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年之计在于暑”,这是教育行业奉行的铁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轮“暑期大战”也早已如约而至。不同于2019年的“暑期大战”,这一轮大战注定要比往常来得更为猛烈。 据悉,今年上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教培企业的分化,有60%的机构在生死边缘线上挣扎,仅10%的机构能够抓住机会实现增长。 对于那些处于生死边缘的中小机构而言,暑秋招生是它们在2020年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拿下了新的生源,意味着可以再撑一段时间;但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头部机构而言,这却是它们抢占线上教育市场的好时机。 为何这样说? 这一次疫情,虽然对线下教育机构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但对于线上教育而言,确实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以新东方在线、跟谁学等为代表的在线辅导班,以及一些做教育信息化的公司为例,疫情不仅解决了它们获客的问题,还培养了用户的习惯,短中长期来看都是利好。 于是可以看到,为了进一步抢占市场,在线教育机构们又双叒叕开启了“暑期大战”。 首先,广告投放必不可少。 有相关媒体报道,四家头部在线教育机构——猿辅导、学而思网校、作业帮、跟谁学的暑期推广预算,加起来高达45亿元,远超去年。虽然目前投放预算还未得到证实,但从一些广告动作来看,确确实实是下了一些血本。 比如,学而思网校为了应对“暑期大战”,在抖音和微信朋友圈皆投放了9元13课时的暑期语文提分训练班。而其它品牌们——猿辅导、作业帮、跟谁学、清北网校、有道精品课也均在相关平台上投放了广告。 而很少在暑期投放大战中现身的新东方在线表示,其主要通过用户自然搜索、地面推广等方式获取生源。在地面推广方面,新东方在线的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东方优播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如果说,广告投放是“暑期大战”的第一步,那么在获客模式上的新探索则是在线教育机构们迈出的第二步。 在今年的“暑期大战”,教育培训机构们已经不是单纯地烧钱了,而是更倾向把钱花在品牌及产品、服务的打磨上,来探索新的获客途径。 其中,免费同步习题课则是学而思网校探索新的获客方法之一。虽然目前低价入口是K12网校获客的常规方法,但该机构则是选择跳出常规打法,通过免费课将用户纳入到自有用户池中,后期再通过精细化运营和服务做转化。 而有道精品课则主要是将9元暑期课做为获客途径的探索,该机构表示,与0元免费试听课相比,9元课既保证消费者有明确的购买意愿,又降低了用户尝试的门槛。预计今年会把9元课的转化率做到15%左右,甚至更高”。 除了在广告投放、课程推出做出了探索之外,部分教育机构也在自身的产品上加快了创新升级。 譬如,立思辰推出了“豆神大语文4.0”,利用互联网、区块链、AR互动、硬件开发技术,依托豆神魔卡、魔盒、魔法教室等产品,寓教于乐,打造出整个豆神魔法世界。而在线下,北京实体公园也即将启动。 可知,“暑期大战”是全方位升级了。 2 事实上,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可以说是在线教育“暑期大战”升级的催化剂。 原因无他。疫情虽然无情,却也间接地培养了人们接受在线教育的习惯,推动在线教育的普及,且解决了在线教育最难跨约的痛点——即获客和下沉。 在线教育发展至今,其虽然解决了线下教育的一些弊端,如可以随时随地接受教育,可以通过AI手段因材施教等等,但也不乏一些痛点的存在,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痛点:一是获客成本,二是下沉。 获客成本高是在线教育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没有实体校舍的在线教育机构普遍通过网络、楼宇、地铁等广告营销获客,网络营销稍微精准,而后者则无异于广撒网,导致获客效率非常低。而获客之后留存率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一些教学力量薄弱的机构,在投入大量资源获客后却难以留存。 疫情期间,线下停课倒逼课外辅导进入线上,则变相的大幅降低了在线教育的获客成本,导致各大机构出现了“以往是到处是找客户,现在则是客户找上门来”的反转。 据腾讯广告3月发布的《疫情影响下的K12在线教育新市场洞察》显示,疫情下,K12在线教育目标人群触达渗透率从37.5%上升到到56.7%。此外,还有20%的有待激活的高意愿潜客。 此外,虽然国内疫情基本已经解决了,但对课外辅导培训机构后续开展工作的严格管控,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教育培训机构的线下需求流向线上。 (图片来源:东方证券) 再来看另一个痛点——下沉。一般而言,教育质量与教育资源的分布基本与经济水平呈正比。 在这种情况下,将东部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的形式搬运到西部地区,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式。 然而现实却往往恰恰相反,因为一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发达,用户的接受度也更高,使得一二线城市的在线教育普及度还高于低线城市。