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来，动力煤现货和期货价格持续走高，11月中旬以来，由于需求猛增，动力煤主力合约一路上涨，在本月中旬创下每吨752元的年内最高点，随后又出现了明显的回调迹象。 在期货市场大起大落的同时，煤炭的情况又如何？现货煤的价格是否也出现波动呢？记者在煤炭主产区陕西榆林进行了探访。 1 动力煤价格创年内新高 陕西榆林煤炭即产即销 在距离地面320米的一个煤矿，记者了解到，采煤机切割下来的煤炭，会通过皮带输送到原煤仓库，随后进入选煤厂筛选成块状或者末状煤炭。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近期市场需求旺盛，目前的库存水平已经达到今年的最低位。 陕西省榆林市某煤矿企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拓博爱：现在库存占总库容不到30%，基本处于最低水平，目前市场需求量比较大，我们基本上产多少卖多少。 随着用煤旺季来临，煤炭价格也是持续上涨。据了解，目前榆林市综合煤价约为469元/吨，相比今年5月份每吨上涨了150多元，涨幅约为48%，比去年同期每吨也高出了110元。 陕西省榆林市煤炭交易中心运营部部长张晴：年底煤矿都是保安全生产，煤矿的生产积极性不太高，再加上年核定产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快要饱和的状态，不管是沿海电厂，还是港口的库存都处于历年的低位状态。 陕西省榆林市某煤矿企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拓博爱：目前我们销售的价格是混煤450元/吨，但是开采成本只有170元/吨，所以当前利润还是非常可观，最近每天的产量是4万到5万吨，基本上每吨煤赚280元。 2 千辆货车排队等煤 运力紧张煤炭供不应求 煤炭价格持续走高，随着冬季用煤高峰期的来临，煤炭市场仍然供不应求。在陕西榆林甚至出现了千辆货车排起长龙，彻夜等煤的情况。 陕西省榆林市的煤炭，主要通过货车和铁路运输到全国各地 ，在这个货车装运点，每天排队拿货的货车可以排六公里开外，虽然装一车货只要54秒，但是司机师傅实际上要排队等很久。 陕西省榆林市运煤货车司机：我昨天晚上8点过来的，等了将近24个小时。 陕西省榆林市运煤货车司机：现在效益比以前好多了，每吨煤炭运费涨了十几元。 陕西省榆林市某煤矿企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拓博爱：铁路运输现在平均是10列火车，最多的时候装过16列，汽车运输每天是700辆到1000辆。 记者来到榆林市一家大型物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11月份以来，每天发煤量已经从以往的3到5万吨增加到每天8万吨，主要发往西南地区的水泥厂、北方港口和西安等地的发电厂。由于发煤量激增，目前的运力十分紧张。 陕西省榆林市某物流企业常务副总经理李睿：目前总库存量稳定在50万吨左右，比今年的淡季，就是日均库存量20、30万吨，上涨了30万吨左右，整个库存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目前煤价还是在上涨周期，或者说煤价还是处在比较高的阶段，周围的贸易商囤煤。 煤炭经销商陈理辉告诉记者，进入冬季以来，尤其是12月份，基本上是每天24小时进出货，订单也已经排到了明年的1月份。 陕西省榆林市煤炭经销商陈理辉：最近由于电场还有下游的工厂需求量不断增加，我们这边货源矿上资源也比较恒定，造成需大于求。 陕西省榆林市煤炭经销商卢范杰：后续我个人认为，煤炭价格保持平稳或者稳中适度下降一点，但是降幅不会太大，春节前很难有太大的降幅。 3 陕西榆林：热电厂因冷冬需煤多 煤价上涨压缩电厂利润 冬季煤炭需求的主要增量，一大部分都来自热电企业，陕西省榆林市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在动力煤价格上涨，煤炭供给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热电企业的运行情况又如何呢？ 记者来到陕西榆林规模最大的一个热电厂，发电产生的余热可以为供暖企业提供热源，在中控室的屏幕上可以看到，1000多℃的锅炉内火光通明，24小时不间断运行。负责人告诉记者，供暖季来临以后，企业已经从原来的单机组运行，改为两个机组全部启动。预计整个采暖季将用煤76万吨，比去年增加两万吨。 陕西省榆林市某热电企业党委书记贾飞云：我们在9月到10月左右，提前进行供热燃煤的储备。因为气温下降比较多，最近几天的用煤量增加了比较多，日用煤量在5800到6000吨左右。 据了解，煤炭是这家热电厂的唯一供热能源，煤炭价格保持在每吨300多元才能实现盈亏平衡，近期煤炭价格的强势上涨，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小压力。 陕西省榆林市某热电企业党委书记贾飞云：尤其是到9月、10月，煤价上涨比较迅猛，到厂价含税含运费已经是518元/吨，较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83.4元/吨，燃煤的成本占比比较大，占57%。 近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联合发布倡议书，提出保安全，保供应，稳价格以及早签、多签、签实、签长煤炭中长期合同等倡议。同时提到，今年冬季气温比往年偏低，耗煤需求明显增加。煤炭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科学组织煤矿生产，确保煤炭稳定供应。
经过了几年的调整，今年以来，一些中药材品种的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特别是进入四季度，价格涨幅更是出现了加速态势，是什么原因导致中药材价格上涨呢？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天气因素中药材价格普遍上涨 在广州市清平中药材市场，做中药材批发生意多年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经营的药材当中，今年四季度几乎所有品种都在涨价，以三七为例，如今每公斤的价格已经涨到220元左右，相较于七八月份200元左右的均价，上涨了近百分之十。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几乎所有中药材价格都出现了上涨，个别品种价格已经翻倍。中药材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中药材价格上涨的同时，成交量也有了大幅提升。 信天邮电子商务公司清平中心总经理 王琨博：今年预计能做到120亿元，去年也有至少70亿元的交易额。今年疫情反倒把滋补的品类做起来了，市场不降反升。 对于中药材价格上涨的原因，不少商家认为，今年雨水偏多是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中药材加工企业的认同。广东肇庆的一家中药材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今年降水偏多，中药材普遍收成不如去年，从而导致货源紧张，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记者了解到，他们企业生产的广藿香干品的价格已由去年年底的每吨15000元左右，上涨到如今每吨38000元左右，翻了一倍多。 广东董福行公司董事长 梁展：6月份、7月份，广东的雨水比较多，排水不够快的时候，很多烂根导致产量不高、质量不好，所以从2019年到现在，价格翻了一倍多。 此外，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部分中药材进口受阻，这也无形中推高了相关品种的价格。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王卫权：从国外进口，因为疫情，口岸受到了很多贸易、通关的影响，所以进口药材就出现了供不应求，价格有了很高的上扬，有的涨到200%，比如豆蔻、黑胡椒等东南亚的品种。 新药典即将实施 中药材价格或仍有上涨空间 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公告，正式颁布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并将于12月30日起正式实施。新药典的实施会对中药材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 记者了解到，新版药典的内容相较前一版有了诸多新调整，中药质量和标准的提升是其中的重点内容。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王卫权：新药典提升了很多品种对重金属农残的要求，直接关系到符合药典标准药材的价格会上涨。比如，高农残的人参，价格在每公斤120元左右，可是符合药典标准的，低残的甚至无残的，价格都在每公斤近200元左右。 业内人士认为，新药典的正式实施，对相关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中药类饮片的农残、重金属、含量等任何一项达不到药典标准，都属于“劣药”或“不符合药品标准”的中药饮片，这无疑将快速淘汰掉相当一部分不合格的中药材原料，企业也将更加重视对原料来源的把控。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丛盛：企业做药材的种养殖基地，规范化的种养殖，除了是对整个企业的利好，也是对整个社会跟行业的一个推动。短期内有的甚至见不到效益，但是企业还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药品的质量，我们用的中药材如何溯源，如何在药材从种植种苗的选育开始，就做到高质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来看，新药典的实施，可能会刺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但从长远来看，更严格的质量标准，无疑将规范整个中药材市场更加健康地发展。
