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2020商业创新大会东部峰会在苏州太湖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用友网络董事长王文京发表精彩演讲，指出从ERP到BIP，企业呼唤商业创新平台。用友将与生态伙伴及社会各界携手，共同推进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创新。 商业是以效率最优的机制 持续造就人类福祉的事业 今天，商业创新是每一个企业负责人，包括各级主管最关切并正在积极推进的焦点。商业的本质，是以效率最优的机制持续造就人类福祉的事业。人们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追求更加文明的社会，从而不断推进商业的创新发展，并改进商业的效率和质量。 从近代到现代，商业创新的频度、力度、成效都在不断增大，这带来商业繁荣、社会进步与人类幸福。可以说，人类商业发展史也是一部商业创新史。 当代信息技术驱动新一轮商业创新：企业数智化 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到如今的数字经济时代，影响和改变商业创新的六大因素：思想、教育、制度、方法、技术、金融，被称为“商业创新的六线谱”。我们看到商业创新的历史进程中，技术和金融对商业的改变和影响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发展对商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集群式、交互化发展驱动了新一轮商业创新：企业数智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建数智企业，重构企业发展力。 今天，所有企业推动新一轮商业创新都围绕这两个中心：产品与业务创新、组织与管理变革。王文京表示，基于数智化的商业创新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从中国企业经历的发展阶段来看，很多企业的进步是从制度化、规范化阶段开始，然后是提升生产力阶段，再到营销为核心能力的发展阶段。 企业转型/创建真正意义上的“数智企业”，涉及数字营销、敏捷研发、智慧采购、智能制造、智能客服、数据金融、智能财务、数字人力、数字协同等重点领域。 突破技术、商业、成本三大障碍 企业呼唤便捷实现商业创新的平台 企业推进基于数智化的商业创新，需要移除技术、商业和成本“三座大山”，呼唤能够便捷实现商业创新的平台，使能商业创新简单、便捷、大众化、社会化。 第一个是技术屏障。云计算IaaS解决最底层的计算能力和网络通讯，但要实现企业的业务创新和管理创新，技术的部署、应用、开发等障碍仍然存在，需要中间层的平台来消除。相当于云计算IaaS厂商把路修好，但要运输货物还离不开高效的交通工具，需要把交通工具提供好。 第二个是商业屏障。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像每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那样具有丰富的管理和运营经验，它们仍存在很多商业创新的障碍，包括专业知识、能力与经验。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依然需要更加富有“智慧”的营销、制造、采购、供应链、金融、财务、人力、协同等服务。 第三个是成本屏障。在上一轮的信息化阶段，企业的投资非常巨大，项目的研发周期、部署周期、实施周期长，运维成本高，一旦后期业务流程或模式发生了改变，信息系统势必进行调整，但耗时更多、成本更大，而且，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具备这种应对能力。 从信息化到数智化，从ERP到BIP 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应用从以ERP（企业资源计划）为代表的，以“流程优化，提高效率“为核心价值的企业信息化阶段，跨入以BIP（商业创新平台）为代表，以“商业创新，重构发展力”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数智化的全新阶段。 王文京表示，BIP的驱动方式以数据驱动为中心，是数据+算法+流程，而ERP则以流程驱动为中心，是流程+数据；从协同层次来看，ERP为企业内协同，BIP除了企业内协同，更重要是企业间的协同，是基于价值网/社会化范围更广的商业协同；从生态方式上，ERP是有限的生态，到了BIP是强生态共生的关系，在这个平台上有大量的不同类型服务提供商来共同服务企业的商业创新，共同服务各行业企业的商业创新。在这里，BIP不止是工具型的商业操作系统，更是生态化的服务平台；不只是企业商业能力，更是集工具、能力、资源在内的更加综合的多元服务体。 用友商业创新平台（YonBIP）：商业创新，如此便捷 “用创想与技术推动商业和社会进步”是用友遵从多年的使命，这一使命一直指引着用友在不同时期的创新发展。在经历了以用友财务软件服务企业会计电算化，以用友ERP（企业管理软件）服务企业信息化之后，用友进入3.0时期。站在持续专注以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创新发展30年的基础上，用友战略投资研发推出了全新一代产品：用友商业创新平台（YonBIP）。构建和运营全球领先的商业创新平台，让企业客户“商业创新，如此便捷”，是用友在新时期对公司使命的具体践行。用友商业创新平台YonBIP定位为数智商业应用基础设施、企业服务产业共创平台，具有数字化、智能化、高弹性、安全可信、社会化、全球化、平台化、生态化八大特性，将支撑和运行企业和公共组织的商业创新，让商业创新如此便捷。 商业是造福的事业，所以商业是美好的，为了更美好，用友将聚合十万家生态伙伴、亿级社群个人，服务超过千万家企业客户，为客户创造单一组织不能企及的价值，为中国和全球的商业创新创造独特价值，并创造巨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推动商业革新进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推进激动人心的、全新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创新。
韦尔股份公告，公司拟与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虞仁荣共同投资设立杭州豪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拟新设企业的认缴出资额为6亿元，公司拟对新设企业出资3.06亿元，出资比例为51%，虞仁荣拟出资2.94亿元，出资比例为49%。标的企业将仅限于参与投资芯片、半导体产业。
