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重要会议提出金融系统要为各类企业让利1.5万亿元以后，围绕1.5亿元让利，各界可谓是操碎了心，银行不是没有底线的可以无限制让利，毕竟需要合理的利润增长，但1.5亿元又是一个硬性指标，难啊！ 银行19年行业利润不到2万亿元，如果要拿出利润向各类企业让利1.5万亿元，占据了全行业利润的75%，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银行利润超过60%要留存作为一级核心资本，这就是1.2万亿元了，扣除75%利润让利，银行就没有办法有效补充一级核心资本，银行如何让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预计金融系统通过以上三方面今年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 银行要通过降低利率让利，压低银行贷款降低净息差是一种方式 ，可是净息差压缩不是没有底线，如果是亏钱买卖，银行就会出现惜贷，就会出现融资难，因此关键在于需要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目前全面降息央行是慎之又慎，主要是避免刺激房价泡沫和汇率不稳定，央行做法是降准释放低成本资金，春节以后降准释放了1.75万亿元，准确计算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有难度，大约可以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数百亿元。但对于银行让利1.5万亿元而言，是杯水车薪的。 银行让利负债端成本必须降下来，否则降低利率让利就是一种奢谈，如何降？有关人士指出督促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考虑经济运行和物价下行趋势，合理确定存款定价，不盲目抬高存款利率，避免高息揽储，严禁存款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年期存款已经是1.75%左右了，并没有太大的利率压缩空间，主要是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利率方面，四大行共发行近8亿元的3年期和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由原来存款基准利率的1.5倍调整至1.45倍，四大行营业网点多，存款来源丰富，从下调利率幅度看，还是很谨慎的，看来目前存款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四大行作为大额存单的风向标，一旦下调利率，也会缓解银行高息揽储动力，引导整个银行业大额存单的利率下降，其他银行会跟进，但存款利率下调幅度估计并不会大。 其次是结构性存款，规模庞大，利率很高，是银行负债端成本最高的资金之一，结构性存款不同产品利率相差很大，高的可以达到5%以上，低的为1.5%也就是基准利率，平均下来利率究竟是多少，2月份共有1241只结构性存款到期，其中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192只，平均期限为125天，平均到期收益率为3.61%，环比下跌10BP。3.61%的收益率相比于大额存单是要高得多的，有一定压缩空间，如果能够压缩100个基点，可以给银行带来多少的资金成本降低。 截至2020年4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连续4个月增长，并创下12.14万亿元的历史新高，5月末，结构性存款在突破历史高点后开始回落，总规模依然高达11.84万亿，按照此规模计算，降低100个基点收益率可以带来1100亿元的成本下降。有机构 测算，假设各家银行结构性存款占比均为6%（2020年1月全行业结构性存款占境内存款比重），若结构性存款利率下降10BP，上市银行2020年息差提升0.12BP，2020年净利润增加0.1%，可以对冲下调LPR利率的影响。 中小银行网点少，存款来源远不及四大行，结构性存款是中小银行是高息招揽存款的一个利器，结构性存款中中小型银行占比高达65%，2020年4月突破历史高点达到5.63万亿，之后的5月下降0.2万亿至5.42万亿水平。中小银行立足于本地，是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中小银行负债端成本不降下来，如何下调贷款利率支持实体经济，3.6%以上的结构性存款利率，按照目前的净息差，贷款利率已经超过5.6%了，远高于四月份平均贷款利率。 针对结构性存款蓬勃发展，极大推高银行负债端成本，管理层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北京银保监局在通知中指出：“年内结构性存款业务增长过快的银行，应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逐月压降本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在2020年末，将总量控制在监管政策要求的范围之内。”，银行高息揽存，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存款，银行放贷就是无米之炊，正是因为揽存苦难，银行才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向储户让渡利益，这才会有越来越高的结构性存款利率。 结构性存款增加背后可能潜藏着资金的空转套利，部分企业获得了低成本贷款，并不会把资金投入到经营中，而是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套利。因此单方面不断压缩贷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场价格定价的扭曲，并不是支持实体经济最佳方式，而是带来金融市场的利益切割，造成资金空转。 实体经济有困难，是需要金融系统适当让利，但贷款定价属于市场化行为，还是尽量的凯撒归凯撒市场归市场，没有必要做过度的行政干预，行政干预未必就能最优化支持实体经济，而是带来新的资金空转套利，甚至拿着低成本资金去炒房，吹大地产泡沫。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了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弥漫悲观情绪，为应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央行充分发挥了货币政策“实施快、见效快”的特点，施策精准，及时投放流动性并引导利率下行，安排股票市场如期开市，设立债券市场 “绿色通道”，整体效果来看，金融血脉畅通，市场预期稳定，可以说，为“六稳六保”创造了积极的金融环境。 4月份以来，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同时，个别金融领域出现杠杆率回升和资金空转现象，金融风险苗头隐现。人民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也灵活调整了政策操作，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适时退出，其目的是为经济金融长期持续稳定健康运行夯实基础。 平心而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达到了政策预期效果，对于这一点，市场有目共睹。站在市场观察者的角度看，市场机构还是需要正确认识特殊政策的阶段性特征，秉承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不能靠短期投机一条路走到黑。人民银行也应该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加强与市场的沟通，稳定市场预期。 第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货币政策出手早见效快，稳定了市场信心，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在保主体、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供应链中断、经营性现金流萎缩，各类市场主体压力巨大、恐慌情绪有所蔓延。