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蚂蚁大股东，如果你不缺资本和资金，上市也不能带来品牌提升和市场增加，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股票卖给普通股民呢？唯一能解释蚂蚁上市的，就是高点卖出的时机到了。 蚂蚁要上市了，它能打破“上市即巅峰”的魔咒吗？ 上周最引人瞩目的新闻，无疑是蚂蚁集团。7月20日，蚂蚁集团官宣，准备在A股的科创板和港股同时上市。这个消息无疑是振奋人心的。 从2018年开始，时常有蚂蚁金服的上市传言，作为全球最有价值的未上市独角兽，蚂蚁金服就已经估值1500亿美元。据报道，这次上市估值为2000亿美元，约合1万4千亿人民币。如果以这个估值上市，那将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规模的IPO。 新兴巨无霸金融科技公司第一次选择在中国而非海外上市， 这让中国股民彻底沸腾了。股民们欢呼雀跃着，期待届时能买到一些股票，共享其发展果实。 一、巨头上市的魔咒 然而，后浪财经蔡老师要给股民泼一盆冷水：蚂蚁金服上市，并不一定会让普通股民获利，反而有可能被高位套牢成为接盘侠。 历史上，不论中外，高估值独角兽企业（指上市前估值在10亿美金以上的企业），经常逃不出“上市即巅峰”的魔咒。也就是说，知名巨头公司上市后股价就达到高点，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股价无法突破新高。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首日股价94美元。随后整整一年股价徘徊在60至80美元之间，直到2016年，股价才爬回上市首日价格。 2018年7月13日，小米在港股挂牌交易，首日股价21港元。至今已逾两年，股价从未超越首日收盘价。 2019年5月10日，Uber（全球共享经济的领头羊）在纽交所上市，首日股价42美元。短暂上涨后，至今无法突破上市首日高点。 甚至是全球社交软件霸主Facebook，在2012年5月18日上市当天以38美元收盘后，也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股价才重回上市首日价格。 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金融学术界（Khurshed et al．， 1993， Rudd， 1993， Ritter， 2007， Hartog 2016） 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大部分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上市首日价格偏高、随后股价长期低迷的规律。 研究报告指出越是“巨型独角兽”、“高科技和创新类”、”在中国上市的公司”，其上市即巅峰的现象越为明显。不幸的是，蚂蚁金服同时符合了这三个特征：拟在中国上市的高科技创新类巨型独角兽。 虽说规律具有普适性和指导意义，但不排除出现特殊案例。因此不能生搬硬套，认定蚂蚁金服将来上市即巅峰。我们需要结合蚂蚁金服的具体情况，深入剖析。 上市即巅峰的最主要原因是大众对公司的期望值过高。 阿里巴巴、小米、Uber和Facebook这类巨型高科技独角兽，上市之前就已经名扬全球，大众的期望值很高、情绪过于乐观。因此上市当天，狂热且天真的散户们蜂拥而至，直接推高当日股价。 随着市场逐渐回归理性，加上信息不断披露，抬高的股价逐步回落到合理区间。公司也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到众人的高期望值。于是股价会在长时间内低于首日高点。 那我们对蚂蚁金服期望值高吗？答案不言而喻。随手翻阅上周新闻与评论，到处都是异口同声地赞誉蚂蚁金服、吹捧未来上市估值，罕有客观分析利弊的文章和观点。这也许要归功于蚂蚁强大的公关宣传能力，但不管什么原因，众人对蚂蚁上市的期望值已达到顶点。 二、上市的动机 上市即巅峰的另一个根本的原因，源于外部散户和内部股东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涉及到核心问题：公司为什么上市以及如何选择上市时机。 由于未上市公司，信息不必对外披露，我们作为外部投资人，只能看到公司愿意展现出的一面。因此回答这个核心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官宣来判断；只能通过深入且细致的分析，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正的答案。 一般公司选择上市，无非就是为了融更多的资本，用融来的资本扩展更大的市场，提升自身品牌，特殊行业还为了获取牌照市场准入等。 但付出的代价是：公司最直接的损失是要出让部分股权，并接受更加严苛的信息披露要求与合规监管，以及股价和市值面临严峻的市场考验，去承担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 公司在权衡上市的利弊得失后，决定是否上市，什么时候上市。 蚂蚁金服已是众人皆知的大品牌，不至于单独为了品牌去上市。蚂蚁金服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的金融牌照，并且为了减轻金融监管的压力，蚂蚁金服近期改名为蚂蚁科技，所以蚂蚁金服也不可能为了牌照而去上市。 为了扩大市场吗？蚂蚁金服的用户已达13亿，大部分在国内，可见国内用户增长空间很小；当下国际环境对中国企业日益严峻，蚂蚁海外用户的拓展也是困难重重。 从产品结构上看，蚂蚁金服ToC类业务中，推出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阿里小贷、网商银行等产品后，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新的现象级产品；ToB类的蚂蚁金融云和全球数据库等产品，都属于利润率低、较难规模化，投资大增速慢的业务。这些难以支撑过去蚂蚁金服的高速增长。 逐一排除下，最终归结到核心问题，蚂蚁金服需要通过上市进行融资吗？答案是蚂蚁并不缺现金流。2019年第四季度，蚂蚁金服盈利超过20亿美元、约合140亿人民币，盈利能力极强，经营上不缺资金。 那么资本上呢？2018年6月，蚂蚁金服对外宣布完成Pre-IPO轮融资，估值1500亿美元，融资金额140亿美元；此后两年，蚂蚁再没融资。以蚂蚁金服的影响力和背后股东的能量，只要估值相对合理，继续私募融资也不是难事，所以整体上蚂蚁并不缺资本。 上市融资还有另一个功能：实现原始股东们、高管和员工部分变现，这也是公司上市动力之一。 三、上市的时机 为什么选择这时候上市？因为这是蚂蚁能够得到高估值的绝佳上市机会。 以蚂蚁金服万亿级体量，最合适的上市地应是资本容量最大的美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资本市场已经对巨型中概股关闭大门，因此A股和港股是蚂蚁的唯一选择。 问题又来了，中国资本市场容量相对有限，蚂蚁这么大的体量，必须要考虑上市后对中国股市整体资金和流动性的影响，毕竟中芯国际的前车之鉴还记忆犹新。7月16日中芯国际上市首日，募集500亿，产生的虹吸效用，让A股下跌5% ，是今年出现的最大单日跌幅。 千年等一回，终于让蚂蚁等到了绝佳的好机会。近期中国股市活跃，巨量资金入市，在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下，科创板风风火火。