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港股上市的银行多为城商行，而近期即将到来一位"稀客"，也就是渤海银行。作为未上市全国性股份行中仅剩的三家银行之一，此次渤海银行率先登陆港交所，有望引来资本关注。 1、背靠多元化股东，高起点、高成长 回顾渤海银行的发展历程，可以用高起点、高成长来概括。 起点之高在于渤海银行从成立伊始就注入了与众不同的基因。早在2005年12月，包括天津泰达控股、渣打银行（香港）、中国远洋运输、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宝钢集团、天津商汇投资及天津信托在内的七名发起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渤海控股。而这其中，外资股东渣打银行的进入成为亮点，这也正是渤海银行与其他中资商业银行的迥异之处，其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外资银行参与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与此同时。渤海银行也是1996年至今国务院批准新设立的唯一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渤海银行成立过程中，渣打银行在为其搭建管理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曾派出了近100人的团队全面深度参与渤海银行的筹建工作和初期的经营，因此双方在管理体系、企业文化、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基因。与此同时，双方也在不断深化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5日，渣打银行还与渤海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在国际领域，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业务协同和发展；此外，双方还将进一步合作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渣打银行作为进入中国内地最早、经营历史最悠久的外资银行，其占有渤海银行19.99%的股权，其为渤海银行注入了外资基因，也赋予了扎实的运营根基。与此同时，渤海银行也有着庞大且多元的股东阵容团队，其中央企股东总持股比例为37.01%，地方国企股东持股比例为25.00%，民营企业总持股比例为18.00%。不难看出，渤海银行的股权结构相对来说较为均衡，且各大股东背景实力也均不俗，而这也注定了其从成立之初就享有诸多优势资源。 也正是得益良好的根基和过硬的背景，渤海银行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快速奔跑的姿态。其仅用了14年就设立245家机构网点，相当于平均每年新设超过两家一级分行，由此完成了全国重点区域和城市的战略布局。截至2019年底，渤海银行已经拥有33家一级分行（包括直属分行）、30家二级分行、127家支行、54家小区小微支行，并设立了香港代表处。此外，公司资产规模也实现了快速扩张，截至2019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的总资产达11,169亿元人民币，较2017年1月1日增长30.5%，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相比位居第三位。另外按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一级资本计，渤海银行在《银行家》公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排名第178位，并在所有上榜中国银行中名列27。 2、资产质量优良，盈利能力行业领先 近年来，尽管面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银行业整体营收增速普遍下滑，在这一背景之下，渤海银行的盈利能力仍然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招股书数据显示，2017-2019年，渤海银行分别实现净利息收入170.2亿元、152.27亿元、229.10亿元，与此同时，实现净利润67.54亿元、70.80亿元、81.93亿元。单从2019年来看，当年渤海银行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速为15.7%，在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位，与此同时，2019年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13.71%，在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三。从过往业绩表现不难看出，渤海银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展现了不俗的经营实力。 渤海银行主要业务条线包括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及金融市场业务，2019年三大分部营收占比43.9%、19.3%、36.5%。近年来，不论是在公司业务端还是零售市场，渤海银行的业务发展都展现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增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招股书显示，公司银行客户快速增长，从2015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增长了43%。2017-2019年，公司贷款分别达到3,434亿元、3,844亿元、4,65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6.4%，在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中位居第一。 在零售端，截至2019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零售贷款总额达2,334亿元，2017-2019年复合增长率为40.2%，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相比位居第二。零售贷款利息收入则由截至2017年末的44亿元增加到截至2019年末的12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69.3%，位居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第一。 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渤海银行保持着优良的风控能力。从资产质量来看，2017-2019年，渤海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4%、1.84%和1.78%，从2019年来看，当年度中国商业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86%，渤海银行的表现处优于行业整体水平。与此同时，拨备覆盖率方面，2017-2019年，渤海银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85.89%、186.96%和187.73%，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相比，三年来拨备覆盖率均位居第四，排在行业前列。此外，2017-2019年，拨贷比分别为3.24%、3.44%和3.34%，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相比分别位居第四、第二及第二，表现同样优异。总体来看，渤海银行资产质量呈现显著向好的趋势，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其在风控方面的表现仍然可圈可点。 3、持续强化科技基因，战略出击金融科技 当前，伴随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不断渗透与应用，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作为一家年轻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没有传统银行的沉淀包袱，在金融与科技融合领域展现了锐意进取的一面，其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富有新生代特色的科技生态银行。 渤海银行重塑银行业务和服务模式，将其核心业务和服务嵌入合作平台的业务流程中，打造了共建、共享、共赢的"线上渤海银行"开放生态银行体系。透过这一模式，渤海银行拓宽了获客渠道和业务机会，有效的驱动公司业务快速增长。 