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晚间，重庆啤酒发布公告称，收到上交所问询函，要求重庆啤酒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说明。 根据此前重庆啤酒公布的重组预案，重庆啤酒控股股东嘉士伯啤酒厂拟将上市公司体系外的在中国市场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体系内。 该交易预案涉及多项交易内容，其中包括嘉士伯香港控制下的重庆嘉酿股权转让以及增资项目，重庆嘉酿还将购买嘉士伯啤酒厂的一些业务。 上交所就重庆啤酒本次重组预案的交易方案和标的资产的具体情况提出问询，总共涉及重组方案合理性、收购资金来源、重组标的情况等17项内容。 资产重组或存同业竞争风险 在问询函中，上交所要求重庆啤酒补充披露公司采取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的方式，该方案设计的主要考虑及商业合理性。 上交所还问询，上市公司拟注入重庆嘉酿的资产范围，方案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重庆嘉酿向嘉士伯啤酒厂购买资产的资金来源，上市公司是否提供相关财务资助等涉及重组方案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嘉士伯香港于2013年收购重庆啤酒时承诺，在要约收购完成后的4-7年的时间内，将其与上市公司存在潜在竞争的国内啤酒资产和业务注入上市公司，彻底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 但在本次交易注入啤酒业务资产外，嘉士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部分非控股子公司涉及啤酒业务，但因嘉士伯对其不享有控制权、相关资产的股权存在潜在争议、盈利能力较差等原因，未纳入本次交易范围，嘉士伯也就本次交易完成后涉及的进一步避免潜在同业竞争出具了承诺函，但未明确解决期限。 对此，上交所质疑，本次交易是否彻底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嘉士伯前期承诺是否已履行完毕。同时，嘉士伯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与2013年承诺内容的关系，是否构成对前期承诺内容的变更。 标的资产方面，2020年1-4月、2019年度、2018年度，嘉士伯拟注入资产实现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5亿元、8.06亿元、4.92亿元。受疫情影响，餐饮、夜场等现饮渠道可能存在无法恢复正常销量、市场消费不畅的情况，疫情使得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能出现转变，都将对嘉士伯拟注入资产未来销量、收入和盈利的增长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报告期各期，嘉士伯拟注入资产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8.59%、71.92%、67.86%，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对此，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嘉士伯拟注入资产报告期业绩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2020年1-4月，嘉士伯拟注入资产业绩涨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就疫情影响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标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上市公司的合理性等相关问题。 嘉士伯承诺期限已至，重啤整合其国内资产 公开资料显示，嘉士伯是世界啤酒巨头，也是国内第五大啤酒集团，与华润啤酒、青岛啤酒、百威英博、燕京啤酒在2019年中国啤酒市场中合计占有超过80%的市场份额。 2013年嘉士伯成功收购重庆啤酒，目前嘉士伯啤酒厂通过嘉士伯香港和嘉士伯重庆分别持有重庆啤酒42.54%、17.46%股权，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嘉士伯收购重庆啤酒时承诺，在要约收购完成后的4-7年的时间内，将其与上市公司存在潜在竞争的国内啤酒资产和业务注入上市公司，彻底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如今承诺兑现时期已至。 前述上交所提及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正是是重庆啤酒在6月20日发布的《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根据该预案，重庆啤酒控股股东嘉士伯啤酒厂拟将上市公司体系外的在中国市场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体系内。 该交易预案涉及多项交易内容，其中包括嘉士伯香港控制下的重庆嘉酿股权转让以及增资项目，重庆嘉酿还将购买嘉士伯啤酒厂的一些业务。 具体来看，即重庆啤酒向嘉士伯香港购买重庆嘉酿48.58%的股权；同时重庆啤酒拟注入资产及现金认购一定比例的重庆嘉酿新增注册资本。 对于重庆嘉酿的增资，嘉士伯咨询还将以嘉士伯工贸 100% 的股权、嘉士伯重庆管理公司 100% 的股权、嘉士伯广东 99% 的股权、昆明华狮 100% 的股权打包作为A包资产，以资产认购一定比例的重庆嘉酿新增注册资本。 在上述股权转让和增资完成后，重庆啤酒持有不少于重庆嘉酿51.42%的股权；嘉士伯咨询持有不多于重庆嘉酿48.58%的股权。 另外，重庆嘉酿还将向嘉士伯啤酒厂购买其持有的新疆啤酒100%的股权、宁夏西夏嘉酿70%的股权。这些资产（预案中称为B包资产）也将随着重庆啤酒完成对重庆嘉酿股权购买和增资之后并入上市公司体系。 上述一系列重组完成后，重庆啤酒将合并嘉士伯在中国的绝大部分资产，包括在中国销售的嘉士伯、乐堡、凯旋1664的高端啤酒品牌；和乌苏、大理、风花雪月、西夏、天目湖等区域啤酒品牌。
无论是幸福来的太突然（实际上中小、创业板早就开始了），还是挥之不去的韭菜焦虑情结和价值虚无主义，都不会太影响这一波趋势的形成、强化、失控，最后走向同样的结局。而这个开始和结局，在中国股市三十多年的历程里多次上演，只是在不断被人遗忘。 核心观点：各种因子都在边际上向牛市的方向倾斜：香港国安法顺利通过，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之一被消解；人民币持续升值，各项宏观数据开始转正，北京疫情再次爆发但被快速控制，这消除了投资者对后续疫情防控能力的担忧。最为重要的是，前期投放的信贷形成了强大的购买力（尤其是城投类地方平台公司的加持），它们将在资本市场上对人民币资产进行新范式下的重定价。但正如所有债务型经济下的牛市，以大起大落的结局更像是一种宿命。 股市突然疯狂上涨，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带着惊慌失措的神情问我：牛市，真的来了吗？ 似乎小级别的疫情牛刚刚过去（2月），全球金融动荡才刚刚结束（3月），A股便接连几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已经从技术上打开了一个牛市通道。 可以说，这次牛市就像龙卷风，来的猝不及防，大部分人还来不及上车，就已经涨的高不可攀。以至于出现了“踩踏式”抢筹的现象：7月6日，40余支ETF基金、80余支分级B基金涨停，新发行的基金一抢而空，竟然逼得基金公司接连发布风险提示。 图1.2010-2020上半年中国公募基金发行规模（亿元） 3月股市大跌的时候，人们惊慌失措；现在股市疯涨的时候，人们仍然惊慌失措。后疫情时代的资本市场，无论涨跌，投资者似乎都像是”惊弓之鸟“。一个交易盘构成的市场，大抵如此。 这是好多年没有出现的“急牛”现象。这种恐慌式抢筹，让人想到年初疫情发生后人们纷纷争抢口罩。其实恐慌的心理大致是一样的：抢口罩是为了防止自己的身体染上新冠病毒，抢股票是为了防止自己的资产染上“通胀”病毒——在一个货币大放水的环境里，财富的仓储都需要一个“诺亚方舟”。 当市场上资产普遍在疯狂增值的时候，个人的资产没有变化或增幅很小，那么就意味着被另一种“通胀”毛掉。资产市场的通胀，与通常所指的商品市场的通胀一样，都是一种再分配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赚钱效应。但资产通胀的曲线往往是指数级的，以资产泡沫的形式出现，然后以惨烈的方式结束。资产泡沫的背后通常是债务的失控。 图2.2020年以来A股融资余额变动（亿元） 债务衍生出了货币，货币乘以流通速度后（与投资者热情高度相关）去追求有限的资产。