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ST金钰股价在昨天（12月21日）尾盘的跌停，市场提前一天宣判了*ST金钰退市的命运。这块曾经在资本市场上“疯狂的石头”，如今只能接受“冰冷石头”的结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今天*ST金钰股票放弃了抵抗，直接跌停开盘。 市场提前一天宣判*ST金钰退市的命运，是基于面值退市条款的缘故。根据面值退市条款，上市公司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面值的，股票将终止上市。而昨天是*ST金钰股价价格连续第19个交易日收于1元面值之下，因此，*ST金钰要想保留不退市的自救希望，其股价至少要收于0.95元。但遗憾的是，昨天该股股价在尾盘不涨反跌，直接从0.97元砸到了0.90元，有资金趁机砸盘出局。由于ST股的涨幅只有5%，如此一来，无论如何*ST金钰的股价在今天也收不到1元的面值之上了。因此，*ST金钰就将因为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低于1元面值而被退市。 退市是任何一家公司以及持有这家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所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面对退市的威胁，*ST金钰股票也进行过挣扎。12月17日，该公司股价跌到0.82元，公司“保壳”的希望眼看就要破灭，结果当天尾盘的时候，该股票来了一个“地天板”，由跌停直接拉到涨停。12月18日，该股继续涨停，股价报收0.95元，公司股价站上1元面值的希望大增。然而，就在投资者普遍认为*ST金钰股价将要站上1元的时候，12月21日，该股出现了尾盘跌停的走势，前两个交易日的努力功亏一篑。倒是投机客，在刀口上添血，赚了一笔十几个点的差价。 *ST金钰的股价为什么会在12月21日的关键时刻被砸向跌停？很显然这是有关资金的一种明智选择。毕竟垃圾公司的退市是大势所趋。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高层对退市工作予以了高度的重视。10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11月2日召开的深改委会议再次审议《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施方案》；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2月14日，沪深交易所又发布了退市新规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严格退市制度。在这种大的市场环境下，试图通过炒作股价来逃避退市，这其实只是螳臂挡车。实际上，自从该项退市制度推出以来，还没有哪一家公司真的因为市场炒作而逃脱了退市的命运，*ST金钰同样也是如此。 而正是因为退市新规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缘故，为此，有投资者抱着幻想，退市新规会不会拯救*ST金钰一命。因为退市新规在交易类指标方面的设置，将原来的面值退市指标修改为“1元退市”指标，同时新增“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指标。由于今天*ST金钰的股票总市值仍然高达11.6亿元，远高于3亿元的股票市值，这是不是意味着*ST金钰可以不退市了？但这显然只是某些投资者做的美梦而已。 首先，目前退市新规还处在征求意见阶段，所以，退市制度执行的还是原有的规定，也即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面值的退市规定。截止今天，*ST金钰的股价已经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的价格，根据现行的退市制度，*ST金钰的退市已无悬念。 其次，即便是按照退市新规，*ST金钰同样难逃退市的命运。在交易类的退市指标中，虽然增加了“连续20个交易日在本所的每日股票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3亿元”的市值指标，但这个市值指标与1元退市的“面值指标”或“股价指标”，是一种并列关系，而不是一种组合关系，上市公司只需要满足其中一项指标就触发退市机制。由于*ST金钰触发“1元股价”的退市标准，因此，即便是按照退市新规，*ST金钰同样也将被退市。
核心观点： 1.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2.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3.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趋势。 4.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正文： 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一、货币的节奏：史实说明什么？ 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银行间利率往往率先下调，信用随即开启扩张。但经济止跌回升后，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 第一部曲：经济快速修复 该阶段的特征是宏观经济呈现快速向上态势，前期银行间利率抬升还未对实体端产生影响，存在传导“时滞”；财政政策仍在发力过程中，存在向上“刚性”。这些都使得社融增速保持扩张直至其峰值出现。 图1. 经济快速修复期：利率触底抬升，但信用仍在扩张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二部曲：经济平稳扩张 该阶段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但前期政策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依然。投融资项目的持续性仍对后续形成支撑，尽管有些动能可能边际减弱。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扩张的惯性。此时，信用开始收缩，利率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出现拐点。 图2. 经济平稳扩张期：利率持续上升，信用开始收缩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三部曲：经济开始回落 随着经济筑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通道，社融持续收缩。与前一阶段政策主动约束资金供给不同，本阶段的社融收缩主要缘于融资端需求的回落。 图3. 经济开始回落期：利率步入下行，信用收缩持续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二、货币的节奏：未来如何演绎？ 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明显高企，这未必代表实际经济动能的急剧走强。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图4：利率大概率跟随经济同比趋势，而非环比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此处以制造业PMI表征经济环比指标。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或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尽管如此，由于明年全年名义GDP增速高于今年，其利率中枢仍有望高于今年。 