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利率与股市的背离 近期股市A股市场明显转暖。从技术形态上看，目前A股主要指数（沪深300、上证50等）呈现多头突破的态势，而创业板指和中小板指一直维持在多头排列的强势形态。 然而货币市场的某些特征，却似乎并不支持股市的大幅度走强。 例如，从数据来看，表征最短期资金成本的指标——DR07和DR14——都发生了明显的抬升，回到今年2月疫情初期的水平。 而国债收益率来看，不论是短期（1年期国债收益率）还是长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经历了疫情期间的深度下探，现在发生明显的抬升，也表明资金成本在提高。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直觉是，利率和股票价格是反向运动的；一般加息会造成股市大跌，而降息（以及降准、QE等宽松操作）会导致股市大涨。 然而这一轮，特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股市却涨势猛烈；特别是上周五的普涨，A股主要指数几乎全部进入“多头排列”的技术形态。于是问题来了，一边是货币收紧，一边是股市大涨，究竟谁错了？ 2 利率抬升的两种逻辑 答案是：两个都没错。 表面看上去背离的两个指标，也许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现象。 事实上，这一轮货币政策收紧，从两会已经开始；而6月初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强化了货币宽松政策工具退出的正当性。从期债指数（10年期国债期货）来看，4月底已经开始price in这一轮货币收紧；5月22日两会召开那天的一根大阳线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跌下去了。 细心的投资者会发现，近期各大券商首席分析师的关注点，大都已经转移到对资金成本抬升现象的讨论。在刚刚结束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先生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也有明显“偏鹰”的态势。例如： “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在真实的世界中，决定资金成本的因素有两个，第一是央行的货币政策，第二是经济基本面的内生驱动力。 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过多地关注货币政策对利率（资金成本）的调节，而忽视了经济基本面对资金成本的内生驱动诉求。 短期，货币政策的松紧的确会造成股市起伏，但这有一个大前提，即经济基本面不发生明显变化，处于停滞，甚至是衰退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资金放松，流动性泛滥，会导致股市和债市的同步走强；而资金收紧，流动性匮乏，会导致股市和债市的同步走弱。但这只是一种情形。 而长期来看，经济活动增强，对资金的需求旺盛，资金供不应求，在供求关系决定之下，自然就会使得资金的成本（价格）——利率——抬升。这一轮的利率抬升，与其说是央行在主动收紧货币政策，倒不如说是对经济活动明显走强的一种追认。 目前而言，驱动股市大涨的逻辑有两个方面。 首先，一旦经济走强带动利率上行的逻辑确认，那么债市的熊市确立，资金从债券市场出逃，涌入权益类市场，推高股票价格。 其次，而股市是一种基于预期交易的金融产品，一旦债券（固收）市场的表现确认了利率抬升是对经济活动增强的追认，即债市开始转入熊市，那么基于未来经济走强的预期，股市上涨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特别是近期A股的行情开始从中小创向白马蓝筹切换，此前一直温温吞吞的上证50与沪深300也开始酝酿着突破，佐证了对经济走强的预期。 那么，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股债两市未来如何发展？ 3 历史的轮回 目前，从国债收益率曲线来看，短端收益率的抬升比长短要快，进而收益率曲线呈现出一种走平的态势。结合收益率抬升，债券价格下跌，这个现象用术语来表述就是两个字——熊平。 在这里牛平牛陡熊平熊陡这些枯燥的概念我就不多解释了，您只需要记住两个特征，即可： （1）收益率（利率）抬升 （2）长短端利差收窄 这样的形态，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6年二三季度。请看下图： 可以看到，从2016年开始，长短端利差（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减去1年期国债收益率）开始收窄，伴随着收益率上行，即所谓的“熊平”趋势。与当前的趋势极为相似。 随后，长短利差不断收窄，知道2017年中长短端收益率利差收窄为零、并轻微倒挂。 之后，债市开启了一轮明显的收益率利差走阔的周期，而这一轮周期随着疫情期间货币放水、短端收益率被极度压低而走到顶端。 即便不考虑疫情的因素，在2019年下半年中间，长短端利差（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减去1年期国债收益率）也逐步上扬到接近1个点的位置。 所以，从2016年二季度，到2019年四季度大概的位置，正好构成一轮完整的债市周期。 现在的位置（牛陡转熊平）与2016年二季度向三季度的过渡期极为相似。 如果我们再把股市走势纳入进来，那么规律就更加明显了。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在2016年那一波明显的“熊平”走势之后，股市便开启了上涨。 如果我们拉长到更长的周期来看，在2008年之后的三轮明显的债市周期中，以及对应的三轮“熊平”，除了2011年一二季度那一轮“熊平”之外，其它两轮债券周期的“熊平”发生之后，股市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行情。 熊平之后股市走牛，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反映的是经济活动增强导致对资金的需求增加，而经济活动增强，则为股市走牛提供基础。 下面分别演绎一下最近十年中由债券“熊平”过渡到股票牛市的逻辑过程： 第一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股市在2009年3月见底，之后便开启了一轮反弹，而这一轮反弹，由于QE和全球大放水，债券市场还处在牛平的漫漫长路之中，这一轮股市反弹不具备基本面的支持。 第二轮。