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5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从新房上涨和下跌城市数量看，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为57个，相比4月份的50个明显增加；房价下降的城市数量维持11个；二手住宅方面，房价上涨城市数量为41个，比4月份增加4个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北京的二手房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明显上涨，其中，环比1.8%的涨幅位列全国第一。 2020年楼市已逐渐复苏！ 第一个话题：楼市逐渐回暖的内在逻辑？ 近两个月国内楼市暗流涌动，局部火爆的楼市场景正在一些城市重演。 还是那句话：疫情之后才是真正检验一个城市实力的重要时期。 就拿北京来说，5月的楼市热得让人发慌。 数据显示，上个月全北京二手房销售量达到2.1万套，新房高达5000套，合起来共计2.6万套。这个数值，是2017年“317新政”以来的最高值。 为何在政策如此严苛的今天，以北京为首的楼市还如此火爆？ 因为疫情只会滞后需求，但不会消灭需求。从去年10月份开始，楼市已经进入低迷期，金九银十也变成了铜九铁十。 而人们结婚要买房子，孩子要上学，购房需求每天都会存在，积压了半年多的购房需求迫切需要一个释放的窗口。 此外，全球疫情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经济短期内难以走出低迷期。为了提振经济，就需要放水养鱼，但养鱼要有足够的水才行。 所以你会看到，上周刚发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M2增速高达11.1%，就是我们多次降准降息、大量货币投放叠加的结果! 房地产，一端连着投资一端连着消费，对刺激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 第二个话题：买房前后这件事都要注意！ 一直常说：买房赚钱，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楼市不是提款机，不是误打误撞，拿到一本秘籍奇书，照此心法，直接成为武林高手的。 过去有很多人在资产上涨周期中，用尽了杠杆加上赌徒心态的投资行为，恰恰赚到了钱。这部分人，谁说得清是运气还是能力使然？ 很多人平常投资搞得风生水起，却忽视了自身潜在的风险短板，一旦风险暴露出来，再多的财富也会毁于一旦。 周末聚餐听到一个朋友的事，尤其让人感慨。他去年加杠杆北京买的二套房，为了房贷拼命赚钱，谈业务出差熬夜……没想到两个月前突发脑溢血，送去医院ICU，医生说：活多久，就看准备了多少钱。 住了半个月、花费将近60多万，身上数不清的针孔，人还是走了。还有年迈父母未能尽孝，房贷压力陡然落在收入不高的妻子身上，压的喘不过气来...... 多少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还要挣钱养伴侣。生病、失业、房贷，一场意外就会把整个家庭打回原形。 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短板效应”：木桶能盛水的多少，是由这个木桶中最短的木板决定的。你风险最薄弱的一块，决定了你财富的水平。 家庭要持续投资积累财富，但是往往很多人却忽视，如何做好“安全兜底”。 今天我再次很认真的劝大家：一定要做好托底的最基础保障，保护好自己和家人，避免突然的意外导致现金流变为负数。 为什么要一定？很简单道理，人都是靠身体赚钱，人没了，拿什么赚钱？ 我首先想到的是保险，我接触的非常有钱的人都很认可保险作为资产配置的底层核心产品，现金和保险一样非常重要。 但保险不能瞎买，保险本身涉及金融、医学、法律三方面知识交叉，必须做到量身定制才行。 如果不了解这些就买保险，往往是钱花了一堆，最后风险也没挡住。身边出事理赔才后悔的案例，我见过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了。 说了这么多，到底该如何开始规划？如何避坑？ 多次推荐了，值得信赖的平台：三笛规划。 它是一家第三方保障规划平台，他们不推销保险产品，更不为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做广告，能做到专业、科学、客观。 这家平台备受市场的信任，原因就在于针对不同的家庭，量身定制最适合的家庭保障方案。毫不吹牛地说，一份真正合适的方案，会比传统机构省下30%-50%的费用。 这就好像患病之后，我们要先找医生诊断，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同理，他们根据每个人的财务情况、保障需求，个性化定制保障方案，真正做到「量体裁衣」。 ①如果你还没有保险，可以自己量化家庭风险缺口。搞清楚应该买什么险种，能保什么不能保什么，身体有小毛病该如何投保，需要多少额度，花最少的钱买最齐的保障； ②如果你有了一些保险，去做一下保单排查分析，一张张的了解买的值不值，是否还有保障缺口，查漏补缺。 为了不让大家在保险里踩坑，我和三笛争取，原本需要599元的保障规划服务，三笛团队限量免费100个名额，给予大家再体验一次。 不管之前有没有买过保险的都可以去体验，真心希望每个朋友能去预约下这服务，正视风险，正确应对，审视好家庭的保障缺口，补齐短板，守住财富，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
对于保险业而言，这次“航延险风险”是一次极好的“向善”教育机会。“航延险”本是一个创新型产品，它针对现在社会的“痛点”，很好地分散了消费者的“延误和取消风险”，同时，对于缓解因航班延误可能导致的矛盾和纠纷，也起到了一定的化解和积极作用。 日前，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航班延误险获取保险赔款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利用亲朋好友的20多个身份证件，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航班延误险，通过伪造索赔文件等手段，作案900多起，获得保险赔款300余万元。消息一出，不仅是保险业为之震惊，在互联网传播力的推动下，更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大多是法律和新闻工作者，同时，也许多热心民众参与其中。 从总体情况看，社会舆论和议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围绕着“罪”与“非罪”展开，即从法律的角度，围绕“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讨论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或“保险诈骗罪”，参与讨论的基本上是保险业和社会的法律专业人士，他们是各持观点，各抒己见。