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买家付出的交易款项，经过四五家银行“转手”之后，整个支付才能最终完成，繁琐的支付程序成了跨境支付最大的痛。 今年疫情影响下，全球贸易受到严重冲击，跨境电商增长势头仍然迅猛。市场研究机构预计，全年交易规模有望达到12.7万亿元。除了传统的欧美地区，东南亚、中东欧成为重要市场，第三方支付机构也纷纷布局。 公开数据显示，前三个季度，我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的进出口额达到1873.9亿元，同比增长52.8%。为了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此前海关总署还创新开展跨境电商对企业（B2B）出口试点，将跨境电商监管创新成果从B2C推广到B2B领域。 “东南亚、中东欧等地区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派安盈大中华区销售总监徐伟众说，东南亚、中东欧地区已经成了跨境电商的重要市场。 但在市场需求方面，一方面，一些大的电商平台自身成为品牌商家，收单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印度、东南亚、中东等市场，买家仍然是现金付款，由中国的物流公司收单，资金转回国内，这也是跨境支付需要解决的问题。 业内人士称，跨境支付面临支付环节繁琐、配套金融服务薄弱、币种兑换效率不高等问题，而支付手续繁琐带来的高额成本是支付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 “几年前做的不错的卖家，交易额只有七八万美元，现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很多。”派安盈合作渠道总监高绣棋说，随着销售规模增加，一些跨境电商卖家业务逐渐走向成熟，需求更加多元化，对财务合规、支付灵活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徐伟众称，跨境收款需要成熟的银行基础设施，并对接大量平台资源，卖家也更加注重定制化需求。因此，跨境支付如果只是帮助收款，很难生存下去，“跨境收款越来越变成一种触达客户的工具，盈利并不是靠跨境收款，要在这个基础服务上叠加更多的附加服务。” 除此，跨境电商规模普遍较小，缺乏足够的现金储备，对冲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不足，同时又缺乏融资渠道，容易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 汇付天下董事长周晔此前对记者表示，跨境支付环节不够通畅，交易发生后，真正收到资金大概要一个星期，配套金融服务也较为薄弱，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效率有待提高。 对此，已有银行和支付机构瞄准这些痛点，提供汇率对冲、融资等服务，缓解跨境电商的资金压力。但跨境支付手续繁琐、耗时长、存在欺诈风险等，也是跨境电商面临的主要困扰。 “跨境支付最大的挑战有两个，一个是监管，另一个是怎么利用技术手段把成本降下来。”徐伟众说，比如从美国支付一笔款项到中国，可能要经过四五家银行，每家银行都要收一笔费用，如何把这个费用降下来是最大的挑战。
12月21日，邮储银行（601658.SH，01658.HK）公告称，拟成立全资子公司邮惠万家银行，注册资本50亿元，总部设立在上海。这是第3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也是第1家由国有大行发起设立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 不久前，12月11日，招商银行与京东数字科技集团旗下网银在线（北京）合资的拓扑银行获得银保监会批复。早在2017年11月，中国首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百信银行开业，注册资本20亿元，中信银行持股70%，百度持股30%，这也是首家由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银行联合发起的直销银行。 “根据近期市场动向判断，直销银行牌照重新开闸。”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记者表示，直销银行具有独立法人属性，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传统银行通过直销银行牌照展业，与外部科技公司等场景方进行合作，其市场化属性更为显著。通过牌照将数字渠道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监管，一方面能够解决联合贷款模式之忧，另一方面也可解决互联网存款之忧。 苏筱芮称，与手机银行业务不同的是，直销银行更强调外部合作，能够借助外部力量加速传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能够使传统银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拓展更多场景方，探索出更多元的线上发展模式。 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牌照重启 所谓直销银行是指，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通过计算机、手机、电话以及其他电子服务手段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形式。 目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发展直销银行，均采用事业部形式。比如，北京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之前都有直销银行部。部分银行将直销银行并入手机银行部门。