昨日大盘成交量达到了17，000亿，创五年新高，仅次于2015年牛市最鼎盛时的成交量，这显示出两市的交投非常活跃，投资者入场意愿强烈，国内的机构加仓、外资流入、散户资金的入场、新基金的建仓等等都是A股市场增量资金的来源。我从5月份开始预言下半年A股市场将从局部牛市转向全面牛市，现在已得到完美验证。当时我建议大家提前布局券商股，券商股正是这轮发动牛市行情一个最佳板块，牛市买券商成为很多投资者的共识，因为牛市开启时券商股往往不会缺席，这次再次得到完美的验证。 昨天上证指数盘中突破3400点整数关口，这也是一周内突破的第五个整数关口，从3000点一路回升到3400点，可以说市场的牛市特征尽显。去年12月10号我提前发布了2020年十大预言，现在来看绝大部分已得到验证，包括宽松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场外资金大量入市及美股见顶结束十年牛市等。最后一条待验证的是关于A股的预测，我当时在第十条中写到：A股今年会站稳3000点，向上拓展20%的空间。现在来看，离十大预言完全实现已经不远，我当时提出十大预言时疫情影响还未出现，今年A股虽然两度遭到疫情冲击出现大幅下挫，一度跌到2600多点，是这几年的市场底部，但A股都顽强地从黄金坑中爬出，特别是科技股大幅上行带领了创业板指数在今年实现了接近40%的涨幅。上证指数也即将实现我的十大预言的目标，在3000点之上上涨20%左右。2019年1月3号我在大盘处于这几年的底部2440点时提出2019年十大预言，明确指出随着利空因素的逐步消化，A股市场将收复3000点，而2019年年底大盘刚好收在3050点，完全实现了2019年十大预言，期待2020年十大预言今年也能全部实现。 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消费、券商和科技这三大方向今年也是轮番表现。上半年直到现在，白酒、医药、食品饮料这消费三剑客轮番上涨，龙头股不断创新高，带来了很强的赚钱效应，提前走出了牛市。5G、新能源汽车、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龙头股今年也大幅回升，券商股则在近期走出逼空行情。这三大方向也是我长期看好的方向，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涨幅，估值上也不便宜，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会认识到这些经济转型受益板块的长期机会，特别是消费白马股的股权价值将越来越值钱，这些消费白马股是值得用于长期持有养老的品种，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现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这一轮A股市场从局部牛市转向全面牛市不仅仅是资金面的推动，实际上有深刻的经济面支撑。现在统计局还未公布二季度经济数据，但根据公布的4-6月份的相关经济数据来推断，二季度我国经济有望收复一季度的失地，从6.8%的GDP下降回到正增长，至少是回到0左右，这就是一个深V的反转。如果下半年GDP继续回升到5-6%，今年全年GDP就是逐季回升。GDP的回升预示着上市公司的盈利也是逐季回升，下半年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盈利同比都会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这将是A股市场走强的经济面基础。 从资金面来看，支持这轮全面牛市的动力更足。今年以来由于实体经济受到疫情冲击，民间投资出现了明显下降，央行采取了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宽流动性为经济面提供了较多的增量资金。由于实体经济并没有太多的投资机会，加上楼市采取严格的限购限贷措施防止大量资金再次流入楼市炒房，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大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今年的基金销售异常火爆。以往基金销售火爆是牛市见顶的特征，而今年基金销售火爆反而是牛市启动的一个动力。今年基金销售火爆是由于居民储蓄大转移产生的，与2015年5000点、2007年6000点时全民炒股的背景不同，因此爆款基金出现所带来的信号意义也完全不同，5000点和6000点时基金销售出现爆款是牛市见顶的信号，此次基金出现爆款则是牛市启动的原因。 当然最近A股市场快速回升，大盘短期内一周涨了接近500点，也让很多投资者感到非常焦虑和担忧，担心市场快速上涨，大盘会从慢牛变成快牛甚至疯牛，我认为不必过于担心。牛市往往都需要快牛来启动，吸引场外资金入场，如2014年11月大盘开启快速上涨的一段行情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入市。我把牛市开启阶段出现的逼空式上涨当作市场发出的强烈信号，即“牛出没，注意”，提醒大家牛市来了。等到第一波快速入场的资金买完，市场将从快速上涨阶段进入震荡回升阶段，市场可能出现反复震荡，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识到牛市来临，市场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这将给市场的后期走势带来不断的推动。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从经济基本面，还是市场估值处于历史的底部，以及从居民储蓄大转移的投资需求等方面，都可以看出A股市场这轮牛市仍然属于健康牛。从长期来看，A股开启的这轮牛市是慢牛长牛，持续时间可能超出大家的预期，因此没有把握好这轮牛市或踏空的投资者也不必过于焦虑，快涨后必然出现一定的震荡，随后就是慢牛长牛，只要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抓住绩优股的机会，未来仍然有很多投资机会可以把握。 股市有一句谚语：牛市总是在绝望中产生，在犹豫中上涨，在疯狂中灭亡。上半年受到疫情冲击A股市场出现暴跌，就是这样绝望的环境产生了这轮牛市；5月份后市场的多空分歧加大，特别是最近市场快涨时看空和看多的人都数量众多，在这种犹豫中市场不断上涨；等到将来出现大量的资金蜂拥而入及加杠杆的行为大量出现，市场有可能走向疯狂的阶段，那时就要小心。现在仅仅是开启了这轮牛市，还远远不到谈见顶的时候，因此大家还是可以去深入挖掘一些优质的公司进行配置。从投资风险来看，我认为上半年A股市场主要的风险其实来自于外部，现在海外疫情仍在快速扩散，特别是美国疫情反弹形势严峻，德州法官考虑再次出台居家令。美股目前也处于高位，估值泡沫非常明显，美股这一轮快速上升主要是源于美联储大量放水催生的估值泡沫，因此美股在后期受到经济面拖累出现下跌的可能性仍然很大，这可能拖累A股市场的牛市进程。当然A股市场长期走出牛市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海外市场的情况只能改变A股市场上涨的节奏，因此不必过于担忧。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才能拥抱这轮A股市场全面牛市的机会。