但在线教育机构想要做大,就不得不考虑下沉市场,因为它们靠的是规模优势。 以往,下沉市场是一根“难啃”的骨头,新东方和好未来做下沉做了这么多年,进展也不是很理想。但到了今年,局面就有所改变了。 有相关研报显示,疫情之前,头部机构的一二线城市用户数量占比可能超过50%。但疫情之后,这些机构新增用户中来自三四五线城市的用户占比超过了50%,有的甚至超过了60%。 所以说,在跨越过获客和下沉这两大痛点之后,这一轮“暑期大战”注定是与众不同的。 3 众所周知,中国有1.8亿中产,他们是高额教育支出的主力军,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催生了蓬勃发展的教育培训行业。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3-2017年中国在线校外培训市场总营收规模从329亿元增至964亿元,复合增速30.8%,并预计到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3102亿元,自2017年的复合增速达26.3%。 其中,在细分领域中,职业培训、基础教育(K12)及语言教育市场规模较大,2017年营收规模分别为310亿元、219亿元、206亿元,占比分别为32.2%、22.7%、21.4%。 (数据来源:新时代证券) 叠加疫情的催化下,这一个市场的蛋糕则更大了。 如此大的蛋糕,谁不想吃一口呢?但也不是谁能够吃的下的。 就拿疫情的催化作用来说,真正利好的在线教育企业只有一类,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主要做线下教育的龙头,包括了以新东方在线、跟谁学等为代表的课外辅导机构。比如,跟谁学股价自2月3日以来累涨超167%。 (跟谁学股价走势图 行情来源:wind) 反之,那些“临时蹭概念”的教育机构们,实际上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就拿在线教育概念股全通教育来说,虽然今年年初连拉几个涨停板,看似涨势喜人,但自3月份以后情况急转直下,股价累跌超20%。 (全通教育股价走势图 行情来源:wind) 除此之外,中国民办教育协会2月发布的《疫情期间培训教育行业状況的调研报告》显示,29%的机构可能倒闭;36.6%机构经营暂时停顿;25.4%经营出现部分困难处于勉强维持状况。报告还显示,79%的机构账上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以内。 同理,在这一场“暑期大战”中,也只有头部企业的战斗力是更为强悍的。 比如,依托好未来集团的学而思网校,以及其他头部在线教育公司——作业帮、猿辅导、网易有道精品课、新东方在线,它们现金流稳定,师资储备雄厚,只要战术方针不出错还是比较稳的。 此外,东方证券表示,疫情带来的流量红利将从暑期开始体现,整体利好线上机构,大量免费leads进入转化阶段,各家公司战略上选择通过提价的方式进行流量的转化,整体有利于自身的盈利能力提升,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暑期广告投放准备了充足的现金储备,预计今年各家暑期的收入和人次将迎来新一轮爆发性的增长。
《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昨日起正式实施。当日,上海票据交易所(下称上海票交所)披露了近期创设的标准化票据产品,这也是今年以来标准化票据产品的首次亮相。 人民银行6月28日发布公告称,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现予公布,自2020年7月28日起实施。 《办法》显示,标准化票据是指存托机构归集核心信用要素相似、期限相近的商业汇票组建基础资产池,以基础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而创设的等分化受益凭证,属于货币市场工具。票据是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也是金融机构资金交易和资产负债管理的工具。 据了解,上海票交所昨日共披露了14单标准化票据产品创设文件,包括“平安证券中核华兴”“苏银亨通”“宁行票企赢”“海通证券齐鲁交通”等,合计创设规模达11.44亿元左右,承兑人信用等级最低AA,产品最低融资利率为2.5%。 具体看,在此次首批项目中,只有宁波银行作为存托机构创设的“宁行票企赢”基础资产是“为贴现银票”,承兑人为江苏银行杭州分行;其他产品均是“为贴现商业汇票”,承兑人为相关企业。另外,从产品期限看,此批产品中,有5单的期限接近一年期,其余多为半年期以下。 《办法》明确了存托机构是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从此次存托机构类型看,首批的14单项目中,存托机构多为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证券公司作为存托机构的仅有3单,分别是平安证券、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 对银行而言,成为存托机构相当于帮助商业银行获得了承销标准化票据的资质。在厦门国际银行投行与资管部分析员任涛看来,它使得商业银行不再仅扮演投资者或授信人身份,也可以借助标准化票据这一工具搭建完整的链条,开展投融资一体化的投行业务。 “标准化票据是一种融资方式。”任涛认为,与传统票据不同,标准化票据属于证券融资性质,增加了大类资产配置中的一个投资品种,通过流动性转换以及标准化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到票据业务中,以盘活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和优化中小企业的流动资产,丰富中小企业和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