摘要 ■“商行+投行”战略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背景下的产物 在狭义的商投联动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内部存贷汇业务与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相互合作产生“商行+投行”联动。而更广义的商投联动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自身内部协调，还包括银行与外界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合作。 ■“商行+投行”可分为投贷联动、大资本市场和传统投行业务三类 投贷联动主要针对具有新兴产业高成长性、抵押资产相对有限等特征的未上市初创及成长期企业，具体业务包括以财务顾问为核心的“跟投”“跟贷”、认股权贷款；大资本市场业务的典型代表是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和结构化定向增发投资业务等；传统投行业务包括债券承销、并购重组等服务，满足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商行+投行”战略主要以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和结构化融资为主。 ■实践证明“商行+投行”战略有利于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与竞争力 从国外案例看，硅谷银行扎根科技中心，与全美创业风投圈关系紧密，为大量优质企业、PE/VC提供贷款、直接投资、资金托管等服务。“商行+投行”战略下硅谷银行获得了长期超额收益，2001-2019硅谷银行平均ROA、ROE分别为1.18%和11.98%，高出行业0.18和2.3个百分点。 从国内案例看，招商银行通过与PE/VC结合的投贷联动，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非息收入、手续费收入占比分别为37.4%和28.6%。高“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成为推动招商银行盈利能力常年位居行业前列的重要因素，截至2020年三季度，招商银行年化ROE高达15.7%，位居上市银行第一。 ■投资建议（略） ■风险提示 银行过度、过快进行“商行+投行”转型及创新，致使金融风险加剧；宏观经济大幅下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市场下跌、金融监管趋严、市场竞争加剧等，对银行估值修复带来不确定性。 目录 一、走近“商行+投行” 二、“商行+投行”的主要业务模式 2.1模式一：投贷联动 2.2 模式二：大资本市场业务 2.3 模式三：传统投行业务 2.4 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的基本情况 三、硅谷银行——“商行+投行”的典范 3.1硅谷银行简介 3.2硅谷银行业务模式 3.3 硅谷银行财务分析：“商行+投行”下资金良性循环 四、招商银行——向“轻型银行”转型 4.1招商银行“商行+投行”主要业务模式 4.2 招商银行财务分析：非息收入为盈利做出突出贡献 五、投资建议（略） 六、风险提示 报告正文 01 走近“商行+投行” “商行+投行”又称商投联动，其本质是商业银行突破传统存贷汇业务，进行综合化转型，这是经济转型升级到一定阶段后银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经营面临产业结构升级、“金融脱媒”、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等多重挑战。 （1）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产业向互联网、新能源、高端装备为主的成长型产业升级转型。伴随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抬升，当前我国传统低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出现产业链转移、过剩产能出清现象。而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重知识技术、轻固定资产模式的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正在快速兴起，需要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尤其是投行服务。 （2）“金融脱媒”程度加深，金融市场开放、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快速崛起冲击银行的传统存贷汇业务空间，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叠加金融开放，银行机构间同质化服务竞争激烈，传统盈利空间遭受严重挤压。 （3）直接融资占比提升，金融服务需求的多样化要求银行向综合经营发展，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内在意愿与外在压力正不断增强。 在此背景下，我国不少商业银行提出向“商行+投行”转型的策略。例如，兴业银行在2016-2020 年五年规划中提出建设“结算型、投资型、交易型”三型银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并举的经营战略。工商银行提出“大投行”战略，深入推进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良性互促、境内与境外有机联动、银行与非银行业务融合发展。平安银行提出要在推进零售战略转型的情况下，走“商行+投行+投资”道路，大力发展综合金融。中信银行提出“建设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的发展愿景，明确强化商行与投行联动、表内与表外联动的发展思路。招商银行在“轻型银行”发展战略引领下，持续推进“投商行一体化”策略，围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两大场景运用的先进经验得到了同行业的广泛关注。 但什么是“商行+投行”？从定义来看，“商行”是指银行从事的传统存贷汇业务，主要是赚取息差收入，同时银行需要承担资金的信用风险并且形成资本占用。“投行”则包括投资银行、资金交易、资产管理、资产托管等在内的大金融市场业务，重点是银行以资金服务商的身份来满足客户的直接或间接融资需求，主要赚取手续费、财务顾问费等非息收入，实现较少的资本占用甚至不消耗资本、不承担信用风险。从本质来看，“商行+投行”战略是银行综合性经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的自然产物。 在狭义的商投联动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内部存贷汇业务与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相互合作产生“商行+投行”联动。而更广义的商投联动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自身内部协调，还包括银行与外界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合作。商行业务与投行业务的协同配合，可使银行全面提升对顾客的服务水平，逐渐成为金融服务行业的优质供应商，增强对客户的吸引力、提升高价值客户比重，并获得更多综合收益、分散财务风险、降低资本消耗。 国际上银行业实现“商行+投行”的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以美、英、德为代表的金融控股集团、银行控股公司和全能银行模式。具体来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即纯粹性、管理型控股公司模式，母公司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只从事对附属机构的股权运作和股权管理等，附属子公司经营包括商业银行、保险承销、投资银行等在内的金融业务。银行控股公司模式是母公司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可以从事具体的银行业务，其他领域的非银金融业务则由其所控股的子公司进行。全能银行模式则允许商业银行直接从事所有金融服务业务，即“一个法人、多块牌照、多种业务”。 从国际经验来看，“商行+投行”的综合性经营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银行盈利来源、扩大市场份额、并提升一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从分业走向混业，在此期间，银行非利息收入持续增长，非银金融服务业务相对重要性不断上升，推动商业银行ROE水平大幅提升。1991-2006年美国商业银行平均ROE、ROA水平分别达到14.3%、1.22%，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950-1985年美国商业银行ROA平均水平为0.72%）。贡献商业银行ROE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在于非息收入，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06年美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比重达43.7%，较1986年提高16.1个百分点。此外，进一步分析非息收入的构成，可发现包含证券化和投资银行业务等非银金融服务的“其他”非息收入项，是推动美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尤其在1999年后美国商业银行全面迎来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代表的综合性经营模式，非息收入迎来快速上升期。 