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行条件逐步具备 “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逐步具备，2021年全国两会后全面推行注册制或可期。”一位接近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人士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注册制在制度设计层面，可归纳为“三取消”及“三强化”： “三取消”即取消对发行价格、节奏、规模的行政管制；取消发审委，建立由交易所审核发行上市，向证监会注册生效的发行上市审核制；取消分板块设置的发行条件，实行差异化的上市条件，增强市场包容性和覆盖面。 “三强化”即强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审核理念；强化发行人的诚信责任和中介机构的把关责任；强化事后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关于实施全面注册制的意义，上海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上海市中小企业上市促进中心)副主任顾月明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注册制增量改革将促进存量改革，即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将促进主板、中小板等A股市场全面改革；同时，运用金融手段及力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风险投资基金等开辟更好的退出渠道；资本市场将更好地支持创新体系，促进结构性改革。 新股市场持续扩容 2020年10月，国务院提出“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2021年，注册制有望在A股全面推行，内地新股市场将会进一步扩容，将促进更多新股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并将延伸至主板和中小企业板。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管合伙人梁伟坚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2021年A股IPO将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IPO融资额或将再创近10年新高，预计A股多层级资本市场IPO企业数量将达430-490家，融资规模为4500亿-4800亿元。” 德勤预计，上交所科创板今年将有约150-180只新股融资约2500亿至3000亿元；140至170家企业将在创业板上市融资约1400亿至1700亿元。同时，美国对海外发行人监管更严格，将会促使更多中概股寻求在香港进行二次上市，或考虑将香港或内地作为上市的首选地。 注册制将助力资本市场改革深化。安永华明审计服务合伙人费凡表示：“注册制和退出机制改革对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有助市场实现优胜劣汰。”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带动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同时完善更具包容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关系，将助力A股市场深化改革。 市场分化愈发明显 全面注册制下，市场将迎来若干变化。一方面，今年A股集中解禁和减持压力增大。中国银河（601881）证券研报显示，2021年A股已统计解禁总市值为47490.55亿元，较2020年上升0.6%。2021年创业板解禁企业数量为297家，解禁总市值达12557亿元，较2020年上升79%。 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学术委员、清华大学博士后付立春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考虑到规模占比，解禁潮对A股整体影响有限。不过，创业板解禁压力大幅增加，2020年创业板涨势较好的部分股票，今年股价或会上演一些过山车行情，这可能会对创业板指数乃至A股的风格带来较为显著的影响。” 另一方面，市场分化趋势将越发明显。中国银河证券策略分析师蔡芳媛表示，随着一级市场资金需求的上升，虹吸效应使得二级市场出现资金流向龙头白马公司，进而推动二级市场分化，业绩差的公司股票可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局面。整体来看，随着全面注册制的推行，头部公司将愈发受到资金追捧，业绩差的公司市场出清逐渐加速。 从同样运行注册制的美股与港股市场来看，上市公司资本价值已是“一九分化”。有分析人士指出，全面注册制后，A股市场也将向着“二八分化”甚至“一九分化”演变。 此外，全面注册制之下，未上市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迎来重大机遇。浙江集采优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市场准入的标准更市场化、更多元，放宽了进入门槛；但同时严格的监管与退市规则，对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必须合规合法严格遵守制度，另外企业必须更加聚焦自身的核心价值，聚焦技术优势、聚焦客户服务，聚焦创新的商业模式，才能在资本市场找到相应的位置。 挑战亦并存。甑荣木业(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环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注册制是一种新型的开放性的上市机制。对于主攻“轻型、环保”等特点且含有硬科技的新材料类企业，降低了企业资本化的财务等要求，同时会加速行业资本化的进程，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和产品应用的领域。同时，在上市进程中和上市后，信息的全面披露，对于核心技术的考验以及各类盲点，增加了企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券商板块将长期受益 “退市新规、刑法修订，将奠定全面注册制的法律基础，推动2021年全面注册制施行，券商板块将长期受益。”申港证券分析师曹旭特表示。 注册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影响证券业发展的两条主线。山西证券非银分析师刘丽在2021年证券行业年度策略研报中表示，通过试行注册制，对基础性制度全面改革，为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有助于从更高层次完成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重要任务。 今年券商业绩或继续走高。首创证券研报显示，2021年预计券商投行业务将继续发力，经纪业务或将继续呈现量增价减；注册制下，考虑到券商投资能力与衍生品运用上的差异，券商自营业务表现或将继续分化。预计2021年证券行业营业收入5100亿元，同比增长13.4%；净利润2066亿元，同比增长22.5%。 全面注册制下，刘丽认为，证券行业将迎来四大趋势：一是差异化发展。目前证券公司面临同质化竞争问题，同时监管引导证券公司差异化发展，对于国内大部分证券公司来说，主动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已成为趋势。 二是并购重组加速。打造与国际投行巨头抗衡的航母级券商有利于增强证券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随着证券行业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行业横向并购或与其他行业的纵向并购案例也将增多。 三是高度重视卖方业务。卖方业务转型对证券公司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中后台的敏捷程度要求较高。但卖方优势一旦确定，会形成不易跨越的护城河。 四是金融科技赋能证券业务。对于证券行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投行巨头的核心竞争优势，国内券商也纷纷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金融科技将对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银行间市场回归同业拆借市场的本位，信用债应当全部退出……”12月20日，一段关于银行间债市“信用债退出”的言论一出，立即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与讨论。 抛开债券市场发展过程谈信用债全部退出，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公司债市场发展低迷，存在对企业债券的发行额度等进行计划分配，行政性要求企业发债必须要有银行担保，没有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等问题。早在2005年，相关决策者就提出，必须从计划经济思路转向市场思维，让企业债面向QIB（合格的机构购买者）、交易以OTC（柜台式交易）为主，使有较强分析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机构能够在市场中唱主角，以及加强环境建设、制度建设和改善生态。 另有观点认为，将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并存视为债券市场的分割，是一个伪命题。这是因为，从规模看，中国债券市场的主体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场外模式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市场仅仅是补充；从债券品种看，大部分高等级债券可以自主选择在两个市场发行和交易；从投资主体看，目前的机构投资者均能在两个市场投资。 从债券市场监管来看，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统一监管的步伐正越走越快。2018年12月，人民银行、证监会、发改委又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的意见》，明确证监会依法对银行间债市、交易所债市违法行为开展统一的执法工作，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执法机制，推进统一执法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建立了密切协作的工作机制。 业内人士指出，明确证监会对两大债市开展统一执法，不仅实现了两个市场监管执法尺度的统一，也将带来债市的监管升级，对规范债市运行秩序、保护债市投资者都将起到良好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制度规则逐步统一的同时，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也有了新进展。今年7月，央行、证监会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第7号）》，同意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为投资者跨市场交易扫清障碍，有利于切实便利债券跨市场发行与交易，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统一市场和统一价格。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也开启新篇章。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对我国债券市场的改革、创新和进步，对实体经济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截至2019年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约247亿元，占整个债券市场的79%，存量占比约85%。银行间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是相当大的，绿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为融资结构调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意味着，如果要求信用债全部退出银行间市场，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极易变为空谈，这与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是不相符的。