蚂蚁深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况且后面陆续传出字节跳动、滴滴、京东科技纷纷申请到科创板上市。这几家企业无一不是中国排名前十的万亿级独角兽！僧多粥少，中国的资本市场容量再大，也架不住这么多估值惊人的独角兽群一哄而上。蚂蚁需要抢先上市，否则夜长梦多。 总得说来，蚂蚁上市更多是因为时机驱动而不是需求驱动。 如果你是蚂蚁大股东，如果你不缺资本和资金，上市也不能带来品牌提升和市场增加，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股票卖给普通股民呢？唯一能解释蚂蚁上市的，就是高点卖出的时机到了。金融学家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 俗话称之为“买家不如卖家精”。如果卖家认为这是最佳卖出时机，那么买家大概率是要承担高价接盘的风险，做好长期套牢的准备。 不是所有公司上市都选择时机驱动，我们来说说需求驱动的案例。 最近风光无限的特斯拉，曾在2008-2010年间几乎破产倒闭。2008年末，特斯拉开始致力于新一代豪华电动车Model S的研发和生产，急需大笔资金。因为此前第一辆车Roadster没有盈利，投资人担忧特斯拉能否活下来，都不敢再投资。这时财务状况岌岌可危的特斯拉又碰上美国金融风暴，处于破产边缘。后来通过政府优惠性贷款，加上戴姆勒和丰田两笔各5000万美元的融资，才勉强撑得住。 等到2010年6月29日，当时美国股市刚刚经历过金融风暴的洗礼，对特斯拉而言绝非最佳上市时机。但是特斯拉等不起了，只有选择上市融到急需的资金才能活下来。那时资本市场无一例外看空特斯拉，华尔街质疑特斯拉的声音此起彼伏，做空者云集，还有网站专门开辟“特斯拉死亡倒计时”的专页。特斯拉上市首日收盘24美元，不到4个月就突破了首日收盘价冲上35美元。此后，特斯拉的股价再也没有回过头，一路披荆斩棘到如今的1500美元左右，翻了60倍。 特斯拉上市可谓需求驱动、上市即起点的经典案例。 四、给股民建议 据报道，蚂蚁金服宣布寻求上市当天，员工们都因为接近实现财富自由而欢呼雀跃、无心工作。老实说，蚂蚁金服团队打造出引以为傲的蚂蚁集团，是值得肯定的，应该得到财务上的回报。但是一般股民，千万别以为冲入股市购买蚂蚁金服的股票就能分一份羹。很有可能，在杭州新晋富豪们购买的豪宅里，就有你添加的一砖一瓦。 看来上市前声名显赫对普通股民不一定是件好事，反而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高估值风险。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又能参与蚂蚁上市这场盛宴呢？ 最安全的策略当然是去打新股， 但是可以预见，市场需求如井喷， 打新股成功的概率必定如中彩票一样低。 没打到新股的普通投资者也不要着急入场。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 但是烧得通红发光发热的金子，着急伸手是会被烫伤的。 股民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 客观看待蚂蚁上市背后的深层逻辑， 需要耐心等候，相信市场总是会有机会的。等到市场的非理性逐渐散去，价格回归价值，才是最佳长期持有的时机。 冷静、客观、有耐心、不追热点更不追高，这是区别普通股民和价值投资者的重要标志。
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 “据说现在的房产交易中心大厅里，一拔人卖掉了房，准备进股市抄底； 另一拔人，刚从股市中套现准备扫房子。 两队人马擦身而过，互相瞟了一眼，心底都念了一个词：傻瓜！” 股市就是如此神奇。涨有涨的高兴，满仓的人欢天喜地，套现离场；跌有跌的欢喜，没来得及上车的终于等来了补票上车的机会。 在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的一周后，很多新股民对股市有了新的认识。我的一位跟风进场的朋友，对大跌的行情颇为怨恨，感觉自己被诱惑，主动站到了镰刀的前面，连续几天的下跌让他坚定看跌。 另一位新上车的朋友反倒对股市下跌欣喜不已，感慨终于可以补票上车，坚定看多未来，接下来将会乘坐列车奔向财务自由之路。从目前的结果看：他成功抄在了半山腰。 这些暂时并未影响他们的看法，当然，他们的看法也不会影响行情走势。但对于接下来是涨是跌，是牛是熊，就很有必要论证一下，支撑“涨还是跌”的论据，才是影响接下来走势的关键。 多方：万事利好 首先上场的是技术流派。打头阵的是大名鼎鼎的“波浪理论”，在各种股吧、论坛中都可见股评员、分析师、研究员煞有其事地分析着，当前是处于第一浪还是第三浪。至于下跌？那只是短期的第二浪、第四浪的回调，大胆买入。 不过鉴于波浪理论的复杂性和普适性，当然就适用在不同的周期。有人断定这是近三个月以来的第二个上升周期，有人断定这是5年以来的上升周期。 除此之外，众多研究分析机构也列举了一系列指标。如A股新增投资者数量创新高；融资余额连续上涨，单日增量位列五年内前列；量价齐涨支撑后续持续上涨…… 其次是资产配置方面。这被认为是行情将走出一个长牛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全球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和极低的利率背景下，A 股的核心资产被看做是外资长期加配的重要方向。然而从目前来看，外资配置A股的比例较其他市场依然偏低，因此未来国内A 股市场将迎来更多海外主动资金增配。同时，从海外市场发展经验来看，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外资在股市的占比均大幅提升。 当然，除了外资增配，国内资产配置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投资者方面，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民理财意识的觉醒，对于理财的需求越发的多样化，逐渐脱离以往全部买银行理财的认知。而在机构方面，在资管新规的框架下，保险和信托资金将会在长期增配以股票为代表的权益类资产，万亿级的天量资金将在未来持续流入资本市场。 再次是货币现象，也就是所谓的“货币牛”。“货币牛”是很多牛市的起点，对于股市而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一千条一万条牛起来的道理，钱没有都是白扯。因此，“资金面宽松、无风险利率下行”被视为此次A股上涨的主要推力。 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虽然国内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开启无限制量化宽松，但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同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表，广义货币M2的同比增长提升至10%左右，明显上了一个台阶。而国内容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只能是股市和楼市，但是在“房住不炒”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资金已经很难进入楼市，且房子作为投资品的配置价值大大降低。