02 “商行+投行”的主要业务模式 总体来看，“商行+投行”开展形式可主要分为投贷联动、大资本市场和传统投行业务三类。其中，投贷联动主要针对具有新兴产业高成长性、抵押资产相对有限等特征的未上市初创及成长期企业，具体业务包括以财务顾问为核心的“跟投”“跟贷”、认股权贷款；大资本市场业务的典型代表则为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和结构化定向增发投资业务等；传统投行业务包括债券承销、并购重组等服务，满足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直接融资需求。 2.1 模式一：投贷联动 在以财务顾问为主要身份参与的“跟投”“跟贷”模式下，商业银行在收取服务费、托管费增厚非息收入的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优质客户融资过程中的沉淀存款和优质高效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以“财务顾问”的身份，筛选优质信贷客户后，对其推荐品牌实力较强、专业水平较高或紧密合作的私募股权（PE）、风险投资（VC）机构，搭建平台以便双方沟通、协商，为PE/VC与优质客户牵线搭桥。在此过程中，银行不直接承担资产风险，但可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托管，而企业募得资金也有望在银行进行沉淀。另一方面，对于已有合作的PE/VC投资的优质企业客户，商业银行可提供特殊的信贷支持，即“跟贷”模式，通过建立“绿色通道”对合作PE机构投资的企业适当放宽信贷投放标准。 认股权贷款模式使得银行在助力企业上市的过程中，能通过合作机构代持的方式获取股权溢价，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与 PE/VC的重要合作模式。认股权贷款在我国又称选择权贷款，是指银行与PE/VC合作，将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业务相结合，为企业提供的结构化融资产品。一方面，银行与PE/VC进行合作，对具有高增长潜力、但抵押质押资产不足的企业进行放贷。另一方面，PE/VC对目标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代理银行与企业签订认股权协议。认股权协议根据内容不同可分为期权、股权、收益权三种协议，协定中银行的贷款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转换成企业股权、期权，共享目标企业股权溢价。当被投资的企业通过上市或者并购、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股权的价值增值时，代理PE/VC可以代表银行抛售或者转让所持有的认股权份额，并按照约定的协议把所获得的收益分配给银行，由此银行实现对股权溢价的分成。 2.2 模式二：大资本市场业务 商业银行可通过参与结构化定向增发，在获取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得到一定浮动收益。在定向增发业务中，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基金子公司、信托子公司等机构下的专项资管计划参与上市企业的“定向增发”，投资股票、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等公开交易市场标准化金融工具。其中，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投资者风险偏好不同设置优先级与劣后级，理财资金投资优先级产品。此外，在股票市场表现不佳、上市企业定增难度加大的条件下，可将投资结构设计成固定收益+浮动收益。锁定期满后，若市场行情不佳，上市公司大股东以现金补足固定收益的差额部分；若市场行情向好，投资管理方可以择机抛售股票，获取二级市场投资收益。 股权直投模式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投资子公司绕道监管进行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模式实际是“明股实债”模式，银行与合作投资机构首先成立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再对目标企业进行投资。其中，银行凭借出资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获得优先级份额，即承担较低的投资风险获得较低的固定收益，而第三方合作投资机构则成为普通合伙人拥有劣后级份额，即获得位于商业银行后的剩余收益分配。银行在此期间还可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提供项目推荐、基金募资、项目管理、资金托管等财务顾问服务。同时由于银行拥有内部评优系统，通过此系统银行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对股权投资基金的优质客户提供包括贷款、财务咨询等在内的经营管理服务。 2.3 模式三：传统投行业务 以债券股票承销为代表的投行业务，有利于银行在授信额度有限的情况下赚取中收，同时减轻资本消耗压力。以债券承销为例，对银行而言，其对有贷客户的资产负债情况掌握已较为全面，为此类客户进行承销有助于发挥协同效用，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及披露成本。同时，传统授信支持也为银行拿下项目承销打下重要的基础。 并购重组服务不仅包括并购贷款，还涉及到并购前估值、并购中融资、并购后整合等全程顾问服务。具体来看，一是为有并购重组需求的上市公司提供并购融资服务，银行可利用企业持有的上市企业股权或其他股权设立股票收益权信托，并用表外理财资金池与其对接，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融资。而相关股票按照一定的折扣率质押给信托，到期由企业或第三方以约定的溢价回购该部分股权收益权。二是为拟上市公司提供“Pre-IPO基金+并购贷款”服务，主要是由银行、VC/PE等战略投资者组成并购财团，银行在这其中通过贷款、子公司股权直投提供融资服务。同时银行还可为拟上市公司以及Pre-IPO基金等提供投资顾问、融资顾问、托管顾问和并购重组顾问等中介服务收取服务费，提高中收。三是为国际化企业在境外融资上市提供“财务顾问+境外融资”服务，银行可利用自身境内外金融平台优势，由境内分行担任并购顾问，境外分行提供境外并购贷款，境外投行子公司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培育并保荐上市等方式实现商投联动。 2.4 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的基本情况 当前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战略仍以银行内设控股子公司之间协同为主，同时银行往往将投行业务定位于辅助商行存贷汇传统业务发展的工具。在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近年来监管层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以多元化的渠道开展投贷联动业务。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不少银行早已经通过子公司等方式获得多种金融牌照，成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银行控股集团。截至2020年末，已有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内9家银行控制或投资了证券公司，13家银行机构出资参与设立或控股了基金管理公司，7 家银行机构出资设立保险公司，4 家银行机构投资信托公司。但在业务品种上，银行发展投行业务仍相对较少，主要包括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和结构化融资三个领域，但整体定位仍然在于辅助传统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发展。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短期内“商行+投行”模式对银行利润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更多体现为间接影响。从体量来看，当前我国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体量远小于银行。以2019年数据计算，证券行业的净利润为1231亿元，仅占全部商业银行的6%。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角度来看，银行仍需探索实现高效业务协同的方式，商行与投行业务之间的考核分润、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冲突或影响最终的实际效果。 从长远来看，更广义的商投联动正在我国逐步发展。无论是近年来各银行不断推出的选择权贷款，还是银证合作创新的持续发展，商业银行正在逐步推进实现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的整合、联动和协同，“以顾促融”全面获取商业银行的投行服务收益、实现综合化经营的时代正在到来。 03 硅谷银行——“商行+投行”的典范 3.1 硅谷银行简介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SVB Financial Group）是一家典型的美式金融控股公司，也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的最为成功的金融机构之一。