但更多的是社会民众，也包括保险从业人员，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既然保险公司推出了这种产品，就应当“保得起，赔得起”，而不能“只赚不赔”，更有人认为，动用公安和刑法这样的“公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于目前警方披露的信息仍十分有限，所以，很难“就事论事”地进行评判，更无法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近年来，保险领域的各类诈骗案件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案件均具有很强的“专业”特征，一些犯罪团伙，一方面是对保险行业的情况非常了解，特别是保险行业经营管理的漏洞，甚至采用内外串通，里应外合，进行所谓的“套利”；另一方面是不惜大量的投入，把保险诈骗案件做得“天衣无缝”，如一些医疗保险的诈骗团伙，甚至打通整个医疗产业链，而汽车事故的伪造场景，堪比电影摄制的片场，不仅让人惊叹他们的“专业水平”，同时，也让人觉得有点“防不胜防”。由此可见，保险诈骗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合同条款问题，也不是保险行业凭“一己之力”就能够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的齐抓共管，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共治，因为，保险是现代社会风险管理和保障人民生活安宁的基础制度。 这次“航延险风险”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国虽已号称是全球第二大的保险市场，但无论是保险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还是社会和民众的保险意识，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因此，“粗放”就成为了我国保险的基本特征，不仅是保险行业经营管理的“粗放”，也包括了社会和民众认知的“粗放”。纵观全球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从“粗放”到“成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利用好每一次“危机”，并把它转化为成长过程中的反思、学习和进步，只有这样，我国保险行业才能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在这次“航延险风波”的讨论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人们更多地是围绕具体的案情，围绕着条款和法律适用，在法律和保险经营层面进行讨论和争论。但殊不知，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度都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总结，都是服务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可能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因此，在讨论所有问题之前，要先回答现代社会的保险制度“为什么”的问题。保险是人类社会在与风险抗争过程中，认识到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共渡难关，薪火相传，因此，就有了原始的互助，后来又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保险。如果要问保险的初心是什么，其实，就是人性中互助友爱的光芒，是人性中“善”的体现。因此，“善意”是保险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投保人都是心怀“善意”而来，如果离开这个“初心”，特别是在事后的评价和判断，依然可以置“善”于不顾，那么，所有的理论和专业，所有的雄辩和论证，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善”是保险，乃至社会的根本，更因为“君子务本，本立道生”。 这些年，在发展市场经济，也包括发展保险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与“初心”的渐行渐远。“市场经济制度”肯定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向善”，“善”更是保险的“初衷”与“本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急功近利思想的作用下，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法无禁忌”就可以做，甚至热衷于“打擦边球”。其实，做什么和怎么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和为了谁。保险，是一个准公共产品，其社会性是不言而喻的，从理论上讲，保险行业只是社会风险基金的管理者，因此，保险诈骗，最终侵害的是其他投保人的利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对“保险诈骗”单独列罪，并严加处罚的内在逻辑。 面对这次“航延险风波”，法律也面临着“向善”的思考与反思，尽管从“技术”层面看，在这次的争论中，不少法律人士参与其中，他们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既言辞凿凿，又娓娓道来，各种观点是各执己见，见仁见智。但如果回到“森林”的层面，从立法精神的视角看，也许就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久前刚刚颁布的《民法典》，就强调了我国民商事法律关系调整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二是明确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三是强调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四是强调“合同目的”的作用和地位。用这四条的任何一条，去观察和分析“航延险风波”，无论是诚信，还是公序良俗，无论是投保目的，还是索赔手段，特别是伪造证明材料，相信即使是一个非法律工作者，也不难得出判断和结论，因为，法律的初心同样是“善”，其本意是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体现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对于保险业而言，这次“航延险风险”是一次极好的“向善”教育机会。