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it8创始人张光明认为，“代餐”并不是一个新行业，而是用户希望用健康饮食替代垃圾食品，升级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强烈需求。一方面，轻体代餐市场在产品和功能上进一步细分，市场也逐渐进入成熟期；另一方面，受今年环境因素影响，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健康消费意愿也都高于往常，健康饮食和提高免疫力成为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消费刚需，对于代餐这一类的产品追求也将更注重健康化。 投资方复星锐正资本董事总经理刘方未表示，疫情之下，科技与大健康成为投融资的明星赛道。作为健康食物中的一匹黑马，ffit8通过科技赋能，成功将蛋白棒品类实现专业下沉和场景扩容。复星锐正看好ffit8在健康食品市场的破圈能力，为新一代消费者提供全新的黑科技健康生活方式。 对于融资后的战略布局，ffit8创始人张光明表示，本轮融资为ffit8领跑黑科技蛋白质代餐市场强势加码，而持续关注“未来的年轻人吃什么”将成为抢占健康食品市场、年轻人心智、打透品牌区隔的不二法门。 据欧睿国际数据统计，2017年，全球代餐市场达到661.6亿美元，其中，中国达到571.7亿元，预计2022年中国代餐市场会达到1200亿元。 代餐市场容量之大，发展潜力之广阔，近年来吸引了各路资本争相入局。来自CVSource投中的数据显示，5年来，国内轻食代餐创业项目逐年增加，轻食代餐的总交易金额创下5年新高，君联资本、真格基金、元璟资本等知名机构纷纷下注。
为了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提出的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工作部署，积极营造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良好法治环境，近日，上海证监局会同上海市司法机关等相关单位召开执法专题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强证券执法司法联动，强化刑事追责力度，形成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行为合力。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证监会上海专员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单位参会。 会议认为，今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建成之年，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金融法治高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动真格、出实招、求实效，全力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委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工作部署。 会议研究提出，要综合运用行政、刑事、民事追责以及自律处分、失信惩戒等法律手段，构建立体化惩治体系，不留死角，从严、从快、从重打击资本市场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首先，从严惩治，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保持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大行政处罚、市场禁入和自律处分力度，对凡是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要坚决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其次，从快办理，证券期货交易所、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关持续深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环节衔接和联动，进一步加快线索发现、调查、处罚、移送、侦查、起诉、审判进度，快速打击违法行为，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再次，从重打击，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者出重拳、用重典，对构成严重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严格控制缓刑的适用，并加大财产刑处罚力度，依法适用从业禁止处罚措施。
在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太多的历史数据已无从考证。假设是可以考证的话，我想，下列不等式一定是成立的：在资本市场诞生以来短短的四百年时间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地超过此前人类社会数百万年时间里创造社会财富的总和！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经济文化近四百年时间里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时间里发生的神话般的巨变，资本市场是极其重要的驱动要素。 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要不断地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规模，这就要筹集更多的资金。在没有资本市场之前，生产者资金筹集的方式基本上是银行或民间借贷，这除了给贷款方带来本息回收风险外，借款方也增加了资金的成本，且借贷资金规模也很有限，所以，企业生产发展常常受制于资金的筹集，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迟缓。 资本市场的建立，为企业生产者的融资提供了一个极致的平台，实现了企业资本与社会资金的对接。随着资本市场制度、规则的完善和成熟，社会资金如险资、公募、私募、战投以及社会中各种闲散资金等，成为市场无尽的源泉。在这个市场上，从来不怕缺资金，只怕没有好公司、好股票。资本的逐利性，又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有更好法人治理结构、更高效率和更有发展前景的优势公司；如此循环往复，优胜劣汰，使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高速、高质量发展，这在发达国家中均得到充分的体现。