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网站5月18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局15日召开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会议。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指出，应对当前形势，务必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保持正常货币政策与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关系；二是稳增长、保就业和防风险、调结构的关系；三是国内经济循环和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 郭树清强调，必须非常谨慎地把握金融调控的节奏和力度，更有创造性地实施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更加精准有效地落实好非常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各项措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在稳企业保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总结人民银行、外汇局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作了讲话，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易纲主持会议。外汇局党组书记潘功胜、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分别就做好外汇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全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作了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同志到会指导，审计署金融审计一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郭树清指出，人民银行新的党委成立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全系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一是坚持人民银行首先是政治机关的定位，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了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三是不断完善党内制度建设和金融法制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管党规范化、法治化达到新水平。四是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和纪律制度。五是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六是旗帜鲜明支持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各级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履职。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人民银行党委坚持把支持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全力以赴做好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力度大、针对性强的货币金融政策措施，有力对冲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在此期间，人民银行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履职尽责，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辛勤努力、扎实工作，在风险和困难面前毫不退缩，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高高飘扬，充分展现了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郭树清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们将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这个承前启后、机遇挑战并存的历史坐标下，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必胜信心。
先行用地、开工必保：湖北为急需开工重点项目开“绿灯”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邹清平13日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湖北对符合条件的急需开工重点项目实行先行用地、开工必保。 邹清平表示，先行用地、开工必保是解决重点项目急需开工最直接、最快捷、最有效的政策措施。湖北对疫情防控项目允许直接先行用地；对省级重点项目，在不压占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先行用地。全省重点项目新增用地计划指标全部由省统筹解决，不因用地计划指标影响项目落地。同时，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对乡村产业项目实施用地“点供”，对生猪养殖等设施农业用地确实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允许使用少量永久基本农田。 据介绍，疫情期间，湖北解决了一批疫情防控用地的急事难事，如办理火神山医院等33个防疫项目先行用地3187亩。同时，湖北省自然资源厅还专门在“湖北省自然资源政务云平台”中开通了“企业复工复产先行用地审批系统”。 邹清平说，为支持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湖北继续支持疫情防控项目、省级重点项目中的单独选址类项目、控制性单体工程以及因工期紧或施工受季节影响急需动工建设的项目申请先行用地。 推进开工必保方面，湖北对所有单独选址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只要今年开工建设，并完成征地手续的，用地计划指标全部由省级兜底保障。
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15日电 15日早间，央行公告称，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期限1年，中标利率维持2.95%不变。今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来源：央行网站 央行还称，从4月15日开始，对农村金融机构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今日为实施该政策的第二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 上一交易(5月14日)，2000亿元MLF到期，但央行并未展开续作，超出预期，公开市场净回笼2000亿元。彼时，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月内就不会再有MLF操作，更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 江海证券分析表示，MLF到期不续，根本原因在于流动性的充裕。从资金利率的角度看，本周以来隔夜资金利率一直维持在1%以下，表明前期的降准和再贷款资金释放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整体过剩。当流动性整体已经十分充足的背景下，MLF确实没有操作的必要。 央行当日发布的公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央行14日在公告中表示，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截至当天，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已停摆一个半月，时间之长为近年来罕见。 在5月13日召开的国常会上，强调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社保、就业等政策合力，围绕“六保”“六稳”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 对于后续货币政策，中金固收指出，仍比较大概率会继续放松来配合国债和地方债供给的增加。 山西证券(行情002500,诊股)表示，不同于国内疫情初期货币政策的超前布局，未来超预期的货币政策空间更多是加强储备以应对风险。考虑到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较大，货币政策依然有必要增强调控前瞻性、精准性、主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把握好流动性投放的力度和节奏，聚焦于短中长期的各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依然大概率运用，中期内低利率环境有望延续。(中新经纬APP)
