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对于股民来说备受煎熬，刚刚在"8连阳"的火热行情中捂热屁股，又一不小心被踹下了车。 周四中芯国际科创板上市大吸血，周三晚中国神酒被官媒点名带崩白酒股，市场也气壮山河地跌出了大熊市的感觉。 周五尽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3200点失而复得。不过与前几日相比，两市成交额出现大幅度下滑， A股总成交1.12万亿元，较周四减少近4000亿元。 根据大A股的作风，在如今这个时点如果再没有利好消息出现的话，这次众人期待的"慢牛"非常有可能直接变成"死牛"了。 果不其然，昨天收盘后银保监会放出了大招——鼓励险资入市！ 1 险资权益类资产上限提升 如果说7月15日国常会上，李总理宣布的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是小试牛刀的话，那么周五银保监会宣布保险资金权益类资产配置上限提升至45%，对于股市而言就是绝对的大利好了。 此前，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股权，仅限于保险类企业、非保险类金融企业和与保险业务相关的养老、医疗、汽车服务等企业的股权。此次取消行业限制，整体利好险企投资端，可以进行更多优质行业的配置获取超额收益。 但是一方面保险公司投资非上市企业股权的比例非常之小，另一方面对上市公司股权的投资，即使行业限制取消，根据险资的风控要求，依旧是投资在经营稳健的大蓝筹优质企业上。 比如说，中国平安既投资汇丰控股这样的稳定高股息的银行企业，也会投资像上海家化这样的老牌日化企业。 行业限制的取消对保险行业是利好，但是既很难量化，又需要长时间的检验。 而将保险资金权益类资产配置上限从30%提升至45%，这就是"量"上的冲击，意味着更多的险资资金流入股市，这对市场的提振就是一剂十足的猛料。 并且，此次银保监会还实行了差异化分类监管，根据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等风控指标，明确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 各保险公司最新指标来看，中国人寿、太保寿险、泰康人寿、新华人寿、人保财险、太平财险等行业大中型保险公司，比例上限可由原来的30%直接提高到35%；而平安人寿2019年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0%，比例上限依旧为30%。 此外，针对以往出现的盲目投资、投资冲动带来的过度投资、频繁举牌等不理性行为，监管规定险企投资单一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进一步分散类别和品种投资风险。 从银保监会的意图上来看，既有意引导险企的增量资金进入股市，又在风控上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降低风险，为A股的长牛奠定基调。 2 长线资金才是长牛的基础 市场短期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是一台称重机。 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这句经典名言，恰恰反映了中美两国股市的生态。 A股市场是以散户为主导的市场，热衷于短期投资，喜欢追涨杀跌，所以短期内各种垃圾股被炒上天，这是A股没有长牛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美股市场是以长线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市场，大量的资金注重长期价值，配置在优秀的企业，这也是美股长牛的主要基础。 截至2019年底，美国机构投资者持有市值占比高达 93.2%，个人投资者持有市值占比不到6%。而我国个人投资者持有市值占比超过了机构投资者。 其实，70年代以前，美股市场也是散户主导，但是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入市后，就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下图可以看出，进入70年代后，美国养老金规模大幅增长。 美国养老金体系由社会保障、企业养老金计划、个人养老金（IRAs）三大支柱组成。 其中，企业养老金计划中的DC 型计划（收益不确定、雇主员工共同缴费，包括401K计划）、个人养老金（IRAs），在养老金总资产中占比60%，约14万亿美元，是美国养老金的主流。 2019年，DC型计划中，2万亿美元的资产投在了股票型基金上；个人养老金（IRAs）中，54%的资产投在了股市或者股票基金上。 从历史上来，美股在机构投资者壮大后，1980年至今的股市振幅比1980年前下降约6个百分点。 所以，机构投资者扩大后降低了美股波动的风险，使美股的生态更加注重长期投资，奠定了美股长牛的基础。 那么长期投资的收益真的比短期要好吗？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研究了从1930年至今的数据发现，如果投资者错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每十年中表现最好的10个交易日，他能得到总回报率只有91% ，而在股市波动中稳定投资的投资者可以获得回报为14962%。 没有人可以在短期内做到精准的抄底和清仓，要想获取"最佳10日"带来的超额收益，也就必须承受长期投资中股价表现不佳的日子。 3 结语 A股市场如今仅仅才30年的历史，长期趋势来看，也一定会经历像美股市场那样由散户主导变成机构主导的过程。 如今，监管上将险资权益类资产比例上限提升，鼓励险资入市仅仅是一个序幕，以后还会有各类指引机构者者入市的政策出台。 站在当前时点，资本市场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在全球大放水和我国经济强劲复苏的预期背景下，A股市场迎来长牛的市场共识正在形成。 监管层历次对险企入市标准的调整时点如下： 2004年10月25日保险资金获准入市，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仅5%； 2007年7月17日上调至10%； 2010年8月5日上调至20%； 2014年2月19日上调至30%； 2020年7月17日上调至45%。 前面四次的调整市场发生了什么不需要我赘述，虽然不能简单的路径依赖，但是历史非常有可能再次重演。
惊天大案！国有大行一支行长，借债2亿多，炒股亏4000万，诈骗获刑11年！还与这家上市公司前实控人有“密谋” 又见惊天大案，案件中的数字着实惊人。 国有大行一支行行长，炒股先后亏了4000万，而其本人对外借债达到了2亿多元，在离职前夕还进行诈骗，最终获刑11年。此外，他还与某港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订下“密谋”。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刑事裁定书，让这起惊天大案的细节浮出水面。 炒港股暴亏96% 裁判文书显示，本案被告人孙某兵，197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曾是工行江阴北国支行原行长。 具体来看，孙某兵原在工行江阴支行工作，2005年起陆续担任工行江阴北国支行、长泾支行行长、北国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2013年9月3日与该行江阴支行解除劳动合同。 经查明，2007年至2008年间，孙某兵出资人民币480万元购买了港股华基光电(后改名为中国源畅)的股票，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200万元左右，向别人借了280万元左右。 