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广义基金快速崛起，已成为债券市场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但什么是广义基金，似乎并没有一个很官方的标准，通常是把所有通过发行资管产品募集资金，然后将资金用于投资的机构投资者统称为广义基金。根据这个标准，广义基金主要包括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券商资管和信托计划等资管产品。 不同资管产品的资产配置行为，有着明显差别。银行理财背靠商业银行，资金募集渠道广泛，受投资者信赖，但由于市场化水平相对不足，投资风格偏稳健。公募基金享受税收优惠，且由于投研能力强，产品净值化管理能力领先市场，但在募资上，对银行等第三方机构有较强依赖。券商资管投研能力强，且资管经验丰富，但因募资门槛较高，投资者接受度偏低，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商业银行。信托计划依靠牌照优势，主要作为银行的通道，资金主要投向实体，并不怎么参与债券市场。 为更好了解广义基金，本文将逐一分析它们的发展历程、资负情况和监管要求等。 1 银行理财 自2004年第一款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以来，银行理财凭借着“资金池+刚性兑付+预期收益”的投资运作模式、银行信用背书和银行网点分布广泛等优势快速崛起。2007年到2017年，银行理财规模从5000亿快速提高到30万亿，成为中国资管行业的巨无霸。 但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银行理财的潜在风险和问题也在积聚。第一，资金池的运作模式，叠加投资大量非标产品，使得银行理财产品期限错配现象十分普遍，增加了流动性风险。第二，银行理财业务不规范，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第三，银行理财的刚兑属性，分流银行表内存款的同时，也让实体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为防范风险，2018年开始，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相继出台，为银行理财业务提供了全方位的规范。原有的“资金池+刚性兑付+预期收益”运作模式被打破，银行理财逐步向净值化转型。 目前国内还处于资管新规过渡期，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与净值型理财产品并存。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2019年末预期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存续余额13万亿，占全部理财产品的57%，剩余43%是净值型理财产品，此时的存续余额为10万亿。 为更好理解银行理财投资债券的风格，我们对预期收益型理财和净值型理财这两类，分别做分析。 （一）预期收益型银行理财 资管新规颁布前，银行理财都是预期收益且刚性兑付的。虽然当时很多理财产品名义上是非保本的，但这只是为了规避监管，当时监管要求将保本理财纳入到银行表内核算。实际上它们最后都是刚兑的。 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简单来说就是银行理财把从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钱拿去做投资，无论投资是亏还是赚，买理财的人都能够获得合同约定的预期收益率，而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实际上都是由银行自己来承担的。 这种模式有点像银行自己借债去做投资，不再是代客理财了。举个例子，比如银行理财按照5%的预期收益率从投资者手中募集资金，之后拿着募集来的资金投资获得了8%的收益率，这个时候银行只需要支付给投资者5%的收益，自己可以享有3%的超额收益。而如果银行理财投资仅获得了2%的收益率，银行依然需要支付5%的收益率给投资者，自己承担3%的亏损。 预期收益型银行理财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金池”模式，这个模式也是银行理财能够实现刚兑的重要利器。“资金池”模式可以简单理解为把不同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放在一起统一管理，投资需要资金时就从资金池里拿，有投资收益后就放到资金池里，资产端和负债端并不需要一一对应。 总的来说，“资金池”模式运作的理财产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滚动发行。银行通过滚动发行理财产品来解决到期产品的流动性问题。 第二，集合运作。就是将同一资金池里的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运用。 第三，期限错配。因为是集合运作，资产和负债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于是为了提高收益率，银行理财在投资时会用短期资金来做长期投资。 第四，定价分离。集合运作的模式下，同一资金池发售的各类理财的收益率，和它所对应资产的投资收益率并无直接关系。 在了解预期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运行模式后，我们再来分析银行理财的资产配置情况。银行理财产品在配置时，主要投向非标、债券、现金及银行存款和权益类等资产。 1、非标 非标曾经是银行理财重要的投资方向，尤其是在监管政策收紧之前。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2013年年底银行理财投资于非标资产的比例为27.5%。而投向非标的部分，有51.9%的资金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38.3%的资金投向房地产。 即使是政策收紧后，2017年年底，银行理财依然有16.2%的资金投资于非标资产。为什么银行理财这么偏好非标资产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非标资产的收益率高。