受此影响，1-2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13.5%，2月PMI大幅回落至35.7%，均为有数据以来最低值。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创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跌幅，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若不采取措施及时恢复金融市场运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和经营主体现金流压力，后果不堪设想。对此，人民银行多措并举，应对积极。其中，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总量上向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采取结构性措施，增加专项优惠再贷款和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合计1.8万亿元，确保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融资。针对小微企业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普惠工具。以上措施取得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前5个月新增贷款10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2万多亿元。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即便如此，刺激政策仍在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范围内，没有搞外国央行的大水漫灌，为未来操作预留了空间。 第二，经济数据回暖、金融风险苗头隐现，对预防刺激政策“后遗症”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新要求。随着复产复工有序进行，4月份以来各项经济数据呈现回暖迹象，工业增加值同比降幅持续收窄。5月份，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5.87%，统计局PMI连续3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汽车消费同比增长3.5%，较前期明显好转；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1.13个百分点至8.09%，已恢复至疫情发生前。随着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刺激政策的力度是否需要提前做好调整，避免相关后遗症影响今后经济稳定运行成为重要考虑。 观察金融领域，随着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货币市场利率逐步进入历史低位，隔夜和七天回购在4月底均出现近十年最低值，而3月银行间市场杠杆水平回升至110%的近年来高位。除了金融机构通过杠杆操作盈利，也出现部分企业套利现象。今年以来结构化存款规模大幅上涨超2万亿元，M2增速与M1增速的剪刀差从2月的4%持续上升至4月的5.6%。资金空转和金融风险苗头已经出现，对人民银行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急踩刹车”收紧货币，目的是为了“退空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从近期的调整看，DR007回归至接近2.2%的政策利率水平，利率债中短端品种在接近年初的水平停止上行趋势，作为市场“压舱石”的长期品种在全过程未发生大波动。一级市场发行回暖，券商短融本月发行规模同比上升1.7倍，同业存单发行连续两周环比回升。银行间市场信用债收益率在经历前期波动后稳定在较年初低约20个基点的水平。伴随信用债供给回升，近一周发行成功率反弹至95%，中长端发行占比回升至四成，前期一度发行困难的永续债重新启动，占比回升6个百分点至10%。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并未发生逆转，结构上还有优化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近期的金融市场调整，针对的是刺激政策实施后难以完全避免的套利甚至资金空转行为，政策目的是为了及时遏制泡沫膨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避免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为未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第四，市场各方应当做好预期管理和信息沟通，正确看待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专业应对市场波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是在全面汇总相关信息基础上统筹考量的结果。针对突发事件推出的特殊政策有其阶段性，不可能长期持续存在，必然存在适时退出的一刻。投资者应当结合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专业判断，既要避免投机心理，又要对“退空转”政策的影响提前应对。市场利率自4月底开始回升后，前期盈利颇丰的机构纷纷获利了结，对于部分不舍得“下车”的，以及以抄底为目的“后上车”者，更应该秉持盈亏自负的良好心态。
结构性存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表面看是金融资源的错配。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程度尚停留在浅层，利率机制易被诸多非市场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实透着市场最基本的法则，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资金供求规律终究发挥支配作用。 近期，银行结构性存款问题引发了市场热议。投资者纷纷下意识查看“钱袋”，监管者频频启窗发声。 实际上，市场已先此做出了反映。据WIND数据，截至5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11.84万亿元，环比下降3009亿元。其中，大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4.23万亿元，环比增加24.2亿元；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7.60万亿元，环比下降3033.81亿元。有分析据此得出结构性存款已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结构性存款果真开始步入下行通道？ 实际上，将观察区间前后延伸，不难发现：目前结构性存款总体处于触底回升的区位。 数据来源：WIND 从近年来结构性存款的变动趋势看，其轨迹大致与监管政策变化的轨迹相吻合。2020年2月以来，结构性存款触底反弹。个人结构性、单位结构性存款增速均已走出持续近20个月的下行态势。如果真要探究结构性存款的轨迹，真正步入下行通道的节点应该在2018年5月。从长期看，结构性存款萎缩是必然趋势，但目前断定已步入下行通道，或许为时过早。 结构性存款上升何以令监管层担忧？ 