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玑财富26亿规模基金产品疑3月起已延期兑付，而早在去年12月即有投资人遇到拿不回本金的情况，此外有当事人讲述成基金延期兑付后销售员仍推销产品拉拢客户资金数千万。天玑财富做出回应，承认部分应收账款确实遇到了回款困难情况，公司本身兑付也出现危机。 据资管网报道，天玑财富26亿规模基金产品疑3月起已延期兑付，而早在去年12月即有投资人遇到拿不回本金的情况，此外有当事人讲述成基金延期兑付后销售员仍推销产品拉拢客户资金数千万。 随后，天玑财富发布情况说明做出回应，承认部分应收账款确实遇到了回款困难情况，公司本身兑付也出现危机。说明称，应收账款相关项目合同均含保密条款，但公司对政府层面均会如实公开。 对于旧改项目，天玑财富回应称此项目还未到确认实施主体阶段；成都绿地公寓项目为合作项目，存在可查封风险，未将该项目直接纳入公司资产系统；份额转让及安置方案方面，龙岗天玑城六楼已有份额转让成功案例；亚朵酒店项目已处理完毕，回款用于此项目投资人兑付；熊猫TV项目只是横琴创梦奇达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投资的项目之一，且熊猫TV项目正在处理中。 此外说明还提及，其不存在私兑和资产转移行为，高管变更属于公司人员正常流动，唐皓及相关股东高管等绝不变更工商登记、不失联、不跑路，将尽快推出针对老弱病残困客户的安置方案等。 目前天玑财富官网已无法访问。据中国基金报报道，天玑财富此前职场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物业称天玑财富已搬走一两个月了，“之前有投资人来闹过，但已经报警处理了”。平安警务中心称目前该案已经移交到经侦。 据天眼查，天玑财富运营主体深圳前海天玑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前海广众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目前股东主要为其实控人唐皓及监事李毕。 天玑财富曾获得上市公司刚泰控股(SH600687)、宝鹰股份(SZ002047)入股。从工商变更信息来看，刚泰控股股东上海刚泰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宝鹰股份股东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2016年陆续成为天玑财富股东。2018年5月刚泰投资退出股东名单，2020年5月宝信投资退出。 此前天玑财富因接盘海航基础(SH600515)而引发关注。据海航基础公告，其子公司三亚临空基础拟向天机财富出售其持有的深圳宝源100%的股权，转让价款约13.85亿元。 据华夏时报报道，天玑财富2018年发起私募基金产品“天玑聚盈15号”，计划筹集16亿元收购资金，其中机构领投6亿元，用于收购海航基础地产项目深圳海航城。2019年底，华夏时报实地探访发现，据《合作改造协议》签署时间虽已超过两年半，但旧改项目地块现仍以旧村为主。 据中基协披露的信息，天玑财富注册资本1亿元，实缴资本4250万元，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产品36只。董事长唐皓2006年9月至2013年2月在深圳发展银行任零售部门主管一职。天玑财富关联方包括深圳前海无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横琴天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其中无锋基金实控人为天玑财富另一股东李毕，天权资本实控人为唐皓。
618来了，818在不远处，之后还有双11。你争分夺秒地抢优惠券、准时下单，结束战斗的瞬间，你长松一口气，又随即陷入空虚，心里有个声音警示你：当心消费主义！一方面，追求更好的消费品，是人性使然，收入水平的提升，自然带来消费标准提升；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享乐主义依旧心存警惕，批判一切过度消费的苗头。正是这种相反的张力，给很多消费者带来认知失调：一边借助消费彰显自我，疯狂买买买；一边又自称“剁手族”，愧于将消费记录示人。购买时有多狂热，下单后就有多心虚。精致穷消费超过基本需要，必然与享受有关。很多人对享乐主义心存警惕，对消费文化也就心存疑虑，甚至口诛笔伐。这背后，并非食古不化，根本在于市场经济内部的失调：生产领域，强调竞争与效率，要求自律、勤奋、奋斗、理智，鼓励醉心于事业和成功；消费市场，追求更大的销量，强调的则是时尚、自我满足、及时行乐，鼓励攀比心理。然而，生产者脱下工装就是消费者，工作中一套文化，生活中另一套文化，消费心态怎能不别扭呢？此外，工作场所强调满负荷投入，恨不得把所有时间耗尽；而消费生活又要求足够的休闲，无论餐饮娱乐、美容旅游还是体验经济，都是杀时间的项目。这也导致一种尴尬：能赚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可能没钱。生活性服务业要么发展不起来，要么靠低收入人群支撑，后者靠借钱撑得一时。社会上，有一群自称“精致穷”的男孩女孩，赚得不多、对精致的追求不减，宁愿花光工资装点门面，甚至不惜背上高额债务。正是这类现象的日益增多，引发大众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很多人更是质疑，消费主义扭曲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在互联网语境下，我们都活在他人的关注里，个人的价值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得以实现。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关乎能够标示地位的潮品、奢侈品等。很多年轻人，恰好处于寻找社会认同的心理发展阶段，误以为可以用特定的消费标准来界定自身的地位和品味，从而跨越经济能力追逐高消费，被经济压力反噬。这类现象频发，的确值得反思，文化日趋多元化，不同的消费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土壤，不同的个体却未必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一旦选择错误，就会导致经济基础与消费认知的失调，诸如“精致穷”等也就不可避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金钱压力经济学家凡勃仑指出，“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中，引起生活方式重新调整的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或者更具体地说，这些力量以金钱压力的形式体现。”文化现象的背后是经济土壤。消费主义的崛起，是因为到了该崛起的时候。早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统计学家里斯琴•恩格尔就发现，消费选择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购买食物，解决温饱需求。