但是之后，港股大跌，导致孙某兵亏损人民币460余万元。也就是说，在华基光电这只股票上，孙某兵的亏损接近96%。 具体来看这只股票的行情图，可以发现在2006年12月28日开盘价为9.221港元的高位，而在2008年10月27日收盘价仅为0.310港元，这一区间的跌幅也达到了96.64%。 对外欠债达2亿多元 炒港股暴亏，为挽回损失，孙某兵又生一计。 此后，孙某兵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优势，开始以从事资金转贷、拆借生意及帮助理财等为由，承诺支付1%至3%左右不等的月息大量对外筹借资金。 年化12%至36%不等的利率，这资金成本着实不低。具体来看，筹借的资金有两方面用途： 其一是将所借资金部分用于拆借给他人赚取息差，并用于偿还债务本息。 其二则是将资金投入国内A股市场意图通过炒股的方式“翻身”。 结果，“炒股翻身”计划破灭，到了2012年下半年，他在国内A股市场亏损共计达人民币3600余万元。 也就是说，加上之前炒的港股，孙某兵在炒股上亏了4000万。 在此过程中，孙某兵对外借款须支付高额利息，所借承兑汇票须承担贴息，拆借给他人资金所获取的利息无法承担前述利息且部分资金难以收回，加上投资股票造成的亏损，至2012年底其对外结欠债务近人民币2亿元。 裁判文书还显示，到了2013年9月，孙某兵对外结欠债务的本金数额达人民币2.84亿元左右。 豪赌“资金运作”结果失败 投资A股又失败，孙某兵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 裁判文书显示，到了2012年底，孙某兵停止在股票方面投入资金，并继续对外筹借资金从事资金拆借生意，将所筹借资金中部分用于偿还此前结欠债务的本息，其中从事资金拆借的款项中大部分拆借给江某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某提公司”)。 孙某兵自陈其与江某提公司实际控制人仰某、金某商议出借资金给该公司，待仰某、金某等人控制的香港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后可募集资金，所募集资金可交被告人孙某兵港币2亿元用于资金运作，其即可通过此方式偿还债务、盘活资金。 到了2013年7月底，孙某兵直接出借及代江某提公司承担利息、贴息等共计达人民币7000万元左右。 又是一场“豪赌”。 然而，2013年7月20日，江某提公司实际控制人仰某因涉嫌犯诈骗罪被云南省大理警方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被逮捕，后于2017年5月因犯诈骗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贿罪被云南省高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 2013年7月22日，江某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某出境香港，并于同月29日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云南省大理警方刑事拘留上网追逃。 综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的(2016)云刑终1115号《刑事裁定书》来看，仰某是当时港股上市公司中国源畅的实控人仰翱。 2013年也是中国源畅的转折点，仰翱及两名董事被捕入狱，中国源畅也因涉嫌伪造注册资本被迫停牌长达7年。 前述《刑事裁定书》显示，2009年8月，被告人仰翱、仰于春以大理源畅公司之名申请实施国家“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时，虚构公司总资产为3.5亿元、自由资金为1.8457亿元，但公司真实的资产、资金为实收资本为零、资产为零；在申领国家财政补助资金时，将申请时的设备供应商更换为关联公司江苏准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常州源畅光电能源有限公司，合同未经招标，供货产品无金太阳产品认证证书；在使用国家财政补助资金过程中，采取履行合同中一部分小额合同的欺骗手段，改变财政补助资金专款专用之要求，将国家财政补助资金转入前述两家关联公司挪作他用。骗取了国家财政补助资金人民币5582.4652万元。 离任前诈骗1300多万 “豪赌”计划破产，孙某兵走上了犯罪之路。 2013年8月中旬，孙某兵得知仰某被采取强制措施，部分债权人得知此情况即向其催讨债务，但仍于2013年8月22日向被害人张某甲、秦某甲夫妇借得承兑汇票941.54916万元，于2013年8月19日至30日向被害人沈某甲、沈某乙兄弟借得承兑汇票共计450.84万元。 孙某兵承诺一个月到期支付与承兑汇票数额对应的现金，随即将承兑汇票以贴现或者直接使用的方式，用来偿还此前结欠张某甲、秦某甲、沈某甲、沈某乙及其他债权人的债务本息，其中2013年8月30日向被害人沈某甲、沈某乙借得130万元承兑汇票后于当日将110万元承兑汇票归还给债权人黄某。 2013年9月初，孙某兵因资金链断裂被债权人催讨债务无能力偿还，经向该行江阴支行申请辞职后于2013年9月3日与该工行江阴支行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债权人协商还款，而此时其对外结欠债务的本金数额达人民币2.84亿元左右。 尔后，孙某兵与债权人商议将债务总数额压降至人民币1.5亿元左右，并于2013年9月9日与包括被害人张某甲、沈某甲、沈某乙在内的债权人及江某提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孙某兵将对江某提公司的债权共计人民币1.501亿元转让给债权人。 孙某兵向江某提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写明以保护孙某兵个人为前提，将孙某兵人民币8010万元的借款划入江某提公司，该笔人民币8010万元借款实际仍由孙某兵个人承担偿还，待仰某回来后和孙某兵当面商谈偿还承担部分借款。 但是在此之后，孙某兵及江某提公司并未按照《协议书》向被害人张某甲、秦某甲及沈某甲、沈某乙清偿债务。 一审获刑十一年 2016年2月，被害人张某甲等人到江阴市公安局报案，称孙某兵以借款为名诈骗大量现金。 2016年3月31日，江阴市公安局经初查对孙某兵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 2016年6月1日，孙某兵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接受调查，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主要犯罪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法骗取他人钱财，其中骗取被害人张某甲、秦某甲承兑汇票941.54916万元，骗取被害人沈某甲、沈某乙承兑汇票450.84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2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确已构成诈骗罪。孙某兵系自首，予以从轻处罚。 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孙某兵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孙某兵违法所得1390.38916万元，发还被害人张某甲、秦某甲941.54916万元，发还被害人沈某甲、沈某乙448.84万元。 上诉称系“正常的民间借贷” 一审宣判后，孙某兵提出上诉。 