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先后获得中国银保监会及中国证监会批准后，中国太保今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于伦敦时间6月10日于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刊发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的上市意向函。本次上市意向函的刊发，意味着中国太保此次GDR发行已实质性获得境内外监管部门的认可，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 如此次GDR成功发行上市，中国太保将成为首家在上海、香港、伦敦三地上市的中国保险公司。同时，中国太保GDR将成为沪伦通下第二单西向发行，标志着中英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再下一城，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全球化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事件。 根据上市意向函，中国太保意向发行不超过113160600份的GDR，其中每份GDR代表5股公司A股股票。此次发行的GDR预计将在英国上市，并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的沪伦通板块交易。鉴于此次发行的GDR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上市意向函并非针对境内投资者刊发。UBS AG London Branch及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担任此次发行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 中国太保拟按如下方式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70%以上的募集资金净额将会围绕保险主业，用于在境外发达市场及新兴市场择机进行股权投资、合作结盟及兼并收购，逐步发展境外业务；最多达30%或剩余的募集资金净额将依托本公司境外投资平台，用于搭建海外创新领域投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健康、养老、科技等方向。如果中国太保认为在前面所述的任何特定领域没有符合预期的机会，则对应的募集资金净额部分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满足一般企业用途。 此次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GDR的决策，标志着中国太保推动转型2.0战略的重要一步，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架构和治理机制，提升稳健经营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以及稳步拓展国际化业务布局。此次GDR发行不仅将是中国太保29年来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也将有力地促进中英两国经贸往来的进一步深化，充分地向世界展现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新格局。
《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发布已有1个月时间，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资产荒”和严监管的双重压力下，信托业在资产端和资金端同时受到影响。 第三方数据显示，今年5月，集合信托产品发行规模出现小幅下滑，发行规模1961.77亿元，与上月同时点相比下降6.18%。不过，5月集合信托产品成立规模小幅增长，达1891.72亿元，环比上月增长1.1%。 “从资产端来看，房地产和基础产业两大领域受货币政策和监管趋严的影响，优质资产供给不足，新项目的开发进度偏慢；从资金端来看，在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下行、理财市场整体收益出现下降的情况下，信托产品收益率尽管一再下跌，但仍有优势。集合信托产品的募集并没有受到收益率下行影响，反而出现较为火爆的行情。”分析人士称。 上述分析人士表示，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市场预期集合信托产品投向非标资产的比例将严格受限，集合信托产品非标额度不足的消息充斥理财市场，一定程度上促使投资者提前购买信托产品，以锁定收益。 预期收益率一再下降 在经济增速下滑、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回报率高的优质资产供给不足，融资方倾向从其他市场借入低成本资金，加上监管对非标业务进行严格限制，信托公司能拉高收益的非标类产品预期将受限，集合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继续下行。 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今年5月，集合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7.51%，环比下滑0.1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下行趋势。 5月，平均预期收益率8%以上的集合信托产品数量占据首位，但比重持续下滑：预期收益率在8%以上的集合产品数量占比为45.40%，环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收益在7%-8%（含）之间的集合产品数量占比为29.49%，环比上升4.08个百分点；收益在6%-7%（含）之间的集合产品数量占比为12.12%，环比下降2.46个百分点。 “头部信托公司在资金募集能力上往往会更强一些，收益率较低。收益率排名靠前的信托公司以中小信托公司为主，在渠道、品牌等方面相对头部公司存在不足，需要为投资人提供更高的收益以保证资金募集。”一位信托分析人士称。 另一位头部信托公司人士表示，相比其他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的收益率仍有优势，目前，100万元的额度基本很难预约到项目，300万元的投资需要提前一两个月才可能预约到，而前不久，一个额度2亿元的房地产信托产品不到半小时就卖完了。 房地产信托回暖 在各投向领域的信托成立情况上，5月，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募集下滑明显，而房地产类信托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 在4月基础产业类信托成立规模逆势上行之后，5月基础产业类信托略显疲势。除了有规模冲高回落的原因，监管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变化等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5月基础产业信托募集资金405.42亿元，与上月同时点相比减少27.54%。 