与历史比较，虽然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有明显反弹，但总体仍处于底部位置，监管何以如此敏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月份以来结构性存款背后所呈现的新趋势，即单位结构性存款快速上升背后的资金空转问题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一是假结构性存款对存款市场形成干扰，也阻滞了资管新规实施的进程。银行通过发行收益与实际承担风险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存款，以两层收益结构、较窄幅的浮动收益率区间设计，“保证”投资者的收益率。其实质是保本型理财的变种，与资管新规净理财值化管理要求相悖。 二是结构性存款推升了银行负债端成本，制约银行资产端利率下行，从而增大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难度。尽管今年以来在财政、金融系列组合拳推动下，贷款平均利率已较年初明显下降，但结构性存款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仍维持在3%~4%的水平，这无疑构筑了贷款利率的隐形底，制约了贷款利率下行的空间。 三是诱导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空转套利。今年以来，为支持抗疫和复工复产，央行宽货币与宽信用政策并行，推动企业融资成本快速下行；但银行净值化理财产品的转型进程慢于预期，银行理财与结构性存款收益率维持高位，企业通过短贷、票据等方式获取的资金成本显著低于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利率，形成套利空间，客观上助推了实体资金的脱实向虚和资金空转。 结构性存款背后隐含怎样的结构性问题？ 其实，近年来监管部门对结构性存款发展态势的关注从未懈怠。从上述结构性存款的变动轨迹看，结构性存款因监管节奏而波动，并反过来推动监管措施的完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围绕抗疫和推进复工复产，监管层宽货币与宽信用并举，推动引导利率下行、金融机构减息减费。大量流动性的释放、低成本资金的流入一度导致贷款利率与结构性存款利率倒挂，诱致部分企业以低利率信贷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套利行为。 透过结构性存款存续发展、波动起伏，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三种失衡状态： 其一：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失衡 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内核，就是将融资利率的决定、传导及管理交给市场，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价格发现，而资源的稀缺性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存款资源的稀缺性，逻辑上决定利率市场化短期内将推升存款利率，引发高息揽储，加剧存款竞争，进而从整体上推升信贷成本。只有当这种上涨带来的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上涨的势头才会平复。另一方面，贷款利率既可能在存款利率的推动下快速上涨，并迫使经营者将资产配置到更高利率的领域，甚至不惜冒险；又可能在市场充分竞争下，因为优质信贷资源的稀缺性而下行。无论如何，利差收窄应该是利率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显然，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势必带来短期的、甚至是长远的破坏性或阵痛，这一点已为许多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实践所证明。因此，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仍需要靠市场理性和市场自律来平衡阵痛。 我国2013年就已全面放开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但市场贷款利率并未出现我们所预期的、由基准利率向外发散的情况，其原因，既有风险厌恶方面的因素，也有大型国企“利率锚”的制约，更关键的是，需要服从风险利率定价的商业原则。而存款利率上限理论上自2015年10月完全放开后，但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及央行MPA关于定价的评价考核约束下，存款利率经历短期上浮波动之后基本止于50%。 可见，我国目前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尚未能有效释放资源稀缺性对存贷利率的影响，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呈现明显的失衡。正是这种失衡的存在催化了结构性存款。资金市场供求规律客观上推动存款利率上涨的压力以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方式释放出来。其中，违规高息揽存是隐性的，而假结构性存款则是显性的。特别是2016年以来，监管推动去杠杆、资产回表及压降同业负债，使银行存款压力骤增，存款的稀缺性愈强，利率上行的内在驱动也愈强，进一步推动结构性存款的增长。 其二：存款资源在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配置的失衡 存款资源在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配置的不均衡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方面，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因素，大型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较中小银行具有天然优势，特别在吸收政府性存款、企事业单位存款方面。在市场存款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势必导致中小银行存款资源紧缺，围绕存款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机制实际上也赋予大型银行更多的优势，大、中小银行之间形成明显的信用分层，中小银行获取资金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对存款的依赖性更强。 这种依赖性势必衍生为对存款资源的盲目、过度竞争，并以隐性的利率上涨或违规高息揽储为代价。因此，中小银行拓展结构性存款的内在驱动明显强于大型银行。但由于中小银行往往缺乏开展金融衍生品的资质和能力，所谓的结构性存款往往为“假”结构性存款。 这或是监管把压降结构性存款的重点放在股份制银行的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在结构性存款总规模与增长速度方面的差异性。 实际上，中小型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速总体上快于大型银行，只是在2019年8月之后才滞后于大型银行（见下图2）。这恰与北京银保监局发布《关于规范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治理“假结构”相契合。 数据来源：WIND 尽管从结构性存款增速上看，目前中小银行已低于大型银行；但从总规模上看，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增量占比分别达64%、63%以上（见下图3）。其中，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去年末增加12930亿元，占全部增量的57.7%。 数据来源：WIND 当然，结构性存款的压降的结果，可能造成存款在银行体系内的转移。5月份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结构性存款环比变化的反差或为佐证。 