在当下，随着城市养宠人群的不断扩大、宠物饲养的种类千奇百怪，人们渐渐不再仅仅满足于将宠物看作是“动物”，而是将其视为家庭中的一员，对爱宠进行营养辅食的搭配、打扮自己的宠物、买智能器具陪宠物玩耍，而其中最新兴的爱宠方式便是宠物保健。甚至如何给“毛孩子们”补钙、补血这项技术研究也延伸到了兽用药品和兽用企业上。 1、动物保健领域龙头上市，领域内收入规模多年稳居前十 武汉回盛生物(行情300871,诊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获创业板上市委员会通过，将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以“致力动保科技，提升生命质量”为使命，主要从事兽用药品（包括化药制剂、原料药、中药制剂）、饲料及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深耕兽药市场多年，积极布局家禽药、水产药、宠物药和反刍动物药板块，发展新型兽用原料药领域的业务。 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2017-2019年度，回盛生物营业收入分别为39,971.59万元、42,187.42万元、42,721.71万元，净利润分别为8,840.95万元、7,140.16万元、6,876.64万元。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51.35%、43.45%、39.41%，公司经销模式收入主要为猪用兽药和原料药业务。其中2018 年度，公司收入已达4.22亿元，在国内市场销售收入规模稳居兽用化药制剂企业前十名。 2、创始人抓住国内第一批浪潮，决心用中国品牌摆脱限制 公司创始人张卫元，男，1969 年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学硕士及畜牧兽医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兽医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武汉种鸡场技术员、武汉华星饲料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卫元2002年1月创立回盛有限至今，历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8年前后，张卫元抓住了国内兽药发展的机会，与进入中国市场的兽药品牌合作。三年后，张卫元成为了药商在湖北的最大销售代理商。但是张卫元并不满足于此，与其将国外品牌越做越大，不如做出中国市场自己的品牌，摆脱限制。 2002年，张卫元与台湾回盛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合作，组建武汉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03年，他的第一个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品牌--万特肺灵诞生。2009年，由四个子公司和一个技术研发中心组成的统盛集团也顺势而生。 3、国内兽药行业起步晚缺少领军人，微型、中小型企业鱼龙混杂 据了解，我国兽药行业起步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90年代起养殖业的发展才带动了兽药产业的快速增长。到2006年起随着兽药GMP、兽药GSP等行业法律法规的实施，兽药行业生产经营逐步规范化，产品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截至2018年末，我国共有兽药企业1600余家，行业实现总销售额超过450亿元。 根据中国兽药协会统计，2008 年至2018年我国兽药产业销售额从138亿元增长到45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8%。这样看来，近年来我国兽药市场平均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国际兽药市场平均增长速度。 但是，在我国兽药行业中，具有主要以微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为主、行业进入门槛低等特点，行业中急需真正的领军者。在我国兽药生产企业中，化学药品企业数量众多，目前仍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大型企业较少。其中中型企业最多，销售额占比过半。盈利能力方面，毛利率随着企业规模而逐渐增加，大型企业毛利率最高，小微型企业毛利率最低。生物制品企业数量相对较少，集中度相对较高，大型企业销售额占比超过70%，同时大中型生物制品企业毛利率较高，普遍超过50%。 4、宠物药成兽药行业新潮流，回盛生物有望成为中国动物保健领军者 同时，目前我国兽药行业中，兽药产品的应用对象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是大有不同的，兽药产品大部分被用于养殖业中。而根据美国动物健康产业协会发布的年报，应用于宠物药品销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 60%。回盛生物在招股书中明确表示，可以预期未来宠物药品的需求将成为兽药行业的新增长点，未来的规划中也已经确定了在宠物药方面的发展。 近几年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民对宠物健康问题的逐渐重视，宠物药品在我国的市场也越来越大。未来我国宠物药市场明显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回盛生物未来将进一步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提升市场占有率，有望成为中国动物保健领域的领军者。
