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天量债务规模和仍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大的尾部风险。财政可持续条件仍有可能逆转：名义经济增长率可能持续低迷，通胀也可能超预期走高，推升利率水平。或许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导致风险溢价大幅上升，使得部分经济体陷入“越借越贵、越贵越借”的“末日循环”。 引言：宏观政策演变的历史视角 上世纪初以来，历次严重的经济衰退/萧条均对宏观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图1），此次危机也不例外。 1930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催生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伴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信奉的经济学教条，财政政策占据主导地位（Fiscal Dominance）；直至1970年代石油危机，英美发生“滞涨”（stagflation），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思潮（Monetarism）兴起，宏观政策由此进入“货币主导”（Monetary Dominance）阶段。 1980年代至2007年，在沃克尔和格林斯潘所确立的以短期利率操作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美国迎来了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产出和通胀波动性大幅下降，史称“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其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美欧经济步入“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美联储引领全球央行大幅扩表，开启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货币政策走向极致。 图1：宏观政策或进入财政主导阶段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今年“新冠衰退”（Coronavirus Recession）席卷全球，各国纷纷推出巨量的财政急救包，意欲挽狂澜于不倒。这一现象，揭示强调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再度兴起。如此轮回，乃由于利率已至“零下限”，主要经济体常规货币政策空间极其有限，货币政策走入死胡同。欧美央行不断扩张的资产负债表，事实上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界，损伤了央行的独立性，使得货币政策退居从属地位。与此同时，低通胀和低利率环境则打开了财政扩张的空间，全球宏观政策重新转向“财政主导”。 一、货币政策：从主导到从属 当前主要央行的利率政策事实上已无空间。以美联储为例，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三次降息合计175bp，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调低至0-0.25%并维持至2015年末。此后美联储开始缓慢加息（3年内加息9次至2.5%），试图将利率推离“零下限”以增加货币政策空间，但不得不因通胀下行而终止（图2）。2019年下半年，美国通胀持续低于2%，美联储降息三次，合计75bp。今年3月美国疫情爆发后，美联储两周内降息两次，合计150bp，联邦基金利率重回“零下限”。相应地，美国收益率曲线亦下行至历史低位（图3）。 图2：2018H2美国通胀持续下滑终结美联储加息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3：美欧收益率曲线处于历史低位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当利率面临“零下限”，负利率政策便自然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但不论从官方表态还是市场价格观察，全球主要央行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的概率极低（图4）。这首先是因为负利率政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领域，可能导致风险资产泡沫、资源配置扭曲等一系列问题。 图4：金融市场价格隐含负利率可能性极低 资料来源：Bloomberg、招商银行研究院 更重要的是，负利率政策很可能是一种紧缩性而非扩张性政策：负利率可能使得存款流出银行体系，减少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并引发挤兑风险；而其所传递的悲观信号，将进一步打击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不利于消费和投资的修复。从欧日央行近年实施浅度负利率政策的经验看【注释1】（图5），由于商业银行难以将负利率的成本完全转嫁给客户，负利率相当于对银行体系征税，并未达到预期的信用扩张效果，反而导致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为审慎。 图5：欧日央行近年来实施浅度负利率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考虑到负利率的风险，当利率面临“零下限”时，主要央行普遍采取扩张资产负债表的“非常规”（unconventional）货币政策操作（图6）。次贷危机后，美联储资产规模在六年内增加4倍，达到4.5万亿美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联储资产规模在4个月内膨胀3万亿美元。 图6：疫情冲击下主要央行大幅扩表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大规模扩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一方面，国债是央行扩表的主要标的（图7），这意味着央行为财政授信，并通过压低收益率曲线降低财政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美联储在财政部支持下所设立的表外信贷工具【注释2】，为财政参与信贷资源配置提供了通道，也使得政治干预货币政策成为可能。简言之，天量资产负债表规模，代表央行独立性的丧失：央行资产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受到财政/政治因素的影响。大规模的国债发行，使得央行的利率政策受制于财政政策，合谋将利率维持在低位。可见，财政政策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相应提升。 图7：国债是美联储扩表增持的主要资产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财政政策：重回舞台中央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天量财政刺激计划，使得政府杠杆率大幅跳升。美国已出台的三轮财政“刺激包”总额达3万亿，占GDP比重达13.9%。由于疫情仍在本土快速蔓延，美国大概率将出台第四轮万亿级财政刺激计划，目前两党正就此展开激烈磋商。据IMF估算，新冠疫情冲击后，今明两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杠杆率将跳升16.7个百分点至122%；美国的政府杠杆率将上升22.9个百分点至131.9%。疫情威胁下，各国政府普遍搁置了财政纪律。从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观察，财政刺激甚至与政府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的国家推出的财政急救包越大（图8）。 图8：各国财政刺激力度与政府杠杆率正相关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尽管主要经济体债务规模和政府杠杆率均创下历史新高（图9），但以IMF前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为首的诸多顶级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下，全球财政政策空间上升，相较货币政策也更为有效【注释3】。这事实上与当前各国所采取的激进财政政策立场一致。 图9：全球主要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大幅攀升 资料来源：IMF、招商银行研究院 日本的债务扩张经验无疑为各国实施财政刺激提供了支持。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公共债务持续增长，2019年债务总额已达GDP的237%。IMF预测，受疫情影响，今年日本的政府杠杆率将跳升至252%（图10）。即便如此，目前日本经济仍被广泛信赖，日元还具有一定的避险地位，并无爆发债务危机的迹象。日本一再刷新了全球对政府杠杆率上限的经验认知，为其它主要经济体提供了财政政策空间的有力参考。 图10：日本公共债务付息率持续处于低位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不难发现，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是日本高债务水平的主要支撑因素。首先，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降低了日本政府的负债成本。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1.99%降至2019年的1.53%。其次，次贷危机后日本的通胀并未系统性走高，除2014年外持续位于1%下方，这也使得日本央行一直将利率维持在零附近。更重要的是，次贷危机后至新冠疫情爆发前，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低于其GDP名义增速，成为日本高额公共债务可持续的重要条件（图11）。 图11：疫前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低于名义GDP增速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三、财政可持续的必要条件：i - g < 0 空前的债务扩张使得财政的可持续性（Fiscal Sustainability）存疑。