孙某兵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有以下三点： 1、本案没有进行司法审计，未能查明孙某兵出现亏空的准确时间节点，原审法院凭空认定孙某兵存在亏空进而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存在逻辑错误； 2、因原审判决认定部分系出借人主动出借，也未约定借款用途，孙某兵在借款时仍未离职且尚在从事资金运作生意中，借款后也积极实施还款措施，并未采取虚构事实的行为，张某甲、秦某甲及沈某甲、沈某乙也未产生错误认识，故本案系正常的民间借贷，不应认定为诈骗罪； 3、孙某兵借款系基于对仰某在先同意的债务承担，不能因仰某被判处刑罚就认定孙某兵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裁判文书显示，对于上述3点意见，二审法院的意见如下： 针对第一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二审法院查明，截至2013年8月，孙某兵在借取原审判决认定的承兑汇票时已对外负债2亿元以上，且与孙某兵的供述笔录相互印证，故可以认定孙某兵在向被害人张某甲、秦某甲及沈某甲、沈某乙借涉案承兑汇票时已存在巨额亏空。 针对第二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二审法院查明，原审判决认定部分均系孙某兵主动借取而非出借人主动出借；孙某兵刻意隐瞒其对外结欠大量债务无力偿还的事实，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孙某兵在所谓的资金运作生意中，资金链实际上已经完全断裂，靠其所谓的资金生意已无偿还上述借款的可能；在本案被害人及相关出借人催讨时，孙某兵虽参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超出了其实际享有债权数额，且也未实际履行。 针对第三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二审法院查明，在依靠江某提公司偿还债务已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孙某兵隐瞒其已欠有巨额负债，仍以承诺一个月到期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被害人借承兑汇票，后直接用以偿还此前债务本息，可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世联行20日早间公告，公司于7月1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华居天下的通知，获悉华居天下与大横琴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华居天下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8.99%下降至2.99%，华居天下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 大横琴曾于7月1日与公司控股股东世联中国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世联中国持有的世联行201,812,441股股份，交易完成后大横琴持有世联行股份总数的9.90%。此次与华居天下的股转协议中，受让华居天下所持世联行122,265,400股股份，占世联行股份总数的6.00%。大横琴经上述两项交易完成后，合计持有世联行股份总数的15.90%。大横琴不排除未来继续增持世联行股份。 大横琴进一步提高持股比例，将有利于完善世联行股东结构，规范上市公司治理；有利于世联行与大横琴的战略协同，激活公司发展潜力；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今年年底开始，全国范围内的餐饮企业，都不能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了。 留给餐饮企业做应对的时间不多了。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塑料制品累计产量8184万吨，其中塑料吸管近30000吨，约合460亿根。人均使用量超过30根。环境专家表示，塑料吸管的使用时间只有几分钟，但自然界中的降解时间可能长达500年。 不过，如果你常喝咖啡、奶茶、冰可乐，应该不难发现，塑料吸管其实已经打包好了行李，准备退出历史舞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可降解的纸质吸管。 最早作出反应的是环保先锋、Logo带绿的星巴克。 早在2018年，星巴克就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全面停用塑料吸管的征程。截至去年年底，星巴克已经在中国一线城市的4000多家门店，实现了塑料吸管的禁用。 此前星巴克在中国地区的塑料吸管年均使用量为200吨左右。 而不同于强制断供塑料吸管的星巴克，喜茶从今年6月起开始在外卖平台上增加“用纸吸管替代塑料吸管”的选项，来引导消费者减少使用塑料吸管。目前北京地区的喜茶外卖已全部默认配送纸吸管，未来也会在全国其它城市推行。 6月30日，麦当劳中国宣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的近千家麦当劳将率先停用塑料吸管，取而代之的是加入了“小巧思”的直饮杯盖。 据了解，目前中国内地有超过3500家麦当劳餐厅，塑料吸管的年均使用量约为400吨。 （来源：网络） 一、塑料吸管的天下，纸吸管和直饮杯盖撑得起来吗? 虽然大部分消费者对禁用塑料吸管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同时，几乎所有用过纸吸管的消费者都表示：真的太难用了。 环保意识较高的消费者勉强可以忍一忍，但因为吸管使用体验太差而吐槽麦当劳和星巴克的微博、帖子，在网络上疯狂流传、不胜枚举。 那为什么同样用于喝咖啡，纸杯常见、好用，纸吸管却不行呢？ 原因在于，为了隔水，“环保”纸杯里都会包覆一层 PE 薄膜。对，就是一直在坊间流传，涂在方便面桶内侧，吃进去会附着在胃壁上的“石蜡”（其实并不是）。 而废弃纸杯、泡面桶在回收时，必须先把塑料淋膜和纸分开、“纸杯”才是真正的纸。 至于纸吸管，因为没有这层塑料膜，赢得了一个“绿色”的标签。但随即而来的就是纸遇水会变软的属性，和被用来喝饮料的使命之间的大冲突。 几乎所有用纸吸管喝麦当劳冰饮的消费者，都在喝了十几分钟后遇到了下图的窘境。而对此，店员也只能抱歉的建议你：喝快点。 （来源：推特） 而目前最厚实的星巴克纸吸管，虽然没有特别软，但是容易断。而且由于直径较小，加上纸的摩擦力相对大一点，被消费者抱怨用于喝“星冰乐”产品的时候根本吸不上来。 更别提被吐槽像在用卫生纸卷的内芯喝饮料。 （来源：新浪微博） 而星巴克和麦当劳先后推出的直饮杯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网友指出，在喝冰美式的时候，被冰块撞了牙。 简单来说就是，喝冷的冰牙，喝热的烫嘴。对于部分消费者还有粘口红这一大弊端。 看来想要推广饮料不用吸管直接喝，可能比换吸管要难多了。 （来源：网络） 二、 除了难用，可降解吸管更贵、更难做 浙江义乌的双童吸管是国内乃至全球领先的吸管制造企业。和大多数同行一样，公司在1994年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生产传统塑料吸管。 薄利多销几乎是所有吸管制造企业采用的策略，想要盈利就必须压低价格、加大出货量。这样的模式让企业难以成长。因此，双童吸管在2005年就研发生产了聚乳酸可降解吸管。 除了成本较高以外，聚乳酸产品的保质期通常不超过12个月，一旦保存时间过久产品就会降解。