今年3月，抗击疫情的“战斗”正酣。杭州一家民营企业就从那时起在受疫情冲击的危机中走向新生。当时压在企业身上的2000多万元担保债务，如今已被成功化解。 向企业施以援手的，是浙江一家省级资产管理公司——浙商资产。诞生于化解“两链”风险的关键之年，浙商资产以“防化区域风险，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担负起为金融机构解困、为地方政府解围、为困境企业解难的使命。 “围着银行转、围着政府需求转、围着企业转，这‘三围’是浙商资产重要战略之一。在疫情冲击背景下，我们也对中小企业60余个项目提供接近1.3亿元的减免支持。”浙商资产常务副总经理、首席战略官李传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阻断风险传导的“多米诺骨牌” 疫情冲击之下，上述这家大型民营企业陷入困境，2000多万元的担保债务犹如大山压顶让公司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浙商资产临危受命，以最快速度帮助其减轻财务压力。 “其实从2013年到2016年期间，我们就接手了不少托管项目，有效化解了担保风险，阻断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维护了地方社会经济稳定。”在李传全看来，这样的案例浙商资产经手过很多。 2013年，正是浙江省内加快处置“两链”风险的关键之年。时年8月，浙江省发布《关于有效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意见》，浙商资产成立于这一年，诞生之初就肩负了化解省内金融风险的使命。 “我们在这3年里，托管了11家相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负债规模达到290亿元。”李传全说，目前风险化解卓有成效，杭州周边一二线城市的托管项目，不少已经圆满退出。 近年来，浙商资产不断深化同各级地方政府的合作。“有些区域性企业如果重整重组好了，实际上和招商引资效果一样的，通过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把原先有困难的企业转化成可持续经营、积极向好的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对于重整需求，浙商资产提供合理的和解方式。”李传全表示。 据统计，通过和解转让或者其他投行手段，浙商资产累计为187家大中型小企业提供帮扶，其中完成或正在纾困的上市公司有11家，解除担保圈超过300亿元，化解超过约880亿元的债务危机，保障了超过10万人的就业。 共益债方案让“乌鸡”变“凤凰” 连续两次招募重整投资人失败，某房地产项目面临资产价值大幅贬损的风险。面对复杂情况，浙商资产联合一家上市房企进行重整方案设计。今年以来，克服疫情期间工程推进困难，对房地产项目进行续建。 如今，存量房产得以盘活，工程项目顺利交付，解决了众多原购房户无法收房的难题。截至今年7月，经过近一年努力，重整程序基本执行完毕，保证了20余家金融机构债权、1000名普通债权人的切身权益，浙商资产也顺利退出。 “围着企业转”是浙商资产战略的重要一环。该公司总结形成了“三类企业的救助思路”：僵尸企业，加快清理；重病企业，重整盘活；休克企业，及时纾困。其中，对于一些处在“烂尾”困境状态的项目，浙商资产在业内较早运用共益债等方案，给予流动性支持，助力项目价值重塑。 李传全介绍，所谓共益债，即超级优先，是指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为重整项目提供享有一定优先权的资金支持，如果项目完成重整，则所有债权人和股东利益均得到保障，若重整失败，共益债的偿还顺序优于一般债权。 “有些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后，没有资金继续建设，由于时间拖得越长，利息不断增长，自身化解债务的能力越弱。”李传全说，陷入困境的项目，银行往往产生很大亏损，民间债权人受到影响，同时对于花钱购买住宅的个人，也面临拿不到房子的窘境。 这就对风险化解提出需求。“如果有一笔资金把困境项目变为具有完全使用功能的房产，那么就能够‘乌鸡’变‘凤凰’，价值得到很大提升，从而变现为还款来源，解决债务危机。”李传全说，共益债就是解决“最后一口气”的资金来源，以这种方式，浙商资产扶持了不少困境项目。 李传全表示，在共益债模式下，项目完工后取得销售回款，这样一方面纾困资金能够安全退出，其他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也能够得到保障。 不良资产管理市场迎来“蓝海” 今年疫情冲击之下，资产价格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参与的行业积极性有所回落，为避免不良资产“冰棍效应”带来的资产减值风险，加快处置效率成为业内的共同难题，而不良贷款的增量供给，也使特殊机遇市场迎来“蓝海”。 “对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来说，一方面提升处置能力，把自身的十八般武艺练好，包括对资产线索的挖掘发现，尽职尽调方面的努力，对法律法规的熟知程度；另一方面，处置效率的提升与环境因素有关，包括司法环境和信用环境的改善。”李传全表示。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了，一些问题明年才会暴露出来。 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李传全介绍，由于金融支持和监管容忍度提升，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供应量有所缩减，整体的交易价格仍然处于较高位置。但他同时表示，长期来看，供给会有所加大，随着参与机构增加，形成竞争性压力，未来传统的交易转让收益或面临收窄。 事实上，如今的不良资产市场已经吸引超过5万亿元的资本参与，既包括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持牌玩家”，也包括非持牌的民营资本、海外资本等，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境外机构参与的积极性也逐渐增加。 “引进外资，包括进行跨境不良债权转让，对于加快化解国内的不良资产、改善信用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传全表示，不少外资机构看好国内市场，目前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法规和信用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亚太地区是比较优秀的。
