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企上半年发债526亿 环境宽松融资高峰再现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在股东增资能力有限、利率处于低位以及存在大量置换旧债需求的环境下，保险公司发债迎来高峰。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上半年共计10家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发债规模合计526亿元，接近去年全年发债规模546.5亿元，也是自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超过500亿元。 据记者了解，6月下旬，银保监会向人身险公司下发通知，了解发行资本补充债情况。有寿险公司人士分析，此举有望为监管研究完善资本补充政策制度铺路，在当前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发债融资补充资本或将得到鼓励。 连续3年超过500亿 半年规模接近去年全年 记者根据债券信息网数据统计，上半年共计10家保险机构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发行金额共计526亿元，发行利率最低3.3%，最高5.2%，期限均为5+5年。 526亿的累计发债规模，已经接近险企2019年全年的发债金额，并与2018年全年发债规模相差不多。2019年，共有6家保险公司发债546.5亿元，其中上半年发行476.5亿元。2018年，共计8家机构发债570亿元，其中上半年发行385亿元。 据公开数据统计，2017年仅发债70亿元，这意味着，2018年、2019年、2020年都已超过500亿元，处于险企年度发债规模的高峰期。 事实上，自2005年我国保险公司开始发债融资以来，已经经历过2011~2012年、2015年先后两轮发债高峰，如今迎来第三轮发债高峰期。此前，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前两个发债高峰与监管变化导致的偿付能力补足需求紧密相关。 2018年以来，随着行业新一轮改革转型的推进，特别是人身险公司在2016年以来的中短期业务限制等转型过程中积累的偿付能力压力较大，保险机构第三波发债潮趋势显现。 银保监会偿付能力监管委员会工作会议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末，纳入会议审议的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4.6%，较上季度末下降3.1个百分点，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3.6%，较上季度末下降3.2个百分点。会议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今年第一季度保险业经营压力加大，发展速度放缓，但偿付能力总体充足，风险可控。 低成本以新换旧 发债高峰有望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6月下旬，银保监会人身险部向人身险公司发文，欲了解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情况。根据往年数据，人身险公司是发债融资的主要保险机构。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本次监管机构向人身险公司调研内容包括债券发行基本情况及运用效果、其他资本补充工具(普通股、优先股等权益类资本补充工具)基本情况及运用效果、公司偿付能力现状、资本补充工具的政策建议、投资其他金融机构资本补充工具情况等。其中，监管机构还希望保险公司提出对于开放新型资本补充债券品种的相关建议。 一位寿险公司中层人士认为，监管摸底险企发债补充资本情况，可能意味着未来险企提高偿付能力补充资本的渠道有望拓宽，或者至少发债融资的申请更容易得到批复。 他表示，自家公司正在推进发债，在疫情影响下，股东增资能力有限，加之现阶段利率走低，对保险公司来说，发债融资成本比较合适。 记者梳理险企近三年发债情况，可见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今年上半年尤其明显。以主体和债项信用评级均为AAA的大型保险机构债券来说，2018年票面利率都在5%左右，而2019年降至4.3%附近，今年以来更是降至3.5%以下。新华保险发债100亿的融资利率仅3.3%，据悉，其簿记当天投资者认购踊跃，认购倍数达3倍。 险企发债规模较高的另一个背景在于，利率走低的环境下，发行新债来置换到期的旧债。险企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大多为10年期，不过绝大多数为5+5年，即设置了累进利率，也就是在5年末若不赎回，则在后5年利率会提升。 记者据Wind数据统计，2015年，险企发行债券规模达到646.5亿元，这些债券也将在今年达到5年，给予了险企进行赎回的权利，其中不少可能会再新发债予以接续。如人保财险今年发行的80亿资本补充债券，即有替换去年5年到期高成本次级债的考虑。
昨日，中信建投2020年度夏季资本市场峰会开幕，中信建投证券投行委资本市场部行政负责人、董事总经理陈友新称，在资本市场改革的大背景下，投行需做好角色转换。定价能力成了核心竞争力，在业务模式上，投行将逐渐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模式。投行要具有估值判断能力，擦亮“慧眼”，发现和培育优质标的。另外，投行业务也将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型。 同时，陈友新就如何看待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改革将带给上市公司、投资者、中介机构怎样的机会和挑战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如何看待IPO、再融资常态化发行？ 陈友新认为，常态化发行使得新股发行通过率提高，上市预期更明确；另外，在常态化发行的条件下，新股或再融资审核流程更加透明化，全过程问询及反馈公开化。 陈友新认为，IPO、再融资常态化发行对拟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来说，有多方面影响。首先，企业上市周期缩短，首发上市的成功率提高，但持续监管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其次，更具包容性的市场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真正落实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目标。最后，新的上市公司不断引入，退市制度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企业成为常态化发行的主角，为资本市场注入源头活水。 对投资者而言，IPO、再融资常态化发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陈友新称，首先，行政干预减少，新股和再融资发行审核过程透明，降低相关的投资风险；投资回收周期缩短，有利于资金回笼，实现募投管退良性生态循环。另外，投资者能够找到更好的标的，投资标的更加多元化，生物医药企业、未盈利企业、红筹企业等都可成为投资标的。 陈友新认为，常态化发行并不意味着“大放水”。监管正在探索适应市场和经济需求的常态化发行之路，而资本市场的基础就是上市公司。 如何看待新股市场化定价？陈友新表示，这是在发挥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主板IPO已有融资金额较大的项目采取市场化询价方式发行，科创板118家IPO全部以市场化询价定价，创业板也将全面采用市场化的询价方式定价，市场化定价已是不可逆转的改革方向。 在市场化定价的情形下，上市公司的估值体系更丰富：市盈率估值法、市净率估值法、市销率估值法、现金流量折现法、资产基础法估值、市值/研发费用估值法等。科创企业有更多估值选择，不再“唯市盈率论”。 市场化定价可以推动理性估值，让市场参与者在发行价格的确定上真正实现充分博弈，压实“买者自负”责任，引导投资者理性估值。 最后，陈友新认为，在全面进入股权投资时代，企业大量上市的情况下，退市常态化是必然选择。退市是净化市场的需求，也是保障资本市场健康的需要。退市不畅导致“炒壳”“炒小”“炒差”，目前，A股还有一些传统企业和业绩不佳的上市公司可能面临淘汰。