图5：经济正向“第二部曲”迈进：社融降，利率上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三、基本结论 一是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二是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三是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日前，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当下应对数字税收进行总体研究。除了国际数字税收问题，拥有大型科技公司的国家，国内税收的研究应该适时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针对拥有大型科技平台、拥有大型数据平台、拥有巨大消费者流量平台的数字税收研究需要提上日程。 数据税被频频提起，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不过，虽然数字税引起热议，但它的概念是比较含混的。 首先要弄清楚数字税是什么。从研究层面上来说，数字税包含两个含义，就国际层面而言，备受关注的是OECD经济数字化的税收解决方案，其关注点在于跨国的互联网公司、数字巨头所创造的巨额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这需要国际间多方协调解决。而我国引起热议的数字税，是一种国内税的概念，是一种数字服务税，关注点在于对对拥有大型科技、数据、消费者流量平台的国家的针对性研究。 那么为什么各方对数字税越来越重视？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持续扩大，质量效益明显提升。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为358402亿元，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36.2%。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7.7%。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已经逐步渗透在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数字税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 一方面，数字税有利于消除负外部性。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但由于产权的缺失，企业或个人不当地使用个人隐私数据，就会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即企业或个人的滥用数据的行为会对这项活动参与者以外的人造成负面影响，在负外部经济的情况下，滥用数据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数据也可以成为数字经济前进路上的拦路虎，而征税则是消除负外部性的良方。 另一方面，是否征收数字税还关乎税收公平和效率。如果数字企业的用户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只有数字企业所在地和数字企业本身获得了可观的税收和收入，用户数据是平台的价值来源，不应是免费的，不征收数字税显然损害了公平和效率。 但是，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应该做等于马上做吗？征税有利于税收公平，但是公平不是绝对的，我们期望数字税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和技术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数据流动的趋势，也要在数据税收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平衡，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就目前而言，我国推行数字税还存在诸多困难，也没有必要为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盲目采取行动或做出牺牲。 一方面科学的税收规则难以确定。首先税收基数就难以确定。数据流通产生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用户，因此用户理应享受平台创造的收益，利润的大头应该国家拿来全民共享。而要让用户能够享受这种收益，那么首先关于用户数据销售的收入就应纳税，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落实起来却略为困难，科学计算应纳税收入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何监管、向谁征收、应该征多少税”都难以界定。 另一方面，数据税也无法发避免成本转嫁的问题。虽然目前数字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税收尚未明晰，但就其性质来说，更像间接税。税负能否转嫁取决于供求关系，强势的一方总是可以转嫁税负，当前，数字化企业存在技术优势且竞争着较少，相对具有垄断性，垄断就具有定价权，这意味着这些数字化企业可以人为抬高定价以转移收入，最终承担税负的还是用户。 这几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迅猛，可以说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工业智能化等领域，都处于世界前列，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税收政策、行政政策与环境上的宽松，发挥了重要的鼓励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已经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如果在规则尚不成熟时，贸然征收数字税，将导致我国互联网等数字化企业在国内外都面临更大的税收负担。同时征收数字税可能难以在税收公平和支持创新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打压我国数字经济欣欣向荣的好势头。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到大规模征收数字税的阶段，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征收成本会比较高，征税难度会比较大，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探索数字税的落地，就维护国际市场而言，中国需要和国际接轨，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就国内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未来，数字经济的体量会很大，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税收可以作为一个调节手段，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关系到国内税制进化。 因此，现阶段数字税作为一项研究还是合适的，可以开始进行试点。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市场规模、技术水平等国情，加强研究，因地制宜，但落实到具体行动层面，实际上还未完全成熟，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摸索。（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2020年，以灰度、PayPal和MicroStrategy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正源源不断地从多条路径加速进场加密资产行业。