尽管资本有时是丑陋的甚至是邪恶的，资本市场的逐利性和投机性有时也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甚至经济金融危机，但我们无法否认，其在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却是更多的客观存在。 我国改革开放后，人们不再谈“资”变色，“资本乃万恶之源” 之类的说法终于销声匿迹，成为历史记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沪、深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正式营业，我国终于迎来自己的资本市场。 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为上市公司融入巨量资金，催生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跨国企业集团，成就了我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世界传奇。中国1990年GDP仅为0.36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11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还不到，而2019年GDP则为14.4万亿美元，排名稳居世界第2，占世界经济总量超过到16%！中国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 我国是资本大国，却不是资本强国。我国资本市场的30年，也是跌跌撞撞、一直“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市场短板多多，其中，最大的短板就是行政化过度而市场化不足的新股发行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最大的短板，是因为市场中很多的问题都是由此引发或派生出来的。 我国资本市场30年中的前10年，计划经济色彩较浓，新股发行上市（IPO）实行额度审批制，奔着为国企解困而来。当然，这在当时还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国企是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国企解困对当时稳定国内经济运行不可或缺。但利弊同存，在当时，一些公司借着获得上市“指标”这一绿色通道的便利，进行财务包装，粉饰数据等等，为日后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埋下了隐患。经市场的倒逼，从2001年3月开始，我国资本市场IPO实行核准制。 相比额度制、审批制，核准制向市场化靠近了一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核准制实施不久，其种种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并为市场所诟病，市场上很快便出现了注册制改革的呼声。早在2003年，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公开提出要实现证券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但后来很多市场人士包括学者、专家却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还短，注册制的条件还不成熟。此后，关于注册制改革便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 直到2018年11月5日，习总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演讲中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后经各方努力，科创板于2019年6月13日开板，并于7月22日正式交易。 资本市场的首要功能毫无疑问是融资。让企业便利地上市融资并让股份市场化定价，是资本市场本身的客观要求。而核准制下，监管者出于为市场选出好公司的考虑，给公司上市设置了过去三年来现金流、营收、盈利等方面的准入门槛，将众多的，可能给中国经济及科技发展带来创新和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排除在外。所以，这种新股发行制度，更多的是给周期性规模企业锦上添花，却不能为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雪中送炭。其实，好公司，并不是由政府部门选出来的，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出来的；与“物竞天择”的道理一样，是一种市场选择。阿里、腾讯、百度、京东都曾在过去一段较长时间内是亏损的，后来却成了世界知名企业。而更备受非议的是，很多企业即便是过了上市的门槛，但因为需要监管部门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从申请到过会，须经数年漫长时间的排队等候，上市过程费时费心费力，道阻且长；而时过境迁之后，商机已与他们擦肩而过。众多企业上市难、上市贵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融资渠道被人为阻塞。企业要融资，只好找银行，这就形成了我国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增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超过80%，直接融资（包括IPO、债券、定向增发、公开增发）占比不到20%，而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直接融资占比大多是60~70%，美国更是超过80%，折射出我国融资体制的尴尬。与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相对应的，正是我国企业上市难上市贵！银行贷款占比过高，规模过大，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庞大的贷款规模也给银行自身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坏帐呆账压力，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在初创期风险很大，而且很烧钱，往往在一段较长时间内连年亏损。