结合数据来看，截至2019年底，渤海银行平台业务合作平台数量已超过100家,2019年通过各种已有场景获得的在线用户达28.15万户，线上平台的合计交易量达到420亿元。 互联网时代讲究"唯快不破"，银行业开始向"敏捷"转型。作为一种创新组织形式，敏捷组织打破条线割裂、层级森严的传统组织架构，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实现完美平衡。渤海银行深化生态银行体系建设的同时亦坚持以金融科技打造"敏捷银行"，其不仅在业界率先提出敏捷银行的概念，同时还成立了首个敏捷银行实验室，积极探索银行业敏捷转型，提升数字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规模化解决客群痛点，通过敏捷响应、快速迭代为客户提供智能、便捷、高效的服务。在科技赋能之下，其有效的提升了渤海银行的业务响应速度，提升了客户体验和粘性，同时也有力支撑银行高效运营，高质量的发展。 截至2019年，渤海银行电子渠道及自助银行设备的交易替代率达到约99.5%，电子渠道累计客户数达到351.33万户，电子银行交易规模累计达到3.73亿笔、累计交易金额达到7.4万亿元。 在组织形式上，渤海银行亦不断推动组织架构升级，锻造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组织形式，全面服务科技创新。大中 台开放生态银行组织模式实现了资源集中化，流程高效简洁化，有力撬动了银行的创新机制。借助组织体系的升级再造，也进一步驱动渤海银行科技能力的提升，同时有效反哺公司的业务经营，驱动长远发展。 渤海银行核心科技能力不断增强，在行业内也得到了充分认可。2018年，渤海银行荣获"中国金桔奖－最佳金融科技服务奖"、"金融科技及服务优秀创新奖评选－管理创新突出贡献奖"、"中国电子银行金榜奖－最佳个人网上银行奖"等奖项。2019年，荣获《21世纪经济报道》"年度金融科技银行"荣誉。 4、结语：疫情之下彰显担当，港股上市谋划未来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不少企业的发展节奏，在这样的背景下，渤海银行仍然踏上了赴港上市的征途。考虑到公司有着覆盖广泛的全国网络业务布局，同时在线上端也有着强劲的业务能力，整体而言，此次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有限。而近年来渤海银行也在积极补充资本，增强抗风险能力，此次上市也进一步拓宽了资本补充渠道，对于渤海银行扩张信贷投放、改善治理结构、提升品牌影响力都将有着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家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面对此次疫情，渤海银行也在主动担当作为。早在疫情发生之初，渤海银行就通过红十字会向湖北省捐款2000万元人民币，全力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此同时，公司还推出多项暖心服务措施，保障与疫情相关各方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不论是"抗疫勇士贷"的推出获得市场高度赞誉，还是借助自身线上银行优势和科技服务能力，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赢得客户青睐。渤海银行在此次疫情中，充分发挥有温度的敏捷银行效应，以最快的效率保障了抗击疫情所需的金融服务，并也进一步展现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透过对科技领域的持续探索，渤海银行强化了自身的风险管理，提升了经营效率，打开了新的成长边界，伴随后疫情时代，"线上经济"进一步朝着金融领域拓展，渤海银行的长期成长价值还将得到进一步确认。
结构性存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表面看是金融资源的错配。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程度尚停留在浅层，利率机制易被诸多非市场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实透着市场最基本的法则，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资金供求规律终究发挥支配作用。 近期，银行结构性存款问题引发了市场热议。投资者纷纷下意识查看“钱袋”，监管者频频启窗发声。 实际上，市场已先此做出了反映。据WIND数据，截至5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11.84万亿元，环比下降3009亿元。其中，大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4.23万亿元，环比增加24.2亿元；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7.60万亿元，环比下降3033.81亿元。有分析据此得出结构性存款已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结构性存款果真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实际上，将观察区间前后延伸，不难发现：目前结构性存款总体处于触底回升的区位。 数据来源：WIND 从近年来结构性存款的变动趋势看，其轨迹大致与监管政策变化的轨迹相吻合。2020年2月以来，结构性存款触底反弹。个人结构性、单位结构性存款增速均已走出持续近20个月的下行态势。如果真要探究结构性存款的轨迹，真正步入下行通道的节点应该在2018年5月。从长期看，结构性存款萎缩是必然趋势，但目前断定已步入下行通道，或许为时过早。 结构性存款上升何以令监管层担忧？ 与历史比较，虽然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有明显反弹，但总体仍处于底部位置，监管何以如此敏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背后所呈现的新趋势，即单位结构性存款快速上升背后的资金空转问题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一是假结构性存款对存款市场形成干扰，也阻滞了资管新规实施的进程。银行通过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以两层收益结构、较窄幅的浮动收益率区间设计，“保证”投资者的收益率。其实质是保本型理财的变种，与资管新规净理财值化管理要求相悖。 二是结构性存款推升了银行负债端成本，制约银行资产端利率下行，从而增大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难度。尽管今年以来在财政、金融系列组合拳推动下，贷款平均利率已较年初明显下降，但结构性存款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仍维持在3%~4%的水平，这无疑构筑了贷款利率的隐形底，制约了贷款利率下行的空间。 三是诱导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空转套利。今年以来，为支持抗疫和复工复产，央行宽货币与宽信用政策并行，推动企业融资成本快速下行；但银行净值化理财产品的转型进程慢于预期，银行理财与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维持高位，企业通过短贷、票据等方式获取的资金成本显著低于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利率，形成套利空间，客观上助推了实体资金的脱实向虚和资金空转。 结构性存款背后隐含怎样的结构性问题？ 其实，近年来监管部门对结构性存款发展态势的关注从未懈怠。从上述结构性存款的变动轨迹看，结构性存款因监管节奏而波动，并反过来推动监管措施的完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围绕抗疫和推进复工复产，监管层宽货币与宽信用并举，推动引导利率下行、金融机构减息减费。大量流动性的释放、低成本资金的流入一度导致贷款利率与结构性存款利率倒挂，诱致部分企业以低利率信贷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套利行为。 透过结构性存款存续发展、波动起伏，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三种失衡状态： 其一：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失衡 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内核，就是将融资利率的决定、传导及管理交给市场，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价格发现，而资源的稀缺性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存款资源的稀缺性，逻辑上决定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将推升存款利率，引发高息揽储，加剧存款竞争，进而从整体上推升信贷成本。