“航延险”本是一个创新型产品，它针对现在社会的“痛点”，很好地分散了消费者的“延误和取消风险”，同时，对于缓解因航班延误可能导致的矛盾和纠纷，也起到了一定的化解和积极作用。同时，从产品开发，特别是在经营的初期，是具有较好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依托“中航信”平台，能够实时地获取航班的相关信息，如乘客、航班和延误取消等信息，因此，就能够支持移动终端的承保与理赔服务，为客户提供良好的客户体验。但从“航延险风波”看，行业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好事，为什么没有办好。 近年来，随着民航领域的信息化服务水平的快速提高，保险公司在经营“航延险”的信息优势不再，社会大众均能够非常便捷地获取相关航班和航路气象信息，更何况是身在这个行业的李某。这客观上，改变了“航延险”领域风险信息博弈的基础和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不少保险公司“不堪重负”，退出这一领域的内在原因，而有的公司则将目光转向国际航班，因为，就一个相对较长的国际航班，延误和取消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从这一点看，保险行业要认识到，保险的本质属于认知科学，而认知科学属于计算科学，在科学进步，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如何认知、预测和经营风险，需要行业重新认识和思考，更重要的是与时俱进地打造核心能力，否则，就可能处于“弱势”地位，陷入“尴尬”境地。 科技，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善加利用，能够福祉社会，如果利用不当，则可能给社会带来破坏。保险科技，已经成为保险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保险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向善”，还要推动保险科技的“向善”。近年来，保险业，特别是一批新锐保险科创企业，专注利用大数据，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展保险反欺诈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技术已嵌入业务前端，能够及时地发现“可疑”信息，如伪造的航班延误证明材料，通过与“中航信”平台，是很容易查证和识破的，这样就能够将保险诈骗案件遏制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到900个案件发生后，才发现问题。此外，大多数保险欺诈案件是钻了保险经营管理的漏洞，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呈高速发展的态势，由于业务形态特点，使得传统的风险管控手段失灵，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技制技”，即利用科技手段防范科技犯罪，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同时，行业的信息共享也是遏制保险诈骗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中保信在保险行业信息共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所有的问题，也许最终都会归结到一个点，就是保险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理念与能力。近年来，保险主体增加的比较多，各家公司都希望尽快“做大做强”，于是，客观上加剧了市场竞争，导致许多新公司没有时间和空间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甚至是基本的经营管理能力，因此，市场秩序始终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同时，互联网保险，特别是互联网非车险成为了行业发展的重点，也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加上一些门户和渠道的强势地位和“漫天要价”，使得保险公司不得不放弃经营的原则和底线，无形中给了各种保险诈骗以可乘之机。因此，要解决保险诈骗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基于科学经营理念的能力提升，特别是基于新技术创新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近年来，行业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即意时网的“碎屏险”解决方案，之前的“手机碎屏险”，由于缺乏科技风控手段，导致道德风险频发，赔付率急剧恶化，其中的保险诈骗情况不言自明，随后，意时网推出了基于科技和服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是按照“以技制技”的思路，通过“通关承保”的模式，创新性地解决了“先碎屏，后投保”的难题；二是打造“上门换屏”服务模式，既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又可以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可能存在的诈骗风险。 保险是一个“善”的事业，这就需要保险行业不断“向善”。“向善”，首先，要解决认识和觉悟问题，其次，要解决理想和情怀问题，第三，要解决技术和能力问题。中国人说：善行天下。中国保险应当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中“良知”、“与人为善”“忠人之事”和“成人达己”的深刻内涵与智慧。同时，保险业还肩负着普及保险的“善知识”，让社会和人们都能够真正理解保险的“善”，继而“向善”并“完善”，让保险的人性光芒普照神州。