6月外资增持人民币债券830亿元 人民币汇率回升助推剂？ 陈植 随着6月全球疫情再度扩散，人民币债券的避险属性再度升温。 中央结算公司最新发布的6月债券托管量最新数据显示，当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面额达到21960.11亿元，较5月份增加约830亿元。 6月新兴市场资金骤增321亿美元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策略分析师Timothy Ash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认为，6月外资持续加仓人民币债券，得益于6月全球资本大举回流新兴市场。 国际金融协会(IFF)最新数据显示，6月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骤增至321亿美元，较5月份环比增加逾7倍，其中大部分流向中国等高信用评级新兴市场债券；另一方面，则是6月中美利差持续扩大至年内高点235个基点，进一步提振人民币国债的收益吸引力，令越来越多外资将人民币债券视为兼顾高收益与安全性的优质避险资产。 在他看来，尽管6月外资加仓人民币债券仍然以国债与国开行政金债为主，但随着境内债券市场产品类型、流动性、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完善，加之境外机构投资范围放宽，越来越多海外资本关注短期城投债与高信用评级企业债的投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6月海外资本增持人民币债券约830亿元，也成为当月人民币汇率无视美元触底反弹，保持回升趋势的重要助推剂。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规律，就是外资大举增持人民币债券，与人民币汇率回升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性。”BK Asset Management宏观经济研究主管Boris Schlossberg向记者透露。过去数年以来，只要海外机构单月增持人民币债券规模超过600亿元，当月人民币汇率几乎都出现反弹回升趋势。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只要美联储极低利率政策与无限量QE措施倒逼大量全球资本纷纷转投新兴市场资产怀抱，人民币汇率将在海外资本大举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推动下，延续当前相对强势的回升走势，即人民币汇率重新突破7整数关口将变得“指日可待”。 人民币债券成“首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6月外资大举加仓人民币债券的驱动力，与5月存在较大差异。若5月外资加仓人民币债券，主要是鉴于当时中美关系趋紧令他们做出弃股投债的避险考量，6月他们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最大驱动力，主要是美联储释放在相当长时间保持极低利率的信号，令全球资本纷纷转投新兴市场怀抱。 IIF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整个6月份，亚太新兴市场总计吸引了171亿美元全球资本，拉丁美洲则以73亿美元排名第二。这背后，是全球资本意识到新兴市场很多国家的资产估值被低估了——尤其是不少新兴市场国家正逐步摆脱疫情冲击迈入经济复苏期，吸引全球资本纷纷涌入被低估的市场淘金。
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需。注册制实施后，围绕“壳”的奇怪的行为会变少，可能价值会慢慢的降低直到消失。这可能是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作用的重要的底层逻辑。注册制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设好的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一想到注册制，我就想起“时间”的概念，在将近30年的时间，这个话题一直没有停息，这里用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艾略特的几句诗描述： “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资本市场一直在出发、评估、再出发。创业板实施注册制，也意味着我们资本市场的再出发。 2015年4月，《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一次审议，提出确立股票发行注册法律制度。这个突破口一直等到了2018年，中央领导在首届进博会表示，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去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今年3月1日，新《证券法》开始实施，明确了未来整个中国股票发行制度将会向注册制转型。6月12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政策发布。15日深交所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IPO等的申请。 注册制只是我们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制度的一个变革？或者说它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我结合几个点，分享一下对注册制的思考。 中国股票市场不属于好金融 资本市场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它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但也把人性中比较丑恶的一面展现出来。历史上最早关于股票市场的文学描述可能是西班牙作家德·拉·维加在《困惑之惑》里的描述： “我的朋友，它是全欧洲最公平也最具有欺骗性的神秘行业，它是世界上最高贵也是最声名狼藉的行业，它是这个地球上最美好也是最粗俗的行业；它既有学术的本质，又是欺诈的典范；它既是聪明人的试金石，也是胆大之徒的墓碑；它是有用的宝藏，也是灭顶之灾的根源；它是永不休息的西西弗斯（Sisyphus），也是被绑着永动轮上的伊克西翁（Ixion）。” 这描述了16、17世纪欧洲股票市场的一个状况。现在，不管是华尔街、伦敦、香港、还是金融街、陆家嘴，某种程度上这个描述依然存在。这些文学性的描述，表明资本市场在人类历史的变革过程中，矛盾的形象一直存在。 文学描述并不足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资本市场。学界在多年的资本市场实践中的共识认为，好的资本市场应该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强大的融资能力，二是给投资人提供合理的投资回报，三是具备价格发现的功能从而帮助实现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按照这三个标准重新思考中国资本市场，会发现这三点做的不是很到位。 首先从融资上讲，间接金融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不高。我们看中国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的月度结构分布，2016年1月至2019年4月，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部分中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只有17.1%。截至2019年4月底，当月直接融资在所有融资中的占比仅是19.9%。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实体经济里，主要的融资还是通过银行信贷，债务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占比非常不够。 （数据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从美国存量社会融资规模年度结构分布看，美国2018年直接融资占比高达80.8%。 （数据来源：我们热爱的金融） 还有大量的数据佐证这个判断。2000年至2018年，A股市场全部募集资金是12.36万亿元，而2018年一年的银行新增信贷是15.7万亿元。中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主要集中在银行，资本市场起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带来一个后果——杠杆较高，企业靠债务来融资的话，资产负债表的质量比较让人担心，里面债务占比较高。简单对比美国与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的比重。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在2017年至2018年前后，逼近160%。美国长期是70%。从这个角度，中国企业面临杠杆高企的负担。在这次疫情对实体经济形成冲击，企业现金流受到影响的背景下，企业偿债压力较大。