他们初创时的融资主要依靠天使投资，往后还要通过风投机构数轮融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因为这类企业上市难，风投机构缺少退出的平台，因而他们投资初创企业的积极性也就大大降低，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制约，企业普遍缺少高新关健核心技术，这是造成我国与发达国家核心技术产业巨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只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却忽视了资本对科技发展所起的关健作用。结果，我们只好造不如买，而当人家要卡你脖子的时候，你就束手无策。 核准制关于新股发行市盈率的规定，用人的主观判断代替市场的估值，往往与实际市场估值相去甚远。以最近在科创板上市，承载国人梦想的中芯国际(行情688981,诊股)为例，其经市场化机制讨价还价后，最终确定发行市盈率为113倍（摊薄）。在香港市场上，其股价最近曾高见44.80元，即使经过大幅回调，其市盈率仍为100倍左右（新增A股摊薄）。如果按照核准制规定发行价不超过23倍市盈率的话，那中芯国际还愿意在A股上市？ 核准制的弊端还表现在：监管部门兼具审批和监管两种不同职能，无形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监管职能被大大软化；报批过程容易诱发各种公关活动，滋生腐败；人为制造了上市资源的稀缺性，引发“炒壳”、“炒垃圾”、“炒新”等种种投机行为，造成市场非理性波动…… 去除核准制的种种弊端，非注册制莫属。 注册制，通俗地说，就是监管层事先对申报者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做出规定和要求，在审查时仅审查申报者是否按规定和要求全部履行了信息披露的义务，申报者只要全部履行了信息披露的义务，就可注册登记，获得上市资格。至于公司经营的实质情况怎么样，商业发展前景如何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则交给市场。但往后一旦发现所披露的信息有造假或有其他违规行为，发行人、保荐人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就要负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付出经济和人身方面的巨大代价，让你坏不起，以确保信息真实、完整、可读、及时。注册制的逻辑是，只要你披露的信息足够充分，那么投资者据此就可确定出公司相对公允的估值。注册制让每个企业都有上市的机会，只要你公司经营符合法律规定，公司组织架构等方面符合规定的基本要求就行，只是市场给你公司究竟是金的估值，还是银、铜、铁的估值不同而已。 科创板注册制开通一年多来，市场运行平稳，各方反应十分积极。至发稿时止，已获得注册企业达163家，均属于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芯片、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累计首发募集资金超过2000亿元，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进入快车道，资本对这些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十分明显，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向创新驱转变，扭转“卡脖子”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从效应上看，科创板注册制压实了发行人、保荐人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责任，一些违规行为均受到严厉制裁，警醒作用十分明显。据报道，一些中介机构负责人在被采访时纷纷表示：注册制下，对发行人材料的审核复核均是逐字逐句的，范围审查不敢留任何死角，最怕的是无意的疏忽，酿成大祸——这就对了，核准制就缺这个姿势！ 在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刚满一年之时，创业板注册制新规又于6月12日落地。开弓没有回头箭，可以预见，注册制将很快在我国资本市场全面铺开。 注册制的全面铺开，将使我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意义特别重大：避免人为的失误，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融资功能，逐步改善我国社会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降低我国金融风险；让监管部门专司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执法的效能，减少腐败；强化各方信息披露及审核的责任意识，提高信息的可信度透明度；大大提升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活跃度，利于培育更多的高科技初创企业和独角兽公司，促进我国经济从要素驱动、规模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逐步扭转 “卡脖子” 被动局面；更多企业进入上市公司行列，促使更多的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更加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降低经营风险。 不难想象，如果注册制改革早10年，那么，我们资本市场一定会成熟、繁荣许多，融资功能会好许多，社会融资结构会改善许多，社会经济结构会合理许多，新经济模式、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功率会高许多，掌握前沿高科技企业的数量与规模会大许多，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会强许多，在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时也会从容和淡定许多！ 世界资本市场起源于欧洲，也首先盛行于欧洲，更助推欧洲英、德等国变为世界经济强国。后来，欧洲资本市场的经验做法被传给美国，被聪明的美国人吸收、利用、完善、创新，最终使美国资本市场踏在欧洲巨人的肩膀上，成为全球市场的风向标，也成就了美国经济的世界霸主地位。 历经30年新旧理念的激烈碰撞和经验教训，中国资本市场如今终于踏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要到达理想的彼岸，当然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我们只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不变，在对的路上坚定前行，假以时日，总有一天会踏在巨人肩膀之上的！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创办至今，中国资本市场的两大核心功能一直存在一定的缺失。