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密集的A股半年报发布落下帷幕，被视为新经济和科创企业“聚集地”的创业板及科创板上半年业绩大幅“跑赢”沪深主板，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行业增速远超传统优势行业。 那么，在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同比负增长的背景下，新经济、高科技行业何以实现逆势增长？ 新经济、高科技行业逆势增长 上半年，在A股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较一季度改善，但盈利能力尚未有效恢复的同时，科创板、创业板表现靓丽，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实现42.29%和13.97%的较快增长。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行业表现尤为亮眼。上交所数据显示，上半年科创板生物医药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4.61%和2757.65%；集成电路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2.44%和97.11%。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4.96%和39.05%。即使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新材料、节能环保等行业，总体业绩也都有小幅增长。 而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业绩增长显著。深交所数据显示，上半年，创业板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42.88%、18.34%，远超其他行业。虽然新材料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净利润有所下滑，但得益于消费需求恢复，在第二季度分别实现环比增长93.01%、64.20%。 可以看出，具备新经济、高科技特征的行业呈现出韧性强、潜力足的特征。在疫情和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挑战下，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率先实现需求快速恢复，净利润高速增长。 从科创板公司来看，存货周转率甚至比去年有所提升，说明库存消化较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创板公司产品契合市场需求，具有市场潜力和竞争力，与部分传统行业需求疲弱、恢复缓慢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 研发投入持续增强 疫情催生新需求 综合来看，研发投入持续增强、疫情催生新需求等原因都是新经济、高科技行业业绩表现优异的原因。 从科创板和创业板来看，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明显。研发投入增强，进而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带来更高收益，成为支撑相关板块企业业绩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 上半年，创业板公司研发费用合计近350亿元，同比增长7.01%。科创板公司共计投入研发金额129亿元；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平均值为18.53%，比去年全年提高6个百分点。 从具体公司来看，宁德时代上半年研发费用高达12.98亿元，迈瑞医疗、蓝思科技、欣旺达、深信服、汇川技术等公司的研发费用金额也达到5亿元以上。 这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企业，大多也获得了良好的业绩回报。以“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经营目标”的蓝思科技为例，上半年，其实现营业收入155.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22.4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部分高端制造企业已具备较强的“补位”能力。 今年年初，在疫情影响下海外多个国家呼吸机短缺，全球对呼吸机的需求激增。“我们从年初二就开始加班，源源不断为抗疫提供呼吸机、监护仪等产品。”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西廷说。 而在生物医药领域，随着国内疫苗产能投资和高标准实验室投资需求的上升，生物制药业务板块景气度明显上升。受益于疫情防控和医疗需求增加带动，检测试剂公司圣湘生物、硕世生物、东方生物等盈利增速较高，均超9倍。 国产替代进程加快 资本市场改革助力 部分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产替代，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就属于此类。中证金融研究院公司金融部副研究员孙即说：“上半年，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受益于税收、资金等多维度国产替代政策支持，净利润同比增长80%。” 新经济、高科技行业快速增长的背后，资本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去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全面加快，科创板、创业板先后试点注册制，并不断完善其他基础制度改革，提升了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以再融资新规为例，2020年2月，证监会优化完善再融资新规，6月，创业板再融资机制进一步再优化。上半年深市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热度即明显攀升，共有375家公司披露再融资方案，金额合计超4800亿元，其中创业板公司达210家，方案金额合计近2300亿元。 “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持续的催化剂和养分。”国泰君安董事长贺青表示。 近年来，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下，从宏观政策到行业政策，再到地方政策，都为新经济、高科技行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在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专家预计下半年新经济、高科技行业有望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为我国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不断增添动力。