据央行网站8日消息，7月7日，央行联合银保监会在北京召开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座谈会。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潘功胜，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周亮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国强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强化对稳企业金融支持的决策部署，要求金融系统充分认识做好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落实好各项金融支持政策，加大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为企业恢复生产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金融委的直接领导下，金融系统把应对疫情冲击作为头等大事，积极采取多项政策措施，加大总量货币信贷支持，完善金融监管政策，引导贷款利率下行，优化信贷投向结构，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前5个月，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10.3万亿元，同比多增2.3万亿；5月份，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去年末下降42个基点；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速25.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2.2个百分点。 会议要求，各金融机构要把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与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保持一致，确保信贷资金平稳投向实体经济。要着力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能力，完善内部转移定价、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权重等激励机制，加强金融科技运用，提高风险评估能力。要落实尽职免责要求，让基层行和业务人员真正敢贷、愿贷、能贷、会贷。要落实有扶有控的差异化信贷政策，重点支持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比。要落实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普惠小微贷款要应延尽延。要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提高信用贷款发放效率。 会议强调，各金融机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金融与经济的共生共荣关系，切实做好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要提高服务质效，合理让利，减少收费，确保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落地见效。要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创新服务方式，加大对“两新一重”，特别是制造业、国际产业链企业，以及科技、绿色、养老家政等民生服务业的金融支持。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守住风险底线。要加强组织领导，转变作风，制定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压实工作责任，完成工作任务。
我研究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已经超过10年了，10年前，我国农民工流向一直是从西到东，如今则是从东到西；广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省，但2019年常住人口仅为广东一半左右的浙江，人口净流入量居然超过广东——以上这些转折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区域在哪里？本文试作分析。 321国道：一场变迁一场梦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省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 在没有高速之前，国道是中国交通的命脉，即便现在，也同样承担着货物运输的重要作用。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这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 因此，321国道是一条我国中西部农民迁徙之路，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也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而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是比较贫困。这些地区的外出农民，在过去40年中，不断地沿着321国道去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口才5000多万，到2000年，增加至8642万，2019年则达到11521万人，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不过，近年来，珠三角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净流出，其中2018年净流出186万，2019年净流出118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珠三角的农民工是什么时候还是出现净流出？估计也是近两年的事。如2018年长三角的农民工还是净流入的，到2019年就出现了净流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是从2018年开始净减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在大致经历了近40年的东移之后，开始陆续返回老家。 2010年前，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如今，有了高速和高铁，分流了国道的客流量。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321国道也随之变得不如过去那么繁忙了。 去年我们曾经根据分地区彩票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变化比较这两个维度来寻找农民工的迁徙路径——福利彩票的主要购买者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而发电量增速的变化反映经济活跃度。数据分析表明，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安徽三省的彩票销售相对增速较高，而且用电量相对增速也较高，反映了经济活跃程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民工流向的变化。 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在大量流出，但从过去三年的数据看，广东依然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省。例如，2018年净广东（绝大部分流入珠三角）净流入人口80多万，但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这意味着珠三角的非农民工人口净流入近270万。因此，非常明显地看出，珠三角的人口变迁实际上是在“腾笼换鸟”，而且依然是全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区域。 