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改革新规日前发布，深交所上市审核系统昨日正式开门迎客。资深专家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创业板改革并不仅仅是推进注册制改革，而是与一揽子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协同推进。创业板改革将有利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多层次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完备 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的重要安排。资深专家认为，创业板改革使资本市场生态朝着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更进了一步。从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启动全面深改，到创业板改革正式落地，一个互联互通、错位发展、适度竞争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正在朝向高质量发展。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认为，此次创业板改革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统筹创业板改革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统筹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除注册制改革外，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性制度改革都在协同推进，随着改革逐步实施，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备性也将越来越好。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提出，深圳市是科技创新型企业聚集的城市，这里孕育了大量科技类企业。创业板改革为深圳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将辐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为深圳和整个大湾区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资本市场服务，激发发展活力。 为注册制分步骤推开积累经验 在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是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意味着注册制改革从增量改革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国都证券投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许达认为，创业板的注册制实践，将有利于为下一步注册制在全市场分步骤推开积累经验、打好基础。 李湛表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提升运行效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安排。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及透明度，更为精准、高效、务实、协同的创业板改革，将成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从目前发布的创业板改革相关规则来看，存量板块的新制度在与科创板保持总体一致的基础上，根据板块自身特点作出了优化，改革思路清晰、制度明确。沪、深交易所审核标准协同，杜绝市场板块之间可能存在的监管套利。 陈果认为，在推动破解当前发行上市条件包容性不足、机制不够市场化等难题方面，存量改革实践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以改革应对挑战、破解难题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接连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衰退、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等重大挑战，以改革应对挑战、破解难题成为市场共识。创业板改革政策的加速落地更加彰显了资本市场改革的坚定决心。 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施行，为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扫清了制度障碍。4月27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主要制度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创业板改革大幕正式拉开。6月12日，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系列制度规则正式出炉。不足50天，创业板改革便正式步入“施工”阶段。 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传递出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号，有利于化危为机，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陈果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迎来诸多挑战，注册制改革是继续推进还是暂缓，成为很多市场人士的疑问。在此背景下推进创业板改革，将有力推动我国新兴企业成长，满足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需求，便利创投资本退出，激发市场活力，保护投资者利益。