物价走势进入6月份以后有些扑朔迷离。 PPI和CPI连续两个月小幅反弹。PPI虽然同比增速为负，但是价格水平值连续两个月反弹。与此同时，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增速下降至历史最低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二季度末同比下降6.7%，PMI的从业人员分项指数6、7两个月份仍处于荣枯线下方，劳动力市场压力仍在。 当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还不是讨论经济过热和通胀的时候。欧央行曾在2011年误判通胀压力而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导致经济陷入二次衰退。中国应从中吸取教训。疫情让企业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国内市场终端需求恢复速度不尽如人意，外需压力不容忽视，总量政策方面更应重视通缩风险，避免过早政策退出带来经济二次探底。 判断通胀压力需要关注核心CPI 本轮价格指数上涨并非普遍价格上涨，而是主要集中在少部分商品。推动近两月CPI和PPI同比增速上行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食品，一是原材料价格。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并非需求突然增加，而是供给端的扰动，季节性因素叠加其他扰动让蔬菜和猪肉价格快速上涨。这贡献了CPI同比增速的主要涨幅。 PPI上涨主要受益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国际和国内原材料价格都在前期低点上显著反弹。PPI中的分化依然比较明显，中上游行业，如冶金、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的PPI改善涨幅最大，而偏下游的行业，如机械、皮革、缝纫、纺织、文教等行业的PPI几乎没有改善，有的还在继续恶化。此外，猪肉价格上涨还带动了食品行业PPI的改善。目前看到的少部分商品价格反弹主要是对疫情期间价格过度调整的修复，而非总需求过度扩张的标志。 通货膨胀是指普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CPI或PPI不能准确反映是否出现普遍的价格上涨。一般来说，判断经济是否在中期面临通胀压力需要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因为这类商品的价格波动较大，容易对指标的短期表现造成巨大扰动，拉偏对普遍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走势的认知。比较而言，剔除掉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更准确地反映了普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并受到央行的重点关注。例如，美联储最关注的是核心PCE（个人消费支出），日本央行最关注的是核心CPI。中国央行在2015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到，“货币政策并不针对个别商品价格变化进行调整，而主要是观察物价的总体水平”。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猪肉价格在2015年初开始快速反弹，市场上也曾一度出现围绕通胀压力的讨论。 历史经验表明，核心CPI比CPI更适合判断通胀压力。中国的核心CPI数据从2013年才开始公布，更早公布的数据是非食品CPI。非食品CPI与核心CPI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是否包括了能源价格的变化，而能源在我国CPI的权重中占比并不大，可以将非食品CPI作为核心CPI的近似替代。 核心CPI与CPI每次出现背离，事后来看都是核心CPI指向了正确的方向。2001年至今，非食品CPI和CPI在走势上曾出现两次趋势性背离。第一次是2005年，CPI快速下行，非食品CPI保持稳定，当时我国央行表示通胀水平或许被低估，通胀风险依然较大。到2006年，CPI快速反弹并带来了通胀压力，印证了此前央行的判断。第二次是2013年，核心CPI稳中略降，CPI明显增加，从2%上升到3%，当时我国央行表达了对通胀预期的担忧。到2014年，核心CPI开始快速下行，CPI向核心CPI不断收敛，最终CPI也出现了快速下行。 核心CPI低位表明当前产出缺口依然为负，不存在普遍的价格上涨压力。本轮核心CPI与CPI的背离始于2018年，在2019年达到极致。2018年我国核心CPI开始掉头向下，CPI则相对平稳。2019年核心CPI持续向下的趋势很明显，CPI则受到食品价格的扰动开始快速上行，CPI与核心CPI的趋势明显背离。这个期间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速、经济景气指数均在下行，说明核心CPI而不是CPI能更准确地反映总需求的变化。疫情暴发以来，CPI快速回落，核心CPI同比增速在7月录得0.5%，创下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主要面临的还是价格水平偏低的压力。 经济复苏期应主要关注通缩风险 接下来即便通胀有进一步抬头，只要不是严重的通胀，对经济是利大于弊。温和的通胀是保持经济在潜在产出水平运行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期，通胀回升能够改善企业盈利，企业收入增加会通过税收、工资和利息等渠道改善其他部门的收入状况。