自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已如发达市场央行一样，大幅降息，并开始尝试量化宽松（QE）或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等手段。根据渣打的研究，已有近11家新兴市场央行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QE，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收益率曲线。目前，购债规模还只占约GDP的3%。 传统上来说，QE等非常规政策更多被视作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工具，因为市场认为发达国家央行更具信用。新兴经济体则很少使用这类工具，除了部分央行信用、独立性不足外，资本外流风险大、外汇储备水平低也限制了QE在新兴市场的效力。相对而言，目前泰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南非、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能面临相对更大的风险。 渣打全球研究主管罗伯逊对记者表示：“如今关于新兴市场央行是否也可参与量化宽松的争论越来越多，例如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央行正在从事某种形式的QE，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我们认为，央行将不得不加大努力控制债券收益率，以保持较低的融资成本。QE已成新常态，不久后，YCC也会在发达和新兴市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目前，中国央行尚无开启QE的可能性，YCC也离得有点远，“放水养鱼”仍是主要思路。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对记者表示：“机构、老百姓对国债的购买需求仍高，因此央行需要做的是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财政扩张提供有利的货币环境。” 整理了11家新兴市场央行的购债情况 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购债效果存差异 一般来说，在短期内，央行购买计划可以通过降低长端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压平陡峭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有助于将货币宽松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 渣打表示，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央行更多使用QE，而新兴市场较为克制，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差别较大。在发达市场，较低的隔夜利率对实体经济的传导相对简单。各国央行下调隔夜利率，尽管收益率曲线可能趋陡，但收益率曲线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市场认为发达国家央行是可信的，所以市场判断，今天的降息意味着利率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走低，这将导致整个收益率曲线下移。发达国家央行还通过前瞻指引和债券购买支持这一进程。 但到了新兴市场国家，传导就不那么简单了。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认为，今天的降息可能是明天的加息——例如，新兴市场央行在降息后，又可能会为了吸引急需的资金流入或防止本币崩溃而被迫提高利率。如果政府债务水平（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续，这种情况就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本地货币债券市场的抛售会随之而来。因此整体而言，QE和YCC的实施在新兴市场更具挑战性。简单来说，在新兴市场，让急需的货币流入实体经济更难。 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央行在抵消这种本地债券市场抛售的风险方面做得很少。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新兴市场的收益率曲线整体更为陡峭（上升1%-4%），10年期实际收益率大幅上升（上升2%-10%）。尽管它们的隔夜利率较低，但长端实际收益率较高，这意味着货币状况实际上在收紧，导致经济产生更多的痛苦。最终，新兴市场央行还是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资本来保卫本国货币。 不过，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与2008年的大危机存在两个重要区别，也使此次新兴市场央行需要采取QE。 首先，新兴市场央行这次的宽松行动普遍比发达国家央行更积极，后者因缺乏政策空间而难以进一步降息。但在全球避险需求上升时，新兴市场风险溢价也攀升，这导致降息等政策无法有效压低债券收益率，因此需要进一步使用QE。 其次，相比2008年时本币债务市场欠发达（更依赖美元债），现在新兴市场更依赖于本币债券市场（LCY）融资。因此，新兴市场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危机中以较低利率借款的能力，已成为如今支持经济复苏的重要渠道，这使新兴市场央行更有必要用QE来确保本地债市稳定运行。 外资持债比例和外汇储备是关键 渣打银行团队研究了11个新兴市场央行，它们都已经开始某种类型的QE。总的来说，这些购债在短期内还是能够有效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压平收益率曲线，将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这些央行资产购买计划还确保了它们进一步降息的剩余政策空间。 渣打认为，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购买计划仍适度且易于管理，大部分不超过GDP的3%。短期内，决定这些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外国投资者拥有的政府债券份额和各国的外汇储备水平。 具体而言，资本外流的潜在范围越小、外汇储备水平越高，新兴市场央行QE就越有效。如果外国投资者持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债务，投资者逃离的风险也相应更大，但这可以通过大量的外汇储备来抵消，用于货币防御。较高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国的货币防御机制，可以减少投资者对汇率变动的担忧。 就这两个因素，在上述11个央行中，泰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南非、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土耳其等国尽管外汇储备很低，但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本国债券份额较低，这使得资本外流风险减少，为其提供了汇率上的保护。 未来，如果新兴市场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或更为激进，可能将加剧投资者对其债务货币化的担忧。于是，在投资者考虑新兴市场QE的有效性时，央行能够实现通胀目标以及政府债券的规模（占GDP的比例）等其他因素将变得重要。 在对抗通胀目标方面，目前新兴市场央行，除土耳其以外，都表现良好。而在政府债务规模上，由于债务规模越大，QE就越需要对长端债券收益率产生预期效果，这造成了债务货币化的相关风险，或至少是央行长期将持续扩表。尽管在发达市场，这点似乎不足为虑，但暂不清楚投资者是否会对新兴市场央行的类似举措持有同样的容忍度。从这点上来看，巴西、匈牙利和南非的政府债务规模最大，其政策效力将因此降低，面临一定风险。