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著名的《黑天鹅》一书的开头这样定义黑天鹅事件：意外性、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的可预测性。最近，金融市场的“黑天鹅事件”再度频飞。老牌上市公司安信信托3月份“因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向上交所申请股票停牌，随后连续发布五次停牌公告。随着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安信信托逾百亿信托产品兑付逾期、项目踩雷、业绩跳水等浮出水面。深陷困境的安信信托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复牌后股价连续跌停。 安信信托是目前A股仅有的两家以信托公司为主体的上市公司之一，也是上交所唯一一家上市信托公司。这一事件余音绕梁尚未解决，最近又传出四川信托因大面积的项目踩雷和产品兑付逾期“出大事”了。上周五，众多投资者集聚四川信托总部成都川信大厦讨要说法，负责接待的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文称，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遇到流动性困难，在考虑处置资产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他对投资人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一分钱，5月份拆借了9亿元已经消耗光，连总部所在的川信大厦也早已抵押出去了。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沦落到此番田地，对投资人来说也是“活久见”的事。 作为大类资产管理行业，在国家降低整体杠杆率的政策导向下，信托业因从事的业务范围较广，资本金要求低、业务模式较为灵活，项目利润率高，近年获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通过与地方政府平台类项目的合作，一家中型信托人均利润甚至是国内头部银行业的数倍。因其特殊的激励机制，一些项目负责人做两单业务就能实现财务自由，可以退休了。 在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行业门槛不断降低，风控日渐粗放型，以至出现什么资产都可以证券化、信托化、通道化的。过去几年间，不少信托产品、理财产品销售的都是正规银行信贷无法做的过量债务堆积的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还有一些资产失真，管理层无法真实穿透，“臭鱼烂虾都打包在内”，这些有毒的高风险通道类产品，项目现金流和收益都不满足信贷市场的授信要求，但是通过涂脂抹粉的包装，居然可以通过信托和银行理财来实现“通道融资”。 在货币宽松和大面积资产荒的年代，由于流动性的极度宽松，少数钱多人傻的中小法人银行打着“做大资管、做大通道、做大表外、做大投行”的四大战略，盲目开展委外业务，把卖理财产品融来的体系内外资金高进高出“配”表外资产，看上去表内加表外的资产规模“肚子”鼓得很大，但“一肚子草、甚至都是气”。大量资金在非实体部门空转，一些传统信贷无法逾越的项目通过绕道信托或者其他通道，轻松获得资金，尤其以民企类、市政项目和房地产项目为最。唯一的诱惑在于，双方都敢开高价。前几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信托融资，资金成本都在15%左右。 当一个行业所投项目大部分没有现金流覆盖，而是通过不断的再融资实现现金流时，最终就演变为一场庞氏融资，其风险不言而喻。当规模足够大，分散的个体风险累积到市场所不能承受的极限时，必然出现“安信”和“川信”这样的“末日轮事件”。那些飞蛾扑火的资金瞬间灰飞烟灭。应验了西方的“火鸡理论”：“喂你投食的那只手可能是最后拧断你脖子的那只手”。因囿于经济环境和下行风险加大而一再延长过度期的资管新规，年底终将落地。某种意义上说，两起信托风险事件的出现，说明对庞氏融资和影子银行的清算已拉开序幕。 2019年，银行业飞出三只“黑天鹅”。若干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峡口，是一个重大事件。特殊年景里，货币和监管当局以快刀斩乱麻的动作雷霆出击，央行、财政（中央汇金）、宇宙行和地方以洪荒之力，尽最大可能降低其对市场的冲击，全力维护金融稳定。从包商恒丰到锦州，三家小银行因为外部人资本挪腾的控制术和少数人极度贪婪的内部人控制，暴露了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上致命的短板。今年以来，疫情加剧经济下行风险，中小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劣化。 中国有句老话，水落石出。而今年以来的几轮货币洪峰充裕的流动性短时间淹没了风险的礁石，但累积的问题并没有消化。在中小银行获得喘息之机，近年来狂飙突进的以信托为代表的通道和资管类非银机构却一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而鼻青脸肿，满脸是血。这既是必然，又是宿命。 通道类业务没有资本金约束，有了牌照，行业就没有门槛，可以闭着眼睛盲目加杠杆，理论上“可以想做多大做多大”，可以做到无穷大。一些看似高收益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项目，因市场持续低迷，相当一批项目沦为庞氏融资，一些市政类项目抵押物都是形同虚设，不符合标准，甚至公益用地、医院、公园、人行道、大妈跳街舞的空地，都拿来抵押包装成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去卖。等项目所筹资金消耗光，再融资无门、市场彻底断流，大面积违约出现，信托踩雷就成躲不掉的“宿命”。 过去几年间，因为没有资本金约束，盲目加杠杆发展，超出安全边际一路疾驰的信托机构系统的脆弱性增大，必然出现如安信、川信“账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的猝死事件。它们死于持续过度兴奋、膨胀失控后严重的大失血。这也说明，以信托业的野蛮发展，通道类业务的失控，已构成中国影子银行风险的重要环节。如不引起高度重视，极有可能重蹈上世纪90年代信托业的风险，甚至会触发系统性风险的引信。 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欧债危机后的一篇文章中说，每一场危机都把我们推向金融世界中“伟大的死亡边缘”。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几乎定期发生在地球生命的演化历史中，像寒武纪末大灭绝造成90%的地球物种消失，或者白垩纪第三纪的灾难造成的恐龙灭绝。如果说这种自然界的“伟大的死亡”是因为气候变化破坏了全球的自然环境，而金融机构的“伟大的死亡”往往是因为一场人为的灾害缓慢而痛苦地改变了金融体系和秩序。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近年来，金融系统不同板块的跨市场风险事件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金融体系的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复杂有机体，所有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都是相通的。