只有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时，耐用消费品（住房、汽车）、奢侈品、娱乐消费等改善型、享乐型消费才会相继提上日程。食品位于消费阶梯的底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就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被称作恩格尔系数，比例越低，人们越不需要为食物发愁，生活水平越高。197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食物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比已不足30%。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对于消费的理解和认知也在逐渐改变。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解为三个层面：技术-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中轴是资源分配，追求效率，谋求最佳效果；文化层面的中轴是实现并提高自我的愿望。经济层面，追求效率始终强调奋斗与自律；文化层面，自我实现并非总是强调勤俭与节约。到了一定阶段，二者就会产生相反的张力。经济发展初期，自我实现追求的是温饱和安全，这个阶段，自我满足源于攒下一笔钱，勤俭节约是主流文化诉求；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段时，自我实现更多地侧重享受生活、要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勤俭节约不再是唯一的声音。由于经济层面对效率的追求始终不变，当文化层面的自我实现从勤俭转向享乐时，就会出现一定的相斥性——效率与享乐的冲突。这个时候，在文化层面，“节俭VS享乐”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如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于1956年所说：“我们不再真正相信辛苦工作努力存钱是生活的唯一理想；但是潜意识里，辛苦工作努力存钱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标准。”享受生活，是道德的勤俭VS享乐，是当前消费文化的核心争论点之一。经过40多年的高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爬上了“消费阶梯”较高的位置——追求个性化、时尚，青睐奢侈品，此时，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倾向崛起，意在解除“勤俭文化对一部分群体的认知桎梏”，宣扬“享乐也是道德的”。但同时，也还有很多人仍处在耐用消费品阶段，在为房子和车子攒钱，他们要捍卫的，是对“勤俭节约”的道德认知。很多人习惯进行代际比较，80后勤俭、90后享乐等等。其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认可什么样的消费理念，与其自身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按照代际贴标签的做法，简单粗暴，惹来诸多非议。在B站《后浪》视频刷屏后，快手推出了《看见》，讲的都是年轻人，却是不同的画面。经济基础不同，争论消费理念无疑鸡同鸭讲。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心态。勤俭节约与享受生活，并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对抗，是“正确”与“正确”的对抗，两者都没有错，适用不同的发展阶段。只要与经济状况契合，消费也罢、存钱也罢，没有对错之分。勤俭节约，是道德的；享受生活，也是道德的。美日经验我们当前经历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美国的消费主义大潮，始于1970年代。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高增长，美国步入消费主义的狂欢，1970年起，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71年的13.5%降至2005年的3.2%。面对消费的狂欢，当时的美国社会并未欣然接纳，很多社会学者撰文，痛斥消费主义对人的物化，批评 “把某一种生活标准等同于生活方式和特定身份（中产阶级）的标志”，并指责广告的推波助澜作用。然而，文化大潮一旦转向，不把能量耗尽是不会回头的。美国消费文化的形成，是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战后美国经济步入黄金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削弱了大萧条下的不安全感，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以信用卡为代表的负债型购物工具出现，大额消费时再也不必担心资金不足，贷款促消费有了基础；电影电视等视觉传媒的崛起，在塑造品位、造就偶像上远胜流行小说，为消费文化兴起立下汗马功劳；1960年代，美国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意义和传统价值观，在文化上为消费主义奠定基础。社会做好了准备，文化转向，势在必行。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是如此。2012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教授发表《第四消费时代》一书，从消费角度把日本社会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消费时代（1912～1941年），只发生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特权的消费时代；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年），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如破竹，迎来大众化的消费高潮；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年），从家庭向个体转变，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第四消费时代（2005～2034年），购物使人幸福的时代结束了，人们消费欲望降低，从“买买买”到“断舍离”，开始追求自然、舒适、宁静的生活方式。