实体经济这样的债务结构，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创新不利。 第二是A股市场没有给投资者提供合理回报。如果在1991年花1元投资中国股票市场买市场指数，到2018年这1元会变成3.52元。年均投资回报是4.4%。从1991年至2018年，中国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以上。所以4.4%的年均收益不是很高。换句话说，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总体经济的表现。 这背后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形成给风险定价的锚。如果不能形成合理定价，就没有办法引导资源更有效的配置。在金融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市场风险溢价（MRP）”，是威廉夏普资产定价模型里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的差。一般来讲，国债是没有风险的，但股票的风险很大，所以市场风险溢价本身应该是很高的一个数值。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过去200年的市场风险溢价基本上是6%左右。要说服投资人把资金从国债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因为他们要承担更多的风险，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回报，也就是将近6%的额外回报，才能够说服他们做这样一种配置。在中国，2002年至2018年的平均的MRP只有1.17%，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毕竟是处于制度变革中的新兴市场，按道理讲风险更大，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这种情况下，应该有更高的市场风险溢价才合理。欧洲国家基本上是4-6%之间。背后折射出这样一个现状，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定价不合理，定价机制是扭曲的，这样形成的价格很难起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也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是有问题的。 两大痼疾：缺乏好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失位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市场，不能够起到好的融资功能，也不能引导资源有效地配置。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二是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缺失。隐藏背后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市场化的上市与退市制度。 高速增长定义了中国经济最近四十余年。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中国有没有好企业？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合在一起2019年有129家企业跻身《财富》全球500排行榜，美国有121家，中国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为什么用排行榜来举例？《财富》全球500以销售收入为指标，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严格意义上讲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更好的翻译应该叫《财富》全球500大。 把视线转回到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在过去高歌猛进，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像银行、三桶油更容易在规模上做大。对比中美两国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能看出一些有趣的差异性。中国十大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提供要素的企业。其中，茅台是A股市场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茅台是什么样的企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是消费品公司，有的说是奢侈品公司，也有的说是能源企业，提供做生意很好的能源，也是个要素。美国十大上市公司前五名基本上是科技企业，然后有金融机构，也有实体企业和能源企业，整体上上市公司的产业背景更加多元。另外可以看到，中国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基本上都是国企，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结构性特点。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大企业，但是能真正创造价值的好企业并不多。给大家看一下分析公司金融的学者，包括我个人比较信赖的一个指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通俗地讲就是给上市公司1元，一年后它能带来多少税后利润。从1998年至2018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3-4%，简单地算术平均是3%，加权之后是4%，就是说你给上市公司1元，一年后，上市公司给你3-4分的税后利润。从价值创造角度来看，确实不太高。因为大家把钱放到银行，在一个比较好的年份，存款利率基本上也是这个水平。如果买理财，可能回报更高一些。这个结论是，很多所谓的龙头企业，在各自行业里处于领先地位，但从投资资本收益率角度看表现并不是特别好。美国的上市公司，我们做了同样的分析，同期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基本是10%左右甚至更高。 那么，在整体上市公司质量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希望从A股市场投资获得很高的回报，可能唯一的手段就是用杠杆的方式，也就是借钱的方式，获得调整杠杆之前较高回报，但本身也带来很高的风险，是一把“双刃剑”。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上市公司投资资本收益率太低。通过1999年至2018年的数据看，国企的ROIC要低于民企。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我强调这个概念，主要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个道理，在鉴别一个资本市场质量是否高，是不是有优质上市公司的时候，可能应该关注ROIC，而不只是简单地看规模。 举几个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比如阿里巴巴的市值在5000亿美元上下，是世界前十大上市公司之一。但它的市场销售收入不高，在全球500强排名中在300-400名之间，远低于中石油、中石化。这个逻辑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成长性，同时ROIC比较高。下图是根据阿里巴巴的财务数据整理的2013至2017年的ROIC情况。如果考虑税前，2017年大概是41%。假如所得税是25%，调整后的税后ROIC是30%。远远高于A股市场平均的3-4%的回报。 再来看华为，除了硬科技之外，财务表现也非常卓越。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但它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报表。大概分析看到，从2013至2017年税前ROIC基本在27%以上。以2017年的27%作为例子，税后ROIC基本在18-19%。这是一个重资产的企业，但税后ROIC很高，这种卓越的表现本身是华为基本面价值非常高的一个有利的支撑。如果华为是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应该是千亿美元级，可能很容易就到世界前十大市值企业的序列里。 基本上，我们根据ROIC构建投资策略，可以获得稳健的超常回报。