硅谷银行于1983年成立于美国加州，并逐步由一家区域性银行发展壮大成覆盖存贷汇业务、估值服务、股权投资、财务顾问等综合性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截至2019年末硅谷银行金融集团的总资产约710亿美元，规模相对中等偏小。根据公司官网披露的数据，VC投资过的美国科技和生命科学公司中有大约50%是其客户。 从业务划分来看，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将其业务划分为四大板块。其中，硅谷银行Commercial Bank（GCB）负责商业银行业务，SVB Private Bank负责私人银行业务，主要服务于PE/VC背后投资人和中小科创企业高管。SVB Leerink是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在2019年新收购的业务，主要从事生命科学/医疗健康领域股权、可转债、并购、股票研究与销售交易等投资银行业务。SVB Capital为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旗下的风投基金，可对目标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3.2 硅谷银行业务模式 一方面，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大力发展认股权贷款业务、股权投资基金、传统投行等业务，开发信贷风险审批系统，处理企业融资收益与风险平衡的问题。在贷款业务方面，硅谷银行凭借其多年来多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模式、资金需求、现金流结构、生态网络的深入系统化认识，将贷款的适用性、针对性和贷后管理的细致性发挥到极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贷款，在获取高于一般贷款利息收入的同时，有效控制信用风险。同时，硅谷银行还通过对企业发放认股权贷款来获得额外的投资收益来弥补业务的高风险，一般为企业总股本的1%~2%，由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持有，在企业公开上市或被购并时行使，通过认股权证来有效对冲不良贷款甚至坏账的损失。此外，对于非常看好的创业企业，硅谷银行金融集团会安排旗下SVB Capital进行小规模的股权投资，一般每家企业的投资金额为100~400万美元，以便在企业成功创业实现公开上市或被并购时获取较高的资本增值，对高风险进行补偿。 另一方面，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扎根科技中心，与全美创业和风投圈关系紧密，为大量优质PE/VC提供贷款、直接投资、资金托管等服务。贷款业务方面，硅谷银行以PE/VC背后的投资者中长期承诺付款为担保向PE/VC提供授信（此类贷款专有名称为capital call line of credit）。除此之外，硅谷银行还向风投基金提供开户和基金托管等金融服务，并通过兄弟公司SVB Capital直接投资优秀风投基金。截至2019年，SVB Capital已投资入股约500家风投基金公司，而反过来硅谷银行为其投资的风投基金的托管规模已超过45亿美元。与创投机构之间深度的合作与绑定，也使得硅谷银行与大量优质PE/VC形成战略联盟，银行可以根据合作中获得的企业信息，来基本判断创业企业的管理团队、商业模式和发展前景是否得到认可，并进一步降低对企业融资的风险。 整体来看，根据企业“起步、成长、上市准备、成功上市”四个典型发展阶段的需求特点，硅谷银行金融集团与PE/VC建立深度合作，并将投行业务与商行业务灵活搭配，满足高成长性企业的全方位、各个时期的融资需求。 （1）在企业起步期，硅谷银行通过自身深耕科技企业贷款业务多年获取的历史数据，开发信贷风险评级模型，进行资产组合和风险定价，在传统商行业务中实行特殊便捷的小企业贷款流程，为企业设计保证、抵押、信用的组合融资方案，且可通过认股权贷款业务分享或有股权溢价。对特别看好的公司，通过SVB Capital进行股权投资。 （2）在企业成长期，硅谷银行的贷款品种和额度也将有所提升，可提供期限较长的项目贷款支持（通常为12-24个月），同时配合经营规模的成长贷款满足流动资金需求，如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等。在投行方面，硅谷银行通过担任企业私募引资顾问，协助企业引入PE/VC等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扩大融资的空间。 （3）企业上市冲刺期，硅谷银行在过去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夹层融资、并购贷款等多品种融资业务满足企业复杂的资金需求。同时，硅谷银行还为企业提供上市前重组、报表优化等财务顾问服务，调整企业资产和负债结构，提升利润水平，并通过SVB Leerink覆盖企业上市承揽承销、提供上市服务等顾问咨询业务。 （4）企业上市成功期，针对企业跨越式发展的资金需求，硅谷银行提供循环贷款、银团贷款等商行服务。在投行业务方面，硅谷银行提供二级市场再融资顾问、股权市值管理等服务，解决上市公司股东参与配股、增发、增持等资本项下或并购、投资等资金需求。 3.3 硅谷银行财务分析：“商行+投行”下资金良性循环 从贷款业务来看，硅谷银行目标客群主要集中在高成长企业和PE/VC等战略投资机构，贷款主要投向科技和生命科学/医疗健康贷款、PE/VC贷款、私人银行消费贷款三个方面。截至2019年，硅谷银行向PE/VC发放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4%，而科技类、消费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分别为30%和11%，其中消费贷款全都是向私人银行客户发放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住房、购买限制性股票，同时硅谷银行发放的消费贷款中，87%都有房地产作为抵押，信用风险得到一定覆盖。 从营收来看，硅谷银行贷款收益率相对同业较高，同时非息收入是硅谷银行重要的盈利来源，其中认股权证相关收益是推动硅谷银行进一步取得超额收益率的重要因素。2019年硅谷银行非息收入占银行总营收的比重为36.8%，其中认股权证相关收入、投行业务占非息收入比重分别为11.3%和16%。由于硅谷银行专注服务于高成长企业及PE/VC，其发放贷款收益率因风险溢价高而显著高于同业。此外，认股权证相关非息收入还能进一步为硅谷银行带来额外收益。 从存款来看，硅谷银行专注PE/VC与高成长性公司，实现资金良性循环，带来大量低成本存款。尽管近年来硅谷银行无息存款占比有所下降，但截至2019年末硅谷银行存款中仍有66%是无息存款，而全美商业银行中这一比例仅为16.5%。 硅谷银行特殊的客群和一以贯之实行“商行+投行”战略，使得其实现了资金的良性循环，以较低成本获取了相对高收益，自2001年以来硅谷银行ROE、ROA平均水平始终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04 招商银行——向“轻型银行”转型 招商银行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股份制银行之一，秉承“因您而变”的服务理念，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在业务和理念创新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效果。在向“轻型银行”转型的背景下，招商银行通过业务的聚焦、客户的聚焦，致力于构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专业化体系，积极开拓资本市场创新业务，加速投行化转型，打造一流的商业银行投行业务板块，先进经验得到了同行业的广泛关注。 4.1 招商银行“商行+投行”主要业务模式 一是通过与PE/VC结合的投贷联动，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早在2010年6月，招商银行已推出“千鹰展翼”计划，通过与PE、VC等机构合作，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具体来看，针对一家初创公司，招商银行信贷方案由分行小企业条线发起申请，由总行小企业金融部门的专业团队负责投资决策，在提供选择权贷款的同时，还可负责PE等风险投资机构推荐，同时投行部负责提供融资顾问、财务顾问的角色，私人银行部为企业提供财富管理方面的服务等，获得利息收入、托管费、财务顾问费等多种业务收入。截至2019年末，招商银行“千鹰展翼”入库客户已达2.6万户，客户授信总额和贷款余额分别为2547亿元和419亿元。此外，为更好满足企业多层次融资和发展需求，招商银行还和各类基金合作设计投贷联动系列产品，包括投联贷、科创贷、三板贷、高新贷等，并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投资企业。 二是通过旗下投资子公司进行股权直投，并与银行各部门进行业务联动。招商银行提供的投贷联动不仅是为企业提供匹配其发展周期的信贷融资方案、覆盖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顾问服务等，还包括小额股权直投业务。具体来看，招商银行基于其与企业间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充分了解，由招商银行旗下机构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境外子公司招银国际，对企业提供股权资金支持，并提供全流程资本市场综合金融服务。以2015年招商银行与光伏亿家SLARZOOM的战略合作为例，SOLARZOOM作为光伏电商和分布式电站的融资交易平台，是分布式光伏市场中承载小微贷款的国内重要载体。在SOLARZOOM平台上申请融资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通过SOLARZOOM的资质审核之后，可获得招商银行五年期的无抵押贷款（单个项目的贷款额度为50万~3000万）。同时招商银行旗下全资子公司招银国际持有SLARZOOM一定比例股权，通过这种更加稳固的股权关系加强双方的合作意愿与强度，此外SOLARZOOM亦可通过上述股权质押向招商银行获得额外贷款。 