次贷危机后，美国人说金融体系就像是水泵房内的动力学结构图，而不是会计手中简单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它也不完全按照液压物理学规律运转。它就像到处都是水管、锅炉和储水罐的复杂迷宫，液压阀、水管装置和辅助泵无所不在，并彼此精巧地相互连接。次贷危机的教训证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部类这种唇齿相依的咬合对危机触发、发展和深化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信托类非银金融不仅为存量资金提供中介融通，而且还能创造信贷、高能货币和购买力，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管道型系统中，每个市场主体都是互为关联的转轴和齿轮。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市场整体比较脆弱，各类信号政策频繁，多重政策叠加，各种信号此起彼伏，其间的碰撞和扰动强烈，特别要防止监管竞赛导致政策叠加的风险。非常时期的政策要有弹性和韧性，让市场有充分的时间来吸纳和消化政策效应。如果过于刚性，简单粗暴地“霸王硬上弓”，可能会造成市场结构性脆断，甚至系统性坍塌。 金融系统是如此复杂，其中非线性的骨肉关系的相互纠结缠绕，注定了每一波风险都不是孤立的事件，每次新的挑战都会引起链式的连锁反应。今年下半年，随着资管新规落地，要特别注意房地产、资本市场和以信托为代表的资管市场风险的内在联动性。这几个市场本质都具有高杠杆属性，并因此而呈现风险的独特性。20多万亿的资管规模与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着复杂的“输油管道”般的嵌套和关联，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近年来野蛮生长的影子银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利益共同体，又是命运共同体。 一个环节出事可能就会火烧连营，甚至可能把整个系统推入“一片火海”，其风险处置难度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传统认知。一个市场发生险情，会迅速传导到相关市场，并互相强化共振。这种病毒式、管道化传播也是金融体系致命的脆弱性所在。 同理，在这个“水泵房”和“水电气”相互交缠的复杂系统中，任何一个“小泵房”水管破裂或者电光火石的事故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甚至触发灾害的“链式反映”，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Domino effect）的效应。在这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一旦触发，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整个系统的坍塌。一个复杂的高杠杆交易型系统一旦出问题，其严重性不是用程度来衡量，而是用级别来衡量。 所以，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信托等非银领域，针对个体风险要有总体预案、及时做好风险隔离，防止风险的“链式传导”引发断层性的崩塌，防止恐慌和风险共振的病毒性发酵式传导，危及整个系统安全。
平静许久的B股市场前段时间起了点小风浪。东沣B和*ST大化B先后触发面值退市警报，不少B股公司股价下挫。之后，东贝B推出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拟实现“B转A”，似乎又给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B股在证券市场被边缘化已久，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被拿出来说一说，每次的话题都绕不开B股改革。兜兜转转数年，真正完成B股改革的公司仍然寥寥无几。B股这个结到底要如何解，真费思量。 说起B股的故事，颇有几分时代色彩，起于我国资本市场熹微之时，完成历史使命后，似乎又将逐渐消隐于资本市场蓬勃发展之际。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汇资金极度短缺，部分外向型企业急需外汇融资。B股应运而生，境外投资者可以直接用外币认购，满足企业的外汇需求，展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形象。继1992年电真空B首次登陆上交所之后，到2000年底，沪深两市已有114家B股公司。但此时，市场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境内企业海外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外汇短缺的矛盾基本解决，而B股以外币计价交易带来的市场融合等问题逐步凸显。此后，市场再未出现新的B股公司，纯B股公司的再融资也基本停了下来。到了2002年，QFII制度推出，境外机构可以直接投资A股，B股市场开始慢慢走向边缘化。 目前，B股的融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价值发现功能均已弱化，B股市场也变得有点清淡。就拿沪市A+B股公司来说，其B股最新均价仅为A股的四成，2019年的平均换手率只有A股的15%。B股从改革开放的明星，变得鲜有问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就该被遗忘和忽略。从沪市来看，目前仍有50家B股公司，总市值超600亿元，投资者近400万户。这其中，A+B股公司43家，纯B股公司7家（伊泰B为B+H公司）。虽然在资本市场遇冷，但B股公司的发展并未止步。2019年，沪市B股公司平均实现营收170亿元、净利润6亿元。50家公司中，40家连续三年盈利，22家近三年营收持续增长。可以说，多数沪市B股公司主营业务稳健，理应在资本市场有更好的发展。这么来看，解开B股这个结，既是“可以有”，也是“值得有”。 如何解B股这个结，市场已经有了一些成功实践。自2012年12月中集B成功实现B转H至今，两市已有近10家公司顺利完成B股改革。大致有两个方向，B转A和B转H。 现有的B转A，也不是B股直接转换成原上市公司的A股，实际上是由上市公司以外的主体发行新的A股，用来换取投资者所持的B股。也就是新的主体取得上市地位，原B股公司注销，原来的B股股东成为新上市公司的A股股东。法律意义上说，这实际是一个吸收合并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这个新主体往往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沪市的东电B、新城B都采用了这一模式，正在推进的东贝B也属此类。实践中，这类方案要满足两个要求：第一，控股股东自身资产优良，符合首发条件；第二，A股和B股的定价要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定价要得到认可并不容易。