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其一是帮助优秀的创新创业型公司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其二则是让更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能够在资本市场实现资产配置效率与效益的最大化。随着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注册制开始进行试点，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核心制度自此开始形成。那么，近三十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什么？目前存在哪些不足？未来，企业、投资者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如何去应对？ 一、资本市场核准制下，优秀新经济公司流失海外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至今，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多大事件，2004年深圳市成立中小板，2009年创业板开板，2013年“新三板”面向全国接受企业挂牌申请，2019年7月科创板正式开市，12月新证券法通过并宣布于2020年3月1日开始全面推行注册制，2020年6月12日创业板正式运行注册制。 而从1990年一直到2019年7月，近三十年的非市场化的上市制度下，造成A股IPO企业质量参差不齐，比如，近年看到的某家上市公司扇贝多次“跑路”，某公司300亿财务造假等等，这些都是资本市场核心制度不够成熟和完善所造成的。 伴随着2010年起，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优秀的中国新经济企业崛起，包括美团，小米，拼多多等，但在A股的核准制之下，新经济类的创新型企业，比如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行业的企业，是无法在中国资本市场进行IPO融资发展的。其核心原因便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一直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帮助这些优秀的新经济类的创新创业型企业进行融资发展的制度。 通过观察，截至2020年7月17日，中美两国市值排名前十企业的类型和行业，可以发现，中国A股市值前十企业，包括贵州茅台，工商银行，中国平安等等都是传统的强资源垄断型企业，而美股市值前十企业，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都是科技创新型企业。资本市场的核心制度不同，上市企业的类型和行业也就不同。在过去的近30年内，中国资本市场虽然帮助了很多企业实现上市融资发展，但未能帮助到很多科技创新型、新经济型公司上市发展。 除科创板和改革后的创业板以外，中国资本市场目前运行的核心制度是核准制。所谓核准制是由监管机构审核企业，判断企业是否能够达到上市的标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企业上市数量和过会率是很难以市场为导向。 在创业板进行注册制改革前，其在财务要求上市条件中写明，上市前最后两年连续盈利，并且累计净利润达到1000万的企业，可申报创业板。但实际上监管机构审核运行的情况并不是如此。参考2019年除科创板外，过会企业利润情况，利润在1亿以上的企业上会家数为97，过会家数为94，过会率达到91.91%，但利润在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上会家数为5，过会家数为2，过会率仅为40%。因此，核准制之下，企业A股IPO将维持严格审核，高财务门槛的趋势。 二、注册制改革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机遇 1、注册制：摒弃对企业的传统盈利要求，追求成长性 注册制是成熟的资本市场运行的核心制度，它对于企业是否能登陆资本市场融资发展有一个核心的要求，即企业能够实现市场化价值，能够实现持续的成长性。而审批制和核准制的要求则是财务指标，持续保持高利润的企业才是好企业，科技创新型与模式创新型的企业早期是无法产生利润的，而早期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的企业便不是优秀的企业，这是不符合企业成长发展的逻辑，尤其不符合新经济类企业的成长发展逻辑。 中国过去很多赴美、赴港上市的企业，像京东、美团等，这些企业在海外上市时都没有实现盈利，都是通过上市后实现融资发展，在资本市场中逐步达到了盈亏平衡点。但过去，核准之下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不允许这些未盈利的企业上市融资的，包括同股不同权的企业也不允许上市。所以，为了服务好这些优秀的科技创新型、新经济型企业，让他们在中国资本市场实现融资发展，不必远赴海外，中国资本市场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注册制。 2018年10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到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历时仅259天，体现了中国科创板速度，也体现了全面注册制改革的决心。 根据科创板注册制第一套上市标准要求，拟上市企业市值需达到10亿，财务要求是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所谓净利润为正，是指即使企业刚过盈亏平衡点，也都可以登陆科创板。但注册制之下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认可企业的市值达到10亿。从科创板注册制第二套标准开始，便不再对净利润做要求了，甚至第五套标准对于企业的营收也不再做要求，但要求企业市值必须达到40亿，更是明确指出，申报企业必须在一级市场中已获得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只有知名投资机构做背书，企业的估值才能更好的被市场所认可。 按照第五套标准，注册制下A股历史中首家尚未盈利的上市企业是泽景制药，它是一家从事肿瘤、出血及血液疾病、肝胆疾病等多个领域新药研发型企业。一般来说，此类型企业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研发上，且产品研发周期也很长，需要经过临床一期二期的试验，最后拿到各种资质才能把产品推向市场。泽景制药申请科创板上市时，很多核心产品还没有面向市场，但很多市场上的股权投资机构已经在多轮股权融资中帮助这家企业实现了一个价值化的认证。2016年6月，泽景制药第一轮股权融资后，投后估值为1.58亿美元。