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持续加大首贷、续贷、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加强民生领域金融支持。”近日召开的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强调，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整体效能，是今年金融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业内专家表示，2021年金融工作要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优化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重点围绕支持经济恢复、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助力民生改善等工作，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大金融动能。 支持经济恢复发展 2020年，我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世界上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恢复稳步推进，全年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一段时间来，尽管我国经济稳步回暖，主要经济指标显著回升，但经济恢复的态势还不稳固，内外部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部门特别是小微企业仍将面临较大的困难。而此前一些支持疫情防控的临时性、阶段性政策是否退出、何时退出，市场也有不同声音。”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董希淼认为，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特别是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是及时和必要的。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稳定中小微企业信心，给他们吃下一颗“定心丸”。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持续的。在这一背景下，全世界各国的宏观政策实际上都以帮助实体经济恢复为目标。虽然中国经济已经率先恢复，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隐忧，比如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就业问题的解决、对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的支持，这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因此金融应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 当前，金融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应在深入把握新发展格局内涵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新形势下中国经济转型方向和突破重点，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力争在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关键点上发力见效。 “下一阶段，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更高水平改革开放中的关键是，围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的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着力转变原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提升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能力、防风险的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 强化普惠金融服务 2020年，小微企业融资取得了“量增、价降、面扩”的显著效果，截至2020年年底，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5.1万亿元，同比增长30.3%。但是，考虑到一些微观市场主体还将经历一段恢复期，一些中小微企业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宏观政策必须保持对中小微企业的必要支持力度。 “在国内经济恢复过程中，中小微企业还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之前疫情造成的冲击加之近期部分原材料涨价，给当前中小微企业恢复发展带来一定压力。” 温彬建议，未来应该保持普惠金融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引导银行加大“首贷户”续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力度，将融资成本保持在合理水平。 “中小微企业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加大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是落实就业优先宏观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举措。”曾刚表示。 董希淼认为，当前应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的首贷难题，将破解首贷难题作为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花大力气从体制机制、基础设施、产品服务、考核激励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首贷是企业从金融机构融资的起点。有关数据显示，民营和小微企业获得首次贷款后，后续再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将大幅提高，而且贷款利率有望下行，贷款速度也将加快。” 董希淼表示。 曾刚认为，未来，普惠金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模式创新。一方面，应提高金融科技水平，争取实现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另一方面，加大在供应链产业链等方面的探索，借助供应链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 助力民生改善 金融努力满足民生需求，是厚植内需土壤、夯实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业内专家认为，加强民生领域的金融支持，银行业应围绕百姓需求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积极创新，扩体量、提质量。 “对民生领域的金融支持，内涵比较宽泛，比较直接的是发展消费金融。” 董希淼表示。 伴随我国年轻一代消费方式的改变和信用消费意识的增强，近年来，我国消费金融呈现井喷式发展。金融加强对民生领域的支持，未来应继续积极发展消费金融，适应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提供和改进差异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金融服务方式，积极满足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升级型消费的金融需求。 “未来，金融应强化对民生相关领域的产业支持，尤其是要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曾刚表示。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制定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行动方案》从基础制度、要素市场、环境质量、市场开放、市场监管五个方面，提出共51条具体行动举措，并计划“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行动方案》出台有着重大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行动。这是中央从发展改革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行动方案》对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也有部署。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在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金融业不仅要做好相关服务，还要通过资本要素的流动引导优化其他要素的配置结构，提高要素利用效率。《行动方案》针对反垄断和不当竞争、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关举措，将推动优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并将助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度强调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针对我国市场体系基础制度仍不健全、产权制度有待完善、市场准入需要更加公开透明、市场竞争需要进一步公平有序等一系列问题，《行动方案》在开篇第一部分即围绕“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提出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等行动。其中关于“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的内容值得关注。 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发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其列为2021年八大重点工作任务之一。