对比三浦展的阶段划分，我们正处于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消费时代的转变期。消费大潮，刚刚拉开序幕！购物后，能不心虚吗？丹尼尔·贝尔说过，人类最深刻的冲动力之一是将社会体制和信仰神圣化，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并抵制死亡的虚无。但贝尔也坦承，自我中心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社会的约束及与他人的分享，使得后工业时代缺乏一个能深入人心的道德体系。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多元的消费文化，“勤俭节约”已不足以对所有的消费做出道德评价。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社会文化层面，需要更多包容。回到个体视角来，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如何解决“剁手购物后心虚”的认知失调——我们既认为自己有资格享受更好的生活，潜意识里又认为节俭才是美德。只有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意识不停在变迁，我们又何必画地为牢？当然，我们也可以返璞归真，追问欲望的来源，就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一如古埃及精英分子，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只不过这些金字塔在不同文化里会有不同的名字、形体和规模罢了。举例来说，可能是一栋近郊的独栋透天别墅，有游泳池和大庭院，也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高楼公寓，有着令人屏息的美景。但很少人会真的去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建这些金字塔？”参考资料：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2、[美]索尔斯坦·凡勃仑，《有闲阶级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从服务中小微信贷市场起步，一家民营评级机构完成备案。记者昨日获悉，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近日发布公告称，蚂蚁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下称蚂蚁评估）作为信用评级机构完成备案办理。公开信息显示，蚂蚁评估于今年3月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是蚂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据了解，自去年底《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后，已有4家评级公司完成信用评级机构备案办理，分别为惠誉博华、联合资信、标普信评、蚂蚁评估。除两家国际评级机构的全资子公司外，联合资信和蚂蚁评估皆为本土评级机构。 据蚂蚁评估总经理周卫林介绍，在完成备案后，蚂蚁评估将在现有信用评级监管框架下，从信贷市场起步，以中小微企业为服务重点，促进评级结果在信贷市场的应用，进而探索中小微企业融资方式创新，推动中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扩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实际上，外部评级目前在信贷市场的应用还较少，记者从几家银行了解到，在向企业放贷时，银行会参考外部评级结果，但主要针对大型企业。同时，由于信贷属于非标准融资，评级公司评级一般针对标准资产，银行往往会对授信客户给出自己的评级模型。 “一般是先采录报表，系统跑批数据，给出初步评级，接着递交授信材料，贷审会审定、核定，评议最终出结果。”某股份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由于有了大量的科技系统做支撑，利用模型系统进行评估的越来越多了，但客户资料、信息不全仍然制约中小企业融资。 在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方面，现有评级机构存在不足。一位城商行对公部门人士表示，大型企业做授信，有无外部评级很重要，参考价值也很大。“大型的评级机构费用高，评级也需要通过贷款、商票等频繁交易的‘信用记录’，而中小企业却不具备这些条件。” 在此背景下，民营评级机构的引入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国务院金融委统一部署，央行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推动信用评级行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评级机构和民营评级机构在我国开展债券信用评级业务”。蚂蚁评估作为一家民营信用评级机构完成备案，与这一措施相契合。 “在引进国际先进同行的同时，也要引入国内优质资源，尤其是引入民营资本和金融科技头部企业进入信用评级市场，有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技术，推动我国信用评级业高质量发展。”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此前表示。 金融科技与信用评级的结合成为国际信用评级领域新的发展趋势。据介绍，蚂蚁评估将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提升信用评级的效率和质量。例如，通过云计算支持海量数据处理、依托区块链技术记录永久可信存证信息、利用人工智能构建评级模型等。