例如，11月16日，华夏银行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直销银行与手机银行将于2020年12月5日合并。届时原直销银行功能将全部迁移至手机银行，可通过手机银行APP继续办理原直销银行业务。另外，微众银行等互联网银行也可以归为直销银行的范畴。 而目前我国由商业银行设立、以子公司形式运营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即将增至3家，即百信银行、拓扑银行及邮惠万家银行。 “之前直销银行牌照之所以迟迟未能放开，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直销银行牌照作为一种新型银行牌照，在2017年百信银行成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慎观察期；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互联网金融存量风险化解基本完成，此时放开直销银行牌照恰逢其时；《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先后落地，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监管框架和制度环境。”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 董希淼称，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本质上是数字银行，是探索银行业务板块公司制改革的创新试点，是数字经济时代“银行办银行”的试验田，主要是以金融科技为引领，敏捷创新，开放赋能，更加有效地触达长尾客户，助力数字普惠金融。经过三年探索，达到试点效果，其发展模式受到监管和市场认可。近期，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接连获批筹建，正是释放出金融科技“堵偏门、开正门”的信号。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百信银行总资产543.53亿元，总负债510.84亿元，净资产32.69亿元；实现营业净收入8.04亿元，净利润0.07亿元。截至去年末，百信银行营业净收入23.73亿元，净利润0.20亿元，为开业以来首次盈利。 直销银行的春天来了？ 直销银行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一直不愠不火，董希淼认为，从客户定位看，直销银行以零售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目标客户群体与零售银行高度重叠，并且难以低成本批量获取客户；从产品体系看，直销银行产品集中于存款、理财和支付，少数银行推出贷款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与原有产品差异不大；从组织架构看，直销银行尚未建立起独立灵活的业务管理体系，多数直销银行部门作为二级部门，依附于电子银行业务部门。 “传统银行开办直销银行后，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增加覆盖新客群，或者深入挖掘老客户的价值，即为银行带来‘增量价值’，否则直销银行就变成了简单的网上银行。”国信证券分析师王剑表示。 另有分析人士称，未来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的发展，重在如何利用互联网科技的优势，走出差异化路线，为长尾客户提供创新型产品：在金融科技引导下，直销银行可以利用金融科技，转型开放银行模式；直销银行应该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和应用，利用技术赋能金融业务；划分小微企业类型，对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的信贷支持；直销银行可以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代销业务，增加个人用户粘性。 “近年来，传统银行频频升级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但这种在传统银行牌照下的改良，仅能进行功能和业务上较为有限的创新。而通过设立直销银行子公司，将可以向不同的监管部门申请多种业务经营许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直销银行子公司可以从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发展成为开放融合的跨界合作平台。通过跨界合作，广泛介入互联网原生场景和泛金融场景，有助于解决直销银行批量获客能力不足等问题。对母银行而言，将直销银行作为进军互联网金融的试验田，开展与客户使用场景结合更紧密的业务，有助于满足客户综合化需求，增强客户粘性。”董希淼表示。 董希淼还建议，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管理办法，实现直销银行子公司设立常态化，鼓励商业银行以多种形式发起设立直销银行子公司，以直销银行等为载体加快金融科技良性创新。