这里面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债务的繁衍是指数级的，于是债务形成的购买力（货币）也是指数级的，但是权益性资产的供给却是线性的（取决于社会财富的累积能力），这就往往导致权益性资产首先成为最稀缺的资产，成为资产荒的重灾区。再加上市场热情带来的换手率（资本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资本市场加速上涨的趋势就会被打开。 而趋势理论又告诉我们，趋势很难形成，需要二阶和一阶变化率的共振和正反馈机制的合成。但趋势一旦形成，又很难改变，它往往会自我强化直到引发外界环境的压力和结构反噬（比如监管变严和偿付危机）。于是首先二阶发生变化（一般人观察不到），然后一阶发生变化，最后水平值向另一个方向反转，形成整个反身性逻辑闭环。 这次牛市背后的基本动力已经一目了然：上半年为对冲疫情引发的经济下滑，所投放的信贷形成的购买力，最终在资本市场吹响了“集结号”。内在的理论基础有两个： 一个是我一年前提出的”债务型经济“，由于资产收益率陷入停滞状态，经济的内在动力主要靠负债端驱动，这将导致资产定价陷入一个由资金面和心理面驱动的动力结构。 图3．全球债务水平VS全球债券收益率 另一个是我半年前提出的“金融动荡时期的投资新范式”，基本的策略是，寻找由于被动平仓和过度恐慌抛售而被过度减记的优质资产，重构金融波动时期的核心资产组合。这个可能是十年一遇的配置机遇。 这些所谓的新范式，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资产价格已经成为一种货币现象。在这种范式下，房地产价格并不是由租金形成的未来现金流的资本化，股票价格也不是未来股息分红形成的未来现金流的资本化。房价和股价的主导决定力量，只是由货币系统（数量、利率、结构、流通速度）边际上的变化决定。这是因为，由于负债型经济的形成，资产价格的定价在边际上已经“失锚”，其价格的变化只是心理面的货币投射。 这其实是新货币经济学中的一个普遍的原理：名义价格（无论是资产市场还是商品市场）首先受制于货币均衡。如果人们对货币发行缺乏稳定预期，那么货币市场首先就无法实现均衡，导致资产市场的名义需求出现缺口。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 并不是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了，而是纸币越来越不值钱了。 在经济还在持续下行的情况下，M2增速却三年后重回两位数，达到了近12%。在货币投放的结构不断极化（收入结构分化）的情况下，这巨大的缺口靠什么再平衡？ 图4．流动性主导：今年美国货币供应飙升 但是，站在资产组合的角度，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动态替代结构，也在决定着大类资产价格的轮动。风险资产的牛市启动，并不是由绝对和水平条件决定，而是由边际条件和预期差及其强化路径决定。 当前基本面的确很差。疫情刚刚过去，内外都没有好消息。去全球化、中美脱钩压力依然严峻，外贸企业遭到打击；经济恢复节奏也没预想中的快，预言中的报复式消费并没到来，餐饮行业处于疗伤阶段，旅游和影视行业继续处于低谷；而北京疫情的再次爆发似乎让疫情前景又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但是记住，上述现象只是水平值、初始值，它作为宏观因子决定的也只是资产价格的水平值、当前值，但并不能决定其变化趋势。趋势的反身性很难形成，这需要心理面向风险资产形成共识，以集中调动资金面向股市集结。从边际和预期差的变化来看，各种因子力量的倾斜和聚合，足以形成一个趋势明确的牛市： 第一，香港国安法顺利通过，最大的外部风险因子得到巨大缓释。尤其是在美国等国家社会动荡的全球大环境下，社会稳定成为第一稀缺的公共产品。这是一个人民资产定价提升的加分项。 第二，疫情处于可控状态，最大的内部风险因子基本得到完全缓释。尤其是北京疫情重新爆发后被及时有效的控制，完全打消了投资者对疫情再次出现后可能失控的忧虑。 第三，各种宏观数据虽然依然较差（负增长），但是在二阶变化上（增长率的增长率）已经早就改善，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同比增速，都在持续的改善。一个明显的修复通道已经打开。 第四，美联储史无前例、毫无下限的货币宽松，加上美国疫情失控和社会动荡，美元强势势头开始衰减。相比之下是疫情可控和经济向好的中国经济，和对此进行强势定价的人民币汇率。 第五，监管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资管新规对影子银行的整肃，导致基金等标准化资产成为“监管账户”的“政治正确标的”。更为严重的，也是特别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个现象是： 作为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城投公司，从去年开始大举入股资本市场，这将为银行信贷宽松形成的资金进入股市提供了强大的投资主体。 （注意，这很可能政治形成一种“债务-资本”的正反馈膨胀机制，而这种机制又是建立在已经充满风险的地方政府债务之上。这将导致资本市场的风险与债务风险紧密的勾连交叉在一块，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根基上形成巨大的系统性隐患。） 这一切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狂热的牛市气候。有人说这是一头疯牛，最近几天大盘的上涨的确有点失控。就连那些一直保持矜持的蓝筹股，银行、券商等，都开始像创业板、中小板、科创板那样连续涨停打板。疯涨的热度再次点燃了市场，开户又排起了长队，交易量创多年历史新高，百度搜索指数里“牛市”一词被疯狂热搜，朋友圈里一片红火。总之是上上下下充满了狂热的气息。 图5．近七天“牛市”相关内容搜索热度同比暴增901%，创近十年峰值 其实是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中国历来经历的短促牛市氛围也大致如此。最相似的是2014-2015年那一波，同样是“实体经济台阶式下行+货币信贷指数级宽松”，最终塑造了史诗级的狂飙和崩溃。中国的资本市场历来都是牛短熊长，而且短促的牛市又总是有点疯癫，而这一次则是疯癫加上一点惊慌。无论是幸福来的太突然（实际上中小、创业板早就开始了），还是挥之不去的韭菜焦虑情结和价值虚无主义，都不会太影响这一波趋势的形成、强化、失控，最后走向同样的结局。而这个开始和结局，在中国股市三十多年的历程里多次上演，只是在不断被人遗忘。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中国信登信托登记系统新增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信托行业在应对外部经营风险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挖掘新的发展动力，“去通道控地产”成果持续显现。目前，以家族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企业年金信托和慈善信托为代表的服务信托的规模占比近23%，2020年上半年月均占比超新增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这显示信托行业在持续发生改变，信托公司纷纷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曾经“躺着赚钱”时代的远去和底层资产风险逐渐暴露。 “近期信托业风波有点多。”一位信托公司业务主管赵诚(化名)向记者感慨说。 “一时间那么多风险事件接踵而至，给人一种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已逝的感觉。”赵诚表示。相比前些年信托业凭借牌照优势与制度优势“无所不能”与“狂飙突进”，如今在金融严监管与资产荒的双重夹击下，信托业急需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不得不面对此前激进扩张所留下的各种风险隐患。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 “一些大型信托公司高层在内部会议上已要求所有员工以二次创业的心态，增强危机意识与转型紧迫感，在主动管理新时代找到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一家国内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然而，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能否出现，不但他心里没底，多位接受采访的信托业内人士同样直言“无法预期”。 在赵诚看来，信托业的转型谋出路，首先需解决“打铁还需自身硬”问题，当前多数信托公司在布局主动管理业务过程中，依然面临人才、系统支持、业务创新能力、考核机制的缺失，导致业务依然延续非标理财资金池等影子银行业务“基因”，所谓的业务转型自然变得“换汤不换药”。 