尽管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过去两年中农民工数量都出现了净减少，但东部地区的人口依然呈现明显的流入，如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若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则2019年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 2017年后中国人口“东迁”规模持续走高 因此，这些来中国人口的流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总体流向没有发生变化，但全国人口的大趋势是在往长三角和珠三角集中；与此同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都在增加，反映出部分传统产业和出口加工业已经迁至中西部省份。即人口大方向是“雁南飞”，农民工则是“孔雀西南飞”。 2019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出）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集聚超乎预期——部分人口净流出省份更为突出 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就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各省市中遥遥领先。根据我们计算，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两省，而前两年这个比例都只有60%左右。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以2019年人口净流入第一的浙江为例，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这两个城市净流入人口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说明即便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除了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上“抢”不到人。人口净流入第二的广东情况也类似，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反过来看，即便是全国人口过去三年净流出最多的人口大省山东，下辖的济南、青岛、烟台和威海四大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净流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说明山东作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三的大省，尽管人口净流出规模第一，但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亮点城市还是比较多的。先相比之下，中西部的有些人口净流出的省份就只呈现“一枝独秀”了，如2019年江西除了南昌和陕西除了西安人口是净流入的，其他省内城市人口几乎都是净流出。此外，山西、河南、湖北、甘肃等省份，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抛开行政区划概念，总体来看，一、二线城市人口呈现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则呈现净流出，中国已经步入城镇化的后期，大城市化则方兴未艾。 中国大城市化加快，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净流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分析，发现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合肥、佛山等人口流入规模更大，而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早就设置了人口规模的控制闸门，故人口规模很难较快扩张。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会不断放缓。 那么，在城市化进程放缓的背景下，有限的流动人口为何不是相对均匀地流向一二三线城市，而是集中涌向少数几个大城市呢？那是因为制造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这就要求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才能节省成本，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一线和新一线的人口集中度还将继续提升，集中度或许会超乎大家想象。 要避免建成没有人口流入的“中心” 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审核结果显示，国家级开发区有552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达到219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数量为156家和135家；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分别为19家。自贸区18家（截止2019年）。 此外，还有很多个国家级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心城市和新区等（为表述方便，这些不同类型的“区”都简称“经济中心”或“中心”）。但是，究竟有多少建成达标，多少半途而废呢？迄今似乎没有人统计过。 就当前而言，建各类“中心”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人口流、资金流、物流等的流动性都在减弱。例如，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减少，已经持续8年累计减少了2800多万。2021年以后，减少幅度会进一步加大。 尽管目前各大城市都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如提高人才落户的各种补贴、降低落户的学历门槛，但“抢人”的效果仍是有限的，除了新一线城市在抢人方面有天然优势外，如杭州、南京等，大部分城市的效果不明显。这说明，要想持续地吸引人口，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当地产业能否持续发展。 在2019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中，前八大城市分别分布在粤港湾大湾区、杭州湾湾区和长江经济带上。说明中国人口集聚的城市在进一步集中。如前所述，浙江和广东两省就占了全国人口净流入量的7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相比之下，长三角的另两个省：江苏和安徽，2019年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仅为2.5万和4.5万人，几乎可以忽略。即便在浙江，浙南和浙西的衢州、金华、温州、台州的人口也出现净流出。广东也是如此，经济发现相对落后的粤西、粤北和粤东，人口也呈现净流出局面。因此，细分人口净流入的结构，不难发现，2019年全国人口净流入城市中，70%左右的净流入人口都集中到了粤港湾大湾区和杭州湾湾区的城市。 从理论上讲，建立各类经济中心，实际上就是为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但由于要素资源是有限的，经济中心设立越多，中心的达标率就越低。更何况今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人口集中度却越来高，那么，国内现存的各类经济中心是否也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严酷现实呢？ 