用益信托网研究员喻智表示，目前信托公司在基建领域展业面临困境：地方政府债券大量发行，削弱了从其他渠道融资的需求，政信类业务融资成本被压降。地方平台公司融资定价话语权正在提升，江苏盐城、泰州、常州等地区相继发布“加强国企平台融资成本管控”的通知。地方平台融资来源多样化，信托公司也面临银行、券商等机构资金激烈的竞争。 另一位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信托投向基建类的资金成本大概在7%左右，而一些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发债，可以拿到2%-3%的资金，再以5%-6%的资金成本投向基建，明显更具优势。 不过，另一方面，房地产类信托募集规模大幅增长，规模占比回升。今年5月，房地产类信托募集资金597.56亿元，环比增加23.79%。与去年同期相比，房地产类产品的募集规模和占比虽然不能完全恢复，但呈回暖趋势。 分析人士称，5月的房地产类信托募集规模上行，或与基础产业类信托募集大幅下滑有关。房地产和基础产业是支撑信托公司的两大支柱，基础产业项目受融资成本压降等因素影响，展业情况不容乐观，信托公司或因此转向房地产领域展业。但受限于监管，目前集合信托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集中于头部房企，融资成本下滑也比较突出。另外，资金信托新规对于房地产类信托产品的影响较大，非标债权集中度的限制使信托公司与单一房地产公司业务合作的额度受限，可能会促使信托公司在新政正式落地前加速开展相关业务。 工商企业违约风险维持高位 当前，工商企业类产品募集规模及占比同步小幅增长，不过，工商企业类集合信托产品的规模占比依旧相对较低。数据显示，今年5月工商企业信托募集资金234.66亿元，环比增加14.35%。 受宏观经济和疫情影响，今年5月，信托产品违约频发，工商企业仍是重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今年5月，共发生信托产品违约23起，涉及信托公司13家，涉及金额高达128.2亿元，投向工商企业领域的产品违约风险维持高位。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加大，给信托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工商企业类信托首当其冲。”一位北京地区信托公司人士称。 他还表示：“我们的业务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发展潜力不错地区的房地产业务和基建业务。”
本应在5月20日前回复深交所的关注函，却在时隔半个多月，多次延期之后，贵州百灵终于作出回复。正是在贵州百灵的回复函中，疑似“自曝”了违规套用银行资金问题。 根据贵州百灵的回复，2019年度，贵州百灵以预付货款、银行贷款定向支付的方式向供应商贵州宜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博经贸”）、潮州市潮安区梅园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园印务”）、安顺市宝林科技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林科技”）累计划出资金20.856亿元。其中通过上述供应商进行的银行倒贷资金为14.228亿元、供应商使用资金为17.04亿元、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为4.924亿元；累计收回资金21.4379亿元（含利息）。 与供应商资金往来密切 疑似违规套用银行贷款 在回复中，贵州百灵详细列举了与这三家供应商的资金往来明细。在贷款方面，贵州百灵与这3家供应商进行银行倒贷为目的的资金划拨十分频繁，在2019年度总共有数十笔资金往来。如2019年1月2日，向梅园印务公司划出1800万元，于2019年1月7日划入1800万元。 明细显示，这数十笔资金往来绝大部分为银行将资金划出至上述某一家供应商账户中，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再由这些供应商划入贵州百灵。 贵州百灵对此的解释为，银行倒贷产生的原因是公司按期向金融机构归还到期流动资金贷款，按期归还后，银行发放新一期的流动资金贷款，银行受托支付到公司指定供应商，供应商收到后再转入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记者，技术上说，银行倒贷只是借新还旧的一种方式，应该是倒谁的贷、资金就给谁。还要看具体的细节，比如银行受托是受谁的托？谁支付给谁？如果是上市公司委托银行支付，那么再从供应商那里将钱转给自己，就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既然是支付给供应商，为什么供应商还要转给上市公司？这里面不排除上市公司、供应商、银行之间资金调度存在问题。 一位银行客户经理表示，如果按回复中的情形，这些贷款应该是要有真实指定用途的，所以要打到指定账户。比如你和银行签订了一份贷款装修合同，但其实想拿这笔贷款去买房子，就造了一份装修合同，然后银行把钱先打给装修公司，装修公司再把钱转给你。这种资金操作方式银行肯定是会被查的。 沈萌也表示，这样的操作看起来更像是利用贸易融资的手段（比如应收账款）由供应商向银行借贷，再将这些贷款转回上市公司使用，否则供应商不应该有资金流向上市公司。或者是上市公司向银行做应付账款借贷，付给供应商，供应商再将钱转给上市公司使用，这都是不允许的，算是一种违规套用银行贷款，除非供应商有正当理由解释为什么收到的支付款会转回给上市公司。 回复称与供应商无关联关系 但仍存蛛丝马迹 按照贵州百灵回复说法，贵州百灵及公司控股股东与宜博经贸、梅园印务、宝林科技三家供应商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过通过天眼查显示，梅园印务疑似实控人名为李健新，持股为75%，宜博经贸疑似实控人为于以祥，持股88%，宝林科技疑似实控人也为于以祥，持股90%。 根据贵州百灵在今年1月23日披露的公告显示，贵州百灵在2019年投资的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扶医疗”）第三大股东也是名叫李健新的人，持股12.635%，贵州百灵为第二大股东，持股29.284%。但天眼查并未显示梅园印务疑似实控人李健新与海扶医疗第三大股东李健新是否为同一人。 于以祥则在贵州百灵2012年年报中以前五大供应商的身份出现过，位列当年贵州百灵第三大供应商，2012年贵州百灵对于以祥的采购金额为1557.75万元，占当年采购总额比例的2.79%。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一场耗时逾半年的股权收购于近日落定，6月5日深夜，港交所上市公司世纪金花（00162.HK）公告称，就此前主要股东MCL出售公司29.24%股权买卖协议的所有先决条件已获达成或豁免，买卖协议项下的销售股份买卖已于6月5日完成，曲江投资成为公司主要股东。 在这笔交易背后，一方是世纪金花的创始人，曾有陕西首富之称的吴一坚，另一方是在资本市场频频出手的地方金控平台曲江金控。世纪金花是陕西本土标志性的商业品牌，但此前曾陷入商联卡无法兑付的困境，国资入主能否带领世纪金花走出泥潭值得关注。 