从长期看，除赤字率外，财政可持续性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利率：利率水平越高，政府需偿付的公共债务利息便越高，不利于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二是名义经济增长率：名义GDP增速上升将通过分母效应降低政府杠杆率（公共债务/GDP），从而改善财政可持续性。 当前全球低利率环境无疑有利于增进财政可持续性：由于政府举债的成本下降，财政扩张的空间上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利率水平趋势性走低（图12），目前主要经济体利率均处于历史低位，部分国家甚至为负。 图12：上世纪80年代后全球利率趋势性走低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相较名义利率和名义增长率的绝对水平，两者的差额即“利率-增长率差”（interest rate-growth differential）对财政可持续性而言更为重要。若一国公共债务的加权平均利率（i）低于经济的名义增长率（g），或i–g < 0，政府杠杆率便会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反之，若i - g持续为正，那么公共债务将趋于发散/爆炸。 研究发现，“利率-增长率差”与诸多因素相关。首先是人口结构的变迁：老龄化叠加低生育将使得劳动人口趋势性收缩，抚养比上升，从而同时压低均衡经济增长率和利率水平，但“利率-增长率差”的变动方向并不确定。其次是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所提出的“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s glut，图13）：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际以及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意愿储蓄大于意愿投资，压低了全球利率水平，“利率-增长率差”因此下降。再次，主权债务风险（sovereign risk）与“利率-增长率差”正相关。此外，周期性因素和经济政策也与“利率-增长率差”相关：当经济陷于衰退时，名义经济增长率的跌幅可能超过利率，“利率-增长率差”将因此上升。此次“新冠衰退”中，主要国家的“利率-增长率差”也大幅跳升，由负转正。 图13：全球“储蓄”（经常账户盈余）趋势性上升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数据上看，2010年后至新冠疫情爆发前，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的名义利率均低于增长率 （i - g < 0，图14、15）。例如，2020年一季度，美国1Y国债收益率低于名义GDP增速2个百分点。目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和欧盟委员会均估计，尽管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美国和绝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名义利率-增长率之差将由负转正；但2021年主要国家名义GDP增速由于低基数原因将出现“报复性”反弹，“利率-增长率差”将重回负区间。 图14：疫前美国“利率-增长率”差持续为负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5：疫前英国“利率-增长率”差持续为负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财政可持续性讨论的是长期问题，短期内“利率-增长率差”转正并不会对财政政策形成约束，反而提供了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的理由，通过逆周期政策提振经济增长率，庞大的债务规模才可能持续。 四、低通胀：低利率的前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趋势性走低（图16）。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将通胀及通胀预期压至历史低位。以美国为例，在2012年5月至2020年6月的141个月中，美国PCE通胀仅有10个月超过了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最高值为2.45%。目前根据市场价格计算的未来5年/10年美国盈亏平衡通胀率（breakeven inflation）仅为1.5%/1.6%（图17）。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也预测，至2030年末美国通胀都难以回到2%上方。低通胀预期，决定低利率水平（i），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g），有利于达成i – g <0的条件。 图16：上世纪80年代后全球通胀趋势性走低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17：美国金融市场长期通胀预期低迷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次贷危机后需求疲弱而漫长的修复，被认为是全球通胀低迷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次贷危机后的十余年间，不论美国还是欧元区的经济均未能修复至危机前的潜在增长水平（图18）。新冠冲击可能再度压低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疫情及其防控“常态化”所带来的社交隔离和不确定性无疑将加大就业市场摩擦，同时抑制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意愿，这无疑不利于全球经济“再通胀”。 图18：次贷危机后美欧GDP并未修复至趋势水平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值得关注的是，从美国的经验看，菲利普斯曲线（the Phillips Curve）正日趋平坦化（图19）。次贷危机后至新冠冲击前，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下，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10月10.0%的高位逐步下行至今年2月的3.5%，但通胀中枢却持续维持在低位，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弱化，甚至趋近于零：2000-2009年，美国核心PCE通胀与失业率的相关系数为-0.22；而2010年至今，两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02。这指向即便疫后就业市场迅速修复，通胀仍可能在低位徘徊。 图19：美国菲利普斯曲线显著平坦化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当前全球央行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的“双重使命”（dual mandate）之下，疲弱的通胀将使得央行保持货币政策宽松立场，利率水平将维持在低位，为财政扩张打开了空间。目前美联储正考虑采取“平均通胀目标制”（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注释4】：在此框架下，美联储将把过往的通胀水平纳入考量，而非仅仅考虑当前的通胀水平及预期。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将在一定时间内允许通胀运行在2%上方，以“补偿”过往持续低迷的通胀。这或许正是“财政主导”的表现：由于美联储加息需要更为严格的条件，低利率有望延续更长时间。 五、财政盛宴的风险：“末日循环” 财政政策再度崛起，成为此次“新冠衰退”中宏观政策的主要特征。疫情冲击下，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天量财政刺激，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货币政策空间受限；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可直接纾困企业和居民，相较货币刺激更为直接有效。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疫情不灭，这场“财政盛宴”就不得不继续，否则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可能大幅受损，引发系统性风险。前瞻地看，即便疫情受控，各国疫后重建工作也将倚重财政政策工具。 尽管存在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支撑，但在史无前例的赤字规模之下，财政政策的继续扩张隐含着巨大的尾部风险。日本当前超过250%的政府杠杆率水平并非各国可直接借鉴的经验上限，欧债危机时期希腊的政府杠杆率水平就远低于这一水平，2011年峰值为181%（图20）。 图20：希腊债务危机时政府杠杆率远低于日本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风险首先来自于债务可持续条件的逆转，即“利率-增长率差”持续为正（i–g >0）。尽管在基准情形下，全球经济将于2021年实现V型反弹，但若疫苗研发进展或效果不及预期，疫情再次冲击已然疲弱的经济（图21）。名义经济增速持续低于名义利率，高债务经济体将面临严重的主权风险。在此情形下，央行或被迫实施负利率政策。 图21：疫情二次冲击将使得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资料来源：OECD、招商银行研究院 其次，通胀也有可能超预期上升。相对于需求拉动（图22），通胀上升的风险，更可能来源于供给冲击，新冠疫情叠加贸易摩擦对全球生产和供应链形成了严重扰动，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可能性显著抬升。更为重要的是，通胀仍有可能在政策刺激下走高，从历史经验看，战争时期的财政赤字冲击大多推升了通胀（图23）。虽然目前金融市场预期通胀将维持疲弱，但市场判断失误并不鲜见。若通胀超预期上升且持续超过通胀目标，央行进行加息响应，将推高“利率-增长率差”，加大债务/货币危机的风险。 图22：我国防疫和“宅经济”商品出口增长强劲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3：战争赤字与通胀水平 资料来源：MeasuringWorth、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再次，即便央行不提升政策利率，主权风险的上升也可能使得经济体陷入“末日循环”（doom loop）。