2013年二季度，短端收益率快速上行造成“熊平”格局，是经济活动强劲而央行释放流动性不足所导致的，变现为“钱荒”，因而股市估值遭到压抑。之后随着2014年大降准，配合上压抑需求的造富需求和金融工具创新，最终导致2015年那一波快牛疯牛行情。 第三轮。到了2016年三季度，全球经济复苏到繁荣的逻辑已经确认，美国加息周期开始，这一波中国国债收益率再度上行，且短端上行的速度明显比长端快，于是出现“熊平”格局。而这一波股市上涨，事实上从2016年二季度已经开始。由于宏观货币环境收紧，因而股市上涨缓慢，而且向白马蓝筹股“抱团”的现象非常明显。到2018年开始下跌，降息周期再度开启，债券牛市确立。 因此，从上面三个“熊平”的例子来看。债券收益率期限结构的“熊平”格局，所反映出来的意义是相同的，即：经济活动走强，对资金需求增加，导致资金成本提高，利率抬升，且短端利率抬升速度比长端快。 经济走强是牛市的部分条件，但而这是否会导致大牛市，还要看许多其他因素的配合；比如情绪面，政策面，流动性基础，等等。就目前而言，情绪面和政策面都是非常支持的，而基础流动性也并不紧张，所以股市走强的概率偏大。 4 结语 股市与债市，就像是两面哈哈镜，从不同侧面，反映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这两者有时同涨同跌，这是流动性松紧造成的；有的时候会发生“股债跷跷板”，这是资金在不同风险偏好之间选择的结果；还有的时候，会出现背离，就像现在的情况。 而按照我们的分析，这一轮股债背离，其背后的信号其实是经济走强，基本面趋好。 事实上，如果排除疫情，2020年本应该是全球从复苏向繁荣过渡的时期。中国虽然在最早期（12月份）未能发现病毒，但随后及时采取了极端严格的隔离措施，因此疫情迅速被压制下去；导致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反弹复苏情况优于世界其他国家，有望成为新一轮全球复苏的火车头。 回望2017年到现在，三年期间的兔起鹘落，中国从美国加息的被迫追随者，演变为这一轮全球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工具率先退出的领头羊，期间并没有发生资产价格的硬着陆。现在美国深陷疫情与债务泥潭，美联储放水完全停不下来，而中国的货币政策率先开启紧缩周期。 站在经济周期的角度，从复苏到繁荣的换挡期，经济活动开始增强，对资金的需求增加，导致利率抬升，债券市场进入“熊平”阶段。而这段时期往往是牛市的早期阶段。根据美林时钟，这段期间的资产配置原则叫做“股票为王，商品次之”。 尽管未来黑天鹅事件仍然可能高发，市场不稳定因素仍然在，但出在牛市欲来未来之际，大可不必悲观。
图片来源：微摄 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延斯·魏德曼21日说，德国经济“应该”已经走出新冠疫情导致的低谷，正在“相对缓慢”复苏。 魏德曼接受《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几个月，德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 他说：“好消息是低谷应该已经在我们身后，情况正在好转。不过，深度衰退之后的复苏相对缓慢。” 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德国中央银行，魏德曼2011年起担任行长。 魏德曼在采访中说，新冠疫情期间，德国政府为保护德国企业和就业“快速行动”；如果德国今年秋季出现企业破产潮，政府有能力提供进一步救助。 德国政府3月下旬出台1.1万亿欧元（约合8.7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救助计划，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再注资1300亿欧元（1.03万亿人民币）提振经济。 为防控疫情，德国3月下旬关停非必要生产和商业活动，4月下旬开始逐步复工，目前仍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禁止举办绝大多数大型活动。 法新社报道，德国疫情相对较快的缓解速度和政府大规模经济支持大幅提升了投资者信心。 不过，德国部分地区最近出现聚集感染。截至21日下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家肉类加工厂已有1331名员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德国政府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超过18.9万例，死亡8882例；确诊病例过去24小时增加687例。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日数据显示，德国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当天达到1.79，即平均每名新冠患者传染1.79人，较19日的1.06大幅上升。这一研究所说，部分地区聚集感染导致基本传染数上升，全国范围新冠病例增加的情况不会出现。（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疫情零星反弹，不改经济修复大势。尽管如此，我国经济尚未回归常态，百废待兴。作为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手段，近期各种利率有升有降，扑朔迷离。在宏观经济经历拐点之后，利率走势是否也将迎来拐点，或是在疫情纾困之下继续下行？ 核心观点： 1．疫情零星反弹，不改经济修复大势。尽管如此，我国经济尚未回归常态，百废待兴。作为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手段，近期各种利率有升有降，扑朔迷离。在宏观经济经历拐点之后，利率走势是否也将迎来拐点，或是在疫情纾困之下继续下行？ 2．疫情冲击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如此特殊背景下的经济修复往往呈现出有别于常态下的经济复苏特征。不过，从历次重大疫情的史实来看，疫后经济一旦出现拐点，即使离常态还有不小距离，利率也会随之迎来由降至升的拐点过程。 3．近期我国消费、投资数据呈现V型反弹态势，这主要归因于前期被疫情抑制的需求得以释放。与过往危机相比，此次疫情下政策刺激力度未必强烈，叠加海外修复进程缓慢，下半年我国经济反弹步伐或将趋于温和，整体价格难有明显抬升。 4．未来政府债券大量发行需要利率政策配合，企业纾困也需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短期内银行间利率有望维持低位震荡。但疫后经济的回升大势将主导利率中枢抬升的总体方向。这个角度来看，货币条件阶段性最为宽松的时期或许正在过去。 