当然，令人关注的还有吴一坚的债务危机走向，在上述交易中，吴一坚获得了近6500万元的交易对价，但对于其债务而言，恐怕只是杯水车薪。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吴一坚旗下的金花投资存在债务逾期金额达8.7亿元。 作为世纪金花的创始人，吴一坚曾登上陕西首富的宝座，此番清仓世纪金花股份背后，既有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因素，也有减轻自身债务的考量。 在出售世纪金花的交易中，MCL及吴一坚取得了7136.8万港元现金，按照最新汇率，约合6520万元人民币，然而，这笔款项对于深处债务漩涡的吴一坚而言，或许仅是杯水车薪。 记者注意到，吴一坚的债务危机在今年5月继续发酵，5月30日，吴一坚旗下的ST金花（600080）公告称，公司收到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ST金花在公告中并未言明信披违规的原因，但有几个事实值得关注。一是公司2019年报显示，由于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存单质押问题，信永中和对公司2019年度出具了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二是公司3月21日曾公告称，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由此可见，披露信息的前后矛盾浮出水面。 由于ST金花的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未在相关事项披露后一个月内解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存单质押问题，根据上交所有关规定，公司已向上交所申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金花股份”变更为“ST金花”。 数据显示，在2019年，金花投资及其关联方占用ST金花资金发生额2.78亿元，存单质押0.68亿元，合计3.4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15%。截至目前，尚有1.68亿元未归还，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78%。 值得一提的是，ST金花近日回复了上交所的监管问询，公司表示，相关违规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2019年以来，控股股东金花投资融资较为困难，相关债务到期，因资金紧张，发生了上述资金占用及存单质押违规担保事项。 目前，金花投资已向ST金花出具承诺函，承诺将通过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以变现的资金在今年6月30日之前全额归还占用的资金及资金占用费。不过，数据显示，最近一年，金花投资存在债务逾期金额达8.7亿元，其中因债务问题涉及的诉讼为4笔，金额为5.1亿元。
银保监会：支持直接融资发展 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 近日，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同志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和委务会议，会议强调，突出做好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坚持“跨前两步”，帮助制造业、航空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缓解债务压力，加大对“两新一重”的金融支持，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和托底功能。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有效应对银行不良资产反弹，持之以恒整治影子银行，依法高效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严厉打击金融腐败和违法犯罪，高度警惕各类“黑天鹅”“灰犀牛”和蝴蝶效应，始终跑在系统性风险前面。进一步深化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开放。支持直接融资发展，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 上交所：增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安全感、获得感 上交所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全国两会精神，会议强调，进一步提升依法监管的能力，不断改进和完善监管方式，科学把握监管的力度、节奏，增强监管的灵活性、适应性、有效性，寓监管于服务，增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安全感、获得感。要增强大局意识，按照证监会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发挥科创板的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作用，加强与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的协作协同，共同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作出更大贡献。 武汉出台“纾困十一条” 助力农业企业复工复产 武汉市近日出台“纾困十一条”，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克服疫情影响，加快脱困振兴步伐。“纾困十一条”涵盖金融、财税、保险、用地、项目建设等11个方面政策，主要帮助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种养殖大户等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切实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 新疆今年投资逾20亿元 建设近4900个5G基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信管理局透露，新疆今年计划总投资超过20亿元，于年底前建成5G基站4897个，目前已建成3364个。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底，5G基站可实现乌鲁木齐市主城区连续覆盖、其他地州市有5G网络覆盖。目前在新疆，5G已应用于医疗领域远程检查、电网VR巡检、煤矿无人机开采等领域。 