其三：信贷资源在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配置的失衡 如前所述，目前结构性存款从同比增速看其实并不高。5月末个人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长3.19%，低于上年同期8.67个百分点，低于个人存款增速10.86个百分点；单位结构性存款同比增长12.78%，低于上年同期8.65个百分点，但高于同期单位存款增速4.24个百分点。 监管何以频频发出压降规范之声？单位结构性存款的异动显然是焦点，最为关键的是现实中已出现大量上市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现象，出现了企业资金空转套利的情况。这显然比此前整治的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套利危害更大、更不可容忍。 诚然，企业资金通过购买结构性存款空转套利的情形，前提是套利空间的存在。但这一现象折射出的实质性问题是信贷资源在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之间配置的不均衡：在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市场呼声中，一些企业融资不仅不难，而且成为信贷资金追捧的宠儿，其获得的信贷支持超出其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出现资金闲置。 这种信贷配置的不均衡其实由来已久。银行重抵押担保的信贷文化，逐利避险的资本本性，与小微企业缺乏有效抵押担保、资信低的天然弱质性相碰撞，很容易导致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在当前异常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的增大无疑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均衡。 结构性存款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表面看是金融资源的错配。更深刻的根源则是，利率市场化程度尚停留在浅层，利率机制易被诸多非市场的因素扭曲，——不合理的背后，其实透着市场最基本的法则，基于资源稀缺性的资金供求规律终究发挥支配作用。
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2020年，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似乎是难见底线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强化了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货币政策操作形成“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通过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2019年至2020年5月，人民银行共实施了8次总量和结构性降准，共释放长期可用资金4.45万亿，三次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尤其是3月底增加1万亿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其规模前所未有。受此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年初以来，社融、信贷、货币总量和货币乘数都加快了增长步伐。社融由2020年3月的11.5%上升至5月的12.5%，信贷余额同比增长13.3%，较2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同比四个月连续上升；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三个月站上两位数，结束了之前长达35个月的个位数增长；狭义货币M1由年初的不到1%升至5月的6.8%，表明企业的经营活动趋向活跃；货币乘数由2019年12月的6.1%上升为2020年5月的6.8%，创四年来的新高。截至目前的各项金融数据变化表明，相关货币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使得流动性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金融正在逐步满足实体经济的紧迫需求。 在货币政策基调的引导下，2020年以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下降。尽管近期有所回升，年初以来不同期限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收益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MLF利率下调两次，降幅为30个BP，牵动LPR同步下降，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25个BP，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37个BP。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和引导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3月底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去年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幅超过了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预计6月底会进一步下降。 通过总量、结构和价格三管齐下，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初步达成了阶段性的政策目标，为宏观经济走向复苏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主要从供给侧增强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从1-5月份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尽管投资、工业、房地产、消费仍运行在负值区间，但负值幅度已持续大幅收窄，有的数据5月份已为正值，内需复苏持续推进。按照目前的运行走势，6月底GDP增速可能在零上下水平，不排除增长为正的可能性。 在复苏走势持续的同时，内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引起关注。目前，各类高频数据回升较快，但总量水平并不完全同步，即后者落后于前者。数据表明，近期供需缺口在经济持续复苏过程中反而扩大了。年初以来核心CPI持续走低，而PPI则保持负增长状态。当下情形似乎预示着6月经济尽管会延续复苏之势，但回升的力度可能会因为需求不足而有所减弱。 二季度以来，尽管出口数据表现超出市场预期，但世界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欧盟经济和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二季度经济增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尤其是美国有可能出现罕见的超过40%的负增长。美国市场仍是我国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美国经济剧烈衰退必将给我国出口带来很大压力。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衰退也将减少从中国进口的需求。