6月16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调升147个基点，报7.0755，上一交易日中间价7.0902。同时，央行未进行逆回购操作，今日有600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600亿元。 由于美联储15日宣布将启动购买单个企业债券的消息提升了市场风险偏好，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显著下跌。截至纽约汇市尾市，天下跌0.61%，收于96.7090。 平安证券最新观点则认为，美元指数难以继续显着下行，因为当前市场风险偏好过高，一旦欧美疫情出现反复，全球市场风险偏好有望显着回落；另外短期美国经济仍将好于欧洲，欧元难以继续大幅升值；而美股高位震荡加剧，叠加国际贸易局势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会抑制美元指数的继续大幅下行。 招行金融市场部方面认为，在本轮风险偏好下修完毕后，市场的恢复会进入一个相对偏慢的时期，美股会从急涨变为缓涨，美元汇率也将由急跌变为缓跌。在这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可能维系当前的相对低波动率。人民币汇率将维持在7.03-7.13的区间内。
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著名的《黑天鹅》一书的开头这样定义黑天鹅事件：意外性、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的可预测性。最近，金融市场的“黑天鹅事件”再度频飞。老牌上市公司安信信托3月份“因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向上交所申请股票停牌，随后连续发布五次停牌公告。随着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安信信托逾百亿信托产品兑付逾期、项目踩雷、业绩跳水等浮出水面。深陷困境的安信信托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复牌后股价连续跌停。 安信信托是目前A股仅有的两家以信托公司为主体的上市公司之一，也是上交所唯一一家上市信托公司。这一事件余音绕梁尚未解决，最近又传出四川信托因大面积的项目踩雷和产品兑付逾期“出大事”了。上周五，众多投资者集聚四川信托总部成都川信大厦讨要说法，负责接待的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文称，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遇到流动性困难，在考虑处置资产和引进战略投资者。他对投资人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一分钱，5月份拆借了9亿元已经消耗光，连总部所在的川信大厦也早已抵押出去了。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沦落到此番田地，对投资人来说也是“活久见”的事。 作为大类资产管理行业，在国家降低整体杠杆率的政策导向下，信托业因从事的业务范围较广，资本金要求低、业务模式较为灵活，项目利润率高，近年获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通过与地方政府平台类项目的合作，一家中型信托人均利润甚至是国内头部银行业的数倍。因其特殊的激励机制，一些项目负责人做两单业务就能实现财务自由，可以退休了。 在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行业门槛不断降低，风控日渐粗放型，以至出现什么资产都可以证券化、信托化、通道化的。过去几年间，不少信托产品、理财产品销售的都是正规银行信贷无法做的过量债务堆积的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还有一些资产失真，管理层无法真实穿透，“臭鱼烂虾都打包在内”，这些有毒的高风险通道类产品，项目现金流和收益都不满足信贷市场的授信要求，但是通过涂脂抹粉的包装，居然可以通过信托和银行理财来实现“通道融资”。 在货币宽松和大面积资产荒的年代，由于流动性的极度宽松，少数钱多人傻的中小法人银行打着“做大资管、做大通道、做大表外、做大投行”的四大战略，盲目开展委外业务，把卖理财产品融来的体系内外资金高进高出“配”表外资产，看上去表内加表外的资产规模“肚子”鼓得很大，但“一肚子草、甚至都是气”。大量资金在非实体部门空转，一些传统信贷无法逾越的项目通过绕道信托或者其他通道，轻松获得资金，尤其以民企类、市政项目和房地产项目为最。唯一的诱惑在于，双方都敢开高价。前几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信托融资，资金成本都在15%左右。 当一个行业所投项目大部分没有现金流覆盖，而是通过不断的再融资实现现金流时，最终就演变为一场庞氏融资，其风险不言而喻。当规模足够大，分散的个体风险累积到市场所不能承受的极限时，必然出现“安信”和“川信”这样的“末日轮事件”。那些飞蛾扑火的资金瞬间灰飞烟灭。应验了西方的“火鸡理论”：“喂你投食的那只手可能是最后拧断你脖子的那只手”。因囿于经济环境和下行风险加大而一再延长过度期的资管新规，年底终将落地。某种意义上说，两起信托风险事件的出现，说明对庞氏融资和影子银行的清算已拉开序幕。 2019年，银行业飞出三只“黑天鹅”。若干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峡口，是一个重大事件。特殊年景里，货币和监管当局以快刀斩乱麻的动作雷霆出击，央行、财政（中央汇金）、宇宙行和地方以洪荒之力，尽最大可能降低其对市场的冲击，全力维护金融稳定。从包商恒丰到锦州，三家小银行因为外部人资本挪腾的控制术和少数人极度贪婪的内部人控制，暴露了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上致命的短板。今年以来，疫情加剧经济下行风险，中小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劣化。 中国有句老话，水落石出。而今年以来的几轮货币洪峰充裕的流动性短时间淹没了风险的礁石，但累积的问题并没有消化。在中小银行获得喘息之机，近年来狂飙突进的以信托为代表的通道和资管类非银机构却一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而鼻青脸肿，满脸是血。这既是必然，又是宿命。 通道类业务没有资本金约束，有了牌照，行业就没有门槛，可以闭着眼睛盲目加杠杆，理论上“可以想做多大做多大”，可以做到无穷大。