政府为公共债务所支付的利息/名义利率，包含无风险利率（risk-free rate）和主权风险溢价（sovereign risk premium）两部分。即便无风险利率不变，风险溢价的上升也可能使得债务增长路径趋于发散（图24）。疫情冲击下，意大利、巴西等国家的主权风险溢价已经大幅上升（图25）。 图24：风险溢价上升可能导致债务发散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25：疫情冲击下部分国家风险溢价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Bloomberg、招商银行研究院 历史经验表明，当公共债务规模/政府杠杆率超过某个阈值时，由于主权风险上升，公共债务的名义利率与债务规模/政府杠杆率显著正相关【注释5】。这很可能使得政府举债越来越“贵”（政府债务的边际成本将大于平均成本），财务负担大幅上升，陷入“越借越贵、越贵越借”的负反馈之中，即“末日循环”，进而引发债务或货币危机。 结语：“祸福相依”的道理 在可预见的将来，“财政主导”注定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由于利率空间受限，各国将更多倚重财政政策进行“抗疫”及经济重启。天量债务的持续扩张，将使得央行资产负债表继续膨胀，其独立性也将因此受损。除就业和通胀目标之外，央行将不得不考虑财政可持续性，将利率维持在低位；而央行在财政支持下所设立的表外信贷工具，也为财政干预货币政策提供了可能，隐含扭曲资源配置的风险。 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为财政扩张营造了适宜的环境。一方面，低利率降低了政府的举债成本，特别是名义利率低于名义经济增长率增进了债务可持续性：政府杠杆率（公共债务/GDP）将由于分母的更快上升而下降。另一方面，低通胀将使得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立场，成为低利率环境持续的前提。 毋庸置疑，天量债务规模和仍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大的尾部风险。财政可持续条件仍有可能逆转：名义经济增长率可能持续低迷，通胀也可能超预期走高，推升利率水平。或许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导致风险溢价大幅上升，使得部分经济体陷入“越借越贵、越贵越借”的“末日循环”。 注释 1、欧央行于2014年6月将三项政策利率之一的存款便利（deposit facility）利率调整为-0.10%，而后4次下调至目前的-0.50%。涉及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两项利率，主要再融资操作（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和边际借贷便利（marginal lending facility）目前仍未进入负区间。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将日本银行超额准备金利率调整为-0.10%并维持至今。 2、今年3月美国出台的“关怀法案”中，美联储在财政部的支持下依据《联邦储备法案》第十三条第3款授权设立表外信贷工具，直接向个人和企业提供贷款。以十倍杠杆计，财政部提供给美联储的4，540亿美元可撬动4.5万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3、Blanchard， Olivier （2019）， “Public Debt and Low Interest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4）： 1197-1229． DOI： 10.1257/aer.109.4.1197． 4、“物价稳定”是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为美联储设立的双重目标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美联储内部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但在格林斯潘的坚持下未予公开。次贷危机后，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于2012年明确了与PCE通胀率挂钩的2%通胀目标。有鉴于次贷危机后疲弱的通胀，2016年耶伦强调通胀目标是“对称的”（symmetric），意味着通胀短期突破2%将不会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造成影响。目前美联储考虑将“对称通胀目标”进一步强化为“平均通胀目标”。 5、IMF对希腊债务危机的研究发现，政府杠杆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得主权风险溢价上升4bp。IMF最新研究还发现，债务规模越高，“利率-增长率差”通常越高，这一差值由负转正的概率也越大（不利于债务可持续性）。
近一个多月，多个部门开始释放调控房地产市场和收紧房地产企业融资阀门的政策信号。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形成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在此次座谈会之前，相关监管部门就已有意释放相关信号，明确房企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要着重降低负债规模和负债率。 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融资更严监管之下，房地产行业一方面要加快资金周转、降低拿地速率，另一方面，也要全面调整资产结构，谨慎业务布局。整体而言，政策收紧旨在进一步防范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由于房地产行业近年来资产结构已在逐步调整过程中，因此不会因为调整而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债务融资管理阀门再收紧 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会议指出，为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前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此次参加会议的房企包括12家，分别是碧桂园、恒大、万科、融创、中梁、保利、新城、中海、华侨城、绿地、华润和阳光城。 “对这12家房企将进行融资债务总规模的控制。”有关人士透露。据悉，此次明确的融资管理规则是此前业内多次传闻的“三条红线”：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1 。此外，拿地销售比是否过高、经营性现金流情况两个方面也将作为监管机构考察的重要指标。 “控债方式则是根据企业在上述监管指标的具体情况分类进行管理，共分为四档。”上述人士表示，若上述三项指标全部“踩线”，有息负债不得增加；若指标中两项“踩线”，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若只有一项“踩线”，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可放宽至10%；若全部指标符合监管层要求，则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可放宽至15%。 “相关管理规则不仅仅是为了降债，更是促调整资产结构。”上述人士表示，企业需于9月底上交降档方案，包括一年内如何降档、三年内如何全面完成符合“三条红线”的调整。若未达标，监管层将要求金融机构对相应房企的全口径债务进行限制。据有关人士透露，2021年1月1日起全行业将全面推行相关规则。 高负债扩张将被限制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研究员朱鹤日前撰文指出，从现金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两个角度来考察房地产企业相关债务的可持续性来看，2018年以来，房地产债务可持续性已经出现恶化，但由于近期杠杆率没有进一步提高，债务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之内。 业内人士表示，房企近年来整体负债增速是放缓的，不过，2020年房企发债仍保持一定规模，来自路孚特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4日，今年房企在境内市场发债达578亿美元，境外市场达219亿美元，境内市场发债量已经接近2019年全年623亿美元的水平。 东方金诚房地产行业高级分析师谢瑞表示，2020年上半年房企信用债、海外债和信托产品债券发行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4.22%、8.09%和7.94%。融资成本高的房企总体信用等级相对较低，土地储备质量一般，销售回款率相对较低，且债务规模大、财务杠杆过高、非标等刚性债务占比高，短期债务集中偿付压力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集中扩张期后，多数房企迎来集中还款期。穆迪中国房地产行业分析师团队负责人梁镇邦表示，在2021年，穆迪有评级的70家房地产企业的境内与境外债券到期量将有大约950亿美元，这一到期量水平相对较高。到2022年，到期量就会降至600亿美元左右。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比较大的房企竞争力相对较强，现金流压力可控，偿债风险不大，但一些评级较低的房企偿债风险相对较高。“整体而言，房地产企业近几年的负债增速是在放缓的，而且有评级的开发商一般对现金流把控较好，有能力和信心去应对未来12月内到期的债券。但相对而言，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房地产企业现金压力比较大，过去几年，出现问题的房地产企业也多是中小房企。”梁镇邦表示。 业内人士也表示，债务融资管理阀门再收紧旨在进一步防范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而且经过近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断落实“房住不炒”的精神要求，行业资产结构已经有改善，从而有了可以调整的空间，而不会因为调整而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 房企降速调结构已是必然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严控负债的背景下，此前房企依赖高杠杆扩张路径已明显受限，未来房企不得不降低购地速度，加速提高存货周转速度，加快去化，以扩大预售款规模。