《行动方案》再度强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提出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等措施。 公平竞争是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可以促进市场主体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监管层高度重视反垄断、反不当竞争，意在为创新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实现竞争和创新的良性互动。未来中国将根据经济市场形势变化，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的活力。”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去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曾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表示，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中央多次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释放了加强金融监管的信号，即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规范市场竞争，有效减少监管套利，防止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娄飞鹏表示。 以市场化手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多项任务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是重点，也是难点。“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快速发展但相关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这些问题，《行动方案》提出，要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发展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等措施。其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是完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年来，人民银行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尤其是去年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央行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并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题。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是一个长期目标，采用行政化手段可以起到短期效果，但从长期来看，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娄飞鹏表示，《行动方案》所提出的“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促进银行对LPR的运用，引导督促金融机构合理定价”，正是从市场化机制入手，致力于解决实体经济融资的根本性问题。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到，发挥好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积极稳妥发展普惠金融，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信易贷”模式推广力度，支持开展信用融资，拓展贷款抵押质押物范围。 周茂华表示，下一步，金融资源仍然要精准流入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在此过程中，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此提升金融机构风控和经营效率，同时要大力拓展线上渠道，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推进高水平开放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而高标准的市场开放不仅体现在国内外开放领域的持续扩大，更体现在开放深度的持续拓展。“十三五”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明显提速，取得了多项成绩，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对标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周茂华表示，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要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开放区域等“量”的指标上，更体现在“质”和“制度规则”开放上。下一步，要加快破除制度性成本障碍，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商品与要素的高效流动，还要学习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竞争合作提升我国综合实力。 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动方案》中，支持民营资本依法参与金融服务业值得关注。《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社会资本依法进入银行、证券、资产管理、债券市场等金融服务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金融机构和境内外资金融机构获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商资格，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 此外，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金融安全问题也需要警惕。周茂华表示，当前，我国金融业务与全球交叉联系显著增强，国内市场受外围因素影响更显著，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大，国内监管和宏观调控需要考虑、协调的因素显著增多。对此，《行动方案》强调，积极防范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明确了“加强对大宗商品、资本、技术、数据等重点市场交易的监测预测预警，研究制定重大市场风险冲击应对预案”等措施。
2021年人民币缺乏长期持续升值的基础和环境 作者：骆振心 中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资源和产品“大进大出”，出口企业数量众多，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变化时刻牵动着企业的神经。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年中触底后强力反弹，走出了“先抑后扬、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人民币大幅上涨6.9%，今年继续上扬，一度突破了6.5，各方面对于人民币的走势都比较关注。 人民币汇率市场每天都在变化，但是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趋势性特征。2018年3月份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在2019年8月破7后，持续在高位震荡，到2020年5月底曾跌破7.17，为近十年来最低，这一阶段虽然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但总体上处于贬值通道。 2020年6月份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截至目前累计升幅超过10%，这一阶段总体上处于升值区间。对比人民币升值与贬值两个阶段，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出现了趋势性转变，主要是经济格局变化而导致一些支撑因素出现了变化，换句话说，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导致人民币汇率由贬值掉头转向升值。 首先，美国经济基本面出现了反转。2018年美国基本延续危机后经济强劲复苏的势头，经济增速、就业、通胀等各项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虽然制造业和房地产数据有所放缓，但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没有改变。良好的基本面推动美元指数不断走强，支撑了美元的升值和人民币的贬值。 而美国持续复苏的势头因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戛然而止，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增速为-4.3%，基本面的恶化导致了美元疲弱，美元指数由2019年底的96.7左右下降到2020年底的89.6，下跌幅度超过了7%。美元指数由强转弱是人民币汇率由降转升的重要因素。 其次，美联储货币政策紧急转向。2015年以后美联储开始对零利率政策进行调整，并启动了加息进程，加息的频率不断提高，2018年的加息力度最大，加息达4次之多，当年累计提高幅度高达1个百分点，随着美联储加息不断推进，利率中枢趋于上升，而我国货币政策总体上保持了稳健中性，中美利差总体上在不断收窄，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下降，导致人民币贬值。 而疫情发生后，美国货币政策不得不紧急转弯，再次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低到零，并重新启动无限量QE(量化宽松)。这样，中美利率由收敛迅速转向扩大，2020年10年期国债利差扩大了100个基点以上，人民币资产相对回报率大大提高，导致了人民币升值。 再次，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中美经贸摩擦后，美国利用其技术优势从产业链上对中国进行打压，一些中国企业面临着进口受阻与出口萎缩的双重困境，对中国企业发展的预期不断下调，市场情绪总体偏于悲观，2018年下半年是贸易争端比较尖锐的时期，也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最大的时期。 