相关阅读： 滕泰：总量适度宽松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 滕泰：引导货币流向须从客观现实出发 今年以来，中国货币决策部门不但在货币总量上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而且综合了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以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不久前央行行长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下行30个几点到2.2%；中期借贷便利下行30个基点到2.95%；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降30个基点到3.85%，再贷款利率下调了50个基点。货币政策引导下，市场整体利率有所下行，比如债券回购利率比上年末下降了0.21个百分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比上年末下降了0.3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贷款利率目前是5%左右，比去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 然而，上述利率下行情况一来幅度太小，面对如此大的疫情冲击，很多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滑，部分行业甚至全行业利率为负，整个经济的全社会平均利润率也大幅下滑，而我们的各种利率仅仅下行了0.21到0.8个百分点；二来主要还是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或金融市场的短期拆借利率，除了普惠金融贷款利率（仍高达5%）之外，其他短期金融利率的小幅变化并不能代表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行。 以比较能够反映中小微民营企业而的全国地区性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指数（温州指数）为例，总体仍然处于14%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实际借贷利率下行幅度有限。 动态地看，面对疫情的冲击我们的降息力度远远小于欧洲、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从绝对水平看，我们的实际存款利率、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也远远高于上述国家。 考虑到疫情冲击下很多企业经营压力很大，从降低企业成本角度分析，大幅降息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以截至到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实际信贷利率，可降低企业成本1.65万亿。 从稳消费角度分析，降息也是迫在眉睫的最优选择。从7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出口和投资情况好于预期，而消费和服务业复苏缓慢，其中消费剔除物价后实际同比增速为-2.7%。从稳消费可能的政策路径看，应该把重点放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等几个方面着手，而疫情冲击下没有及时降低利率，造成储蓄大幅增加也是消费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 从储蓄情况看，上半年中国的居民储蓄连续几个月上升，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82.14万亿人民币，而截至2020年上半年住户存款总额已高达90.47万亿，半年时间增加高达8.3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的5.28万亿元——若再不大幅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消费复苏将成为中国经济恢复的短板。 据了解，货币决策部门长期不愿意调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存款者的收入”。上述观念对于类似于日本这样的老龄化富裕人口结构有一定意义，对当前中国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人口居然有6亿之多的收入结构而言，所谓保护存款者收入就是保护富人、鼓励储蓄、打击消费，并非适合当前中国经济情况的正确决策。 总体来看，面对疫情的冲击，今年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其中财政政策对推动基建投资增速回升作用明显，货币政策也出台了多项扩总量、调结构、降利率的措施，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展望下半年，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供应量，M2增速应继续保持在10%以上的正常水平，同时在引导货币流向方面更加尊重客观现实。无论是为了降低企业成本，还是推动消费复苏，降息都应该是中国货币政策首选和必选工具。 （万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明昊对本文亦有贡献）
今年3月，抗击疫情的“战斗”正酣。杭州一家民营企业就从那时起在受疫情冲击的危机中走向新生。当时压在企业身上的2000多万元担保债务，如今已被成功化解。 向企业施以援手的，是浙江一家省级资产管理公司——浙商资产。诞生于化解“两链”风险的关键之年，浙商资产以“防化区域风险，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担负起为金融机构解困、为地方政府解围、为困境企业解难的使命。 “围着银行转、围着政府需求转、围着企业转，这‘三围’是浙商资产重要战略之一。在疫情冲击背景下，我们也对中小企业60余个项目提供接近1.3亿元的减免支持。”浙商资产常务副总经理、首席战略官李传全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阻断风险传导的“多米诺骨牌” 疫情冲击之下，上述这家大型民营企业陷入困境，2000多万元的担保债务犹如大山压顶让公司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浙商资产临危受命，以最快速度帮助其减轻财务压力。 “其实从2013年到2016年期间，我们就接手了不少托管项目，有效化解了担保风险，阻断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维护了地方社会经济稳定。”