以东电B为例，发行A股的定价为5.53元/股，市盈率12.66倍，原B股作价0.779美元/股，已经较市价溢价41%，但B股投资者的意见分歧仍然不小。最终，虽然股东大会通过了相关方案，依然有29%的非关联B股股东投了反对票。 这一模式也可以演变出一些衍生类型。比如，除了控股股东，还可以找有实力的第三方来作为发行A股的主体，吸收合并B股公司。当年，阳晨B就是由非控股股东城投控股，以换股方式实现吸收合并。但这类案例相对比较少见，主要是因为非控股股东的第三方对B股公司不了解，参与意愿不强，整合难度也较高。除此之外，这个模式也可适用于A+B股公司，原先的A股和B股一起转换为新的A股。招商地产就是走的这条路。 至于B转H，就相对比较直观了。简单讲，就是将B股转换成为H股，到港交所挂牌上市并交易。深市已有中集B、丽珠B和万科B等3家A+B股公司完成此类实践。这个方案对A+B股公司比较可行，但对纯B股公司的吸引力可能就没那么大。对纯B股公司来说，实施B转H意味着完全脱离境内资本市场，可能不少公司不愿意接受。同时，H股估值偏低，投资者面临境外开户限制、交易制度不同等技术问题，也可能导致公司B转H的意愿不强。另外，以不发行新股的介绍方式到香港上市，也并非毫无门槛，公司还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证券预期市值至少2亿港元，预期证券上市时由公众人士持有的股份市值至少5000万港元。 前面两种模式都有成功先例，但采用的公司并不多。实践中，也有A+B股公司尝试通过回购股份缩减B股规模，但因残存余股难以妥善处理，至今没能彻底解决B股问题。实际上，这些模式大都“曲线救国”，没有真正在上市公司层面实现B股直接转换成A股。之所以这方面未见突破，也是有其深层原因。动机上，数量居多的A+B股公司，仍能利用A股市场再融资，再考虑到B转A的定价涉及A、B股投资者利益的平衡，处理起来复杂，其解决B股问题的意愿并不强烈。制度安排上，B股直接转成A股在政策上还有些需要研究论证的关键问题，比如B转A的法律性质以及需要符合的条件等等。 要解B股这个结，目前来看需求最急迫的还是纯B股公司。这些公司没有A股，融资功能基本丧失，二级市场交投寡淡，不少公司的经营基本面也不太乐观，要通过已有的模式来求得改变，难度不小。市场曾经讨论过的一条思路是，上市公司定向发行A股，原B股股东以其持有的B股资产进行认购，由此实现B转A。这个方案的好处在于，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要求不高，可适用的面比较广。但也有不少需要考虑的难点。比如对于纯B股公司，新发A股是否需要符合首发条件、该如何定价，能否无需限售直接上市流通等。当然，这个模式如果放到A+B股公司上，遇到的困难可能相对小一些。类似的，还可以考虑A+B股公司定向发行可转换为A股的债券来置换B股。 这些思路到底可不可行，能不能经得起市场检验，还得集思广益、多方论证。要解开B股这个结，关键是要平衡好各方的利益，稳定好投资者的预期，也要尊重市场意愿，把握节奏和分寸，不可陷入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窠臼。总之一句话，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以改革的方法来解决。 【更多内容详见沪市监管锐评专题】
1848年5月12日，一个名叫萨姆·布兰纳的人来到圣弗兰西斯科城，把手中的瓶子四处向人们展示，大喊着：“金子，金子！这是美洲河里的金子！” 不久之后，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事情，传遍美国，紧接着全世界都沸腾了。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一个个新城镇拔地而起，掀起了美国西进运动的高潮。 美国铁路系统由此迎来大跃进，贯穿东西部的大动脉很快形成。在此过程中，美国的钢铁、煤炭、机器制造与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起来，铁路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需求还刺激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淘金热的大赢家并非淘金者，而是铁路公司。就像前些年的互联网金融热潮，数不清的创业者们结局凄凉，成为科技巨头称霸新世界的铺路石。 铁路之于19世纪美国的意义，正如云服务之于今天的中国，它们都扮演着“新基建”的角色，也是新一轮产业互联网竞争的焦点。 而新冠疫情，在加速金融数字化进程的同时，也助推了金融云的全面爆发。 超级大单 本月早些时候，中华保险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阿里云将为中华保险集团旗下中华财险构建新一代全分布式保险核心系统，项目总金额接近7亿元，是国内金融云领域迄今为止的第一大单。 阿里云为中华财险提供的整体方案包含“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分布式中间件体系SOFAStack、分布式数据库平台Oceanbase、金融数据智能平台、金融核心套件bPaaS、保险专家服务、mPaaS移动开发平台等。 此前在5月18日，腾讯云与中国银联就“银联云”建设项目正式签约。据银联早前公示的信息，“银联云”项目金额达到3.86亿。 基于腾讯云TCE，银联云将被打造成一朵具备全栈云计算能力的行业生态云，支撑银联自有业务的云化升级，并面向银联合作伙伴输出金融科技能力，包括多地多中心金融云架构、上百项从IaaS到PaaS的云产品能力等。 这两个超级大单的出现，标志着国内金融云市场迎来爆发期，也再次印证了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 IDC报告显示，阿里云位居中国金融云市场第一，累计服务上万家金融客户，覆盖60%保险企业，50%证券公司，以及数百家银行。 至于腾讯云，同样服务了超万家金融领域客户，包括150多家银行、数十家保险及证券公司、70%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80%的新筹保险公司。 疫情的发生，无疑加速了爆发期的来临。 2月1日，央行、银保监会等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全国范围特别是疫情严重地区的线上服务，引导企业和居民通过互联网、手机APP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 2月15日，银保监会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各银行保险机构要积极推广线上业务，强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务。 3月17日，国常会指出：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力度，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新岗位新职业。