吸取教训 以利再战 ——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高峰会上的讲话 （周小川 2005年10月20日）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参加本次“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高峰会”。今天我主要谈一下中国的公司债发展问题，并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公司债涵盖了企业债等若干债券，其市场发展一直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过去，我们在企业债市场发展问题上犯了不少错误，导致公司债市场发展极度低迷、尚未崛起。与我国发展较快的其他金融工具相比，尤其是在我国储蓄率较高、广义货币（M2）占GDP比例较大的背景下，我国公司债发展较慢，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确实相当有限。同时，公司债市场发展滞后，还使我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很不合理，整个金融体系隐含了相当大的风险，很可能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当然，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挫折和失误也有其时代背景，当时我们处在经济转轨的早期，计划经济色彩比较浓重，市场经济的思维、环境都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所以，回顾历史，我们并不是要追究谁做得不对，而是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积极拓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我们只有对过去存在的问题、犯过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理出了清晰的分析主线，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才能真正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落到实处。 一、过去我国发展企业债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企业债市场发展早期，即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期，可以说犯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导致后来在市场的发展建设上“摔了跟头”，一蹶不振。对此，我们需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在此，我想列出“一打”（十二点）失误： 1、对企业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企业的个数等进行计划分配，而不是遵照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企业债的发行。比如，企业债的发行额度是由政府逐级分配的，国家分配到省一级，然后再逐级往下分配。 2、在对企业债的发行额度进行行政分配时，往往按“济贫”原则，把企业债额度作为一种救济，分配给有困难、质量较差的企业。 3、没有完善的债券信用评级制度，无法给投资者一个准确的风险程度考量。 4、不能向投资者提供可供分析的信息披露。一方面，在当时市场环境下，我国的会计准则不到位，企业做账和外部审计都不健全，能够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当时也没有强调信息披露，没有强调投资者应对披露信息进行充分的分析后再确定投资决策。 5、行政性定价和对价格限额的管制。这样的定价既不能有效反映风险状况，也使债券的发行方和购买方无法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6、行政性要求企业发债必须要有银行担保。当然，这和前面所说的问题密切相关，既然债券发行是计划分配的、价格是管制的，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又是面对大量散户来发行，自然就需要银行担保。但问题是一旦银行进行了担保，这个产品就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企业债了。 7、债券发行面向散户，而不是像国际上公司债的做法——主要面向有分析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即QIB（合格的机构购买者）。散户往往缺乏足够的市场分析能力，风险承担能力也较差。 8、没有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市场机制能够对公司债的发行和交易产生自我约束作用，这种力量来自于投资者对产品的判断和选择。这就是说，应该是由市场决定哪些企业的债发得出去，哪些企业的债发不出去，价格应该怎样，违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如果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就会导致我们把过多的约束力量集中在行政监管上，从而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与市场约束相对应，在交易机制上应该建立以OTC（柜台交易）为主的、能够衡量对手风险同时又在价格判断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的交易模式。 9、没有进行足够的投资者教育。很多投资者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把企业债券当作储蓄产品的变种，一旦出现违约等问题，往往就找政府，并要求承销商兑付。 10、缺少一个完善的《破产法》。目前的《破产法》不能够在企业违约的时候由“破产”这个最后的威慑手段来对其产生约束，债权人在《破产法》中的权利也往往得不到正当保护。如果企业真正关闭破产了，起码这个企业的剩余资产是能够追究的。而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很多企业的剩余资产悄无声息地就消失了，一些发行企业不经过法定程序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1、没有正确定位承销商的角色。过去在承销兑付方面计划色彩和行政干预也比较严重，承销商必须代管兑付，而且兑付不了还要承担责任。实际上，在公司债发行过程中，承销、代理销售、代行兑付的角色和承担债券兑付的角色责任上应当是完全不同的，是两个概念。对这些概念的混淆造成了很多后续的难题。 12、在处理发行人违约问题上，行政干预更严重。对发行企业的违约行为通常不是通过市场约束原则来解决，而是出于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通过行政干预，要求承销商后续发行。这样，发行企业的违约责任就转嫁给了承销商，并导致承销商陷入泥潭。当前一些证券公司出现问题，需要清盘或重组，都可以看到当年承担企业债违约所留下的历史包袱。 二、对过去失误的分析主线 上述一系列失误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能零星地、孤立地去考虑，而应当有整体思维，从中抽出分析问题的线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条主线来分析： 一是思维主线。由于我国相当一段时期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生活中大量体现的是计划经济的思维。问题在萌芽时期之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过去我们的一些做法，包括行政性的指标分配、价格管制、角色错误、信息披露缺乏，和对违约的处理等，都是计划经济思维，是不太了解市场经济及其环境，不了解市场经济下的做法和要求，研究的也不够，所做的努力也不足。当前看待这些问题时，我们就要尽量避免简单化，避免再重复计划经济的思路。 二是逻辑主线。市场定位错误可能是我国企业债一系列错误的逻辑根源。应该说，公司债应当卖给QIB，因为QIB有较强的市场分析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公司债发行往往比较快，手续简单。散户投资者由于分析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不足，必然导致依赖政府，政府就可能转而要求银行担保；还可能由于定价能力缺乏，导致行政性定价；当散户投资者面对违约时，又没有正当手段自我保护，就会把责任推回给政府，而政府为避免社会不稳定，又会通过行政干预的办法强制承销商承担责任，由承销商续发兑付，由此导致一系列扭曲和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是由QIB来投资公司债，也就不存在上述那些相关联的问题。由此，从逻辑主线上来看，投资者定位问题可能是最关键的。 当然我们在新推出一个金融产品时，应该考虑尽可能丰富普通散户投资者的产品选择和投资渠道，但并不是所有的金融产品都适合普通投资者，我们应该开发或者引进一些更适合散户投资的金融产品。比如，今后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更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如果也对普通散户投资者放开，恐怕是很不合适的。 从国际经验看，在发达国家，公司债主要面向QIB发行，绝大部分是在OTC市场（柜台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并强调对手风险和交易价格自主决定。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小额高等级债券通过交易所市场交易，采取自动撮合方式交易。由于这样的公司债等级较高，所以违约风险很低。