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中介机构须当好市场“看门人” □本报记者昝秀丽 7月28日，木林森、沃尔核材、百利科技、嘉澳环保等公司纷纷发布公告，因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上述公司的可转债、公开配股等项目中止审查。同日，上交所网站显示，龙软科技、国科环宇、建龙微纳、杰普特四家公司中止科创板上市申请，四家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均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今年以来已有9家会计师事务所出现保荐违规记录，上市公司披露的违规案例达1085件。 多位专家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低是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严格履行职责的主因。证监会近日指出，将切实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推动修法大幅提高刑期上限和罚款罚金标准。 中介机构屡碰红线 7月26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显示，截至7月25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主板排队的10个项目，中小板排队的7个项目以及创业板正在排队的12个项目均处于“中止审查”状态。同日，蓝英装备等7家公司的可转债或定增项目因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而“中止审查”。7月28日，多家公司项目因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被“叫停”。 此前中国证券报记者从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处获悉，证监会已关注到康得新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案的中介机构，一些工作正在进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被立案调查。值得关注的是，这已不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第一次被查，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认为，对于多次触及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惯犯累犯，证监会将从重处罚。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9家会计师事务所出现保荐违规记录，其中，因为康美药业财务造假事件，今年5月正中珠江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温氏股份7月25日公告，拟将2019年度审计机构由正中珠江更换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专家表示，监管部门处罚力度有所加大，频次有所提高，但探究中介机构近期铤而走险、屡碰红线的根源，则反映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等问题。对标国际经验，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举例，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由于配合安然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最终在严厉处罚机制下轰然倒塌。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建议，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加大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令市场主体望而生畏。 从严监管需加强立法保障 专家指出，对于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重拳出击，除需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外，加强立法保障，实现有法可依是关键。 “证监会作为执法者，不能超越法定行政处罚幅度处罚中介机构。因此市场各方的关注重点应是从立法改革角度出主意、想办法，即修改证券法中关于中介机构的处罚种类、幅度问题，通过良法促进善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分析，“目前中介机构乱象频现的一大原因即为违法成本低，因此有必要从立法方面提高违法成本，降低违法收益。一方面，要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加大刑事责任处罚力度，提高法定量刑幅度。另一方面，则要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帮助投资者以零成本、低成本方式维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表示，惩治违法违规行为是一套系统性工程，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要形成合力，才能以儆效尤。应配合最高法最新司法政策来激活证券法、民事诉讼法、失信惩戒体系等制度，其中在强化民事责任制度方面需要多方努力。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建议，中介机构要当好资本市场看门人，建立针对中介机构的激励相容机制，加强考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探索在科创板实行券商“连带责任制”，引导券商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 邵宇指出，注册制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都在扮演重要的信息传递角色，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应进行严厉惩处。刘俊海提出，在诞生之初就应强调在法治、透明、理性、规范的轨道上来创设科创板，要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中介机构等失信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法律的意义在于让市场主体在利益与风险之间做出权衡，如果违规成本超过利润，市场主体自然不会触碰红线，铤而走险。”邵宇指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是进一步完善中介机构治理的关键。 目前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已提上日程。“市场和投资者反映的法律规定处罚太轻，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追究不到位等问题客观存在，”证监会表示，“正在会同有关方面，推动尽快修改完善《证券法》《刑法》有关规定，拟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虚假，会计师事务所、保荐人等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等证券违法行为，大幅提高刑期上限和罚款、罚金数额标准，强化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切实提高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 汤欣指出，证监会的回应一方面强调了法律制度应遵循整体设计原则，惩治违法违规行为应完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声誉责任四方面监管责任形态，另一方面，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要形成合力。同时他建议，证监会应当运用好特有杀手锏——市场禁入规则这一武器。 为进一步完善针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措施，潘向东提出，监管部门应紧密合作，防止监管空白；同时，针对有关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主观评判，应进一步明确处罚标准；再者，法律法规通常滞后于现实状况，因此应提高处罚力度，增强执法威慑力。