报告要点 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引起监管当局关注 近期，互联网平台纷纷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引发部分人士对银行流动性的担忧。互联网平台代销银行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是2018年以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揽储”模式，帮助部分地方中小银行突破地域约束，在全国范围内“高息揽储”。年初以来，当局对存款类产品创新关注上升；近期，央行相关领导指出，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属“无照驾驶”，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随后，相关业务陆续暂停。 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年时间内翻番。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一些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提供，具有存款利率高、存取操作方便等特征；互联网平台“导流”下，相关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2019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互联网平台存款对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等，导致相关银行负债稳定性低 互联网平台存款变相“高息揽储”、对利率敏感性高等，或导致对其依赖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偏低、资产风险增加。部分互联网平台存款，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抬高存款利率，突破利率自律定价上限，而开放性高、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导致其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容易高估银行流动性考核指标。同时，高利率存款推动银行追求高收益资产，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增加等。 伴随当局重视度提升，规范互联网平台存款等措施或逐步落地，帮助防范银行流动性风险等。近期央行相关领导强调，要深入研究互联网平台存款等传统金融的新业务模式、完善规则制度和加强监管，建议明确银行准入资质和标准、研究出台针对高风险银行吸收存款行为的有关法规、完善审慎监管指标和相关规则等。 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中小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监管趋严下，互联网平台存款规模增长或放缓，甚至不排除规模下降的可能。随着监管加强，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等，或使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或上升，进而导致存款规模下降等。中长期来看，平台存款治理，有助于遏制银行流动性风险，也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 互联网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前期参与较多中小银行影响可能较大。参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的银行，体量多较小、存款规模占比不高，据不完全统计，相关银行存款规模占比只有4.1%；同时，多数银行同业市场参与度较低，叠加治理过程平稳有序，使得银行体系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或相对有限。但是，对于前期相关存款增长较快、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风险提示：测算过程中的偏误和遗漏、监管升级等。 报告正文 近期，互联网平台纷纷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引起部分人士对银行流动性的担忧。互联网平台代销银行存款、大额存款等产品，是2018年以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揽储”模式，帮助部分地方中小银行突破地域约束，在全国范围内“高息揽储”。年初以来，当局对存款类产品创新的关注度上升；近期央行相关领导指出，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属于“无照驾驶”，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随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陆续暂停，部分人士担忧会否出现类似结构性存款压降带来的流动性冲击。 不同于一般存款，互联网平台存款“流量”大、收益高、操作便捷等。互联网平台存款，本质上还是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互联网平台凭借“流量”优势、帮助银行“揽储”，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商行和民营银行。相较于一般存款，互联网平台存款利率普遍较高，例如，某5年期存款产品利率高达4.875%、接近全国自律定价机制的上限，且可以随时在线存取、操作便捷。与收益相当的结构性存款相比，互联网平台存款门槛较低，近半数存款产品起存金额仅50元。 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年内翻番。据不完全统计 ，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提供、相关银行数量合计占比近9成；产品期限以3-5年居多，平均利率较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高出1个百分点左右。“高息揽储”与互联网平台流量等共同作用下，相关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2019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然而，互联网平台存款变相“高息揽储”、对利率敏感度高等，或导致对其依赖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偏低、资产风险增加。部分互联网平台存款，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抬高存款利率，临近甚至突破利率自律定价上限。