股市则不同，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新三板精选层，一系列的资本市场改革吸引着这些资金入市。 最后是政策支持，即“政策牛”。在商业银行可以拿到券商牌照的重磅消息公布后，被视为牛市风向标的券商股集体暴动，券商ETF更是集体涨停，证券四大报更是罕见地同时在头版头条发布“牛市来了”。随后，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在浦山讲坛和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表示：党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 不仅前高层为股市发声，而且新闻联播罕见地报道股市上涨。 后续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也在全力配合打造一个慢牛的市场。先是严查场外配资，给市场降温，避免出现2015年“降杠杆”引发的踩踏事件。银保监会也适时配合，表示要严查信贷资金违规入市。件件政策指向“政策慢牛”。 空方：没有基本面，都是空中楼阁 短期来看，股市是个零和游戏。有涨有跌，有买的自然有卖的。虽然目前唱多的观点居多，但也从来不缺乏看空的观点。 打头阵的是券商，作为多头的象征，牛市的启动器、发动机，券商的研报极少唱空，因此一旦唱空便能够引起极大市场关注。 中国银河证券的一份策略研究报告明确表达了“牛市进入下半场，而不是刚刚开始！”的观点。并且指出从市场温度看，目前已经持续处于75度以上乃至80度以上的高温（温度以100度为上限），科创板的热度已经接近2015年5月的创业板投资热度。同时，近年来风头颇盛的天风证券也明确指出，创业板的泡沫化趋势正在形成。 综合来看，支撑空方的论据也很充分。 其一，经济基本面，IMF将今年定调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最惨烈的一年，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面临全面下滑的风险。股市作为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在经济如此之差的情况下，很难说可以独善其身。而纵观国内外历史，稳定牛市的形成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作为支撑，最起码也不能是“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短期内，资本市场或许可以靠货币政策放水、政策支持维持高位，然而缺乏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市场情绪极其敏感，任何一个消息都可能成为引发市场暴跌的黑天鹅。 其二，从技术指标看，结构性牛市最少已经持续了9个月（从去年11月开始计算），主角是创业板、中小板和科创板，行业主要是科技、消费和医药，而具有强周期行业属性的权重大的上证指数，反而不是这轮牛市的主角。其他如新股开户数创新高的指标，在历史上反而是大跌的开始。 其三，资金面上，从“宽货币”走向“宽信用”。上半年为了应对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市场资金面极为宽松。但是随着疫情的缓解和防控的常态化，市场普遍预期货币政策已经不会出现全面的流动性宽松，而是针对性的“信用宽松”，将信贷资金直达企业。也因此，部分观点认为，不再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起“货币牛”的缩水。 其四，虽然众多信号表明顶层有打造一个“慢牛”行情的意图，但市场资金和情绪从来都不会完全按照监管的路线前进。因此，政策层面的助力，很难说能打造出一个牛市。一旦这种预期落空，资金撤离，容易形成踩踏、崩盘。 不可预测并不可怕 从以上的分析和总结中，我们能够知晓，不论是对于后市看多的还是看空的，都有足够充分的论据证明。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跟着这些分析能够让我们在交易中把握住赚钱的机会吗？ 事实上，有很多研究都表明，相比于熊市，牛市更容易让散户亏钱。根本原因在于，股票的交易是一种综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金融学等众多学科的学问，更是一种反人性的交易行为。而在剧烈的涨跌中，抑制诱惑、不心存侥幸更是难以战胜的本性。 同时，宏观大势的研判落实到个股的交易时，受到板块轮动、交易时点、费用、频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反倒与大趋势相关性较小。 恰如历史进程会被随机性事件影响一样，金融市场也是如此，宏观趋势和个股的预判都会被突发事件打断。也许大致轮廓可以通过诸如波浪理论等进行描述，但永远难以预测细节。 然而，无法预测并不可怕，因为交易盈利与之并不无关，反倒是相信市场可以预测却可能非常脆弱，最后倾家荡产，天台排队。 做好交易计划，把握好盈亏幅度，尽量克制自己的弱点。这才是长期在市场中保证生存的秘密。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注：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本文原发于中国经济周刊
2020年7月22日是科创板开市一周年，同时也将迎来大量IPO前股东解禁，其中上市前的股权私募投资者占比过半。根据Wind数据统计，本周三科创板解禁市值（包括部分限售期六个月的股票）按上周五（7月1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规模高达近1800亿元。其中中微公司、睿创微纳、西部超导等解禁市值超过百亿元。 众所周知，解禁对市场的影响是偏负面的，除非股东对企业充满信心，不采用抛售手段，而是耐心持有。否则，就会给市场带来冲击，对相关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科创板解禁，一方面，市场的容量还不大，还没有过解禁的先例，如此大规模的解禁，到底会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心里没底；另一方面，由于科创板解禁集中于少数几只股票，因而，解禁的个体规模很大，到底会对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观察。 而从业内人士的分析来看，对科创板即将迎来的解禁，也是意见不一。有认为影响不会太大的，也有认为影响会比较大的。有认为只会短期形成影响的，也有认为可能影响会维持一段时间的。有认为影响是局部或者个体的，也有认为影响会是整体和全局的。也就是说，对科创板迎来的首次解禁，确实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问，也有各种各样的疑惑。 那么，此次科创板解禁，到底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影响是大还是小呢？笔者认为，可能与眼下的市场格局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目前市场本身就不太稳定，就存在着比较大的波动性。大盘到底向上还是向下，投资者很迷茫，也很纠结。