正文： 疫情零星反弹，不改经济修复大势。尽管如此，我国经济尚未回归常态，百废待兴。作为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手段，近期各种利率有升有降，扑朔迷离。在宏观经济经历拐点之后，利率走势是否也将迎来拐点，或是在疫情纾困之下继续下行？ 一、经济拐点后的利率：历史有何启示？ 即使在疫后经济修复这种特殊的时期，经济的拐点也能预示利率的拐点。例如，美国曾遭遇亚洲流感和香港流感两次较为严重的疫情。在疫后经济增速出现拐点之后，虽然其经济远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物价甚至还在走低，但联邦基金利率却很快呈现出由降到升的拐点。 图1：疫后经济拐点预示着利率拐点 数据来源：WIND 注：经济增长采用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其与实际GDP趋势一致。 二、经济拐点后的利率：这次有何不同？ 与以往逆周期发力时期相比，今年以来我国货币社融的反弹幅度仍相对温和，政策刺激力度并不强烈。近期我国投资、消费呈现快速反弹，这主要归因于疫情期间被抑制的需求逐步释放，政策刺激的带动未必是主导因素。考虑到经济自发性修复的动能将逐步减弱，叠加海外经济修复缓慢，下半年我国经济回升步伐或趋于缓和。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货币扩张中有部分资金用于纾困，这当然有利于稳定经济，但其拉动增长的作用有限。 图2：本轮复苏更多依赖自发修复，政策刺激有限 来源：WIND，笔者测算 与过去周期不同，我国本轮经济复苏或不会伴随整体价格的抬升。内需回暖和海外复工复产有利于工业品价格上涨，但国内刺激力度有限且海外修复仍较缓慢，未来PPI回升难言强劲。从CPI来看，猪肉产能修复、餐饮需求下降及高基数等因素将使得物价显著回落，甚至不排除年底下探至0附近的可能。综合PPI和CPI两者走势，整体价格（如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速下半年可能呈现下行态势。 图3：与过去不同，本轮经济回升未必引致整体价格抬升 数据来源：WIND 注：整体价格为GDP平减指数。 展望未来，政府债券大量发行需要利率政策配合，企业纾困仍需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短期内银行间利率有望维持低位震荡。但经济回升的大势仍将主导利率的方向，未来利率中枢的抬升或难避免。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条件阶段性最为宽松的时期或许正在过去。当然，经济温和复苏下利率抬升幅度也不会过于剧烈。此外，随着前期银行间利率下行向贷款端的逐步传导，未来实体融资成本还将滞后下降一段时间。 图4：经济回升大势主导利率方向 数据来源：WIND 注：“债券发行高峰”指每年发行量最大且超过1万亿的月份。 三、基本结论 一是疫情冲击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如此特殊背景下的经济修复往往呈现出有别于常态下的经济复苏特征。不过，从历次重大疫情的史实来看，疫后经济一旦出现拐点，即使离常态还有不小距离，利率也会随之迎来由降至升的拐点过程。 二是近期我国消费、投资数据呈现快速反弹态势，这主要归因于前期被疫情抑制的需求得以释放。与过往危机相比，此次疫情下政策刺激力度未必强烈，叠加海外修复进程缓慢，下半年我国经济反弹步伐或将趋于温和，整体价格难有明显抬升。 三是未来政府债券大量发行需要利率政策配合，企业纾困也需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短期内银行间利率有望维持低位震荡。但疫后经济的回升大势将主导利率中枢抬升的总体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条件阶段性最为宽松的时期或许正在过去。
6月18日，《财经》杂志和《巴伦周刊》中文版联合举办了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新机遇”为主题的“财经·卓见”线上论坛。与会嘉宾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分享了他对于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以及大类资产配置问题的看法。 在全球经济复苏形态问题上，李迅雷不认为全球经济会在疫情后迎来强劲复苏，中国政府也没必要追求一时一地的“V型”、“U型”复苏，更多还是应该考虑通过改革来解决那些基本的结构性问题、社会问题，把GDP“V型”反转当作一个目标本身就是不明智的。 在谈到大类资产配置时李迅雷表示，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分化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量主导变成存量主导，并出现四大分化趋势，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一趋势来进行大类资产配置。他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权益类资产投资回报率提升，而黄金作为应对货币泛滥、经济动荡的投资品和避险工具，价格明年可能创历史新高。
A股投资者经常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2000年至今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而同期上证指数点位上涨大幅落后、大部分时间都在2000-3000点附近。上周五上证指数公布编制方法调整，也使得这一问题得到更多关注。我们认为： 1）估值下降抵消盈利增长的贡献：盈利在2000年至2019年19年间年化复合增速10.2%（按照每年增速年化复合后扩大至6.4倍），跟GDP同期的年化复合增速12.8%相差并不大（GDP累计扩大至9.9倍）。但与此同时，上证指数TTM市盈率估值从约60倍下降至14倍，跌幅达77%。上证指数长期未能跟随GDP涨幅，主要是因为估值从相对高位向低位回落，抵消了同期盈利增长的贡献； 2）结构分化：“新老分化”是中国资本市场近年的重要特征，在整体指数点位滞涨的同时，新经济持续领涨并实现优异长线回报； 3）中国资本市场正在迎来新一轮大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受供需双侧因素驱动，可能正在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中国股市市值在未来5-10年可能再次迎来大发展，估计未来5-10年中国证券化率从当前的60%左右提升至不同国际市场分布的中位数100%附近，总市值相比当前可能有翻倍的空间。 