5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分析人士指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已非常清晰，基础制度改革将不断深化。随着注册制改革向存量市场推进，资本市场生态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新证券法实施，监管部门持续从严监管，将进一步强化投资者保护。 推动基础制度改革 业内人士认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应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以及再融资、减持、退市等基础制度改革。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0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指出，正在创业板试点存量市场的注册制改革，稳步在全市场分阶段实现注册制改革目标。 此外，再融资制度已进行多次优化调整；减持制度分阶段改革方案已形成；包括强制退、重组退、主动退等在内的多元化退出渠道逐步畅通，去年共18家公司实现平稳退出，创历史新高。 退市方面，业内人士建议，厘清退市改革脉络，坚持问题导向。一是进一步完善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财务类和市场交易类退市指标的设置，推动市场估值体系合理化，引导加强主动退市；二是可考虑从营业收入、净利润、规范运作、信息披露等多个维度，准确甄别僵尸企业、空壳公司，打消风险公司的市场炒作预期；三是提高退市效率和平稳实施相结合。 投资者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监管部门近期持续强化从严监管、提升惩罚力度、增强中介市场自律。 专家认为，新证券法夯实了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新证券法除增设‘投资者保护’专章规定外，对信息披露义务、投资者信息保密、使用非公开信息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市场操纵，以及对域外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管辖等问题予以关注，使投资者保护的依据更明确、措施更充分、效果更到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克玉认为。 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夏芸表示，新证券法明确规定了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投保机构代表人诉讼机制，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推动该制度下的普适性规则的建立，以最高法出台相应的审理指南等形式，对全国范围内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运作进行指引并作出细化规定，使投资者参与诉讼的条件能够更为简化优化，真正落实投保机构诉讼代表人制度，以制约上市公司，确保投资者维权有路，回报有门。
来源：海通国际宏观研究 孙明春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一旦回归，就会立即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上句号。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如果央行长期不遵守货币纪律，市场仍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原文于2020年5月13日首发于界面新闻。 ---------------- 今年年初，一场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把全球经济推入危机之中。面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都出台了巨额的财政纾困政策，各国央行也出台了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例如美联储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极力控制疫情的扩散，确保民众健康和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避免经济与金融市场陷入无序与混乱之中。这些措施属于灾难救助措施，而非经济刺激政策，只要存在真实需要，无论规模多大，都无可厚非，不必拘泥于常规情况下对财政赤字率或货币纪律的约束。无论如何，各国政府和央行都要齐心协力度过当前的困难时期，先求生存，等疫情结束后再设法解决这些“非常规措施”（unconventional policies）可能带来的“后遗症”。 然而，作为研究者和市场参与者，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下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央行“无限量宽”政策的边界及其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影响。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负担都已远远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前（图1）。例如，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65%上升到2018年的104%；“欧猪五国”（PIIGS）的国债与GDP的比率则分别上升了30-80多个百分点；只有德国出现了国债与GDP比率下降的现象。 显然，无论是英美日、还是“欧猪五国”，在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的7-10年里，虽然经济早已步入复苏期，但财政政策并没有从“非常规政策”中退出来。至少从数据上看，我们并没有看到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所阐述的在经济复苏后通过实现财政盈余为经济衰退期间的财政赤字“买单”的现象。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明白，虽然理论上讲，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是实现公共债务长期可持续性的必要举措，但在现实实践中，对政治家而言，却永远找不到削减赤字（更不要说实现财政盈余）的合适时机。人类社会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表明，政府债务会越积越多，直到出现高通胀或债务违约。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193个经济体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财政纾困与货币宽松措施。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已推出数轮财政纾困计划，总额已达2.8万亿美元。由于疫情尚未结束，白宫和国会尚在研究出台更多的财政纾困与经济刺激计划，全年下来大概率不止3万亿美元。考虑到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超过1万亿美元，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20%左右。笔者判断，明年、后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依然疲弱，每年财政赤字估计都在GDP的10%左右。这意味着，到2022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就将达到150%。鉴于欧洲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欧洲各国的财政负担在今后2-3年里也会大幅度上升，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令人堪忧。 根据当前全球发展的格局及各国竞争力的变化来判断，在未来5-10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实现经济高增长来恢复财政盈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等方法来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大幅度减少赤字的可能性也不大（政治上不允许）。因此，除非出现高通胀，否则其公共债务负担会愈益沉重。这是否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呢？ 笔者认为，在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国债都是以本币发行，鉴于其中央银行现在都采取或接近采取“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只要央行兜底，相关政府的所有借贷需求都可以被货币化。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央行出于某些原因不出手救助，否则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主权债务危机。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背负金额巨大的外币债务，一旦出现偿付困难，本国央行即便愿意无限兜底，也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帮助本国政府度过这一难关。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出现违约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实际上，在本轮全球危机的初始阶段，黎巴嫩和阿根廷政府都先后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的现象，就是例证。 “无限量宽”的边界 各大央行的“无限量宽”政策虽然大大降低了发达经济体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却把压力转移到中央银行和货币体系上。 在上一轮危机（全球金融海啸）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图2）。面对金融海啸给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美联储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到五年时间里（2009-14），通过三轮“量化宽松”，将资产负债表扩张到4.5万亿美元左右。理论上讲，当经济与金融体系恢复常态后，联储应该收回（或至少部分地收回）非常规时期释放的流动性，也就是实施所谓的“量化紧缩”政策。但“量化紧缩”仅仅开展了不到两年（2018-19），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只下降了7000亿美元，到2019年9月就停止了。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又回到了4.2万亿美元的水平。显然，即便对于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联储来说，也是“放水”容易、回收难啊！ 在新冠疫情和石油价格暴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之后，为稳定金融市场并支持美国政府的财政纾困措施，美联储在过去两个月里又把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2万亿美元，达到6.1万亿美元。考虑到美国政府的财政纾困与刺激计划尚在执行和规划之中，今后2-3年还会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其中相当大部分可能不得不由联储“买单”；同时，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今后数年都可能面临巨大挑战，美联储将不得不通过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陷入萧条、防止金融市场陷入危机之中。因此，美联储仍将在今后2-3里继续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估计在2023年前后就会扩大到10万亿美元了。 