据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可能负增长3%，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贸易萎缩。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实际增长率将为-13.4%。尽管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各国对我国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会持续较大，但毕竟其货品种类有限，货值不高，是不能与大宗商品和耐用消费品等相比对的，不可能对整个出口带来根本性影响。因此，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鉴于内外需可能出现的变化，货币政策应增强其应对的前瞻性和针对性。2020年内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逆周期调节方向，维护好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推动市场融资利率继续有序下降，加快各类面向中小微企业政策落地的步伐。考虑到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效应有二至三个季度的滞后，去年底以来的降准降息和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目前正在释放其效应的途中，社融、信贷、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增速都仍有继续加快的趋势，当前进一步出台逆向调节措施需要考量已经实施的政策举措效应的释放因素。如果下一阶段外需继续恶化，而内需动力明显不足，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考虑到我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而且可能多变，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前面临的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消费累计同比仅从2月份的-20.5%升至5月份的-13.5%，复苏力度相对较弱。由于境内疫情并没有绝迹且存在反复和输入的可能性，常态化防控举措将持续存在。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建议运用结构性降准和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首次置业、购车、住房装修、购买大件商品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降低成本、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发展新型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尤其是推动金融机构加强绿色消费信贷支持，对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智能家居、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产品提供分期付款和利率优惠；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以公司信贷支持企业生产绿色消费品，并在LPR利率定价方面给予优惠。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2009年之后，如果去问华尔街的投资人究竟是什么对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复苏贡献最大？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实行的超低利率政策和三轮大规模量化宽松，一定榜上有名。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其政策利率降至零水准，以应对全面的经济危机，并通过三轮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将几近崩溃的美国经济，推向持续复苏。“零利率”这一非常规刺激手段，一直持续了7年才退出美国金融舞台。然而，第二轮的零利率政策，出现的比众人预想的更早了一些。2020年3月15日，美联储以“应对疫情影响”为名，再次启动零利率政策，并宣称：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维持0-0.25%的目标区间，直至确信美国经济承受住了近期事件的考验。▼美联储重启零利率资料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但和08年不同的是，如今超低利率政策已从“金融危机时的非常规手段”演变成了“席卷全球的常态化措施”。负利率阵营是否还将持续扩大？低利率大环境下，资产配置思路应该如何调整？国泰君安策略团队为此调查并总结了数十家全球大型资管机构的最新观点。01、饱受争议“低利率政策”曾因在多次经济危机中力挽狂澜而获得盛赞，然而如今，舆论对它的敌意也与日俱增。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银行要向储户收取费用，大部分富裕世界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为负，而在决定资本如何配置方面，央行比市场更重要。...银行一般通过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利差赚钱，但利率过低甚至为负值时，银行也将举步维艰。这损伤了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甚至对信誉可靠的借款人也是如此。无止境的低利率扭曲了金融市场，如果突然加息，必然引发大规模抛售。如此一来时间越久，积累的风险就越大。《经济学人》就“低利率政策”本身而言，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似乎并没有起到人们期待的长期效果，反而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1、居民债务杠杆上升。从过去多年的情况来看，持续低利率的国家通常能看到家庭债务占比的上升。每个国家选择低利率（or负利率）的原因不尽相同——瑞典和匈牙利是为了对抗通缩，瑞士和丹麦为了防止本币升值，日本为了防通缩以及刺激投资等等，但最后的结果都是，当利率持续下降是，国内家庭债务相比GDP通常出现上涨。▼主要超低利率国家的家庭债务杠杆情况数据来源：CEIC，国泰君安证券研究2、与债务增长的速度相比，低利率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有限。以长期实行负利率政策的日本为例。自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已经实施了五轮货币宽松政策。▼ 自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开始算起至今日本已经实施了五轮宽松政策数据来源：NIFD.cn，日本央行，IMF，王慧慧（2016）：日本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等公开信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1995年，日本刚刚进入超低利率的时候，日经225指数曾经出现短暂上涨；2001年流动性宽松曾在短期内提振了股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央行扩大量化宽松进一步升级为负利率下的QQE，日经225指数在底部横盘三年多左右开始上行。▼日本股市在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下的表现数据来源：Wind，NIF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由此可见，超低利率虽然会在短期内对股市形成一定支撑，但并不会改变市场的长期趋势。