“对于存量表内负债占比较大的房企，以及前几年销售额不高而今年却大力度拿地的房企，新的规定影响会较大；而对于近两年本就在积极降负债的房企，影响是其预料之内的。” 一位房企财务部门负责人表示。 房企拿地速度或明显下降。有业内人士透露，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房企并未放慢拿地脚步，高溢价“地王”地块频出。“控拿地、降地价也是这次融资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述人士表示。 谢瑞也表示，一方面，融资规模的控制将对房企土地获取意愿产生影响，房企在新增土储方面将更加谨慎，加大项目自有资金投入比重，同时业务区域布局将更加优化，注重部分优质城市群的深耕，而不是盲目扩大进驻城市数量。另一方面，在房企销售回款未有显著回升及债务管理下，房企前期土地储备的开发进度或将有所放缓，在建及拟建项目的资金投入压力进一步上升，对施工结转节奏产生拖累影响。总体来看，在新增土储意愿下降及存货开发进度放缓的背景下，房企资产布局或将出现减速。 “房企首先最重要的应对措施就是加大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回款，加大资金储备量，项目拓展过程中降低对债券发行的依赖度；其次，需要坚持稳健财务政策，控制企业杠杆水平，提升资金管理精细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积极进行融资创新；此外，还应减少或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房地产主业，并加大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款项回收力度，减少非主业或其他关联方对房地产项目资金的占用。”谢瑞说。
投资要点 郑州经济财政和债务情况 2019年郑州市实现地区经济生产总值11589.7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8634.07亿元，在省会城市中均位居前列，但近几年增速放缓。2019年郑州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22.5亿元，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6，税收收入占比73.0%，财政自给率64.0%。2019年政府债务余额1967.3亿元，位于省会城市中游；整体债务率59.1%，位于省会城市较低水平。 郑州下辖各区、县经济概况 经济总量方面，金水区、郑东新区和经开区位居前三，但航空港区维持着10.2%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郑东新区2019年投资规模997.8亿元，位居第一，中原区、管城区、上街区和惠济区近3年维持着10%以上的增速。财政收入方面，郑东新区、新郑市和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97.8亿元、80.4亿和72.8亿位居前三；金水区、郑东新区和中原区税收收入占比超90%，其余基本维持在65%-70%区间；经开区、管城区和高新区财政自给率最高。债务规模方面，2018年航空港区、中牟县和新郑市广义债务规模相对较高，航空港区、中牟县和上街区广义债务率较高。 郑州城投平台总体概况 截至2020年7月底，郑州市有存续债券的城投平台共21家。市本级城投平台13家，区、县级平台8家，其中新郑市城投平台2家，航空港区、经开区、中牟县、上街区、巩义市和新密市各一家。市本级城投平台以AAA级和AA+级为主，区、县级城投平台以AA+级和AA级为主。 郑州城投平台投资策略 （1）性价比策略：以信用利差/打分结果作为性价比的衡量指标，新密财源、新郑政通、牟中发展、新郑投资和经开投发具有布局价值；（2）承载重要发展规划的区、县：郑州市2020年城市建设规划中，郑东新区、高新区和航空港区承载着重要的建设和投资任务，建议关注航空港区内唯一发债平台兴港投资；（3）区域主导、支柱产业：关注支柱产业与城投平台职能的关联性，郑州作为“米”字型高铁线网的建设城市，铁路建设相关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建议关注交通类平台中的地铁集团和郑州路桥。（4）关注尚未发债且综合实力较强的区、县城投平台发债计划，以赚取发行溢价。 风险提示 企业经营风险。 在《河南信用债深度挖掘》系列的第一篇报告中，我们指出，对于河南城投平台的挖掘需要深入到地级市层面。而从整体上来看，郑州经济体量和财政实力在河南位居首位，但债务规模也相对比较高，发债城投数量较多。因此，在河南城投平台的向下挖掘之中，我们首先从郑州入手，深入挖掘郑州市城投平台潜在的投资机会。 为了深入挖掘郑州哪些城投平台更具布局价值，我们将从下辖各区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入手，基于平台职能、所处区域以及估值区间，寻找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城投平台。 一、郑州市经济和债务情况 1.1、郑州经济情况 郑州，地处河南省中北部，是河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原城市群的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在货物运输上，京广线和陇海线这两条重要的货运铁路在郑州交汇；在客运上，郑州已经基本搭建完成“米”字型高铁线网。 随着中原城市群建设规划的推进，郑州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从经济总量上来看，2019年郑州市实现地区经济生产总值11589.7亿元，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6位，次于杭州和南京市，也是河南唯一一个生产总值超万亿的城市。 从经济增速上来看，2019年郑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5%，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8位，与另外6个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的省会城市相比，经济增速相对较低。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郑州2019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34.07亿元，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4，次于武汉、长沙和成都。 而从增速上来看，2019年，郑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17位，与昆明并列。整体来看，郑州经济实力处于省会城市前列，但近几年增速明显有所放缓。 在中原城市群的建设规划之下，郑州市持续保持人口净流入。2019年，郑州常住人口达到1035.2万人，次于杭州，位居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第7位。 从人口增速来看，郑州市近几年常住人口同比增速均维持在1.6%-2.3%区间，2019年郑州市常住人口同比增长2.1%，位居省会城市的第4位，高于合肥、武汉、成都等中部城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2019年郑州市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87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7.8%，但收入规模和增速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结构方面，郑州市已经由2010年前后的“二三一”结构成功转型为“三二一”结构，2019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2：39.8：59，且第三产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目前，郑州市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制造、家居和品牌服装制造、汽车装备制造和铝及铝精深加工业为代表的七大主导产业。在七大主导产业发展的带动下，郑州也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装备制造两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和客车的重要生产基地。 1.2、郑州财政情况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加快，郑州市财政实力也得到稳步提升。2019年郑州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22.5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6位，同比增长6.1%，增速略有下滑。 在主导产业的加快发展之下，2019年郑州实现税收收入892.9亿元，在一般预算中收入占比73.0%。同年一般预算支出1910.67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6位。财政自给率64.0%，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第11位。 郑州市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入1415.4亿元，同比减少-1.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257.3亿元，占比88.83%。综合财力测算结果为3330.8亿，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36.7%，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比42.5%，而中央政府补助、动用调节基金及地方债发行等占比20.8%。 1.3、郑州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从债务规模来看，2019年，郑州市政府债务余额为1967.3亿元，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10位，债务规模整体处于中游水平。以（地方债务余额/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为债务率的衡量指标，郑州市整体债务率为59.1%，位于全国省会城市中的较低水平，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从各省会城市存量城投债分布来看，截至2020年7月底，郑州市城投平台存续债券规模987.1亿元。