在李传全看来，这样的案例浙商资产经手过很多。 2013年，正是浙江省内加快处置“两链”风险的关键之年。时年8月，浙江省发布《关于有效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意见》，浙商资产成立于这一年，诞生之初就肩负了化解省内金融风险的使命。 “我们在这3年里，托管了11家相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负债规模达到290亿元。”李传全说，目前风险化解卓有成效，杭州周边一二线城市的托管项目，不少已经圆满退出。 近年来，浙商资产不断深化同各级地方政府的合作。“有些区域性企业如果重整重组好了，实际上和招商引资效果一样的，通过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把原先有困难的企业转化成可持续经营、积极向好的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对于重整需求，浙商资产提供合理的和解方式。”李传全表示。 据统计，通过和解转让或者其他投行手段，浙商资产累计为187家大中型小企业提供帮扶，其中完成或正在纾困的上市公司有11家，解除担保圈超过300亿元，化解超过约880亿元的债务危机，保障了超过10万人的就业。 共益债方案让“乌鸡”变“凤凰” 连续两次招募重整投资人失败，某房地产项目面临资产价值大幅贬损的风险。面对复杂情况，浙商资产联合一家上市房企进行重整方案设计。今年以来，克服疫情期间工程推进困难，对房地产项目进行续建。 如今，存量房产得以盘活，工程项目顺利交付，解决了众多原购房户无法收房的难题。截至今年7月，经过近一年努力，重整程序基本执行完毕，保证了20余家金融机构债权、1000名普通债权人的切身权益，浙商资产也顺利退出。 “围着企业转”是浙商资产战略的重要一环。该公司总结形成了“三类企业的救助思路”：僵尸企业，加快清理；重病企业，重整盘活；休克企业，及时纾困。其中，对于一些处在“烂尾”困境状态的项目，浙商资产在业内较早运用共益债等方案，给予流动性支持，助力项目价值重塑。 李传全介绍，所谓共益债，即超级优先，是指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为重整项目提供享有一定优先权的资金支持，如果项目完成重整，则所有债权人和股东利益均得到保障，若重整失败，共益债的偿还顺序优于一般债权。 “有些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后，没有资金继续建设，由于时间拖得越长，利息不断增长，自身化解债务的能力越弱。”李传全说，陷入困境的项目，银行往往产生很大亏损，民间债权人受到影响，同时对于花钱购买住宅的个人，也面临拿不到房子的窘境。 这就对风险化解提出需求。“如果有一笔资金把困境项目变为具有完全使用功能的房产，那么就能够‘乌鸡’变‘凤凰’，价值得到很大提升，从而变现为还款来源，解决债务危机。”李传全说，共益债就是解决“最后一口气”的资金来源，以这种方式，浙商资产扶持了不少困境项目。 李传全表示，在共益债模式下，项目完工后取得销售回款，这样一方面纾困资金能够安全退出，其他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也能够得到保障。 不良资产管理市场迎来“蓝海” 今年疫情冲击之下，资产价格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参与的行业积极性有所回落，为避免不良资产“冰棍效应”带来的资产减值风险，加快处置效率成为业内的共同难题，而不良贷款的增量供给，也使特殊机遇市场迎来“蓝海”。 “对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来说，一方面提升处置能力，把自身的十八般武艺练好，包括对资产线索的挖掘发现，尽职尽调方面的努力，对法律法规的熟知程度；另一方面，处置效率的提升与环境因素有关，包括司法环境和信用环境的改善。”李传全表示。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表示，预计今年全年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很多贷款延期了，一些问题明年才会暴露出来。 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李传全介绍，由于金融支持和监管容忍度提升，不良资产一级市场供应量有所缩减，整体的交易价格仍然处于较高位置。但他同时表示，长期来看，供给会有所加大，随着参与机构增加，形成竞争性压力，未来传统的交易转让收益或面临收窄。 事实上，如今的不良资产市场已经吸引超过5万亿元的资本参与，既包括五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持牌玩家”，也包括非持牌的民营资本、海外资本等，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境外机构参与的积极性也逐渐增加。 “引进外资，包括进行跨境不良债权转让，对于加快化解国内的不良资产、改善信用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传全表示，不少外资机构看好国内市场，目前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法规和信用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亚太地区是比较优秀的。
作为创业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板IPO发行与承销制度进行了全面优化与完善。从创业板试点注册制18家已发行企业的发行实践看，“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得到落实，以专业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机制已初步建立。 分析人士认为，创业板发行定价改革统筹考虑增量与存量改革，在市场化发行承销机制的改革基础上进一步突出板块特色，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为存量板块全面推行注册制积累经验，也将进一步激发创业板投融资活力，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更好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发行定价更加市场化 询价定价是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关键环节，定价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发行人、投资者和承销商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到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全球成熟市场主要采取以累计投标询价机制为主、固定价格机制为辅的混合定价模式。