原标题：药价怎么了 图为在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工业园区天士力帝益药业，智能无菌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通过智能化设备控制产品生产。 王 昊摄（人民视觉） 6月7日，广西靖西市传统端午药市在靖西市城区举行，当地群众及靖西周边县市的药农纷纷将自采自种的草药拿到药市出售，药材交易尤为活跃。图为群众在选购药材。 赵京武摄（人民视觉） 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积极推进医联体建设，全市已建成涵盖80所二级医疗机构和140所基层医疗机构的医联体46个，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就医模式。图为5月21日，医护人员在陕西省西安市国际港务区新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患者取药。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贵！”这是感冒了几天的小程对药价最为直观的感受。“一盒药就要好几十元，一般要开好几盒，同时还要开很多种，这次感冒光买药就花掉将近1000元。”小程说。现在小程还没有好利索，后续可能还要继续买药。 感受到药价贵的并不只有小程，在记者采访中，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药价上涨的疯狂。小杨前几天肠胃不舒服，就去药店买了两盒肠炎宁，结果花了近100元。他说：“我是真没想到现在药这么贵，两盒就将近100元。” 头疼脑热、感冒中暑、胃疼腹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些小病，去药店买药必不可少。从2018年以来，许多常备药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少则涨了几倍，多则涨了十几倍，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病不起”。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越来越贵的药 自2018年以来，许多家庭常备药品以及一些常见低价药都出现了涨价。比如某品牌的感冒灵，在北京过去购买只需要不到10元，而现在价格已经稳定在18元左右，北京的部分地区甚至都超过了20元。 还有小儿感冒颗粒、川贝枇杷糖浆、六味地黄丸等许多药品都在涨价，夏天防暑必备的藿香正气液也是如此。太极藿香正气液过去的价格是在15元左右，而2018年一度涨到23元左右，而现在在药店的价格已经上涨到28元左右。 2018年11月，太极集团对外发布《关于藿香正气口服液调价的公告》，宣布自11月1日起，公司对藿香正气口服液的出厂价平均上调11%。同时，将对藿香正气口服液的终端零售价进行调整。 提价的不只是太极集团，经常出现在电视广告中的东阿阿胶也在不断地涨价中。从2015年开始，东阿阿胶的价格每年都在上涨。2018年12月21日，东阿阿胶对外发布公告称，自当天起，公司的重点产品东阿阿胶出厂价上调6%。至此，东阿阿胶在市场上的零售价已经逼近了6000元/公斤。 拥有众多产品的甘肃兰州佛慈制药也在2018年对外发布公告，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情况，决定自2018年3月1日起，对浓缩丸、大蜜丸、水丸、口服液、胶剂、颗粒剂、片剂等多种剂型的100多个产品进行全线提价。 从政府发布的药品采购公告中也可以看出药品涨价的端倪。2018年8月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的“上海市2018年第二批常用低价药品挂网采购未公布药品情况说明”中，兰州佛慈制药有6个产品：板蓝根颗粒、保和丸、健脾丸、龙胆泻肝丸、香砂养胃丸、天王补心丸未能进行挂网采购，而原因是一致的：涨幅过大。 除此之外，像山西汾河制药、太极集团重庆中药二厂等30余个常用药也都被认为涨幅过大，这其中不乏一些耳熟能详的药品：六味地黄丸、盐酸二甲双胍片、复合维生素B片等。 安徽省芜湖市药品医用耗材管理中心在2018年底的一则药品调价公告中显示，云南白药胶囊、云南白药气雾剂也面临调价。云南白药胶囊从32元/盒调整为39.8元/盒，云南白药气雾剂从27.3元/盒调整为41.6元/盒。 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不仅是药品变得越来越贵，很多药品还产生了断供的现象。作为心脏急救的硝酸甘油，过去100片只需要4元，而现在需要60元左右，并且还买不上。在很多药店，硝酸甘油已经出现了断供的现象。为了买一瓶，一些患者可能需要跑好几家药店。 药品越来越贵，这句话在采访中成为被采访者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也有人认为，涨价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药店采访时，该店销售员就表示，整体的物价都在上涨，并不只是药品。“拿药店说吧，雇人成本在上涨，房租水电都在上涨，药店要生存，那药品价格就会上涨，这是很正常的。”销售员说。 成本上升推动价格上涨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常备药价格上涨如此之快？ 成本上升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多家制药企业在其产品调价公告中提到频次最多的原因。这其中包含了多种成本。 原料药价格上涨就是其中之一。在涨价的药品中很多为中成药，其原料主要来源于中药材。“中药是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那如果出现中药材歉收，那就可能导致使用该药材的药品出现涨价。”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比如在太极藿香正气液的调价公告中就指出，其原料苍术不断涨价，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所以价格相应上涨。 但是，总体而言，据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在2018年，中药材的价格其实是在不断地下跌，有的药品跌幅超过三成。 但对于化药制剂来说，原料药的生产垄断会对其药品价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据了解，在中国一家原料药企业最多对应169家制剂企业。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副局长李青曾介绍，中国1500种化学原料药中，50种原料药仅一家企业取得审批资格可以生产，44种原料药仅两家企业可以生产，40种原料药仅3家可以生产。 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一旦原料药生产厂家提高供应价格，那相应的制剂企业就需要提高价格来应对原料涨价。这其中也可能因为原料药价格上涨过快而导致制剂企业停止生产，从而市场出现药品断供。 新版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药企在2015年底之前就完成认证，这对药企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标准。一些过去能够生产药品的企业因为新的GMP实施，就会失去生产药品的资格。而满足条件的企业在厂房、车间等各个方面也进行了较大的投入和改造。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药品的生产和经营要分别符合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都要满足一定硬件、软件和人员的条件，因此药品生产和经营条件的提高也会带来成本上升，导致药品价格上升。 环保要求的提高也是影响药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生活在药厂周边的居民应该深有体会，气味难闻、污水排放等都是药企的固有印象。随着国家对环保的日益重视，药企需要不断升级设备，减少污染排放。 而一些无力负担设备改造的药企，则面临着关停并转的局面。对此，朱恒鹏表示，生产企业在减少，生产的条件和成本在上升，那就导致市场竞争减少，价格也就自然而然地提起来。 