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上云。 5月2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2年，车险、农险、意外险、短期健康险、家财险等业务领域线上化率达到80%以上，并且鼓励具备条件的财险公司探索保险服务全流程线上化。 对金融机构而言，在数字化这条路上，再没有犹豫和观望的时间了。要想不被淘汰，必须加快脚步奋力求变。 上云，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不止于云 Canalys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球云计算支出增长34%，达31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说的云，早就超越了云计算本身，演变为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 云计算这一概念由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于2006年8月正式提出。一般而言，云服务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 金融云，是指利用云计算的技术优势，将金融业的数据、客户、流程、服务及价值通过数据中心、客户端等技术手段分散到云，以提高效率、改善体验并降低成本。 2013年11月，阿里巴巴率先推出金融云服务，为金融机构提供IT资源及互联网运维服务，并提供支付宝的标准接口和沙箱环境。 一直到2016年，腾讯与百度先后宣布开放金融云；2017年末，京东推出金融云。至此，BATJ全部杀进了金融云服务市场。 在政策层面，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探索利用云服务平台开展金融核心业务，促进移动金融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规模应用。 根据原银监会2016年7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到“十三五”末期，银行业面向互联网场景的重要信息系统全部迁移至云计算架构平台，其他系统迁移比例不低于60%。 2018年8月，央行发布了《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技术架构》、《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安全技术要求》、《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容灾》三项金融行业标准。 过去几年里，伴随着金融科技to B服务的兴起，金融云的概念和内涵不断延伸，成为金融数字化的核心环节。 5月13日，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中国金融云市场（2019下半年）跟踪》报告指出，2019年全年，中国金融云市场规模达到33.4亿美元，同比增长49.6%。 其中，2019下半年，金融云基础设施市场规模达到13.7亿美元，其中，公有云基础设施部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和中国电信占据85.1%的市场份额；私有云基础设施部分，华为、浪潮、新华三、戴尔和联想占据78.2%的市场份额。 同期，金融云解决方案市场规模达到5.8亿美元，阿里巴巴、中科软、腾讯、百度、华为、京东数科、宇信科技、文思海辉、南天信息和融信云位居市场前十，共同占据59.3%的市场份额。 IDC报告指出，自2019年8月央行发布首个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以来，监管规则体系不断完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彻底扫除金融机构对云计算及相关技术应用的顾虑。 无论从业务体量还是战略地位的角度，金融云是所有云服务厂商必争之地。 AT大战 云之战，是继移动支付之后，阿里与腾讯的又一次史诗级的较量。 起步更早的阿里云，已经在云市场取得了领先优势。阿里财报显示，2020年一季度，阿里云业务收入17.25亿美元，同比增长58%；2020财年（2019Q2-2020Q1），阿里云业务收入56.51亿美元，同比增长62%。 根据Gartner及Canalys的数据统计，2019年阿里云在亚太市场份额为28%，接近亚马逊与微软的总和，其中以46.4%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第一。 相形之下，去年去年，腾讯云营收超170亿元，虽然与阿里云差距依然明显，但是并非遥不可及。过去三年，腾讯云市场份额排名从全球18位跃升至全球第5位。 对阿里而言，to B服务一直是强项，也是阿里数字经济体的命脉，阿里云输不起。于腾讯来说，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云服务这一仗非赢不可。 因此，这亦是互联网下半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关键一战。 为巩固竞争优势，4月20日，阿里云宣布，未来3年将投入2000亿元，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阿里云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规模将扩大到现在的3倍，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云基础设施之一。 阿里还启动了组织架构上的调整。去年末，原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开放业务板块和原阿里云的金融云业务部，正式合并为新金融事业部。今年6月8日，蚂蚁将自研数据库产品Oceanbase独立进行公司化运作，成立由蚂蚁100%控股的数据库公司北京奥星贝斯科技，并由蚂蚁集团CEO胡晓明担任董事长。 作为后发者，腾讯同样表现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5月26日，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对外宣布，腾讯未来五年将投入5000亿，用于新基建的进一步布局。这5000亿元将会被投入到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 这场战役的结果，会像移动支付那样以两极格局结束吗？想必这是腾讯乐于见到的结果，却是阿里难以承受之重。 在太平洋对岸，美国的科技巨头也围绕云服务展开了激烈争夺。 一季度，亚马逊、微软、谷歌云业务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78%、27.28%和52.16%；同期，亚马逊、微软、谷歌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分别增长99.49%、46.86%和29.47%，主要投向支撑云业务发展的基础设施。