这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央行已经普遍把保持一定水平的通胀水平纳入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中。有的国家甚至为此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日本是最典型的代表。 中国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企业需要较长时间修复其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居民收入下滑限制了消费的扩张，政府财政压力也比较大。此时如果出现温和的通胀，有助于改善企业、居民和政府每一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有助于提升总需求。只要通胀没有演变成恶性通胀，处于央行的通胀目标范围以内，对于经济复苏利大于弊。反之，如果误判通胀风险而过早退出对经济的支持政策，经济会因为总需求不足陷入通缩，企业、居民和政府收入和资产负债表都面临巨大困境，与之相伴的是经济二次探底。 当前中国经济在总量层面上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需求不足，核心CPI的低迷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以此实现温和通胀的目标是接下来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关键保障。 本文来源于《财经》
通过这次疫情做数字化，政府最想做的是把流量提上去，我们希望十年以后，中国的流量比OECD国家高一倍。流量是一切的基础，当然我们假设场景已经存在。 记得18个月前在冰天雪地的亚布力，我给大家汇报的是，我对实体经济结构性变化的观察：经济增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老龄化、气候变化、经济轻化、科技化。 当结构性变化来的时候，用以往的线性思维方式看未来，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放弃过去看到未来的结构，那是一个面，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面取代线”的过程。 12个月之后，疫情发生了。疫情更根本地改变着世界，这个世界真得变了。疫情不但造成了金融衰退、金融波动，更重要是疫情改变了人的行为，这是根本变化。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加剧了全球竞争，而行为变化和全球竞争加起来，归根结底是变成了数字化的竞争和转型。 我很高兴大家都从不同方面讲数字化。企业今天面临很多的挑战，客户、企业、定位、盈利、周期、波动，但是面向未来，最根本的大考是数字化，因为数字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今天的世界、个人和企业。所以今天我想从宏观的角度谈一下，疫后的数字化大潮。 我的观点是： 1．疫情改变着人的行为接触，无接触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这个挡不住，它会延续； 2．中美经贸科技摩擦转变为科技的摩擦，全世界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科技竞争，谁有科技谁有未来，逼着所有企业、所有国家朝着数字化未来走。 3．经济增长越来越重的多放在数字经济上，数字经济成为经济主要的抓点。美国经济现在完全成为两元经济，股市走的好的都是科技企业，公司走的好的都是科技企业，传统企业、传统公司在实体经济都不行。企业的分裂特别明显，你是数字化还是非数字化？这个鸿沟已经产生了。 4．科技正好在今天进入转折点，数字化成为必然的过程。我想我有信心讲这句话，今天大概不会有一家纯粹的线下企业，或者我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今天没有一家纯粹的线下企业可以活下去，活到明天，而且问题不在于你想不想。18个月前我在亚布力讲的是结构化未来已经到来，让我们拥抱这个结构；今天我们讲的数字化大考逼着所有人朝这个方向走，你别无选择。 我们现在要打的是5G物联网之战和区块链之战 用永好兄的话讲：“你要么烤成熟，要么烤糊。”数字化成为今后企业一切的起点和分界线。我们在疫情中看到大量数字化应用，包括在线服务物资供应、在线医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一切都搬到了线上，这是完全的新业态和新形式。因为人的行为的改变，一旦产生就回不去了，我觉得它会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国际竞争格局变得越来越尖锐，从4G、智能手机走向5G和云计算，我们正好处于这个过渡中，还没有到5G和云计算，下一仗已经过来了，那就是5G的物联网，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今天在5G和云计算方面还是美国公司占据领先地位，但5G在设备上，中国还是领先的，云计算市场份额很小。 现在我们要打的是5G物联网之战和区块链之战，这是未来之战，是改变整个经济和整个结构的数字化之战。再往前看，股市已经反映了这个趋势。20年以前全世界最大的十大公司都是电信、药用、机械企业，只有三家科技企业。10年以前，全球最大的十家公司是资源和金融类公司，只有微软一家科技公司。但今天全世界前十大公司，有七家是科技公司、两家是金融公司、一家是资源公司。股市和实体经济走在一起，股市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科技竞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差距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到在云计算方面，十年以前美国人占到100%，到今天我们占了10%，已经很不容易了。看半导体领域，美国占到接近41%，我们从4%涨到了11%，一些核心芯片几乎为零，元器件从6%涨到23%；走得最快的是通信设备，华为从11%涨到41%，我们在科技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很大，追赶的距离还是很大。所以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国家的策略就是在这次疫情中，通过刺激经济拉动科技，所以要加快新基建。