此外，交易所往往对公司债交易设有限额，只允许进行小额交易，所有大额交易都通过OTC实现。也就是说，公司债主要是采取OTC交易机制。 以美国这样发达的债券市场为例，其90%的公司债是由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剩余10%是个人持有的。这些个人投资者往往还是很富有、性质上接近于机构投资者的个人，并且他们购买的也基本上是等级非常高的公司债。之所以也有很少一部分低等级公司债在个人手中，往往是购买后企业业绩下滑，债券等级下降的缘故。 这样的局面就构成了以QIB和OTC为逻辑主线的公司债市场建设。如果违背这个基本逻辑的话，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三是环境主线。正如金融生态，公司债生存也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生态环境，主要是指制度建设以及在制度方面的保障，包括好的法规（能够把公司债的相关内容进行清楚的法律界定）、会计制度提升（能够提供投资者需要的信息且不误导投资者）、信息披露的规范，以及破产法的完善，等等。 如果我们思维对了、逻辑对了、环境也好了，就用不着那么多的管制，QIB和OTC交易自然就会引导公司债市场得到长足发展，监管的任务也会相对减轻，因为市场约束力比较强。但是，当公司债大幅度扩延到中小企业、创新企业和创业企业时，监管任务会加重，包括一部分创新型中小企业是依赖债务融资发展起来、发展之后再通过发行上市和退出来取得回报的，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有不公开、不透明、包装上市等操作。在这方面，美国的高收益债券（Junk Bond，又名垃圾债券）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些借鉴。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如果我们分析问题的主线是清晰的，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会明确。 首先，我们一定要转变思路，必须从计划经济思路转向市场思维。如果过去的计划分配、行政审批和干预还继续存在的话，这个市场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同时，不能再用老的计划经济思维来看问题、来分析过去的失误。有一些观点把非根本的、枝节的、甚至是衍生出来的问题归结为上一轮债券市场发展失败的原因。因此像今天这样的会议把这类问题讨论清楚，显然是有好处的。 第二，入手解决问题的逻辑关系要找准。从逻辑上看，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就是让这个市场面向QIB、交易以OTC为主，使有较强分析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机构能够在这个市场中唱主角。从QIB和OTC入手，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债券发行就不需要太多的审批和行政管制，因为它不是靠审批机构的把握，而主要是依靠信息披露、靠市场的约束，也不需要商业银行进行担保。即使是发行以后公司变坏，甚至出现违约，机构投资者也应能够判断和识别，并具有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而不需要政府去过多担心。 第三，加强环境建设、制度建设和改善生态，这是一定要做并需要不断完善的。应该看到，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善，但是还需继续努力。这些年我们的会计准则有了持续改进，与国际水平不断接近；在披露和对披露的监管方面，要求提高了很多；《破产法》正在修订之中，估计新《破产法》对债权人的利益会有更好的保护。 总之，关键的切入点还是要发展QIB和OTC，要通过发展QIB和OTC来培育我们的市场。 最后顺便说一下相关的一个问题，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现在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发展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也非常关注。对这个问题，我们应避免简单化的看法。发展债券市场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通常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通过一些外部约束，使商业银行重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国际经验表明，当那些大公司、大企业和好企业开始更多地利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的时候，银行自然会觉得必须进一步面向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也就是说，市场分段是竞争机制“挤”出来的。现在商业银行认为对大型企业、好企业贷款是改善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资产的努力方向，所以我国的四大银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都很重视对大企业、好企业的贷款，这种判断和做法没有错。但是，一旦大企业、好企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债市融资，商业银行对大企业、好企业的贷款就会受到影响，商业银行会得到信号，必须设立中小企业部，加强研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从实践经验看，这种效果会很明显。 另一种办法就是发行中小企业债券。中小企业债券通常属于高收益、高风险的债券，在实际操作中风险较高，容易出问题。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合理的市场定位和定价机制，发行中小企业债就不那么简单，匆匆发展中小企业债就难保不出问题。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对公司债产品的了解程度，如果一开始发展的产品都是投资级别以下的、风险高的产品，是不是可行？这实际上关系到我国公司债市场的发展顺序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先把具有较高等级的公司债市场发展好了，然后再逐渐去发展信用等级低的、投资级别以下的债券市场，还是两种市场同时发展？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未能成功发展中小企业债券，真正比较成功的主要是在美国，但也曾出现了米尔肯（Michael Milken）事件，对市场发展产生了双面的影响。我认为，要想发展中小企业债，应认真研究一下米尔肯事件的那段经验教训。 总的来说，债券市场的发展是需要我们花很大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是市场前进的方向，前提是要把上面提到的历史教训基本弄明白。以上意见供会议讨论，并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系周小川行长在2005年10月20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高峰会上的讲话原文）
12月21日，鲁大师旗下全新企业云服务产品LudashiPRO正式上线，标志着其正式进军企业级SaaS赛道，同时也意味着其从C端拓展到B端市场，进而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近几年国内云计算市场的发展突飞猛进，云计算的价值被持续深挖并得到广泛落地应用。伴随产业数字化转型浪潮推进，云计算正加速向产业渗透融合，其作为数字时代的底层操作系统无疑正在重塑整个IT产业链，并由此催生出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 云服务按服务对象和层次主要可分为IaaS、PaaS和SaaS。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提供云服务基础设施，包括计算、存储和网络等，例如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提供软件研发和运营的平台，以及加速控制、负载均衡、工作流等服务，可以加速SaaS的发展，例如阿里云ACE、京东云擎JAE、百度BAE；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提供企业应用管理软件，例如金蝶、用友、明源云等。 （图片来源：平安证券） 站在全球视角来看，其中SaaS市场为最大的细分市场。据Gartner数据显示，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达到 1883 亿美元，其中SaaS规模达1095亿美元，占近六成。 （图片来源：CAICT） 而相比国外成熟市场，我国SaaS市场还处在高速成长阶段，潜力巨大。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19年中国SaaS市场规模357亿，同比增长54%，预计2021年将超过650亿，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 今年疫情加速了企业上云的进程，势必将进一步推动企业SaaS需求的增长。不得不说，鲁大师此时布局，显然不失为一个难得的绝佳时机。 中国SaaS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率预测（亿元） （图片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创证券） 可要分食这块诱人的蛋糕，在目前巨头林立格局下，想来也绝非易事。鲁大师之所以会选择此赛道，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一、押注SaaS赛道，瞄准小微企业SaaS服务市场 整体来讲，企业云服务是2B的生意，在客户结构上，小微企业基数庞大且增长快，但限于体量和资源的局限性，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普遍不足，数字化升级诉求强烈，且升级难度和标准的要求低于大中型企业，因此，小微企业云服务不仅具有更大的基础发展空间，同时考虑政策推动与疫情催化因素，落地推进会更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到2018年末，国内小微企业达1807万家，占全部企业比例高达99.8%。其中，小型企业239.2万家，微型企业1543.9万家，个体工商户8920万个。据海比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小微企业SaaS服务市场规模118亿，占国内SaaS服务市场比例为31%，增速45.6%，超越大型、中型企业。 而鲁大师瞄准的正是这一更具吸引力的细分市场。据官网介绍，本次全新产品Ludashi Pro共三个版本，分别针对企业（硬件资产云、统计分析云、远程管理云）、家庭（家庭协助云、硬件防护云、家庭共享云、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及垂直行业（硬件资产云、软硬件统计分析云、远程客服云）应用场景，提供基于软硬件资产实时管理及安全防护的一系列服务，以提高管理及协同效率。其中，垂直行业接受定制化需求，以网吧、电脑租赁、连锁经营、教育、零售及维修等行业为主，是SaaS产品功能打磨、早期实现独立盈利的常见路径。