郑州有存续债券的城投平台以AA+和AA级为主，占比分别为45%和30%。 从城投债到期结构来看，2021年-2024年是郑州城投债的集中兑付期。其中，未来一年内城投债到期规模214.5亿元，占比21.7%；未来一至三年到期债券规模493.3亿元，占比50.0%。 整体来看，郑州市经济体量较大，但近几年增速有所放缓，政府财政实力和债务规模处于省会城市的中游水平，债务率相对处于较低水平。郑州市发债城投平台资质相对较高，但未来1年以及3年内面临较大的债券偿付规模。 为了深入挖掘郑州哪些城投平台更具布局价值，我们将从下辖各区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入手，基于平台职能、所处区域以及估值区间，寻找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城投平台。 二、郑州下辖各区、县经济财政和债务概况 2.1、郑州下辖各区、县经济情况 郑州市下辖6个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区、上街区和惠济区），5个县级市（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和登封市），以及1个县（中牟县）。在行政区划分基础之上，郑州也形成了航空港综合试验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和郑高新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新郑市、荥阳市和巩义市是河南省综合实力排名最高的全国百强县市，经开区是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为国家级高新区，航空港区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航空经济先行区。 经济总量方面，郑州市下辖区、县中，金水区、郑东新区和经开区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越了1000亿元，位居前三，分别为1752.5亿元、1139.6亿元和1059.0亿元；航空港区、巩义市、二七区和新郑市依序次之，分别为980.8亿元、801.2亿元、754.8亿元和720.3亿元，其余区、县地区生产总值均在700亿元以下。 从经济增速上来看，航空港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速维持着10.2%的高速增长，高新区和二七区的经济增速也维持在7.5%左右。除此之外，金水区、中原区、管城区的经济增速也超越了郑州的整体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郑东新区2019年投资规模997.8亿元，成为郑州唯一一个投资规模接近千亿的区、县。巩义市、航空港区和金水区分别以746.0亿元、698.3亿元和623.5亿元紧随其后，其余区、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维持在600亿元以下，惠济区和上街区投资规模相对较低，维持在300亿元以下。 从投资增速上来看，各区、县增速有所分化，中原区、管城区、上街区和惠济区近三年始终维持着10%以上的增长，二七区、金水区和巩义市增速有所放缓，而荥阳市、新密市和新郑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同比有所减少，2019年增速分别为-3.9%、-15.8%和-6.4%。 2.2、郑州下辖各区、县经济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郑东新区、新郑市和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97.8亿元、80.4亿和72.8亿位居前三，金水区、中牟县和荥阳市依序次之，其余区、县公共预算收入均在50亿元以下。 从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来看，航空港区和高新区保持着9.5%以上的增速，中牟县和郑东新区依序次之，而中原区和二七区则增速相对较低，维持在2%以下。 税收收入方面，郑东新区2019年实现税收收入90.8亿元，位居第一，金水区、新郑市和经开区紧随其后，但体量约为郑东新区的55%-65%左右。 从税收收入占比来看，郑州市下辖各区出现分化，管城区、新密市、中牟县、和巩义市税收占比维持在65%-70%左右，而金水区、郑东新区和中原区税收收入占比则超过了90%，其中金水区税收收入占比最高，为94.5%。 财政自给率方面，经开区、管城区和高新区的财政自给率最高，分别为130.4%、121.4%和111.7%，金水区和惠济区依序次之，均维在90%以上；中牟县、登封市、巩义市和新密市财政自给率相对较低，均不足55%，财政收支缺口相对较大。 2.3、郑州下辖各区、县地方政府债务概况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方面，已披露数据的9个区、县中，航空港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5.6亿元，位居第一。若以2018年债务规模数据为基础，航空港区、中牟县债务规模相对较高，分别为154.4亿元和118.4亿元，其余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均在100亿元以下。在专项债发行放量的带动之下，航空港区债务规模较2018年增长39.7%，增速仅次于政府债务余额规模最低的金水区。 负债率方面，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GDP）为负债率的衡量指标，2018年中牟县、上街区、高新区和航空港区的负债率均高于15%，分别为33.8%、23.6%和21.0%和19.3%，中原区、新密市和金水区负债率则相对较低，在6%以下。 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般预算收入）作为债务率的狭义衡量指标，2018年航空港区的债务率最高，为364.3%。而郑东新区和金水区的债务率则在50%以下，分别为46.9%和15.0%，债务率相对较低。 城投债余额方面，2019年底郑州发债城投平台分布于市本级、航空港区、新郑市、经开区、中牟县、巩义市、新密市和上街区，其余5个区、县没有存续城投债券。市本级存续债券规模268.9亿元，占郑州市规模的33.7%；航空港区2019年底存续债券规模322.6亿元，占郑州市规模的40.3%，较2018年增长141.6%。其余5个区、县存续城投债规模均在100亿元以下。 进一步，若将城投平台有息债务纳入政府隐性债务的考察范围，航空港区2019年广义债务规模1059.79亿元，较2018年增长259.3亿元。以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城投有息债务）/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地区债务水平的衡量指标，则航空港区债务水平最高，达100.0%；中牟县和新郑市依序次之，但远低于航空港区。 以（地方债务规模+城投有息债务）/一般预算收入作为广义债务率的替代衡量指标，则航空港区、中牟县和上街区2018年广义债务率最高，分别为1889.2%、477.4%和423.7%。 整体来看，郑州市下辖各区、县中，金水区、郑东新区、经开区和新郑市资质位于第一梯队，经济总量和财政实力较强，但债务水平较低，金水区和郑东新区目前没有存续城投债。 航空港区、二七区、管城区、荥阳市和巩义市资质位于第二梯队，经济总量和财政实力相对较高，除航空港区外，各区债务水平处于中游水平。但航空港区较高的债务规模，与其战略发展导向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也将其放入第二梯队，而上街区、新密市、登封市、惠济区等区、县资质相对较弱。 三、郑州城投平台概况 截至2020年7月底，郑州市有存续债券的城投平台共21家，存续债券123只。具体来看，市本级城投平台13家，占比61.9%；区、县级平台8家，占比38.1%，其中新郑市城投平台2家，航空港区、经开区、中牟县、上街区、巩义市和新密市各一家。 从存续债券规模来看，市本级和区、县级城投平台存续债券规模分别为317.5和674.4亿元，占比分别为32.0%和68.0%，其中航空港区以423.7亿元的存续债券规模在郑州城投债中占比达到42.7%。 从评级分布来看，市本级城投平台以AAA级和AA+级为主，其中AAA级3家，AA+级7家。区、县级城投平台以AA+级和AA级为主，其中AA+级2家，AA级4家。 从存续债体量上来看，郑州市城投平台债务规模分化明显。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兴港投资）以423.7亿元的存续债券规模一家独大，紧随其后的郑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新郑新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存续债券规模仅为兴港投资的20%-25%左右。 从城投债到期分布上来看，市本级和巩义市的城投平台未来1年到期的债券占比较高，分别占存续城投债规模的33.7%和66.7%。而航空港区、经开区和新密市的城投债在未来1-3年内面临将集中兑付，占比分别为59.0%、76.9%和100.0%。上街区和中牟县未来3年内债务兑付规模较小，债券兑付期集中于未来3-5年。 为了进一步探究郑州市城投平台是否具有挖掘价值，本文将基于对市本级和区、县级城投平台的梳理，结合各区域城投平台的收益率水平，给出郑州市城投平台的投资方向。 3.1、郑州市本级城投平台梳理 郑州市本级城投平台共13家，除郑州交投地坤实业有限公司无评级外，市本级城投平台集中分布于AA+级。其中，评级AAA级的有3家，分别为郑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AA级的有2家，为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郑州路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余7家平台评级均为AA+级。 根据城投平台在区域内承接的政府项目，郑州市城投平台主要可以划分为交通建设类、土地开发整理类、公用事业类、基础建设类和国有资本运营类。 （1）交通建设类平台 交通建设类平台中，包括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集团）和郑州路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路桥）。其中，地铁集团负责郑州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和运营，在郑州轨道交通行业处于垄断地位。截至2019年底，公司已完工5条轨交线路。公司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票款服务，但由于地铁的公益性特征，公司目前尚处于亏损状态。 