一些看似高收益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项目，因市场持续低迷，相当一批项目沦为庞氏融资，一些市政类项目抵押物都是形同虚设，不符合标准，甚至公益用地、医院、公园、人行道、大妈跳街舞的空地，都拿来抵押包装成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去卖。等项目所筹资金消耗光，再融资无门、市场彻底断流，大面积违约出现，信托踩雷就成躲不掉的“宿命”。 过去几年间，因为没有资本金约束，盲目加杠杆发展，超出安全边际一路疾驰的信托机构系统的脆弱性增大，必然出现如安信、川信“账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的猝死事件。它们死于持续过度兴奋、膨胀失控后严重的大失血。这也说明，以信托业的野蛮发展，通道类业务的失控，已构成中国影子银行风险的重要环节。如不引起高度重视，极有可能重蹈上世纪90年代信托业的风险，甚至会触发系统性风险的引信。 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欧债危机后的一篇文章中说，每一场危机都把我们推向金融世界中“伟大的死亡边缘”。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几乎定期发生在地球生命的演化历史中，像寒武纪末大灭绝造成90%的地球物种消失，或者白垩纪第三纪的灾难造成的恐龙灭绝。如果说这种自然界的“伟大的死亡”是因为气候变化破坏了全球的自然环境，而金融机构的“伟大的死亡”往往是因为一场人为的灾害缓慢而痛苦地改变了金融体系和秩序。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近年来，金融系统不同板块的跨市场风险事件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金融体系的跨市场风险、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复杂有机体，所有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都是相通的。次贷危机后，美国人说金融体系就像是水泵房内的动力学结构图，而不是会计手中简单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它也不完全按照液压物理学规律运转。它就像到处都是水管、锅炉和储水罐的复杂迷宫，液压阀、水管装置和辅助泵无所不在，并彼此精巧地相互连接。次贷危机的教训证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部类这种唇齿相依的咬合对危机触发、发展和深化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信托类非银金融不仅为存量资金提供中介融通，而且还能创造信贷、高能货币和购买力，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管道型系统中，每个市场主体都是互为关联的转轴和齿轮。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市场整体比较脆弱，各类信号政策频繁，多重政策叠加，各种信号此起彼伏，其间的碰撞和扰动强烈，特别要防止监管竞赛导致政策叠加的风险。非常时期的政策要有弹性和韧性，让市场有充分的时间来吸纳和消化政策效应。如果过于刚性，简单粗暴地“霸王硬上弓”，可能会造成市场结构性脆断，甚至系统性坍塌。 金融系统是如此复杂，其中非线性的骨肉关系的相互纠结缠绕，注定了每一波风险都不是孤立的事件，每次新的挑战都会引起链式的连锁反应。今年下半年，随着资管新规落地，要特别注意房地产、资本市场和以信托为代表的资管市场风险的内在联动性。这几个市场本质都具有高杠杆属性，并因此而呈现风险的独特性。20多万亿的资管规模与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着复杂的“输油管道”般的嵌套和关联，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近年来野蛮生长的影子银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利益共同体，又是命运共同体。 一个环节出事可能就会火烧连营，甚至可能把整个系统推入“一片火海”，其风险处置难度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传统认知。一个市场发生险情，会迅速传导到相关市场，并互相强化共振。这种病毒式、管道化传播也是金融体系致命的脆弱性所在。 同理，在这个“水泵房”和“水电气”相互交缠的复杂系统中，任何一个“小泵房”水管破裂或者电光火石的事故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甚至触发灾害的“链式反映”，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Domino effect）的效应。在这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一旦触发，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整个系统的坍塌。一个复杂的高杠杆交易型系统一旦出问题，其严重性不是用程度来衡量，而是用级别来衡量。 所以，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信托等非银领域，针对个体风险要有总体预案、及时做好风险隔离，防止风险的“链式传导”引发断层性的崩塌，防止恐慌和风险共振的病毒性发酵式传导，危及整个系统安全。
博力威近日披露了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拟募集资金合计约4.4亿元，将用于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自主创新招股说明书显示，2017年至2019年，博力威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67236.10万元、88177.91万元和94599.66万元，2018年-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1.15%、7.28%；净利润分别为3344.82万元、6322.19万元和7007.42万元，2018年-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89.01%、10.84%。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呈持续增长态势。博力威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组及锂离子电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且具备良好的成长性。