据悉，产品刚上线就当前已连接十多家企业，数百台设备，已在和网吧、教育、医疗行业客户洽谈合作事项。 众所周知，鲁大师深耕C端市场达十年以上，凭借在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硬件端所掌握的入口优势，累积了上亿的月活用户基础及丰富的远端管理经验，并完成了对于个人用户在线行为模式的认知积累以及硬件供应商等小企业的链接，因此有机会开发出更好的产品，以此撬动B端小微企业云服务市场。 其实，2C2B模式作为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典型模式之一，已被无数次验证。而在SaaS赛道中，就存在这样颇具参考价值的领先样本。比如今年疫情期间火爆一时的全球云视频会议软件Zoom以及远程访问服务先驱LogMeIn，作为全球SaaS服务商的典范，两者具有较多共性。 在整体路径上，都是由C端逐步切入B端市场；在具体路径上，最初定位于C端，并通过爆款应用迅速完成用户及口碑的原始积累，进而转向B端市场，根据B端核心场景下精细化的需求迭代并扩充形成更为完整的产品版图；在市场策略及商业模式上，都是以Free+Prime的组合来快速打开市场，并实现订阅收费；导向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可以说ZOOM与LogMein的成功案例，为鲁大师从软硬件管理场景切入SaaS服务市场提供了可供复制的样本。具体来看，鲁大师的拓展路径有何独特性？有哪些核心看点值得关注？ 二、鲁大师拓展SaaS业务逻辑，六大核心看点梳理 1.用户基础庞大，现金流健康，现金储备充足 上述我们提到，C端用户是撬动B端市场的基础。鲁大师凭借其主力软件，累积了庞大的个人用户基础。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鲁大师产品的MAU约1.6亿，且连续六年呈增长态势。 鲁大师本身的造血能力强，自由现金流长期正流入。由于公司在近年来不断优化业务，盈利能力再度呈上升迹象。据今年中报显示，综合毛利率由上年48%增至今年上半年的51.4%；到今年上半年末，公司账面现金及等价物约3.3亿人民币。另外，鲁大师近几年来的研发投入呈持续增长态势，研发费率维持在7%左右的较高强度。客观地来说，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业务靠产品落地，产品迭代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因此，拥有良好现金流及充足现金储备，在很大程度上便保障了对现有业务优化及新业务的拓展。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 2.以硬件资产管理为入口，提供企业级云管理服务 从业务逻辑上看，鲁大师以自身最擅长的硬件资产管理服务为入口，向企业与行业提供硬件资产云、统计分析云、远程协作或管理云等服务，以迅速切入企业SaaS市场。 公开数据显示，鲁大师累积检测过的电脑超过6亿台，在PC市场的渗透率超过95%，沉淀了丰富的硬件数据，在以PC为代表的硬件管理领域拥有领先优势。 3.聚焦企业服务中长尾市场，助力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从市场来定位看，上述我们已提到，鲁大师瞄准的是国内小微企业SaaS服务这块最具潜力的细分市场，且就面向的行业范围来看，与自身长期扎根的领域高度契合，可实现对供应链资源的进一步整合。 其实不难发现，近几年来，同样聚焦企业中长尾市场，在多个领域涌现出不少成功的典型，其中不乏巨头，包括蚂蚁集团、拼多多、水滴筹、名创优品、快手等。同时，新兴科技行业加速向下沉市场渗透并分享到增长红利，传统行业也都愈发重视下沉市场的布局。种种迹象显示出，小微企业服务市场正成为中国新经济格局版图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4.产品直击中小企业痛点：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办公效率 上述我们提到，通过复盘国际SaaS服务厂商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产品的核心逻辑都在于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但因为不同的场景导致在策略及功能配置上形成差异性。鲁大师的企业云产品策略及功能配置逻辑，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a)云运维，即通过提供硬件监控、维护与软件更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可实现设备使用效率分析、一键运维、远程管理等功能，以降低管理成本； b)云文档，即只要有一台联网的电脑，就可以远程访问工作电脑文件，随时随地快速办公，实现文档云协作，提高办公效率； c)云桌面，即在云桌面上启动重要的开发程序，广告系统、财务系统、QA系统等，打造真正意义的云上办公平台。 5.免费先行，盈利模式以“SaaS订阅+项目定制化”双线驱动 在市场拓展策略方面，沿用国际领先厂商的“Free+Prime”组合模式，其中企业版免费开放使用，以快速积累用户并形成口碑。 而盈利模式方面，以“SaaS订阅+项目定制化”双线驱动，针对小微客户提供标准化的特色功能服务，同时面向教育、医疗、网吧、连锁等行业客户提供软件定制化解决方案，据悉，目前公司已与网吧、教育、医院等行业客户接洽中。 此外，鲁大师也在通过完善服务链条及拓展场景，以进一步扩大布局。一方面，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对接，包括代理、租赁、金融等；另一方面，面向家庭用户开放，提供远程协助、家庭云共享、青少年防沉迷系统等功能。 6.背靠大股东三六零，网络安全保障基因突出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基础云服务行业发展洞察》报告显示，安全性是企业上云最大的顾虑，其中76%的中小企业表示在意云服务的安全性。而在这方面，鲁大师的优势可谓是得天独厚，因为背靠大股东三六零，在网络安全领域独具优势。不难料到，伴随鲁大师云服务布局推进，势必也将得到大股东在品牌及技术方面的加持。 三、当前股价上行空间大，布局SaaS赛道注入成长性 目前，公司业绩增长与股价走势出现明显背离，市场关注度有望提高。根据公司披露的财报测算，2017-2019年，净利润复合增速超过40%；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海外市场与广告业务增长承压，即便增速打折，以当前估值水平来看，股价上行空间也较大。 回归资本市场来看，去年10月，鲁大师正式登录香港主板市场，上市首日暴涨218％，并获277倍超额认购，助推了港股打新热潮。而现在鲁大师估值在底部盘整，性价比再次凸显。据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公司目前的动态市盈率PE（TTM）才7倍不到，几乎跟国有银行板块的水平差不多。鲁大师是一个广告和游戏收入占比超76%的科技公司，按照互联网行业23倍的平均PE来看，已有三倍左右空间，而鲁大师近期布局的SaaS业务想象空间更大。 （图片来源：同花顺iFinD） 当前，在产业资本及企业上云趋势的共同推动下，企业SaaS赛道无疑正处于快速扩容阶段。考虑到鲁大师在C端硬件管理市场拥有长期的积累，为向小微企业SaaS市场顺利扩张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支撑，其拥有独特的优势。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鲁大师布局深入推进，成长空间随之将被打开，同时伴随客户结构的多元化，也将逐步消除市场方面的担忧情绪，推动其估值模型的重塑。目前，港股同类SaaS服务代表厂商的PS（TTM）大多在5倍以上，PE（TTM）大多在40倍以上，鲁大师目前PS不到2倍，PE不到7倍。因此，对投资者来说，鲁大师当前的收益风险比可见一斑。 （数据来源：Wind）
今天（21日），铁矿石期货主力合涨超9.7%，逼近涨停，最高至1147元/吨，创下2013年10月该合约上市以来新高。截至当天（21日）收盘，铁矿石涨幅超9.6%以上，报收1144.5元/吨。 数据显示，从10月27日至今，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已经暴涨接近60%上。市场资金积极追捧“疯狂的石头”，多头赚钱效应明显。而在海外市场，铁矿石商品交易同样出现暴涨现象。12月21日盘初，新加坡交易所铁矿石达到170美元/吨。 为了规避市场风险，12月21日晚间，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对铁矿石期货各月份合约实施交易限额的公告。公告称，自2020年12月22日交易时起，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在铁矿石期货各月份合约上单日开仓量不得超过2000手。该单日开仓量是指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当日在铁矿石期货单个合约上的买开仓数量与卖开仓数量之和。
（原标题：对外开放再加速，QFII追捧哪些股？四只股票被外资买入超百亿）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贾谨嫣 陈锋 北京报道12月20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杰公开表示，正在进行QFII和QDIE办法的修订工作，额度将从5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将QDIE额度增至100亿意味着什么？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QDIE额度放松，意味着允许更多国内资本进军国际市场到海外进行投资，鼓励国内资金到境外寻找投资机会，这是资本管制放松的重要表现。此前2016年，为引入更多长期资金，证监会废除QFII配置限制。合格境外投资者最喜欢哪些A股股票？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宁波银行（002142.SZ）、中国太保(601601.SH)、长江电力(600900.SH)、北京银行（601169.SH）四只股票被外资买入超百亿元，其中宁波银行被买入超300亿元。12月21日，A股开盘后，前述四只股票行情不一，截至11时，仅有中国太保上涨1.36%，报37.92元/股；宁波银行下跌0.43%，报34.36元/股，今年以来股价涨幅19%；长江电力跌0.56%，报19.64元/股，今年以来股价涨幅10%；北京银行下跌0.21%，报4.81元/股。对外开放再提速12月20日，何杰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目前深圳已经出台了外商独资私募证券WOFE PFM的政策，正在进行QFII和QDIE办法的修订工作，额度将从5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资本市场正在受到空前重视，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了《先行示范区试点实施方案》27条改革措施和第一批40项授权清单。在综合授权改革中，对金融业浓墨重彩，首批40项清单中金融业占了10项。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当前正在蹄疾步稳地推进各项改革事项，如优化私募创投的准入环境，发展公募REITs，推进创新型企业发行股票和承托凭证，发展绿色金融等。何杰认为，总体看来，综合授权改革的含金量非常高，这是中央首次为一座城市量身定做的改革总纲领，是中国改革进入“无人区”和“深水区”的背景下，推动系统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加强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首创精神的有效融合，是中央首次采用实施方案+授权清单的方式，授权改革，第一批清单完成以后，马上进行第二批滚动式推进。