如果把资金配置到投资资本数据较高的企业股票上，同时卖空投资收益率较低的企业股票，这种组合的年化的超额收益率也是我们讲的阿尔法，基本能够达到20%以上。这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关注企业基本面、企业质量、投资收益率是很好的投资策略。基本面投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还是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背后支撑的逻辑在于投资资本税率比较高的企业，质量确实很高，能够给投资人带来比较长远的稳定的回报。 当然，也有不好的例子，比如乐视网。2020年6月，乐视进入退市调整期。乐视市值最高的时候突破千亿人民币，现在只剩20多亿。乐视的概念炒作最厉害的时候是在2013至2015年，分析当时的财务报表，寻找跟价值创造能力关系最密切的一些指标，可以发现它的税前ROIC在2014年税前已经下降到1.6%，税后是1.2%。还不如把钱放到银行。但当时搭配各种各样的故事和资本市场叙事的方式，也说服投资者追捧这样的企业。 我个人关注资本市场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投资资本收益率很差的企业最终能在资本市场上有长远的良好表现。大家可能会说亚马逊的投资收益率并不高，但表现一直不错，因为它背后有很清晰的业务模式逻辑。根据这个逻辑，大家可以相信，在未来的稳定平衡状态下，它的投资收益会比较高。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A股市场3-4%的投资收益率确实表明缺乏高质量上市公司。将近4000家上市企业里面能够把投资资本收益率做到10%以上的数字非常小。 另外一点我也讲到，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也是缺失的，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从财务报表的质量上讲，根据企业年报可以计算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正常的分布情况，比如美国2016至2018年上市公司平均ROE基本上呈正态分布，平均值在10%左右，有好企业、坏企业，基本上是对称的。 同期中国上市公司的情况，第一不是正态分布，呈不对称状态。大量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比零只高一点点，而在零左边的企业数量要少很多。这就让人怀疑很多企业的报表是修饰过的，最终成功避免企业汇报损失，连续两年损失可能就要ST，一旦进入ST之后，就面临退市的风险。最终的“壳”价值就丢失了。所以大量企业的资本市场运作是围绕着怎么保“壳”，让盈利在正区间。 注册制是问题的答案 这背后涉及资本市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市和退市制度有明显缺陷。不管早期的IPO制度，还是慢慢过渡到的核准制，都让上市变得很困难，成本高。通过这种方式，使上市公司“壳”具有价值。我们经常说一个事物或者“壳”具有价值，它需要两个前置条件：一是有稀缺性，二是拥有“壳”所能带来的好处（private benefits）。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制度非常完美的提供了稀缺性前置条件，而我们本身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缺失，又使得拥有“壳”的上市企业能够获得好处。这两个条件在一起，使 “壳”的价值非常昂贵，而“壳”价值本身的存在，也意味着寻租机会。一个资本市场如果是寻租市场，它的基本功能就无从谈起。也就意味着资本市场本身有极大的改革空间，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到了需要破题的时候。 我将通过一个例子剖析一下“壳”到底值多少钱，以及说明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为什么注册制到了非推的关键时间节点。 我和几位同事在15年前就做了一个分析，研究了一百多家被“ST”的上市公司，一家上市公司在被“ST”之后的两年时间股价平均比大市多涨32%。一个明显的坏消息却引起投资者的良性回应。为什么？32%的价值提升到底来自什么地方？一家上市公司被“ST”意味着“壳”可能丢掉，从而引发股东或想成为股东的投资人对“控制权”的争夺，争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注入资源，最极端的方式就是直接给现金，让盈利变成正的，最终把“ST”的帽子摘掉。所以，32%的价格上涨，反映的是企业的控股股东，或者是想成为控股股东的投资者为了保住“壳”往企业注入资源的额度，也就是说“壳”价值可能是32%。比如现在上市公司市值将近50万亿元，那么其中32%的价值是和“壳”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将近16万亿是“壳”价值。 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说明定价是扭曲的，包含“壳”价值在里面。只要能上市，不管企业做的多差，“壳”是有价值的。假设4000家上市公司，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壳”价值是40亿元。要买这个“壳”或者说成为这家企业的控股股东，需要支付不菲的一笔资金。 大家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壳”价值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定价是扭曲的，同时也使得资本市场充满着大量的寻租动机和行为。最终后果是，企业管理目标不一定是为了价值最大化，而是为了把“壳”保住，攫取拥有“壳”所能带来的好处。反映出资本市场上市制度本身人为制造扭曲的定价维度，使得资本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 消除资本上市场的寻租空间，使得资本市场能够回归其基本功能。最简单方法是改革上市制度。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内需。注册制实施后，围绕“壳”的奇怪的行为会变少，可能价值会慢慢的降低直到消失。这可能是注册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作用的重要的底层逻辑。注册制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和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建设好的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比较中国创业板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根据2018年1月份的数据，创业板的市盈率比纳斯达克要高。可能创业板的估值更高一些，或者创业板有泡沫。另外一面，如果把市值大于200亿元的企业去掉，纳斯达克还有2400多家企业，创业板还剩682家企业，纳斯达克的是市盈率是80.7倍，创业板是48.2倍。如果把100亿市值以上的企业去掉，纳斯达克平均市盈率变成208倍，而我们是51.3倍。 我想说两个故事。第一，创业板的估值与企业规模没什么关系，而纳斯达克非常不一样，是线性上升的，风险比较大的企业估值倍数会高一些，因为这种企业的未来是成长性的。发展创业板，发展纳斯达克，主要是识别出、培育出那些未来的明星上市企业，它的估值里来自未来成长性所占的比重应该比较高。从定价的角度讲，纳斯达克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而我们其实并没有做到，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成长性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到估值里面。这就反映出估值能力的差异。换句话讲，在引导资金在做配置的时候，创业板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为什么美国的投资人或者说是国际投资者愿意以208倍的市盈率购买纳斯达克的企业，道理非常简单，它的市场它有比较完善的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大浪淘沙，最终能够筛选出一批投资资本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会给投资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回报，是能够给予投资人提供合理回报的市场。 从上市制度比较上讲，1980年-2018年间，美国所有的市场，包括旅游交易所、纳斯达克、区域性交易市场所有上市企业的数量是26，000家。