新基建是在所有的人流、物流里加入数据流，通过数据流把产业链、资金流连接起来变成价值流。通过新基建数字化转型实现价值，国务院发表了三个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我们已经走了五年。因为有这三个战略，我们的人工智能才能够在世界上走在前列。 我们要做一个新的5G科技高速公路 人工智能并不神秘，它已经完全模块化、商业化，在市场上可以找到，它的应用场景无限宽广，应用技术的供给其实已经很丰富了。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一直在想它有没有宏观的影响。5G改变了一切，5G不是为个人，它是为整个产业、为工业和社会的。因为它的带宽、速度、时次都可以满足整个工业和社会的需要。5G第一次使我们从物理空间通过感知这个世界进入到数据，数据经过人工智能的优化，重新回到物理世界，来操纵和管理这个物理世界。这个世界真得变了，整个过程最有意思的是不需要人的介入，因为机器自己可以学习。 我们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发现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可以耦合、共融、互动、迭代、改变、优化、不需要人。这个世界真得变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战略定了新基建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5G的发展，五年一个周期，现在中国有350多万个4G基站，占全球4G基站的52%。预计五年把5G基站做完，现在都在大规模往前推进。今天这个时点，我们已经有6000万的客户用5G，已经有近60万个5G基站。本来我们的目标是一年60万，这样下去，估计在2021年底-2022年半基本就能在东部和主要城市全部实现5G覆盖。 我们要用5G技术发展物联网。其实从五年前工信部提出“中国制造2025”时，我们就开始抓物联网，今年恰恰是物联网核心跨越发展之年。到今年年底，中国的IPV6会超越美国，在工业上会做10万个APP把相当大的重型设备全部连到网上，设备连到网上这个效率真得改变了。所以，我们准备做5个左右的国家标识解析点，今年正在做，这个数据太重要了；做10个跨行业平台，所以工业物联网的基准走得非常快。国家做的是大的核心基建，5G、云计算、AI、数据、算力，这基本和1993年美国做的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概念。1993年美国做的信息高速公路极快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今天我们要通过AI、云计算做一个新的5G科技高速公路，一个基础设施的躯干，在这个意义上，把所有的科技移上去支持这个系统，开发这个系统，在这个大的躯干上让企业利用平台落地。所谓的智慧家庭、智慧交通、智慧政府、智慧金融等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平台上，平台的物资基础做的非常快。 建构统一、开放、标准的新科技平台 现在物理机做的很快，挑战在哪里呢？ 挑战在标准、开放。OA系统要统一，我们在工信部就讨论过这个事情，不想未来有一大批或者几个超大型的垄断平台，而是希望有一个公共设施，有一个开放、架构统一的新科技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科技公司可以被组织起来做自己的应用小平台，这个小平台开放后变成企业新的经营、运营生态。但是这个核心的基础设施必须是开放、统一架构的。只有统一、开放、标准，才能把从马云到李彦宏的公司能力资源全部汇总起来，那样中国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格局上，新基建推动了三个基建：云基建、管基建、端基建。靠这三个基建，2020年的经济增长就够了，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 云基建是最终所有东西都在云上，管基建是基站，端基建是当所有东西移动时都是“端”。三大基建是今年和明年的大事，把这个做完，整个经济的运作就会变了。经济的驱动力从疫情前的土地、能源、房地产、传统建筑走向数据、新基建。 数字化的转型是未来真正的大考 因为社交的距离，共享经济会走向无接触经济，这是一个新的档次，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全球的价值链从高度分工、全球合作走向自主创新、走向赶超、走向双循环，没有科技就没有双循环。 中国经济根本运行模式变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能看到的是管、端、云的基建，叫做无接触的三大场景。办公会越来越往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办公一定会变得更加智能化，它已经不是远程的问题，而是智能的问题。 疫情以后的AI发展、新基建是一大块，新需求是一块，同时推动科技创造，半导体国产化、AI、脑机接口等等。我们是从应用推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国产化替代。 制造业会把整个生产边缘外推，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是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但是我们的机器人，一万名工人只有26台机器人，韩国是525台。机器人将会第一个发展，将来医疗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发展前景非常好，特别是服务机器人。这就把中国的智能和制造业结合起来，实现物理化、智能化的未来。我们的长项不完全在智能化，我们的长项还在于制造业。 我对无人驾驶的未来不那么乐观，但是V2X我认为有相当好的场景。这在中国结合城市化管理上又是一个巨大的场景，包括地下车库的变化，我认为一定会变为V2X。 这次疫情使得医疗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医疗打不通的最大环节是患者、消费方、决策方、支付方连不起来，医疗科技都是垂直的，连不起来。因为疫情，我们在武汉试点，把这三个方面连起来居然打通了，整个世界也完全变了，医疗数字化出现雏形。 政府治理方面产生的一个最大变化是整个小区建设变了。以前小区建设只是一个普通的服务，现在是园区建设和住房连接起来，住房和政府的监督机构、公共卫生等信息连接起来，2B、2C都有，这就是未来社会治理的模式。 智慧杆是未来治理中很重要的工具。智慧杆会是一个通行杆、监测杆、信息发现杆、能源业务杆、公共安全、智慧交通、智慧照明等集中在一起的产物。有了智慧杆，现代的治理全部实现现代化，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通过这次疫情做数字化，政府最想做的是把流量提上去，我们希望十年以后，中国的流量比OECD国家高一倍。流量是一切的基础，当然我们假设场景已经存在。 所以，中国从制造中心走向创新中心，数字化的转型是未来真正的大考。祝所有人都成为这场大考中的状元。 本文是作者在2020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的讲话