自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已如发达市场央行一样，大幅降息，并开始尝试量化宽松（QE）或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等手段。根据渣打的研究，已有近11家新兴市场央行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QE，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收益率曲线。目前，购债规模还只占约GDP的3%。 传统上来说，QE等非常规政策更多被视作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工具，因为市场认为发达国家央行更具信用。新兴经济体则很少使用这类工具，除了部分央行信用、独立性不足外，资本外流风险大、外汇储备水平低也限制了QE在新兴市场的效力。相对而言，目前泰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南非、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能面临相对更大的风险。 渣打全球研究主管罗伯逊对记者表示：“如今关于新兴市场央行是否也可参与量化宽松的争论越来越多，例如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央行正在从事某种形式的QE，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我们认为，央行将不得不加大努力控制债券收益率，以保持较低的融资成本。QE已成新常态，不久后，YCC也会在发达和新兴市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目前，中国央行尚无开启QE的可能性，YCC也离得有点远，“放水养鱼”仍是主要思路。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对记者表示：“机构、老百姓对国债的购买需求仍高，因此央行需要做的是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财政扩张提供有利的货币环境。” 整理了11家新兴市场央行的购债情况 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购债效果存差异 一般来说，在短期内，央行购买计划可以通过降低长端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压平陡峭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有助于将货币宽松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 渣打表示，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央行更多使用QE，而新兴市场较为克制，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差别较大。在发达市场，较低的隔夜利率对实体经济的传导相对简单。各国央行下调隔夜利率，尽管收益率曲线可能趋陡，但收益率曲线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市场认为发达国家央行是可信的，所以市场判断，今天的降息意味着利率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走低，这将导致整个收益率曲线下移。发达国家央行还通过前瞻指引和债券购买支持这一进程。 但到了新兴市场国家，传导就不那么简单了。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认为，今天的降息可能是明天的加息——例如，新兴市场央行在降息后，又可能会为了吸引急需的资金流入或防止本币崩溃而被迫提高利率。如果政府债务水平（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续，这种情况就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本地货币债券市场的抛售会随之而来。因此整体而言，QE和YCC的实施在新兴市场更具挑战性。简单来说，在新兴市场，让急需的货币流入实体经济更难。 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央行在抵消这种本地债券市场抛售的风险方面做得很少。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新兴市场的收益率曲线整体更为陡峭（上升1%-4%），10年期实际收益率大幅上升（上升2%-10%）。尽管它们的隔夜利率较低，但长端实际收益率较高，这意味着货币状况实际上在收紧，导致经济产生更多的痛苦。最终，新兴市场央行还是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资本来保卫本国货币。 不过，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与2008年的大危机存在两个重要区别，也使此次新兴市场央行需要采取QE。 首先，新兴市场央行这次的宽松行动普遍比发达国家央行更积极，后者因缺乏政策空间而难以进一步降息。但在全球避险需求上升时，新兴市场风险溢价也攀升，这导致降息等政策无法有效压低债券收益率，因此需要进一步使用QE。 其次，相比2008年时本币债务市场欠发达（更依赖美元债），现在新兴市场更依赖于本币债券市场（LCY）融资。因此，新兴市场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危机中以较低利率借款的能力，已成为如今支持经济复苏的重要渠道，这使新兴市场央行更有必要用QE来确保本地债市稳定运行。 外资持债比例和外汇储备是关键 渣打银行团队研究了11个新兴市场央行，它们都已经开始某种类型的QE。总的来说，这些购债在短期内还是能够有效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压平收益率曲线，将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这些央行资产购买计划还确保了它们进一步降息的剩余政策空间。 渣打认为，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购买计划仍适度且易于管理，大部分不超过GDP的3%。短期内，决定这些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外国投资者拥有的政府债券份额和各国的外汇储备水平。 具体而言，资本外流的潜在范围越小、外汇储备水平越高，新兴市场央行QE就越有效。如果外国投资者持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债务，投资者逃离的风险也相应更大，但这可以通过大量的外汇储备来抵消，用于货币防御。较高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国的货币防御机制，可以减少投资者对汇率变动的担忧。 就这两个因素，在上述11个央行中，泰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南非、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土耳其等国尽管外汇储备很低，但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本国债券份额较低，这使得资本外流风险减少，为其提供了汇率上的保护。 未来，如果新兴市场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或更为激进，可能将加剧投资者对其债务货币化的担忧。于是，在投资者考虑新兴市场QE的有效性时，央行能够实现通胀目标以及政府债券的规模（占GDP的比例）等其他因素将变得重要。 在对抗通胀目标方面，目前新兴市场央行，除土耳其以外，都表现良好。而在政府债务规模上，由于债务规模越大，QE就越需要对长端债券收益率产生预期效果，这造成了债务货币化的相关风险，或至少是央行长期将持续扩表。尽管在发达市场，这点似乎不足为虑，但暂不清楚投资者是否会对新兴市场央行的类似举措持有同样的容忍度。从这点上来看，巴西、匈牙利和南非的政府债务规模最大，其政策效力将因此降低，面临一定风险。