北京某药企负责人也表示，受到环保以及工艺改造等因素影响，一些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关停外迁现象较为频繁。这使得国内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兼并重组日益频繁，个别企业因此取得了对某些原料药生产的垄断地位，并借机提价。 多种手段综合治理 某些药品涨价过快，出现断供，事实上已经对公众日常用药产生了影响。那对药价的治理就势在必行，但应该如何治理呢？ “市场”是史录文在接受采访中提到最多的一个词。“药品本身就是商品，它的价格就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史录文表示，药品在市场上缺少了，那带来的就是价格的上涨。药企在制售过程中也会不断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市场行为。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虽然某些厂家的药品出现涨价，但是这些药品的替代产品却没有出现过快涨价，这也为使用该种药品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 因此，市场的事情就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史录文建议，政府应该及时和市场进行沟通，在监测到某些药品出现价格波动时，要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市场，相关药企自然会做出反应。同时政府应该做好服务，在审批、流通上尽可能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让企业能够对市场变化做出最快反应。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首批的“4+7”带量采购试点也如期开展，逐步推行到更多的城市和省份，国家在稳定药价，推进医疗改革上做出了有益尝试。 今年4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保障基本药物、急（抢）救等药品供应。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对临床必需、易短缺、替代性差等药品，采取强化储备、统一采购或定点生产等方式保供，防止急需、常用药品不合理涨价。 伴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医保在个人就医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80%甚至更多的医疗费用都是在公立医院产生，而医疗费用中药品又占了很大比例。为此，史录文建议，要发挥医保在控制药品费用上的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史录文表示，要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建立健全医保总额预付机制，对临床用药的管理以及医保支付标准体系建设等。“这些手段一定要综合运用，共同管理，这样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史录文说。 “互联网+医疗健康”为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2018年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探索医疗机构处方与药品零售信息共享。对于这一点，朱恒鹏希望这项政策能够尽快落地，“同时还可以把电子处方的支付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处方共享之后，一些互联网企业将会在药品零售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来降低药价”。 史录文希望，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医疗费用上，而不是只关注药价。医疗费用包括诊疗、检查以及药品等一系列费用。“如果出现在某种疾病上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那就需要警惕，需要采取手段干预。这样才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原标题：冯鑫被采取强制措施背后的暴风败局：它和乐视中了同一种毒 有“小乐视”之称的暴风集团（300431），如今也迎来了乐视式考验。 7月28日晚间，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冯鑫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相关事项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现年47岁的冯鑫是暴风集团的灵魂人物。暴风集团2018年年报显示，冯鑫直接持有公司21.34%的股权，间接持有4.45%股权，是暴风集团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暴风集团没有披露冯鑫是因何事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甚至也没有明确点出是何时获知了这一消息。 有说法称，冯鑫这次被采取强制措施，与2016年和光大资本的一起海外并购有关。据一财报道，冯鑫此番被批捕，主要涉及暴风集团2016年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光大资本）共同发起收购的英国体育版权公司MP&SilvaHoldingsS.A．（以下简称“MPS”），冯鑫在此项目的融资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 上述报道称，与冯鑫被相关机关采取控制措施相关的，还有8名人员，这8名人员中既包括暴风集团内部工作人员，以及前工作人员，也包括在MPS并购过程中为冯鑫工作的公司外部人员，其中包括暴风集团前董秘毕士钧。 7月28日晚间，光大相关人士回应澎湃新闻记者称，冯鑫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也是从暴风的公告知道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会密切关注后续情况，也会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不过，该人士表示，应该不是他们报的案，具体还要再进一步确认。 也有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称，冯鑫此次被采取强制措施，是因为其联合部分人控盘炒股。此消息人士称，其朋友的老板也在与冯鑫从事类似活动，十几亿资产已被冻结，有可能也会被捕。 澎湃新闻未能就此说联系到相关方面置评。 可见的是，暴风集团的危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2018年起，暴风集团收缩战略全面押注的暴风TV业务，今年也陷入遣散风波。7月26日，暴风集团收盘报6.3元/股，市值也从高峰期的超过400亿元，跌得只剩20.76亿元。 有毒并购 现在回过头来看，冯鑫最近一次的“露面”，有着明显的“打气”意味。 7月18日，在暴风集团参与的2019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上，冯鑫在线上回答了多位投资者的提问，称目前公司积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坚持应对面临的困难，目前未触及退市条件。 现在看来，冯鑫的喊话收效甚微，至少，对他和光大资本的纠纷并无助益。 光大证券2018年年报显示，2019年3月13日，因股权回购合同纠纷，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光大浸辉作为浸鑫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浸鑫基金共同作为原告，以暴风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冯鑫为被告，向北京高院提起民事诉讼。 光大诉称，因暴风集团及冯鑫未履行相关协议项下的股权回购义务而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不履行回购义务而导致的部分损失，包括浸鑫基金下设特殊目的公司的银行贷款利息、已向相关投资人支付的利息以及其他费用，合计约为人民币7.5亿元。 