同时这段时间退市的企业是14，000家，是大量的存量调整优化的过程。强制退市的企业占的比重非常低，不到5%。大量企业是通过并购重组，或者自动选择退市、私有化这种方式。这样一种上市和退市制度的结合，使资本市场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能力，不断有新的企业上市。大浪淘沙之后，一些优质的企业能够留下来，最终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投资偏好和对风险忍受程度，选择合理企业投资，最后能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回报。 A股市场现在约有4000家企业。目前为止，退市的企业不到100家，只要上市之后，基本上就“死”不了，做的再烂，再多匪夷所思的破坏人类社会商业文明的行为，都不会退市，因为“壳”是有价值的，可以交易的，大家都想保住这个“壳”。 这种情况下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上市公司本来挺有活力的，一旦上市那天就挂了，已经等着被埋。但也埋不了，因为退不了市，那就破罐子破摔。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期许这样的资本市场能给投资人很好的回报？怎么能够希望引导资金更合理的配置？怎么希望在A股市场能涌现出一大批了不起的伟大的企业？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册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解决不了。但至少是正确方向的第一步。这里我引用一个小说我比较喜欢的小说的描述： “我的朋友，人类其实就只有那么两、三个故事，但它们每次都以不同的面目在重复着，好像之前从未发生过似的。这好比乡间的云雀，千百年来反复吟唱的都是那五个音调。——薇拉·凯瑟 《哦，拓荒者》”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重要的事情识别出来，用正确的做法，至少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走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步。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阐释推出注册制的意义。它不单纯是上市制度改革的举措，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上市制度改革本身，维系到国家的资本市场未来是不是健康发展的重要的关键的步骤。 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这个时间节点这么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去四十年高歌猛进，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里有一个核心角度，目前为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推动指标叫“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要素效率的指标。 2014年我们是美国的43%，2019年数字出来了，比43%还要低。这意味着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人、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中国生产这个产品的价格是美国的43%。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起点低，在过去四十年完成工业化进程中，达到这个水平是中国的一个进步。 但有个问题出来了，现在讲高质量发展，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数据上的梳理。到2035年，如果中国全要素生产力水平达到美国的65%，就需要我们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美国高将近两个百分点。美国现在是0.7至1个百分点的区间，就意味着在未来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2.5-3%。我们在过去四十年大致是3.5-4%，是因为改革开放，完成工业化进程。但在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服务业占GDP的54%，消费推动中国经济达到60%的增长的情况下，服务业很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那未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靠什么？最近有一个命题，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第二个挑战。如果挑战应对成功，就意味着完成了“第二个奇迹”。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竞争之后，还能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速，但中国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个命题提出来了，我们必须做到。否则到2035年我们还是比较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 如何做到？这背后靠什么？我认为需要不一样的微观基础，不一样的企业。大家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在中国有没有利好因素？有利好因素，毕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按照价值附加，贡献全球制造业27%的比重。同时，中国开始再工业化的过程。通过产业互联网、新基建等方式实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这背后带来一个非常庞大的全要素生产力继续提升的空间。但是背后的企业，跟我们现在企业的性质不太一样，可能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有全新的企业群体，这个群体构成中国经济未来的微观基础。 如何把这些企业找出来，让他们利用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具备成熟的国际竞争力？我指我们现在提出的关于未来金融业发展、资本市场发展非常严肃的问题。应对挑战，不能说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但我认为注册制是这条道路上坚实的一步。 最后给大家看一张图，展示了过去近二十年中国企业在海外、A股、香港上市的结构变迁。相比1997年，2007年随着一系列央企、金融机构的上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2017年，变化也在出现，较明显的是前两家——腾讯和阿里巴巴。以现在做出发点，2027年的时候，市值前十的企业又会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中，注册制或者说A股市场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目前为止最关键的一步，未来的空间非常开阔，但需要走出第一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你为什么要登山？ 因为山在那里！ -------著名探险家乔治·马洛里 于1924年 今年5月，中国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央视直播，举世瞩目。这其中还有另一群挑战者接踵而至，5月28日9时57分，松禾资本合伙人厉伟也顺利登上地球之巅！ 此时他已经57岁，远超过老师王石的首登年龄---52岁，那曾是当时华人登顶最大年纪。 为此他准备了很多年，从50岁开始，先后跑过十个全马，参加过多项极地挑战赛，攀登了多座世界著名高峰。 记者问：您已功成名就，正该安享人生，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风险？ 厉伟说：给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啊！ 攀登的艰辛，化作云淡风清。 站在那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的世界屋脊，厉伟是成功的攀登者。 而在都市红尘中，厉伟的主要身份则是资本高山攀登者，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很多山峰上，都曾留下他的身影。 