值得注意的是，此前12月15日，全国首单境外投资者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认购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WFOE PFM）基金产品在上海顺利落地，这标志着QFII首次实现对境内私募基金的投资。额度增至100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6年，为增加投资便利，引入更多长期资金，证监会决定对QFII配置比例不做限制，由其自主决定。然而QDIE却仍然面临额度限制，此次将额度增至100亿，有何意义？董登新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该项政策主要是对国内资金的流出有影响，未来资金将从战略投资角度、财务投资角度走出去，这将会为境内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组合机会以及资产配置机会。董登新认为，QDIE额度的放松有利于境内投资者间接通过QDIE投资境外市场，使境内投资者得到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在资产配置方面能满足家庭财富管理需求，寻找更多的财富保值增值机会。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股一直在专注国际化改革，意在让更多的外资参与到成长中的中国市场，所以放宽了证券公司的外资控股比例以及不断在政策上吸引外资入市。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另一方面，QFII和QDIE办法的修订将会吸引更多外资流入A股市场，对A股市场未来的发展形成正面的支撑，有利于A股市场延续慢牛长牛的行情。QFII追捧哪些股？随着A股市场逐步对外开放，A股先后纳入MSCI、富时罗素等国际指数，外资流入A股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显示，外资每年流入A股额度可达到2000亿元到3000亿元。谁是QFII最喜爱的股票？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宁波银行被新加坡华侨银行持有市值最多，接近330亿元，除坚定持有外，新加坡华侨银行还在三季度加仓宁波银行54亿元。 除宁波银行外，中国太保、长江电力被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持有超过百亿元。今年三季度，花旗环球金融加仓中国太保34亿元，维持长江电力仓位。北京银行被荷兰安智银行持有达到116亿元。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宁波银行、中国太保、美的集团(000333.SZ)、格力电器(000651.SZ)、中际旭创(300308.SZ)分别被加仓54亿元、34亿元、15亿元、9.3亿元、7.3亿元，成为三季度最受QFII追捧的前五只股票。谁是今年被QFII最“嫌弃”的股票？记者注意到，汇顶科技（603160.SH）、恒瑞医药（600276.SH）、家家悦（603708.SH）、山东药玻(600529.SH)在三季度分别被减持15亿元、5.7亿元、5.6亿元、5.3亿元。
摘 要：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下一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然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是全球化、WTO规则和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近年来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数字经济、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新因素，对我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分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将产生深远影响。金融可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支持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以及经济社会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尤其需要强调本币主导、本币优先，在中国企业对外产业转移过程中优先使用人民币，为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提供更好的保障、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多方面优势条件，可率先实施。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人民币国际化 粤港澳大湾区 一、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文本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建议》的主题和纲领，即“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于高质量发展，可有多个层面的解读，比如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等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三次产业形成比较合适的规模、比例，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情形下经济将具有非常典型的创新驱动特征。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在同一个方向上分析和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经济增长驱动要以内需为主。当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尤其是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形下，社会主要行业、产业的投资回报就会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边际回报和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例也会相应提高，这是扩大内需真正有效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外循环仍然十分重要。首先，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分工可以实现各方的福利改进和资源配置优化，国际产业分工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比较优势。历史上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清晰，很早就有“田忌赛马”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即使一方资源要素单个比较而言不具备优势，但按各自分工、在一定的组合下仍然能实现最优配置，并在比赛中胜出。因此，即使经济增长驱动以内需为主，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全球分工，要放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生产。更何况，在供给端，还有不少资源要素和供应环节，在我国也是稀缺或存在短板的，必须依赖国际市场。 不仅如此，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价值链的跃迁。这个调整、升级和跃迁的过程如何发生？更具体而言，是主要在国内实现，还是仍然需要着眼于全球，在国际范围内实现？ 从经济运行的一些现象和具体数据看，总体而言广东“六稳”“六保”成效显著，经济复苏较快。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局面，离不开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也与广东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恐怕与广东比较早地在国内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战略有关。“腾笼换鸟”是什么？其实就是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供应链价值链的跃迁。广东不仅10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一过程，而且目前仍然在持续推进。过去，广东“腾笼换鸟”主要是促进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国内其他地区转移，如佛山的陶瓷工业大批外迁；而现在，则更多地是面向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转移，如东莞、惠州的一些电子组装产业转向越南。 这一进程实际上具有普遍性。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到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南美国家兴建产业园、工业园，实际上就是产业对外转移。这些工业园、产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面积超过125平方公里。对此，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认为这是本地企业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只要企业总部在本地、最终合并财务报表在本地，部分生产环节是否在本地并不重要。不过，也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此有较多顾虑，主要是担心“产业空心化”，导致本国或本地竞争力的损失。为此，有关部门也在中西部地区兴建了一些产业转移承接园区，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用以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对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不是转移到境外。 