2018年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泽景制药的投后估值达到了47.6亿元，因此泽景生物在IPO首次公开发行阶段，市值达到了第五套标准要求，并且在上市后，泽景制药的市值达到了179.02亿元。 由此可见，注册制之下企业实现市场化长期价值的能力，要远远重于创造低质量营收与利润的能力。企业营收规模再大，利润再高，只要市场上的投资机构不认可企业的价值，该企业就无法在注册制下实现IPO融资发展，这是自今年3月注册制改革后，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基点。 2、新版证券法体现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背后的逻辑 新版证券法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精简优化证券发行条件，将现行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应当“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改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简单来说，过去要求企业能持续的赚钱，现在要求企业能持续的经营，持续的成长。因此，未来企业在经营时要坚持具备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而不只是赚钱的能力。 其二，调整了证券发行的程序，取消了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简单来说，过去在核准制下，由证监会的发审委审核企业是否能够上市，如今在注册制下，该环节被取消了，由上交所、深交所来对企业进行审核。 其三，强化了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这是注册制的核心。具体来说，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的信息，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例如，瑞幸咖啡便是违反真实性要求的典型案例。2018年4月，瑞幸咖啡A轮融资后便成了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成立一年半后便登陆纳斯达克，刷新了纳斯达克最快上市记录，上市后瑞幸市值最高达130亿美元。但在注册制下，瑞幸咖啡财务造假被披露后，被纳斯达克直接要求退市，其资本价值随之消失，商业价值也很难重燃，到2020年5月20日，它的市值仅剩7.1亿美元。 伴随瑞幸咖啡事件，由于美股投资人对整体中概股信任度下降，美股对海外上市公司监管趋严，中美之间摩擦不断加大等等，中概股迎来回归潮。大型的、行业头部的公司如网易，京东选择保留美股上市，在港股二次上市，中小型中概股则选择从美股退市，再登陆A股或港股。 3、全面注册制改革：打通中国资本市场“”链条” 注册制是贯穿整个资本市场的，包括上市后的再融资，并购，退市等等，因此这一制度一旦运用于资本市场中，它会带来整个资本市场从一级市场到IPO到二级市场的整个产业链的变化。这一变化会影响企业融资发展，也会影响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的判断。 在今年6月12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式落地。目前，注册制的改革还未结束，未来，中小板、主板市场一定会迎来全面的注册制改革，因为资本市场不可能两个制度长期并道运行，因此资本市场一定会迎来一个全面的注册制改革。 创业板的新定位是创新、创造、创意，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帮助此类企业通过注册制实现IPO融资发展。科创板的定位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 自创业板正式运行注册制以来，累计受理企业数量296家，在审企业数量35家，审核通过企业数量14家。可见，注册制改革加速了大量企业上市融资发展的进程，为更多企业提供了融资发展的机遇。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带来的是整个中国资本市场以注册制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将是一个以长期价值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无论企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可以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去发展，比如，初始阶段可以选择一级市场融资，成长阶段可以继续选择一级市场融资或选择新三板的创新层和精选层挂牌融资，发展阶段可以选择创业板和科创板，成熟阶段可以选择主板、中小板。 4、注册制建设初期，企业资本价值“超涨”，中长期将两极分化 创业板注册制落地，前期伴随各方主体参与热情高涨，一定会出现“超涨”的阶段，之后会逐步回归到价值投资、理性判断的阶段，未来企业一定会面临价值的分化。注册制之下，会有更多的企业通过IPO的方式进行融资发展，但只有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才能在资本市场持续有高估值的溢价。而在发展中逐步被市场所验证的，不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估值溢价将逐渐消失，甚至会被退市。 例如，纳斯达克市场，全球范围内优秀的科技创新型公司如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等都在此上市，他们的市值都突破了万亿美金，但另一面，在纳斯达克市场，每年退市的企业大概有200多家，有70%的企业是没有流动性的，没有交易量，没有价值的，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后的企业，有75%会在三年后因为破产、私有化等原因面临退市。 因此，为了及时淘汰不具备长期价值的上市企业，保证科创板、创业板良性发展，这两大板块目前所运行的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史上最严的退市制度。过去由于上市公司资源稀缺，监管机构审核严格，上市企业的数量有限，一旦企业上市，一二级市场中一定有估值价差，但在注册制为核心制度的资本市场中，三五年后会面临破发的常态化。就像现在科创板上的企业，52%的企业在上市后跌破了自己的发行定价，未来会有更多企业破发。因为上市企业太多，一二级市场的估值价差被打消，上市公司的资源稀缺性不再存在。 注册制之下，未来资本市场一定会迎来上市价值化，破发常态化，退市严格化。