将时钟拨回至2016年，那时暴风集团上市刚满一年，顶着妖股之名的暴风集团（时称：暴风科技）宣布，与暴风投资、光大浸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群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限合伙人，拟签订《上海浸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浸鑫投资目标募集资金为人民币52.03亿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暴风集团作为有限合 伙人合计认缴浸鑫投资人民币2亿元出资额，暴风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合计认缴浸鑫投资人民币100万元出资额，光大浸辉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浸鑫投资人民币100万元出资额，上海群畅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浸鑫投资100万元出资额，其他有限合伙人合计认缴浸鑫投资人民币50亿元出资额。 时值体育版权被追捧，乐视体育融资速度和规模一时风头无两，暴风集团也推出了暴风体育产品。在有了资金的助力后，冯鑫将目光看向海外成熟体育版权操盘公司。浸鑫基金在2016年5月出手，收购了“国际顶尖体育媒体服务公司”MP&Silva65%股份。 当时公布的资料显示，MP&Silva由三位意大利人所创立，是全球顶尖的体育媒体服务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拥有20个分部，截至2015年6月年营业额超过6亿美元，核心业务是体育赛事版权的收购、管理和分销，涵盖主要国家队、俱乐部、联赛和知名赛事。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和专注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服务的易界集团（DealGlobe）旗下易界资本为本次交易的买方提供了财务顾问服务。UBS为本次交易的卖方MP&Silva提供了财务顾问服务。 作为出资方之一，时任光大证券CEO的薛峰评价称，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他说：“中国拥有人数最多的体育粉丝，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投资领域之一。” 但没想到的是，冯鑫和光大的中国热钱，被意大利人割了韭菜。一方面，在控股权易主后，MP&Silva的原创始人淡出了公司经营，甚至另起炉灶，另一方面，MP&Silva在日益激烈的体育版市场竞争中步步败退，官司缠身。 据暴风集团的公告，2018年8月中旬，阿森纳俱乐部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证实，他们已经终止了与体育媒体公司MP&Silva的合作协议，同年10月17日，英国高等法院宣判，MP&Silva正式破产清算。 MP&Silva破产了，组织财团发起收购的冯鑫和暴风集团则需要埋单。 根据公告，暴风集团、冯鑫和光大浸辉在2016年3月签署《关于收购MP&Silva Holding S.A．股权的回购协议》，约定在浸鑫基金初步交割MPS65%股权后，根据届时有效的监管规则，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双方应尽合理努力尽快进行最终收购，原则上最迟于初步交割完成后18个月内完成。简单地说，这相当于冯鑫和暴风为这场收购的出资方光大承诺兜底。 但鉴于MP&Silva的境况，上述协议的履行已经无法实现，最终导致了光大的起诉。 苦主不止光大一家，回看浸鑫基金的出资人，还包括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贵安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等。 一财的报道提及，收购MP&Silva造成52亿资金“血本无归”的案件，将中资财团包括光大、招行、华瑞银行、爱建信托等知名金融机构拖入泥潭，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央企子公司和金融机构，该案关注层级很高。 为之负责的不仅是冯鑫，作为浸鑫基金劣后级合伙人的光大自己也麻烦缠身。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薛峰在今年4月卸任了光大证券CEO一职，这被外界解读为为MP&Silva事件引咎辞职。 光大证券的公告也披露了MP&Silva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光大证券在2019年3月20日发布的公告显示，由光大资本下属子公司光大浸辉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浸鑫基金投资期限于2019年2月25日届满到期，因投资项目出现风险，浸鑫基金未能按原计划实现退出。光大证券称，对浸鑫基金所投项目MP&Silva事件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评估，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基于谨慎性原则，2018年度拟计提预计负债14亿元，对相应的股权投资和应收款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2亿元，超过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 不仅是自身认亏，光大也因MP&Silva事件而成为被起诉方。 在浸鑫基金中，光大资本属于劣后级合伙人，光大证券在2019年2月公告，两名浸鑫基金优先级合伙人的利益相关方各出示一份光大资本盖章的《差额补足函》，主要内容为在优先级合伙人不能实现退出时，由光大资本承担相应的差额补足义务。其中，光大证券在6月1日公告，浸鑫基金中一家优先级合伙人之利益相关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因《差额补足函》相关纠纷，对光大资本提起诉讼，要求光大资本履行相关差额补足义务，诉讼金额约为人民币34.89亿元。因相关事项，光大资本及其子公司经自查发现名下相关银行账户、股权及基金份额已被申请财产保全，涉及相关银行账户资金约为57.76万元；相关投资成本约为43.88亿元。 简单来说，这笔投资烂账，如今已经成了一个连环劫。如果冯鑫拿不出钱来埋单，光大也将被其他投资人要求出来埋单。 暴风困境 冯鑫的上一条微博还停留在2019年6月5日，“我在会上我说了一个意思：纪念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赋予它新的生命——‘暴16’，一颗今天种下的新种子。” 暴16是暴风集团在6月新推出的视频播放器，而暴风集团的故事正是始于视频播放器。 2007年初，冯鑫团队收购“暴风影音”，开始公司化运营。根据冯鑫自述，他是一个“混子”，“勉强从大学毕业”，之后在金山软件做过销售，直到从毒霸事业部总经理“被辞退”，去了雅虎中国，后来创业，总之整个人生“是莽撞的”。在互联网1.0时代，暴风影音曾在这一领域的市占率一时风头无两。 2010年，暴风重组，冯鑫决定回国内上市。之后美元资本退出，引入华为投资、金石投资等国内资本。但随后证监会A股审批暂停，上市之事耽搁了下来。 2013年，暴风与阿里接触，由阿里CEO陆兆禧牵头，如果成功，暴风将被阿里巴巴收购，阿里则在未来几年投资9亿左右美元。“正跟阿里谈着，突然收到一个短信说，A股要开锁了。”在2015年的采访中，冯鑫对澎湃新闻记者说，A股本来就是暴风的战略之地，所以他毅然决定还是自己干。 2015年，暴风集团在A股上市。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创业板科技股标的较为稀缺，因此暴风集团受到资本热捧，一度飙出30个涨停，羡煞旁人。 据媒体报道，因为上市，暴风内部因此诞生了10个亿万富翁、31个千万富翁、66个百万富翁，暴风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冯鑫本人账面身家也超过百亿。此后，暴风市值最高的时候一度超过400亿元。 但“妖股”暴风的财报成色可能并没有匹配其造富的能力。 在正版化和移动互联网潮流中，最先做版权正版化的乐视网，就版权问题向暴风发难，内容版权的重要性被大大推高，此后几年间，暴风影音的集成模式，逐渐被爱奇艺、腾讯视频和优酷这类背靠巨头砸巨资屯版权做自制的模式所取代。 除了播放器，暴风集团涉足了互联网电视（暴风TV）、VR（暴风魔镜）、体育（暴风体育）等多个领域。冯鑫也多次披露公司的策略，比如2015年的从一家网络视频企业转型成为DT（Data Technology，数据科技）时代的互联网娱乐平台，2016年的“N421战略”，概念越来越新，盘子越来越大，但业绩未能提振。 