只有当这种上涨带来的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上涨的势头才会平复。另一方面，贷款利率既可能在存款利率的推动下快速上涨，并迫使经营者将资产配置到更高利率的领域，甚至不惜冒险；又可能在市场充分竞争下，因为优质信贷资源的稀缺性而下行。无论如何，利差收窄应该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显然，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势必带来短期的、甚至是长远的破坏性或阵痛，这一点已为许多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实践所证明。因此，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仍需要靠市场理性和市场自律来平衡阵痛。 我国2013年就已全面放开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但市场贷款利率并未出现我们所预期的、由基准利率向外发散的情况，其原因，既有风险厌恶方面的因素，也有大型国企“利率锚”的制约，更关键的是，需要服从风险利率定价的商业原则。而存款利率上限理论上自2015年10月完全放开后，但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及央行MPA关于定价的评价考核约束下，存款利率经历短期上浮波动之后基本止于50%。 可见，我国目前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尚未能有效释放资源稀缺性对存贷利率的影响，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呈现明显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的存在催化了结构性存款。资金市场供求规律客观上推动存款利率上涨的压力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释放出来。其中，违规高息揽存是隐性的，而假结构性存款则是显性的。特别是2016年以来，监管推动去杠杆、资产回表及压降同业负债，使银行存款压力骤增，存款的稀缺性愈强，利率上行的内在驱动也愈强，进一步推动结构性存款的增长。 其二：存款资源在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配置的失衡 存款资源在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配置的不均衡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大型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较中小银行具有天然优势，特别在吸收政府性存款、企事业单位存款方面。在市场存款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势必导致中小银行存款资源紧缺，围绕存款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机制实际上也赋予大型银行更多的优势，大、中小银行之间形成明显的信用分层，中小银行获取资金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对存款的依赖性更强。 这种依赖性势必衍生为对存款资源的盲目、过度竞争，并以隐性的利率上涨或违规高息揽储为代价。因此，中小银行拓展结构性存款的内在驱动明显强于大型银行。但由于中小银行往往缺乏开展金融衍生品的资质和能力，所谓的结构性存款往往为“假”结构性存款。 这或是监管把压降结构性存款的重点放在股份制银行的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在结构性存款总规模与增长速度方面的差异性。 实际上，中小型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速总体上快于大型银行，只是在2019年8月之后才滞后于大型银行（见下图2）。这恰与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规范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治理“假结构”相契合。 数据来源：WIND 尽管从结构性存款增速上看，目前中小银行已低于大型银行；但从总规模上看，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增量占比分别达64%、63%以上（见下图3）。其中，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去年末增加12930亿元，占全部增量的57.7%。 数据来源：WIND 当然，结构性存款的压降的结果，可能造成存款在银行体系内的转移。5月份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环比变化的反差或为佐证。 其三：信贷资源在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配置的失衡 如前所述，目前结构性存款从同比增速看其实并不高。5月末个人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长3.19%，低于上年同期8.67个百分点，低于个人存款增速10.86个百分点；单位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长12.78%，低于上年同期8.65个百分点，但高于同期单位存款增速4.24个百分点。 监管何以频频发出压降规范之声？单位结构性存款的异动显然是焦点，最为关键的是现实中已出现大量上市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现象，出现了企业资金空转套利的情况。这显然比此前整治的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套利危害更大、更不可容忍。 诚然，企业资金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空转套利的情形，前提是套利空间的存在。但这一现象折射出的实质性问题是信贷资源在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之间配置的不均衡：在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市场呼声中，一些企业融资不仅不难，而且成为信贷资金追捧的宠儿，其获得的信贷支持超出其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出现资金闲置。 这种信贷配置的不均衡其实由来已久。银行重抵押担保的信贷文化，逐利避险的资本本性，与小微企业缺乏有效抵押担保、资信低的天然弱质性相碰撞，很容易导致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在当前异常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的增大无疑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均衡。 结构性存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表面看是金融资源的错配。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程度尚停留在浅层，利率机制易被诸多非市场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实透着市场最基本的法则，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资金供求规律终究发挥支配作用。