对于企业家来说，要让企业的长期价值能够在资本市场中有所体现，对于投资者来说，要精耕细作的去选股，选择真正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只有这样的企业，资本市场的价值会逐步提升，否则就会被退市。 同时，注册制对未上市企业而言，企业价值分化也将加剧。未来股权投资机构一定会更关注真正具备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价值型模式创新的企业。价值型模式创新企业，它的商业模式必须是可落地的，只有这样的企业才是真正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才有可能在一级市场中获得股权融资，融资后便可获得更多资源，吸引更多人才，才能在注册制之下实现IPO资本化的发展。但如果企业的产品、技术、商业模式、服务能力都是复制的，没有核心价值壁垒，不具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那么一定会被资本市场淘汰。 三、注册制与疫情常态化下的一级市场趋势 从一级市场目前情况来看，毫无疑问，2019、2020年处于资本寒冬，这是一个虚假繁荣破灭，硬核价值崛起的时间节点，就像在风口当中猪都可以飞起来，但是猪终归是猪，它不会成为孙悟空，猪早晚会落地，而且一定会摔得很惨。 通过观察2020年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情况，可以发现虽然从总体规模上来说是下滑的，但那些代表未来科技，代表新业态，新技术，例如生物医药、半导体、电子设备等这些行业，它们的融资规模没有下降。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疫情常态化阶段，创业者需要注意到，股权投资机构关注的核心要点已经产生变化。其一，企业是否具备抵御风险能力，以及长期价值型微创新能力。疫情影响了各个行业，但无论哪个行业都有优秀的公司，在所属行业中实现新一步的跃迁式发展，这便是长期价值型微创新能力，而不是将过去的主营业务全部放弃。其二，企业商业模式是否具有落地性，能否实现数据转化。其三，纯模式创新型，短期内无法实现盈利的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已经不再关注。 在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下，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正加速企业资本价值分化，中国商业生态正加速企业商业价值的分化，对于创业者来说，如果未来想成为一个百亿、千亿甚至万亿市值的企业，那么就需要快速抢占行业头部，成为主流，实现长期价值化发展。 这个世界从未按下暂停键。在疫情常态化阶段，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做出了主动进攻式的改变，从来没有暂停。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需要坚持，并且在短期的疫情影响和长期行业发展的这种结构性调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对于投资者来说，在注册制环境下，在科创板市场已运行一周年的情况下，未来不要盲目的投资，一定要努力学习，用80%的时间学习，15%的时间选择，5%的时间做投资，才能在市场获得一定的收益。
7月30日，远洋资本有限公司官微披露，其于近日联合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云泰数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远洋-中金-云泰数通一号第1-10期IDC新型基础设施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该笔ABS为国内首单IDC新型基础设施收益权ABS，项目储架规模为32亿元人民币，首期产品规模11.06亿元人民币，产品期限最长为9年。其中优先级01档利率最低至3.50%、各档加权平均票面利率为4.03%。 该笔ABS其基础资产为远洋资本投资企业云泰数通的IDC服务收费收益权，本期项目原始权益人为云泰数通，计划管理人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诚信评级为AAA级。 远洋资本称，此次成功发行该笔ABS意味着远洋资本在IDC新型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该ABS具有基础资产类型新颖、融资成本低等特点，认购需求踊跃，吸引了包括工商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在内的大型机构投资者。 其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宽融资渠道，积极研究探索市场中丰富的金融产品发行机会，以满足各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另据此前上交所5月20日披露，远洋资本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状态更新为“已受理”。该债券的规模18亿元，性质为小公募，主承销商/管理人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601066）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测试版的偿二代二期一支柱监管规则修订稿，保险公司的资本确认将更加严格，体现监管意图的调控性k因子被引入更多业务风险资本计量中，特别是在投资端上新增k因子的领域较多。 新监管规则显示，涉及境外投资时，会根据投资市场所在地是发达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来设定差别化的k因子。 如果是对发达市场的投资，k因子赋值为0； 如果是对新兴市场的投资，k因子赋值0.25，要消耗更多资本。 保险业偿付能力建设迎来重大进展。记者昨日获悉，在《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方案》发布近三年后，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偿二代）二期工程近期取得新进展，正在行业内开展第一支柱方面的联动定量测试。 据了解，偿二代相当于保险业的“巴塞尔协议”，自2016年开始正式实施，曾被银保监会财务会计部主任赵宇龙形容为“主体工程”。二期工程，则如同该主体工程的附属工程和装修工程。也就是说，当前行业正在执行的“偿二代”是主干技术标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在制定制度时未纳入或未关注的新现象新问题，将在二期工程里落地，以弥补相应的监管空白。 