02、逃不开的低利率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低利率环境造成的市场扭曲与日俱增，但事实上，我们依然无法摆脱。1、长期来看，受一些全球经济环境基本因素的影响，实际长期利率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过去多年中，关于实际长期利率下行的原因，学术界已经衍生了多个看法：技术创新不足、收入不平等导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Williams, 2003）；全球储蓄相对过多（Bernanke, 2015）；对安全流动资产的需求上升(Turner ，2016)；资本品相对价格下降（IMF 2014）；人口增长减速和老龄化（Carvalho et al, 2016）总结来看——# 人口、技术、不平等等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Negro M.（2018）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对中性实际利率的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存在，可能与人口变化有关。这与Alvin Hansen当时提出经济增长停滞假说的担忧一样。人口增长缓慢、人力资本积累放缓、老龄化等将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GDP增长。同样影响生产率的，还有技术创新。Gordon(2014、2016)通过历史分析指出，1990年代以来信息通讯技术带来的经济推动力已经达到顶峰，作为技术前沿的美国在未来20到5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1%。除了信息通信技术，英国央行的Rachel and Smith(2015)也认为，教育停滞不前、不平等上升和财政阻力也会对技术前沿的进步形成阻碍，并预计未来十年全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至多1个百分点。而就不平等而言，Ostry et al (2014)指出，它是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的有力决定因素，不平等加剧将导致增长放缓。# 储蓄投资结构对中性实际利率的影响。分析影响中性实际利率的因素时，储蓄和投资的偏好是最常被提到的一个框架，人口结构、资产价格、安全资产、技术等都在其中产生影响。整体来看，当投资相对储蓄过剩时，就会对实际利率产生下行压力。Fischer(2016)就明确提出，自然利率水平由企业、家庭和政府在中长期内的储蓄和投资决策决定。技术创新能力的减弱，人口老龄化等宏观环境会改变未来预期收入，提升储蓄；而同时，资本相对价格下行，贫富不均的加大，以及对安全资产的追逐等也将导致投资的意愿下降。那么什么情况下，超低利率环境才有可能被打破？我们认为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1）经济恢复到受冲击前的状况且稳定增长后，来自政策端的主动上调，可能是逐步的小幅的；2）中期来看，债务规模扩张后，财政货币化以及产业链回国等驱动通胀长期上行，引发加息开始；3）更长远来看，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大幅提升，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上行周期。2、而从短期政策走向来看，由于受疫情冲击影响，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面对低利率环境。在《疫情后时代》中，我们提到未来可能要面临中性利率2.0：根据Òscar Jordà et al在“Longer-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ndemics”的研究结论，自然利率在流行病发生后的几十年里不断下降，约在20年后达到低点。03、低利率时代下如何进行资产配置?低利率下的资产配置，重点在于收益的确定性，以及多元化的有效性。我们根据国外机构投资者的观点总结出以下四点：1、坚守权益市场，但选择疫情后的长期赢家。相比低收益债券，权益资产更具吸引力，但同时富达投资、安联等机构也提到了因疫情带来了国家间、部门间、公司间的输家和赢家。因此，在进行权益投资的时候，需要具备选择性，从过去赚beta钱的思路逐渐向alpha上进行转变。而美国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纽文投资、瑞信等机构也提示，低利率下股息对于总回报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略的。▼ 海外机构中长期看好的疫情后时代股票方向数据来源：各海外机构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2、投资房地产市场，重视现金流。先锋领航和太平洋资管看好MBS中存在的机会，先锋领航认为利率的大幅下降可能会给房主提供为他们的抵押贷款再融资的机会，而房主的提前还款被错误定价，将创造投资机会。KKR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认为前期收益率，尤其是与抵押品挂钩的收益率，在资产组合中将可能会更重要。纽文投资则指出，寻求高收益的投资者将转向能产生收入的地产和农田等实体资产。3、考虑信贷市场，获得相对国债的高收益。短期信贷市场已开始收紧，但是一些具备政府购买支撑的优质欧美投资级公司债，以及暂时的“fallen angle”中仍有机会。而长期来看，低利率环境，使得信贷市场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息差仍然有利。瑞信指出，信贷策略提供了优于顶级政府债券的收益。KKR甚至认为其比股票收益率更有吸引力。纽文投资也提到，将通过结合信贷和流动性来实现更高的收益。4、因疫情加速的长期主题，如数字化、产业链本土化、医疗技术、ESG等。疫情加速了一些长期趋势，如信息技术的应用，产业链向本地转移，生物技术的关注、ESG重要性的提升等。瑞银资管认为产业链本地化将推动工业领域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增长，同时疫情也将加速自动驾驶的最新进展。除了数字化、虚拟化和电子应用的推进引发新的生产率周期，美林指出，ESG的重要性也将在市场、商业和私人部门中提升。04、不可忽视的中国市场同时，成长性和多元化使得中国市场对全球配置充满吸引力。1、中国利率空间仍然存在较大的空间。相比海外主要发达国家目前的超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中国的利率空间仍存，而最早进入复苏阶段也使得中国经济将逐步企稳后进入新的周期，具有更大的性价比。瑞银资管指出，目前来看，中国债券具有诱人的收益率、低波动性、避险性以及较低的对冲资本，同时还提供中国长期大趋势的战略性长期敞口。中国债券被纳入国际指数也对其在全球化配置中的作用形成催化，据法国安盛预测，除非资本流动受到干扰，否则到2020年年底，外国持有的中国政府债券可能会超过市场的10%。2、中国股市中高质量的消费、新基建、医疗资产对海外机构投资者具备长期吸引力。#消费国内消费是海外机构一直以来就很看好的方向，除了考虑到多元化，也是因为看好亚洲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崛起。但我们也发现，海外机构对消费股的选择上，更看好优质的国内消费品牌，如北上一直青睐的茅台、美的等，以及富兰克林邓普顿提到的三只松鼠。#新基建两会上，再次明确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外资的关注，瑞银财富管理就明确提到看好5G和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中国技术企业也是外资近年来关注较多的方向，个股如立讯精密、海康视讯等都在外资长期关注的品种中。