三是持续推进传统投行债券承销业务，深化业务全流程改造，为客户提供多方位融资服务。持续多年在“投贷联动”“投商行一体化”方向上的发展创新，为招商银行债券承销打下了坚实的客户基础。据WIND统计，2020年招商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主承销债券金额为5205亿元，同比增长44.6%，排名银行类主承销商第一。 4.2 招商银行财务分析：非息收入为盈利做出突出贡献 招行的ROE长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三季度，招商银行年化ROE高达15.7%，位居上市银行第一。拉长周期来看，招商银行盈利能力始终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11-2019年招商银行年均ROA、ROE分别为1.29%和19.44%，分别高于上市银行平均水平0.17和2.54个百分点。 从杜邦分析来看，高“利息收入/平均资产”、低“利息支出/平均资产”、高“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是推动招商银行盈利能力位居行业前列的重要因素。从2020年前三季度来看，招商银行“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是推动其ROE的最主要因素。进一步将36家A股上市银行杜邦分解数据转换为排名来看，招商银行“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位居全部上市银行第1名，反映了招商银行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净息差逐步收窄的背景下，“轻型银行”转型取得一定成效，收入结构更加平衡。 当前招商银行非息收入、手续费收入占比分别为37.4%和28.6%，均位于上市股份行前列。目前招商银行手续费收入仍以托管、代理和银行卡手续费为主，其中托管业务收入主要受到财富管理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推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招商银行在收入端财富管理类中收的增长，不仅与招商银行在零售业务持续发力密不可分，也从侧面反映了招商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体系充分发挥效用：客户财富管理需求能得到满足，表外理财充实优质可投资资产，同时可为投行项目寻找到匹配的资金方，促进了资金在零售业务与投行业务之间的良性循环。 05 投资建议（略） “商行+投行”战略的推出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的自然产物，商投联动将有助于银行实现客户资源、资金成本、销售覆盖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以资金中介的身份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并跟进高风险高收益的融资业务。 06 风险提示 银行过度、过快进行“商行+投行”转型及创新，致使金融风险加剧；宏观经济大幅下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市场下跌、金融监管趋严、市场竞争加剧等，对银行估值修复带来不确定性。
“公司5000余名员工每人领取1万元红包，此外60岁以上退休员工也将每人领到1000元红包。”2月1日，在方大特钢的红包发放现场记者了解到，自2011年以来，方大特钢已连续9年为员工发放红包，红包总额达9.6亿余元。 据方大特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发放红包经公司职代会代表审议通过，其中盈利企业员工每人发放1万元红包，亏损企业员工每人发放5000元红包，方大集团6万余名员工及部分企业退休员工都将在春节前领到红包。 方大集团是一家以炭素、钢铁、医药、商业四大板块为核心，跨行业、跨地区、多元化、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始终认真践行“经营企业一定要对政府有利，对企业有利，对职工有利”的企业价值观和“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企业宗旨，关心关爱员工，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方大集团全面调动六万余名干部员工的力量，在积极做好内部联防联控和复工复产，确保旗下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举全力投入抗疫公益。2020年1月28日，方大集团捐赠2亿元抗疫资金，按照湖北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用于湖北省、武汉市肺炎疫情防控、肺炎病情救治和一线医护人员保护。2020年3月6日，方大集团又向辽宁省捐赠抗疫资金1亿元。疫情期间，方大集团捐款位列全国“抗疫企业英雄榜”制造业首位。 在防疫物资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该集团还想办法在全球采购紧缺防疫物资，先后向湖北、辽宁、江西、甘肃等地区累计捐赠22万瓶维生素C片、17.9万个医用口罩、9.3万瓶乙醇消毒剂、9.4万套防护服、110万只医用手套、1.5万双防护靴、5000副护目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持续贡献一个民营企业的力量。 不仅如此，该集团所属企业还坚持做到“三个不减”：不减员工、不减工资、不减福利。2020年疫情之下，该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方大特钢生产经营效益不仅没有降低，通过大力加强精细化管理和降成本，实现了“三个增长”：增人员、增工资、增福利。2020年，方大特钢招聘退伍军人、应届毕业生、特殊人才等308人，员工工资、福利费用分别较上年度增长24%和20%。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 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及企业治理）投资近年来呈现出指数型成长态势。笔者认为，它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ESG投资是市场自发的、对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日益积累的“市场失效”现象的一种纠错机制。它试图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挑战，降低技术快速变革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伦理冲突及社会矛盾。ESG投资力图把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尽可能“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实质上是在重新定义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引领，全球兴起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浪潮。中国也在1978年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带来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人类社会迎来了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后工业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半个世纪，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可能超过了之前数千年的总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也导致各类风险，矛盾不断积累。例如，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视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外部性，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如过度砍伐森林、占用耕地、排放温室气体或污染物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断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消失、收入/贫富差距扩大；企业激励员工过度工作、过度竞争，导致员工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为抢占市场，企业开发、营销令人上瘾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低价营销策略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甚至浪费）；企业过度获取、使用甚至交易客户隐私信息，或利用大数据来影响、控制客户的信息获取、价值取向、政治判断等；一些高科技企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开发、应用一些目前在伦理、安全等方面尚存争议的技术和产品；等等。 以上行为有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的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或监管，有的则因为对其所造成的伤害很难识别与鉴定，令监管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市场化导向及利润驱动下，上述企业行为没有受到法律和监管约束。