中国股市三十年，厉伟是全程同步的见证者、参与者与创造者， 在早期，他设计发行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张可转换债券；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策划操作二级市场第一起收购兼并；担纲设计了第一次股票上网发行。2000年，他创办的深港产学研（已更名“松禾创投”）一度是深圳最大规模的民营创投公司；2007年，他发起松禾资本，全力投资硬核科技，被业内称为南派投资大佬。 松禾资本目前管理资金规模超过160亿元，十多年来先后投资了近400个项目，合计登陆资本市场超过60家，包括华大基因（300676）、柔宇科技、德方纳米（300769）、光峰光电等众多明星企业。去年科创板开市，松禾就有6家被投企业上市，被业内称为“科创板上市收割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首批通过的6种新冠检测试剂，有3种就出自松禾投资的企业。 与此同时，厉伟长期热衷公益事业，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他会同俞敏洪、孙陶然、赵文权等20多位北大校友企业家一起发起成立基金规模1亿元的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白衣天使守护基金，松禾资本第一时间捐赠一千万元；同时松禾资本联合深圳猛犸基金会、华大基因等单位发起倡议，在全国成立护佑中华抗疫联盟，带动200多家生物技术企业加入联盟，以贡献实验室、仪器设备、科技人员、检测试剂等方式帮助各地病毒检测，鼓动被投企业研发自动口罩机、转产防护服等，以投资人的角色，全力支援抗疫战斗…… 这一切都始于多年以前的那个梦想。 1、北大 梦开始的地方 厉伟出生于1963年，父亲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泰斗、人称“厉股份”的北大教授厉以宁先生，这让厉伟先天就有了北大基因，并且与中国证券市场有着不解之缘。 厉伟真正住进北大还是在1971年上小学时，父亲从江西下放调回北京，全家搬进燕园。 但早年厉伟并未继承家学，1981年高考时，正值科学的春天，厉伟在高中老师鼓励下考入北大化学系，这一经历为他后来投资硬核科技播下了种子。 厉伟戏称在化学系自己只能算是“学渣”，这个梗来自毕业三十周年母校同学会，那时不少同学都成了国内外知名的院士级科学家，厉伟认为他们的学术成就更能为母校增光添彩，而自己只能用捐赠方式作为回馈，在发表感言时他戏称：“学霸搞科研，学渣去挣钱。” 1985年，厉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在北大，并且堪称最早期的创投形态代表――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不过那时主要是为学校的科研成果找出路。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十万人才下海南，厉伟也投身其中，出任北京大学海南办事处副主任。 这期间他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倾尽毕业三年来的千元积蓄，与北大化学系师兄联合成立了生平第一家股份制化工企业――科富施，寓意：科学致富，富而后施。这一意象成了厉伟一生的追求。 这次创业很快以失败告终，三年省吃俭用的积蓄打了水漂，却让厉伟感觉找到了人生方向，他决心彻底转战投资行业。1988年秋天，厉伟再次考入北大，这回是到经济系攻读研究生，第二年就写出了《论投资和投机的关系》，硕士论文则专攻风险投资。三年深造，厉伟完成了进入投资赛道的理论准备，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科班出身的投资人。 1991年，厉伟研究生毕业，虽然继续留校，但这时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决心再次南下，到深圳特区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闯一闯，在给学校辞职信中他写道： 如果未来深圳街头有一个失业的年轻人是我，我认为我的人生多了一个经历，我不在乎结果，只想给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厉伟 2、下海 开创证券市场多项第一 1992年初，厉伟加盟当时位列“深圳十强”的宝安集团，担任集团股份事务代表，负责集团的资本运营工作。彼时，宝安集团正值面向全国扩张期，利用资本市场打开直接融资渠道就成了厉伟的首要任务。 而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刚刚创办没多久，每年分到各地融资额度很少，像当年深圳只有3亿多元，不可能轮到刚刚上市不久的宝安集团。 但那时的深圳处在最敢闯敢拼的激情燃烧岁月，厉伟在深圳市发改委、人民银行及宝安集团领导支持下，主动选择了金融创新，另辟蹊径，先后为宝安集团设计发行了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第一张可转换债券、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为集团融资超过10亿元；其后又策划操作了第一起二级市场收购案---宝延事件，担纲设计了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第一次股票上网发行方案等。 除融资之外，厉伟还负责宝安集团的投资工作，先后参与投资了几十家公司法人股，包括后来上市的长源以及大连热电（600719）等股权项目，算得上中国最早一批的PE实战，其中很多都进入前十大股东，到2005年全流通时，宝安集团因为当年的投资，获得了丰厚回报。 虽然在宝安集团业绩卓著，但厉伟内心的创投梦仍在涌动。1996年底，投资经验趋于成熟的厉伟主动请辞，全力以赴冲刺创投高峰，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深圳延宁发展公司。 这条梦想之路虽然虽然在他心中预演多次，但同样也不平坦，才到山脚，厉伟就跌了一跤。 1997年，厉伟投出的第一个项目是指纹锁，虽然在当时技术超前，可惜市场尚未成熟。反复权衡后，厉伟决定挥泪甩卖，几年时间，本金足足亏掉一半。 1999年8月，转机出现了，深圳市政府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联合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负责人找厉伟合作，这让他看到政府、名校等强强联合的广阔前景，于是欣然领命，出资成立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建立起了中国较早的创投合伙人团队。 2000年，深港产学研第一笔资金投给了鞍山荣信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一家高压无功补偿装置制造者，属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进口替代，这次厉伟团队做足了功课，峰顶在望。 可是暴风雪突然而至，2003年国家宏观调控，荣信股份经营陷入困境。 厉伟再次深度调研后，确认行业长期看好，决定不退反进，追加第二笔投资，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但没多久前路再度出现新障碍，2005年11月，控股荣信的国有股东破产，公司再次岌岌可危。 厉伟与团队反复论证，确认公司核心优势在于技术领先，同时市场前景可期，只要加以重组仍然大有希望，于是进行了第三次增资扩股，一举拿下控股权，并协助团队调整发展战略，帮助公司重回正轨。 这一项目前后近历时七年，累计投入1700万元。 如果说二级市场的价值投资需要耐心等待，那么，创投市场则更需要长久守望，厉伟称之为“时间的游戏”，只有极具忍耐力和对未来敏锐的判断力，才能让投资人笑到最后。 时间证明了厉伟的眼光，也回报了他的耐心。 2007年荣信股份登陆中小板，3月28日上市交易，盘中一度冲到58元，当天媒体按收盘价计算，相当于7年增值40倍。 经此一役，让厉伟在VC/PE界锋芒显露，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硬核风格。 3、建立中国早期创投团队 一波三折 此间厉伟主持投资的同洲电子7年增值30倍，A8音乐4年增值10倍，厉伟投资的三诺电子成为全球第一家在韩国上市的外国企业。 此外，后来陆续上市的达实智能（002421）、齐心文具、键桥通讯等，也都是在这七年里默默播种、潜滋暗长，最后回报率同样可观。 厉伟认为，七八年是企业成长与行业发展所必需的节奏，人体细胞都要七年完成一次全部更新，度过七年之痒才能确认真爱。陪跑企业成了厉伟创投生涯的最大特色。 厉伟用“摘桃与植树”做比喻：等到企业完全成熟时再投资，就是摘桃子，在企业成长时敢于投资就如植树，若只会摘桃子跟猴子没啥区别，主动植树才是价值创造过程，前期投资或者天使投资自然比后期投资周期更长、风险更大，同时还需要更多的耐心，但恰恰机会与价值也正在这里。