不同市场根据自身特点，在战略配售、超额配售选择权等配套措施上各具特色，但总体遵循“市场化定价”的基本原则，通过买卖双方的充分博弈实现价格发现。 本次创业板改革，总结了2005年以来我国新股发行制度历次改革经验以及境外成熟市场做法，充分借鉴科创板先行先试经验，建立了以专业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机制，并结合存量改革特点，构建了差异化的新股发行定价体系。 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已发行的18家企业中，有17家选择了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定价。上海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近5000个机构投资者账户参与创业板试点注册制首批公司的询价，从网下报价情况看，机构投资者普遍理性报价，与最终发行价格偏差不大。 本次创业板新股发行制度完善多元化新股发行定价方式，既有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方式，也保留了直接定价方式，发行数量2000万股（份）以下且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盈利企业，可直接定价确定发行价格，以降低中小市值公司发行成本，提高发行效率。 不过，创业板要求直接定价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市盈率不得超过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已经或者同时境外发行的，通过直接定价方式确定的发行价格不得超过发行人境外市场价格，否则应当询价发行。 发挥专业机构定价能力 在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企业的发行实践中，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发行成为大部分公司的选择。 从发行市盈率看，17家询价发行企业的发行市盈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较高者如康泰医学和回盛生物，发行市盈率超过59倍；较低者如卡倍亿，发行市盈率只有19.08倍，低于创业板核准制下普遍的23倍水平。整体来看，发行市盈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的达9家，占比超过50%。“市场化定价”得到体现。 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化询价、定价、配售机制，是全面提升创业板新股发行市场化水平的关键，也是此次创业板注册制发行承销改革的一大看点。 为促进新股发行合理定价，本次创业板改革将网下初始发行比例调高10%，并提升回拨后网下投资者配售比例，提高中长期资金优先配售比例，增强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有效性。 根据2018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核准制背景下的新股发行，网上有效申购倍数在50至100倍之间的回拨20%，超过100倍的回拨40%。创业板改革后，上述比例分别调至10%与20%。回拨后无限售期的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70%，相比科创板，总体增加了向网上投资者的配售数量。 按照科创板要求，公募、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五类中长线资金优先配售不低于网下发行数量的50%。创业板将这一比例提高至70%。同时，创业板注册制还将这五类中长线资金报价作为发行定价重要参考值，旨在提高这些资金的报价有效性，进一步发挥中长期投资者定价作用。 此外，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首发定价原则主要参考科创板“四孰低”的定价规则，但与科创板不同的是，创业板“四孰低”参考投资者范围除了公募、社保、养老金外，还新增了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缩小保荐机构强制跟投范围 创业板参考境内外实践经验，结合市场意见与建议，根据板块特点设计了更具针对性的跟投制度。 一是对“定价高于四值孰低”企业要求跟投。对于发行定价超过网下投资者有效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五类中长线资金有效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四个值孰低值的，实施强制跟投有利于督促保荐机构审慎定价。 二是对“三类企业”要求跟投。未盈利企业、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企业、红筹企业“三类企业”属于改革后创业板新增上市类型，其商业模式、管理模式、股权架构及风险因素等与创业板存量上市公司存在差异，投资者的投资经验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不足，对其实施强制跟投，建立资金成本约束机制，有助于规范保荐机构执业行为，进一步压实保荐机构责任。 三是对一般企业不实施跟投。创业板存量企业的二级市场价格可为新股发行定价提供较好参照，创业板大部分在审企业可找到业务相似的可比公司，为投资者报价决策提供参考，因此不实施跟投。 有专家表示，创业板改革是存量市场改革的关键步骤，跟投制度在创业板改革中的演进过程，不仅是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深化的缩影，更是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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