VR风口被资本吹热后被证实市场尚未成熟。至于互联网电视暴风TV，竞争对手不止小米电视这些互联网新兴硬件企业，传统电视玩家依旧实力强劲，更何况，暴风TV采取了和乐视类似的低价换市场策略：卖一台亏一台，严重拖累了上市公司财报。 由于同样是做视频出身，又进入了硬件领域，暴风常被与曾经的创业板龙头公司乐视网相比较。与乐视类似的是，暴风集团在2016年一度想通过定增方式以10亿价格收购影视公司（吴奇隆的稻草熊影视），但随着A股对影视文化类并购的收紧，暴风集团的定增计划落空，此后暴风集团的运气似乎一直不算太好。 2017年，乐视体系陷入资金危机，贾跃亭避走美国至今未归，“乐视的学徒”暴风也被意外波及——资本市场对乐视模式的恐惧延伸至了暴风身上。 2017年9月，在暴风集团内部年会上，反思了乐视危机旋风为什么会刮到暴风。冯鑫坦诚，“暴风到今天为止，真的没有一个很强悍的业务。暴风以前是一个二流的视频平台，尽管暴风魔镜和暴风TV做得非常好，但到今天，还不是非常结实。” 冯鑫试图让暴风不步乐视后尘。进入2018年，暴风提出了新的策略：全面聚焦电视业务，并且谋求暴风电视业务整体注入上市公司。当时暴风电视业务运营主体暴风统帅宣告获得8亿元融资，投资方包括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002384，东山精密）和如东鑫濠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简称：如东鑫濠）。这笔融资来之不易，2018年2月的采访中，冯鑫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大约在2017年春节以后，暴风TV和暴风魔镜两个业务启动融资，大约五六月时，分别找了两家FA（融资顾问中介），但令人意外的是，两家FA的反馈“非常差”，甚至他们自己都信心不足。 事实上，暴风TV从2016年起年年巨亏：其运营主体暴风智能从2016至2018年分别亏损3.58亿元、3.20亿元和11.91亿元。引入东山精密，一定程度上是靠了暴风TV CEO刘耀平的关系，刘耀平是电视行业的老兵，在创维期间就与东山精密合作了十年之久。 但这笔融资并未能让暴风TV走出困境。暴风集团在2018年年报问询函中，披露了2018年暴风TV的毛利率：互联网电视业务受融资进度影响，库存备货不足，收入同比下降29.76%，且为加大市场占有率，采取低价销售的政策，毛利率由上期的-7.15%下降至-31.97%，赔本赚吆喝的效果并不算太好，澎湃新闻记者在暴风TV官网看到，目前列出的多款产品均处于“暂时缺货”状态。 2019年5月，据红星新闻报道，多位暴风TV员工透露，他们各自从区总那里收到了“遣散”通知，其中提到总部正式发出通知，队伍宣布解散。 暴风电视业务接近摆停，其他的部分独立融资的新业务也不好过，暴风集团披露，公司参与投资的项目暴风魔镜受行业影响，出现经营困难，并与2018年下半年整体停止经营，计提减值损失1亿元。 暴风集团整体的财务状况也每况愈下。暴风集团2018年年报显示，暴风集团在2018年的营业收入为11.27亿元，同比减少41.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0.9亿元。暴风集团披露2019年一季报显示，暴风集团一季度营业收入为7120.5万元，同比减少8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749.5万元，2019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暴风集团在今年上半年预计亏损2.3亿至2.35亿元。 暴风集团解释称，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为互联网视频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互联网视频业务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互联网电视业务处于业务快速拓展期，为积累用户，抢占市场份额，营销推广力度加大，成本费用增加；另外为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计提了相应资产减值损失。 7月29日，澎湃新闻记者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看到，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冯鑫的反思 从明星公司、妖股，再到失信被执行人、实控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暴风集团2015年上市至今不过4年时间，就已经历如此大起大落。 再看看乐视网如今还被乐视体育的百亿回购承诺折磨，显然，暴风中了和乐视一样的毒：贪大冒进摊子铺得太大，核心业务缺乏盈利能力。而且，相比乐视，暴风在市场留下的价值印记更浅。 冯鑫曾多次接受采访或是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创业心路，对暴风集团的策略进行反思。 2018年7月9日，暴风集团订阅号发布了暴风市场部负责人Richard和冯鑫的对话实录。当时将暴风推入风暴眼的事件是，暴风魔镜股东之一的中信资本（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由，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对冯鑫名下暴风集团部分持股进行司法冻结。 问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前暴风资金困境，冯鑫称，核心原因有三。 第一，暴风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比最大的差异和能力应该是通畅的融资和并购渠道。上市后找到我们的很多金融机构的资本帮助，也是瞄向了这个点，希望所投的项目有朝一日被暴风并购了得以变现和退出。而暴风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上市三年时间，由于我和团队在这方面零经验，能力也很差，所以没有完成任何一次的融资和并购。 相比同期上市的其他互联网公司，昆仑万维或者迅游，都在这三年内成功完成了融资和并购，而暴风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完成。这直接导致了暴风上市后，最有价值的能力完全没有被释放。 第二，和第一个问题对应，是我们上市后对不同属性的钱不理解。我们上市后遇到的部分资本合作带有退出承诺，类似中信资本这样的金融机构，和上市前VC投资的性质完全不同。 到今天我冷静来看，其实不同的钱谈不上谁好谁坏，股权融资的成本其实也是很高的，但债权的钱现实的压力又很大。这里面需要对不同属性的钱有清晰的判断和使用方法，而我和团队过去对这个不敏感甚至没有明确的认知。债权的钱没有认清应该如何运用，实际上我们是当成股权的钱来用的。股权融资也要向投资人负责，但责任是把公司经营好。使用债权的钱，在每一笔融资发生的时候，就要对它的最终结果负责。 现在复盘的话，融资的时候要求我担保，本质是因为我是上市公司实控人，如果在担保条款或争议处理条款上做出相应约定，或者提前规划，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并作为担保主体，都可以避免非上市公司的纠纷直接影响到我，进而影响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判断。 第三件事更怪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现在回头来看，当时还是有膨胀的心态。比如有100块钱做50块钱的事是一种状态，100块钱干200块钱的事，是另一个状态。或者觉得有五件事都对，但以你和团队的能力来说，只能干一到两件事。 挑战是你是否能控制自己，是否甘心。暴风上市后的任务是找到新的互联网平台，现在看这也是100%正确的事。如果我们足够专注，只做这件事，那我们就只会做TV和魔镜。看到魔镜的产业环境发生变化足够敏锐的话，魔镜的问题就不会那么大，也会更早一年聚焦TV，目前的处境也会大不相同。 这就是暴风三年来的三个问题，上市公司没有融资和并购，对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认识不对，以及在业务布局上也有贪婪。 冯鑫表示：“我能做到是，事实上暴风上市到现在，冯鑫并没有兑现任何股份，股份质押的钱也只有极少部分是贴补家用的，其他都是用于业务发展，而且承担了很多公司业务的担保压力。这个是完全经得起曝光、透明的。如果我个人真的有问题，最多是我个人的能力问题，我对A股资本市场的不理解，对资本的控制、判断经验有问题，最多是这方面的问题。这里面不存在任何不道德，或者品质的问题，以公谋私的问题。另外，到今天为止，我也是尽最大可能专注于业务本身。我也愿意对所有的债务人、暴风股民，为他们投入暴风的每一分钱尽到最后的责任。” 