2日，在第三届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黑河）云端年会暨全省养老服务发展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记者获悉，又有12个城市正式加入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达到30个，覆盖8个省份。 据悉，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是黑龙江省政府在2018年发出倡议，哈尔滨市与伊春市联合大小兴安岭城市圈，与南京市、武汉市等南北18个城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的，致力于合作城市间养老资源共享、养老资金互流、养老产业互促。 本次大会上，宣传推介黑龙江省养老服务业发展优质资源，进一步完善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公布了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章程，并又吸纳了12个城市正式加入经济走廊合作机制。此次新增的经济走廊合作城市有：桂林、防城港、北海、益阳、湛江5个省外城市，以及齐齐哈尔、牡丹江、大庆、鸡西、双鸭山、七台河、绥化7个省内城市。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达到30个，覆盖黑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8个省份。同时，会议确定牡丹江市为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第四届年会主办城市，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 会上，“南蚕北养、南来北往”项目、北药种植项目、养老骨干网建设项目、生态康养特色小镇项目、黑龙江省康养学院项目、智慧科技康养辅具产业园项目等6个养老产业项目进行了线上签约。 据悉，此次会议还对接下来黑龙江省进一步推进黑龙江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五个聚焦”的工作部署。 一是聚焦“高质量”，提高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推动养老服务产品升级，深入推进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养老服务产品的多元化，持续推进养老服务质量建设，建立完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开发养老服务优势产品，找准养老产品“亮点”，提升核心竞争力，利用自然资源、优质机构资源、中医资源，开发康养、休闲观光型候鸟式养老产品、输出管理护理产品和“南病北治、北药南用”医养产品。推动养老企业做强做优，在全省扶持打造具有盈利能力的品牌化、连锁化养老服务机构，打造在全国有竞争力的服务品牌。 二是聚焦“内循环”，提升养老服务业持续发展能力。拓展养老市场空间，加大养老服务业政策支持力度，按照产业发展模式对养老服务业进行规划推动，延伸产业链条、培育价值链，增强养老服务业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产融结合，通过养老金融创新业务，高效提升养老产业资产、资金、资源的整合能力。扩大区域合作，完善黑龙江天鹅颐养联盟和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加强省内外旅游康养资源和协同合作。 三是聚焦“适老化”，培育养老服务业消费市场。打造康养旅居示范基地，围绕“南病北治、北药南用、森林康养、中医保健、休闲旅居、文化民俗”等方面，打造“丰富多样、一地一品、有竞争力”的北方健康文化旅居养老示范基地。扶持适老产业发展，依托省内的科研技术优势打造老年用品产业集群，依托绿色有机农业优势开发适老化有机食品和营养保健品，推动公共老年产品在养老机构、社区的公益化配置和使用。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业，鼓励嵌入社区的小微型养老机构发展，为老年人提供短托、日托、健康、文化、娱乐、维权等基本社区服务。 四是聚焦“体系化”，夯实养老服务业发展基础。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养老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确保养老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协调。持续加大资金投入，重点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面向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的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和养护型、医护型养老床位。实施养老人才战略，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培育和保障制度，发展养老企业职业经理人培育体制，吸引省内外更多高端管理人才投身养老产业领域。 五是聚焦“放管服”，激发养老服务业发展活力。切实落实国家有关养老服务发展的减负、融资、消费、赋能等一揽子扶持政策，发挥养老产业金融支持联盟作用，推动解决养老服务机构发展遇到的问题。 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同步举办方式，参会人员集体在线上云上虚拟3D展厅观摩了“第三届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云端博览会”，3D展厅设置5个特色展馆进行参观，展厅涵盖超过500个品牌，集中展示30座城市人文、旅游、美食、旅居基地等信息，全方位展示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成果及大美龙江独特魅力。