所以厂家必须及早销售，避免库存长期积压的情况。 由于聚乳酸可降解吸管难储存，不少厂家还是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纸吸管。 但纸吸管的工艺较为复杂。以卷管环节为例，每根纸吸管都需要用三层纸卷制而成。由于每个客户的需求不一样，纸张的规格也各不相同，每次生产都需要调试机器。即使能顺利完成制作，烘干又是一个让不少没经验的企业头疼的难题。 正是受制于资金成本、技术等原因，目前不少中小企业并没有冒然转型。 （来源：央视财经） 一支塑料吸管的成本平均是3分钱左右，而纸吸管差不多需要1毛钱。贵了3倍多，使用体验却大扑街。 相信我，饮料店和吸管制造商，比用软吸管喝饮料的消费者，难多了。 三、可降解材料的新蓝海 据行业推测，全球包装市场对可降解塑料的需求量将在2023年达到945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3%。可以说可降解塑料包装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数据统计，目前中国可降解塑料的产量占世界产能约25%，与中国塑料占世界产能的比例相当。 环境降解塑料的降解过程主要涉及生物降解，光降解和化学降解三种，这三种降解过程相互间具有增效、协同和连贯作用。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经营范围含“生物降解、光降解、化学降解、可降解”，且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的企业共有2,677家。 行业分布上看，约45%的可降解材料相关企业为制造业，26%的相关企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地域分布上看，广东省拥有最多的可降解材料相关企业，山东省和江苏省相关企业数量次之。 近十年来，我国可降解材料相关企业（全部企业状态）年度注册数量与增速呈稳定上涨趋势。 其中，2019年相关企业新增数量达514家，年增速为15.05%，是我国可降解材料相关企业注册数量最多、增速最快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截至7月1日，以工商登记为准，我国新增可降解材料相关企业255家，同比增长约23%。 （来源：天眼查） 全球范围的限塑，以及更多企业涌入可降解材料制造，乍一听确实是觉得，地球有救了。 但是仔细想想，“限塑令”在我国施行了也有10多年，除了大超市、连锁便利店的塑料袋要收钱，基本看不到任何收效。 近几年随着外卖行业的爆发、商品为了追求标新立异而过度包装，塑料包装盒塑料餐具的使用，怕是比限塑令之前更夸张。 截至2018年，全国的外卖用户已增长到3.58亿，整个外卖市场已突破2400亿元。以平均40元每单粗略估计，2018年全国每天送出外卖超千万份，所以，每日送达消费者手中的塑料包装数量也是千万级别。 而且，在纸吸管被频频吐槽时候，商机也出现了：某宝上的“机智”商家，迅速推出一次性独立包装吸管。不给塑料吸管是吧，那我就自己买！ 多年之后，“禁管令”可能会像十年前的“限塑令”一样，反而把“限塑”，限成了“卖塑”。 恐怕只有从源头上加强监管，从不让用，监管到不让造，才是真正的出路吧。
酝酿许久的险资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提高相关政策终于落地。在银保监会近日发布的《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中，根据偿付能力等指标，对险企的权益类资产投资监管比例进行差异化设置，最高能够达到上季末总资产的45%。 45%，这高出此前30%监管“天花板”足足一半的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上限，也被视为监管送出的一份“险资大礼包”，一时间，千亿甚至万亿险资将注入资本市场的观点再出。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满足通知所规定的偿付能力要求，能够突破此前30%比例限制的险企多达几十家，其中也包括绝大多数上市大型险企。 这意味着即将有大量险资加仓A股吗？据记者从行业内了解到，确有保险公司的权益性资产比例已接近此前30%的上限，但从近两年数据来看，大多数大型险企的权益性资产投资比例离此前30%的上限仍然有空间。 多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其实该政策的长期利好意义更大于短期为A股带来大量增量资金的效果。一方面，根据偿付能力等指标来进行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的差异化监管更为精准，对于经营稳定的险企来说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资自主权，有利于推进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同时为资本市场输送长期稳定的资金。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大多数大型险企的投资比例上限得以提高，但短期内险企并不会就此盲目加仓，还是会在权衡各方面之后根据自身情况来操作。 谁能加仓？ 根据通知中提到的八档差异化监管，在不存在通知中列举的一些风险情况的条件下，上季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高于250%的险企，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投资余额占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能突破此前30%的限制。 记者统计发现，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上披露2020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近170家产寿险公司中，达到2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门槛的有70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人寿、太保寿险、新华保险、人保财险等大多数上市大型险企，它们今年一季度末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普遍在250%-300%之间，按照通知规定，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可以由原来的30%提高到35%。 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能够超过350%，从而触及45%的监管比例“天花板”的，则有37家。不过，它们绝大多数都是规模不大的中小险企，其中有多家外资险企，由于业务结构、业务规模、刚完成增资等各种原因，它们的偿付能力较高，但同时其中多家险企的投资策略都比较谨慎，权益性资产配置普遍较少。 事实上，险资权益性资产投资比例的提高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监管层也多次公开提及将会提高符合条件险企的权益性资产投资比例上限。 “由于监管口径中权益性投资不仅包含上市公司股票、股票型基金，还有未上市股权、私募股权基金等，确实有些公司的权益类资产接近30%上限，有点捉襟见肘。”一名大型保险资管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 不过，从险资整体来看，即使是之前30%的额度，其实险资整体上也没有用完。