原标题：司徒军：五年内让茅台葡萄酒成为行业龙头，推进企业主板上市 6月16日，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葡萄酒公司”）在茅台国际大酒店举封桶大典启动仪式。 会上茅台葡萄酒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司徒军表示将通过3-5年的努力，让茅台葡萄酒成为行业龙头，推进企业主板上市。 据司徒军透露，2019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销售收入增长39.5%，利润增长167%。 茅台葡萄酒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司徒军 本次茅台葡萄酒封桶大典活动上，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静仁也出席助阵。李静仁在致辞中表示，茅台集团集团将坚持高位统筹，为茅台葡萄酒发展提供支持。 2019年11月，李静仁还曾率队前往河北昌黎茅台葡萄酒公司进行调研，彼时李静仁强调，茅台葡萄酒公司要努力成为集团公司下一步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 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茅台集团布局葡萄酒市场，在国产葡萄酒优质产区河北省昌黎县出资成立了茅台葡萄酒公司。天眼查显示，茅台葡萄酒公司注册资本2.68亿元，股权结构中，茅台集团持股比例60%为第一大股东。 虽然背靠茅台集团，但茅台葡萄酒的发展并不顺利。2012年，茅台葡萄酒借助茅台白酒渠道实现销售收入3.04亿元，创下历史最高点。 但随着相关政策出台，整个酒类市场进入深度调整，茅台葡萄酒的业绩下滑至1亿元左右。受葡萄酒市场环境影响，近些年茅台葡萄酒公司曾常年处于，2018年茅台葡萄酒公司才实现扭亏为盈。 值得一提的是，茅台葡萄酒公司不是第一次提出上市计划。早在2017年，茅台集团就曾提出茅台葡萄酒公司在3至5年的时间内跻身全国前三，并于5年之内上市的要求。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16日，新西兰报告了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该国近一个月以来首次出现新增病例。两名确诊的女性患者近日由英国入境，刚刚结束隔离观察不久。 新西兰当地媒体报道称，其中一位患者从英国经卡塔尔的首都多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转机，于6月7日抵达奥克兰机场。她当时出现轻微症状，但被认为是其本身所患疾病引起。 新西兰卫生总干事阿什利·布鲁姆菲尔德透露称，两名患者13日一早被允许提前结束隔离，在驾车前往惠灵顿的途中没有接触任何人。但是，在抵达惠灵顿之后，她们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二人同在惠灵顿接触过的家人均被隔离，相关部门也立即开始对二人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 截至目前，新西兰总共只报告了22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上周，该国刚刚宣布已经阻断了病毒的传播，从而放宽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但仍保留严格的边境管控。
6月16日，上海银保监局发布《2019年上海市普惠金融发展报告》（下称《报告》），全面回顾了2019年上海地区推动普惠金融业务的总体情况。 截至2019年末，上海银行业银行类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351.68亿元，其中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3859.16亿元，同比增长25.96%，不良率0.9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沪中资银行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6.68%，较年初下降0.9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64%，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为了扩展普惠融资渠道，上海辖区发展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典当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新型机构在内的功能完备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供给体系。 首先，小微债的成功发行为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2018年至2019年，上海地区金融机构发行了2单共计600亿元小微企业金融债券，分别是交通银行100亿元和浦发银行500亿元金融债。 股权市场融资方面，上海证监局进一步支持民营上市公司健康发展并推动新三板挂牌企业规范发展。截至2019年末，上海地区新三板挂牌企业715家。2019年，上海地区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实施52家/次股票增发，募集资金13.16亿元。 此外，2019年全年，上海市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对普惠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如进一步加大各项普惠金融专项财政资金、中小企业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和考核激励机制，搭建银税合作平台，引导金融资源优先和集中投向最需要融资支持的小微、民营、科创、三农、养老等薄弱领域。同时，加强信贷、产业、财税、投资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差别税率、先税后补等财税政策工具，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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