郑州路桥，负责公路施工、高速公路运营等，公司主要以BT模式、普通工程总承包模式和PPP模式参与项目施工建设，业务集中于市政道路、公路、桥梁及隧道建设等承接项目包括京珠澳高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环郑州都市圈综合交通工程等。 （2）土地开发整理类平台 土地开发整理类平台中，包括郑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地产）、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郑住投）。其中郑州地产负责郑州市内的土地开发和整理，郑州城建为其全资子公司。公司资产主要体现在母公司，但收入主要由子公司贡献，母公司自身营收及利润规模相对较低。 郑住投，为郑州地产的全资子公司，负责郑州市经济适用房、公租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运营管理。公司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经适房、公廉租房、商品房的开发与销售以及安置房的开发，房屋出租和物业服务的占比相对较小。 （3）公用事业类平台 公用事业类平台中，包括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公投）、郑州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郑州水投）和中原环保(行情000544,诊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原环保）。其中郑州水投为郑州公投的全资子公司，而中原环保为郑州公投的控股子公司，郑州公投持股比例为68.7%。 郑州公投，负责郑州市城市市政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及投融资。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于供热务、供水及污水处理业务。 郑州水投，负责郑州主城区范围内供水业务的运营和发展。截至2020年3月底，公司已投运水厂8座，合计供水能力167万立方米/日。公司供水业务范围覆盖郑州市城六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及荥阳市区等区域，实现对130多万户家庭的供水。 中原环保，负责郑州市主城区的污水处理业务。截至2020年3月底，公司拥有已投运的污水处理厂 13 座，污水处理能力达145万吨/日。除污水处理业务外，公司也在逐步布局供热及工程施工业务，成为营业收入的有效补充。 （4）基础建设类平台 基础建设类平台中，包括郑州城建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郑州城建）、郑州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郑州交投）、郑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建投）、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发投资）。其中郑州城建是土地整理类平台郑州地产的全资子公司，郑州交投和郑州建投是郑发投资的子公司。 郑州城建，为郑州市区四环以内城区道路和桥梁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主体，收入主要来自于以PPP模式开展的基建项目开发及投资收益。截至2020年3月底，公司在建工程已完成投资占比约90%，未来投资支出规模较小。 郑州交投，负责市区四环以外城区道路、桥梁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运输场站、物流设施、尝试基础设施和通信管线的投资及管理等。 郑州建投，负责郑州市基础设施建设、安置房建设、商品房建设等，业务多元化程度较高。从收入结构来看，工程施工是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2019年收入占比约50%，而工程施工主要由子公司郑州路桥承接。 郑发投资，为郑州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承担郑州市重要路网、管网及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业务包括交通建设、公用事业和地产开发。交通建设板块，主要由子公司郑州交通、郑州建投和交运集团承接。 （5）国有资本类平台 国有资本运营类平台，为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郑州控股），负责国有存量资产处置、公交运营及房地产开发等业务，是郑州市重要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 3.2、郑州区、县级城投平台梳理 郑州市区、县级平台共8家，占比38.1%，其中新郑市城投平台2家，航空港区、经开区、中牟县、上街区、巩义市和新密市各一家。我们将逐一梳理各区、县和城投平台的整体概况。 （1）航空港试验区（航空港区） 航空港区，位于郑州市南部，是我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航空经济先行区。在国务院批准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下，航空港区的战略定位于：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也获得郑州市政府的多项政策和资金支持。 从产业发展上来看，航空港区重点发展具有临空指向性和关联性的高端产业，主导产业包括航空物流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航空物流业包括国际中转物流、航空快递物流等；高端制造业中，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是区域核心产业之一，富士康、药明康德(行情603259,诊股)等半导体和生物医药企业相继入驻航空港区；而现代服务业则是以专业会展、电子商务等为主。 航空港区整体财政实力较强，债务规模较高。2019年航空港区实现一般预算收入46.7亿元，在郑州各区、县中位于中游水平。但由于承担着郑州市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航空港区建设投资支出相对较高，债务规模也因此处于较高的水平。无论是从债务规模还是债务率水平方面，航空港区都排名第一。 具体来看，航空港区共有1个发债城投平台，为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兴港投资），也是郑州市目前存续债券规模最高的城投平台。公司是航空港区内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主要从事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和棚户区改造，同时也负责区域内的招商引资。 （2）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 经开区，为河南省首个国家级经开区，位于郑州都市区南北发展轴和东西发展轴的十字中间，以及郑东新区与航空港区的中间地带。在较好的地理条件下，经开区也成为了中部地区的开放前沿。目前，经开区内辖有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郑州经开综合保税区、郑州国际陆港（汽车、粮食、邮政三大口岸）等多个开放平台，也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产业发展上来看，经开区已经形成了以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物流服务业为三大主导产业。其中，在汽车产业，经开区拥有上汽、东风日产、海马、宇通客车(行情600066,诊股)4家整车厂和6家专用车厂；在装备制造产业，经开区入驻了郑煤机(行情601717,诊股)、中铁装备、海尔、富泰华等龙头企业；在现代物流产业，经开区集聚物流企业275家，其中5A级物流企业14家。 经开区实力较强，债务规模相对较高。2019年经开区实现一般财政预算收入72.8亿元，在郑州区、县中位居第三。债务规模方面，经开区2018年广义债务规模216.3亿元，仅次于航空港区和新郑市。 城投平台方面，经开区共有1个发债平台，为郑州经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开投发）。经开投发负责经开区范围内的土地开发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承接了棚户区改造和部分商品房建设项目。 （3）新郑市 新郑市地处河南中部，也是河南省综合实力最强的百强县市。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新郑市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商贸物流业、食品加工业、生物医药业为代表的三大主导产业，以及以临空产业为主的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内代表企业包括好想你(行情002582,诊股)食品、卫龙食品、润弘制药等。 新郑市经济财政综合实力较强，债务规模也相对较高。2019年新郑市实现一般财政预算收入80.4亿元，在郑州区、县中位居第二，仅次于郑东新区。债务规模方面，新郑市 2018年广义债务规模273.5亿元，仅次于航空港区。 城投平台方面，新郑市共有2个发债平台，为新郑新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新郑投资）和新郑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郑政通）。其中，新郑政通是新郑投资的全资子公司，而新郑投资则是新郑市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及土地开发的唯一主体。 （4）中牟县 中牟县，位于开封和郑州之间，是郑汴一体化的战略支点和核心区域。从产业发展上来看，中牟县已经形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其中，汽车产业已经形成产业集聚区，在扩容规划之下，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生物产业以官渡生物医药产业园为核心，大健康产业得到稳步发展。 中牟县经济财政综合实力位于中上游水平，但债务规模相对较高。2019年中牟县实现一般财政预算收入57.3亿元，在郑州区、县中位居第五。债务规模方面，中牟县2018年广义债务规模253.1亿元，广义债务率仅次于航空港区。 城投平台方面，中牟县共有1个发债平台，为郑州牟中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牟中发投）。