证券时报网讯，广州银行官网发布关于干部任用公示显示，经广州市委研究，肖瑞彦拟聘任为市管企业正职。记者核实获悉，肖瑞彦拟出任广州银行行长。 现年54岁的肖瑞彦，早年在民生银行就职，曾任民生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总行投资银行部总裁、杭州分行行长等职。2012年4月，肖瑞彦从民生银行辞职，到贵州筹建贵州银行，时年10月贵州银行正式开业，肖瑞彦任首任董事长兼行长，2014年5月起任董事长及党委书记。 2017年5月，肖瑞彦调任中科贵银产业投资基金管委会主任；2018年10月任北京中关村银行行长，2020年1月至7月任盛京银行行长。 而在广州银行此番公示前，该行原行长蔡建已于2020年12月调任广州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彼时他接任行长一职不到半年。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枢纽，牵一发便动全身。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席卷，风控、营销等银行细分业务环节都因科技赋能而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直接改变了为银行提供服务的科技企业，也间接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值此跨年之际，雷锋网以「线上云峰会」的形式，邀请数字化风控、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客服、数据平台、数据中台、数据安全、数据库、银行云、银行RPA、银行业务系统，十大银行赛道里的科技专家，分享他们对于银行科技的理解。此次峰会，囊括了银行科技的多个重要赛道，每个细分赛道仅选一家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来参加，旨在用最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最完整的银行科技图景。我们先后邀请到了前百度金融CRO王劲、360数科首席科学家张家兴、腾讯云数据库首席架构师张文、阿里云金融科技AI产品负责人王巍、达观数据联合创始人纪传俊、微众银行区块链安全科学家严强，雷锋网希望通过此次线上峰会，分享应用案例，延续技术理念，激荡和传播前沿科学思想。嘉宾分享议程严强 微众银行区块链安全科学家简介：严强，新加坡管理大学信息系统专业博士，系统安全、隐私保护、信息安全技术专家。他曾作为Google隐私保护基础技术架构部门唯一来自中国的早期核心成员，一线参与支撑Google全产品线海量用户数据的隐私保护前沿技术研发和核心基础架构建设。目前，他主要负责微众银行场景式隐私保护高效解决方案WeDPR的研发和应用，同时作为FISCO BCOS高级架构师，负责区块链底层数据安全和隐私相关核心特性的攻坚研发，并参与多项相关国际、国家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维护。演讲主题：《数字经济时代，隐私保护的道与术》演讲时间：2020年12月24日，晚上8—9点演讲大纲：技术面的挑战——5G、物联网、分布式数据协作带来了全新的安全要求业务面的挑战——个人对数据的作用认知越来越深，恶意数据对抗将成为常态合规面的挑战——数据权益立法完善，跨地域合规体系对AI使用的合规性安全要求不可小觑微众银行在数字新基建领域的前沿探索——保障数据安全隐私，解放数据生产力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纪传俊 达观数据联合创始人简介：纪传俊，达观数据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硕士和优秀毕业生，人工智能高级工程师，银行业智能机器人负责人。纪传俊对AI产品在银行及金融行业的场景化应用有丰富经验，覆盖零售、对公、风控、审计等业务条线，成功主导了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智能化场景落地。演讲主题：《RPA+AI：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全新引擎》演讲时间：2020年12月29日，晚上8—9点演讲大纲：智能RPA与银行数字化转型达观数据银行业RPA应用场景分享银行业智能RPA最佳实践智能化RPA的规划和展望张文 腾讯数据库TDSQL首席架构师简介：张文拥有多年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研发经验，目前在TDSQL团队负责集群管理以及数据库内核方面研发，同时拥有大量金融行业客户迁移割接案例经验。演讲时间：2021年1月6日，晚上8—9点王巍 阿里云金融科技AI产品负责人简介：王巍，阿里巴巴达摩院金融行业AI产品负责人，于2018年1月加入阿里达摩院。他致力于AI技术在金融行业的落地，包括NLP，视觉，语音，DI等AI技术&业务产品。王巍拥有极为丰富的AI产品经验，深耕AI技术在金融，新零售，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场景应用。演讲主题：《AI--助力金融数智化转型的生产力》演讲时间：2021年1月13日，晚上8—9点张家兴 360数科首席科学家简介：张家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曾任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员，蚂蚁金服资深算法专家。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分布式系统、物理等领域顶级学术会议和期刊（NIPS, OSDI, CVPR, SIGMOD, NSDI, OOPSLA, ICSE等）发表二十几篇学术论文。在蚂蚁金服任职期间，开创了蚂蚁金服智能客服、智能催收、理财顾问、保险顾问、智能舆情等重要人工智能方向，推动蚂蚁金服智能客服成为世界领先水平。在360数科打造金融领域数据AI融合中台，赋能智能金融全链路。演讲主题：《普惠金融中的数据AI融合中台》演讲时间：2021年1月20日，晚上8～9点王劲 前百度金融CRO，融慧金科董事长兼CEO简介：王劲是原美国运通公司高级副总裁，前百度副总裁、百度金融服务事业群组副总经理。在运通的17年间，王劲曾负责为全球各国各类产品（包括个人、小企业信用卡和大中型企业商务卡）相关的700余个模型提供政策制度和独立监控；主管企业级模型验证，组建了对公司全球业务管理与资本相关模型进行监督总控的独立职能部门，首创了行业领先的模型风险管理体系和支撑系统，历任各核心产品、客户群和职能部门重要领导职务，负责风险与信息管理，在风险管理、计量模型和数据分析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王劲曾就读于复旦大学核物理专业，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和金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演讲时间：敬请期待如何参会？关注微信公众号《AI金融评论》，在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参会”，即可进群观看直播。雷锋网雷锋网