疫情发生后，由于中国的强大制度优势，疫情防控有力有效，经济社会秩序基本恢复，世界需要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作用短期内无可替代，去年我国笔记本电脑、家用电器、医疗仪器及器械以及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速都超过了20%，而欧美国家由于疫情一大批中小企业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在世界经济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中国成为世界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也是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对中国企业的前景预期上升也推动了人民币升值。 最后，对外资证券投资的限制不断放松。随着A股先后被纳入MSCI、富时罗素等国际重要指数，对中国股票和债券的投资需求不断增大。之前由于受到限制，外资总体流入规模不大，2019年9月取消了QFII与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当年外资流入A股资金达到峰值3517亿元。去年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中国股市表现相对稳健，外资流入超过2000亿元，外资的持续大规模流入，推动了人民币升值。 通过对比近年来支撑人民币贬值和升值的支撑因子，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一系列支撑因子的转变，未来仍然是决定汇率变动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由于病毒变异等新情况，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汇率的影响还将持续存在，总的判断，2021年人民币汇率将延续升值的走势，但上升空间将进一步收窄，收窄的幅度主要取决于全球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疫苗接种效果和经济刺激政策效果。全球经济在2021年重回正常轨道是大概率事件，人民币缺乏长期持续升值的基础和环境。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汇率是一个重要变量，也是连接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键环节。“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稳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构建双循环的重要举措。 应当抓住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大力度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加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力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要提高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指导企业及时结售汇，合理运用各类外汇市场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把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防止汇率风险过度积累。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财经办)
“扎实推进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落实落地”是今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之一。在我国资本市场全面实施注册制的关键之年，这一中心思想意味着资本市场既要在制度上借鉴国际最佳实践经验，又要在实践中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 业内人士表示，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落地行稳，拓宽企业直接融资的“闸门”，并吸引红筹企业回归。由此，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有望得到强化，增强金融供给与实体融资需求之间的适配性。 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 2020年10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时表示，经过科创板、创业板两个板块的试点，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逐步具备。截至2020年年底，科创板上市公司已超过200家，IPO融资额突破2900亿元，总市值接近3.3万亿元。行业高度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占比约55%，产业集聚效应凸显。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下已有74家IPO、131家再融资、6家重大资产重组注册生效，63家公司成功上市，成长性、创新性特点突出。 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工作。证监会在系统工作会议中明确，要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三原则，做好注册制试点总结评估和改进优化，加快推进配套制度规则完善、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等工作，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极创造条件。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注册制的基本内涵就是将股票发行上市完全交由市场决定，监管部门将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在维持基本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上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和市场运行的合理性；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就是要借鉴他山之石，完善现有制度不健全之处，完成市场彻底性的改革，保证注册制下的市场安全稳健运行；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就是要依循中国实际国情和中国经济特点，按照“十四五”规划，借由注册制的全面推行构建一个更加高质、有效、绿色的金融体系，并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 退市新规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 “注册制改革全覆盖需要对市场和监管生态进行整体重塑，关键点在于两大外部条件和三大内部支柱。”田轩进一步表示，两大外部条件分别是完善的法律法规环境和投资者保护环境，三大内部支柱则包括事前公平的准入制度、事中完善的信披制度、事后严格的退市制度。退市制度建设方面，应该要丰富相关退市指标，完善配套机制，落实强制退市政策，畅通后续通道。通过多维度、循序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注册制股票市场。 2020年12月31日，沪深交易所正式发布退市新规并实施。“统筹抓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和退市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严格退市监管，拓展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多元退出渠道”在今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上被提及。 到2月2日，史上最严退市新规运行已满月，这一个月中，4家上市公司走到了退市的边缘。其中，*ST航通选择了主动退市，*ST金钰进入退市整理期，*ST天夏、*ST长城触发“一元退市”标准已停牌，多元化退出渠道畅通成效逐渐显现。 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石建勋对此表示，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最关键的环节在于“一进一出”的有效实施，需要资本市场有“优者进、劣者出”的功能，因此无论是新股发行制度还是退市制度都应该是高效的，否则资本市场难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新一轮的退市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完善“有进有出、优胜劣汰”市场生态的重要路径。 加强开放条件下监管能力建设 注册制对新股发行条件的逐渐放宽，使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向成熟资本市场靠拢。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同时，使得海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回归的障碍被扫除，稳步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活力。 2020年上半年，中国证监会取消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境监管和执法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底，证监会已与65个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并于2007年签署国际证监会组织《磋商、合作及信息交换多边谅解备忘录》。 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对资本市场跨境监管的要求也在逐步提升，因此，今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中强调“积极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同时，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实际上是为今后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打下基础，体现的是中国证监会对于打击财务造假行为、防范化解跨境资本市场风险、维护各国投资者权益的决心，也是对外开放、共同发展的诚意。 “在国内资本市场日趋国际化，同时，国内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频繁在外投资的大背景下，境外上市的公司如果在国内发行CDR、投资者在境外投资以及境外投资机构在国内市场从事投行等中介服务乃至主要业务在中国大陆的公司在境外涉入违法行为，都会涉及到跨境监管执法、司法及国际协作的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吸引力不断增强，监管手段和司法程序需要与之相适应。跨境监管执法协作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必然手段。