上周美股剧震说明，同样的基本面因素，市场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们不能绝对排除出现坏的结果。因此，投资者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更多配置安全边际高的资产。在做多的同时，也要树立底线思维，做好市场回撤的心理和措施准备。 日前，我在《当代金融家》第五期上发表文章，基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间隔了一年多时间的经验，提醒投资者不要轻信近期美股反弹是反转的观点，甚至不要轻信市场不会有新低的预判。 我做出上述判断的基本逻辑是，上次金融危机的传导链条是有毒资产。以房地产次级贷款为底层资产的有毒资产，先放倒了生产有毒资产的房贷机构，再放倒了购买有毒资产的金融机构。直到美联储、财政部出手，买走有毒资产，美国才走出危机。 以此类推，这次只要新冠肺炎病毒不除，美国就难以走出由此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美股继续调整就难以避免。实际上，5月15日美联储发布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时就预警：“如果疫情发展出人意料，造成的经济后果经事实证明更为不利，或金融体系再度出现紧张局面，那么资产价格仍容易出现大幅下跌。” 前文完成于4月中下旬。此后，美股延续了3月底以来的“水牛”行情，三大指数较3月23日最多反弹了近50%，其中纳指还创了历史新高。然而，上周（6月8日至12日）美股突然创下3月20日以来的最大周跌幅，给市场的狂热泼了一盆冷水（见图1）。这再次提醒我们，不能忽视美股二次调整的风险。 上周美股震荡主要拜6月11日单日大跌所赐。当日，道指、标普500和纳指分别下跌6.9%、5.9%和5.3%。据分析，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美国经济前景黯淡的预期，加之市场对于经济重启和抗议示威引发美国疫情反弹的担忧，触发了这次调整。其实，这些利空在市场上早已不是新闻。这是典型的多重均衡，即在给定条件下，金融市场既可能出现好结果，也可能出现坏结果。这次是坏结果的一次预演。 新冠病毒不除危机警报难解 显然，在发现疫苗或特效药之前，新冠疫情恐不会自动消失。现在，全球每天新增确诊病例10多万例，死亡病例数千人。欧美疫情上升风险初步得到控制，巴西、印度、俄罗斯、秘鲁、智利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却疫情大暴发，成为新的震中。在疫情已得到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不排除因本土反弹或境外输入，疫情出现反复。又或是进入秋冬之际，又会有第二波传染。这不取决于美联储和财政部，也不取决于你信不信，而是取决于疾病专家，取决于科学。 面对疫情，各国无论采取社交隔离还是群体免疫的做法，当地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只是程度大小而已。影响渠道有二：一个是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原因，企业和家庭不能或不愿开工或返工，居民不能或不愿消费；另一个是因为国际物流受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海外需求不足，进而抑制国内复工复产。 例如，瑞典采取了群体免疫策略，没有强行停工停产、居家隔离，今年一季度经济实际同比仅增长0.4%，增速为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最低。再如，韩国、日本的佛系防控较为成功，今年一季度，韩国经济实际增长1.4%，增速为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最低；日本经济衰退1.7%，较上季加深1个百分点，增速为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最低。还如，尽管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但受内外部因素制约，需求恢复慢于供给，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快速反弹的预期落空。此外，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美国个人储蓄率4月增加近三倍，达到33%。 世界银行6月8日发布《全球经济展望》表示，新冠疫情或将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预计全球经济今年收缩5.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6月10日在《走钢丝的世界经济》报告中表示，今年全球经济将收缩6%以上。如果今年晚些时候出现第二波传染，经济产出有可能萎缩7.6%。全球经济明年应当会恢复增长，若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会增长5.2%，若疫情再次暴发则增长2.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月中旬也对外表示，近期将进一步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值，上次预测世界经济衰退3%。 美国政府多次表态，即使疫情二次暴发，也不会采取经济停摆的措施。但客观上，海内外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越大。6月10日，鲍威尔在议息声明发表后再次重申，美联储承诺将致力于使用所有工具。同时表示，美国经济低迷程度“极不确定”，这将取决于能否遏制病毒。尽管一些指标表明某些行业企稳，但经济活动总体上还没有好转。据美联储最新预测，今年美国经济萎缩6.5%，明年增长5%。由此可见，明年美国经济都恐难恢复到去年的水平。 如果美国经济活动长期因疫情被压抑，将出现企业盈利下降、债务违约甚至破产，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甚至倒闭，以及大量居民永久性失业。如果说现在还不算是严格意义的危机的话，那么，上述情形出现后，无疑就是典型的经济或金融危机。而每次危机，美股大都会经历较长时间和较深幅度的调整。如本世纪初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纳指最多下跌78%，耗时31个月；上次金融危机，道指最多下跌54%，耗时15个月。 这次，道指从今年2月12日高点跌到3月23日低点，下跌37%，只耗时1个多月，确实跌速超快。但面对战后最严重的且复苏前景高度不确定的经济衰退，美股已有的调整显然还不充分，更不要说大幅反弹之后，美国经济尚未见底，美股却已收复了绝大部分失地，纳指还创了新高。 