深圳经济特区首创政府主导的重大技术攻关制度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就《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首创政府主导的重大技术攻关制度；构建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有机结合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建立科技创新基金体系，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符合本市城市战略定位的科技研发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 6月8日，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将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中央确定的重点领域、重大战略项目，带动民间投资，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严格专项债券项目合规性审核和风险把控。管好用好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发改委、工商银行设立湖北省民营企业专项支持计划 发改委、中国工商银行设立湖北省民营企业专项支持计划，重点支持湖北省优势产业和产业集群，加强对装备制造类、能源化工类等制造业民营企业，尤其是重点中小企业的支持，带动整体产业链复工复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发展前景较好但暂时受困的民营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可通过展期、续贷、再融资等方式做好融资接续安排，减轻受困企业负担，满足企业持续经营需求。
6月8日，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财政资金分配要突出重点、提质增效。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资金规模和力度大，要把准方向，聚焦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产业转型升级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集中发力。 会议要求，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的机制，推动财税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各级财政部门要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署狠抓落实，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到最困难的地方、最急需的领域。要用好直达资金，确保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的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全部落到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落到社保、低保、失业、养老和特困人员身上。要严格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要求，加强对资金的日常监督和重点监控，坚决杜绝截留挪用，对存在问题严肃问责。 会议强调，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压减一般性支出。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把支出预算关口，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除疫情防控、应急救灾事项外，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预算。要通过实施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节约行政成本，硬化责任约束，真正做到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在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的同时，切实保障好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支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指出，要切实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确保不出问题。一是多渠道安排资金。中央财政通过采取新增财政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大力压减中央本级支出等措施，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83915亿元，比上年增加9500亿元、增长12.8%，增量和增幅都是近年来最高的，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其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增长10%、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增长12.4%。二是优化资金管理方式。压实保障责任、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加快下达转移支付预算，确保资金下沉到基层。三是加强监测督导和库款调度。完善“中央到省、省到市县”的监控机制，及时跟踪监测各级库款情况，按日实施县级工资保障监测预警，逐月实施地方基层财政库款保障情况通报，层层压实责任，切实保障基层“三保”支出需要。省级财政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统筹中央转移支付和省级自有资金，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对县级的转移支付规模只能增、不能减，确保县级财力不低于上年水平。县级财政要全面落实保障责任，坚持“三保”支出在预算安排和库款调度方面的优先顺序。(孙韶华)