记者昨日获悉,人民银行近期下发紧急通知,向各银行统计消费类联合贷款业务的相关信息,包括贷款余额、不良率等。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联合消费贷款,是市场上互联网贷款的主流形式,但多年来存在资金流向违规、核心风控外包等问题,这也是银行频吃罚单的主要原因之一。前不久,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虽就联合放贷的要求有所放松,但对合作机构从准入到退出都有明确界定,要求银行避免成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 与花呗、借呗合作情况单列上报 某上市城商行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监管部门确实要求填报线上联合消费贷款相关业务要素,重点是大平台。 所谓联合消费贷款,按照通知的定义,是指金融机构经由互联网获取合作机构推送的客户信息,并与其他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比例向同一借款人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 记者获取的一份资料附表显示,各法人银行与蚂蚁花呗、蚂蚁借呗的合作情况,是填报重点,需单列填报。具体内容包括贷款余额、加权平均利率、不良率等。 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是消费信贷机构巨头,发展势头一直较猛。据记者了解,仅与蚂蚁花呗合作的金融机构就有数十家。 虽无相关公开数据,但通过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全国小贷公司数据可以管窥一二。该数据显示,重庆小贷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贷款余额排名全国第一,为1526.53亿元,占全国13.2%。而蚂蚁花呗和蚂蚁借呗的运营载体就是注册在重庆的小贷公司。 金诚同达律所合伙人彭凯向记者表示,这应该是人民银行首次统计,目的性较为明确,于行业而言是好事。监管部门会了解每一家银行的业务情况,以此作为后续预留监管措施和制定更细化规制要求的重要基础。 此外,近期蚂蚁花呗以服务升级的模式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虽然只是部分客户,但仍然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市场认为,这也是为了防范共债风险。 个人消费信贷乱象不断 据悉,人民银行此次调查相关数据是为了掌握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创新情况。要求填报的数据时间段是2018年12月至今年6月末。 银行与第三方机构通过助贷或者联合发放消费贷款,是目前消费信贷的主流形式。然而个中乱象不断:一是资金流向并未用于指定消费领域,而是流入股市、楼市等;二是部分银行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风控进行外包,风险容易蔓延至银行;三是暴力催收等问题。 之所以风控要外包,一家城商行的零售部门工作人员解释称,很多助贷或者联合助贷方都要求银行有一个贷款通过率,一旦银行卡得过严,可能会影响合作方的口碑和推广。也可以理解为,实际上银行暗地里放松了风控标准。但问题在于,银行与第三方机构的客群并不一致。这类信用风险较高的客户,过去并不是银行的目标客群。 前不久发布的《暂行办法》对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包括获客、联合贷款、风险分担等。虽然对联合贷款等要求有所松绑,但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从准入到退出建立全流程、系统性的管理机制,提升其精细化管理能力。在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时,商业银行要避免成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总额也纳入限额管理,并对单笔贷款出资比例实行区间管理。 几经整顿和规范之后,银行对此也持审慎态度。“一般我们只和大平台合作,也积累了数据,有自己的风控模型。”某上市银行合规人士向记者表示,银行设有预警线,不良余额一旦超过规定,就会暂停新增贷款发放。
外资新动向:中国债券越跌越买,对A股加速轮动 地缘政治不确定时而发生、全球疫情持续、在家办公成为普遍现象,这些趋势也开始逐渐影响交易者的情绪和行为——近来北向资金对A股趋于“投机”,而由机构主导的债券购买者则有逆势增配中国债券的趋势。 北向资金开始趋于“投机” 从6月开始,超百亿的北向资金进出中国境内市场已并非罕见现象,互联互通机制下的成交量加速放量。 “现在北向资金和美股投资者越来越像,在家办公反而增加了换手率和投机性,可以看出板块轮动很快,获利了结的速度也在加速。”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部大中华区主管孙鸿志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例如,今年6月19日,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高达25.8亿美元(约合180亿元人民币);7月2日,净流入高达24.2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这两天均创出历史较单日资金流入较高的水平;但是7月14日,北上资金净流出173.84亿元人民币,刷新历史单日新高;7月16日,北向资金又净流出近60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单日净流入或净流出超出50亿的日子并不算多。 