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视觉中国 “躺着赚钱”与“无视”风险 至今，赵诚仍对多年前的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念念不忘。 由于信托牌照投资范围覆盖资本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实业投资、另类投资等，且在利率管制时期率先实现理财产品利率市场化定价，令信托行业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 “足不出户，大量融资方主动敲门——从房地产，到地方融资平台，从私募基金，到艺术品投资机构，都来找我们发产品募资。”赵诚回忆说。他接待最多的，主要是银行机构。由于银行受制监管政策，无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等提供信贷支持，因此他们纷纷找到信托公司开展银信合作与政信合作，令通道业务一度红红火火。 据记者了解，银信合作通道业务在2008年初首度面世，历经多年发展，成为信托公司最热门的一项业务。 银信通道业务，概括而言，就是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作为通道，银行负责资金募集与获取融资项目，借助信托计划实现银行资金出表、规避监管指标约束等目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业务模式，是银行理财资金成立单一信托计划，委托信托机构向融资客户发放信托贷款。 尽管每笔通道业务的信托报酬率仅有千分之二三，但年均逾万亿规模的增速，足以让不少信托公司活得很好。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通道业务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巅峰。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末信托资产规模为20.22万亿元，同比大增3.92万亿元，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逾3.76万亿元，增幅高达约60%。这意味着2016年信托资产新增规模的95%来自事务管理类业务。 “事务管理类业务涉足广泛，包括资产证券化、配资、家族信托、消费信托等诸多内容。但在实际操作环节，由于事务管理类业务的风险计提系数较低，信托公司都将银信通道业务纳入事务管理类信托范畴。”赵诚向记者透露。 他回忆说，当时，通道业务每年为他所在的信托公司创造数亿利润，几乎占到信托公司利润总额的70%左右。这足让信托公司纷纷“躺着赚钱”，当时他负责的产品创设部门员工年均收入轻松迈过百万门槛。 2016年，赵诚还领到自己就职信托行业10多年以来的最高年薪——逾300万元，不少金融机构朋友一度调侃“他的收入待遇比银行副行长都高”。 赵诚没有因此感到欣喜，因为信托黄金时代的“繁荣”，同样暗藏着隐患——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信托公司风控体系“流于形式”。 “通道业务无疑起到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认为。通道业务风险主要包括底层资产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受托人操作风险、受托人合规风险等。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信托公司普遍认为底层资产(融资项目)与资金(投资者)都是银行找来的，理所当然地认为银行会进行“兜底”，因此他们都不愿花费精力评估通道业务的上述风险隐患。 这种风控“形式主义”，迅速蔓延到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操作环节。 比如部分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将事先拍好的项目开发照片发给信托公司尽调员，由后者拿给信托公司作为项目尽调依据，事实上这个房地产项目开展进度远远落后于照片所示；此外个别房地产公司未必在银行设立相关资金托管账户，却让信托公司尽调员递交托管账户已设立的“虚假资料”，以便快速挪用信托产品募资款。 “部分信托公司风控部门对此睁一眼闭一眼。”赵诚告诉记者。这背后，是当时环境宽松导致投资者资金宽裕，信托公司只需将产品年化利率调高至10%，就能吸引大量资金“完成”融资项目的借新还旧，根本无需担心项目运营波折引发产品兑付违约事件。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信托行业弥漫着极其浓厚的刚性兑付“信仰”。投资者因此对项目各种运营风险“充耳不闻”，只看信托公司资金实力与股东背景能否兑付产品本息；信托公司内部员工则相信公司高层总有办法实现兜底兑付。 一家地方民营企业财务总监向记者坦言，正是看到信托牌照诸多“好处”，不少民营企业纷纷争相获取信托牌照，将它视为“自融”的重要路径。 “由于信托行业历经多次整顿，信托牌照十分稀缺，因此民营资本对信托牌照的争夺显得格外激烈。”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所在的大型地方民营企业曾有意控股收购一家当地信托公司，很快被告知早有人捷足先登，已动用各种关系与资源，抢先达成了意向协议。 不少拿到信托牌照的民营企业，则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令旗下信托公司均迎来一段绚丽的黄金发展期。但在骄人业绩背后，几乎没人知道大量信托募资款到底流向何方，信托公司资金池内底层资产坏账额到底有多大，借新还旧的模式能持续多久，直到近年以来金融严监管与经济增速趋缓导致这些信托公司发现募资速度越来越更跟不上到期还款速度，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与公司流动性风险接踵而至。 “在2017年，不少信托公司仍在持续加码通道业务与借新还旧力度，避免底层资产坏账风险曝光。”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从2016年底的10万亿元，骤增至15.65万亿元，占比从49.79%上升至近60%，驱动当年信托资产规模一举突破26万亿元。究其原因，一是大量通道业务从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领域回流信托业，二是部分信托公司开发了 TOT、结构化架构(优先/劣后)等创新型事务管理类产品，但事实上不少产品募集资金均流向信托公司资金池用于底层资产借新还旧，其中不少底层资产早已出现逾期或坏账迹象。 “随着通道业务规模持续骤增，当时我们预感到监管部门迟早会对此采取更严厉监管，但对信托黄金时代的迷恋，让我们持有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赵诚告诉记者。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有着迫切融资需求，因此银信通道业务依然会在强监管压力下，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令信托公司得以继续“躺着赚钱”。 强监管与防风险 赵诚的乐观情绪，没能持续很久。 2018年，被不少信托公司人士视为“黄金时代终结”的开始，原因是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与去杠杆进程，让维系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通道、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业务均遭遇一系列重创。 “2017年底，我们就感到事情不妙。”赵诚回忆说。一是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对通道业务做出极其严格的规范；二是一个月后银监会下发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即“55号文”)，直接叫停多项“涉嫌违规”的通道业务。 那时起，“去通道、降杠杆”开始成为信托公司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随之而来的，是信托公司通道业务产品发行数量与募资规模双双呈现断崖式下跌。 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通道业务云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骤降2.03万亿元，让众多信托公司人士意识到“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赵诚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快速迅猛的下滑速度，当时业界曾喊出“成也通道，败也通道”的感慨。 究其原因，是资管新规对通道业务的遏制力度“前所未有”。