例如，汕头曾经是我国首批批准建立的四大经济特区这一，目前常住人口数量少于户籍人口数量，说明人口已经净流出；2010年批准设立的喀什经济特区，2019年也出现了人口净流出，当时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今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因此，要成为一个经济中心，是需要组织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集聚，组织资源可以由企业来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当，但往往前者更加市场化，更容易成功。例如深圳有腾讯、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一批企业巨头，杭州有阿里巴巴、吉利汽车、荣盛等的巨头，宁波则拥有国家制造业39家单项冠军企业，居全国第一。而且，不论是杭州湾湾区还是粤港湾湾区，都属于民营企业占比极高的区域。 在全球经济分化的时代，不少企业巨头富可敌国，如7月6日，美国四家科技公司：苹果、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均超过1万亿美元，加起来超过日本的GDP总额。因此，不少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是靠一些企业的高成长而形成的。 因此，对某些过去30多年来反复被赋予各类经济中心头衔的地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经过过去30年的努力都没有建成某类经济中心，若又被赋予的新使命，还会成功吗？在进入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如何，其中人口的增减量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指标。
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澳大利亚央行在周二(7月7日)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并警告称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高，维多利亚州等重点地区仍面临疫情相关封锁措施的威胁。 该报道介绍，澳大利亚央行将官方隔夜拆款利率维持在0.25%的纪录低位不变，并将3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0.25%不变。 据报道，澳大利亚央行行长菲利普·洛在公告中称：“只要有需要，将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宽松政策。”他表示，“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取得进展、且该委员会有信心通胀率将可持续地保持在2-3%的目标区间内之前，不会提高官方隔夜拆款利率目标。”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18日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失业人数增加了8.57万人，这使该国失业总人数达到92.76万人。失业率再次上升，由4月份的6.4%升至7.1%，为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6月稍早时候，中新社报道称，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2020年1-3月份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3%，全年增速预计放缓至1.4%。澳财政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当天对媒体宣布，确认澳大利亚已陷入29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6月25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内容中指出，风险资产价格在今年初暴跌后已有所反弹，全球基准利率普遍下降，过去两个月全球总体融资环境已有所改善。主要经济体央行采取降息、扩张资产负债表等积极行动，提振了市场信心。
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吗？否 我以为，要坚持宏观经济调控就要有GDP增长目标，即便是最市场化的国家，也有政府年度经济增长预测，这是最起码的。如果政府有增速预测，这同政府有增速目标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多年来中国的增速目标一直是意向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目标也不是不可以根据形势发展进行调整的。GDP（或者GDP增速）是几乎所有重要经济指标的分母，没有经济增长目标，许多重要经济、金融指标都无法确定，各种政策也无法协调。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吗？否。正像何立峰主任所说的“客观上它的内容已经融入到其他相关指标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中”。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财政赤字是3.76万亿，同时又给出了财政赤字率3.6%。很容易知道，隐含在这两个数据中的名义GDP的增长速度是5.4%。事实上，没有GDP目标连财政预算都无法编制，财政政策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货币政策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经济增速目标这个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如M2的增长速度，信贷的增长速度等等也无法制定。但央行自己肯定是有一个目标或目标范围的。否则，很难设想央行会如何制定和执行2020年的货币政策。易纲行长最近说：“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如果他心中没有通胀率和GDP的增速预测，他又如何能够预估全年人民币贷款量和社融量呢？ 因而，问题不是为什么政府不制定增长目标而是为什么不公布增长目标。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如果已经有了GDP增长目标，就应该公布了这个目标。好处包括：可以更好协调政府部门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同市场进行有效沟通。公布增长目标的好处还包括可以发挥政府各级和各个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监督作用。通过传递明确的信息，可以凝心聚力，对外形成积极预期。当然，政府还有其他考虑，公布不公布增长目标是各种综合考虑的结果。对此，经济学家难以置喙。 那么，“融化到各种指标中”的2020年GDP增速目标到底是多少呢？从已公布的财政赤字和赤字率，我们知道2020年GDP的名义增速目标是5.4%。这是非常明确无误的。但实际增速目标呢？我们不知道政府所使用的2020年GDP平减指数是多少。根据历史趋势，可设2020年GDP平减指数上升2个百分点。这样，政府未公布的2020年GDP实际增速目标应该是3.4%。 根据1-5月份的经济统计数据，市场的普遍看法是第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应该是3%左右，比较悲观的看法是1%左右。