谨防估值虚高下美股震荡加剧 当前美股表现已背离了经济基本面，美股估值虚高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今年2、3月份美股快速下跌，本就反映了十年牛市形成的美股估值偏高的脆弱性。3月底，标普500席勒市盈率跌至24.9倍，较2017年初至2019年底各月底平均值30.2倍低了18%。5月底，席勒市盈率反弹至27.6倍，高于2007年各月底平均值26.8倍的水平，与大萧条美股崩盘时1929年的各月底平均值不相上下（见图2）。最近，大量散户蜂拥入场，大炒超跌概念，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股票涨几倍十几倍的比比皆是。大水漫灌背景下，当下市场的疯狂可见一斑，同时也反映了美联储救市造成的投资者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急剧上升。 过去两个多月时间，美股由技术性熊市迅速转入牛市，大幅透支了美联储和财政部救助、美国经济重启的利好。一旦疫情反复及经济重启不如预期，就可能重新逆转市场情绪。这次美联储无底线的大放水，促成了流动性驱动的美股大反转，让投资者赚了大把的钱，市场当然不吝美言，甚至喊出了“不要同美联储作对”的话。但上次出手是救在市场底部，这次却可能救在了半山腰。美联储在这个位置上的压力可是不轻。 这次美联储放大招，遏制了股灾触发的市场恐慌演变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按照前述逻辑，如果美股重新大幅下挫，再度引爆市场恐慌，美联储将会继续出手。况且，特朗普已就日前美股大跌批评美联储经常犯错。然而，由于美联储的企业信贷支持和资产购买计划，以及财政部的第四轮刺激计划均缺乏新意，恐对提振市场信心的边际效应递减。 关键是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难以改变疫情下经济基本面恶化、股市下行的趋势。一旦市场认为美联储可能黔驴技穷，将会陷入更加恐慌的境地。而当前市场上盛行的被动交易策略或技术，本身有助涨助跌的效果，这将放大资产价格波动，加剧市场恐慌。正如3月份美股十天四熔断所发生的那样。 当然，美股正处于既可能上涨（流动性驱动）也可能下跌（基本面恶化）的十字路口。这既取决于疫情、疫苗和经济复苏等基本面因素，也取决于市场情绪变化。二者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人心难测。上周美股剧震说明，同样的基本面因素，市场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们不能绝对排除出现坏的结果。因此，投资者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更多配置安全边际高的资产。在做多的同时，也要树立底线思维，做好市场回撤的心理和措施准备。
图片来源：微摄 （记者张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0日宣布，保持美元利率水平在0%至0.25%不变。对此，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表示，近期资金持续流入港元体系，显示了市场对香港金融体系和港元的信心。 “在美国经济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之前，美联储较大概率会将政策利率维持在零水平附近。”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言人说。 相比美元利率而言，当前港元利率较有吸引力。据金管局发言人介绍，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一直保持有序运作，继4月之后，港元汇率再度多次触发联系汇率制度的上限——强方兑换保证，反映了资金持续流入港元体系，以及市场对香港金融体系和港元的信心。 发言人强调，金管局会继续监察市场情况，按照有效运作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香港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
2014年1月，警方正式批捕甘李药业驻湖北的7名医药代表。由于涉及金额巨大，该案被列为湖北省重大经济案件之一。该年，甘李药业首次冲刺IPO，被终止审查。今日（6月16日），不出意外，甘李药业将正式开启申购，申购代码732087，申购简称“甘李申购”，这是甘李药业距离A股最近的一次。近日，证监会再次批准了甘李药业首发申请。事实上，这已经是甘李药业第三次冲刺IPO。蓝鲸财经多方采访获悉，甘李药业前两次均折戟背后，或与该公司卷入行贿案件有重要关系。此外，成立于1998年的甘李药业，主要从事重组胰岛素类似物原料药及注射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营收也主要来自胰岛素制剂及胰岛素干粉的销售收入。从近五年的经营利润率来看，甘李药业毛利率一直稳定在90％附近，堪称“胰岛素中茅台”。然而，甘李药业胰岛素制剂销售收入占比目前维持在九成以上，这也让该公司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尤为突出，并引发众多投资者担忧，这些问题都亟待甘李药业予以解决。对于上述问题将如何解决，蓝鲸记者联系了甘李药业方面，对方以忙于上市为由，未能给与回复。两度IPO受阻，曾涉行贿案或是主因今年一季度，甘李药业交出了一份尚具有成长性的成绩单， 2020年一季度，甘李药业实现营收4.7亿元，同比增长9.73%；营业利润为1.54亿元，同比增长27.19%；归母净利润为1.23亿元，同比增长26.05%；归母扣非净利润为1.01亿元，同比增长41.04%。但是为何屡屡上市折戟？一方面，甘李药业近年来业绩不稳定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最主要因素或许还是公司曾涉及行贿。一位医药行业分析人士直言，甘李药业曾两度欲上市，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曾犯下的行贿错误或许是主要原因。某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在医药企业IPO过程中，商业贿赂行为一直备受关注。因为一旦公司存在贿赂问题，那么，该公司是否是合法、合规经营以及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就十分令人怀疑。同时，大家也会质疑该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这就会导致该公司不满足发行条件中关于主体资格、规范运行的要求，这将对IPO造成实质性障碍。”2013年，甘李药业某医药代表曾对媒体爆料称：“2008年起，甘李药业通过项目费、AP费和市场费三种方式进行医药行贿，金额高达8亿元。其中，仅2012年就高达3亿元。”该医药代表还坦言，“正是因为甘李药业急于谋求上市，才希望美化业绩，不惜以商业贿赂的形式换取销售额。”