原标题：【解读】再遭一击！下架银行存款产品，京东、腾讯、阿里“自我拆解”为哪般？ 自蚂蚁科技被暂缓上市以来，互联网金融平台风波不断。 在监管“大而不能倒”、“精准拆解”等防控风险的呼吁下，互金平台们有了实质性的拆解动作。支付宝主动下架平台银行存款产品，成为同行中第一个自我拆解的平台。 此后，互金巨头们挨个上演自我“拆解”，纷纷主动下架平台银行存款产品。据红星资本局不完全统计，腾讯理财通、京东金融、度小满金融、陆金所、天星金融、携程金融、滴滴、美团、360你财富至少10家平台下架相关产品。 继P2P贷款、网络小贷之后，互联网存款拉开监管序幕。 为何拆解存款产品？ 像支付宝、腾讯理财通等大型互金平台，针对普通用户的产品主要是货币基金、非货币基金（权益型/债券型等）、银行理财、存款、保险等，同时还有针对高净值客户的信托、私募基金、券商资管等。 互联网存款产品和你去银行存款一样，只不过是将传统的银行存款拿到互联网平台上来卖。卖方依然是银行。互联网平台扮演了中间人角色，有点类似“掮客”。 近两年来，互联网存款发展很快。一方面得益于2018年资管新规启动后，银行理财收益率走低，新的净值型产品“打破刚兑”，这给保本保息、合法刚兑的存款再次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线上购买存款确实省心省力，比亲自去银行办理更方面，居民可以直接在金融平台APP上快捷开通不同银行存续账户。 互联网金融平台作为线上流量的入口，银行们也愿意将自己的存款产品在上面兜售。一些大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不仅有国内头部银行，还有很多中小银行。 对于银行来说，将存款产品放到一个流量大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去卖可以省去不少成本，这样就少了业务员的推销之苦。另外，一个高人气的平台也会带来更多客户，尤其是那些人气稍微差点的地方中小银行。 中小银行在银行业竞争中面临多重弱势。品牌名气不如大银行响亮，所以很多中小银行不惜祭出比大银行更高的存款利率来吸储。 这几年的存款利息实在一般般，存个大额，利息也就两三个点，最近年底拉存款，很多银行咬牙能给3.85%，再额外给点福利，也就这样了。 这些中小银行给出的互联网存款利息与国有大行两个点左右的利息要高很多，3年期利率最高为4.125%、5年期4.875%，都是自律定价机制的上限，再高就违规了。 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因为绝大多数中小银行受区域限制（例如民营银行只能设立1家网点），能招徕的客户数量十分有限。 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则可以直面全国客户群，再加上本身就比国有大银行具有吸引力的存款利率，中小银行的存款产品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吸引力。 就在中小银行刚刚找回一点竞争力的时候，突然变天。自蚂蚁暂停上市以来，互联网金融平台地位大不如前，从“亲儿子”变成了“干儿子”。 “大而不能倒”、“平台垄断”、“精准拆解”等监管声音让胡进平台不寒而栗。虽然眼下监管并未对互联网存款产品出具正式政策，但随着相关人士自今年11月来，在多个场合提及互联网存款的合规瑕疵，知道早晚有那么一天，支付宝、腾讯等巨头不等具体监管政策落地，就主动下架理财平台上的存款产品。 对谁影响大？ 互联网存款无论对互联网平台，还是对银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业务。所以一旦互联网存款下架，将对中小银行和互金平台产生较大影响。 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银行将自己的存款产品拿到平台上来卖，一个是可以丰富平台自身的理财内容，满足客户可选需求，增加平台和用户的粘性，形成良好用户活跃度。 在兜售存款产品过程中，银行还会支付互联网金融平台“导流费”，一般根据平台日均存款余额的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三向平台支付手续费，按月或按季进行结算。 如果失去这笔业务，则平台少了这份收入事小，影响影响互联网理财资产管理规模及用户留存事大。 中小银行也一样，同样面临吸储能力的萎缩。我国互联网存款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这两年发展迅猛，虽然尚无公开数据可查规模，但根据东吴证券推论，规模大概为1万亿元多点。 东吴证券研报作了一番推论，考虑互联网理财行业明显头部集中，参考陆金所披露的TOP 5线上财富管理平台（剔除货币基金）的规模，截至2020年6月末五大平台合计2.64-2.95万亿元。 考虑非货币公募基金等产品规模占比不会太高，如果假设其中40%为存款产品，那么互联网存款规模或达到1.06-1.18万亿元。 目前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合计的住户存款规模为90.93万亿元，互联网存款总体占比还很低。虽然总体占比较低，但仍有部分银行依靠互联网平台吸储，存款结构大变。 据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透露，某家银行的储蓄存款基础相对薄弱，储蓄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例在2019年末时仅为36%，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飙升到85%，平台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例达83%，主要是异地个人储蓄存款，平台存款已成为存款的主要来源。 