对此，我们要客观正视这个趋势，顺应市场规律，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具有战略视野的顶层设计，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支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序实现产业对外转移，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中国企业着眼于全球的新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一方面，这种产业跨国转移反映了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就是体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竞争优势，按物理空间、地理空间进行分工，使要素在边际产出上获得更优配置。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改革开放早期，产业从日本往“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转移，当比较优势进一步发生结构性调整时，又依次往中国大陆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我国总体上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劳动力等要素可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一些产业、行业和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往往也很难具有特别的禀赋优势。即使有，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多属水土涵养或生态脆弱区，搞大规模的产业开发，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所以不宜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沿着这个思路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真正做到“腾笼换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要继续基于国际视野、国际范围、国际市场去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去支持中国企业继续着眼于全球，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布局，实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路与早期改革开放的思路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注重吸引直接投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创汇”，出口创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汇；另一个是进口替代，以市场换技术，在中国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而现在，在新一轮全球化格局及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我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可能要调整为，顺应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序顺利推动产业对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二、新形势下产业全球分工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配置，商品、货物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市场原则进行交换。按照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到后来克鲁格曼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或者空间和地理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形成国际分工，专门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和供给效率，各国的福利均可以得到边际改进。二是 WTO规则。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总体上按照 WTO所确定的规则进行。所有 WTO的成员国都共同遵守这一规则，并按此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商品、货物和劳务的交换。三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均衡、实现资源要素配置帕累托最优的最好手段，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商品货物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也不例外。这个过程按照什么价格信号得以进行？过去在较长时期内，主要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所形成的货币相对价格信号，亦即美元汇率。美元是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外汇交易货币。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国际产业分工，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对各国货币形成的汇率价格信号调节、配置而形成的。 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5月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与之相随，决定国际分工的上述基本因素和逻辑框架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第一，全球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原理、市场原则实现最优配置，但是现在，首先资源不一定再像过去那样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兴起，大大改变了全球化格局。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应对外部冲击和确保供应链安全成为全球投资贸易活动中必须面对并予以重视的问题。同时，技术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产业链趋于柔性化、智能化、扁平化，因此一些领域出现了区域化替代全球化的趋势。即使部分资源、商品、劳务仍然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但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这一过程可能不再主要基于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而要更多地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地缘政治、安全、公共卫生防疫等。 第二，WTO规则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商品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照 WTO规则来配置，国与国之间按照 WTO规则开展投资贸易活动。但在今天，WTO正越来越被边缘化，尤其是随着近日最后一位WTO仲裁法官的退休，WTO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一些新的规则正在部分或相当程度地替代WTO，成为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比如我们最近签署的RCEP，以及近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TPP、CPTPP、USMCA、CEPA等，还有一些双边投资协定（BIT）等。尽管仍有一些国家还在积极推动WTO改革，但WTO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这根本上是WTO规则自身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WTO规则主要基于传统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资源和商品主要在国与国之间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最优配置。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演进，国际分工、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更多地转由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和全球布局实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内。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近10年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一直快于货物贸易，占比已超过国际贸易的40%。这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逻辑一致的，国际经济活动更多地围绕跨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内部上下游产品、技术和服务配置开展，相应地体现为服务贸易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WTO主要是针对全球商品和货物贸易，侧重于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等。即使WTO也试图针对服务贸易的兴起有所行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但客观地说，GATS签署时间太早了，参与国家非常多，因此无论是在理念还是措施上，都存在较大局限性，也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与前面所说的那些新规则相比，总体上标准不够高，适应性不是非常好，比如对于国际投资保护重视程度不够、更多采用正面清单等，不能很好适应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和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成为主流的趋势。事实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概念或提法，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承诺、竞争中性、劳工原则、新金融服务、跨国信息传输和数据处理等，都是WTO不太被重视和强调的，甚至是根本没有体现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新规则在标准上优于WTO的主要方面。 