但它们产生的社会危害却不容忽视。虽然这些危害短期内看似无足轻重，但如果放任自流、日积月累，相关风险和矛盾很可能变得不可逆转或无法调和，甚至有可能酿成自然或人文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强行介入，通过行政干预来管制企业行为、防范风险积累，则有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扼杀企业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 在这一背景下，ESG投资诞生了。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决定使用自己手中的资本，试图通过“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来引导被投资企业采取自律行为。那些对环境不友好、不关心员工福利或公司治理混乱的企业，即便其财务表现优异，ESG投资者也避而远之；而那些主动保护环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主动改善公司治理的企业，即便因此承担额外成本或损失，ESG投资者也积极成为它们的股东，用手中的资本来支持这些企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ESG投资者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尽可能把自身商业行为对环境、社会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鼓励企业主动重新划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新的企业边界之内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要求企业对ESG相关要素做强制性的信息披露，避免了“有形之手”对市场运作的直接干预，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ESG投资越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支持和实践。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在被新冠疫情强化的历史趋势之中，数字经济可谓最为亮眼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及其对实体产业的冲击非但没有影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反而因其带来线上化、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后者的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然而祸福相依，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垄断问题日益凸显，侵害消费者权益，危害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久前甚至因为不满政策监管，出现了一司（脸书）锁一国（澳大利亚）的奇观，平台企业的影响之深之广十足令人侧目。 如此情况不能不引发多方面的强劲反弹。在汹涌民意的支持之下，全球范围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浪潮席卷而来。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2021年2月7日，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也制定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对部分大型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业已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过程中。从二十年平台经济发生发展的趋势看来，本质上是资本扩张，驱动则为技术进步，外观呈现网络效应，对于我们而言，反垄断已由“远在天边”前驱到“近在咫尺”，需要认真对待。 反垄断法：动态演进的政策性法律 应当说，垄断对于东西方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古代先贤孟子就对此有栩栩如生的描画，“有贱丈夫焉， 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点出了其不当利用优势开展竞争的本质，而当时确实也已经“有司者治之、征之”。 然而我们所谈论的垄断、反垄断法并非由此而来，而是源于对西方法律的引入继受。因此，判断反垄断的行业影响首先需要对这套反垄断法律体系有一个客观全面的了解。作为维护一国（一个司法区域）市场竞争秩序稳健有效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向来有着“经济宪法”的美称，不过其定位也需辩证看待。 回顾历史，某项法律之所以能被认可而广为执行，或者是国家对市场约定俗成原生秩序的接受（如民法等），或者是立法机构对百姓心中道德律令的挖掘转化（如刑法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法律是被发现而非发明出来的，即使这样，其有效性也需要时间的考验与锤炼，类似民法刑法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法律条文，其渊源可追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 反垄断法则与此不同。以全世界反垄断法的“母法”——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例，彼时，底层民众、中小企业主、反垄断党、联合劳动党纷纷掀起了诸如绿背纸币运动、平民主义运动（格兰奇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等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抗议浪潮，政府也不得不以相关法律的出台予以回应。但是这部以回应政治诉求为主的法律也始终充满了政策性质，并将其影响带给了前来学习的其他国家，政策性质也因此成为了反垄断法的底色。 当一部法律充满了政策色彩时，它又会主要呈现哪些面貌？首先，不同于一般法律，反垄断法充满了政策的时效性，其制度要素因“与时俱进”而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看，制度规范与规制对象的脱节并不仅仅是平台经济的个案，事实上，早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之初，法律就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而是将其留给司法机关进行个案判断。当我们衡量反垄断法对行业影响时尤其需要关注此点，按照一般法律执行“套路”回应则有可能南辕北辙。 其次，也因为其政策性质，反垄断法还与其他政策存在竞合关系，过去主要是产业政策，现在更多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安全等。在竞合过程中，反垄断的一些精神和原则有可能会被其他政策吸纳并贯彻，但也存在其作用被杯葛的现象，比如先前各国执法机构对大型平台的“姑息”就源自保护创新的考量。并且在实践中，反垄断与其他政策各有专门的执法机构落实，其执行力度也需要相关行业监管部门的配合。 最后，同样是由政策性质决定，甚至这种政策还具有“经济宪法”的性质，这往往会导致两方面后果。一是高层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很多时候是由民众短期内集中反映引起，执法机构本身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则未必能数十年如一日地高强度作业。二是非常态化，垄断是市场秩序失衡的病态反映，然而这种病态的认定与否还需要一系列的价值判断。病态不可能长期持续，带有主观色彩的病态则更不能。 除了规范文本外，对法律的透彻理解还需要观察制度执行。在反垄断领域，主要的执法类型包括罚款/征特别税、拆分和公有化，威力固然不小，但也各有缺陷。对于罚款/征特别税来说，由于具有垄断地位，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支付的成本很容易被转嫁出去，并且对于政府来说，只获取收入而不真实解决问题也是对公信力的伤害打击。 对于拆分来说，前提是对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市场有充分了解甚至是具备“上帝视角”，考虑到平台企业结构的复杂性，纵使其负责人也难以达到上述要求。另外，即使做了拆分，其作用也不好确定，比如在为数不多的前期案例中，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拆分曾被认为是推动了通讯领域的创新发展，实现了反垄断目的，然而真相却是技术创新而非行政执法才是打败垄断的真正功臣。不仅如此，拆分带来的各种副作用也被各种非议，这种执法措施也就因此在大多时候被束之高阁。 罚款、征税、拆分都不好使，公用化是不是个好的出路？在美国，已有学者提出由各类公共组织而非私人掌握对大型平台的控制，我国前期也有类似声音传出。然而，一方面，公有化并不适合于所有领域，特别是需要市场进行充分竞争的领域，另一方面，这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民众、乃至反垄断法自身的价值追求相悖。 