后疫情时代，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推进之中，财政存款存量盘活问题再成热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交通银行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唐建伟与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冀近日撰文表示，盘活政府存款应该是对冲财政压力的好方向。 文章提出，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 另一方面，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前者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后者则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文章就盘活政府存款提出五条建议： ❶ 盘活存量政府类存款应循序渐进，短期财政发力仍需大量债务性净融资。 ❷ 适度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 ❸ 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应向中小银行倾斜。 ❹ 政府需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和提升机关团体支出效率。 ❺ 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逐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替代住房公积金制度。 当前国内正处于新肺炎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疫情对于国内经济的冲击已成事实，宏观数据表明此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肯定超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在推进之中。然而积极财政政策如何积极有为，除了提升财政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发行规划、再次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之外，还应关注财政存款存量盘活的问题。 针对中国政府的财政存款存量盘活的问题，我们在本文也做些探讨。 盘活政府存款 应该是对冲财政压力的好方向 2000年以来我国广义政府总负债与财政机关存款的趋势对比可见，两者几乎同步快速上升。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财政机关团体存款却又拥有巨额存量。这一矛盾的现象持续存在，事实上也为对冲财政压力，提升财政空间和效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突破方向。图1 政府总负债与财政机关存款趋势对比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从总量数据上分析，以当前国内年度100万亿左右的GDP增长，提升0.5%的赤字率，增加的财政支出在5000亿左右。如若要达到次贷危机时期4万亿的刺激规模，债务性融资（特别国债、国债、地方债）可能需要大幅增加。反观政府存款数据，央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所显示的“政府存款”（财政性存款+机关团体存款）逐年增加，由2007年前不足5万亿的规模，如今已达33万亿之多。而政府类存款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中的占比由2007年前的不足10%，在2014年曾一度超过20%，当前仍在15%以上。若能激活其中10%的资金，就能大幅缓解当前特殊情况下财政的压力。图2 政府类存款近年来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存款形成及会计账户呈现 由于政府类存款在相关报表中展示的信息较少，分析当前政府类存款可盘活的空间以及盘活思路需要厘清财政存款形成的收付机制，以及其存在具体的结构、会计形式、长期沉淀的原因等。 政府存款本质是财政资金流收付后以账户余额形式结存的会计结果。从政府资金收支分类可以得到导致政府存款变化的主要因素分别为：临时性财政存款收支、常规收支（包括一般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债务性融资净额（债券发行融资扣除到期还本和付息）、其他收支。 从政府资金流向分析，可以有以下三条线索：一是流向央行国库形成央行对财政的负债，这部分存量规模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科目为“货币当局：财政存款”；二是流向商业银行提高国库资金收益率的资金，这部分存量反映在大型和中小型银行金融信贷收支表中，科目为“银行：国库定存”。另有一部分资金反映在各类财政专户存款中，在现有的报表体系下追踪较为困难，但规模较另两类小很多；三是政府资金下拨至各机关团体后，各机关团体收支结余在银行形成机关团体存款。社保和公积金也在银行账户中以机关团体科目形式体现。图3 政府存款形成及会计表现形式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需要注意的是，财政部在1997年和2015年分别给出了两版《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两版会计制度中财政存款内涵有所差异。1997年版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中财政存款称为“财政性存款”，包含“国库存款”和“其他财政存款”两个细分项。2015年版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将“财政性存款”改为“财政存款”。财政存款内含“国库存款”、“国库现金管理存款”和“其他财政存款”三块内容。 从图4所示的财政存款会计核算变化前后的趋势来看，2015年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政府存款：财政存款”科目下所反映的余额为“货币当局：政府存款”、“商业银行吸收的国库现金管理资金：国库定存”以及“其他财政存款”之和。前两者之和已经非常贴近全部财政存款总额，“其他财政存款”的占比相对较少。 图4 财政存款会计核算变化前后数据关系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存款结构及可利用空间推测 最新数据（2020年2月）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商业银行存款中的国库定存以及机关团体存款分别为3.71万亿、0.7万亿和29.5万亿，分别占10.9%、2.1%、87%。总量33.9万亿的政府存款规模，绝大多数为机构团体存款的形式呈现。 并且，从近年来三块存款类型的变化趋势发现，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基本呈震荡式变化，而国库定存资金的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期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唯独机关团体存款一项持续呈增长趋势。 图5 政府存款结构占比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目前国内财政收付管理仍坚持一种“备付”的理念。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债务性净融资等资金流形成的账户余额，一部分反映在央行国库存款中，另一部分则反映在商业银行定存资金中。而这两部分实际通过银行定存进入流通领域的流动性仅0.7万亿，剩下3.71万亿存放于央行国库应对不时之需，即起着“平衡预算”功能。图6所示政府财政性存款运行趋势也表明，我国政府财政性存款长期以来存在超额“备付”未来支出的理念。 