日前，港交所披露渤海银行通过聆讯后的资料集，这意味着，在递交上市资料4个月后，渤海银行IPO迎来了新进展。 日前，港交所披露渤海银行通过聆讯后的资料集，这意味着，在递交上市资料4个月后，渤海银行IPO迎来了新进展。 早在2017年6月，该行董事长李伏安就曾公开表露要冲击资本市场以求资本补充的意向。近年来，渤海银行已运用多种工具进行资本“补血”，经过三次增资后，渤海银行启动了上市进程，预期通过IPO补充核心资本。 不过从财报数据来看，2019年，该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上升的同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创三年新低。 或为年内首家上市银行 今年以来，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市场，尚未有一家银行实现上市。6月23日，据港交所披露，渤海银行已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这意味着，在递交上市资料4个月后，渤海银行IPO迎来了新进展，同时，年内银行IPO颗粒无收的情况有望扭转。 （信息来源：渤海银行聆讯后资料集_港交所） 今年2月14日，证监会已接收渤海银行提交的《股份有限公司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包括普通股、优先股等各类股票及股票的派生形式）审批》。紧接着，在2月26日，渤海银行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在香港主板上市，建银国际、海通国际、农银国际以及中信里昂证券为其联席保荐人。 据渤海银行聆讯后资料集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该行资产总额达1.1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8%。今年第一季度，渤海银行实现营收达81.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7%。 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2005年12月的渤海银行总部位于天津，是最年轻的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同时也是我国唯一一家外资银行参与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从股权结构来看，目前，渤海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泰达控股，直接持有渤海银行已发行股份总数25.00%的权益。而外资银行渣打银行是该行第二大股东，直接持有19.99%的权益。第三大股东为中海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该行13.67%的权益。 相较于去年8家银行相继登陆A股的盛况，今年银行业的IPO表现冷淡。有分析人士向蓝鲸财经表示，由于较优质的金融机构大部分已经上市，市场资金可能并不会转向体量较小的机构，同时，中小银行市场关注度也不多，因而上半年银行IPO并没有显著进展。 目前，在全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仅剩渤海银行、广发银行和恒丰银行3家尚未登陆资本市场。 去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创新低 早在2017年6月，该行董事长李伏安就曾公开表露要冲击资本市场的意向，“由于银行资本消耗较大，上市是补充资本充足率的一个重要手段。”李伏安表示。 近年来，渤海银行运用多种工具进行资本“补血”，不过从财报来看，该行2019年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上升的同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创三年新低。 （信息来源：渤海银行聆讯后资料集_港交所）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该行资本充足率为13.07%，同比上升1.3%；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63%，同比上升2.02%；不过，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创该行近三年新低，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为8.06%。 据当前监管要求，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9.5%和8.5%，非系统性银行不得低于10.5%、8.5%和7.5%。而渤海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正在接近监管“红线”。 今年1月，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出具关于渤海银行2020年第二期金融债券的信用评级报告中也提到，该行业务的快速发展导致一级资本面临补充压力，而净利差持续收窄，监管压力下投资资产规模持续收缩，叠加信贷资产质量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未来盈利承压。 而事实上，渤海银行近几年已采取了多种工具补充弹药。自2017年以来，该行通过合法承继信托股权、增资扩股以及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补充债券等方式，这也使得该行股权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 2019年9月11日，渤海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总额为200亿元人民币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成为国内首家发行永续债的非上市银行。同年11月，完成第三次增资扩股之后，渤海银行将注册资本由85亿元变更为144.5亿元。 经过三次增资后，渤海银行也像大多数全国性股份行一样，启动了上市进程，预期通过IPO补充核心资本。目前来看，通过港交所聆讯的渤海银行将于不久后正式登陆港交所，或成为第10家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锦州银行2019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该行资产总额为人民币8366.94亿元，同比下降1.1%; 不良贷款率为7.70%，同比上升2.71个百分点；报告期内，该行资本充足率三项指标均未达监管要求。 6月26日晚间，锦州银行（股份代号：0416）披露其2019年年报，该行“难产”数月之久的全年业绩情况终于浮现。 锦州银行2019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该行资产总额为人民币8366.94亿元，同比下降1.1%;不良贷款率为7.70%，同比上升2.71个百分点；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收达人民币231.70亿元，同比增长8.9%。 截至2019年末，该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8.09%、6.47%和5.15%，三项指标均远低于监管标准。 不良贷款率激增至7.7% 据银保监会今年2月份发布的2019年第四季度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2019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6%。而截至去年底，锦州银行不良贷款率激增至7.7%，远超同期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 年报显示，锦州银行2019年不良贷款率较上年同期增加2.71个百分点。该行在年报中提及其不良贷款率激增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宏观经济下行;二是该行业务所在区域经济形势变差;三是部分行业客户经营出现困难。 据锦州银行披露，该行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提供的贷款为其公司贷款的最大组成部分。去年全年，该行向上述三个行业的公司客户提供的贷款余额分别为3682.65亿元和2592.84亿元，分别占该行公司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77.0%及73.6%。 从增量结构来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个行业的增量最大，分别为人民币667.40亿元、275.49亿元及146.92亿元，增幅分别为41.6%、39.5%及50.7%。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锦州银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由2018年末下降49.9%。该行表示，由于其委托代理业务手续费及结算与清算手续费减少所致。 据了解，锦州银行委托代理业务手续费由2018年度下降了73.2%，至2019年为56579000元，主要是其缩减了委托贷款业务规模所致。 此外，由于该行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业务规模下降，使单位结算业务手续费收入降低，2019年，锦州银行结算与清算手续费也较上年下降63.4%. 资本充足率已跌破监管红线 不仅是不良贷款率居于高位，锦州银行2019年资本充足率的各项指标表现也令人咋舌。