在2019年7月18日的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上，冯鑫在线上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谈到了暴风集团接下来的运营策略：公司已着手调整经营策略，拟从以下方面改善公司经营情况： 1，加快产品结构化调整，增加新业务，对市场用户垂化定位，推出明确差异化策略，增加营业收入。 2， 积极与客户、供应商沟通，并进行债务重组，回笼部分资金，用于公司业务发展。 3，聚集主业，删减冗余业务，精简人员，大幅缩减运行成本，提升劳动效率，降低成本费用。 4，子公司暴风智能正在积极协商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5，创新融资渠道，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优化融资模式，妥善化解债务风险。 6，积极引入优良资产，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但市场未必还愿意继续等待。 7月28日，暴风集团发布《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称，该公司的控制子公司深圳暴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暴风智能”）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暴风集团称，本次事项完成之后暴风智能产生的净利润及现金流量将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但上市公司仍存在经审计后2019年全年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附：冯鑫简历（资料来源：暴风集团2018年年报） 冯鑫，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协委员。1989年至1993年，于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学习，获得本科学历。1993年8月至1995年6月，就职于山西阳泉矿务局多种经营总公司；1999年3月至2004年5月，就职于北京金山软件公司，历任销售经理、市场渠道部总监、毒霸事业部副总经理；2004年7月至2005年7月，就职于雅虎中国工作，任个人软件事业部总经理；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创办北京酷热科技有限公司，任总裁；2007年1月至今，创办北京暴风网际科技有限公司，后改制为北京暴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执行官。2018年3月起，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近日曝光的招行行长田惠宇内部讲话，谈及“不能忍受员工收保险公司回扣”，受到了市场诸多关注。对于银行保险业务这一潜规则，保险公司人士表示，也期待解决。 招商银行 对“回扣”采取措施 拥有零售优势的招行是保险代理业务的大户，代理保费规模仅次于农行、工行，曾在2015年、2016年连续代销千亿元以上保费。 7月26日，田惠宇上述内部讲话稿被曝光，这份直陈内部各种弊病的讲话，提到了“最不能容忍员工收保险公司回扣”。他称“这不是个别现象”，要对此采取果断措施，对内开除，对外取消相关保险公司准入资格。随后，外界很快将关注点转移到保险公司身上。 当晚，多家媒体报道华夏人寿、泰康保险被招行取消准入资格，其产品被招行暂停销售。 7月27日，两家险企均作出回应。华夏人寿称，招行和华夏双方因系统升级问题暂时停止新业务合作，不涉及准入资格取消问题。泰康人寿则称，自2002年合作以来，招商银行是泰康人寿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合作。关于此事，以招行对外披露的信息为准。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田惠宇提到的“回扣”问题，已远远超出招行和两家保险公司本身，这道出了一个银行保险业务里长期存在的潜规则——手续费违规支付。 银行是保险销售的重要渠道，2018年银保渠道实现保费收入约8000亿元，大约贡献了人身险保费的三成。今年年初，银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工作会议上即指出，银行渠道在保险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两点，一是销售误导；二就是手续费违规支付。后者具体表现为：保险公司及其人员以不同名义和形式，向商业银行基层网点或经办人员支付协议规定佣金之外的其他费用，造成财务不真实、不透明。 而这种回扣类费用，业内也称之为“小账”，是针对保险公司与银行签订的代理手续费用“大账”而言的。回扣的钱，是保险公司通过虚列各种费用——如开会、培训、活动、宣传材料等费用套取来的资金。长期以来，“大账+小账”几乎成了银保的常规做法，这不仅抬高了险企成本、增加了合规风险，也影响了行业风气。 保险公司 也期待解决老问题 有从业多年的保险公司人士表示，银保回扣、小账的问题在行业普遍存在，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得到解决，对保险公司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不过，此前各方也曾尝试过整治和解决，但难度较大。在追逐保费规模的压力下，银行渠道的竞争激烈，保险公司的手段非常有限，支付手续费是一个避不开的方式。此前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某一地区的保险同业达成自律，约定不给银行回扣，但变成保险公司给予自己的银保专员佣金，银保专员再给银行员工费用。 对于银保渠道上述问题，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曾经针对银行、保险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监管主体不一致、监管目标不统一、监管领域重叠、监管标准不一等因素，未能形成对银行代理保险全流程统一监管。 据了解，为妥善解决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规范，“合并”后的银保监会正在酝酿管理新规。业内人士认为，银保监会拟出台的新规，或使得银行保险内控管理更为合规，有助于解决银保业务存在的问题。
原标题：持股9% 京东投资迪信通 北京商报讯（记者赵述评）7月28日、京东发布消息显示，与迪信通日前签署了京东投资迪信通的正式协议，京东将成为拥有约9%股权的迪信通重要股东。该笔交易将以现金方式支付。 公告称，本次京东认购股份的价格较7月26日H股收市价2.79港元溢价约16.49%。迪信通拟将认购事项所得款项净额用于货物采购及日常运营。 在签署投资协议的同时，双方达成初步战略合作意向，将在金融、物流、二手手机、保险、云服务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京东和迪信通相关负责人共同表示，双方将输出各自优势，发挥协同效应，推进无界零售战略落地，打造智能化的全新购物体验，共同拥抱5G时代。 据了解，迪信通为移动通讯连锁零售商，凭借着遍布全国30余省、3000家门店的庞大线下网络，迪信通一直是各大手机品牌和三大运营商的头部客户。 分析人士表示，二季度以来，京东在其优势品类上不断深化对线下市场的布局和低线级市场渗透，先后在家电、电脑数码领域完成了对五星电器、联想来酷的战略投资，在此次完成了对迪信通的投资后，也将补齐在通讯业务上的线下零售版图。