由此可以看出,北上资金对A股投资的板块轮动加速特征比较明显。孙鸿志称,我们策略团队的研究显示,根据7月14日公布的最大净减持行业数据,北上投资者抛售科技和消费类股,同时由于资本市场改革,增持保险和券商。这一板块的分化表明,北上资金在持有A股头寸方面正变得更加具有战术性和机会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北上资金中涵盖的机构类型众多,外资包括灵活的对冲基金、偏长线的公募基金等等,也同样包括一些注册在香港的中资机构或更趋于投机的个人。他称,“这种轮动速度并不似大型机构的做法,可能更多是一些投机性资金,大型机构更多会做的是季度调仓。” 同时,资金波动的加剧也反映在A股估值提升后,北上资金并不再如4月那样无惧波动、持续单方面流入,而是开始考虑性价比。“即使是消费电子、必选消费等中报的盈利确定性更高,但也要看估值,有些可能已经完全表现在股价里了。”瑞信中国股票策略师黄翔日前对记者表示。 因此,就战术角度而言,黄翔也建议获利了结前周期的板块,并且加大对后周期和处于复苏周期企业的布局。例如,瑞信适度下调了对房地产、IT、医疗保健、可选消费和通信行业的配比,并增加了公用事业、材料、金融(保险)、必选消费和能源的配比。 此外,之所以资金波动和轮动更快,孙鸿志还认为,资金开始采取“弹珠交易”模式,即当全球贸易形势好转时,资金买入、市场上涨、风险情绪好转;而当事态转差时,股市则再度下挫、防御性策略更占优势。 外资对中国债券越跌越买 相比之下,外资对于中国债券的配置则十分稳定,而且越跌越买,这也主要因为债券交易往往以机构投资者主导,且增配中国利率债的外资机构往往是主权基金、央行等长期投资者。 “从外汇交易和固定收益交易来看,的确更像是机构行为。例如,即使近期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但美元/人民币始终交易在6.9-7.2的区间,较为稳定;境外机构对于中国国债的净买入规模在4月以来也持续增加,即使是在5、6月的剧烈回调期间,也是越跌越买,海外央行的确在持续增加对中国利率债的配置。” 孙鸿志表示。 根据彭博数据,外资今年上半年净买入约3198.2亿元境内债券,按半年度计,为2017年7月债券通开通以来购买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除了利率债,信用债也吸引大量买盘。截至6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境内信用债规模攀升至1222.9亿元,为2018年彭博有数据以来最高,其中6月净增持信用债37.2亿元。 孙鸿志分析称,之所以越跌越买,也是因为在经历抛售后,中国债券对外资而言收益率变得更有吸引力——当前中美利率差已创下超230BP(基点)的高位,这也体现出央行在此前引导货币市场资金利率逐步正常化、避免利率过低是有益之举。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强势复苏,海外投资者也加速购买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有机构预计,到2020年底,外资持有的中国国债将超过总量的10%(截至今年4月为8.27%)。 外资对于人民币抗疫债券的兴趣也颇浓。孙鸿志提及,此前法巴的中国债券资本市场团队为亚投行(AIIB)在中国境内发行了30亿元的3年抗疫债券,引入了众多海外投资者,而债券定价相较于同期限的国开债收益率还要低20BP,显示了投资者强烈的兴趣。 此外,众多境外机构需要通过货币互换来购买人民币债券,这就涉及到互换成本。鉴于近几个月来人民币流动性趋紧,因此也推升了互换成本,导致外资购买人民币债券的实际收益率下降。例如同一地产债品种在3月底的收益率为2.41%(扣除互换成本后),当前仅1.52%。不过也有机构认为,随着中国资金利率趋于稳定,后续对冲成本有望下行。 值得一提的是,早前外资很少购买的信用债也被增持。“境外机构购买信用债的总量已大幅增加,今年6月相较于去年同期已经几乎翻倍,这也是因为外资看到了一些套利机会,以及增加了对境外稀缺品种的配置。”孙鸿志称。 尽管相比起离岸市场的中资美元债,境内市场的同类信用债的确收益率偏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资不会买。孙鸿志说,如果看一下境内外都有发债的同一家企业的债券表现,例如一些房企美元债在3月“美元荒”期间大幅下挫,但境内的债券竟然不跌反涨,这种稳定性吸引了外资的关注。此外,也有一些资金希望购买境内的国企债,或高收益债,部分债券品种在离岸较为稀缺。 此外,人民银行、证监会于7月20日联合发布公告,同意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这也意味着,当前只能在“债券通”下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资金,未来有望可以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 “很多外资机构希望进入交易所市场,因为这一市场有很多银行间市场没有的高收益品种,同时还有一些可转债。事实上,此前不少外资客户也通过QFII额度参与了几单较大的可转债投资,因此投资兴趣始终存在,未来投资的便利度有望提升。”孙鸿志称,在这一趋势之下,外资对于中国信用债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因此近期外资机构都在扩大信用债交易员、研究员的配备。