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模式下，银行可以获得超出约定收益的部分，因而有动力去追寻高收益资产。当时监管规范银行资金流入房地产行业，对城投公司融资的政策也在收紧，为了能够融到钱，开发商和城投甚至能够接受两位数的融资成本。高额回报率是银行理财投资非标的最主要动力。 第二，当时的非标信用风险可控。银行理财投资非标后，资金主要流向融资平台和地产开发商，融资平台有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而当时全国房价处于上涨期，融资平台和开发商非标违约的概率较小。 第三，“资金池”运作模式，使得银行理财资金能够较为便捷地投向非标。“资金池”模式中，银行理财的资产和负债并不一一对应，银行即使将大量资金投向非标资产，也能通过滚动发行来解决流动性问题。 在具体投资时，银行理财投资非标资产，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一是将发行理财产品募集所得资金集中在一起，直接投向委托贷款、贴现票据等金融债务工具。 二是借助特殊目的载体（SPV），通过信托受益权等通道产品和非标资产对接，从而达到“曲线放贷”的目的。 2、债券 2013年之后，监管层出台了多份文件对理财资金投资非标资产进行限制，如《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都对理财投资非标资产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监管趋严后，银行理财开始将资金投向债券等标准化资产。 根据中国理财网数据，2015年年底债券占理财投资资产余额的比重为29.5%，到了2017年年末，这一比例就提高到了42.2%，理财投向债券的比例明显提高。 在具体券种的选择上，银行理财和银行表内资金有极大的不同。银行表内资金偏好利率债，这是因为利率债的资本占用低、流动性好且有税收优惠，加之银行表内负债的资金成本低，多数情况下配置利率债的收益即可覆盖成本。 但银行理财负债成本高，投资利率债的收益难以覆盖银行理财的成本，因此银行理财更偏好信用债，持有利率债更多是为了满足流动性要求。 我们看到2015年银行理财持有的债券资产中，有86.2%的债券是信用债。即使是金融去杠杆后，2016年和2017年这一比例也在8成以上。进一步细分，理财产品投资的信用债以高评级为主，AAA评级的占比过半，AA+评级的也有近3成。 银行理财为什么要投资债券呢？ 第一，出于流动性方面的考虑。银行理财对流动性要求较高，而非标期限较长且难以变现，所以银行会持有部分债券，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 第二，监管推动。2013年之前，银行理财的持债规模较小，在监管层打压非标投资以及同业资产后，银行理财才加大力度投资债券等标准化资产。 那么，银行理财是如何投资债券的呢？通常情况下，银行理财除了自己直接下场去购买债券外，还经常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债券投资。 银行理财同质化问题严重，但银行理财又都有做大规模的诉求，所以产品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吸引客户，它们往往会给出一个较高的预期收益率。 这意味着银行理财不能仅仅依靠信用债的票面收益，还必须通过“加杠杆、加久期、下沉信用”等方式来提高债券投资的回报率。 随着银行理财规模壮大，部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开始面临内部专业投研人员不足的问题。加之银行的合规要求相对偏严，理财加杠杆受限，银行理财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更便利的债券投资方式。 委外这时候就成为了银行理财的选择。通过将资金委托给公募基金和券商资管这些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银行理财能以做大规模的方式增厚利润。 委外主要有两种模式，分别是产品模式和投资顾问模式。 （1）产品模式 产品模式指资金委托方（银行理财）通过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基金专户等形式，和管理人进行产品合作的模式。 产品模式下，委外资金（银行理财）作为资管计划、信托计划或基金专户的出资人，参与到产品中实现收益分配。这种模式具有投资范围灵活、结构多样、可根据要求进行定制等优点，常见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 （2）投资顾问模式 投资顾问模式，指委托账户交易发生在银行自己的系统和托管账户内，由投顾管理人发出债券买卖指令指导银行交易员操作的模式。 这种模式下，银行理财资金仍由银行进行投资，只是聘请了委外管理人提供投资建议，因此可投资范围较窄，远不如产品模式那样灵活。不能使用衍生品进行套保，且无法实现资金分层，所以一般为平层纯债结构。 但委外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委托-代理中经常出现的潜在道德风险。由于银行理财（出资方）与非银（管理机构）之间的利益选择并不一致，如非银机构从银行理财那里拿到资金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投向风险较高的资产以谋求更高利益，这无疑会损害银行理财的利益。 在2016年年底开始的那一次债市调整中，部分委外产品受市场调整的影响，出现明显浮亏。委外到期后，或者委托人要求提前赎回时，非银机构有时并没有兑现之前承诺的高收益。这让银行理财对非银机构的投资能力产生了不信任，银行理财开始减少与非银机构的合作。 此后，随着监管层对委外模式的限制、银行理财子公司成立和银行重视投研队伍的建设，银行理财逐步转向自己直接来买卖债券。 3、权益类资产 能够做权益类投资，是银行理财和银行自营最大的区别之一。根据《商业银行法》，银行不得主动投资于工商企业股权。但根据规定，面向机构和私人银行客户募集的理财资金，是可以投资权益类资产的。 银行理财参与权益类投资，除了主动管理型（公募基金、对冲基金、FOF、MOM等）之外，更多的是参与股票定向增发业务和并购基金业务（包括Pre-IPO并购等）。 并购基金，顾名思义指的是专注于企业并购投资的基金。它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得企业控制权，然后对其进行整合、重组及运营，待企业经营改善之后，出售其所持股份或资产实现退出。 