部分高风险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有的占存款的比例已达70%。这些高风险机构自身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互联网平台存款占比过高进一步增加其负债资金的不稳定性，饮鸩止渴，流动性隐患突出。部分银行依靠平台存款弥补流动性缺口，一定程度上替代同业融资。 对于监管来说，这些都是风险。包商银行事件、信托违约、理财浮亏等大量风险案例都是前车之鉴，所以有必要及时刹车，切断个别中小银行对互金平台的过度依赖。 联想到银行存款在互联网高速飙车也就这两年的事，不禁让笔者想起一首歌，春雪是个故事，刚刚开始就走向结局。在互联网浇灌下，各行各业长出不少新枝丫，横生错节，或许是时候开启一场修剪。 作者：李莹 编辑：彭尚京
1月27日，腾讯云与北京银行签署战略协议，双方宣布，将在智能营销、大数据风控、虚拟营业厅、微信生态场景，以及云原生金融服务平台技术架构、分布式金融云平台、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全力打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行业标杆。 北京银行是国内资产总额最高的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20年9月末，北京银行总资产达2.87万亿元，在全国134家城市商业银行名列第一，品牌价值597亿元，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第62位，连续七年跻身全球银行业百强。 此次与腾讯云开启全面战略合作，是北京银行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要举措。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消费者金融生活生态领域的优化和创新，拓宽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与生态场景的合作，腾讯云在智慧营销、大数据风控、交易反欺诈、虚拟营业厅、微信小程序、企业微信等方面的技术和生态能力，将助力北京银行打造开放式客户经营生态和高效的场景拓客体系，支撑北京银行为客户提供多层次、个性化、便利化的金融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此前已经在北京银行手机银行的全面升级上有过深度合作。 去年，北京银行全新打造的手机银行APP正式上线，其底层开发框架采用了腾讯云移动金融开发平台TMF。在腾讯云TMF的支撑下，北京银行手机银行APP在短时间内新增60多项功能与服务，对200余项存量业务流程进行了重构，并优化了2000多个操作界面体验。这是该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手机银行迭代升级。 近年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都在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速数字化转型。不久前，腾讯云也发布了《未来金融白皮书》，首次以白皮书形式系统性阐述金融行业数字化方法论。 白皮书显示，受宏观环境、客户行为变化、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在后疫情时代普遍面临基础设施、组织结构以及业务连接等方面挑战，而新基建和新连接将成为化解发展痛点的关键抓手，能够助力金融机构打造连接产业端和消费端的未来金融新模式。 目前，基于金融新基建和数字新连接的发展战略，腾讯云已经服务了众多的金融行业客户，包括150多家银行、数十家保险和证券公司，以及数量众多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产业金融机构。
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分别是“主动投放工具”和“外汇占款”。2015年之前，外汇占款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而在2015年之后，人民银行则主要通过国内主动投放流动性工具来向市场放钱。 随着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进入再循环，中国香港同中国大陆一道，见证了外需对经常账户顺差的明显带动。香港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张带来了香港外汇储备的上升，外汇占款的更大量投放，并大幅推升了香港基础货币的结余量。而香港基础货币结余量的上升则有利于港股走强。 发生在中国香港的故事大概率会在中国大陆重演——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将进入上升通道，带来外汇占款的更大量发放。2020年12月，中国大陆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已显著攀升，预示外汇占款将显著增加。在全球再循环的格局下，分析国内流动性时需要注意到正在潮起的外汇占款。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再循环”状态。疫情爆发之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明显刺激了经济总需求。同时，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活动仍受疫情影响而显著弱于正常水平。因此，其需求扩张与我国已恢复正常的产能所结合，带动了中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明显增长。