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目前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实行的巨额财政举措所带来的结果。 报道称，美国政府今年的债务总量预计增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8%。而根据预测，明年的债务甚至会超越目前的水平。 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10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公众所持有的联邦债务预计将达到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GDP。这将使美国成为少数几个债务负担超过其经济规模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日本、意大利和希腊。
2015年股市暴跌之前大约1个月，笔者曾写文章建议大家卖掉股票买房子。当时，在“上证破万不是梦”的市场氛围里，好多朋友笑话笔者胆子太小。 后来只有两个朋友给笔者留言，说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后卖掉股票买了房子，事后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截至8月底，上证综指年内涨幅约10%。这个涨幅在全世界绝对算大的。同期道琼斯指数基本持平，标准普尔500指数涨了8%，英国富时100、法国CAC40指数、德国DAX指数、日经225指数等则都是下跌的。飙升的只有一个纳斯达克，涨了大约30%。 很多朋友在最近两年的股市上涨过程中也已经成功从2015年的套牢状态中解脱出来，不少人更是在今年4月以来的反弹中狠狠赚了一笔。可喜可贺。 但当前的经济形势无疑比2015年还要差，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较低的经济增速将是常态，这令不少朋友觉得手中的股票有些烫手。 相比而言，房价最近2年整体比较平稳，部分一线城市的部分区域实际成交价甚至有所下跌。有朋友询问，现在是不是一个新的卖股票买房子的机会。 先说结论。笔者认为，一般的居民住宅楼作为财产保值的手段还可以，但几年内挣大钱的概率比较低。如果不是着急结婚或者娶儿媳妇，在地产投资上最好谨慎一点。至少在未来3、5年要十分慎重。 房价的上涨说到底取决于资金的持续投入，只有不断有新资金入场，同时不能出现大规模抛售，才能确保价格上涨。而新资金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个人收入；一个是银行贷款。 其中个人收入是根本，它决定了购房者能够负担的首付规模以及月供的最大额度，银行贷款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对购房者收入水平的评估。 对于绝大部分购房者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这其中既包括自己的工资，也包括可动用的亲属的工资。 2018年樊纲教授提出“六个钱包”概念，引起极大社会关注。其实，绝大部分80后应该很清楚，2010年左右贷款买房子的人就已经开始动用“六个钱包”了。 到了2015年左右，大部分人的“六个钱包”可能已经见底了。所以，一旦银行提高首付比例，购房需求立刻就会受到压制。这也是为什么2010年以来，首次购房的年轻人所购户型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 除非购房者的收入水平能够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否则，将来凑齐首付都会是个不小的问题。 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很难对收入水平的提高给予乐观预期。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国民经济的增长还是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的支撑力量有两个。一是急剧扩张的对外贸易；二是持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带动的超大规模投资。但这两大支柱未来一段时间都会面临较大问题。 外贸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我国早在1998年就废除了福利分房政策，但房价真正涨起来要等到2001年入世之后。因为住房市场化改革初期，我国面临的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1998年的商品库存规模大约占到GDP的一半。当时，全国面临的问题是工厂东西卖不出去，发不出工资，大量工人下岗。CPI和PPI都是同比下跌的，也就是全国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当时还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做教授的著名歌手刘欢写了一首至少在当时很有名的歌《从头再来》，讲的是工人下岗再就业问题，还获得了“五个一工程”作品奖，40岁左右的人几乎都听过。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炒房子这个概念还远远没有进入民众的大脑。 2001年底入世之后，世界市场很快消化了我国的过剩产能。入世仅仅1年后，我国就摆脱了通货紧缩状态。2003年CPI同比涨幅达到3.2%，比2002年高了3.6个百分点。 外贸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轻工业就业岗位，也迅速催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同时，为了促进外贸的发展，各地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又给国内重工业开拓了生存空间，部分解决了（只是部分）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也促进了重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 百姓手里有钱是买房子的前提，入世之后的经济快速扩张，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逐渐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但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我国的出口持续面对较大的压力。