以上述两个数字作为下限和上限，并进一步假设2020年第三、四季度有效需求的同比增速达可以到与潜在增速持平的6%，2020年实际GDP增速应该在2%和2.4%之间。假设2020年通货膨胀率为1%，则名义GDP增速应该在3%和3.4%之间。换言之，在2020年中国名义GDP实现5.4%的增速将是困难的。 不仅如此，由于需求约束，即便在2020年实现GDP2%到2.4%的实际增速，3%到3.4%的名义增速也存在很大困难。在消费和外需难于成为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增速超过GDP增速）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必须维持相当高增速。而这又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的更高增速，而除非执行更加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此之高的增速是难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选择：容忍较低的增速或在提高消费和出口增速的同时，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主要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终的选择可能是两者的结合。 如果放弃了经济增长目标，只要就业目标，问题可能更大 2020年创造900万新增就业是否困难呢？如果知道所谓的就业弹性，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算出为创造出9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多高。已知2019年底就业人数为4.4247亿，创造900万新增就业岗位，就业增长率为2%。为此，实现就业2%的增长，GDP的增速应该是多少呢？这取决于就业弹性。中国学者对就业弹性的估算是不太相同的。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郑秉文教授认为就业弹性在0.31到0.42之间。如果要实现就业2%的增长，相对应于0.31到0.42的就业弹性GDP的增长速度就需达到6%和4.8%。 应该看到，即便新增了9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的失业人数，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计划失业率指标，失业人口仍然有2757万人，要高于往年。 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重要政策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但把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对立起来，认为不应强调经济增长目标的观点值得商榷。宏观经济管理“纲举目张”中的“纲”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就业。有了经济增长目标，就可以确定其他目标。但从就业增长目标出发来确定其他目标是十分困难的。 过去大家说，如果让地方政府设立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就会盲目追求增长、盲目投资。如果放弃了经济增长目标，只要就业目标，问题可能更大。怎么解决就业问题呢？给地方政府下达就业指标，恐怕比给地方政府下达GDP增长指标的问题更大。为了实现就业增长2%的目标，调整统计口径？100个人可干完的事情让102个人来干？增加政府机关的冗员？或靠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劳动者走街串巷的密集型经济？ 总之，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是缘木求鱼，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就业问题变成失业救济和降低劳动效率问题，没有增长的新增就业只能新增隐性失业，是人均收入的下降。脱离经济增长我们不但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而且可能会滋生腐败。当然，改变产业结构，如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还是有余地的，但是和经济增长相比作用可能不会特别大。 今年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应该是6.7万亿，不是3.76万亿 在纾困阶段，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包括：减税降费，三项社保缴费阶段性免征，半免征，缓征，财政贴息，兜底采购双重政策，鼓励重点医疗物资生产，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安排救助补助基金，等等，这些政策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现阶段——刺激经济增长阶段，除了继续执行过去已有的一些纾困的财政政策之外，重点应该转向刺激经济，让经济有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财政开支，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有四大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最主要的是有两项，一个是一般公共预算还有一个是政府性基金，我们在谈财政赤字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指的都是在一般公共预算这一块里的入不敷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差额并是不包括在财政赤字中的。当我们讲财政赤字是3.6%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入不敷出的数额。根据政府所公布的数字，2020年计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1.03万亿，包括三块一个是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包括一点是调入、结转资金。这三块这些数加起来是21万亿，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看一般公共预算入不敷出量就是3.76万亿。但实际上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还包括了调入结转资金一项，过去几年的结余转到今年了。按定义，财政赤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76万亿元。但如果扣除3万亿元调入、结转资金，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18.03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当年全国实际财政收入为6.76万亿元。财政收入是通过税费等等方式把购买力从社会中提取出来，起到抑制经济的作用。财政支出是花钱买东西，起刺激经济的作用。赤字代表了净刺激，由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有3万亿并不是从今年的购买力中抽出来的，所以今年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应该是6.7万亿，不是3.76万亿。