截至2019年末，该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8.09%、6.47%和5.15%，三项指标分别同比下降1.03个百分点、0.96个百分点和0.92个百分点。 根据当前监管要求，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9.5%和8.5%，非系统性银行不得低于10.5%、8.5%和7.5%。而锦州银行上述三项指标均远低于监管标准。 锦州银行在其年报中对此回应称，报告期间资本充足率下降主要是由于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导致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增加、该行赎回人民币15亿元含减记条款的二级资本债券及增提减值准备使报告期内亏损令资本净额下降，以及该行风险资产增长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3月10日，锦州银行120亿定增方案已落定。该行公告称，已于1月23日于成方汇达及辽宁金控集团订立认购协议，两家公司按每股1.95元以现金认购共计62亿股股份，占定向增发完成后该行经扩大已发行股本总额约44.34%。 公告显示，此次认购股份为62亿股新内资股，募集资金净额预计约为120.9亿元，拟用于补充锦州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 据了解，去年7月，锦州银行迎来了3家新的投资者。而在此次定增完成后，原先入股的工银金融资产投资和信达投资有限公司股份均被稀释，持股比例分别由10.82%降至6.02%、6.49%降至3.61%。 此外，锦州银行4月份公告称，已于3月底与成方汇达订立资产处置框架协议，该行出售处置资产，代价为人民币450亿元，该款项拟用于的一般性运营资金，并能提升资产质量、降低资本占用，提升资本充足率和改善流动性。所处置资产包括锦州银行持有的若干信贷资产及其他资产，所处置资产的债权本金账面原值为约1500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1997年1月22日的锦州银行总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于2015年12月7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注册资本为77.82亿元。
引言从没有一次危机，不是由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而引发的。至于为什么要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一则是出于对经济衰退的恐惧，一则是出于对更高投机收益的贪婪。进入2020年，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怀念美国在没有央行的二百多年里取得的经济成就；然而从有了央行到今天，泱泱美联储为了一个小小的病毒而一再苟且，也不过107年。美国东部时间25日，美联储通过沃尔克法则的修改，将于10月1日生效。消息一出，美国银行股集体走高，摩根大通、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美国银行收盘涨幅均超3%。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为了给“纳税人为银行业的贪婪买单”一个服众的说法，于2010年通过了针对银行业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法则是其中最具争议的法则。时隔10年，沃尔克法则的运行给美国银行业带来了什么改变？在如今美国经济因新冠疫情的影响遭受重仓之际，修改沃尔克法则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一、什么是“沃尔克法则”？2008年，美国大量的房贷衍生品泡沫的破裂，引发的“次贷危机”使经济遭受重仓，失业率飙升。由于银行业是国家经济的根基，大型银行具有“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的特性，美国政府向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银行业，提供了大量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而2008年正好是大选之年，奥巴马在竞选时最大的一张牌就是承诺对华尔街的严厉监管。2010年7月，奥巴马签署了长达2300多页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继上世纪3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来，美国最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在《多德-弗兰克法案》诸多条款中，第619章——沃尔克法则，一直是最具争议的条款。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沃尔克法则是以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名字命名，作为卡特和里根两届任期内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曾以20%以上的利率帮助美国遏制了大通胀，为美国长远的经济扩张铺平了道路。而沃尔克法则的推行人，正是沃尔克本人。奥巴马执政期间，沃尔克领导奥巴马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推动对银行业严格监管法案的制定。沃尔克法则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银行不得从事自营交易，但可以代表客户进行做市交易和对冲交易，不过相关的交易规模需要在合理范围内。二是交易资产和交易负债总额在10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机构，可以进行适度的自营交易，但需要遵循符合沃尔克最终规则的简化合规程序。三是限制自营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规模，银行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资金量，不得超过自身一级资本的3%。四是建立高管问责机制，大型银行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承担更大责任，他们每年需要做出书面保证，承诺所在银行已经设立了具体可执行的、遵守沃尔克规则的内部合规计划。沃尔克法则实施后，一直备受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不断。银行业界主要的诉求是对自营交易的界定不明确，中大型银行不能从事自营交易导致的利润下降和合规带来的成本上升。而此次通过对沃尔克法则的修改，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能较轻松地对风险投资和类似基金进行大规模投资；二是取消银行在与其附属机构进行衍生品交易必须持有保证金的要求（前提是互换交易本应收取的保证金需少于银行关键“一级”资本指标的15%）。自营交易的放开，意味着银行可以在不消耗资本金的前提下内生性增长，实现利润的多渠道来源（当然风险敞口也随之上升）；而取消了保证金的要求，可以让美国整个银行业释放出400亿美元的利润。沃尔克法则修改的通过，可以看成是华尔街财团游说政府的又一次胜利。二、沃尔克法则改变美国银行业沃尔克法则对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进行了严格限制，同时系列监管也提出了有限混业、流动性监管、更频繁的现场合规检查、定期的压力测试等要求，美国银行业风险偏好过去十年整体下移。并且，为达到《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要求，美国银行业主要通过扩大利润留存主动增加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同时资产端压缩高风险资产的规模，降低杠杆率。银行业务本质上是“期限错配”的业务，危机的教训和监管的约束推动了美国商业银行转变融资模式，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在负债端，2008年前美国银行业更加依赖同业市场，危机之后整体转向稳定性较强的存款负债方式，其他负债特别是同业短期借款占比是显著下降的。截至2019年，美国银行业存款在总负债中的占比高达88%，较2008年的72%大幅提升16个百分点。在资产端，银行对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配比明显增加。流动性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从危机时的6%提升至2019年3月的20%。吃一堑长一智，美国银行业衍生品现在的风险敞口较2008年也明显缩小。