2002-2008年，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速高达 27%，而2009-2019年的年均增速只有5%，还多次出现负增长，2019年的增速只有0.5%。 再考虑到逆全球化势力的干扰，未来我们很难对出口市场寄予太高期待。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服务于全球市场的诸多产业链将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考验。能否维持生存的问题已经很严峻，更不要提涨工资了。 城镇化速度将大大放缓。 城镇化促进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进而带动了钢铁、煤炭、化工、机械制造、建材等一系列相关行业的扩张。这些行业的就业随之增加，薪资上涨，进而促进国内消费和购房能力的提高。 城镇化进程一旦慢下来，基础设施、房地产、轻重工业的投资速度就难以得到保障，一系列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会凸显，从业人员的收入随即就会出问题。 根据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60.6%，社科院预测到2035年将达到70%。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6年里有望再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而在2004至2019年的16年里，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城镇化速度下降一半，可以想象将对与大兴土木密切相关的行业产生多大冲击。 更要命的是。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已经遇到了瓶颈。地方政府搞基建的钱一部分来自卖地。但搞基建是会上瘾的，卖地的钱不够了怎么办？只能是找银行，或者是走其他通道，但其实最终的钱大多还是来自银行，这主要通过各种融资平台操作。基建越多，政府负债也越严重。 从2018年监管部门大力清理影子银行开始，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链就大幅度收紧。近年来，财政部等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法规约束地方政府通过企业平台融资（也就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会严重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 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外贸和投资这两个驱动经济的引擎都很难全力运转，大量企业面对的是如何活下去的考验，给员工涨工资挺难。 再说银行贷款。 根据BIS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余额约为148万亿人民币，而2007年底，也就是次贷危机爆发，但尚未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的时候，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余额约为25万亿人民币。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伴随经济增速和企业盈利能力的逐步下降，企业债务规模却增长了大约5倍，这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从公开媒体上也不断看到大型企业，甚至曾经的全球500强企业（其中不少是国有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走到破产境地的报道。 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刚性兑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商业银行，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虽然很痛苦，但却是必经之路。从《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等政府文件，到对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一系列问题银行的风险处理上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政策层面的决心。 在打破刚兑的过程中，一方面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会因坏账的激增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破产企业的增多也会相应降低相关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大住房贷款的风险。此时银行的策略可能是提高首付要求，但这样会进一步降低民众的贷款能力。 我们现在再来看政策层面对房地产投机的严厉态度，可能就会有点不同的感受。“房住不炒”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居民消费能力，也绝不是很多朋友以为的权宜之计。 在经济增长难度增大的背景下，由于实体经济投资预期收益不高，各类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投机的动力会很强，次贷危机爆发后，这种情况在我国很普遍，在江浙一带尤为显著。 如果不通过“房住不炒”来抑制投机，面对上涨的房价，大量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工薪阶层也可能被卷入炒房的大潮中。