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余额为4.38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22.57%。其中，长期股权投资1.95万亿元，占比10.05%；股票1.54万亿元，占比7.95%；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0.54万亿元，占比2.76%。 2020年一季度末，保险业资产总额为21.72万亿元，由此计算，站在今年二季度末，保险公司上季末（一季末）4.38万亿元的权益类资产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约为20.17%。 而保费占到市场规模接近六成的上市险企，即使在今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举牌潮，但其权益类投资比例离30%仍有距离。 以今年举牌了3次的太平人寿为例，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31日，其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占上季度末总资产的比例为19.45%。国寿集团今年一季度的合并权益类资产账面价值占当季合并总资产的比例则为20%；而一向以投资稳健著称的中国太保集团这一比例则更低，截至去年三季度末，中国太保的当季上述比例仅为13.3%。 会加仓吗？ 在通知发布之后，有市场人士随即算了一笔账，用提升的比例差来计算，预计对于A股会有千亿甚至万亿的增量资金涌入。 不过，大多数资深业内人士认为，调整A股市场中长期投资者的结构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至少短期内并不会有大量的险资因为比例调整而跑步入场。 “尽管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上限有所提高，但险资也并不会盲目入市，关键还是要看是否有合适的、优质的标的，而要在目前市场中精准地寻找出这样的标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上述保险资管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况且，大型保险公司的权益性资产仓位并不是简单地由投资部门决定，需要考虑产品、精算、财务、偿付能力等方方面面来决定，这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如果觉得大类资产的风险阈值已到，就不会贸然增加仓位，甚至会有减仓的可能。我们一年里做波段的次数很少。” 天风证券也表示，短期角度，出于风险偏好和新金融资产会计准则的考虑，保险公司在大类资产配置上，可能不会很快增加权益配置。因此考虑当前时点，文件的发布可能更多表达了决策层对市场的呵护。 在众多业内资深人士看来，相对于短期的市场增量资金，这次通知所带来的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进一步市场化及改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的长期积极意义显然更重。 “虽然我们暂时不会用足这个额度，但此次政策能够改变过去‘一刀切’的指标，让经营稳健的‘好孩子’能够有更大的空间来进行资产配置，同时防止一些指标有所欠缺的险企激进投资所带来的进一步利差损风险，对行业的意义是很大的。”上述保险资管公司高管表示。 新华保险首席执行官、总裁李全表示，通知强调基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差异化比例监管，不仅赋予了保险公司配置权益资产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度，而且保证了资产端与负债端保险业务发展的匹配性，体现了“有多少钱干多大事”、“有多少资本做多大生意”的基本商业原则，并再次重申了监管要求：保险资管机构要获得更多权益配置空间与保险公司自身业务的经营发展密切相关，以确保公司的资产与负债在“双轮驱动”下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 平安资管董事长万放解读称，在资产荒和利率下行的双重压力下，保险资金资产配置难度加大，根据公司偿付能力的不同，放宽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有利于优秀的保险公司配置更多的优质资产，化解潜在的利差损风险。同时，有利于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鼓励以险资为代表的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生态。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增加了集中度风险监管指标，进一步规定保险公司投资单一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以此分散类别和品种投资风险，这进一步强化了保险资金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和审慎投资理念。 “保险资管机构在拥抱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放宽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市场、流动性等风险，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管要求，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秉承审慎稳健运用、长期持有为主的基本原则开展权益类资产投资。”万放表示。
7月16日，刘晓明大使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菲尔普视频专访。专访实录全文如下： 《泰晤士报》：感谢你抽出时间接受采访。英国政府最近就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作出决定，正如你昨天与英国智库座谈时所说，当前英中关系面临重要时刻，处于多事之秋。我想问的是，你在伦敦担任大使十年，是否认为现在是英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刻？十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大使：我理解你希望今天的采访覆盖更广泛议题，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集中在华为这一英中关系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上。 是的，我在此工作已有十年，见证了中英关系的起起伏伏，但我不认为目前的危机是最糟糕的情况，而是中英关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我驻节英国的十年中，中英关系历经风雨，仍向前发展。我们经历了英国领导人会见“藏独”头目达赖，这违背了英方关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承诺。我们还经历了英国“海神之子”号军舰侵入中国领海、违反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准则。现在我们又遇到新问题，华为是其中最严峻的一个。