为何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而上证指数多年不涨 投资A股的国内及海外投资者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GDP从2000年的约10万亿元扩大到2019年约99万亿元，扩大8.9倍），而同期上证指数点位上涨大幅落后、大部分时间都在2000-3000点附近（2000年年底2073点，2019年年底3050点，仅上涨约50%）。 上周五上证指数公布30年来的首次指数编制方法调整，也使得这一问题得到更多关注。我们在本篇报告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上证指数编制规则修订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均有限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修订上证综合指数编制方案的公告，并将推出科创板的首个指数：上证科创板50指数。上证指数编制方案的修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指数样本被实施风险警示的，从被实施风险警示措施次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的下一交易日起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被撤销风险警示措施的证券，从被撤销风险警示措施次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的下一交易日起将其计入指数。 2） 日均总市值排名在沪市前10位的新上市证券，于上市满三个月后计入指数，其他新上市证券于上市满一年后计入指数，此前一般是上市后第11个交易日后纳入指数。 3） 上交所上市的红筹企业发行的存托凭证、科创板上市证券将依据修订后的编制方案计入上证综合指数。 本次修订明确了新允许上市的红筹公司、科创板公司纳入指数的问题，同时也对此前新股上市后纳入指数的规则进行了优化，但对市场有一定预期的“流通市值”靠档加权的编制规则方面，则依然维持了原来的总市值加权方式。 由于变化所涉及的市值及领域短期都较小，我们估计新的编制规则对上证指数的短期和中期影响都较为有限。 盈利增长基本跟上GDP的步伐，但估值回落抵消盈利上涨的贡献 从盈利累计增长及估值区间变化的分解，来看从2000年到2019年年底的19年间上证指数涨幅为什么会大幅落后GDP扩大的幅度，我们会发现： 1）盈利在19年间年化复合增速10.2%（按照每年增速年化复合后扩大至6.4倍），跟GDP同期的年化复合增速12.8%相差并不大（GDP累计扩大至9.9倍）； 2） 与此同时，上证指数TTM市盈率估值从约60倍下降至14倍，跌幅达77%。 上证指数长期未能跟随GDP涨幅，主要是因为估值从相对高位向低位回落，抵消了同期盈利增长的贡献。 “新老分化”是中国资本市场近年的重要特征，新经济持续领涨并实现优异长线回报 与整体指数点位滞涨相比，更值得市场参与者重视的是中国股市近年的“新老分化”现象。 自2010年以来，在“总量增速下行、新老结构转换”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的资本市场中，与消费、医药、科技及先进制造相关的新经济板块大幅跑赢与投资相关的老经济板块。这一现象，不止是在A股成立，在海外中资股中也成立，在中国有较大业务比例的跨国公司中也成立。 从盈利增长、投资回报率（ROE）、新股上市及融资、估值等维度，我们都能注意到类似的特征。 以至于到目前，与泛消费相关的新经济板块占中国股市的市值从2007年占比约20%，已经上升至目前的接近50%；对应地，老经济板块的比重则从80%下降至50%附近。 基于海外投资者持股较重的50支A股（多数都来自消费等新经济领域）编制的指数长期年化收益率达到约20%，就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注解。 我们对此结构性表现的分析贯穿在近十年的策略主题研究中，代表性的请参见2010年3月23日《中国消费升级图谱》及2014年3月4日《中国的“老经济”与“新经济”》。我们预计新老分化的现象仍将在持续，并是仍将是分析中国资本市场表现的重要框架。 中国资本市场可能正在迎来新的大发展阶段 上证指数编制方法的修订对指数表现影响可能有限，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大趋势。 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受供需双侧因素驱动，可能正在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中国股市市值在未来5-10年可能再次迎来大扩容、大发展，估计未来5-10年中国证券化率从当前的60%左右提升至不同国际市场分布的中位数100%附近，总市值相比当前可能有翻倍的空间： 基本面上看，中国的消费升级及产业升级趋势可能仍在深化，支持新经济板块大扩容； 估值的持续压缩可能接近尾声，估值重估需要多方面因素配合，但市场整体估值进一步压缩空间较小，未来股市及股指整体表现可能与盈利更加接近； 不断改革与开放，特别是注册制改革、对外开放等举措，正在全方位改善股市生态，促进优胜劣汰、上量提质； 居民资产配置拐点也为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创造了有利条件，详细请参看中金发布的《迎接居民资产配置拐点》主题报告。 我们看好受益于资本市场发展的龙头券商、交易所、财富管理及投资管理人的中长线前景，个股梳理详见正式发布的研报。
时至年中，下半年即将开启。如果说今年中国经济上半场关键词是“复工复产”与“复苏”，那么下半场，“复苏”依然是关键词，但这次要加上一个前缀“加速复苏”。 近期各大机构纷纷发布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上证报记者梳理发现，机构普遍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将加速修复，增速有望回到疫前水平。内需改善为经济稳步上行提供动力源，预计下半年投资和消费将协同发力。 投资消费协同发力稳增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扩大内需上升为重大战略，聚焦于拉动有效投资和消费。从各大机构预测来看，下半年内需将持续改善，投资和消费增速或双双回归正增长。 上半年整体数据尚未出炉，但从前5个月数据来看，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同比降幅已经连续3个月收窄。