即使只是用来自住，高房价也会极大加重其经济压力。 但未来几年，甚至整个十四五期间，产能过剩行业的大幅度调整可能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大量靠薪水支付首付、支付月供的人可能面临收入水平大幅下降的风险，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大范围的房贷断供。 房价和股价很像，属于典型的边际定价。一个小区里刚刚成交的一套房子的价格马上就会成为整个小区的价格标准。在只有1、2个人卖房的时候影响不大，一旦急于出售的人比较多，房价很容易暴跌，这就可能导致中低收入者多年积蓄甚至是几代人积蓄毁于一旦，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银行体系，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所以，“房住不炒”不仅仅是在保护民众的消费能力，也是在尽力避免在产业结构大调整过程中，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给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过大的冲击。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在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下，炒房挣钱的难度比过去大了很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着眼服务实体经济明确金融控股公司准入规范；听取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研究成果汇报，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科学防治、促进绿色发展；核准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和浙江三澳核电一期工程。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今年以来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施一系列精准适度的金融政策，对保市场主体、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金融平稳运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会议通过《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明确非金融企业、自然人等控股或实际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并且控股或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符合要求的，应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会议要求，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要依法依规、稳妥有序推进实施，防范化解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会议指出，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是群众所盼、民生所系。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取得积极成效。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重污染问题，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集中开展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研究，为推进科学治理提供重要支撑。会议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要求：一要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成因加强精准治理。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突出抓好工业污染整治、散煤清洁替代和柴油车污染防治，加强农牧业生产中的氨排放治理。针对当前臭氧污染逐渐凸显的情况，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科研攻关，促进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协同治理。加强重点地区联防联控。二要促进区域内能源、产业、交通运输等结构调整。加强煤炭清洁利用。加快钢铁、焦化、石化、建材等产业转型升级。大幅提高大宗货物集疏港铁路运输、城市配送领域新能源货车使用比例。三要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加快提高环保技术装备、新型节能产品和节能减排专业化服务水平，加强国际合作，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推动实现生态环保与经济增长双赢。 会议指出，积极稳妥推进核电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增强能源支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会议核准了已列入国家规划、具备建设条件、采用“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的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和民营资本首次参股投资的浙江三澳核电一期工程。两个项目有效总投资超过700亿元，将带动大量就业。会议要求加强核能短板领域攻关，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工程建设和运行监管，确保万无一失。 文章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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