2019年末，美国8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衍生品敞口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不到1.7%；而2007年的占比为4.23%，2008年的占比为6.47%。流动性指标方面，美国银行业的贷存比下降近15个百分点至72%，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明显缓解，有助于增强银行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的能力，从而降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关联性与风险传染性。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国银行通过扩大利润留存主动增加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的7.5%上升至2019年的9.7%，增幅为30%，总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的12.8%提升至2019年的14.6%。总体而言，在严监管的外部环境下，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呈现出越来越健康的状态。今年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叠加石油价格闪崩带来的双重打击，美股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熊市，又以最快的速度走出熊市。除了美联储和财政部及时有效的政策刺激之外，美国银行业基本面的坚挺，是使投资者坚信这一次不是金融危机最坚实的佐证。但是有得必有失，美国银行业的强监管带来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三、美国银行业的困兽斗2008年后，为了刺激市场，美联储一路下调联邦基准利率，直到2015年才缓慢进入加息周期。持续的降息使得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持续回落，直到2015年一季度才开始反转。尽管美国银行业发展较为成熟，资产端收益率较高，但是净利息收入贡献了主要收入，所以低利率拉低了美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包括税前ROA和ROA。而美国银行整体的利润增速也跟净息差的走势大体相同。2008年之后，不管是核心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对利润的挤压，还是净息差缩小对利润的侵蚀，美国银行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受到严监管的利空时显而易见的。所以，华尔街是贪婪的，资本也是逐利的。华尔街财团下的游说团队，一直在向监管部门施压，放松监管银行才能在息差缩小的大环境下，通过自营等业务实现利润的多元化增长。沃尔克规则的修改从实施的时候就在呼吁，为什么一直耽搁至今，美联储才同意呢？答案还是新冠疫情这只超大黑天鹅带来的经济衰退。今年一季度，由于担心疫情发展和经济停摆带来的坏账猛增，包括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花旗、高盛等在内的全美七大银行的坏账拨备达到了2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多四倍。而目前随着美国各州逐渐经济重启，很多州的疫情出现再次爆发的迹象，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美国在次贷危机期间，总贷款坏账拨备与总贷款比率飙升至4%至6%，而目前在1.5%到2.5%之间。也就意味着，如果新冠肺炎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一直存在，美国银行业的坏账拨备还要提升。如今，美联储都已经下场购买公司债了，并且承诺无限量放水；美国的财政部也直接给民众发钱了。超级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下，银行业自身需要大量“血液”维稳时，放开自营业务“造血”也就理所当然了。但是就跟市场现在的情绪一样，没有人知道美联储无限量放水带来的后遗症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放开银行业的监管，会不会在若干年后出现类似2008年次贷危机的另一场危机。结语去年12月，92岁高龄的沃尔克与世长辞。在他去世前一年，他的自传《坚定不移》出版。在书中，沃尔克回忆了自己执掌美联储期间，为了打击肆虐的恶性通货膨胀而面对总统的压力。有一次，总统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可以加息，但给我等到大选之后！听到这句话，沃尔克一句话都没说，扭头出去了。后来他坚持加息，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被刺破，总统因此在大选中落败。1980年4月，美国联邦利率达到21.5%的历史高位，沃尔克在离开美联储办公室时被记者和抗议者围堵然而很可惜，在沃尔克之后，美联储变得越来越“愿意”与市场沟通，不厌其烦，一遍遍地“充分”沟通，竭尽讨好市场之能事。美其名曰：预期管理。连学过货币银行学的学生都清楚，央行的政策目标只包括就业和通胀。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是，股市稍微跌那么几个点，白发苍苍的美联储主席们就要出来给市场先生做“预期管理”了。其堕落至此，其苟且如斯。2010年2月2日，美国参议院就金融监管法案中举行的“沃尔克规则”听证会上，当有议员质疑他提议加强金融监管的法规是过时之举时，83岁的沃尔克如此回敬对方：“我在此想明确地告诉你，如果银行机构仍靠纳税人的钱提供保护，继续随意投机的话，危机还是会发生的。我老了，恐怕活不到危机卷土重来的那一天，但我的灵魂会回来缠住你们不放！”历史总是在一次次重演，放松金融监管总是会伴随危机。严监管带来的银行系统的健康，抵不过放开监管带来金钱回报的贪婪。困兽斗的美国银行业，可能又要迎来一段非理性的繁荣。然后，为下一轮金融危机埋下种子。
2020年春节后不久，广东佛山海程宇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和两百公里外的深圳泛烨供应链有限公司差不多同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在微众银行企业金融公众号上申请办理微业贷贷款延期。两家公司的决定基于同一个原因：资金出现了短缺。 “企业因疫情不能正常运转，员工工资、房租、银行贷款却省不了，还要支付上下游合作商货款。”海程宇负责人万其勤这样解释延期还贷的原因。泛烨与资金周转出现麻烦的海程宇略有不同。在疫情期间，用纸量增长较快，作为一家纸业公司的经销商，泛烨本该日子要好过一些。但疫情也让它的应收款项和进货资金都出现了困难。 海程宇和泛烨在中国2000多万家同类企业当中非常普通。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小微企业”。它们经营方式千差万别，但对于资金的需求一直是一致的。而在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个问题突然变得严重了。 小微企业信贷，难题变成了机会？ 我们需要先看看小微企业是什么，才能知道它在疫情中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定义，小微企业是指从业人员在500人以下，年营业收入在8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在具体行业划分上标准还有所区别，可以参见下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最小的微型企业，从业人数不超过10人，或者年营业收入不高于50万元。麻雀虽小，聚集在一起发挥的作用却非同一般。2018年6月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一场演讲中这样描述小微企业的价值：它们解决全国80%的就业，贡献了70%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在夸赞小微企业做出贡献时，易纲也指出，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还不到3年。 企业的生命力，常常由一个“钱”字决定。小微企业对钱的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面是应收账款往往不能及时回笼。例如，据本文作者了解，深圳一家从事环保装修的小微企业就饱受资金回笼之苦。它的客户中不乏中国500强企业，但回款流程常常要持续3-5个月。老板常常需要通过借贷获得资金维持业务运转。另一面，一些做得成功的小微企业需要追加投资，把生意做大。但是，钱从哪儿来，这是个问题。 清华互联网产业研究院2019年11月发布的《小微企业信贷服务模式分析报告》显示，小微企业的资金大约60%来自民间借贷，40%来自银行。