因此，会对解禁股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如果市场积极向上，解禁股集体抛售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并有可能用持有来支持市场向上。反之，如果大盘是向下的，解禁股抛售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抛售的动力会增强，继而会进一步对大盘产生压力，迫使大盘向下运行。所以，从大盘与解禁股的关系来看，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从解禁股自身的情况来看，科创板运行一年来，投资者获得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私募基金在上市前的股权投资，有比较强烈的抛售欲望。除非大盘出现非常好的表现，才有可能使这些私募投资者暂时下压抛售欲望外，一般情况下，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者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抛售，先将利益入袋为安。还要不要继续投资，需要根据情况再考虑。如此，解禁股对市场、对企业的影响是存在的，甚至是比较大的。 当然，面对即将到来的解禁潮，相关企业会不会从市场与企业的角度考虑，与私募投资者等沟通，放慢解禁后的抛售节奏，稳定市场与企业，就要看大股东与投资者的关系，看大股东对投资者有什么样的承诺了。尤其是效益的承诺，如果能够确保企业效益稳定、业绩稳定，私募股权基金也不一定非要抛售不可。在哪不是赚钱，只要有钱赚，私募基金自然愿意以静制动，何必抛来抛去呢。 能够不用过分担心的是，作为资本市场，历来就是有抛有吸的，有赚钱而去的，也有奔着赚钱而来的，有退出的，也有新进的。因此，在解禁潮到来的同时，一些新的基金或机构，也会借解禁股票可能下跌的机会，吃进股票，自然，也就不会使市场和企业受到太大的冲击了。据媒体记者统计发现，在已经披露的一季报中，合计29家私募机构旗下43只私募产品合计买入了29只科创板股票。也就是说，私募基金也在布局科创板。更何况，蚂蚁集团将要在科创板上市的消息，也会给市场增添许多新的力量。即便蚂蚁集团可能会成为吸金王，也可能会成为信心王，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信心提升。 所以，对此次科创板千亿解禁，投资者需要注意观察，防止可能出现的冲击和影响，控制好仓位，把握好投资节奏，避免受到伤害。同时，也不要过于担心，即便解禁对市场和企业带来冲击与影响，也不会太严重，不会维持太长时间。只有那些进入市场后表现不太好的企业，才有可能会因为解禁而遭受重创，其他企业，不会有明显影响。反映到市场上，也就是一些小的波动。而在波动中，还会隐含新的投资机会。
近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设定了24%的司法保护上限，实践中有的观点认为这个利率标准太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员表示正结合民法典最新规定开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调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不久之后有望成为现实。 应该说，最高人民法院与时俱进修订民间借贷司法条款的态度，是值得全国人民称道的；有了最高院这个明确的态度，相信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一定会得到及时调整，也一定会使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更加与现实经济运行实际相吻合、相协调，更加起到有效保护民间借贷双方合法权益的司法作用。总之，这将是我国民间借贷司法领域的一次重大改革，非常值得全国民众期待。 细细想来，有人提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过高，并非出于个人目的，而是真切反映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中的现实问题，也是敏感问题与痛点问题，同时更是不得不解决的迫切金融问题。因为民间借贷司法条款涉及的范围广，全国每年参与民间借贷经济主体或个人高达上亿人（次），借贷资金总额过万亿元。据2013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近五、六年虽经治理，尤其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之后，加上国家正规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力度加大，民间借贷规模可能有所缩减，但就全国而言，民间借贷是仅次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第二大金融体系，几乎渗透到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如果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标准不掌握好，必然会对全国实体企业生产经营及民众生活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由此，确定一个科学的、切合实际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迫在眉睫。 至于为何要调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理由其实相当充足，从现实看主要集中在四方面： 首先，推动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与时俱进的需要。现行民间借贷利率设定的24%司法上限，是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的，依据的是不超过国家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的4倍，当时银行普遍基准利率在6%左右，从这个利率水平看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上限基本适合当时金融生活的实际。而且当时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处于比较繁荣时期，社会资金需要旺盛，整个信贷利率与存款利率都处于上行通道。而目前银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结束，存贷利差进一步收窄，利润水平降为个位数，尤其是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灵活调整货币政策结构，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裕，存贷款利率也处于下行通道，金融机构基准利率比2015年至少下降了20%至30%，如果还继续维持24%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显得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格格不入。