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在2017年末达到15.65万亿元，随后则迅速下降，2018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3.25万亿元，2019年继续大幅下降，2019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65万亿元，而2020年一季度末已降至接近10万亿元，为10.04万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最高点减少超5.6万亿元。 通道业务的压降，导致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再度扭头下滑，2017年末信托资产规模高达26.25万亿元，但是到2020年一季度末下降至21.33万亿元。 不过，信托“去通道”还在持续加码，近日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之一就是对压降信托通道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信托公司被要求，对比2019年末的规模，同业通道类业务要压降不低于20%到30%。 “2018年至今，我们通道业务规模下降逾40%。”赵诚直言，相比通道业务受大幅压缩，资产荒“从天而降”更是压垮信托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透露，2018年去杠杆期间，曾经被视为高收益低风险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优质资产突然集体“蒸发”，一是房地产持续调控导致房价涨幅与销售回款双双放缓，令房地产业务坏账风险开始增加，不再是信托公司眼里的香饽饽；二是去杠杆进程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融资平台难以轻松筹措资金“借新还旧”，兑付违约风险同样在上升。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兑付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彻底令信托公司风控态度180度大转变。”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以往对房地产企业几乎来者不拒，现在只有国内排名前50名的全国性大型房地产公司才能通过信托募资审核；以往对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笑脸相迎”，如今他们只对接经济、财政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市地方融资平台，优先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 在资产荒与金融强监管共振下，信托公司员工日益感受到“赚钱难”。 “每周例会上，财富管理部门一个劲地追问固收类产品发行量与募资规模缘何一降再降，害得他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赵诚说。在2018年4月资管新规面世后，他们内部曾多次开会讨论“资管新规与资产荒时代”的信托变局，发现引领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同时，传统业务模式正渐行渐难。 在他看来，这也是目前多家民营企业控股型信托公司遭遇百亿产品兑付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日，四川信托TOT产品被叫停，以及多款产品兑付逾期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四川银保监局非银处副处长周杉在投资者沟通会上表示，四川信托的TOT业务存在未真实向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风险状况，违规开展无关的交易，且项目大量资金存在被股东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未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四川银保监局依法暂停了该项业务。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前些年P2P业务迅猛发展帮我们消化了部分潜在坏账压力。”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当时部分融资方在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逾期前，通过P2P平台高息募资，再将P2P募资款用于偿还信托产品本息兑付以“成功”延后了坏账风险爆发时间。然而，随着P2P业务因金融监管盛极而衰，他担心如今很难再找到新的“接盘侠”。 面对潜在的产品兑付逾期与底层资产坏账风险，目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专门组建了风险资产处置团队，一方面与各家房地产公司与地方融资平台频繁沟通，要求对方追加抵押物或安排新的融资以确保产品按期兑付，另一方面则对一些有可能触发兑付违约的产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开始寻找潜在买家“接手”抵押物，或联系其他金融机构安排过桥贷款解决兑付问题等。 然而，信托业强监管步伐仍在提速，令他感到“力不从心”。 今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是明确信托公司全部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合计实收信托的50%；二是要求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同一融资人及其关联方的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净资产的30%等，这又将给信托公司最为依赖的非标资产运营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更令信托行业倍感压力的是，近日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将导致大量底层资产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直接触发兑付逾期风波。 因此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所在信托公司内部赶紧发通知——要求将底层资产是标准类资产的信托产品归类为投资；底层资产是非标资产的归类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但可能受到通道业务规模压降影响)，从而通过“项目包装”，尽可能帮融资类业务找到“操作空间”。 记者多方了解到，此前部分信托公司在《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期间与监管部门开展沟通，希望对相关条款作出适度调整，包括对非标债权投资比例采取更灵活的措施、合理设置过渡期以避免一刀切等。 在赵诚看来，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正面临坏账日益聚集的明显风险，因此信托公司只能寄希望监管部门能网开一面，给予更多的过渡宽限期让他们有机会妥善处置非标风险资产。 目前，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已明显下降但仍然超过20万亿元，与资产规模下降形成反差的，是信托资产坏账风险正在持续增加。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3548.6亿元，增幅159.71%；就风险项目数量而言，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547个，同比增加675个。截至2020年3月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达到6431.03亿元，风险项目1626个，较2019年四季度末环比增幅分别为11.45%和5.11%，行业风险率升至3.02%，首次突破3%。 正是信托产品风险开始聚集和暴露，近日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就是要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和化解工作。 “信托公司黄金时代不再，金融强监管与资产荒或许只是外因，内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信托公司开始为此前黄金时代的风控形式主义买单，二是信托公司的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逻辑，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监管环境。”赵诚指出。 焦虑与出路 面对信托行业黄金时代退去，是否该对它说声“再见”，对赵诚而言，同样是一个艰难选择。 “今年以来，我不只一次动了跳槽私募基金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促使他频繁考虑转行的最大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与资产荒状况日益严峻，令他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是信托产品年化回报预期大不如前，如今只有7%左右，导致众多投资者对信托产品投资“用脚投票”，加之近期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风险事件，投资者更是对信托产品投资慎之又慎。 二是风险资产处置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由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托产品的相应抵押物(包括商业地产、厂房等)估值开始走低且接盘者寥寥，一旦出现产品兑付违约，他们只能“干着急”，却无法快速处置抵押物获取资金用于兑付。 三是优质资产获取难度日益加大，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已要求当地城投公司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7%或8%，令政信类信托产品收益吸引力大打折扣，很多信托公司只能选择“闭门谢客”。 一家国内大型信托公司业务总监告诉记者，仅今年一季度，他们业务团队离职人员占比达到约10%，其中90%离职人员都是因为产能不达标被劝退。 “如此高的员工淘汰比例，在过去10多年根本不曾发生过。但现实倒逼信托公司必须做一次大刀阔斧的转型——只有打破以往的大锅饭机制，驱动公司加快主动管理业务布局寻找转型出路同时，要求每个员工务必更看重业务利润，而不再是业务规模。”他透露。 在赵诚看来，尽管利润贡献导向与优胜劣汰机制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才干，在金融强监管时代，信托公司仍需妥善处理利润导向与风控合规的关系。比如考核机制在以利润贡献为核心同时，不能降低对资产质量与风险管控的要求；任何业务发展仍需建立在操作合规的基础上，信托公司不能“纵容默许”员工为了利润就动“歪脑筋”。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信托公司能否在机制设计、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前中后台协同合作、员工技能培训等方面增强主动管理业务的专业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赵诚指出。为了寻找出路，当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征途可谓红红火火——年初公司借鉴其他信托公司的业务转型经验，组建了多个特色业务团队，包括委外投资、家族信托、阳光私募、环保能源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打算集中公司所有资源扶持这些特色业务快速发展，打造公司“新业务、新前景”的金字招牌；一个月前，信托公司内部又出台新规，对上述特色业务给予“简政放权”——包括产品创设、人才引入、业务创新、利润贡献考核机制、投资决策都赋予团队巨大的自主权。 然而，扶持力度固然不小，这些特色业务发展步伐却显得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一是特色业务团队的专业能力不够强，比如家族信托的产品创设主要照搬同行的产品架构，未必能满足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财富传承诉求，二是前中后台的业务协同合作往往流于形式，很多内部纠葛导致彼此互设障碍，令不少业务创新无法落地。 此前环保能源特色业务团队打算为一家发展前景广阔、有望登陆科创板的环保能源研发生产企业提供一揽子投贷联动融资方案，但后台风控部门仍以传统观念(缺乏足够抵押物与高信用评级)否决了这个方案，导致这个团队不少员工一度闹离场“抗议”，所幸公司高层最终“拍板”才稳住人心。 “说到底，信托公司要找到新的出路，前提是专业人才储备、运营制度、业务逻辑、考核机制都得跟上转型步伐。否则固有的运营思维将给业务转型征途施加巨大的阻力，导致转型谋出路的努力最终前功尽弃。”赵诚指出。
人民币汇率有望重回6时代 人民币资产成全球资金“避风港” 随着全球流动性宽松，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大受青睐。人民币资产价值凸显，让人民币汇率在近日也气势如虹。7月7日，人民币中间价报7.0310，上调353点，上一交易日中间价报7.0663，在岸人民币上一交易日收报7.0330。7日早间，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升破7.00关口，一度升至6.9918。分析认为，股市大涨与人民币升值呈现明显的联动。近日A股快速上涨，北上资金加速流入，外资的流入具备持续性，推动人民币走强。 离岸人民币一度破7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7日报价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0310，较前一交易日调升353个基点，创近三个月来新高。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当天早盘涨破7，最高时触及6.9918。而上一次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破7，要追溯到3月17日。不过，截至7日北京时间18：00，在岸人民币价格并未升破7的关口。 人民币汇率为何在近两日急速拉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外资加速对于北向资金的流入和配置，由于大量资金涌入，人民币的汇率得到了强势拉升。 兴业研究宏观团队认为，待年中购汇压力缓解，人民币有望在第三季度收复“7”关口。 股市大涨外资加速流入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1.24%，同期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4.42%。下半年人民币的走势会如何？对于人民币汇率下半年的走势预期，专业人士普遍认为会保持基本稳定。 东北证券分析认为，股市大涨与人民币升值呈现明显的联动。近日A股快速上涨，北上资金加速流入，外资的流入具备持续性，推动人民币走强，预计本轮人民币升值有基本面和全球资产配置方向的双重支撑，人民币升值趋势能够持续。 人民币资产持续吸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证券服务部总监钟咏苓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快速进入疫后复苏，金融市场在疫情之下稳健运行，此外，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提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以及人民币资产流动性不断提升等因素，都大幅提升了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为了应对疫情引发的金融动荡，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启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大幅降息、重启或加码量化宽松来提振市场信心。”钟咏苓表示，相较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灵活适度、强化逆周期调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更加注重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主要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降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等常规手段，保持货币政策与经济运行相匹配。