根据测试版的偿二代二期一支柱监管规则修订稿（下称新监管规则），保险公司的资本确认将更加严格，体现监管意图的调控性k因子被引入更多业务风险资本计量中，特别是在投资端上新增k因子的领域较多。 业内人士举例说明，以市场风险为例，风险因子由基础因子和k因子决定，风险因子越高，要求的最低资本越多，对资本的占用和消耗就越多。 新监管规则显示，涉及境外投资时，对境外固收、权益和境外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会根据投资市场所在地是发达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来设定差别化的k因子。如果是对发达市场的投资，k因子赋值为0；如果是对新兴市场的投资，k因子赋值0.25，要消耗更多资本。对于境外投资的投资性房地产业务，则k值更高，消耗资本显著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新监管规则最大的亮点在于，通过k因子引导保险资金更多投向符合国家战略的实体经济领域。比如，保险公司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根据持股比例、投资对象分别设定了k1、k2因子。在持股比例方面，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时，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小于20%，k1为0；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大于等于20%，k1为0.2。未上市股权方面，对未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小于30%时，k1为0；对未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大于等于30%时，k1为0.2。换言之，保险资金对上市公司持股低于20%、对未上市公司持股低于30%时，不会造成额外的资本占用。 在投资对象方面，当投资对象属于非保险类金融企业、与保险业务相关的非金融企业时，k2值分别为-0.25、-0.2。这意味着，保险资金投资这些企业股权会降低资本占用。 7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新监管规则正是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鼓励保险资金通过未上市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实体企业融资。 资深行业观察人士表示，由于各险企的业务结构、资产组合不同，各公司在新监管规则下的偿付能力变化也有所不同。整体上看，新监管规则能够更好地区分保险市场上的“好孩子”和“坏孩子”，发挥好“踩刹车”作用，更好地保障保险业未来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已经30年了，现在人们都在总结这30年所取得的成就，这30年最重大的成就就是我们有一个规模50万亿人民币的资本市场。我们在这30年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很多的曲折。但是我们终于体会到了发展资本市场本来的含义，找到了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近所推行的注册制改革，同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资本市场受现代金融的约束。这个理论认识是经过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的。因为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认识，所以未来就能够很好的找到发展路径。 在中国资本发展历史中有三个问题始终是需要人们思考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发展资本市场？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发展好资本市场？第三个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彼岸在哪里、中国资本市场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三个实际上都是在整个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必须明确的。 如何发展好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注册制的改革、科创板的设立，预示着我们正在找到一个符合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路径。 中国制度上的彼岸在哪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目标在哪里？有一个基本的提法是要把中国资本市场构建成国际新的金融中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彼岸。 要达到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这几个方面要做系统的改革。 第一是全面地推行注册制的发行制度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基石是发行制度的改革，因为它涉及到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以及上市的标准怎么确定，上市的机制如何形成等等，这些都是资本市场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把发行制度改革、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放在首要的位置。 第二是必须完善信息披露的制度、信息披露的体系，因此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监管重心。未来市场的监管重心主要是对信息披露监管、主要是对透明度监管，所以监管者的职责要发生重大的转型。这个转型既和发行制度改革有密切的关系，资本市场国际化也是它的内在要求。 第三是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国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法治完善要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法治的完善包括法治的理念、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执法能力的提升这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都对我们提出全面的要求。