这便是笔者在2020年11月发布的《全球再循环》一文中所阐述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全球再循环逻辑。考虑到全球经济正身处前所未有的强力需求刺激政策中，全球总需求将在疫情逐步受控后继续明显扩张，全球再循环会有相当强的持续性——至少持续到美国宽松政策退出之时。把中国当前旺盛的出口仅仅归结于订单转移（产能受疫情影响国家的订单转移到中国），将低估外需对中国经济拉动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图表 1） 不能用老眼光来分析已进入再循环的中国经济。在2020年12月发布的《全球再循环的资产价格含义》一文中，笔者曾论述：“随着全球再循环的启动，过去十年的经济分析框架不再完全适用于2021年——国内刺激政策退出的同时，中国经济将在外需拉动下迎来较为持续的复苏。”用过去十年的老眼光来看待再循环中的世界经济，将不仅仅误读实体经济，还会导致在货币金融分析中的偏颇。在全球再循环的大背景下，需要关注到外需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对国内流动性的影响。 2015年之后，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国内主动投放流动性工具来向市场放钱。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分别是“主动投放工具”和“外汇占款”。主动投放是指人民银行通过各种手段借钱给国内商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获得人民银行借出的资金，并同时增加对人民银行的负债。近些年来央行时常使用的逆回购、MLF、PSL等工具，本质上都是人民银行借钱给商业银行，属于国内主动投放流动性的工具。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向金融市场投放流动性几乎都通过国内主动投放工具进行，从而使得市场人士对MLF、PSL等一系列英文字母缩写相当敏感。 外汇占款是央行投放流动性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不过，人民银行的流动性投放并不总是通过国内主动投放工具来进行，外汇占款是另一条可选的路径。所谓外汇占款，是中央银行为购买外国资产而发行的本币。央行买入的外国资产将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当一个国家有较大贸易顺差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有较大规模的外汇流入——出口的顺差会换回等值的外汇。由于外汇流入本国之后无法直接使用，持有外汇的居民和企业有把外币换成本币的需求。换汇行为会推升市场上对本币的需求，从而给本币带来升值压力。如果本国央行不希望本币过度升值，就得在市场上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这里卖出的本币就是外汇占款。当然，央行也可以选择不发放外汇占款，但那样将会带来本币的快速升值。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外汇占款的发放相对被动。与“主动投放工具”不同，央行在外汇占款的发放上是相对被动的。一方面，外汇占款不是央行想发就能发的。要向经济发放外汇占款，前提是经济中居民、企业拥有外汇，且愿意把外汇换成本币。如果经济中没多少外汇，央行想买外汇也买不到，外汇占款自然发不出去。另一方面，外汇占款也不是央行想不发就能不发的。理论上，不管经济中外汇有多少，外币换本币的需求有多强，央行都可以将其无视。但那样一来，本币将因为供不应求而有很强的升值压力。这种升值压力往往是央行不愿看见的（想想本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打击）。因此，当外汇大量流入，经济中用外币兑换本币的需求很强的时候，央行往往只能被动地发放外汇占款。 2015年之前，外汇占款才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在2015年之前，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换回了大量外汇。此外，当时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也使得海外资本大量流入国内（俗称的“热钱流入”）。面对这样的情况，人民银行每年都要大量买入外汇，同时放出大量外汇占款。由于当时外汇占款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人民银行头疼的反倒是如何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冲销外汇占款，以防止金融市场因外汇占款的发放而流动性泛滥。但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贬值预期陡然升温，国内资本流出压力明显增大。从那之后，我国外汇储备进入了下行通道，人民银行反而需要卖出外汇，收回人民币，以满足市场中人民币换成外汇的需求。从那之后，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发放规模就一直很小，因而才需要利用各种主动投放工具来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图表 2） 全球再循环中，中国香港随同中国大陆一道，见证了外需对经常账户顺差的明显带动。通过外汇占款这一途径，央行的货币政策与一个经济体的国际收支联系了起来。贸易顺差国（经常账户顺差国）通常会有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总需求在宽松政策推动下走强，且其他国家生产活动受疫情负面影响，这使得我国出口明显扩张，令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从2020年2季度开始明显走高。