利润居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之首 捷信集团现金贷业务难逃高利贷“原罪” 财联社 作者为柴刚 2018年以来，国内消费金融行业发展迅猛，不少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欲寻求上市。日前，在荷兰注册的Home Credit B.V．（以下简称：捷信集团）向香港联交所披露了招股书，花旗银行、摩根士丹利以及汇丰为其保荐人。 如果捷信集团上市成功，有望成为我国“消费金融第一股”。同时，不排除会引来其他消费金融公司跟风上市。 公开资料显示，捷信集团1997年成立，业务范围触及中国、南亚及东南亚、中东欧等地。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信金融）于2010年底正式在中国成立，是捷信集团全资子公司，其消费金融产品主要包括销售点贷款、现金贷款及循环贷款，是我国最大的消费金融公司，实缴资本高达70亿元，2018年贷款余额为898.35亿元，营收185亿元。 变相高利贷之嫌 捷信金融是目前国内24家获批开业的持牌消费金融中唯一一家外商独资公司，实际为捷信集团在中国区开展业务的主要运营主体。截至2018年年末，捷信金融的总资产为990.75亿元，占到捷信集团同期总资产的54%。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净利润由2016年末的9.31亿元增至2018年末的13.96亿元，同样位居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净利润之首。捷信集团在招股书中披露，提供给客户的贷款所收取的利息占据其绝大部分收入。 财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捷信金融的净利息收入在2019年一季度、2018年、2017年、2016年占年度经营收入比例分别是88.0%、81.4%、77.4%及76.6%。 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并明确规定了能贷款的范围，如果借款超过年利率36%，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即构成高利贷。 据了解，2018年捷信金融的平均贷款利率为20.74%。然而，实际的贷款利率也存在超出36%红线的情况，争议官司时有发生。捷信集团在招股书中也明确称，“过往，我们曾对贷款产品收取超过36%限制的利率”。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一份《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深圳捷信信驰咨询有限公司等与谷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其主要内容就是法院驳回捷信金融对贷款利息的要求。 法院认为，该案件中，捷信金融的利息、费用、违约金的计收标准之和，已超过年利率36%，属于变相突破法定利率收取高息的行为。最终，法院不支持捷信金融的还款计算方式。 另据企查查显示，截至最新，捷信金融因“借款合同纠纷”案由起诉他人或公司的有835条；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由起诉他人或公司的有770条。其中涉及超过36%利息红线的金额具体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法律并不保护这样的“高利贷”。 第一把交椅不好坐 整个消费金融行业在经历了前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在2018年开始，整体出现发展放缓以及行业分化。 据悉，2017年7月，捷信集团与太盟亚洲资本（PAG Asia Capital）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旨在支持捷信业务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上述合作协议称，太盟亚洲资本计划向捷信的香港子公司投资超过20亿元人民币，且在三至五年时间内成为捷信在中国的增资小股东。 据招股书显示，捷信集团也于2018年10月和2019年1月期间进行了资本重组，剥离业务后的总资产在2018年末约为1820.97亿元，贷款总额约为1510.44亿元。同时，捷信集团在全球9个市场中有8个市场在销售点贷款供应商中独占鳌头，按销售点数目计，在全球所有消费金融供应商中名列第一。 另据近期捷信金融发布的ABS发行文件，其盈利能力有不错表现，营业收入从2016年末的63.83亿元增长至2018年末的185.16亿元，是目前唯一在营业收入上突破百亿元规模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 从规模上看，捷信金融依然稳坐国内消费金融第一的宝座。然而与竞争对手对比来看，虽然同行业的招联消费金融总资产470亿元，仅为捷信金融的60%左右，但净利润则达到11.9亿，比后者高出近15%。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底，捷信与迪信通、苏宁等零售商的合作仍是其主要的业务来源，其在全国312个城市有23万个POS及贷款点，拥有全职雇员7.1万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成本，而且随着市场的扩张，成本会进一步抬升。 同时，捷信集团占比最大的现金贷款和销售点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趋势明显，据公司披露，自2016年至2018年，捷信集团在中国业务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4.3%、7.2%、9.7%。 此外，捷信金融主要提供三种无抵押消费金融贷款产品：销售点贷款、现金贷款及循环贷款。现金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由2016年末的50.9%增至2019年3月末的70.5%。其线上发放的新贷款总额占比，从2016年的37%增至2018年末的49%，2019年3月末更是达到51%，线上渠道已经开始反超。但是在线上，捷信也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对手。 目前，大批掌握线上流量、场景、用户的互联网巨头开始将重心转向金融领域，消费金融的各类细分领域皆被挖掘。校园市场、蓝领人群，以及更细分的租房分期、装修、旅行、教育、农机具等等，几乎被瓜分殆尽。不论以微众银行和蚂蚁花呗、借呗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背景的消费金融势力，还是乐信、趣店等新兴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都对消金老大的宝座虎视眈眈。 在一个爆发中的市场，大部分参与方都能从中分一杯羹。在这个领域，捷信金融已经有一定规模，但有业内人士称，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在消费金融行业不断深化应用，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精准营销等方面得到广泛使用，有效提高了消费金融行业效率，降低了行业的综合成本。而在金融科技方面，背靠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的消金公司则更有技术优势。捷信金融想要保持领先优势，未来无疑还需要在金融科技方面不断加强。 总体来看，获客越来越难，获客成本越来越贵，加大了消费金融行业的经营成本，也给行业高速发展带来回调压力。消金行业是否真正的迎来风口，还需要时间检验。 针对捷信金融产品的利率、综合费率、坏账问题、催收方式等，财联社记者致电公司公关部相关负责人，但该人士称其已离职，将转达原同事让其回复记者，不过截至本文发稿尚未回复。 责任编辑：张恒星 SF142
中房智库研究员 苏志勇 付珊珊/文 2019年时间过半，经历了上半年短暂的融资回暖之后，房企的融资渠道正在被一一封堵，下半年房企的资金链将迎来更严峻的考验。 在“房住不炒”的调控基调下，2019年上半年楼市政策始终保持严控态势，虽然“一城一策”未见明显进展，但调控丝毫没有松动迹象。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年初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释放了金融市场流动性。3月的全国两会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在此政策背景下，上半年资金面相对宽松，但“精准滴灌”的金融政策并未让房地产行业有明显受益，针对房地产的银行信贷和国内债券融资被严格监管。在银行信贷收紧的情况下，房地产信托异军突起，成为支撑房企资金链的重要力量；海外发债在经历了去年的低迷之后重新爆发，走出一波小高潮。但是随着7月初国家发改委和银保监会相继对海外发债、房地产信托出手监管，房地产融资形势骤紧，下半年房企的融资形势不容乐观。 ━━━━ 银行信贷闸门严控房地产信托爆发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房地产投资到位资金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达到8.5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比5月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累计13329.68亿元，同比增长8.4%。按月度分析，1~2月贷款同比增长-0.5%，3月至6月同比增幅分别为2.5%、3.7%、5.5%、8.4%，呈逐月回升态势。 总体来看，上半年货币金融政策相对宽松。