因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总体疲软，加上疫情肆虐全球，全球不少国家为寻自保，出台了大量刺激经济计划，各国央行也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整个全球货币流动性充裕，资金利率走低。单就我国目前来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实体企业经营普遍艰难，盈利能力低，民间投资渠道受阻，投资获利能力下降；且央行三次降准净释放了17400亿元货币，利率水平走低，如果还维持20%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无疑是对实体企业和民众财富的无情掠夺，会更加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弄不好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巨大障碍，或有可能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进一步引导社会金融活动转向普惠的需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证明，金融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行普惠金融服务，在于用普惠金融服务方式来唤醒或激活更多的实体企业和民众的金融消费需求，而我国目前金融服务实际是资金供给和资金价格存在“又轨制”格局：既国有银行机构供应的资金利率低但条件苛刻、一般缺乏有效担保抵押物的中小微实体企业和民众难以获得资金，而民间借贷门槛低条件宽松但借贷成本畸高、让很多人无力承担高利盘剥，或因此而陷入高利贷漩涡出现倾家荡产的局面。而且，正是由于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这种贷款利率的巨大差距，才为正规金融机构信贷员进行利益寻租提供了土壤，导致了国家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也正是因为民间借贷利率畸高，才将很多的社会资金吸引到民间借贷领域，甚至有部分银行信贷资金变道流入民间借贷领域，时有银行员工也参与到民间非法高利借贷之中，通过银行资金与民间借贷资金之间的巨大利差而赚取“黑金”。只有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降低到与银行机构贷款利率上浮上限基本接近或相等的水平，才能确保正规银行机构不会动歪点子，踏实践行普惠金融社会责任，也才会真正遏制银行领域的腐败行为或员工参与民间借贷的违法行为。同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低了，才能使民间借贷真正成为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充分发挥金融拾遗补缺的作用，使民间借贷不致演变成贪婪成性的高利贷之虎，让更多无法从银行正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的中小微实体企业或民众，可从民间借贷中获得所需资金，也不致参与民间借贷而无力偿还利息，从而加速更多实体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消除疫期带来的“后遗症”提供充足的金融动能，也让民间借贷成为受全体中国民众喜爱的“金融服务”。 再次，进一步保护民间借贷双方合法权益的需要。民间借贷尤其是民间高利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被禁止，或者受到打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各行各业对资金需求剧增，民间借贷日渐活跃，不可否认的是它在解决企业或个人临时性资金不足、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民间借贷利率过高，尤其是民间非法高利贷的复活，过高利率导致的超高的利息支出诱发了大量借贷双方的债务纠纷，实际上不利于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过高借贷利率加重了借贷人的财务负担，不少因为无法承受高利息支出的借贷企业（人）采取躲债、赖债等手段，非常不利于引导人们形成正确借贷信用观念，一些心怀不良的借贷人抱着“你想我的利，我就想你的本”，钱借到之后就变成了“肉包子打狗”，让放贷人遭受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放贷人收不回借款就会采取各种非正常催债手段，恐吓、绑架等涉黑暴力催债手段便不断上演，将不少人借贷人逼得倾家荡产和家破人亡，酿造了大量社会刑事案件，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也严重扰乱了社会金融秩序。显然，将现行24%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低，调整到借贷双方都不会因为利率过高而受到伤害的科学合理水平，可有效消除借贷双方矛盾，化解很多不必要的借贷纠纷，保护民间借贷双方合法权益。 最后，不断将民间借贷引向健康发展轨道的需要。由于我国个人放贷条例一直没有获得政府监管当局的批准，所有民间借贷活动基本处于一种“地下状态”，全国到底有多大规模，有多少人参与，官方也缺乏一个准确的数据，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的各种数据大都只是一种估计或推测。由此，要准确掌握我国民间借贷真实情况，必须将司法保护利率上限调低，以便推动民间借贷活动信息透明度提高，让民间借贷活动能够堂而皇之地由地下转入地上，成为能见“阳光”的金融活动，且必须及时出台个人借贷法规将民间借贷活动予以规范和保护，推动我国民间借贷真正由“后台”步入到“前台”，为接受监管机构的正规监管创造条件，消除目前野蛮无序发展状态。而且，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低，有利于遏制大量社会资金倾注民间借贷领域，使我国民间借贷保持与社会经济活动需求相适应的规模，避免更多的人将民间借贷当头牟利与牟生的工具。尤其，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在于遏制民间借贷的非法高利性，今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涉及到民间借贷的规定是，禁止高利贷和“砍头息”，即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而24%的保护上限相对目前我国实体企业百分之几的利润率以及全社会整体投资收益率不到百分之十来说，依然具有浓厚的暴利性。