厉伟也不讳言，做好长期投资就像跑马拉松，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跑到终点：信心、专业、耐心。 他的这种风格也经受住了市场检验。在这期间，中国股市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后的四年熊市，大多数创投公司纷纷关门。到2006年，深圳尚有经营活动的创投机构只余27家，管理资本总额只有110多亿元，厉伟领导的深港产学研当时已成深圳最大的民营创投公司。 厉伟又一次登上了创投行业的一座小高峰。 在谈及投资人最重要的素质时，厉伟总结了四点：首先是耐心，其次是眼光，再次是勇气，最后还要加点运气。但厉伟认为最重要的是耐心。 记者问他如何才能在漫长岁月中保持耐心？他的经验是：做一件事情你不能总沉迷在里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要拉开距离，放空自己，重构过去，重新出发，再生未来。 在漫长的投资过程中，厉伟用三年时间，第三次重回北大，攻读了光华管理学院EMBA，完美地做到了自我出离，同时还提升了专业实力，积累了人脉资源，可谓功夫在诗外。 在十年后的另一轮熊市里，厉伟选择了投身极限运动，并且期间一直贯穿着公益事业，同样让自己巧妙地从等待中抽离，成了登山路上最好的补给站。 4、兴办松禾聚焦硬核科技 深港产学研经过七年发展，资产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但也带来新的问题：因规模太大导致员工持股很难进行。厉伟遂与团队商定，2007年注册了资本金仅为100万元的松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寓意：如松不老，如禾常新。新公司采用合伙人的方式，推行更加灵活的股权激励，吸引更多专业人才。 厉伟 厉伟给松禾资本制定了更艰难攀登目标---旗帜鲜明地投资硬核科技： 第一是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泛信息化产业； 第二是以基因检测为主轴的精准医疗； 第三是主攻新材料突破。 他的理由是：国家实力的提升只能以硬科技为支撑，这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中国必须奋起直追，才能突破修昔底德陷阱。 厉伟认为，如果科技只停留在网上订餐、共享单车、手机视频层面，没有核心技术，被人家摧毁只需要一分钟。 这份执念让他被业内称为南派投资大佬，但同时也让他忽略了最热门的京东、携程、美团等网络独角兽，甚至包括深圳本地的腾讯公司。 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松禾的发展速度，一些后来者跑到了他们前面。对此厉伟非常坦然：术业有专攻，我们只愿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深耕，这其中包含着厉伟的另一重投资哲学：克制欲望，不熟不做。 在厉伟的带领下，松禾资本积累了一系列风格独特的硬核科技投资经验。 在团队建设上，松禾理念吸引了许多有着名校理工科背景的优秀投资人加入。如今，松禾团队中理工科院校毕业生占比高达73%，其中绝大多数是985、211国内高校和海外名校；其余主要为商科背景，比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耶鲁大学MBA等，构成了技术+商业的团队模式。 在项目论证上，松禾主张把重心放在行业研究上，采用“一小时定律”，倒逼投资人必须对所管行业的深度与广度熟极而流，特别是细分行业与细分赛道，从而纲举目张。 再好的理念，最终还是要回归给出资人带来满意的回报，为此厉伟总结出了一整套创投策略，如今已为业界耳熟能详。 在方向选择上，厉伟认为这些新兴科技不同于传统产业，应该优先赛道而不是赛马，因为个别企业能否成为未来巨头难以预测，但行业走势相对容易判断；在确定赛道后，再依风险度对赛马做组合投资，胜出机会就大幅提高。 在项目选择上，厉伟提出了“妖精论”，他以西游记做比喻：小妖怪无一例外死路一条，只有大妖精活得更精彩更长命，多半都会被菩萨收走，松禾不投小妖，只投妖精。事实证明，以该策略投资的项目被证券市场收走的概率的确很高。 在团队选择上，厉伟的原则是：宁投二流技术、一流团队，也不投一流技术、二流团队。他举例说：再强大的狮子，落了单也会被成群的鬣狗追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也是这样，团队的优势高于个人技术优势，没有好的团队支撑，再好的技术也难以胜出。 在企业的成长周期上，厉伟也有自己独特的判断体系。他用四种动物做了形象比喻，方便对企业做不同估值与跟踪：第一阶段如老鼠，为求生存，饥不择食，关键是不能被猫抓住；第二阶段如狼，有些实力，疯狂掠食，重点是知所进退；第三阶段似虎，占山为王，区域独食，但要敌住外来猛虎的进攻；第四阶段如虎添翼，借力资本市场展翅翱翔，纵横捭阖，相当于从二维升到三维，天高任你飞。 5、南派大佬 科创板上市收割机 松禾的硬核科技投资理念注定多数项目投资周期都很长，道路也更崎岖，厉伟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把生意化为友谊，因为创业者通常都极有主见，轻易不会受别人影响，只有处成朋友才能听得进话，放开怀抱接受你的帮助，双方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企业成长。 为此，厉伟特别在松禾建立了投后赋能机制，亲自担任首席投后官，从五个方面助力被投企业：1）基于企业的技术实力，协助其梳理应用场景、对接客户资源；2）基于企业的人才架构，协助其补充核心团队成员；3）基于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协助企业融资；4）基于企业的发展阶段，协助企业对接政府资源；5）基于企业的公共形象，协助企业提升品牌传播等。 厉伟认为比这种服务更重要的是态度。在与企业家交朋友的过程中，首先是尊重企业家，这已成为松禾的企业文化；其次是学习的态度，企业家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其三是诚恳交流，通过交流达成共识，建立和谐关系，这一过程就是提高生产力。 如今松禾与投资的大部分企业家都成了好朋友，遇到困难大家会开诚布公，有好事儿会一起分享，很多被投公司主动出资参与松禾发起的公益基金，诸如齐心文具、中航健身、筑博设计（300564）等很多企业领导者都与松禾一起加入“飞越彩虹”多元民族文化保护公益项目。 越来越多企业认可松禾的理念与文化，这让松禾在很多好项目上都能够近水楼台。厉伟说，“这既有历史和品牌的背书，更因为松禾资本的资金有更高的‘含金量’，与企业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帮忙不添乱。” 通过这样一系列特色策略，松禾既坚持了初心，也实现了让投资人满意的经济效益。像2008年厉伟亲自主投的国民技术（300077），公司主业为研发、销售安全、通信类芯片；2010年4月登陆创业板，上市首日收盘价157元，也是业内经典案例。 十多年来，松禾先后投资了近400个项目，合计登陆资本市场的超过60家，不少项目回报超过10倍，包括华大基因、柔宇科技、德方纳米、光峰光电等众多明星企业。去年科创板开板，松禾就有6家被投企业上市，被业内称为“科创板上市收割机”。 目前松禾管理资金规模超过160亿元，成立多支基金涵盖企业上市前的全周期，其中多只DPI已经达到300%以上。 松禾资本的投资理念不仅受到了被投企业欢迎，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认可。在去年整个行业募资难的背景下，松禾先后成立了专注人工智能的松禾创智基金、聚焦于精准医疗产业的松禾医健基金，都深受投资人追捧。一些品牌机构投资人成为松禾资金的主体，如深圳、苏州等地方政府引导资金以及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 6、去做 让改变发生 在厉伟的推动下，“登山文化”成了松禾特色。公司14间会议室以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命名，“珠穆朗玛”即为1号会议室，以此类推，时刻提醒松禾人勇攀资本新高峰。 登山也成了公司团建的重要项目――公司高管、部门骨干、供职10年以上的老员工等，绝大多数都登顶过6000米以上的雪山。 厉伟说，攀登雪山和创业投资，在内涵上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1）两者都是小众事业，对风险管控的要求很高，对从事人员的性格、能力的要求有惊人相似，都属高风险和高回报。2）独行快、众行远，要想登上更高目标，两者都需要建立互助互信、合作共赢的团队才能行稳致远；3）两者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身处进退维谷的绝境，比如海拔8500米以上，谁也帮不了谁，只能依靠自己的体能、随身的装备以及应变能力。