KKR就曾指出，中国在本次疫情的控制和跟踪上体现出来的技术实力，突出了中国经济已从商品或固定投资转向技术成长，这也孕育着投资机会。# 医疗保健施罗德投资在认可这些方向础上，还提到了医疗保健领域，将受益于政府支出的加大。因此，消费、科技的国有优质公司将有望持续成为海外投资者的青睐。从北向资金行业配置的变化来看，这些方向相关行业也在近年出现增配迹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的提升，消费、医药和科技类的国有优质公司将有望持续成为海外投资者的青睐。▼北向资金2017年以来配置行业占比变化情况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本文内容节选自国泰君安证券已经发布的研究报告《逃不开的低利率》及公开信息，具体分析内容（包括风险提示等）请详见完整版报告。若因对报告的摘编产生歧义，应以完整版报告内容为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烟草贷有多火？套用中介的一句话来讲，“进入2020年，恍惚间全世界都在做烟草贷”。朋友圈不时可见的烟草贷广告，是其最为生动的呈现。包括华润银行、招联消金、平安集团、度小满、分期乐、中国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天津银行等一机构，纷纷进军烟草贷领域。然而各家获客方式、利率设定均不尽相同，根据利率层级不同，我们将资金方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梯队。以工行、农行为首的国有大行，其年化利率在4%—5%之间，属于第一梯队；其次是以平安普惠、浦发银行、华润银行、宝生银行为首的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年化利率在9.6%—18%之间；度小满、分期乐、招联消费构成了烟草贷第三梯队，年化利率在18%以上。蠢蠢欲动的不止资金方，神州信息(000555.SZ)、金融壹账通(OCFT.US)等第三方金融科技服务商，同样意图在这块极度非标化的小微信贷市场中，通过数据整合、分析能力，为资方风控提供帮助同时，意图在这个亿万市场中分一杯羹。大行保守，互金公司激进所谓的烟草（商）贷，是一款经营类信用贷款，产品与银行等资金方合作，年烟草缴款20万以上的经营烟酒店、百货便利超市等客户作为主要贷款对象，单笔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万元，资信良好的借款人可直接凭个人信用获得贷款，无需抵押、保证等担保手续。一般金融机构要求借款方出具烟草证和营业执照，烟档数在5档以上，个体工商户法人年龄18-60间，征信无逾期记录可申请。而所谓的“烟档数”，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根据商户每个月订烟数据评定等级，一月一小评，三月一大评，最高30档，等级越高，是优先供畅销烟，根据等级区别，每次订烟都有限量。消金界获取的一份资料显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提供的烟草贷年化利息最低，均不到5%，但其准入机制也最为严格。不仅对商户挡位要求高，而且据几名客户经理称，“准入极其严格”。这些国有大行获取客户的方式除了在微信、QQ群里发送烟草贷广告外，还包括了“邀请制、沙龙制”。“每月邀请十个左右的25-30档烟草大户，完成月度、季度任务后，假如有客户想申请，还得排队。”其中一位客户经理对消金界说道。所以很多客户经理转向给第二梯队的平安普惠、浦发银行、华润银行等机构供货。相比第一梯队国有大行，这些股份银行、城商行的利率要高出不少，以平安普惠为例，其烟草贷年化利率在8.28%—15.6%之间。股份行华润银行烟草贷产品金销贷年化利率在18%以下。虽然年化利率高，但是平安普惠们的风控审核却没有那么严苛。除必须持有烟草证、营业执照的法人和烟草证的经营者名字要一致、营业执照必须要满1年等常规性要求外，仅要求商户流水需大于1万、流水间断不能超过30天，以及近6个月要有买烟流水。行业第三梯队的度小满、分期乐的烟草贷年化利率则更上一个台阶。度小满和北京云海融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烟草信贷产品中，其年化利率在18.25%—23.73%之间。度小满同样依赖助贷机构、区域及省级代理，向其推荐客户。“每日放款客户不少。”其中一名客户经理说道。风控时，则与类似云海融科技等三方服务商合作，获取商户烟草经营数据。北京云海融科技有限公司官网显示，公司为中国超过一千万商场超市、便利店、烟酒店、杂货店提供经营财务分析咨询服务。基于海量经营分析数据，服务于广大商家。推荐客户时，北京云海融科技及其他助贷机构会做第一层风控，度小满执行二次风控。分期乐也推出了自己的烟草贷产品，放款额度在8000-20万元之间，年化利率在24%以上。此外分期乐还要求客户所在地，新商盟等级位于当地新商盟等级排序的前70%。如：当地新商盟等级最高为30级的，准入10级及以上。最高等级为15级的，准入5级及以上。所谓的“新商盟”，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旗下专供卷烟零售商使用的线上订购系统，覆盖卷烟零售商户达到了560万，覆盖了大部分卷烟零售商的系统数据。分期乐还要求在新商盟网站可查询到客户的采购订单。数字建设得到加强本质来说，烟草贷仍旧是一种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无抵押信用贷款，由于大部分门店都有自己的固定市场份额、各自为战，导致烟草市场呈现出很明显的区域化分割特色。各省、市、区、县烟草商户数据没有打通，割裂感严重，给资金方判定额度、放款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烟草行业有两大特点——利润厚、市场大。据说一包65的软中华成本只要3元钱；另一方面，我国的烟民有很多，目前达到了3.5亿，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的上升，烟民数量比很多国家的人数还多。中国烟草总公司则是国内最赚钱的公司，依靠3亿多的烟民，利润总额是工商银行的3倍，腾讯的12倍，阿里的14倍。各大资金方迟迟未对这块大蛋糕下手的原因之一，正是缺乏数据加持、区域化割裂感严重。瞄准烟草贷市场数据缺乏机遇，神州信息、金融壹账通等第三方金融科技服务商迅速入局。虽然都是数据决策支持者角色，但两家公司业务模式并不相同。3月10日，神州信息和云南红塔银行合作，打造了“数字烟草服务平台”(简称：数字烟草平台)，帮助云南红塔银行布局烟草产业链金融服务。通过将省内外烟草种植户、烟草公司、烟草经销等企业原有零散金融服务渠道整合，实现资金托收、兑付、结算、补贴、贷款等服务统一管理。此外，数字烟草平台接入全国烟叶种植及销售数量，结合大数据风控平台形成种植户和零售商户画像，给线上贷款业务办理提供决策扶持。神州的数字烟草平台更偏向于烟草供应链平台模式，而金融壹账通则更多提供数据整合服务。据一位接近壹账通人士介绍，公司更多提供的是烟草采购侧数据，即该门店在上游供应商处采购了多少烟草，通过该数据给资金方做决策提供帮助。业内人士认为，成熟三方数据服务商入驻，部分解决了原烟草贷市场区域分化、割裂感严重、数据不足的问题，给资金方风控、审核提供了更多的帮助。“数字化建设加强，或许是烟草贷近期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中一名业内人士说道。当然可以看到，面向个体工商户的烟草贷，仍旧面临诸多难题。和税金贷、发票贷等细分赛道相似，如果仅仅凭借烟草进货、销售等经营数据，就给商户提供额度放款，未免显得有失偏颇。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资金用途问题呢，即如何避免商家将资金用于除烟草以外的场景？如果上述问题得到解决，随着金融科技服务企业不断深耕，数字化聚合、建设能力进一步加强，相信这个亿万市场会迎来进一步爆发。