公司负责区域内基础设施及保障房建设，负责建设的项目包括“复兴之路文化科技园区”和房地产交易中心等。 （5）上街区 上街区，地处河南省北部，是国家根据“二五”计划建设第二个铝工业基地的需要而设立的工业型城区。上街辖区内外拥有铝土矿6座，占地1972万平方米，截至2019年末铝土矿保有储量1.43亿吨；区内有中国铝业(行情601600,诊股)河南分公司、长城铝业公司等大型国有铝工业企业，区域经济对铝产业依赖度较高。 上街区经济财政综合实力较低，但债务规模相对较高。2019年上街区实现一般财政预算收入14.8亿元，在郑州区、县中位居最末。债务规模方面，上街区2018年广义债务规模60.8亿元，广义债务率仅次于航空港区和中牟县。 城投平台方面，上街区共有1个发债平台，为郑州通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郑州通航）。公司主要负责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和市政设施维护等。 （6）巩义市 巩义市，位于郑州和洛阳之间，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现已发现的矿产 21 种，已开发利用的矿种 9 种。在丰富的矿产资源禀赋之下，巩义市逐渐形成了以铝及铝加工、耐材和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 巩义市经济财政综合实力位于中游，但债务规模相对较高。2019年巩义市实现一般财政预算收入48.2亿元，在郑州区、县中位居第7位。债务规模方面，巩义市2018年广义债务规模122.2亿元，广义债务率位居全市第6位，债务规模相对较高。 城投平台方面，巩义市共有1个发债平台，为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巩义国资）。公司承担了巩义市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和管理，业务模式主要为委托代建和PPP模式。除此之外，巩义国资也承担了区域内保障房项目的投融资和建设，业务模式主要为委托代建和政府购买服务。 （7）新密市 新密市，是全国 100 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煤炭、铝土矿、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丰富，属于资源型工业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过剩产能出清的背景下，新密市煤炭产业增加值逐渐降低，逐渐形成以新型耐材和品牌服务为代表的主导产业。 新密市经济财政综合实力较弱，债务规模相对较高。2019年新密市实现一般财政预算收入37.2亿元，在郑州区、县中位居第10位，财政实力相对较弱。债务规模方面，新密市2018年广义债务规模127.7亿元，债务率位居全市第4位，债务规模相对较高。 城投平台方面，新密市共有1个发债平台，为新密财源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新密财源）。公司负责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水处理等业务，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的业务收入来源，在建项目包括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和工业物流快速通道建设项目等。 四、郑州城投怎么选？ 郑州经济和财政实力处于全国中游水平，债务规模相对可控。郑州城投发债区域较为集中，部分区、县没有公开发债的城投平台，且存续城投债以私募债和PPN为主，占比分别为33.8%和36.4%。我们认为这与河南城投平台的市场关注度不高存在一定的关系，未来可关注综合实力较强的区、县城投平台发债计划，以赚取发行溢价。 与此同时，对于目前有发债平台的区、县，在综合财力及债务规模上，这些区、县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对于郑州平台的选择，我们认为可以从下面两个方向挖掘更具有投资价值的城投平台：（1）性价比策略；（2）区域主题性投资机会。 4.1、哪些城投更具性价比 为了进一步寻找郑州哪些城投平台更具布局价值，我们基于《河南城投平台全景解析》中的打分模型，从地方政府实力、平台地位和平台自身实力这三个维度选取了18个指标，对郑州市城投平台进行信用风险评分。 进一步，为衡量郑州城投平台的性价比，我们在剔除私募债之后，选取了剩余期限在1-3年以内的债券作为样本范围，对于在此期间没有存续债券的城投平台，我们选择最接近这一存续期间的债券作为样本券。以（个券中债估值收益率-相同剩余期限、相同外部评级的中债城投债收益率）作为城投平台个券的信用利差。 从信用评分结果来看，风险相对较低的前三名企业分别为地铁集团、郑公投和郑州城建；风险相对较高的企业为牟中发投、新密财源和郑州通航。 从收益/风险比值方面来看，存续债券规模在30亿元以上，单位风险溢价最高的企业分别为新密财源、新郑政通、牟中发投、新郑投资和经开投发。这几家企业的外部评级集中于AA+和AA级，且发行券种多为定向工具。 单位风险所对应溢价后五位的是郑州城建、地铁集团、中原环保和郑州通航。其中，郑州通航样本券的收益率明显低于同评级同期限的城投债整体收益率，可能由于债券规模较小，市场活跃度不高导致定价出现偏离。除郑州通航外，其余4家企业均以AA+和AAA级为主。 我们认为，在性价比策略的基础上，可关注新密财源、新郑政通、牟中发投、新郑投资和经开投发这五个城投平台。在这其中，由于新郑市和经开区两个区域地方政府综合实力相对较高，债务率相对可控，与新密财源和牟中发投相比，相对更具布局价值。 4.2、关注区域主题性机会 在定量的性价比衡量之外，我们认为由于城投平台较强的政府支持属性，城投平台的价值挖掘也需要关注城市重要的发展规划中城投的战略地位，以及在相关支柱产业的发展之下，城投平台的成长空间。 对于郑州市而言，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向关注区域主题投资机会：（1）承载重要发展规划的区、县；（2）区域特色或支柱产业。 （1）哪些区、县承载重要发展规划 我们认为对于承载着重要战略发展规划的区、县，上级政府对区域以及承接项目的城投平台在政策、资金上都会有所支持： 1）经营层面，区域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住宅建设项目较多，城投平台在经营上更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或是无偿/低价划转优质子公司等方面的支持，现金流的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2）融资方面，这些区、县城投平台更容易获得政府在债券发行上的支持，以及在区域战略发展规划之下，地方债及专项债加码，城投平台更易承接相关项目，后续融资易有保障。 在寻找承载重要发展规划的区、县的策略之下，我们认为可以从国家级开发区及新城区入手。国家级开发区和新城区一般面临着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及保障住房建设任务，区域内城投平台承接项目较多，但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补助或支持力度也相对较高。 郑州市2020年的城市建设规划中，高新区和航空港区这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及郑东新区这个新城区，承接着重要的建设和投资任务。而其中，航空港区作为城投债规模较高的区域，区内兴港投资集团承载着较多的建设和投资任务，我们认为未来各级政府平台在经营和融资层面或将多有支持，具有一定的布局价值。 （2）哪些产业值得关注 我们认为对于城投平台的选择，从支柱产业与城投平台的匹配度入手，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选择思路：（1）支柱产业承接专项债建设项目，获取政府支持力度较大，城投平台的现金流进一步得到保障；（2）支柱产业的战略发展之下，城投平台更易扩张规模。 在产业支撑的布局思路之下，我们进一步对比了城投平台职能及主导产业的的关联度，在郑州市“米”字型高铁线网的完善规划之下，以及国家铁路线网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加速建设之下，叠加经济内循环，交通建设类投资平台或将承担更多的建设任务。我们认为在这一策略之下，交通类平台中的地铁集团和郑州路桥值得关注。 五、风险提示 企业经营风险。
*ST金贵23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根据有关各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司法重整之日，公司对长城资产湖南分公司应付的金额为1.56亿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清偿；公司对财信信托应付的金额为1.5亿元标的债务转移由控股股东负责清偿；标的债务转移至控股股东之日，公司就标的债务欠付控股股东的款项与控股股东欠付公司的等额占用资金的款项相互抵销。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0.14亿元，已全部达成解决方案。 据公告，*ST金贵近年受金融去杠杆、资管新规、银行风控力度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资金流动性困难、到期债务不能偿还，涉及多起诉讼纠纷，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2019年8月31日，*ST金贵于2019年半年报中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截至2019年6月30日曹永贵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0.14亿元。2019年12月18日，公司债权人湖南福腾建设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ST金贵表示，自资金占用问题出现以来，公司管理层积极推进司法重整，引入产业战略投资者、化解债务风险，解决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问题，以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为推进公司司法重整进程，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公司及控股股东通过与债权人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债务转移暨股东代偿协议》。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已与19家银行或非银行债权人达成了合计10.14亿元的债务转移协议。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0.14亿元，已全部达成解决方案。上述债务转移方案的达成，对满足切实可行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起到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对公司加快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带来积极的影响。