公司具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具备有效管理体系和成熟的管理团队，具备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2017年至2019年，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4.02%、3.89%和4.45%。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研发与技术人员346人。其中，研发人员152人，占总人数的10.9%。公司构筑了包括开发工程师、结构设计工程师、电子硬件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产品测试工程师、自动化设计工程师及工艺工程师等领域人才为一体的研发人员体系，为持续推出新产品、不断优化产品生产及提升产品质量提供保障。巩固主业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拟发行不超过2500万股（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募集金额合计约43991.29万元，将用于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在公司的产品结构中，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的毛利率处于较高的水平，且收入占比持续提升。2017年，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的毛利率为25.39%，2019年提升至28.38%；2017年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35.44%，2019年提升至46.60%，利润贡献稳步提高。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是公司主打产品之一，也是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基于对行业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公司计划扩大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的生产，有助于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公司指出，将加快母子公司研发资源的整合进程。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拟进一步完善公司现有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增加集经营报表管理系统、智能化数据分析系统、经营风险管理系统为一体的智能化商务运营决策平台，在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方面提升信息的时效性、全面性及准确性，为公司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提供准确的决策支持。此外，公司拟将募集资金中的4000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六大风险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存在经营风险、技术风险、内控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发行失败风险六大风险。经营方面，公司指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的产能将继续增加。这对公司的产品销售提出了更高要求。若未来市场环境或产业政策发生较大变化，销售渠道拓展、市场发展前景未达预期，新增产能销售构成一定压力。公司存在因扩张产能带来的产品销售风险。技术方面，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持续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工艺的先进性。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现有4位核心技术人员，取得205项专利。其中，25项为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32项。同时，公司掌握了电池组智能管理、电池组关键结构件设计、高性能锂电储能器件制备以及锂电池制造设备和工装治具自主设计四大核心技术。如公司无法持续吸引核心技术人员，并加强对上述技术成果保护，公司将面临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技术泄密风险。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15284.9万元、18049.84万元和23937.29万元，占流动资产比例分别为30.99%、33.25%和39.32%，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26.26%、27.44%和32.68%。随着经营规模扩大，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可能进一步增加。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存货规模有所增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6706.06万元、24626.42万元和23833.55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3.87%、45.36%和39.15%，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8.71%、37.44%和32.54%。公司表示，随着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存货金额可能会持续增加。若公司不能保持对存货的有效管理，较大的存货规模将对公司流动资金产生一定压力，且可能导致存货跌价准备上升，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及运营效率。