这个问题不是关于一家公司，而关于中国。我认为一些英国记者的认识比政客要准确。这实际上是关于英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的问题，是视中国为机遇、还是挑战甚至威胁？是视中国为可以合作的友好国家、还是“敌对”或“潜在的敌对”国家？华为被贴上很多标签，有人称其为来自“敌对国家”的公司，也有人称其为“高风险供应商”。华为在英国经营20年，突然之间，一些人“发现”它是“高风险供应商”，完全忘记了华为为英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泰晤士报》：你曾说，华为公司在英国经营近20年，投资20亿英镑并创造大量就业，英方禁止华为的决定令人痛心。你打算给准备来英投资的其他中国企业什么建议呢？ 刘大使：中国企业不需要我提建议。华为的例子就摆在那儿了。它曾是中英互利合作的典范。我记得美国想方设法打压华为的时候，英国领导人对我说，英国是开放的。我曾赞赏英国领导人，他们能够百分之百准确叫出名字的中国企业就是华为。他们在公开演讲中，也表示欢迎华为。这表明英国曾奉行不一样的外交政策，也体现出英国曾是开放、自由贸易的旗手。这是众多中国企业来英投资的原因之一。 过去10年，中国对英投资增长了20倍。我刚到英国时，中国对英投资只有10亿美元，现在有200亿美元。英国已成为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我认为中国在英投资不仅提供就业、创造机遇和促进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与英国共同成长。 以华为为例，华为是5G的领军企业，中国也是5G的领先者。现在华为在中国市场占据40%，也占据世界市场40%的份额。英国启动5G较早，但在部署上稍显落后。我认为英国人很聪明，也很有远见，知道如何把握机遇。华为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英国政府制定了富有雄心的计划，要在2025年实现5G全覆盖，华为愿为此提供帮助并做出贡献。但很不幸，英国现在根据“莫须有”的技术风险做出禁用华为的决定，其中还有政治操弄。看看美国领导人是怎么说的，他说正是因为他施加了压力，英国才做出了禁止华为的决定。我认为英国丧失了机遇。 我曾说，选择华为就是选择机遇、选择增长，拒绝华为就是拒绝机遇、拒绝增长。现在，我要加上一句：拒绝华为就是拒绝未来。5G代表未来。华为问题出现后，我努力了解5G概念及相关技术。5G不只涉及手机，包括改善手机的质量、清晰度和速度等。我认为5G关系到人类未来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自动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以新冠肺炎为例，在中国和武汉抗击疫情的过程中，5G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实现远程诊疗，覆盖了所有医院，为医护工作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所以5G不仅代表产业未来，也代表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未来。英国错过了在这一领域成为领导者的机遇。 《泰晤士报》：谢谢。我想再提一个问题，是关于你昨天提到的英国政府改变涉华为决定的原因。你提到英国政府主管部门曾表示华为“风险可控”，你也提到了英国的“对华鹰派”。就在几周前，英国议会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旨在应对日益“复杂棘手”的涉华问题。你怎么看这个小组？ 刘大使：在英国确实存在一些势力。英国向来被不少人称为“自由的国度”，标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英国是近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同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极端思潮。但一些政客则有自己的政治盘算。我不想点名，其中绝大多数你都知道，尤其哪些叫嚣得最响的。 在这些政客看来，现在赶上了反华的好时机。他们把美国领导人吹捧为“自由世界”的旗手。英国领导人曾致力打造旨在互利共赢的英中关系“黄金时代”，英国社会一直以来的主流意见也是发展双边友好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这些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掀不起什么风浪。现在他们觉得时机已到，中美“对抗”或摩擦给了他们大做文章的机会，他们甘愿“随美起舞”。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应具备战略眼光，深知本国根本利益所在，不应向政治压力低头，不应被“对华鹰派”或“反华势力”裹挟。我想强调，中英关系十分重要，不能被反华势力、反对中英合作的势力所绑架。令人遗憾的是，从英国对待华为一事来看，这些反华势力在幕后推波助澜，他们乐见这样的结果。我对此感到遗憾，我认为最终恶果将由英国人民来“买单”。 我认为，英国民众不会愿意花高价购买使用质量不如华为的技术和设备。你或许已听到英国工商界领袖们对替代华为的高额成本、英国5G建设可能被迟滞表达的关切。英国政府也会支付额外成本，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答案是纳税人，是由英国消费者和普通民众来“买单”。华为在英国创造了大约26000个就业岗位，还建立了6个研发中心，雇佣了300至400名研发人员。他们近期还在剑桥购地，计划建设光电子研究中心。 我认为英国政府关于华为的决定亦将破坏相关产业供应链。英国制造业早已萎缩，人才、技术和创意是英国的比较优势。华为则拥有强大制造能力和优秀研发团队。中英两国本可在5G技术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携手并进、引领世界，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不认为华为还有兴趣追加对英投资。他们本计划在今后三年再追加30亿英镑投资，但情况已然变化。 《泰晤士报》：你认为他们不会追加这笔投资？ 刘大使：既然英国计划逐步弃用华为，华为为什么还要投资呢？按照英国的计划，到2027年华为将被全部移除。因此我认为，英国政府的决定将使英国错失很多机遇。 《泰晤士报》：我想再问一下关于议会中国研究小组的问题吗？它成立时，因与欧洲研究小组同名而使我印象深刻。有人说，四十年来，英国尽管是欧盟成员，但一直把欧洲当作一个有用的“敌人”，什么事都可以归咎于欧洲；英国脱欧后，失去了“敌人”。你是否认为英国某些政治力量正在把中国变成新的“敌人”？ 刘大使：的确如此。我认为一些欧美政客正试图将自己制造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看一看美国抗疫情况就知道了。美国领导人一直在说，疫情是从中国传来的。对他们而言，中国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甩锅”中国轻而易举。他们对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十分嫉妒。在他们看来，美国或部分欧洲国家的抗疫成效很难和中国相提并论。因此，必须将自身的问题归咎于中国。有些人甚至想对中国发动 “新冷战”。 我曾两次常驻华盛顿。我知道你也曾在华盛顿工作过。我目睹美国的“鹰派”为了增加军事预算不停地寻找敌人。如果找不到，他们会制造一个敌人。