而开放性高、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也使得平台存款的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容易高估银行流动性考核相关指标。同时，高利率存款推动银行追求高收益资产，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增加。此外，平台存款的模式运行过程中，还会面临账户管理、资金出入等方面的合规风险和储户分身认证信息、财务信息泄露等其他问题。 互联网平台存款的风险隐患已引起监管当局重视，针对相关业务的研究治理已然开始。监管当局对存款创新一直保持审慎态度，年初即要求整改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等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近期央行相关领导强调，要深入研究互联网平台存款等传统金融的新业务模式、完善规则制度和加强监管，建议明确银行准入资质和标准、研究出台针对高风险银行吸收存款行为的有关法规、完善流动性监管指标、增加对互联网平台存款依存度监测等。 监管趋严下，平台存款规模增长或放缓、甚至下降，有利于遏制银行流动性风险、降低负债端成本。随着监管加强，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银行存款产品等，或使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有所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可能上升，进而导致相关存款规模下降等。中长期来看，规范互联网平台存款，有助于引导银行合理管理负债、防范流动性风险等，也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 互联网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前期参与较多的中小银行可能较大。参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的银行，大多体量较小、存款规模占比不高，据不完全统计，相关银行存款规模占比只有4.1%；同时，多数银行同业市场参与度较低，叠加治理过程平稳有序，使得银行体系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或相对有限。但是，对于前期相关存款增长较快、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研究结论： （1）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年时间内翻番。互联网平台代销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是2018年以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揽储”模式。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一些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提供，具有存款利率高、存取操作方便等特征；互联网平台“导流”下，相关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2019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2）互联网平台存款变相“高息揽储”、对利率敏感性高等，或导致对其依赖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偏低、资产风险增加。部分互联网平台存款，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抬高存款利率，突破利率自律定价上限，而开放性高、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导致其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容易高估银行流动性考核指标。同时，高利率存款推动银行追求高收益资产，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增加等。 （3）监管趋严下，互联网平台存款规模增长或放缓，甚至可能下降，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中小银行影响可能较大。随着监管加强，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存款类产品等，或使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或上升、规模可能下降。参与相关业务的银行，体量多较小、存款规模占比不高；同时，多数银行同业市场参与度较低，叠加治理过程平稳有序，使得银行体系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或相对有限。但对相关存款增长较快、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风险提示 测算过程中的偏误和遗漏、监管升级等。
12月21日晚，金科文化(行情300459,诊股)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王健因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期间减持公司股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这位有着“减持董事长”美名的王健，终于进入证监会监管的视野。 王健被称为“减持董事长”是当之无愧的。今年32岁的王健是一位“80后”董事长，2019年6月17日接任金科文化董事长，随后自2019年7月起便开启“减持模式”。数据显示，王健一年多时间里减持多达70次，累计套现超过7亿元。其持股比例也从17.72%降至目前的11.89%，由第一大股东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就减持次数而论，在上市公司众多的董事长之中，无人能出其右。 王健减持股票不仅减持次数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减持过程中屡屡违规，似乎并没有把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放在眼里。今年2月4日，深交所对王健下发监管函，指出其在2019年8月15日至8月27日、2019年10月16日至10月21日期间，因强制平仓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金科文化股票，涉及金额合计约5799万元。上述减持行为发生在金科文化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前30日内，构成敏感期交易。深交所提醒王健，应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但深交所的提醒明显被王健当成了耳旁风，王健并未因此而收敛。今年7月，王健再次收到监管函。监管函披露，2月28日，其因强制平仓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金科文化股票1124.13万股，占金科文化总股本的比例为0.32%，涉及金额为4823万元，上述减持行为发生在金科文化2019年业绩快报披露前十日内。 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王健一再违规减持终于迎来了证监会的监管。实际上，对于王健这样并不把减持规则当一回事的上市公司董事长，监管部门就应该要对其从严监管。