国家税务总局：2月2日起集中征集纳税人缴费人需求 中新网北京2月1日电 (记者 赵建华)国家税务总局1日公布，全国税务系统将于2月2日起利用10天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一次纳税人缴费人需求调查活动。 此次调查旨在全面征集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需求，充分听取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切实改进工作、优化服务。这是税务部门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先手棋，也是2021年连续第8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前奏曲。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韩国荣介绍，调查内容包括对税务部门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税务执法、改进税费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调查对象涵盖了企业法人或负责人、财务人员、办税人员、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 纳税人缴费人可通过税务网站、电子税务局、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登录税务机关问卷网址或扫描二维码的“非接触式”方式填报问卷。除问卷调查外，各地税务部门还将视疫情情况，采取面对面座谈或电话征询等方式全面征集纳税人缴费人意见建议。需求调查结果将作为税务部门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服务质效的重要依据。(完)
证监会近日召开2021年系统工作会议，提出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端改革。 开源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孙金钜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尤其是以注册制为代表的融资端改革成果丰硕，A股市场融资规模实现大幅扩容，上市公司直接融资能力显著提升。但不同质地的上市公司供给的持续增加也对投资者的投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A股市场的个人投资者占比仍然较高，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占比较低。因此，在注册制持续推进的同时，协同开展投资端改革，加大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与服务创新力度，有利于提升市场的价值发现能力，促进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优化长期投资环境。 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近年来，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被监管层反复提及。究其原因，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从而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投资端增加中长期入市资金。日前，证监会召开2021年系统工作会议提出，以更大力度推进投资端改革，推动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政策尽快落地，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养老金对于安全性的需求要高于对盈利的需求，因此更注重价值投资，放开养老金的投资比例限制，有利于引导投资者形成正确的价值投资观念，追求长期收益，少做短线的投机；而对资本市场而言，养老金权益投资比例的提高，能为资本市场注入更多活力，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 从采取的措施来看，近年来监管层持续为以各类养老金、保险资金为代表的中长期资金入市创造条件，包括推动放宽年金基金、保险资金配置权益类资产比例上限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所需的长期资金体量会越来越大，除公募基金公司研发的权益类基金产品吸引来的家庭理财资金外，个人养老金也将会是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基金行业管理的各类养老金已较2020年初增长30%。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从目前的养老金积累规模和入市情况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总体规模随着国资划转会不断地做大，但是私人养老金整体规模较小，尤其是个人养老金刚处在起步阶段，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基金版”的个人养老金，引导家庭加大养老储蓄和养老投资的力度，鼓励公募基金投资养老金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保险资金以及来自于金融机构的中长期理财产品或资管产品同样也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董登新表示，随着各类权益类产品不断做大做强，满足监管和家庭理财的需要，不仅有利于留住存量资金，吸引更多增量资金入市，也可以正确引导家庭理财走向长期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让更多散户主动退出市场，这也是A股去散户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培育机构投资者做大做强 如何构建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持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已然成为监管层在投资端改革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提出，加大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与服务创新力度。 董登新表示，投资端改革实际上就是要优化投资者结构，培育长期机构投资者。只有通过供给侧金融产品的研发创新，加大做优权益类产品的供给，同时，从需求侧引导投资者理财风格向长期投资、长期积累转变，一推一拉，从这两个角度共同发力，才能培育机构投资者群体不断做大做强，从而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 申万宏源研究所副所长蒋健蓉进一步表示，基础制度改革的关键是注册制改革，而推进注册制改革需要资本市场有一个成熟的投资者结构，才能将价值判断完全交给市场，因此，优化投资者结构是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去年以来，A股结构性行情明显，韧性增强，投资者结构也随之出现积极变化。公开资料显示，A股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交易占比已从2020年年初的18.3%提升至22.4%；公募基金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突破7%，为10年来最高水平。但不容忽视的是，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仍然偏低。 对于如何培育出一只高质量的机构投资者队伍，业内人士表示，应完善金融机构考核机制，引导资产管理机构拉长考核周期，扭转机构散户化的风格。同时，促进散户机构化，加强投资者教育。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结构合理、成熟理性的投资者群体，孙金钜表示，虽然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在专业性上有明显优势，但目前国内绝大部分的公募等投资机构对基金经理的考核期限仍偏短。通过推动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或者通过公募基金投资资本市场，有利于引导机构投资者在更长的期限内对基金经理进行考核。另外，A股还可以进一步放开对国外投资机构的限制，引入竞争，从而推动国内机构投资者的进步和成熟。 发力投资端改革正当时 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完善市场内生稳定机制，统筹融资端和投资端改革持续发力是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所在。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来看，融资端方面，注册制改革和退市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为上市公司质量把好“出入口”，使得市场中优质上市公司尤其是创新型经济企业占比不断提高，为各类权益类产品开发以及增量资金入市提供了更多的优质标的。同时，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落地实施，对于完善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积极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文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投资端改革可谓正当其时。 中基协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下一步，投资端改革有望继续发力。第三支柱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将逐步优化，权益投资的会计、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等制度安排将逐步完善，有助于培育和壮大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业内专家建议，应进一步优化基金注册机制，加大权益类基金供给与服务创新力度，促进行业机构提高财富管理能力和风控合规水平。同时，持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境，加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衔接，继续推动社保、保险、银行理财等资金入市。