4）既要敢于挑战，又要懂得放弃，投资与登山一样，无限风光在险峰，向上有无穷诱惑，而万一条件不足，就要心存敬畏、懂得知止，知止不是知足，而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 看上去，登山与投资是两种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但在厉伟心中，却有着近乎一样的至理。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大道上，没有平坦的路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厉伟认为把这句话中的“科学”改为“投资”，道理同样适用，正是创投人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还有比给自己不一样人生更大的挑战，那就是给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厉伟抱着这个信念，在致富之后，也开启了富而后施的公益攀登。 早在二十多年前，厉伟就悄悄地捐赠长江水灾，捐建湘西希望小学、捐赠爱心图书室等。 2002年以来，松禾出资、提供股票，联合深圳多家金融机构开展抵押担保助学贷款，受惠学生过千人，贷款金额数千万元； 2007年，注册成立了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捐资捐物实施飞越彩虹计划，在23个民族，建立了35个民族童声合唱团，保护传承多元民族文化； 2008年汶川地震，捐赠钱物，还将当地90名羌族的孩子接到深圳进行百日复课行动； 2010年捐赠1000万元设立北大光华松禾发展基金； 2012年7月捐资发起成立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 2014年捐资成立北京光华之心公益基金会； 2015年向北大化学系捐赠5000万元建设新楼； 2016年推动搭建中国慈展会公益资源对接平台，推动了深圳公益界改革创新； 2017年以来，先后为南方科技大学捐赠750万元； 2019年8月捐资400万元发起成立深圳猛犸公益基金会； 2020年1月武汉疫情暴发，松禾捐赠一千万元发起成立一亿元的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白衣天使守护基金； 2020年6月，松禾参与发起深圳市无障碍城市联合会，厉伟当选首任联席会长。 在公益的道路上，厉伟同样登过了一山又一山。 在采访结束前，记者问道：回望来时路，您如何评价自己过去三十年？ 厉伟说，可以归纳为三句话， 感恩时代，没有这个伟大的时代自己什么都不是； 感谢企业家，是他们给了我们分享创业成长的机会，不是我们支持他们发展，是他们让我们分享他们的成长； 感激出资人对我们的信任，他们的资金让我们可以捕捉到更多更好的机会。 记者问：您过去已经这么成功了，未来还有什么规划？ 厉伟说：这些也不能叫成功，人没必要尝试定义成功，真正的成功应该是自己觉得相对满意就可以了。 过去已逝，无须留恋，就像登过的山，留在了身后；重要的是珍惜每个当下，努力做好自己；展望未来，还是希望能够体验更多不一样的人生。 如今，公益事业与登山运动及硬核科技投资一样，近乎成为厉伟生命中的信仰，共同构成了他不一样的人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他如此拼搏呢？他为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海水退潮后，海边水坑里总会困住一些小鱼小虾，一个玩耍的孩子过去捡起鱼扔回水里；过一会海浪又冲上来了，孩子再捡几条扔回水里。边上的人觉得很好笑，跟孩子说：没人会在乎你做这件事。孩子说：这条鱼会在乎！ 厉伟认为，在这个社会的大海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角色。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个孩子，也可以选择做个旁观者。但不可避免的是，因缘际会，在某一个场合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地成为那条鱼，如果大家都选择做旁观者，没有孩子来捡我们，那时的世界将会怎样？ 记者问：那如何才能做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人生？ 厉伟说：去做，让改变发生！ 依旧云淡风清。
7月3日，媒体报道称，国内居住服务平台“贝壳找房”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秘密递表，最快将于三季度完成在美IPO。 消息还称，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将牵头负责贝壳找房的IPO事宜，募资规模则预计为10至20亿美元。 一旦贝壳找房完成超10亿美元的IPO，其也将成为继2018年12月12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登陆纽交所以来，时隔超过18个月后第一家在美IPO融资规模超10亿美元的中国企业。 对于上市传闻，贝壳找房对搜狐财经表示，尚未听到内部消息，且目前暂无上市时间表。 早在2019年7月和2019年10月，就有消息称，贝壳找房计划将于2020年启动境外上市进程。不过，贝壳找房当时均回应称，公司没有明确的上市时间和地点安排。 根据贝壳找房今年4月23日发布的数据，其已进驻全国110个城市，入驻合作新经纪品牌超过250个，App+小程序的月活用户数为3500万。 贝壳找房的主体公司为天津小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天津小屋实际控制人为链家董事长左晖，法定代表人为彭永东，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时间为2017年11月14日。其中，左晖持股比例94.38%。 天眼查显示，2019年7月，贝壳找房完成D轮融资，共12亿美元，投资方包括腾讯、基汇资本、高瓴资本、华兴资本、源码资本、碧桂园创投等。 2019年11月，贝壳找房完成超24亿美元D+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软银、腾讯、高瓴资本、红杉资本，投后估值140亿美元。
长风药业继1月份完成6.3亿E轮融资后，再次完成F轮3.6亿元融资，6个月内总计完成近10亿融资。本轮股权交易由博远资本和中金启辰联合领投，中金启德，上汽恒旭，金浦并购基金，沃生投资等知名机构参与投资。同时，斐君资本，元明资本等现有老股东继续增持股份。易凯资本担任长风E，F两轮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 长风药业是一家致力于为全球患者提供高质量呼吸系统药物的综合性制药企业。公司自创立起就专注于全球呼吸道疾病治疗药物的开发，目前已建立齐全的吸入制剂研发基地和面向全球高端市场的生产设施。 谈及此次交易，中金资本董事长丁玮先生表示：“长风药业是国内领先的吸入制剂平台型企业，在多个产品技术环节实现了重大突破，有着国内为数不多的全剂型技术平台和全面的吸入制剂药品管线商业化布局。在国内呼吸类疾病患者基数巨大、跨国药企主导的背景下，国内兼具优秀技术和成本优势的吸入制剂企业空间巨大，趋势逐渐明朗。长风的吸入制剂品种全面，商业化路径清晰，大力加速国产化的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这一切都让我们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 博远资本创始合伙人陈鹏辉表示：“长风药业管理团队优秀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让公司在吸入制剂的赛道上脱颖而出。尽管欧美国家哮喘和COPD等慢性呼吸类疾病的治疗已广泛应用各类吸入制剂产品，但因为我国药物开发历史、技术壁垒等原因，导致尽管有庞大的患病人群，但治疗率和药品使用率均处于较低水平。长风药业在吸入制剂领域耕耘多年，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点，且已有多个产品均进入后期阶段，公司即将进入新的收获期。我们相信随着长风药业一系列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吸入制剂产品上市，会让吸入制剂造福更多的国内外患者。” 作为本次交易的投行顾问，易凯资本合伙人李钢先生表示：“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帮助长风药业在6个月内完成2轮大规模融资。长风强大的融资能力展示出了投资人在目前全球较为特殊的市场环境下，对高端制剂这一风险和收益相对平衡的医药细分领域的独特偏好。我们持续看长风药业此领域的积累和优势，相信长风能够持续地快速成长为伟大的公司。”易凯资本董事总经理张骁先生表示：“祝贺长风在疫情期间逆势顺利完成E轮和F轮融资的落地，这同时也是我国吸入制剂领域最大规模的一笔融资。我们相信本次融资的顺利完成，进一步奠定了长风在吸入制剂领域里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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