关于我国企业的债务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很严重，但到底有多严重，并没有进行科学与认真的研究。 现在大家都喜欢应用“企业债务额/GDP”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企业债务水平。目前我国的这一比率为160%左右， 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这是很多人认为我国企业债务问题异常严重的依据。 但很少人考虑过， 以这一比率来衡量一国的企业债务水平是否合理呢？实际上是不尽合理。除了债务总额与GDP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债务额，一个是生产总值；一个限于企业部门，一个涵盖整个国民经济等概念与统计上的不吻合之外，关键在于，这一比率的高低受一国经济结构的影响，即，供给侧工业比重高的国家这一比率必然高，需求侧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的国家这一比率也必然高。 这是显然的，因为基于行业与需求的性质，工业与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相比于服务业与消费，更需要借债并能够借债。众所周知，我国是工业大国，工业佔GDP比重仍为40%左右，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左右，也是投资大国，固定资本形成佔GDP比重仍为45%左右，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左右。所以，我国160%的高“企业债务总额/GDP”比率起码部分地是由于工业与固定资本形成佔GDP比重高所造成的，并不能表明我国企业债务的真实水平，真实水平应该低于此。 实际上，还有不少其他的指标可以衡量企业的债务水平。 如果可将存量和流量相比并在不同涵盖范围相比的话， 一个类似的指标是“企业债务额/工业增加值”比率。数据显示， 2017年这一比率内地为535%，而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新加玻、印度、俄罗斯分别为630%、952%、465%、357%、256%、1413%、1290%、751%、632%、301%和393%，我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从变化趋势来看，2006至2017年， 该比率的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由6.26上升至8.8，发展中国家由2.37上升至4.1，而我国则由3.32上升至5.36，上升速度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当然，这一比率， 与”企业债务额/GDP“比率一样，由于概念及涵盖范围的差别与经济结构等因素， 也是不科学的。 其实，衡量一个企业债务水平的直接与明确指标就是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衡量全体企业债务水平的直接、明确且又有现成统计数据的指标就是全体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数或中位数。相比于”企业债务额/GDP”比率，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或中位数在数学逻辑上更为严谨，负债与资产，均为存量指标，在同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两端，涵盖范围都相同，尤其是，在经济逻辑上不会被上述的经济结构因素所扭曲。 那我国工业企业（规模以上）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或中位数进行国际比较是什麽水平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为56.6%，在国际标准范围50-60%的靠中间位置，与60%的国际警戒綫仍有相当距离。另，2016年全国3000家最大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3.7%，与世界3，000家最大企业的63.5%相差无几；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中位数为43.0%，明显低于美国、英国、德国及日本的54.6%（2016），48.52.1%（2015），56.7%（2014）及46.4%（2018）。这些都是可以查证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国工业企业整体的负债水平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所以不应被高估。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所有企业的负债水平都不高。从平均资产负债率来看，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高于60%，房地产企业更超过70%。这些企业的债务水平，即使是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也是值得担忧并应该降低的。 同时也不是说，以资产负债率衡量的整体企业债务水平不高就意味着整体而言可以高枕无忧。“企业债务额/GDP”比率高而平均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不高，其实意味着，我国企业的高债务额是由高资产额所支撑的。的确，这是我国的债务问题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发达国家的债务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债务，大多数是没有资产支撑的，而我国的债务主要是企业债务，大部分是由资产所支撑的。 那麽，高债务额由高资产额所支撑，是否就不用担心了呢？如果两者都是实在的，确实是没有什麽可担心的。但问题在于是否如此。高债务额应该是实在的，债权人一般不会含糊。但高资产额是否实在，是一个问题。资产额的实在与否，在于这些资产是否都能直接或间接地用来还债。也就是说，这些资产中到底有多少是优良资产，又有多少是不良资产。如不良资产太多，则以资产负债率衡量来负债水平也会失真。而若不良资产不多，便大可放心地使用资产负债率。 这就是说， 要研究我国的企业债务问题有多严重， 一是要搞明白排除掉经济结构因素后的真实债务水平到底有多高， 这需要进行认真与科学的定量比较分析， 二是应该弄清楚真实的不良资产率有多高，这更需要做大量的调研甚至是普查， 而不能仅根据”企业债务额/GDP“比率来下结论。
辉山乳业再上“老赖”名单。8月19日，天眼查显示，辉山乳业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为179万元，执行法院为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案号为 (2020)辽0113执2173号。业内人士认为，被列为执行人后，辉山乳业的债务负担会进一步加重。 事实上，辉山乳业曾多次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自2017年底辉山乳业宣布破产重整后，2018年，辉山乳业被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即“老赖”。同年，辉山乳业法定代表人杨凯收到限制消费令。目前，杨凯名下公司有30余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是因为辉山乳业新增了一笔债务，主要和辉山乳业资金链断裂而出现破产有关。对辉山乳业来说，再次被列为被执行人会进一步加重其债务负担。 公开信息显示，辉山乳业创建于1951年，2013年在香港上市，2016年董事长杨凯以260亿元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排在第66位，成为辽宁省首富。2019年12月，辉山乳业发布公告，公司被港交所强制退市。 回顾辉山乳业退市始末，沽空机构浑水于2016年12月15日发出第一份针对辉山乳业的做空报告，直指公司发布虚假财务报表，夸大产奶量，编造“苜蓿自给自足”谎言，公司价值接近于零。其后3个月，辉山乳业被爆出大股东挪用资金投资房地产、资金无法回收等问题，股价一度重挫91%。 据统计，辉山乳业债务危机爆发时，涉及的金融债权高达上百亿元，涉及70多家债权人，包括23家银行，10多家融资租赁公司以及部分P2P、私募机构。2017年8月，辉山乳业重组资料显示，仅金融类债权就高达380亿元，偿债难度十分巨大。此后的两年间，辉山乳业开始进入漫长的重组阶段。 然而，辉山乳业的资产重整之路并不顺利。2019年4月，辉山乳业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由于以银行为主的普通债权人与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反对比重超过50%，导致《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十三家企业重整方案草案》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被否。 此后，辉山乳业便陷入了漫长的停牌期。根据除牌程序，因届满时仍未能递交“符合足够业务运作与资产”的复牌建议，辉山乳业的上市地位于2019年12月23日9时被取消。 退市之后，辉山乳业反而迎来了接盘方。2019年12月24日，光明乳业（600597）发布公告称，公司参与竞拍江苏辉山乳业及江苏辉山牧业相关资产，并最终以7.51亿元的成交价格中标。不过，光明乳业在公告中表示仅接盘资产，原江苏辉山乳业及江苏辉山牧业的债权债务和或有负债与公司无关。 乳业专家宋亮表示，辉山乳业之前是重组债务，不涉及分拆资产。现在是接近破产清算的方式，出售资产偿还债务。此前由于上市公司的身份，在一些事务的处理上反倒可能成为牵制，未来辉山乳业可能会以分拆出售方式进行偿债。 关于辉山乳业未来的偿债方式以及发展规划，记者致电辉山乳业，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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