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在二季度率先发力，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达5.6%，消费也会在三季度开始出现明显回补，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在扩大内需战略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并不是基建‘独轮车’，而是消费和投资的协同发力。”诸建芳说。 机构预测三大投资同比增速年内均会转正，其中基建投资仍是稳投资的主力，全年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新基建投资规模将超过万亿元。国家持续扩大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有助于提振制造业投资，预计相关数据会逐季回升。 5月份以来，商场、餐馆人气走旺，汽车家电等消费活跃，消费市场正逐步回归正常。交行首席研究员唐建伟预计，下半年，随着疫情消退，生产生活回归正常，消费复苏还是可以期待的，但总体力度可能较为温和。 经济增速或大幅反弹 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下降6.8%，虽然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转正，但上半年经济整体或仍为负增长。不过，各大机构及专家均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速或明显回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受扩大内需的推动，中国经济将进入市场需求全面恢复支持下的较快回升轨道。预计今年三、四季度GDP增长率将提高到8%以上，全年经济增长率会达到4%以上。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分析称，在疫情不出现大面积反弹的基准假设下，下半年全球经济渐进复苏，中国快于欧美。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大幅反弹，四季度或升至6%左右，明年将进一步上升。 “我们对经济正向增长有信心，而且有别于以往的经济周期，这将是一次无通胀的经济复苏。”彭文生说。 对于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国家统计局也早有判断：下半年经济要好于上半年，会走得更稳健。 诸建芳也表示，中国经济已呈现快速修复之势，经济增速年内有望恢复至疫前水平，预计全年最终实现3.1%的正增长。 政策仍聚焦“六稳”“六保”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多部委近期纷纷表态，要狠抓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着力稳企业保就业，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唐建伟在展望下半年政策时表示，从政策目标来看，是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从政策取向上看，是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以定向政策为主，达到精准滴灌的目标。 唐建伟认为，下半年降息降准可能还会有，但不管是频率还是幅度都将明显小于上半年。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预计，下半年仍将有两轮全面或定向降准，惠及中小微企业的再贴现再贷款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张。 根据《国务院关于落实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明确的时间表，一系列稳企业保就业惠民生的政策将在下半年加速落地或出台。比如，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等。
在外部经济和政治环境波动增加的背景下，要挖掘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最关键的是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增强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高端制造能力，努力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资本市场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大有可为。高效、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可以承担起为具备高风险特征的科技创新行业提供资金支持的重任。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节奏。中国凭借自身的制度优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主动权，将疫情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并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复产复工。但是，2月下旬开始，疫情在欧洲和美国快速扩散，并蔓延到拉美、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几近停滞。在两个多月的社交隔离后，欧洲和美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初步控制，新增感染人数、重症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趋势性下降。欧洲和美国多个地区已经开始有步骤地复产复工，全球经济有望逐步走出谷底。乐观地看，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制定者充分借鉴了此前数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经验，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措施，有助于全球经济重启后保持一定的需求强度，全球经济长期陷入萧条的概率较低。