只有及时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低，才能遏制民间借贷的非法牟利企图和“血腥”掠夺的本性，有效地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引向善良的方向或轨道，让其真正成为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 总之，我国目前社会经济金融现实，都迫切需要调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而且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3.15晚会”因疫情延期举行，今年被曝光企业的问题集中在民生产品质量上。海参池塘中添加敌敌畏，过期、变质原料做汉堡，旧袜子、旧内衣当毛巾生产原料，精装修房屋漏水、漏气……面对林林总总的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应坚决维护自己的权利。 经济学家时寒冰说，利益主体是根据消费者所能带给它的风险程度来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让对方感知到风险，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所以要维权，首先要打破商家对消费者“好说话、怕麻烦”的刻板印象。 一、维权意识 很多消费者将自己不维权的原因归咎于没有良好的维权制度。然而，制度是需要群体首先产生意识，进而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演化出来的。 （一）改变观念 “财经天下周刊联合腾讯财经对2019年消费者维权现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6%的消费者遭遇过消费侵权，但仅有45%的人选择维权，这可能是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作祟。然而，消费者一味地忍气吞声，只会把企业“惯坏了”。还有一种需要改变的观念是“谴责”维权者，把维权意识强的人视为没事找事的人。 （二）更新认知 消费者放弃维权的理由主要有二：（1）维权效率很低，监管部门之间总爱“踢皮球”；（2）维权成本太高，折腾下来可能得不偿失。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互联网+消费投诉”时代的到来，上述情况大有好转。 为了简化维权流程，12315热线整合原工商、质检、食药、价监、知识产权5条投诉通道，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全国12315平台上线微信小程序，消费者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云维权”。 为了降低维权成本，“黑猫投诉”“聚投诉”等消费者服务平台应运而生。“集体投诉”可快速集结有同样维权诉求的消费者，信息共享、形成合力；“帮帮团”由知名媒体、法律人士、行业专家等组成，提供专业建议；“红黑榜”通过抓取投诉回复量、完成量、响应时间等数据，生成排行榜，实现商家信誉透明化。 如果不想和高速发展的时代脱节，我们就要像操作系统一样，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消费者也应通过认识新事物，重拾对维权的信心。 （三）不轻易原谅失信企业 “3.15晚会”曝光南昌汉堡王店员随意更改食品保质期，用过期的面包、鸡腿排制做汉堡。该事件导致大量消费者义愤填膺，但是这种激愤的声讨持续一周基本就淡化了。如果后续的惩处措施也不够严厉，有可能导致企业“好了伤疤忘了疼”。消费者不轻易原谅失信企业，一方面是让企业真正感受到违法的市场代价；另一方面也是对诚信企业的市场激励。 二、维权方法 维权方法多种多样，并不限于下文介绍的四种。在合法的范围内，只要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方法。 1．找销售者协商赔偿 （1）搞清楚向谁主张赔偿。 消费者依法有权向销售者、生产者任何一方要求赔偿损失。从方便消费者的角度，通常可以先找销售者协商。 （2）搞清楚能获得多少赔偿。 ①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即在退还产品费用的基础上，再赔偿消费者产品费用的三倍。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 ②经营者提供明知存在缺陷的商品或服务，造成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③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除了要求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直接损失外，还可以要求赔偿购买该食品价款的十倍或直接损失的三倍。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计算。 2．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在商家推诿时，消费者可以选择拨打12315投诉举报专线、12345市长热线进行投诉，或登陆12315网站或其他合法投诉平台提交投诉意见，也可以直接去销售者或生产方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作为公民，如果发现生产者或销售者存在可能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的违法行为，也可以通过上述途径进行举报。如举报属实，举报人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 3．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投诉无法解决问题，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法院起诉。但需要注意两个问题：（1）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时，消费者避免过分拖延，错过二年的诉讼时效。（2）消费者应当保留能够证明其权益受损的相关证据，比如：①保留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发票；②留存不合格产品、食品的样本及照片；③保留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沟通的记录；④如果因相应产品、食品导致就医，还应当保留其为就医产生的医疗、药物、交通费用的发票等。 4．向人民检察院提供线索 消费者如果发现问题产品可能损害公众利益，比如这次曝光的“海参事件”“毛巾事件”等，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举报。检察院进行调查核实后，通过发出诉前检查建议书、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部门加大监管、整改力度，要求违法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当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之后，国家通常会从保护厂商转变为保护消费者。2019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9%，这预示着我们正在向“消费者友好型社会”迈进，但它能否真的来临，取决于消费者们是否敢于说“不”。