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地位（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国际清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美联储似乎可以无限扩表，应对任何危机。但笔者认为，也不能高估了美联储（及其他主要央行）的能力。货币宽松也有极限。毋庸置疑，一旦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回归，就会立即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上句号。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如果央行长期不遵守货币纪律，市场仍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 例如，上一轮金融海啸之时诞生的比特币，很可能就是市场对央行缺乏货币纪律而释放的第一个警告。这样一个毫无内在价值、凭空而生的数字货币，诞生后不但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同，而且催生了一系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或数字资产。尽管今天这些数字货币的体量仍然很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不足以对美元的“霸主地位”形成实质性威胁，但它们已成为很多中长期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保值工具。这是市场准备“用脚投票”的一个早期迹象。 另外，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图3）；由于欧洲、日本的长期国债都是零利率或负利率，而美国长期国债仍有1.5%以上的正收益，私人部门还在净买入美国长期国债。但是，如果把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加总起来，实际上过去5年海外投资者整体还是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累计净卖出规模在5000亿美元左右。 这些现象皆发生在此轮危机之前，其背后的逻辑和意义都值得深思。新冠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又开始新一轮的大幅度扩表。虽然短期内，市场非常欢迎美联储的“无限量宽”，因为它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从天而降；但尘埃落定之后，投资者将如何应对美联储无底线的“放水”呢？在本轮危机中，黄金和比特币价格虽然也出现了大幅度波动，但整体表现比较坚挺，是否是投资者因担忧高通胀重返或当前“纯信用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突变”而采取的对冲操作呢？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影响 自1945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的地位都不可动摇。即便1971年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进入一个纯粹基于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依然坚如磐石。显然，这是一个稳定均衡。然而，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已出现更多均衡点，其中有些均衡点很可能比当前的均衡点更有效率，而且也可能是稳定均衡。然而，从一个稳定均衡过渡到另一个稳定均衡却不是件易事，往往需要有外部冲击才能促成。 一种潜在的均衡就是前述的由黄金、比特币、或其他一些非信用货币取代现有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概率很小。也许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只是今天尚不得而知。 另一种潜在的均衡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货币的重要性出现较大变化。例如，根据中国的经济体量、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等因素分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图4）。但是，实现这个演变并不容易。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年，市场形成了习惯和共识，在此之上也建立了很多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很难另起炉灶。只有出现很大的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所形成的全球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很可能要历时多年，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各国财政负担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包括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成长（不需要中高速成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开放愈益深化，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届时，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市场将主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令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当前形势看，相对于欧美日及大部分其他经济体来讲，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储蓄率、经常账户、财政状况、经济的成长性、外汇储备的充足性等）都更健康。得益于过去几年“降杠杆、防风险”的努力，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都保持了比较大的克制和纪律性，因此在应对此次全球危机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更大。如果我们应对得当，应该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果真如此，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大概率会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可。 当然，这只是从中长期来讲的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决定、水到渠成。能不能走到那一步，取决于今后几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目前应该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平稳度过。因此，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要低估了困难；在应对当前危机挑战的同时，要平衡好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往往不是平滑的，而是剧烈的“跃迁”或“突变”；用公众易懂的词语来解释，就是有可能发生“危机”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变迁都是痛苦而突然的，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稳定也可能造成威胁。尤其是考虑到美元地位的削弱势必伴随着美元汇率的贬值，损害严重依赖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届时这一“跃迁”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有可能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对此，我们必须深谋远虑。
13日，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人才办常务副主任温暖在浙江省金融服务人才政策举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人才信用贷需求较大的情况，今年浙江将人才信用贷额度由以往最高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放大到不设上限。 2016年，浙江率先成立中国首家人才银行，目前仅浙商银行已向人才授信贷款80多亿元；浙江率先组建中国第一支以人才命名的海邦人才基金，已投资80多家海外人才创办的企业，其中已上市10家；浙江率先成立中国首家人才小贷公司，为人才提供随借随贷、周转灵活的小额贷款…… 日前，浙江省委人才办会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有关单位，联合出台“金融服务人才20条”。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杨民表示，政策整合了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担保等各类金融资源，目的是为人才创业创新提供“应贷尽贷、应保尽保、应投尽投、应担尽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根据规定，对初创企业的人才企业，原则上可以获得1000万额度，成长期企业原则上可以达到5000万额度，在资本市场挂牌的企业贷款上不封顶。此外，在创新人才企业还贷模式上，贷款最长期限可以达到10年，最长给予3年还息不还本的宽限。 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潘广恩介绍，当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人才保”“人才贷”“人才板”等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 温暖说，下一步，浙江将坚持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份，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政策，争抢国际高端人才，升级人才服务举措，激发各类人才活力，成就人才发展事业，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更多人才智慧和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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