于是，2014年1月，警方正式批捕甘李药业驻湖北的7名医药代表。由于涉及金额巨大，该案被列为湖北省重大经济案件之一。该年，甘李药业首次冲刺IPO，被终止审查。2018年，甘李药业重启IPO，并于当年4月顺利过会，但仍未能上市。今年，甘李药业再次尝试IPO，曾经的行贿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依旧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目前甘李药业销售费用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也很容易带来一定的法律风险。据甘李药业披露，销售费用主要包括销售人员的职工薪酬、差旅费、业务宣传费、会务费及物料消耗等相关费用，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上述费用合计占销售费用的比例分别为90.34%、89.50%及85.25%。为此，甘李药业特意解释道：报告期内，公司个别销售人员与个别会议供应商或其员工存在资金往来行为。2017年至2018年6月，合计发生金额817.13万元，占公司同期会议费发生金额比例仅为1.39%，涉及的员工人数占销售人员比例为0.75%。且仅有2017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2018年1-6月系偶发的、小额资金垫付，金额仅为2.22万元，2018年6月后无相关资金往来发生。甘李药业方面称，上述资金往来发生原因主要系：甘李药业向会议供应商付款需要一定周期，销售人员为保证会议如期召开，为会议供应商垫付部分会议费用，包括场租、用餐、租车、宣传提示物等。会议供应商收到甘李药业付款后，转账归还甘李药业销售人员的垫付资金。以及员工因购房、合伙经商等资金需求，与会议供应商员工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相关资金往来未涉及商业贿赂等非法用途。时至2020年6月5日，甘李药业终于获批上市。产品结构单一，风险不容小视招股书中揭示了甘李药业目前面临的诸多风险，包括政策变动、药品降价、新品开发和审批等风险，然而最受外界关注的还是甘李药业自身主导产品结构单一的风险。公开资料显示，甘李药业专注于糖尿病治疗领域，营收主要来自胰岛素制剂及胰岛素干粉的销售收入。其中，胰岛素制剂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在2017年-2019年分别为96.45%、98.35%、95.10%。然而，甘李药业所依赖的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的单价却处在下滑趋势。2017-2019年，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的单价分别为121.29元、122.99元和121.35元。此外，重组赖脯胰岛素注射液的单价分别为60.40元、56.23元和55.14元。多年来，国内胰岛素市场一直被跨国企业垄断，市场集中度很高，诺和诺德、礼来、赛诺菲三家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总和近70%。给甘李药业带来的竞争不容小视。甘李药业也表示，一旦出现替代产品导致市场对胰岛素制剂的需求大幅减少，或者竞争对手推出类似产品或新一代产品导致公司现有主要产品竞争优势丧失，可能导致业绩大幅波动。北京鼎臣医药咨询公司创始人史立臣表示：“现在国内生产胰岛素的企业大致有10家左右，还有国外的几大巨头。随着国外的原研产品过了专利期，外国药企完全可以通过大幅降价等方式进入带量采购，打击中国药企并倾销产品，就像阿卡波糖。这时候，中国药企可以采取产品群战略来应对。”对于甘李药业强敌环伺的处境，史立臣建议：“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资源，主要是他拥有的市场资源，比如医生资源、医院资源。因为甘李药业是做胰岛素的，所以胰岛素相关疾病的产品线也容易建立起来，但拓展产品线方面不能什么都做，也不能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得根据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来确定产品的研究方向和优化方向。”机遇并存：市场规模近200亿，增长潜力大虽然存在诸多风险，但甘李药业同样也面临巨大的市场机遇。ID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约为1.16亿人，市场规模约为200亿人民币，中国已成为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尽管我国胰岛素市场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平均增速，但参照发达国家的市场发展历程，国内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据了解 ，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虽多，但我国大量糖尿病患者尚未接受有效的治疗，胰岛素治疗普及率也很低。据IDF统计，国内仅有2%的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类药物控制血糖，而这一比例在美国约为30%。同时，2019年，中国糖尿病患者年人均医疗费用约为936.2美元；而以美国为例，糖尿病患者人均年医疗支出高达9505.6美元，国内糖尿病患者人均医疗费用和胰岛素使用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未来，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全球胰岛素市场需求的重要来源。同时，重组胰岛素类似物产品增速远高于其他品种，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华鑫证券分析师也指出：甘李药业是首家取得重组胰岛素类似物生产批文并已实现产业化生产的中国企业。我国的重组胰岛素类似物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基本被进口产品垄断；甘李药业重组胰岛素类似物产品的销售已实现快速启动，能够凭借在国内企业中的先发优势，取得进口替代的市场先机。该公司已拥有了长效甘精胰岛素、速效赖脯胰岛素、公司门冬胰岛素及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注射液（25R）四个重组胰岛素类似物品种，覆盖长效、速效、中效三个胰岛素功能细分市场。未来产品线将进一步丰富，成为拥有重组胰岛素类似物全产品线的生产企业，更好地把握胰岛素市场快速发展的市场机会。同时，北京鼎臣医药咨询公司创始人史立臣也表示：“甘李药业已经在研究第四代胰岛素，非常有可能通过这一创新产品实现超越。”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