差异化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资产在投资人全球资产配置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环球市场业务主管吴英敏昨日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股市涨和人民币汇率升是人民币资产进一步受到青睐的结果呈现。我们维持对人民币资产的看多观点，主要有三方面的支撑因素：第一，人民币资产稳定最大的依靠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增长潜力；第二，人民币资产的无风险收益率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第三，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 “整体而言，全球流动性极其宽松的，主要央行在过去一个季度释放了接近十年流动性的总和，无数流动性在寻求保值和抗风险的资产。”邵宇表示，中国由于疫情原因得到稳定而且反复并不大，相对于其他已经快速反弹的海外资产，人民币相对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涌入人民币的刚性需求，以获得更高的风险收入比。 邵宇表示，在未来全球经济平滑的前提下，人民币资产和人民币股权资产仍将得到全球资金追捧。 【相关报道】 中国债券吸引国际投资者 事实上，羊城晚报记者注意到，不仅是近日来A股吸引外资不断流入，中国债券也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者青睐的资产。最新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业务运行情况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共有1020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结算代理模式或债券通模式入市。其中，6月份，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债券1010亿元。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中国债市成为境外投资者青睐的‘确定性’资产。”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部联席总监张劲秋说。张劲秋表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随着美债等传统金融资产吸引力的下降，中国债券无论从收益率还是风险分散角度而言，都将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持续吸引境外投资者。 记者 戴曼曼
本网讯 今年以来，中国长城（000066）资产坚持做大做强不良资产主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拓展营销渠道。今年上半年收购金融不良资产超过300亿元。 中国长城资产根据金融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的实质和特点，结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定位，制定了差异化的业务标准，积极探索通过与银行买断反委托、围绕产业投资者进行反向收购、通过债权收购重组及与产业投资者搭建基金共同合作清收、收购实质性重组等多种方式参与国企改革和企业结构调整等，持续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主动走访对接中小银行和其他非银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和不良资产处置需求，探讨通过受托处置、买断收购、合作处置等多种形式进行合作，力争在业务创新中有所突破。 中国长城资产充分发挥金融优势，紧紧围绕疫情防控需求，主动对接和有力支持当地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企业”，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小微企业，主动了解其面临的主要困难，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业务与产品，全力协助小微企业尽快走出困境。 为适应疫情防控需要，中国长城资产在继续深化与互联网营销平台合作的同时，于4月启动线上资产营销月活动，依托投资人线上社群平台，合力推出集团资产11351户、债权本金2955.96亿元，活动直接受众达2000人，近千家机构积极关注，其中有近百个项目进入实质性沟通合作环节。在此基础上，积极通过营销交易合作平台对接金融机构，拓宽资产收购渠道与客户资源，探索以基金模式开展不良资产收购和处置业务。 为适应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中国长城资产聚焦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需求变化，在确保实质性业务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合理优化精简业务运作审批流程，取消不必要的繁琐备案程序，同时积极将科技力量运用于母子公司的客户服务、产品创新、业务运营及风险管控等领域，赋能经营转型增效，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政策措施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消除商业银行不良信贷处置瓶颈、激活商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方式等方面都将产生重要作用，相信有此政策措施将迎来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春天，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近期，银保监会向相关机构下发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拟进行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 应当说《征求意见稿》和《实施方案》是监管层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监管改革的一个新动向，这两个监管政策的出台将为打破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僵局起到有效推动作用；同时也将为商业银行盘活不良信贷资产拓宽了渠道，有利于激活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或将拉开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新序幕，无论如何都是我国金融监管生活中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此次两个有关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政策措施与以往监管政策措施相比，具有两大明显的不同特点：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放松了两个层面的限制，一是后续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受让不良贷款的区域限制会逐步放开；二是银行可以向全国性AMC和地方AMC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转让个人不良贷款，其中参与试点的个人贷款范围包括个人消费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性贷款。应该说，这两个层面的放松等于是对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极大的“简政放权”，让商业银行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道路越走越宽，同时也给不良信贷资产收购及处置部门以重大契机，既带来财富效应，也为其与银行机构互利共赢战略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法治”环境。 那么，银保监会为何此时颁布《征求意见稿》和《实施方案》？这倒是一个值得耐人寻思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全社会掌握的金融大事。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生活现实看，银保监会推出两项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试点政策措施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也可以说是金融监管应景之作。