再次回应梁建章先生的观点之前，特别要向很多没有看到前几篇讨论文章的读者说明，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从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放宽到现在的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是一次较大的政策变动。而且，未来出生率继续下降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宽到全面取消生育控制政策。但是，放宽和取消了生育控制政策，不等于就会转变为鼓励生育。因此，目前的人口政策重点应该是用有限资源提升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 基于同样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结论 在前几轮回应梁建章提出的问题时，我发现，有些讨论已经进了死胡同，很难再继续下去。因为基于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例如，我提出国家对于人口公共服务能力的问题。梁建章则认为，人口是纳税的基础。但他忽略的一点是，如果城镇人口大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很多的人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下，另外还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国家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他们贫困和收入增长问题。这些城镇和农村低收入人口，何谈他们是税收的基础？ 再有，梁建章举出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密度高的例子，但是回避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特点。即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国家创新能力就越强。因此，考察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应该切入的角度是人口结构状况，而不是简单看它们的人口密度和数量。至于如何提高人口质量，重点是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是否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我曾举出日本农村人均占有资源比中国多的例子，以此来说明日本因农村人口少而可以增加人均占有资源的优势，梁建章则认为正是因为日本人口多，而能够被转移出去，所以才可以导致农村人均占有资源增加。但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有限的人口数量可以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纳。一个国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如果中国未来要达到日本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标准，还有将近2亿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更何况，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近3亿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梁建章举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说明科技进步可以解决人口就业问题，但没意识到这只是在一定人口规模下才可以做到。比如，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人口结构显然与中国不同，他们可以利用最好的公共服务条件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就业。同时，美国也在限制大量低收入国家的移民进入。从最近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就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希望人口无限制增加。 会出现“人口危机”吗？ 除了梁建章，我最近还看到不少热衷于教科书的人口学家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人口越多越好，还担心老龄化的加深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以及从出生率下降推导出所谓“人口危机”。 显然，部分人口学家只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而没有看到人口与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联系。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 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在两位数，一位数增长接下来会是常态，甚至会降低到5%以下（图1）。经济增长率的放缓会直接影响就业（图2）。到2050年，中国仍然要解决6.71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就业水平虽然可以提高，但是如果要达到现在美国人均月工资水平（约3622美元），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当下的月平均工资（约979美元）需要提高近3倍，如果按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约564美元），则需要提高5倍多。届时中国将面临双重压力：要解决相当于美国就业人口3倍以上人口的就业问题，还要使平均工资比现在提高至少3-5倍。这能够做到吗？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拿日本目前的人均收入（近3000美元）或者欧洲国家（比如德国4000多美元）来比，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的发展是否如此乐观，有能力做到在国际上一枝独秀？ 图1：2000年-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变化 图2 2000年以来我国就业增速与外出农民工增量 很多人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老龄化。他们认为，因为会“未富先老”，所以要生出更多人口，来供养越来越多的老人。但显然这是一个悖论。 