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商品出口的一个重要通道，其经常账户顺差也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明显扩大，并在2020年3季度创下了十多年来的新高。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经常账户顺差的明显放大会对两地流动性带来影响。（图表 3） 香港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张带来了香港外汇储备的上升，并大幅推升了香港基础货币的结余量。在中国香港，经常账户顺差扩张给本地带来了更多外汇。香港与美国之间实行的是“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香港货币当局有义务维持港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因此，在更多外汇来到香港的同时，香港货币当局需要买入美元，放出外汇占款来抑制港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这样一来，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张就自然演变成了外汇储备的上升，以及因为外汇占款增加而来的更多基础货币投放。2020年下半年，香港基础货币结余量大幅攀升，并在2020年底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图表 4） 香港基础货币结余量的上升有利于港股走强。通常来说，基础货币越多，金融市场流动性越充裕，金融资产价格越高。香港的历史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基础货币上升一般伴随着恒生指数的上扬。过去十年中唯一的例外是2015年——当时香港的基础货币结余量虽然明显上升，但港股受A股“股灾”的影响却明显走低。进入2021年，全球股市都在同步走强，没有像2015年A股“股灾”那样极端外部负面影响的拖累，恒生指数更容易受香港基础货币增加的带动而走强。（图表 5） 当前，港股与A股和美股的比价都处在低位，有利于港股在流动性推动下的上扬。尽管流动性只是决定股价的一个因素。但是，考虑到当前港股恒生指数相比A股上证综指和美股标普500指数的比价都处在较低水平，基础货币增加对港股的推动作用会更容易体现出来。（图表 6） 发生在中国香港的故事也大概率会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将进入上升通道，带来更多外汇占款的发放。从经常账户顺差扩张到外汇占款增加的逻辑链条已经在香港显现。这条逻辑链条也应该在中国大陆浮现。事实上，在2020年下半年，大陆居民和企业在银行的外汇存款规模就已经明显上升。但居民和企业外汇存款的增加尚未传导至我国外汇储备。直到2020年底，我国外储的增速都处在低位。这一方面可能是居民和企业结汇的意愿不强所致，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人民银行在有意控制结汇规模（也就是外汇占款的发放规模）。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如果民间外汇存款持续增加，而人民银行又主动压低外汇占款的规模，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会越来越大。考虑到全球再循环对我国外需拉动的持续性，外汇流入我国应当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加大外汇占款发放，更快累积外汇储备是大概率事件。（图表 7） 2020年12月，中国大陆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已显著攀升，预示外汇占款将显著增加。与外汇占款紧密相关的一个指标是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这个顺差反映了商业银行体系给居民和企业结汇的净额（银行从居民企业买入外汇的数量减去银行卖给居民企业的外汇数量）。由于商业银行自身持有外汇的能力和意愿有限（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并不能帮助其开展人民币业务），所以结售汇顺差最终会由人民银行接盘，变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外汇占款的发放。2020年12月，商业银行结售汇顺差规模陡然上升，创出了2014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同期，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一项却小幅下降。但从过去经验来看，这二者不可能长期显著背离。展望未来，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图表 8） 全球再循环格局下，分析国内流动性时需要注意到流动性正在潮起外汇占款。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主要靠逆回购、MLF等主动投放工具来实现。这使得投资者们把关注点更多放在了央行各类主动流动性投放工具的使用上。但随着全球在疫情之后进入再循环，我国出口走强、贸易顺差扩张、国内外储上升、外汇占款增加的局面正在重新浮现。在外汇占款逐步涨潮的时候，国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状况应该不会太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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