在英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也有人想要树敌，叫嚣所谓“新冷战”，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曾多次在演讲中强调，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五千年，那时还没有美国，甚至还没有英国。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随着实力的提升，我们希望承担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的责任。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我们对联合国预算的贡献很小。现在，中国已成为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第二大出资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我们希望为人类和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西方有些人对此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国制度，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是另类。当中国变得强大和繁荣时，他们不高兴。中国人民富足幸福，他们就不满意。我们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真诚希望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泰晤士报》：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你可能已经看到《泰晤士报》本周报道，英国计划向太平洋或南海派遣航空母舰？你对此有何反应？你认为这将释放什么信号？ 刘大使：这将是一个危险的行动。首先，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英国脱欧后，我想英国仍想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不是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我认为，英国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南海局势是和平和安宁的。我们正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希望能尽快达成协议。所谓航行自由是个“伪命题”。南海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在过去许多年里，没有人能举出一艘商船在南海被骚扰的例子。中国60%的原油经南海运输。中国比任何国家都不愿意看到南海局势陷入动荡。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有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法权利，这种权利符合并受国际法保护。美国不远万里派军舰到南海，就是为了挑衅、侵犯和损害中国主权。我不愿看到英国跟随美国挑战中国主权，干扰地区和平安宁。我希望脱欧后的英国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制造动荡。 《泰晤士报》：我们来谈谈当前英中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香港。英国计划给予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持有者公民权利，中国做了回应，指出这是粗暴干涉内政。你对罗冠聪和郑文杰来到英国有何看法？郑提到要建立香港流亡议会。如果伦敦成为来自香港人员的组织活动之地，中国会如何反应？ 刘大使：首先谈谈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我想英国做出了错误决定。这是针对香港国安法的，是对香港国安法的误读和误解。这部法律是以立法的方式堵塞香港国家安全的风险漏洞。去年香港陷入暴乱，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采取措施止暴制乱。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23年来，由于反对派造谣惑众，立法一直没有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英国政府和议会责任维护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国家安全。中国也一样。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国安法是为恢复秩序，回应香港民众要求止暴制乱的呼声。但英国做出错误的反应。有关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措施将扰乱香港人心。英方一直声称希望看到香港繁荣稳定。但这一措施无助于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只会起反作用。 第二，英方违背自身承诺。英方曾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居留权，但现在完全改变了立场。英方一方面错误地指责中国违背承诺，另一方面，英方违背自身在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英方的指责毫无道理，我们仍坚持“一国两制”。这是写入香港基本法的一项制度，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所谓“流亡议会”的问题。如果英国允许这些人员建立所谓“流亡议会”，那将是大错特错。这些人的目标是分裂中国和“香港独立”。这样的组织是以破坏“一国两制”为目的的反华组织。“一国”意味着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们利用两制侵蚀一国，达到他们破坏中国统一和完整的目的。如果英国允许这些人建立所谓“流亡议会”，那将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将成为中英关系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 《泰晤士报》：这会造成后果吗？ 刘大使：当然。如果英方挑战中国的主权，支持反华势力，我们一定会提出严正交涉，警告他们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泰晤士报》：你能具体谈谈会有什么后果吗？ 刘大使：这要视情况而定。我再强调一下，这些行动都将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如香港、华为。这都是有关信任的问题，有关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如果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就会像一些“对华鹰派”和“逢中必反”的人一样，抓住一切机会攻击中国，不择手段削弱中国、损害中国的利益。到最后，他们也会损害英国的利益。