首先，老龄化问题是不是危机，不能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因为高福利化政策，使得发达国家无法承受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日本的养老金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3%，已经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由于财政按照高标准过多地负担养老金，导致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其他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但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达到28.3%（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结果），我也不认为就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老龄化危机。原因在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将会给社会带来以下几种变化。 一是老龄人口生命周期增加的同时，老龄就业能力也会提升。即使现在，老龄人口也提供了大量的家庭劳务支持，是另一种就业形式的存在；二是服务业在就业结构中上升到主导地位之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半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就业大幅上升，使得老龄人口还可以继续承担一定的社会劳动，当然前提是社会仍然具备分充足的就业岗位；三是老龄社会的消费潜力还有待提升。老龄社会将会带来巨大的服务业需求，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结合老龄社会的出现，养老产业的发展也会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机会，而不是像很多人所担心的，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都是负担；四是老龄人口未必一定需要增加子女供养。在现今社会，社会上有一大批“啃老族”，那到底是年轻人养老人，还是老人养年轻人？五是中国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例如法制化或者是道德体系的建立，形成家庭和谐的共生机制，来解决将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难题。有关老龄化的问题我还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进行专门讨论。 不仅是梁建章，还有一些人口专家经常提到所谓的“四二一”家庭结构。认为这种家庭结构会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在中国的城市曾经存在着一大批“四二一”家庭结构，与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把这种结构放大到全社会，毕竟中国还有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对于他们的生育政策相对要宽松得多。 从总人口来看，农村户籍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他们并没有完全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也没有在严格限制之列。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套用到14亿人口，显然是对中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结构还是不甚了解，特别是缺少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显然这些专家们应该深入社会基层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而不是站在人云亦云的角度，或者是拿着教科书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的人口问题。 文明的冲突源自资源占有的不均衡 很高兴梁建章谈到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而且把人口和文明问题结合起来。确实如此，对于人口的认识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 人类的文明，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增长和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人类诞生开始，文明的冲突就是源自人口对资源的占有。远古和中世纪以至于当代社会，人类都并没有超越这个规律。 首先要看到，文明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发生，随之而带来的文明融合，也使得人类经历了科技进步，经历了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并带来了供养人口能力的大幅度增加。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人口越多，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就越来越残酷。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不平等都导致了贫富的严重分化，财富将继续被少数国家和少数集团占有和控制，这将是长期存在的过程。 其次要看到，任何文明体都不是空洞的形式，体现在现实中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方式存在。因此，在对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中，一定会出现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下中国特殊的体制优势，使得我们可以通过集中优质资源解决重点问题，以此来提高竞争能力。而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何整体提高14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保证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方面，会是更严峻的挑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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