政策未来大概率仍将保持宽松立场，流动性将保持合理充裕，资金利率亦将稳定在相对低位。但在经济逐步改善的基准情形下，货币政策难以回到2-4月的单边宽松状态。未来总量性的“宽货币”政策可能会逐步退出，结构性的“宽信用”政策则有望延续更长时间。 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开幕。两次会议中关于货币金融政策的表述成为市场焦点。 一、三大要点：让利、降准、总量适度 第一，国常会继续强调“推动金融系统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并首次明确全年让利规模达1.5万亿元，预计商业银行仍将在其中发挥主力作用。2019年全年，商业银行净利润为1.99万亿，营业收入推算为7.6万亿【注释1】，1.5万亿占两者的比重分别为75%和20%。预计“让利”主要来源于贷款的放量叠加降价，将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商业银行可从三方面为让利做准备：一是用好央行再贷款和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二是主动降低付息负债成本，包括压降高成本的结构性存款；三是提升内部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 第二，国常会提出“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较《政府工作报告》删除“降息”表述，指向降准值得期待，但MLF降息的概率有所下降：一方面，考虑到特别国债造成的1万亿资金缺口，以及“宽信用”“降成本”的政策目标，有必要通过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另一方面，结构性存款规模压降叠加商业银行的自发调整，银行负债端成本压力边际缓解，央行可能通过压缩银行“加点”的方式引导LPR进一步下行，短期内MLF降息的概率因此下降。 第三，陆家嘴论坛上易纲行长表示，“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表明央行对政策的态度相对审慎。在“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的前提下，5月下旬以来，为防范资金空转套利，央行边际收紧流动性，DR007由5月16日当周的1.32%上行61BP至6月13日当周的1.93%。6月15日，MLF缩量续作且利率不变。货币政策重心逐步由总量性“宽货币”转向结构性“宽信用”，通过创新政策工具提升直达实体经济的效率。 图1：5月下旬以来资金利率快速上行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影响匡算：金融让利实体路径 根据陆家嘴论坛上易纲行长的讲话，我们测算出今年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可达1.29万亿（情形一）/1.64万亿（情形二）。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表1：1.5万亿让利规模匡算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第一，通过降低表内贷款利率和表外非标利率实现让利，全年规模约为0.84万亿/1.19万亿。2020年末表内贷款余额可达173万亿【注释2】，包括非房贷（以企业贷款为主）和房贷，非房贷占比80%。在测算让利规模时，锚定利率可选择“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情形一）或“一般贷款利率”（情形二），后者的统计口径除企业部门外，还包括了居民部门。 情形一：今年1-4月，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的降幅31bp【注释3】与1年期LPR的30bp大致相当。假设1年期LPR下半年降10bp并带动企业贷款利率同步下行，让利规模为5，500亿。 情形二：今年1-3月，一般贷款利率的降幅26bp【注释4】超过1年期LPR的10bp。假设4-12月一般贷款的利率下行幅度为40bp略超同期LPR的降幅30bp，让利规模为9，000亿。 图2：今年以来贷款利率有所下行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此外，假设5年期LPR全年降幅20bp并带动房贷利率同步下行，对应的让利规模则为700亿。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三者2019年末余额合计为22万亿，预计年内收益率平均降幅约为100bp，可让利2，200亿。 第二，通过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今年上半年对应的规模约为956亿，假设下半年政策保持相同的节奏，预计全年可让利2，000亿。其中，3，000亿专项再贷款中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为1.25%，较2019年末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12%低387bp，可让利116亿；5，000亿再贷款中企业融资成本不高于4.35%，较2019年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6.7%低235bp，可让利120亿元；1万亿再贷款中企业融资成本约为5.5%，可让利120亿；普惠小微信用贷支持计划中，央行提供的零成本流动性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银行进一步将此部分让利于实体，规模约为200亿；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中，央行同财政部提供的400亿激励金也是让利。 第三，银行减少收费预计可让利2，500亿。 三、前瞻：货币政策“结构性”转向 金融体系让利的本质是为了达成“宽信用”和“降成本”双重目标，央行大概率将降准予以配合。若锚定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情形一），我们估算的让利规模距离1.5万亿仍有2，000亿的缺口，央行需出台更多“宽信用”政策以覆盖这一缺口：一是“降成本”的让利效果最为显著，故可能需要进一步压缩银行加点/MLF降息，进而引导LPR下半年的降幅超过10bp；二是亦可能创设新的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若锚定一般贷款利率（情形二），估计让利规模已超过政策目标，意味着后续央行相机抉择的空间上升。总体来看，金融体系让利1.5万亿大概率不会成为货币政策的硬约束。 前瞻地看，5月以来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并不意味着其彻底转向。受海内外需求疲弱影响，目前经济修复已显著放缓，且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反复，下半年“稳增长”“保就业”的压力仍然巨大。政策未来大概率仍将保持宽松立场，流动性将保持合理充裕，资金利率亦将稳定在相对低位。但在经济逐步改善的基准情形下，货币政策难以回到2-4月的单边宽松状态。未来总量性的“宽货币”政策可能会逐步退出，结构性的“宽信用”政策则有望延续更长时间。 注释 1、2019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余额为282.5万亿，36家A股上市银行资产合计为188万亿，36家A股上市银行营业收入5.05万亿，据此推算全行业营业收入为7.6万亿。 2、易纲行长表示“预计将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 3、4月份企业贷款利率为4.81%，相较上年末5.12%下降31bp。 4、3月末一般贷款利率为5.48%，相较上年末5.74%下降26bp。 本期作者 谭卓招商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薛融招商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董加加资产负债管理部利率风险管理岗 陈澍雨资产负债管理部利率定价管理岗 感谢梁利锋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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