金融市场开放迎来新格局,自去年9月外汇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后,今年5月,央行、外汇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落实取消QFII、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并明确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等措施。 安永金融服务合伙人江海峰7月27日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些改革举措显著提高了QFII制度的便捷性,这体现在打通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汇入汇出限制,汇出收益简化繁琐流程,取消托管行数量限制,取消汇入币种限制等诸多方面。将更好满足海外投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有助于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除QFII改革之外,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方面,近年来监管部门还持续推进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开,今年4月证监会正式宣布放开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这是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体现,有利于国内金融业形成多元化和良性竞争的营商环境,督促机构做好内部管理、人才储备、产品布局等各方面改革。” QFII改革显著提高制度便捷性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成果明显。2018年6月开始,A股正式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2019年4月起,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逐步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 江海峰说:“可以预见,未来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将会把目光转向中国资本市场,而QFII将为其提供方便的投资渠道。” “相较于沪深港通,QFII制度在投资范围和投资主体方面有所不同。QFII有更广泛的投资范围,不仅包括在证券交易所交易或转让的股票、债券和权证,而且包括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产品;投资者方面均为经审核批准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大多为国际知名的机构。”江海峰表示。 银行综合化经营是大势所趋 江海峰认为,金融机构综合经营是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纵观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实践,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曾经历过从混业经营到分业经营,再到综合经营的发展历程。国内的银行业目前也正在从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的状态过渡。”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从2001年起,监管部门开始放松对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的限制,各大商业银行逐渐开始将投行业务作为自身业务调整、开展多元化经营的重要手段。”江海峰认为,就目前国内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监管体系等整体现状而言,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任重道远。 江海峰说,但实现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还有其他可选项。“比如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由控股公司下设独立的银行机构和券商机构,就可以实现金融业务的综合化聚集。全球许多知名的金融集团就是采取这样的模式。” 金融开放引入国际先进经验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推动扩大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2018年8月,银保监会宣布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今年4月1日,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例限制也正式被取消。 随着外资机构在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信托业持股比例的逐步放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有序推进。江海峰认为,此举对国内金融业态可能会有三大影响:一是带来国际先进的金融业运营和管理经验;二是用开放来倒逼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形成更为多元化和良性竞争的营商环境;三是对国内金融业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资管领域的金融开放也持续推进。今年,首家中外合资的银行理财公司宣告成立。江海峰表示,投资者将受惠于资管市场的开放,许多国际资管巨头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强调受托责任,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国目前股市散户多、机构少的格局,也让广大投资者实实在在享受开放带来的红利。”