日前召开的2021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落实“零容忍”的执法理念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行动。 “零容忍”是顺利推进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分析人士认为，欺诈发行、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法、内幕交易等一直是监管层重点从严打击的对象。如今在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刑事犯罪追责“民行刑”三位一体的追责体系下，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大幅提升，有利于进一步塑造市场良好生态，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坚决对各种违法违规现象说“不” 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和生态完善迈出重要步伐。2020年3月，新证券法正式实施，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若干意见》，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金融委专题会议也多次部署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相关工作。 与此同时，证监会从严从重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作为监管部门，证监会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工作方针，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上市公司造假、欺诈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日前，证监会通报了2020年证监会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包括财务造假案、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案、内幕交易案、操纵市场案等多种类型的证券违法违规案例。案件涉及主体既有上市公司董监高等“关键少数”，也有中介机构、基金从业人员等。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证监会和各地证监局合计开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超300份，罚没金额超40亿元。 新年伊始，监管“零容忍”继续重拳出击。1月29日，证监会通报了宜华生活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调查情况。目前该案已进入行政处罚审理程序，证监会将依法从严追究相关主体违法责任。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在通报案件调查情况时表示，2020年以来，证监会已累计对57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财务造假等相关违法犯罪案件26起。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向记者表示，只有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各种违法违规现象坚决说“不”，高压震慑并严惩不贷，依法治市，才能建设风清气正的资本市场。 多措并举全面落实“零容忍” 对于如何全面落实“零容忍”的执法理念和打击行动，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提出了诸多安排。具体而言，包括进一步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建立跨部委协调工作小组，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市场操纵等恶性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责任追究一抓到底。贯彻落实新证券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配合修订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出台对欺诈发行股票责令回购等配套制度。推动期货法立法，加快推进行政和解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法规制定。依法从严加强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的日常监管，优化市场生态。 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将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意义重大。过去，由于犯罪成本低，发生了一些恶性财务造假案件，损害了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制约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此次刑法修改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秩序为目标，与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相适应，和证券法修改相衔接，大幅提高了对实施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场等四类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认为，“零容忍”的提法精准、深刻、具体，抓住了资本市场建设的“牛鼻子”。其落脚点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的良性运作和优胜劣汰的环境，建设对投资者和融资者都有益处的生态环境。 发挥合力加强投资者保护 事实上，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零容忍”，既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要求。“零容忍”通过严厉打击查处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净化市场环境，维护市场良好生态，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是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市场，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资本市场的基础和根基。近年来，保护投资者权益一直都是监管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年，证监会成立了投资者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了对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2020年以来，以证券法修订为契机，证监会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有效涵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持股行权、先行赔付、多元纠纷化解、支持诉讼、代表人诉讼等关键领域环节。 落实“零容忍”、加强投资者保护需要市场各方支持，需要完备的法制体系、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专业性投保机构的共同参与。 纪律处分是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的基础制度之一，也是交易所践行“零容忍”方针、“精准监管”思路、发挥一线监管作用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于惩戒和威慑证券市场违规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上交所获悉，2020年全年上交所纪律处分与监管关注共涉及上市公司132家，同比增长20%；处理董监高556人次，同比增长4.32%；处理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90人次，同比增长26.76%。 作为专司投保工作的公益性机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也一直致力于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2020年末，全国首单支持诉讼示范案件当庭成功调解。2020年12月29日，投服中心首单支持诉讼示范案件——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民事侵权纠纷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次开庭审理。该案当庭调解结案，2021年1月7日投资者收到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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