但是，在缺乏有效疫苗的情况下，社交隔离措施仍将长时间存在，疫情对很多服务业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创伤。对中国而言，除了经济层面的不确定性之外，疫情还可能加速本已存在的逆全球化趋势，构成地缘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疫情在欧美国家暴发后防疫物资的短缺，促使一些国家考虑在国内重建关键民生产业的供应链，疫情导致的经济困顿也可能再度激发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倾向。逆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和中美关系的再度紧张，不仅使得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同时也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远期前景带来压制。在外部经济和政治环境波动增加的背景下，要挖掘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最关键的是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增强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高端制造能力，努力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我国已经成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工业大而不强的特点依然存在，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制造业和产业链优势更多体现在规模和布局等方面，在基础研发、高端核心零部件、质量品牌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在一些产业和领域，产业基础（包括基础研究）还很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风险不容忽视。新冠疫情和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压限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追赶努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目的正是在于打破已有的实验室分类体系，建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融通发展的新体系，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作为金融市场从业者，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资本市场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大有可为。资本市场，特别是权益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对于支持创新、科创具有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实力和高科技行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电子元器件、计算机、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军工等部分关键行业仍存在明显的短板。这些行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科技和研发能力的进步，也十分依赖于大规模长期资金的支持，相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间接融资而言，高效、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可以承担起为具备高风险特征的科技创新行业提供资金支持的重任。2018年11月，宣布在上交所新设科创板，科创板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快速落地，截至目前已有105家企业上市。科创板企业上市后普遍实现了充分换手和风险定价，运行总体平稳、上市企业的硬科技含量比较充足，设立科创板以支持转型升级、促进股市基础制度改革的目的初步达到。在此背景之下，监管层今年4月27日进一步推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方案，参考了科创板的经验但又形成一定的错位竞争。截至目前，证监会层面的主要规则征求意见结束，深交所表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交易所层面的业务规则已经上报，内部业务流程已经就绪，全市场技术准备即将完成，有市场人士预计深交所6月份就会开始受理创业板IPO申请材料。除了科创板的新设和创业板的改革之外，资本市场配合推进转型升级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面协调推进。2019年9月，证监会发布了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12条措施，从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出发，目的是为了探索出一条既遵循成熟市场惯例又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之路。近期，金稳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进一步加大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力度。我们相信，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后盾，不仅可以为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还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权利保障，创造丰厚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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