我想中英关系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我们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巨大合作潜力，可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两国可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合作推进许多国际议程，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事务、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合作和自由贸易。中英的合作议程十分广泛。我们应该是伙伴和朋友，前提是我们建立基本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这是双边关系的基础。我想我们已经超时了。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泰晤士报》：我问一个关于伙伴关系的问题。现在英中伙伴关系的内涵之一是在英国大学里，中国学生的数量很大。但英国议会外委会指责中国驻英使馆干扰英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你如何回应？ 刘大使：这种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些人仍生活在冷战时代。我与中国学生有许多联系。现在有20万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我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我相信他们代表着中国和中英关系的未来。我鼓励他们报效祖国。这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英国驻中国大使到校园里演讲，鼓励英国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会有问题吗？会被称作干扰学术自由吗？这种说法很荒唐。这显示了某些人心理有问题。一些人抱怨中国变得很强势。但中国没有变。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 自英国1972年接收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起，现在已有不少留英学生走上中国各个领域重要岗位。我想，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大使也会对这批学生说过相同的话。这批人，他们当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和知名科学家，他们都在推动中英交流合作，为中英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些“冷战斗士”甚至在这种基本问题上都歪曲抹黑。职我要告诉他们：中国大使鼓励中国留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是我的职责，没有任何问题。 《泰晤士报》：谢谢。 刘大使：最后，我想说，希望英国不仅在口头、而且在行动上重视中国。中国是英国的机遇。中国希望成为英国的朋友和伙伴。我们希望与英国合作共赢。 《泰晤士报》：非常感谢你。 刘大使：再见。
GPS栏目主播扎卡里亚采访时表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两国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以下是这次专访中涉及中美关系的问答实录。 扎卡里亚：我想先问一个宏观的问题。我观察华盛顿现在的辩论，发现共和和民主两党都有同感，认为正面对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国近几年来变得更加强硬、更具扩张色彩并咄咄逼人，这就需要美国以有别于以往几十年政策的方式加以应对。您对此有何回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崔大使：我认为大家对当今世界的现实要有全面的认知。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历史长达5000年，比美国历史要长得多。中华文明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人民仍在坚持不懈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不论是在过去的70年还是在过去的7年，这一点从没改变过，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我们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对美国而言，根本性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是否准备好或者说愿意同另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应对众多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这是一个必须作出的根本性选择。 扎卡里亚：大使您参加过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许多会谈，也一直和本届美国政府高层打交道。您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对手？因为他本人目前对华表态很强硬，但今年一、二月也曾大力称赞习近平主席。对中国而言，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特朗普？ 崔大使：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总统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中方愿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开展合作，致力于在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稳定、强健的关系。当然，任何一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都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两国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开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合作。同时，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策。 扎卡里亚：您对特朗普总统近期（对华）公开表态的转变感到惊讶吗？ 崔大使：中方愿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对此持开放态度。特别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善意依旧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也抱有同样的善意。我认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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