既然王健目无资本市场的规则，那就让王健知道资本市场规则的存在，那就用资本市场的规则对其违规减持，甚至构成内幕交易嫌疑的减持行为进行查处，让王健知道，资本市场其实是有规则存在的。 从深交所发出监管函的内容来看，王健的违规减持发生在今年3月1日之前，所以，对王健的违规减持的查处只能按原来的《证券法》来执行。这是王健的侥幸之处。毕竟新《证券法》加大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而原来的《证券法》对违规减持的处罚要轻得多。实际上，这也是资本市场上各种违规减持行为接连不断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尽管原来的《证券法》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较轻，但如果从严执法，还是足以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感到“肉痛”的。以王健的违规减持来看，证监会认定其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涉嫌内幕交易。如果最终王健内幕交易成立，那么对王健的处罚就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如果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王健来说，其违规减持并不存在“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问题，所以执行的应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处罚。 根据深交所两次监管函的披露，王健违规交易的金额超过亿元。由于王健的持股成本较低，其减持的获利是丰厚的。并且王健是多次违规减持，理应对其从重处罚。如果对其执行“没一罚五”的话，那么处罚的金额将在亿元之上。这显然是足以让王健“肉痛”的。实际上，也只有让王健“肉痛”，才会让其正视资本市场的规则存在，也才能对其他后来者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因此，证监会对王健减持股票涉嫌内幕交易行为的立案调查值得期待，同时也期待证监会能对王健减持股票涉嫌内幕交易行为从严查处，让资本市场上那些目无法规的“王健”们都能正视市场规则的存在。
周二股市大跌，周三证监会释放暖意，证监会指出，着力加强资本市场投资端建设，增强财富管理功能，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助力扩大内需，更是回应了市场投资者的关切，科学合理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这不是证监会对IPO 节奏第一次表态，1月份，证监会指出，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化发行，推动再融资改革落地。4月份的时候，媒体刊发了一则消息，监管会根据市场情况保持平稳发行节奏，适当加大支持企业融资力度，但不搞大跃进式的集中核发批文，持续明确市场预期、维护市场稳定。9月份也指出，不断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科学保持IPO常态化，扎实办好创业板。 管理层缘何不断强调IPO 不会大跃进式发行，会科学合理的安排IPO ，实际上是希望打消投资者对IPO 的恐惧，引导投资者稳定的预期，保证股市平稳运行，在A股不管专家媒体怎样淡化IPO对市场走势的影响，IPO 是A股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也是一定程度上影响A股走势，很多投资者反对过快的IPO 节奏和不断的大盘股发行，认为IPO 过多融资过多影响市场走势，是A股不涨的元凶，可是专家媒体力挺IPO 常态化最大程度支持实体经济，但媒体的话有的时候只能听半句，未必是作者真实思想的暴露，他们需要承担宣传的重任，向市场释放正能量。 管理层则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需要支持另一方面是股市要承担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责任，这是一个任务，不可推卸，而且IPO 堰塞湖再度增加，让市场出现焦虑，但是面对过快的IPO 节奏和大盘股发行，市场投资者出现抵触情绪，走势也屡屡出现波动，既要稳定市场走势，又要最大化IPO ，证监会被推上了前台承受考验，继续加码IPO显然不太现实，市场承压不可避免，可是IPO 不快也不行，堰塞湖越来越大，科技创新传统产业都需要IPO。 1月份证监会强调科学合理安排IPO ，说实在话，证监会还是很照顾市场的，节奏不高大盘股也很少，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IPO 节奏骤然升高，到了4月份的时候，市场已经出现了焦虑的情绪，走势也出现一些波动，才有媒体的澄清报道，希望缓解市场的担忧情绪，从而稳定市场走势，此后数个月IPO 节奏没有明显放缓不说，我记得最多的一周有19家新股发行，连续有好几周维持10家以上的新股水平，而且不断的有大盘股上市，市场出现了紧张，可能这就是9月份表态科学保持IPO 常态化的原因，现在基本上是十家左右的IPO ，虽然降速，但这一节奏还是让市场感到资金面的压力，两市成交迟迟不能放大。突破前高也只是昙花一现。 指数之所以保持大致稳定，不在于个股的普涨，在于机构资金强力推动白酒股上涨，创业板则是推动宁德时代(行情300750,诊股)等权重股上涨，机构之所以不敢进行热点切换，在于高IPO 压力下，资金面不宽裕，另外中美关系也很紧张，科技股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只能通过抱团持股获得相对确定性收益。 最近股市又出现了一些波动，证监会再度强调科学合理IPO ，并推动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希望开启资金和IPO 双向扩容，既最大化发行IPO，又能让股市稳健运行，形成市场期待的慢牛。就在于A股尽管创业板走势强劲，上证综指走势是很低迷的，可是相对于欧美主要股市而言，他们都在创历史新高，A股依然在历史高点半山腰附近，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是不匹配的，其中过度扩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扩容不仅仅是IPO ，还有再融资、减持，减持远比IPO 融资金额要大。 既然证监会认识到科学合理安排IPO 的重要性，并向市场释放一个稳定的预期，不妨限定每年最多IPO数量 ，根据市场走势进行月度调解，走势好，发多一点，走势不好发少一点，但要完成年度计划，虽然有市场化倒退的嫌疑，但也是很无奈，证监会说合理安排IPO，说多了，不拿出切实的举措，也是很难取信投资者的，让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围绕IPO 的博弈不会结束，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每周5家IPO 已经是一个接近极限的速度了。既要每周十家IPO 又要市场走势稳定，难度很大。可以借鉴的是美国股市不断新高，一年有多少IPO，美国还是一个全球开放的市场，能吸引全球资金投资美国股市。 只要市场对IPO担忧情绪无法消解，居民储蓄投资转化就很难顺利完成，股市涨跌事关国家形象，也事关投资者利益，如果片面加大IPO 发行，缺少增量资金，股市上涨乏力，是无益于整个社会财富增加的，如果出现下跌，股市还成为了社会财富的绞肉机。股市平稳运行需要合理IPO ，这是共识，关键是何谓合理，市场存在分歧，现有制度下，不管IPO 节奏多块都是无法化解IPO堰塞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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