要是放在早几年，小微企业去银行贷款，想要拿钱并不容易。两边就像难以啮合的齿轮。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对资金流动性要求很高，借钱风格是“短、小、频、急”。银行刚好反过来，为了控制风险，会仔细地审核小微企业的资本状况和资产情况，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借贷。 时间其实并不是小微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最关键问题。作为贷款需求方的小微企业，常常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做正规报表，信用积累也不够。作为贷款供给方的银行，已习惯依赖抵押担保物开展信贷，不注重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风险识别和信用评价，使得银行对小微信贷采取“不敢贷”，“不会贷”也“不愿贷”的态度。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银行的资金供给又找不到释放出口，成了双输。结果正如清华互联网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的那样，全国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76%没有得到满足。 不仅在中国，小微企业信贷在世界各地都是个难题。不过，最近这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改变来自两个方向。一方面是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银行实现数字化转型。数据上云，信息处理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是政策鼓励基本信用数据对银行业的开放和分享。2015年国税总局与原银监会签署战略协议展开了“银税互动”，税务数据开始在金融信贷领域发挥风险识别和经营状况评价的作用。银行通过将金融科技与银税互动深度结合，以税务数据为核心，结合工商、司法、征信、结算等数据，构建对小微企业第一还款来源的信用评价体系。随着数据分析能力的提高，银行逐步建立了对企业的全方位评估体系，从而改变了此前只重视资产和财务状况的信贷方式。 小微企业的数据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对2014年成立的微众银行是个业务的催化剂。两者的化学反应就此发生。科技属性和线上运营基因是互联网企业天生的特点。它们用金融科技技术建立小微企业的智能风控模型，通过分析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确认授信，能够确保在无抵押、无担保、无人工审批的情况下实现全线上信贷和“秒批秒贷”。既能批量贷款，又可以降低人力成本，还改善了用户体验。 重要的是，设在云上的分布式架构为互联网银行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运行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让银行业务变得异常灵活。除了“秒批秒贷”，按日计息，随时调整还贷方式和一日多次贷款这些多样化的信贷方式，对于互联网银行来说都能玩得转。这样一来，小微企业信贷市场对于具有技术比较优势的互联网银行来说，变成了难得的机会。 金融科技的应用，还有互联网银行的入场，让小微企业信贷局面得到改观。全国工商联5月发布的《2019-2020小微融资状况报告》中，有82.3%受调查的小微企业认为“贷款获取相比三年前更加容易、便捷”。小微企业信贷的问题看起来会最终得到解决。就在此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小微企业与互联网银行在信贷业务上的匹配。 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需要更多的无接触信贷服务，互联网银行在风险可控条件下精准获取服务客户的能力，两者的迅速结合，直接推动小微企业信贷进入一层新境界。 互联网银行：打赢了一场技术支援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降临让人猝不及防，也让小微企业们变得有点手忙脚乱，一些企业陷入空转：房租和人力成本还需要支付，但是客流和订单却消失了。“我们的春节营业额是平时的六七倍。疫情来了，我们只剩下外卖了。”一家餐饮创业公司对媒体如是说。疫情危及信贷，疫后的启动开张也需要流动资金，老板们对于资金的需求骤增。 一边愁钱和筹钱，一边只有业务滚动起来才能解决问题，但是世界变得跟从前有点不同。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数据同样显示，16.6% 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在疫后转型线上化运营，12.8%使用了远程办公。趋势已经开始逐渐明朗。疫情迫使小微企业逐渐习惯和接受数字化转型。这对于银行们将手中的数据转化成为优势，提供新的思路。 面对小微企业的变化，互联网银行的反应也并不落后。2020年2月13日，微众银行的全线上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产品“微业贷”推出了“延期3个月还款”措施，为小微企业提供及时的支持。本文开始之初提到的两家企业，与其他十几万家小微企业一起，通过微众银行微业贷的延期还贷、还款优惠、利息减免等多项措施，不但平安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还获得了相应的资金支持，这让他们在生意重启的时候拥有了比黄金还宝贵的信心。 延期还贷对于银行来说，不是说做就可以立刻做到的：原有贷款本身就有风险，时间延长叠加了更多风险因素，如何能够做到可控？实际上，这一能力来自金融科技的应用。微众银行曾在它的2019年年报里透露，银行累计建立了超过400个互联网大数据、征信和反欺诈等系列风控模型以及超过10万个风险参数。这些模型和参数帮助它从经营的角度确认延期还贷和降息的风险可控。 这场银行对小微企业的纾困战役中，互联网银行同时还发挥了协助国家政策落地的作用。2020年4月，中央首次提出了经济从“六稳”到“六保”的战略。在这一战略精神指导下，减税让利、降息延贷等对小微企业优惠的政策纷纷出台。鉴于疫情让大家出门不便，无接触的线上信贷审批受到追捧，互联网银行的优势至此展现无遗。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6月18日的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2020）中表示，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准备了1000亿元的专项纾困资金，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说：“疫情期间，监管机构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银行展开业务合作，提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是对线上贷款业务模式的充分认可。” 决策者们对互联网银行线上贷款模式的认可是实打实的。在 5月，微众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达成了共计50亿元的“转贷款”合作，用于微众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预计将覆盖近万家小微企业。 简单地说，迅速的反应，坚实的技术基础，以及通过了实战考验的线上贷款业务模式，让互联网银行在疫情纾困行动中打了一场漂亮仗。《经济参考报》报道称，疫情期间，超过四成的小微经营者通过互联网银行融资自救。仅以微众银行为例，微业贷延期还款等政策惠及约13万户小微企业，涉及贷款金额超过300亿；还对湖北、广东、河南、浙江四省提供了专项贴现降息政策。 问题是，打完了这一场漂亮仗之后，下一步要怎样做，才能成功地应对小微企业的变局？ 变化的世界，不变的共生 小微企业经营转到线上是一个趋势，但它们本身的数字化能力是有限的。这对于互联网银行来说，未尝不是一个互惠共生的机会点。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推出数字化产品，不仅能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难的问题，还能够在此基础上推动小微企业业务智能化，继续降本增效。 互联网银行对于这一趋势洞若观火，但各个银行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当下比较普遍的一种方式是打造专门服务小微企业客户的App，将各种数字产品嵌入其中，为客户的进货、管理、分销和零售等环节提供金融服务，这实际上亦是一个智慧信贷服务体系。2019年9月微众银行推出的微众企业爱普就是这样一个App，未来微众企业爱普可能还会推出更多的相关数字化信贷服务。