业内专家介绍，价格风险具有系统性，纯粹的价格保险难以大规模推广，而收入保险同时承保产量和价格，二者本身具有相互对冲效应，从而更具可保性。 近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向各会员单位及保险公司下发关于开展2020年“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启第五年试点工作。蓝鲸保险关注到，中央一号文件中，“保险+期货”已连续五年被提及，不过，在2020年，试点工作安排由“扩大”升级为“优化”，措辞的变化，自然也反映试点工作的成效。 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保险+期货”尽管能够为涉农产业主体提供管理风险工具，但在试点推广过程中，仍然面临价格发现机制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场外期权制度缺陷等制约因素，保障农产品价格的主流产品，更应该向收入保险模式靠近。 保险+期货跨界合作，兜底农产品价格风险 为贯彻落实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政策精神，引导期货市场、保险市场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和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郑商所下发2020年“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 先来看方案，2020年“保险+期货”试点品种为白糖、苹果、红枣；试点工作包括全覆盖试点项目及分散试点项目，另设“农民合作社+场外期权”试点项目；实施县域分布在云南、广西、陕西、甘肃及新疆地区；试点服务对象为直接从事相关品种种植的农业经营主体。 “争取更多外部资金、提高保障程度、降低成本、增强规范性”，是2019年试点工作重点，为推动“保险+期货”的可持续及可复制性，在此基础上，郑商所2020年的重点考核范围还包括争取到的包括政府资金在内的外部配套资金占总保费的比例；项目设计方案对农户的种植收益保障程度；承保和理赔流程的规范性，尤其是理赔资金及时准确赔付到户的措施。 从定义来看，“保险+期货”本质是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功能的融合，为涉农产业主体提供管理风险的工具，农户可以在一系列风险转移中，得到应对应农产品价格变动而获得的最低价格兜底保障。 蓝鲸保险从业内了解到，各地“保险+期货”服务“三农”的基本模式是，农户等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产品，将价格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看跌期权，以及通过农作物产量再保险渠道进行再保险，对冲农产品价格下降和农作物减产可能带来的风险，转移自身承担的价格风险；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在期货市场进行相应看跌期权操作，进一步分散风险，最终形成风险分散的闭环。 郑商所自2016年以来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工作，目前已进入到第五年的试点工作。一方面实现了期货行业与保险行业的跨界合作，利用期货市场解决了农业价格保险“再保险”难题；另一方面，使农户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收益。 从相关标的物来看，除玉米、大豆等传统农产品外，目前“保险+期货”也进一步扩展到特色农产品领域，白糖、橡胶、小麦、棉花、鸡蛋等多个农产品陆续开展农产品期货价格保险试点。 参与试点工作的保险公司数量同样陆续增加，从早期的人保财险、国寿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等老牌大型险企，到中华联合财险、大地保险、中航安盟财险等，陆续获得参与资质，扩展“保险+期货”支农惠农范围。 不过，蓝鲸保险从业内了解到，在“保险+期货”试点模式中，保费资金来源主要是商品交易所、农业部拨调的支农资金，以及地方资金，项目并未纳入中央财政补贴，保费收入的绝大部分给了期货公司或子公司，保险公司实际留存并不多。 扩大试点工作有制约因素，专家建议探索收入保险 “保险+期货”已经连续五年在中央一号文件“露面”。不过，表述方式略有变化，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及要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要优化“保险+期货”试点模式，继续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 从“扩大”到“优化”，措辞的改变，也反映着试点工作的成效。随着五年的试点推进，“保险+期货”试点规模和覆盖范围稳步扩大，成为金融市场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模式。以郑商所为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已支持开展“保险+期货”试点75个，试点建设方式从小规模分散项目逐步升级为分散项目和全覆盖项目“点面结合”。 “从目前试点的实践情况来看已有一定成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向蓝鲸保险介绍，譬如通过“保险+期货”试点的推行，可实现农户价格风险转移的梯度效应。 不过，朱俊生也指出，“保险+期货”是典型的价格保险，受制于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关性、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市场容量、期货套期保值帮助保险公司规避系统性风险损失的效率等因素，目前只能根据套期保值的现实可行性决定试点的范围与规模，短期内难以大面积推开试点。 也有农险专家持有相似观点，“目前试点范围有所扩大，但规模较小，进一步推广意义不大”，且我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整体不活跃，大宗作物一旦通过“保险+期货”模式进行搭配，难以在期货市场上寻找匹配的交易对手。其指出，“保险+期货”制约的因素较多，存在价格发现机制不健全、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容量有限、场外期权存在缺陷、资金支持不足等多类问题，需要对相关条件进行完善以推动发展。 朱俊生建议，为了推动“保险＋期货”的发展，要将其定位为国家粮食价格风险管理市场化手段的重要工具，逐步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建立政府与保险、期货市场的风险共担体系，发展农产品期货和场内期权以及探索收入保险。“价格风险具有系统性，纯粹的价格保险难以大规模推广，而收入保险同时承保产量和价格，二者本身具有相互对冲效应，从而更具可保性，国际经验也表明，收入保险是发达国家承保价格风险的主体产品形态”。（蓝鲸保险 李丹萍 lidanping@lanj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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