记者昨日获悉,银行保险行业将启动专项治理行动,对金融机构数据质量进行摸底。根据《银保监会监管数据质量专项治理方案》工作安排,银保监会监管数据质量专项治理小组办公室制定了银行保险法人机构监管数据质量评估模板和重点关注监管数据及其问题自查统计表,并于本周向各银保监局、会管金融机构下发《关于监管数据质量专项治理自查自评事项的通知》。 根据通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应对本机构监管数据质量状况和治理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自评估。在全面自评估的基础上,各银行保险机构应围绕本地专项治理需要重点关注的监管数据,对其报告期为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数据质量问题开展深入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填写相关自查统计表。 各银行保险法人机构的自评估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本次专项治理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数据质量治理工作总体情况和评估结果,对照评估模板五类要素取得的成效、存在的差距问题和原因分析,以及数据质量状况总体情况、评价结果、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下一步整改措施。 根据要求,银保监会直接监管的银行保险法人机构,自评估报告报送截止时间延至9月30日;地方银行法人机构、银行保险分支机构按照银保监局及银保监分局要求报送。 银行保险法人机构对自查自评发现的问题,应立查立改。对自查发现的监管数据错报漏报等问题,应如实向相应监管部门报告,经监管部门同意后按照规定流程进行重报。 近年来,金融机构在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客户数据、交易数据、外部数据等海量数据,数据已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资产和核心竞争力。 数据治理一直是监管部门的重点工作。近期,多家银行、保险公司因数据质量及数据报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领到监管罚单,并被通报批评,其中不乏大型金融企业。 这些处罚折射出机构在对待数据质量及报送问题上的不严谨,主要表现为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欠缺,时效性和适应性不足。这既阻碍了金融机构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又影响了监管效率。 数据治理亟待加强,数据质量亟待提升。此次银保监会成立监管数据质量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会领导任组长,由此可见监管对这次治理行动的重视程度。 根据此次专项治理行动的规划,各银保监局要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切实落实整改措施,完善监管机制、流程和手段,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提高监管数据质量。 通知要求,各银保监局要坚持定期开展监管数据质量通报,形成常态化监督机制,对数据差错问题严重、屡错不纠、整改不力、治理责任履行不到位的机构,综合运用监管约谈、通报批评、责令整改、行政处罚、挂钩监管评级等措施,加大问责与约束力度,督促银行保险机构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切实落实监管数据质量责任。
地缘政治不确定时而发生、全球疫情持续、在家办公成为普遍现象,这些趋势也开始逐渐影响交易者的情绪和行为——近来北向资金对A股趋于“投机”,而由机构主导的债券购买者则有逆势增配中国债券的趋势。 北向资金开始趋于“投机” 从6月开始,超百亿的北向资金进出中国境内市场已并非罕见现象,互联互通机制下的成交量加速放量。 “现在北向资金和美股投资者越来越像,在家办公反而增加了换手率和投机性,可以看出板块轮动很快,获利了结的速度也在加速。”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部大中华区主管孙鸿志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例如,今年6月19日,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高达25.8亿美元(约合180亿元人民币);7月2日,净流入高达24.2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这两天均创出历史较单日资金流入较高的水平;但是7月14日,北上资金净流出173.84亿元人民币,刷新历史单日新高;7月16日,北向资金又净流出近60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单日净流入或净流出超出50亿的日子并不算多。 