小微企业的各种金融甚至财务需求，无论是借贷、贴现，还是换汇、保险，都可以整合到一个App当中，实现“一站式服务”。小微企业通过专门的金融服务App获得低成本的定制化服务，这一愿景现在正在隐约成型。 数字化服务之外，互联网银行还在向供应链金融发力，通过与供应链中的头部企业的合作，触达供应链上下游的小微企业。例如，据中国经营网的报道，在疫情期间，微业贷与全国最大的医药流通民企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专项服务团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帮助九州通加强线上收款能力。九州通旗下药企单体药店和个体诊所就有近22万家，自此均受益于微众银行的线上金融服务。这是一次典型的双赢。这样“双赢”的例子，对于微众银行和微业贷来说，并不止发生过一次。 “双赢”说明了微众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为什么关系如此紧密。小微企业带来了银行业务的增长，而资金则流向了小微企业。中国新闻社新媒体“中新经纬”在今年6月的报道中给出了一组数据：从2017年11月开始起步，微众银行的微业贷目前已为超过3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了信贷服务，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元。授信企业中超过70%的客户来自制造业、高科技行业和批发零售行业，超过60%的企业年营收在500万元以下。 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中，小微企业信贷和经营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相关的金融机构应该适应这个变局。不变的只是两者之间共存，以及共同发展的牢固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微众银行和微业贷之所以能够跟小微企业共生，不仅在于提供了小微企业信贷的解决方法，也在于在变化中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烟草贷有多火？套用中介的一句话来讲，“进入2020年，恍惚间全世界都在做烟草贷”。朋友圈不时可见的烟草贷广告，是其最为生动的呈现。包括华润银行、招联消金、平安集团、度小满、分期乐、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天津银行等一机构，纷纷进军烟草贷领域。然而各家获客方式、利率设定均不尽相同，根据利率层级不同，我们将资金方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梯队。以工行、农行为首的国有大行，其年化利率在4%—5%之间，属于第一梯队；其次是以平安普惠、浦发银行、华润银行、宝生银行为首的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年化利率在9.6%—18%之间；度小满、分期乐、招联消费构成了烟草贷第三梯队，年化利率在18%以上。蠢蠢欲动的不止资金方，神州信息(000555.SZ)、金融壹账通(OCFT.US)等第三方金融科技服务商，同样意图在这块极度非标化的小微信贷市场中，通过数据整合、分析能力，为资方风控提供帮助同时，意图在这个亿万市场中分一杯羹。大行保守，互金公司激进所谓的烟草（商）贷，是一款经营类信用贷款，产品与银行等资金方合作，年烟草缴款20万以上的经营烟酒店、百货便利超市等客户作为主要贷款对象，单笔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万元，资信良好的借款人可直接凭个人信用获得贷款，无需抵押、保证等担保手续。一般金融机构要求借款方出具烟草证和营业执照，烟档数在5档以上，个体工商户法人年龄18-60间，征信无逾期记录可申请。而所谓的“烟档数”，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根据商户每个月订烟数据评定等级，一月一小评，三月一大评，最高30档，等级越高，是优先供畅销烟，根据等级区别，每次订烟都有限量。消金界获取的一份资料显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提供的烟草贷年化利息最低，均不到5%，但其准入机制也最为严格。不仅对商户挡位要求高，而且据几名客户经理称，“准入极其严格”。这些国有大行获取客户的方式除了在微信、QQ群里发送烟草贷广告外，还包括了“邀请制、沙龙制”。“每月邀请十个左右的25-30档烟草大户，完成月度、季度任务后，假如有客户想申请，还得排队。”其中一位客户经理对消金界说道。所以很多客户经理转向给第二梯队的平安普惠、浦发银行、华润银行等机构供货。相比第一梯队国有大行，这些股份银行、城商行的利率要高出不少，以平安普惠为例，其烟草贷年化利率在8.28%—15.6%之间。股份行华润银行烟草贷产品金销贷年化利率在18%以下。虽然年化利率高，但是平安普惠们的风控审核却没有那么严苛。除必须持有烟草证、营业执照的法人和烟草证的经营者名字要一致、营业执照必须要满1年等常规性要求外，仅要求商户流水需大于1万、流水间断不能超过30天，以及近6个月要有买烟流水。行业第三梯队的度小满、分期乐的烟草贷年化利率则更上一个台阶。度小满和北京云海融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烟草信贷产品中，其年化利率在18.25%—23.73%之间。度小满同样依赖助贷机构、区域及省级代理，向其推荐客户。“每日放款客户不少。”其中一名客户经理说道。风控时，则与类似云海融科技等三方服务商合作，获取商户烟草经营数据。北京云海融科技有限公司官网显示，公司为中国超过一千万商场超市、便利店、烟酒店、杂货店提供经营财务分析咨询服务。基于海量经营分析数据，服务于广大商家。推荐客户时，北京云海融科技及其他助贷机构会做第一层风控，度小满执行二次风控。分期乐也推出了自己的烟草贷产品，放款额度在8000-20万元之间，年化利率在24%以上。此外分期乐还要求客户所在地，新商盟等级位于当地新商盟等级排序的前70%。如：当地新商盟等级最高为30级的，准入10级及以上。最高等级为15级的，准入5级及以上。所谓的“新商盟”，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旗下专供卷烟零售商使用的线上订购系统，覆盖卷烟零售商户达到了560万，覆盖了大部分卷烟零售商的系统数据。分期乐还要求在新商盟网站可查询到客户的采购订单。数字建设得到加强本质来说，烟草贷仍旧是一种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无抵押信用贷款，由于大部分门店都有自己的固定市场份额、各自为战，导致烟草市场呈现出很明显的区域化分割特色。各省、市、区、县烟草商户数据没有打通，割裂感严重，给资金方判定额度、放款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烟草行业有两大特点——利润厚、市场大。据说一包65的软中华成本只要3元钱；另一方面，我国的烟民有很多，目前达到了3.5亿，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的上升，烟民数量比很多国家的人数还多。中国烟草总公司则是国内最赚钱的公司，依靠3亿多的烟民，利润总额是工商银行的3倍，腾讯的12倍，阿里的14倍。各大资金方迟迟未对这块大蛋糕下手的原因之一，正是缺乏数据加持、区域化割裂感严重。瞄准烟草贷市场数据缺乏机遇，神州信息、金融壹账通等第三方金融科技服务商迅速入局。虽然都是数据决策支持者角色，但两家公司业务模式并不相同。3月10日，神州信息和云南红塔银行合作，打造了“数字烟草服务平台”(简称：数字烟草平台)，帮助云南红塔银行布局烟草产业链金融服务。通过将省内外烟草种植户、烟草公司、烟草经销等企业原有零散金融服务渠道整合，实现资金托收、兑付、结算、补贴、贷款等服务统一管理。此外，数字烟草平台接入全国烟叶种植及销售数量，结合大数据风控平台形成种植户和零售商户画像，给线上贷款业务办理提供决策扶持。神州的数字烟草平台更偏向于烟草供应链平台模式，而金融壹账通则更多提供数据整合服务。据一位接近壹账通人士介绍，公司更多提供的是烟草采购侧数据，即该门店在上游供应商处采购了多少烟草，通过该数据给资金方做决策提供帮助。业内人士认为，成熟三方数据服务商入驻，部分解决了原烟草贷市场区域分化、割裂感严重、数据不足的问题，给资金方风控、审核提供了更多的帮助。“数字化建设加强，或许是烟草贷近期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中一名业内人士说道。当然可以看到，面向个体工商户的烟草贷，仍旧面临诸多难题。和税金贷、发票贷等细分赛道相似，如果仅仅凭借烟草进货、销售等经营数据，就给商户提供额度放款，未免显得有失偏颇。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资金用途问题呢，即如何避免商家将资金用于除烟草以外的场景？如果上述问题得到解决，随着金融科技服务企业不断深耕，数字化聚合、建设能力进一步加强，相信这个亿万市场会迎来进一步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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