第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美元一家独大，但随着欧元、人民币崛起，美元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最近，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欧元的结算比例再次超过了美元，成为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第一大结算货币。今年1-9月，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在所有本外币跨境结算中的比例已接近 53%，成为第一大国际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由来已久，早期表现为“特里芬难题”。2009年3月，周小川行长《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阐述了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深刻问题，及其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凭借美元的国际使用和国际结算优势，在国际上广泛实施长臂管辖，可能会最终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更快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此外，最近以来，还产生了两个新的因素，以前不太突出，或者没那么重要，但今后可能将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虚拟集聚和数字经济，使得要素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上，资源要素按地理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通常是指要素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形成的物理和地理集聚，从而形成规模经济、集成创新，并涌现了大量的国际企业、产业集群和遍布世界的城市群。但数字技术、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资源集聚与配置的形态、方式和效率。一方面，数字本身开始成为要素，数字要素和其他如资本、人力和技术要素不同，不一定需要通过物理和空间集聚才能产生规模效应，数据要素可通过网络空间实现虚拟聚集，并产生广泛的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下，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导致了一些传统生产要素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络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而不一定要像过去那样，必须通过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才能进行生产和交换。随着数据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集聚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推动产业布局、供应链调整发生深刻变化。 二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使得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面临新的硬约束。总体而言，过去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力并不强，更多依靠情怀、责任感去维护和推动，但依靠个人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投入到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贡献中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持环境保护、控制气候风险的产品往往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性质，不容易界定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无法收费，从而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导致市场失灵。但最近以来，尤其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30·60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世界上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要用30年时间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属不易。而且，这将是一个比较强的硬约束。 三、金融业应顺应趋势更好地支持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当前形势下，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全球布局所依据的基本规则、逻辑框架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此，金融业需作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开展新一轮的全球化布局，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首先，继续高举全球化和高水平开放大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主动有所作为，参与新一轮国际化标准，尤其是更高规格、更高水平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当前重点是加快落实RCEP、积极加入CPTPP，以及与美国、欧盟的BIT协定。同时，尽可能维护WTO，积极推动WTO改革。但客观地说，当过去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出口创汇、进口替代、吸引直接投资的时候，WTO框架是够用的。而当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下一步转向“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供应链情况下，WTO框架就远远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更好地保护我国的全球投资利益、推动相关的服务贸易，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和跃迁。所以，需要对WTO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在这方面，可通过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尝试，大力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目前我国20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各地也都很有积极性，但在改革试点的内容和举措上，总体看比较同质化，多把重点放在投资贸易便利化和一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般性措施上，开放水平和标准并不高。国际上对自贸区最基本的界定是，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投资贸易的规则要优于WTO。而现在，WTO也相对落后了，国际上涌现出了很多更优于WTO的投资贸易规则。为此，需要对我国诸多自贸区的种种政策措施进行仔细分析评估，这些自贸区政策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优于WTO规则的要求？能不能更先进、更具前瞻性地反映和对标最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否则，就失去了开展自由贸易区试验的意义。 第二，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当前数字技术、网络空间、虚拟集聚对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在业务和资源配置层面重视对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投入，助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另一方面，对部分传统和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应支持其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动化、柔性化和定制化。总体而言，能够真正体现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一些领域，在大湾区是比较成功和突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什么在珠三角能涌现出像腾讯、华为、大疆这样的一批科创型企业呢？应该说，与背后的金融支持、金融业态有非常大的关系，大湾区、特别是深圳集中了相当一批活跃、敏锐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机构。当然，金融业自身也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这方面我国金融业总体上走在国际前沿。 第三，更加坚定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好服务于我国企业在新形势下的产业对外转移和全球布局。要充分认识到2008年危机后、尤其是这次疫情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发生巨大转型，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对下一步我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对，落实好五中全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要求，在这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过程中，实施“本币主导”、“本币优先”战略，更多地通过使用人民币实现产业对外转移和调整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球布局的主动性。对此，后面再做进一步分析。 