由此可以看出,北上资金对A股投资的板块轮动加速特征比较明显。孙鸿志称,我们策略团队的研究显示,根据7月14日公布的最大净减持行业数据,北上投资者抛售科技和消费类股,同时由于资本市场改革,增持保险和券商。这一板块的分化表明,北上资金在持有A股头寸方面正变得更加具有战术性和机会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北上资金中涵盖的机构类型众多,外资包括灵活的对冲基金、偏长线的公募基金等等,也同样包括一些注册在香港的中资机构或更趋于投机的个人。他称,“这种轮动速度并不似大型机构的做法,可能更多是一些投机性资金,大型机构更多会做的是季度调仓。” 同时,资金波动的加剧也反映在A股估值提升后,北上资金并不再如4月那样无惧波动、持续单方面流入,而是开始考虑性价比。“即使是消费电子、必选消费等中报的盈利确定性更高,但也要看估值,有些可能已经完全表现在股价里了。”瑞信中国股票策略师黄翔日前对记者表示。 因此,就战术角度而言,黄翔也建议获利了结前周期的板块,并且加大对后周期和处于复苏周期企业的布局。例如,瑞信适度下调了对房地产、IT、医疗保健、可选消费和通信行业的配比,并增加了公用事业、材料、金融(保险)、必选消费和能源的配比。 此外,之所以资金波动和轮动更快,孙鸿志还认为,资金开始采取“弹珠交易”模式,即当全球贸易形势好转时,资金买入、市场上涨、风险情绪好转;而当事态转差时,股市则再度下挫、防御性策略更占优势。 外资对中国债券越跌越买 相比之下,外资对于中国债券的配置则十分稳定,而且越跌越买,这也主要因为债券交易往往以机构投资者主导,且增配中国利率债的外资机构往往是主权基金、央行等长期投资者。 “从外汇交易和固定收益交易来看,的确更像是机构行为。例如,即使近期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但美元/人民币始终交易在6.9-7.2的区间,较为稳定;境外机构对于中国国债的净买入规模在4月以来也持续增加,即使是在5、6月的剧烈回调期间,也是越跌越买,海外央行的确在持续增加对中国利率债的配置。” 孙鸿志表示。 根据彭博数据,外资今年上半年净买入约3198.2亿元境内债券,按半年度计,为2017年7月债券通开通以来购买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除了利率债,信用债也吸引大量买盘。截至6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境内信用债规模攀升至1222.9亿元,为2018年彭博有数据以来最高,其中6月净增持信用债37.2亿元。 孙鸿志分析称,之所以越跌越买,也是因为在经历抛售后,中国债券对外资而言收益率变得更有吸引力——当前中美利率差已创下超230BP(基点)的高位,这也体现出央行在此前引导货币市场资金利率逐步正常化、避免利率过低是有益之举。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强势复苏,海外投资者也加速购买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有机构预计,到2020年底,外资持有的中国国债将超过总量的10%(截至今年4月为8.27%)。 外资对于人民币抗疫债券的兴趣也颇浓。孙鸿志提及,此前法巴的中国债券资本市场团队为亚投行(AIIB)在中国境内发行了30亿元的3年抗疫债券,引入了众多海外投资者,而债券定价相较于同期限的国开债收益率还要低20BP,显示了投资者强烈的兴趣。 此外,众多境外机构需要通过货币互换来购买人民币债券,这就涉及到互换成本。鉴于近几个月来人民币流动性趋紧,因此也推升了互换成本,导致外资购买人民币债券的实际收益率下降。例如同一地产债品种在3月底的收益率为2.41%(扣除互换成本后),当前仅1.52%。不过也有机构认为,随着中国资金利率趋于稳定,后续对冲成本有望下行。 值得一提的是,早前外资很少购买的信用债也被增持。“境外机构购买信用债的总量已大幅增加,今年6月相较于去年同期已经几乎翻倍,这也是因为外资看到了一些套利机会,以及增加了对境外稀缺品种的配置。”孙鸿志称。 尽管相比起离岸市场的中资美元债,境内市场的同类信用债的确收益率偏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资不会买。孙鸿志说,如果看一下境内外都有发债的同一家企业的债券表现,例如一些房企美元债在3月“美元荒”期间大幅下挫,但境内的债券竟然不跌反涨,这种稳定性吸引了外资的关注。此外,也有一些资金希望购买境内的国企债,或高收益债,部分债券品种在离岸较为稀缺。 此外,人民银行、证监会于7月20日联合发布公告,同意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这也意味着,当前只能在“债券通”下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资金,未来有望可以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 “很多外资机构希望进入交易所市场,因为这一市场有很多银行间市场没有的高收益品种,同时还有一些可转债。事实上,此前不少外资客户也通过QFII额度参与了几单较大的可转债投资,因此投资兴趣始终存在,未来投资的便利度有望提升。”孙鸿志称,在这一趋势之下,外资对于中国信用债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因此近期外资机构都在扩大信用债交易员、研究员的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