然而，事实上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 以美国的情况为例，美财政部在联储的存款最新数据显示仅2.96亿美元，然而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由疫情爆发前的2万亿美元上升至4万亿美元。尽管在我国央行不可直接参与购买国债，但可通过流动性释放，并传导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政府类债券购买。在“政府发债融资”、“银行参与购债”、“央行释放流动性”这组三元关系中，优先盘活国库中存量资金，反而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新增发债融资和财政赤字的压力。这对于延缓疫情冲击下政府债务杠杆和债务货币化都有好处。 图6 政府财政性存款变化趋势分解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中其实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社保基金虽然有上万亿资产，但最新数据显示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的资金仅260亿左右。 公积金方面，住建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底余额约为5.8万亿。近年来缴存余额呈快速上行趋势，预计已达7万亿以上，在机关团体存款中接近1/3。并且公积金存款变化趋势似乎与楼市价格的短周期更迭并无明显关系。 可见，楼市上涨，居民更多使用公积金的逻辑在过去几年并未成为主导公积金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房价超出大量居民购买力而使得公积金快速沉淀的因素，可能主导了公积金存量持续上涨。这部分存量资金盘活是有空间的，但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图7 公积金缴存余额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住建部 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其实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后超出部分机关团体预算后的结余。这部分存款体量约20万亿，但由于涉及的部门较广，情况更为复杂，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以图8所示的中央一级三公经费预算与决算数为例对比，预算数与决算数之间的背离逐年放大。背离的“缺口”最终都在机关团体存款中沉淀下来。进一步在预算支出结构上进行调优，减小预算逐年只增不减的棘轮效应，长期也可为财政腾出较大空间。图8 中央本级三公经费预算数与决算数趋势对比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Wind 盘活政府存款的相关建议 部分盘活总量30万亿以上的政府存款，我们认为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必要，但不应操之过急。 一是盘活存量政府类存款应循序渐进，短期财政发力仍需大量债务性净融资。特殊时期，财政收支的“备付”理念可一定程度转换。部分盘活国库中近4万亿资金，为短期积极财政发力腾挪空间。而对于公积金和机关团体存款盘活则需要多措施协调推进，操之过急未必实现理想中的效果。短期内提升财政政策空间可能仍将着重依赖增加国债、地方债发行来实现。 二是适度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政府存量存款盘活从银行信用创造的角度看，对于信用创造本身的影响其实有限。盘活存量政府存款的积极意义在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以及增加政府类支出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而停留在商业银行负债端的政府存款，终究是通过银行的资产端进入流通领域。进而从信用创造的角度来讲可以适当增加国库在商业银行的定存资金，对于减轻银行整体负债端流动性压力也有益。 三是财政性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应向中小银行倾斜。以国库定存为例，2020年3月数据显示四大国有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达2596.64亿，全国所有大型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为3119.86亿（包括四大行），而中小银行国库定存资金负债总和为3402.45亿。机关团体存款虽未解析出细致的结构数据，但可推测其在银行体系中也是更多集中在大型银行。 反观当前银行在传导货币政策、让利实体经济时屡屡受到行业内流动性不平衡、中小行负债端压力较大等因素制约。适当的将政府性存款向流动性压力较大的中小行倾斜，既解决其负债端资金来源和成本压力，也能提升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落实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 四是政府需要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和提升机关团体支出效率。将国家宏观政策布局需要与部门资金实际盈余状况相结合，逐渐优化支出结构。根据各部门、机关单位预算、决算差异，调整支出规模，最大化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一定要严厉杜绝虚列开支增加预算以及预算决算差异过大的现象。 对于政策导向的合理支出应增加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闲置资金占用。比如此次疫情冲击的启示，公共卫生防控、医学科研投入等可以适当增加开支力度。 五是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逐步以企业年金的方式替代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存量住房公积金需要激活，满足更广大居民购房需求，让房价不再是阻止居民购房导致公积金被动沉淀的主因。同时，提升部分城市公积金贷款规模也是逐步激活公积金使用的可选途径。控制住房公积金持续增长，逐步实现住房公积金向企业年金过渡。这是既支持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又使得企业员工共同享有企业成长，还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思路。 当然，过渡期可以给予企业员工更大程度的选择权，比如：维持公积金缴存、直接等额现金发放、公积金等额转换为企业年金等以适应不同需求的企业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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