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无奈现实，让监管机构不得不在商业银行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做出实质性“让步”。众所周知，过去的二十年是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黄金期”，但现在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疲软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等方面因素影响，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出不复返，盈利能力也从过去2位数降为今天的个位数，不良贷款反弹，拨备覆盖率下降，资本充足率降低，这一切都让商业银行经营陷入不利局势。尤其是银行不良信贷资产主要靠自身盈利能力来逐步消化，速度慢，跟不上不良贷款增长的幅度，如果不良贷款得不到及时、快速、有效的处置，无疑将大大制约商业银行经营，还有可能因为不良贷款不断累积而加大经营风险，弄不好有诱发系统性金融风波的危险。由此，监管当局面对商业银行一边经营处于低谷、一边不良贷款反弹的尴尬格局，不得不为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拓宽渠道，降低处置门槛，放开一条“生路”，让更多的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到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来，使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能够迅速“消肿”，以便商业银行能够及时卸下包袱。 其次，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出现新的变化，为适应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监管的现实需要，在不良信贷资产上适当放松是必要的。商业银行自上市以来，在信贷经营方向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以对公为主逐步转向到对公与对私并重的方向转化，尤其是我国政府提倡扶持民营经济、倡导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来，无论是国有大型商业、股价制商业银行，还是地方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对个人贷款业务占比在逐步上升。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个人贷款增长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利润增长的同时，也由于个人贷款不少是采用信用贷款方式，加上个人贷款在征信系统方面管理欠完善，导致了不少个人违法贷款现象的发生，商业银行个人不良贷款占商业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比例也正呈逐步上升态势。而且，个人不良贷款处置相对商业银行银行而言，难度大，成本高，力量远远不足，如果不采取将个人不良贷款进行批量转让的政策措施，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贷款上将会陷入心有余而不足的困局，商业银行个人不良贷款也将会越累越多，最终影响商业银行对个人贷款的信心，将会对整个民营企业及个人贷款带来不利的融资环境。为此，为打破眼下商业银行这种信贷经营僵局，不得不降低个人不良信贷资产处置门槛，让商业银行能够更快盘活信贷资产，更好地支持中小微民营实体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当前疫情特殊的经济金融时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有可能处于上升通道，在不良贷款处置上未雨绸缪也是必需的。应该要看到，这场疫情对我国及全世界各国经济金融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冲击，我国虽然在处置疫情上由于政策措施得力，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且政府采取的扶持实体企业的复工复产的优惠财税金融政策非常到位，目前经济呈复苏迹象，在当前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普遍低迷态势下，中国算是风景这边独好了。然而，即便如此，我国还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由于受到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不少面临关门歇业或破产的危险，有可能引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大幅反弹，会让商业银行经营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对此，监管当局发布两项政策措施，属于高瞻远瞩之举，做到未雨绸缪，让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上发挥多条腿走路的方式，在以核销为主的前提下，仍然可走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新路，无疑让商业银行能更有效、更灵活地处置不良信贷资产，以便为商业银行在疫情之后能更加稳妥健康地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而且，从当前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政策措施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其一，全面开启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新模式，打破了商业银行单独核销贷款的旧格局，开启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新局面。国有商业银行自从剥离不良资产给几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后，稍后一些不良信贷资产虽然也有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的，但往往是小数额，规模有限，且受到许多因素制约，无法大量展开。此次监管当局明确放松了处置条件要求，商业银行可大张旗鼓地与信贷资产管理公司合作，这样不仅可以丰富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渠道，减轻不良贷款处置压力；也可以激励银行业规范、透明披露资产质量情况，有助于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对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银行不良贷款转让的机构将会带来巨大利好。 其二，这是一场新的金融盛宴，为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全面合作奠定了“法治”基础，有利于加速银行不良贷款的全面处置速度，让商业银行能够进一步轻装上阵，有效化解风险，为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及疫情之后恢复中国经济奠定坚实基础，也为资产处置机构盈利提供极大可能。放松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条件，意味着商业银行有更多的不良贷款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也意味着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有更多的合作，既可融洽与增进两者业务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降低银行不良信贷资产转让门槛，降低交易成本，加快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效率。