政府性基金里有些入不敷出的差额实际上也是财政赤字。如果把所有东西都考虑进去，我们会发现中国财政刺激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按中国的财政赤字定义，中国财政赤字由2019年的2.8%上升到3.6%。对比2009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2.7%的财政赤字率，不能不说2020年中国财政刺激的力度是很大的。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本次刺激计划的规模理所当然要大于当年的“4万亿”。当然，“4万亿”的经验教训应该汲取。除上项目太快、太急，造成浪费外，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平台融资应该是“4万亿”的主要经验教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0年GDP的名义增速大概率会低于5.4%的隐含增速目标。由于2020年的财政预算是建立在GDP名义增速5.4%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方面财政收入可能会明显小于计划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支出刚性，财政支出难以相应减少。这样，在2020年实际财政赤字就可能会显著大于计划财政赤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债价格因供大于求而下降，从而对国债收益率造成上升压力。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上升又会导致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利息率的上升，从而对经济增长进一步施加下行压力。但是，如果放弃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中国经济就会在重大体制性和结构性调整未完成之前，过早滑入低速增长时期，从而在今后给我们带来更多、更难以应付的挑战。 在今后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两难挑战：进一步加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是为了避免财政状况的恶化而满足于较低的GDP增速。如果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进一步增加扩张力度，中国的财政状况会因GDP名义增速低于预期（财政收入减少）而恶化。此时，可能会出现国债销售困难的情况。 为了使国债可以顺利销售，央行可能不得不执行中国式的“量宽”，以冲销挤出效应。如果“知难而退”——由于财政收入减少，减少财政支出，降低扩张力度。这种选择的可能后果是：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跌、失业问题无恶化、杠杆率上升（因GDP增速下降）、不良债权增加；经济最终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 如果出现这种两难局面，“两害取其轻”。我认为应该走第一条路线，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第一条路线，肯定后遗症不少，但我们还是应先保住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选择：中国式QE？ 在疫情期间，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传统的货币政策来抗疫纾困，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在疫情期间，央行主要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包括：公开市场的逆回购；降低MLF利率，引导LPR爆价下行；发放低成本专项再贷款；定向降准；降超准备金率等等。 公开市场的逆回购可以压低银行间货币市场利息率，进而影响银行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MLF，向商业银行提供中期再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LPR。央行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工具。如众多基准利息率、专项再贷款、准备金率等等。在疫情期间，央行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抗疫纾困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下图）。 应该说2020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比较宽松的。再者，在经济处于收缩期间，货币政策对增加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货币政策只能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在讨论货币政策时不必过多的考虑财政问题。执行宽松货币的目的是使银行能够给居民和企业发放廉价和充分的信贷，不用考虑更多的东西。但2020年下半年央行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配合财政部使国债得以顺利发行。2020年政府计划新发行政府债券的总额是8.51万亿元。如果再考虑到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的发行、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帮助地⽅政府把融资平台债务转换为规范的政府债券以及地⽅政府专项债，2020年国债发行量将明显高于往年。此外，如前所述，还应该考虑到如果名义GDP无法实现5.4%的增速，财政状况会因财政收入的减少而急剧恶化。 2020年政府债券的大规模发行，有可能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使日后国债发行难以为继。因此，央行不仅应尝试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降低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抑制挤出效应，而且还应考虑采取非常规措施。 受法律限制，央行无法直接从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如果尽管有传统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国债融资依然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上移，央行就可以考虑扩大公开市场操作规模，由央行从二级市场买入商业银行从一级市场买入的国债，实行中国式“量宽”：在财政部通过一级市场向公众出售国债的同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从商业银行购入等量国债，实行中国式量宽（如上图）。 新冠肺炎是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只要不被种种传统观念束缚，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敢于创新，大胆试验。中国必能克服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 本文原发于网易，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