不过，执法措施过于“刚猛”的意思并不是不能用，而是不会常态用，在具备民意基础的当下，反垄断执法也确实是悬于企业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另外，实践中也出现了强制开放垄断平台企业关键资源、对特定技术产品编写专门规范等新的执法趋向，总之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因此，短期承压与长期平稳是看待反垄断的一体两面，需要辩证把握。 平台经济：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在波澜不惊最多小打小闹数十年后，反垄断领域突然风云际会，狼烟再起，主要因素就是世界范围内平台经济的崛起，并且其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而呈现为社会问题甚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而这正是反垄断所面临的新问题。 过去，反垄断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然而，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节点日益丰富，网络化趋势明显且呈现强大的自我演化能力。一方面，以大型平台为代表平台经济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会主动吸纳整合网络化资源而自我强化。因此，反垄断所面对的其实已经是作为网络化的社会现象，其问题并不仅在于个别大型平台及其行为。 本来，反垄断已随着技术进步以及理论革新对垄断状态的再解释而归于沉寂。这是因为，在早期反垄断观点看来，市场是实现充分竞争、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方式，所以才要打压害群之马，维系理想市场结构。然而在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发现”并论证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经历诸如“泰勒革命”、“福特流水线”等管理革新之后逐渐成为创新和效率的倡导者而非过去的阻碍者，害群之马因此成为宝马良驹，企业与市场并列而为组织经济的两大有效手段，上述理论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在此情形下，行为于是替代结构成为反垄断的关注对象，后来还由于行为及其后果判断的不确定性（不能精确判断哪些行为构成垄断、对其规制是否有效等），反垄断在行为主义指导下走入冷却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今，这一行为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替代潮流因平台经济的崛起而遭逆转，平台快速崛起而为新的组织经济手段，不但与市场、企业三足鼎立并且呈现旺盛的发展潜质。以欧盟《数字市场法》法案为代表，大型平台被赋予“守门人”等特殊角色，结构主义以新的形式再次回归，同时也代表反垄断执法在当下一段时间内将更趋严厉。 反垄断的上述转向有其深刻原因。事实上，大型平台的出现并不仅是企业类型的简单增加，其所代表的平台经济不仅代表了新的技术、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是日益活跃的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具体到反垄断领域，平台经济的优势早已不是体量规模，而是技术及其商业应用对个人和公共领域的渗透并因此成为公共设施甚至是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平台经济的触角极大延伸，结构日益复杂，并且由此建立的优势还会自我强化和发展。 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挑战首先在于打破了垄断优势不可传导的经验。过去反垄断放松管制的一个理由在于企业在原有市场的优势不可在领域之外无限复制，当其扩展至发展的“天然边疆”后就自然停顿，市场效率也在此时达到“最优”。然而平台经济往往是双边甚至多边，在原本规模优势的加持之下，当基础生态搭好之后，对周边领域的蚕食鲸吞自是水到渠成之势。 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第二重挑战在于数据要素的加入。一则，各国现行法律对于数据权利的归属并没有理想的规定，理论阐释也还未臻于完善，对大型平台的反垄断执法很难做到“口服心服”；二则，数据问题不仅涉及个人隐私，也涉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在价值上也有安全与效率的两难；三则，大型平台将数据与算法、算力优势结合，对中小企业建构护城河，对消费者进行歧视待遇；不仅如此，大型平台如苹果等甚至反向操作，利用数据安全（隐私伞）作为竞争优势，反垄断由此还可能面临与数据安全政策的竞合。 另外，平台经济对反垄断的挑战还在于其独特的发展文化以及资本对这种文化的异化。不同于传统企业对当下利润的追逐，平台经济更重视所谓“长期价值”，在资本的加持下，国外如亚马逊国内如淘宝等都忍受了长期的亏损期，并因此造就了其成功的神话。本来，价格是触发反垄断的重要信号，然而在可以长期亏损的平台经济面前，这一信号却失灵了。并且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大量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被排除在这个资本游戏之外，成为砧板上待价而沽的鱼肉，这无疑对市场创新生态有着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最后，平台经济垄断优势的“坐大”也离不开技术因素的影响。一则，平台经济的驱动因素是技术，社会规范的进步源泉是经验，相对于经验，技术的推动作用无疑更强，在很大程度上，平台经济垄断就是技术等因素推动下自我演化的网络化趋势得不到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规范有效治理所产生的后果。 再者，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一直面临着促进创新的压力，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各国有是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是维护市场秩序的不同，但在需要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当今世界，执法者普遍对大型平台尤其是本国平台“投鼠忌器”。毕竟，未来技术发展主要呈现为融合创新，大型平台无疑最有实力和动力来推进。这也意味着反垄断立法执法未来可以考虑“去道德化”，不一定以企业状态或行为在道德评价上是否负面为前提条件，而是以发展后果是否侵害反垄断保护法益为主，“对事不对人”。 具体到各个国家，反垄断所面临的平台经济挑战还是有强有弱，笼统说来，美欧等西方国家挑战要大于我国。一方面，其司法区域内的平台经济生长于私有制的土壤之中，缺少公有制经济和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大型平台对社会资源的动员、组织和运用能力甚至优于政府，这对兴起仅一两百年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重大冲击。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国平台经济仅投资端依赖全球市场，国外大型平台如脸书、推特、亚马逊等投资和消费都在全球开展，对其反垄断规制不仅涉及多国协调，其中甚至还存在大型平台向相关国家寻租乃至勒索的情况。这样，在维护竞争、促进创新和保障安全等多重价值的纠结中，在本领恐慌和地位替代的忧思中，欧美国家平台经济反垄断将不断“进两步、退一步”，其影响不仅直接涉及我国企业海外业务，也会以法律继受的方式间接作用于我国其他相关市场和企业。 金融反垄断：外部挑战内部化 无论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枢纽地位，还是因为在跨时空、跨主体调配社会资源对国计民生的服务作用，亦或是因为收益获取与风险暴露时间错配产生的财富幻影，金融都是平台经济志在必得的“流奶与蜜之地”，由此也意味着平台经济反垄断风险也将顺势传入金融领域，对从业企业合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行业此前并非反垄断的传统领域。在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之初，反垄断规制领域仅包括贸易及商业领域，生产制造甚至都不在其中。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公有制在传统金融领域的领导作用，金融行业长期没有经受反垄断的压力（仅有零星的反不正当竞争案件），金融领域与反垄断的正面遭遇正是起于互联网大型平台企业的“野蛮人”叩门。 因为反垄断压力主要是从外部而来，其影响大小轻重也就主要沿着传导的作用链条而展开，这样，在相关业务领域中，支付自然首当其冲。首先，由于与电商、社交、文娱等交易的密切结合，支付最易从互联网领域向金融领域渗透，其次，进入金融领域后，支付也最容易向信贷、理财等业务延伸，其持牌也最具有性价比，第三，支付作为金融领域少见的高频交易，能够留存大量且有价值的数据，这点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中尤为关键，最后，也由于支付的上述作用，其也可被看作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竞争手段而成为平台企业的“标配”。 从平台企业优势投放的路径来看，渠道将成为反垄断关注重点。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创新和产品研发的专业能力和品牌信誉，大型平台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平台及其产品生态，并且由于金融并非高频交易且此次商业模式革命（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方法论主要由大型平台定义，这种优势鸿沟甚至难以跨越。 