同时，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允许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将提升资产回收率，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不良信贷资产处置难度，使得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规模将迈上一个新巨量级台阶，开启一场金融盛宴，让更多的资管管理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其三，有利于推进我国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更加规模化、法制化，提高不良信贷资产处置质量，有效遏制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化解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各种风险，为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始终运行在健康轨道上创造有利条件。因为目前对参与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银行机构及资产管理公司的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不是什么银行和什么机构都可参与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条件，只规定6家大型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参与收购不良信贷资产的机构为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符合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及5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此外，对批量个人贷款也做出了明确规定，通过公开招标认购方式，在价格确定上会经过科学评估，能够体现不良信贷资产“买卖”的公平竞争性，能有效堵塞违法操作漏洞比如虚假出表、虚假转让行为，把堵塞暗地利益输送和转移资产当着监管重点，将有效消除各类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可确保国有银行资产不会流失。此外，要求只能采取自行清收、委托团队清收、重组、不得对外转让等手段自行处置，可消除不良信贷资产处置中涉黑暴力催收等违法现象，维护银行机构声誉及整个社会金融的稳定。 总之，银保监会发布的两项处置不良信贷资产的政策措施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消除商业银行不良信贷处置瓶颈、激活商业不良信贷资产处置方式等方面都将产生重要作用，相信有此政策措施将迎来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处置的春天，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继3月降至阶段低点后，外储规模实现连续3个月上升，规模已超过去年年末水平。 7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最新外汇储备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亿美元，升幅0.3%。201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以31079亿美元收官。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6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时称，6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估值变动、跨境资本流动带动外储回升 记者采访了解到，估值变动和跨境资本流动均对6月外汇储备规模的回升形成贡献。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记者表示，综合考虑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效应，估值变动导致本月外汇储备规模增加。 温彬分析称，估值变动方面，从主要汇率变动上看，6月美元汇率指数贬值1%；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涨跌互现，欧元对美元大幅上涨1.2%，英镑对美元上涨0.5%，日元对美元小幅下跌0.1%；从资产价格上看，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均有所上涨，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5%；股票价格继续回升，标普500指数上涨1.8%，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上涨6%，日经225指数上涨1.9%。 温彬还表示，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近期国内经济形势逐步改善向好，带动资本市场回暖，人民币资产受到更多国际投资者青睐。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形成贡献。 数据显示，6月北向资金净流入规模达到526.8亿元；6月末，境外机构累计持有中国债券2.51万亿元人民币，较5月末增加814亿元人民币。 温彬预计，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未变，随着国内逆周期调控政策继续加力，经济领域将出现更多积极改善，对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形成支撑；另一方面，近期资本市场回暖，北向资金加快流入，这些因素的改善，有助于维护跨境资金平衡和汇率供求稳定，对下阶段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支撑。 基本面改善支撑人民币走稳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02%，创出了2016年四季度IMF报告该数据以来的新高。 对此，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升高，意味着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资产越来越感兴趣。当前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且中外利差保持高位，人民币资产正逐步成为全球资产“避风港”。 “IMF最新公布，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达到2.02%的新高，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行，也是人民币持稳回升的重要原因。”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总监曹源源认为。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近日，股市涨势如虹，汇市也暖意浓浓，人民币汇率稳步回升。7月6日，在岸人民币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收复7.03；7月7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升破“7”关口，最高至6.9971。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7.0310，较前一日报价7.0663上涨353点。 在全球“资产荒”的背景下，人民币资产更受境外投资者青睐，人民币汇率持续攀升。 曹源源表示，中国6月制造业PMI仍处于扩张区间且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预示着尽管6月中旬以来局部地区疫情有所回潮，但宏观经济基本面在整体层面仍然呈现持续修复过程。短期内，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逆周期政策加持奠定人民币汇率稳定运行的基础；未来中美利差保持高位，支撑人民币资产需求，为人民币汇率走势持稳运行并小幅走强提供保障。综合各类影响因素，预计短期内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指数（CFETS、BIS和SDR）将出现一定幅度升值。 王春英表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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