所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中国法治完善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法治全面的提升。 资本市场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有三大元素：法治、契约和透明度。所以和法治完善相适应的是契约精神，要发展资本市场、要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契约精神履约能力要大幅度提升。这是市场有预期的重要保障，能不能有稳定的发展和国家的履约能力、契约精神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面积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英国的金融体系、英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之一，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的法制完善，有很好的契约能力、契约精神。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规则和法律都来自于英国。所以中国要认识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此外，要进一步改善透明度，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与监管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些现象特征和透明度有时候是不相适应的。在中国社会提高透明度是重大的任务之一，实际上透明度的提升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透明度是资本市场的灵魂、是资本市场的基石。 第四是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上市公司要有投资价值，上市公司没有成长性、没有投资价值要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过去把非常好的上市公司理解成历史上很辉煌、有很多很好动人的故事。但是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好的上市公司的核心元素，核心元素是它的未来有很大的成长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特点，为此就要调整上市公司的标准。新《证券法》为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障。 过去我们侧重于工业化时期的企业，钢铁、水泥、煤炭等等，但实际上这些企业是没有成长性的。对后工业化时期的一些企业，在一些标准上是没有考虑进来的。过去标准都是侧重于规模大、物理资产、重视物理资产、重视历史，但唯一不重视未来。这是我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需要重视的。 我们要对资本市场有深刻理解，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能在政策、法律、规则方面，制定一个与资本市场本质相匹配的、一整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才能够顺利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这30年来之所以走了一些弯路、有一些曲折是因为我们对资本市场需要深刻的理解、需要正确的把握。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资本市场的风险，风险在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认为股票价格的上涨是风险的来临、股票价格下跌是风险的释放，实际上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只要信息披露是透明的、是充分的，股票价格的上涨就是理性的。我们还有个根深蒂固的理念，总认为熊市状态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风险。但熊市状态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功能。人们到市场来投资、承担风险，当然希望自己的投资收益是能够提高的。所以我们对风险的理解在资本市场上做得不够，从而会严重约束资本市场的发展。如果这些方面不解决的话，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会很难。必须要在这些方面彻底进行变革、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楚资本市场本来的含义。 中国金融的开放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金融的开放是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二是人民币可作为交易货币的改革，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任务。三是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是全球投资者投资的一个重要市场，中国未来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投资的比重应该达到15%。 所以，开放是我们未来重要的任务。如果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因为它要求法治的完善、透明度的改善、契约精神的确定，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在未来，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果不推行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要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实现目标。(中新经纬APP) (根据7月25日吴晓求在国际货币论坛上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吴晓求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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