结合前期情况，大型平台的发售渠道对于线上渠道薄弱、地理上偏居一隅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意义尤其重大。在大型平台借此扩展生态、补充资金的同时，中小金融机构同样摆脱了监管基于物理条件的控制，看似两全其美的同时却也滋生了相应风险，其与大型平台的联姻在过去是资产，在未来则可能是负担。 总之，由风险产生路径决定，反垄断在金融领域的压力首先会由大型平台承担，但其他科技企业、金融机构或者是因为模式相似、或者是因为业务合作、甚至是因为整个监管环境的进一步趋严而同样承受压力。但从结果来看，反垄断结合行业监管将进一步强化“科技的归科技、金融的归金融”这一趋势，科技企业需要回归理性，金融机构则需要抢抓先机。 展望未来：与时俱进的反垄断及其影响 诚如著名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波斯纳法官所说，如果失败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惩罚，哪怕市场上还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在竞争，这种竞争也只不过是人为的、造作的。反垄断既面临有效规范外部对象的压力，也存在从理论建构到执法手段全面革新的需求，其处理的案例虽然立足当下却也影响长远。放眼未来，在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历史进程中，相关行业领域可能存在如下趋势： 首先，从制度执行情况看，反垄断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只针对若干企业，但所有相关企业乃至行业都将承压。然而反垄断毕竟还面临与保护创新等的协同，并且作为将来创新主要模式的融合创新也还需要大型平台的参与支持。事实上，针对作为网络现象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措施自身也需要网络化，需要与其他政策执法结合而常态化，考虑到成本及确定性，其近期可能的方向是行为监管（包括行业反不正当竞争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另外，对大型平台监管的经验也会沉淀，行业在经历疾风骤雨之后，可能迎来连绵不断的梅雨时节。 其次，沙盒监管可能发挥更大作用。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监管沙盒一方面固然为企业提供了业务创新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也促使制度建设和监管能力随之同步进化，这对规则执行变动不居、平台经济问题丛生的反垄断来说不啻一曲福音。另外即使是已经成熟的业务，在大型平台加载之后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在大而不倒及根治问题的取舍中，沙盒监管确实能提供效率最高、影响最小的解决之道。 最后，市场化监管辅助机构，特别是监管科技企业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一直存在所谓律师与经济学家之争，能将其有效结合的专门机构凤毛麟角。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反垄断执法当局资源有限，其作用发挥自然少不了类似机构的辅助。另外在平台经济领域，由于问题由科技产生，自然也主要应由科技解决，一些新的规制措施，比如前文提及的强制开放垄断平台企业关键资源（如数据等）就需要智能合约等前沿科技的支撑。有理由相信，在解决了可用性、安全性和商业可持续等问题之后，监管科技有望搭乘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东风，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春天。
2月2日，瑞丽医美、医美国际两家上市公司股价涨幅分别达到3.39%和4.30%。与此同时，医美赛道也于今年1月诞生了市值千亿元的上游企业，力撑“黄金赛道”的桂冠，这也将资本的目光继续引向上游。 近期，医美标准化产品供应商而庭科技宣布获得纽菲思集团的战略投资。而庭科技创始人Jaspe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融资主要用于产品的研发。“现在整个医美市场都是在抢时间和速度。虽然而庭科技还是初创企业，但预计今年可以在江浙沪地区的渠道扩展到30家医院。” 扎根江浙沪医美上游再迎新玩家 1月25日，医美标准化产品供应商而庭科技宣布获得纽菲思集团的战略投资，融资额未公布，双方将在产品、渠道方面进行战略协作，进而快速建立品牌形象，提高产品渗透率。天眼查App显示，而庭科技2021年1月19日刚刚成立，这家初创公司想打造的是渠道和品牌壁垒，目前主要面向B端数量众多的医美医院，提供标准化产品。 行业数据指向国内庞大的医美机构数量，确实可让而庭科技有利可图。天眼查App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3.5万家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的医美相关企业，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医疗美容、医美、整形”。此外，现有的3.5万家医美企业中，有3550家受到过行政处罚。其中，超过三成的医美企业行政处罚达到3条及以上。有3153家收到过法律诉讼，近半数企业法律诉讼信息在3条及以上。仅在2020年这一年，医美企业新增法律诉讼数量、失信信息、被执行人、经营异常、行政处罚和严重违法信息数量分别为1067、434、2093、297、760和14条。 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2020年）》指出，合法合规开展医美项目的机构仅占行业12%，连锁机构数量依然相对较小。记者梳理目前已上市的医美企业发现，美股上市公司医美国际，作为中国第三大私人美容医疗服务提供商，将中国地区和新加波的医疗美容中心加起来也仅有21家。港股上市公司瑞丽医美，全国私人医疗美容机构数量为4家。 而庭科技创始人Jasper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近些年医美机构发展速度虽快，但市场上绝大多数连锁医院占据的市场份额依然很小，在医美市场监管有限的情况下，不同医美机构在产品供应上有非常大的差距。 “大的连锁医院已经有自己的标准化流程和经营逻辑，但更多的B端小企业产品非常参差不齐，标准化不够的情况下，不同的医美机构就会为了利润最大化，随便选择一个当地的供应商。而一个成熟的行业，底层商品一定是相同的。而庭科技的目的就是通过扩张医院渠道，提供完全标准化的产品，覆盖术前、术中和术后修复。”Jasper说道。 而庭科技的战略投资方上海纽菲思医疗美容集团现共有4家分院，分别位于上海和安徽。Jasper告诉记者，纽菲思在江浙沪的影响力，能够帮助而庭科技更好地拓展产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后续研发涉及到的临床试验更好展开。 “一切顺利的话，上半年在现有的医院营收应该可以达到800万元，同时也会加快下半年融资的步伐，预计今年可以在江浙沪地区扩展到30家医院。”Jasper说道。 一条道走到黑不如“B+C”两手抓 根据Jasper介绍，现阶段而庭科技提供的产品，医用冷敷贴仍是大头，即大众认知上的“医美面膜”。 不过，仅“医美面膜”市场来看，想要增加营收，排名靠前的品牌无疑更偏重C端渠道。 标点医药数据显示，按销售额测算，2019年我国贴片式医用皮肤修复敷料市场上，敷尔佳、创福康和可复美排名品牌前三。天猫数据显示，在李佳琦直播间打响名气的敷尔佳，仅2019年“双11”当月旗舰店的销售额就突破9000万元。 此外，市场占比排名第二的创福康，母公司创而生物已于去年12月提交招股书申请科创板IPO。从招股书来看，在2013年以前，创尔生物主要以经销模式为主，产品通过经销商销售给医院及药房等终端机构，但从2018年开始，产品的直销比例逐渐加大，通过线上渠道等直接销售产品的比例高达60%以上。 而庭科技半年800万元的营收目标和敷尔佳一个月9000万元的实际营收对比，差距显而易见。对企业而言，加重产品向C端销售是否是未来提升竞争的必要手段？ 娇美希北京凯丽汇美创始人、娇美希医美运营安全顾问、团火科技首席战略顾问赵思衡向记者介绍，从产品定位上，不是所有B端产品都适合从C端销售出去。“‘医美面膜’最开始应用场景是用于医疗术后修复，B端主要用于光电项目术后、皮肤科和整形外科术后伤口护理，术后无菌，干净卫生清洁，不会或者避免产生二次刺激和感染的这样的产品，最开始主要供应医院和医美机构。B端的‘医美面膜’从制作工艺到安全技术的规格要求，都是非常精准的，需要专业的医生来介绍护理方式和方法，患者术后使用要配合医嘱等治疗方案的。这就注定它不能向C端市场使用的‘医美面膜’一样，回家贴一贴就可以。” Jasper则向记者透露，随着公司未来SKU的增加，而庭科技也会增加C端的产品线，不会仅提供“医美面膜”。“不可否认，随着医美市场逐步的扩大，产品供应势必会往上提升。但而庭科技的壁垒不在产品，而在整体的渠道资源。医美领域作为灰色地带较多的行业，如何标准化、规范化，在法律上没有问题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正因如此，我们才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起我们的品牌和渠道，加重和医院彼此之间的联系。” 天津医科大学讲师王者香向记者介绍，从品牌竞争上来看，C端的布局是必要的。“品牌与品牌之间的赛道竞争，会促使他们都做C端的触达销售。事实上对每一个医美品牌而言，起步都是一样的。如果别的牌子做了这件事，自己没做，那么在市场的占有就是落后的。所以不管是为品牌形象的树立，知名度的推广，还是销量，在和同类型其他品牌竞争的前提下，他们也会越来越重视C端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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