1月5日，央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分两次实施，释放资金1.5万亿元。尽管信贷资金充裕，但房地产信贷始终被重点监管。5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了23号文，明确要求商业银行、信托、租赁等金融机构不得违规进行房地产融资，重点申明了要对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放款加强监管。6月13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必须正视一些地方房地产金融化的问题，一些房地产企业融资过度挤占了信贷资源，助长了房地产投资投机行为。受政策和高层表态影响，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增幅在4月份达到8.9%的高点后，开始逐月回落，房地产信贷再次被收紧。 银行信贷被严控，房地产信托则在上半年迎来爆发。根据用益信托的数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共发行信托产品11046只，规模总计12507.23亿元。其中投向房地产的信托产品3352只，占总数的30.3%；规模总计5151.92亿元，占总规模的41.2%。仅6月份就发行房地产信托产品585只，规模达1073.37亿元。从融资成本上看，上半年发行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平均利率超过8.5%，比去年同期的7.3%提高了0.8个百分点。 信托产品融资成本大幅提升，兑付压力也逐渐加大。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未来三个季度的信托到期总规模达到4.46万亿元。分季度来看，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度与明年第一季度的信托到期规模分别达到1.27万亿元、1.73万亿元和1.46万亿元，其中房地产信托占据较大份额。 房地产信托风险引起了监管层的警觉。7月初，银保监会对部分信托公司开展了约谈警示，要求将房地产信托业务增量和增速控制在合理水平，对部分信托公司提出2019年三季度房地产信托规模较二季度“零新增”的自我约束建议，且严禁新增通道类“432”项目与前端融资业务。另外，监管部门已经统一放行标准：二级资质的孙公司将无法开展信托业务贷款。 受监管政策影响，7月中下旬房地产信托发行有所放缓。截至25日，7月份累计发行房地产信托产品227只，规模549.98亿元。 ━━━━ 国内融资受阻房企转道海外 国内融资渠道收紧，资金饥渴的房企不得不借道海外，通过海外债和海外上市寻求融资突破。中房智库研究员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7月25日，今年内地房地产企业海外发债110笔，计划发行规模为2758.4亿元，实际发行规模达到了2930.3亿元。 2019年7月以来的半个多月时间内，房企的美元融资计划已经超过170亿美元，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房企的融资成本在快速上升，上半年，美元债的融资利率平均在6%左右，到了7月，美元融资平均利率已高达8%。 据中房智库研究员统计，上半年发行的110笔海外债券中，有35笔债券发债利率超过10%，在所有发行海外债的总量中占比超过30%，其中当代置业、泰禾集团、明发集团的三笔美元债利率均超过15%，成为上半年发债利率最高的三家房企；而海外债发债利率在5%以下的仅有7笔，占总发行量的比例仅为6.4%；更多的海外债发债利率集中于5%至10%这个区间。 根据上述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房企海外发债的平均发债利率为8.8%。 从海外债发债频率上看，佳兆业、中国恒大、融信集团等房企上半年多次发债，其中佳兆业仅半年时间就发债5次，且其5次发债利率均高于10%。 其实早在2018年，国家发改委就对海外债发行做出风险提示。提出将引导规范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资金投向，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务，避免产生债务违约，限制房地产企业外债资金投资境内外房地产项目、补充运营资金等，并要求企业提交资金用途承诺。今年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强调，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这也意味着试图通过海外债融资补充流动资金或用作拿地已经不可能。 国家发改委的表态也反映出海外债可能引发的偿付风险。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9年房企海外债到期数量66只，到期规模237.57亿美元。2020年、2021年，房企海外债到期规模将分别达297.86亿美元、316.38亿美元。未来3年，房企海外债兑付压力逐年提升。 除了发行海外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不少中小房企也在通过上市的渠道寻求融资。 据中房智库研究员不完全统计，去年包括正荣地产、美的置业、弘阳地产、大发地产等在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均赴港上市，如果加上去年上市的物业企业，这一数量比此前的2016年和2017年上市房企总和还要多。 进入2019年，房企上市热度依然不减。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德信地产、银城国际、中梁控股等多家房企登陆港股，新力地产、海伦堡等房企也在排队等候上市。 除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目前物业企业在港股已经形成板块效应，各家房企旗下物业公司也在筹备上市或从新三板摘牌从而赴港股上市。去年，雅生活、碧桂园服务、新城悦等一系列物业企业纷纷上市，引发房企拆分物业上市热潮。今年上半年，房企筹备物业上市的热情依旧未减。仅上半年成功上市的物业企业就有滨江服务和奥园健康，此外，蓝光旗下嘉宝物业也于6月披露了上市聆讯后的上市申请材料，保利物业、开元物业也均在筹备或等待上市之中。 ━━━━ 下半年房企资金链难言乐观 严厉调控之下，2019年的房地产市场陷入僵持。2019年1~6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578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降幅比1~5月扩大0.2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70698亿元，增长5.6%，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0162万平方米，比5月末减少766万平方米。 对于资金需求密集的房企来说，销售回款是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目前全国主要城市都笼罩在限售、限购、限贷等严厉调控之下，销售层面受到极大制约，资金回笼困难。加之融资渠道被一一封堵，下半年房企资金链将备受考验。根据媒体查询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截至7月23日，2019年全国有271家房地产企业宣告破产清算，多为中小企业，但也不乏一些大型房企。年初，曾经的500强房企中弘股份因资不抵债宣布退市，并进入破产程序；今年6月，上市房企银亿集团，在负债规模达到500亿元的重压下宣布破产重组。 随着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不仅是中小企业日子不好过，一些负债率高企的大型房企同样面临生存考验。上半年至今，华夏幸福、泰禾集团、阳光100、华侨城、新城控股、恒盛地产等房企纷纷转卖项目或股权，以降低负债。 由此看来，2018年万科高喊“活下去”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对全行业的警示。对于整个楼市来说，“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是今年调控的主要目标。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降低负债率，回笼资金，保持资金链的稳定才是生存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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