第四，充分重视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以及落实“30·60”目标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起步较早，2012年银保监会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2016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此后，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一道，在绿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甚至在一些领域是引领者，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绿色金融能走在全球第一方阵，也是因为绿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意志，陆续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多项文件中，生态文明甚至写入了宪法。从这个角度讲，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将成为下一步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硬约束，对下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金融业改革发展都将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过去成绩的基础上，金融业可开展更加积极、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进行充分的核算、评估和压力测试，既做好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又对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转型提供比较好的支撑。 四、在大湾区率先实施产业对外转移本币优先、本币主导 “十四五”期间，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求，中国企业仍需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要提供全流程的交易银行和相关服务。理论上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投资兴业到哪里，中国的金融机构服务就应该跟到哪里，因为只有中国金融机构最熟悉中国企业，语言、制度、法律等方面的障碍比较小。其中，特别要强调“本币优先、本币主导”，也就是在大规模供应链重构、产业转移过程中，用人民币来实现对外投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美元或者用其它国际货币。 首先，有利于降低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以中国企业在老挝兴建工业园为例。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家首先在国内把人民币换成美元，通过对外投资审批和结算程序，将这笔美元资金汇到老挝。之后项目验资落地，通常需要按照当地法律把美元兑换成老挝当地货币吉普。在工业园的投资兴建过程中，由于是基于产业转移，因此多数机器设备、生产线、相关服务和劳务、甚至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时，在老挝的这个中国企业需要再次把老挝吉普兑换成美元，从中国进口上述相关设备、商品、劳务和服务。而中国出口商完成上述出口、收到美元货款后，还要再把收到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入账。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中方投资商，还是所有涉及的双方相关企业，都要承担较大的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已经在相当多的与中国有密切贸易投资往来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接受，在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和投资过程中，更多地直接使用人民币，既具有相当广泛的双边共识，也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不仅有助于双方节约或避免使用外汇，更有助于企业降低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其次，有利于吸引境外市场主体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分享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快速增长的好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购买股票、债券及其它金融产品。这意味着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投资目的地国家市场主体在收到人民币后，除了可用来向中国进口机器设备、生产线、原材料、劳务和服务以外，还可以投资中国的金融产品。总体而言，我国的金融产品回报率高，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大吸引力。以十年期国债回报率为例，最新的数据大概是：美国1.15%，日本0.033%，法国-0.3%，德国-0.6%，而中国大约在3.2%上下的水平[1]。一个境外投资者如果投资十年期政府债券，购买中国国债的收益是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的4倍左右。在此次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动荡过程中，国际投资者严重缺乏安全资产，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回报率高，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甚至还明显升值。这时，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安全投资资产的价值更加凸显，可以帮助境外投资者进行更好的全球资产配置。 第三，有利于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形成，推动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旦境外投资者广泛、大量地持有人民币资产，通过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安排好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保障，以及推动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会逐步在全球形成人民币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就会形成有深度的、交易活跃的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这将有助于形成真正符合市场规律、覆盖全球人民币投资者预期和风险偏好、反映人民币供给和需求相平衡的价格，也就形成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的最终形成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形成的是一个由全球投资者交易决定的均衡汇率，它更透明、更稳定、更可预期。因此，也必将有利于全球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在推进产业对外转移和升级过程中，通过人民币及其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线、调整供应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跨国企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和安排生产布局，并获得全球范围内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边际利润？最基本的就是靠资金的有效管理和配置，靠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价格信号。 对于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来说，在支持、配合、帮助广东以及其他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腾笼换鸟”、对外转移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提供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全过程的交易银行服务，帮助中国企业以及投资对象国的银行和企业有效地开展人民币业务，从账户开立、资金落地、交易的结算清算以及后续资金及流动性管理、套期保值、合规风控等各方面，为市场主体接受、投资和持有人民币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要利用已有的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以及过去长期形成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粤港澳三地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最有竞争力的服务。 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一个显著优势，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有一整套关于人民币从账户开立、资金和资产管理，到交易结算和清算的金融基础设施，有与内地实现互联互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登记、托管、交易、结算、清算系统，还有对标国际、相当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香港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为中国企业在新一轮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调整和跃迁过程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 同时，内地金融界也具备条件和优势为这个过程提供支持、保障和服务，进一步深化扩大开放，为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开展有效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人民币在落实“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任务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 以报告时间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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