银行理财往往通过“明股实债”的方式参与并购基金。它在投资并购基金时，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一部分股权，并且多半在参与基金之初，就会设定有关的退出协议。而基金管理人之所以允许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获得银行理财提供的资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赚管理费。 除了参与并购基金，银行理财还可以通过参与定向增发来投资股票。在具体的交易方式上，银行理财往往通过信托计划、基金资管计划（基金专户）、有限合伙等方式作为优先级资金参与到定增项目当中。 一般来说，银行理财作为优先级资金参与到定增项目中的风险较小，且往往能够获得相对不错的收益。 除了这两种方式外，银行理财还有其他方式可参与到股权投资中，这里就不一一展开来说了。 银行之所以参与股权投资也比较好理解。 第一，相比于债券投资，股权投资的收益率相对更高。银行理财作为优先级资金，参与到定增中去的话，一般都能够得到6%以上的收益。 第二，安全性也有保障。虽然是股权投资，当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银行理财按道理是会面临亏损风险的。 但实际上，银行理财一来多是作为优先级资金投入，资产的安全性较高；二来在制度安排上，银行理财也会在投资之前，通过约定差额补偿、溢价回购等措施设立资金安全垫，降低投资风险。 但银行理财进行股权投资也有一些不足。 第一，投资者对权益类理财产品需求不高。能够投资权益类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往往是面向高净值客户或者企业的私募理财，但这些群体可以选择的金融资产较多，相比之下权益类理财的吸引力并不明显。 第二，银行理财投研能力不足，这是限制银行理财在各类资产上进行配置的核心原因之一。目前，银行理财要么是一个部门，要么作为单独的理财子公司。但大多数银行理财子公司，都成立不久，权益类投研人员相对不足，银行的资管部门更是如此。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类资产，银行理财也会持有一些同业资产，如拆放同业和买入返售。但是在监管对理财同业投资加以限制后，银行理财投资同业的规模不断下降。 上面讲了银行理财投资的几类资产，那银行理财是如何在各类资产之间进行选择和配置的呢？ 银行理财本质上是一种资产管理业务，它和其他资管产品一样，需要想办法在市场上筹集资金、做大规模。由于产品同质，理财往往是通过给出高收益率来吸引资金。而在高负债成本压力下，银行理财在资产端必须要寻求具有较高收益率的资产予以匹配，其中首要原则便是寻求正carry。 只有当资产有正carry时，银行理财资金才会选择介入进行配置；在没有正carry时，银行理财很少会依赖资本利得来覆盖负债端的资金成本，因为和固息相比，资本利得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高，要覆盖成本的难度更大。 那么优先找到了正carry之后，银行理财会怎么做呢？ 理论上，当银行理财找到正carry之后，它们基本上会将资金按照市场风险由低到高逐步配置到各类资产上（按风险排列，各类资产顺序为：现金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类资产——非标准化债权）。不过现金和银行存款一般是不会有正carry，所以银行仅仅会持有少量现金以满足流动性需求。而大部分货币市场工具也比较难以覆盖理财成本，所以我们看到理财产品主要持有的还是信用类债券。 从投资策略的角度看，理财主要以被动组合策略为主，债券类资产普遍持有到期，以追求长期相对稳定的收益，对于利用市场波段性机会进行交易则较少涉足。 （二）净值型银行理财 随着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相继出台，原有的“刚兑+资金池+预期收益”模式逐渐被打破，净值型理财产品规模迅速上升，有取代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的趋势。 2019年年末，净值型理财产品存续余额10.1万亿，同比增长68.6%，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43.3%。而净值型理财产品中，开放式净值型产品的占比为81.1%。 原先的资金池模式被打破后，净值型理财产品在运营模式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对银行资管部或者理财子公司而言，净值型理财产品的盈利来源，不再是资产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的差额，而是产品的管理费、托管费、手续费等。银行理财更像是一个类似于公募基金的专业服务机构，赚取的是服务费，而不用再承担投资损失的风险。 除了运作模式的改变外，监管对银行理财可投资资产和投资规模等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银行理财投资的非标资产不得超过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投资的由单一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30%等。 理财新规、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监管文件对银行理财投资行为的限制，使得银行理财在资产配置上出现了明显的调整。 对于债券，理财新规等文件限制得不多，毕竟债券特别是利率债在监管层看来是很好的投资资产，反而是理财自己不愿意投资。所以，新的监管政策仅仅是要求银行理财不能将资金集中投资在单一的信用债上，对整体投资情况并无限制。 对于非标资产，新监管政策的要求就比较多了。 第一，投资规模上的限制。非标不得超过理财净资产的35%，这一点在此前的监管文件中就已经涉及，且2018年大部分银行理财的非标投资比重都已经低于35%的警戒线，影响不大。 第二，期限上的限制。按规定银行理财如果投资非标，那非标资产的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的到期日或者开放式资产管理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这一点主要是限制非标的期限错配问题。 限制期限错配对银行理财投资非标的影响较大。一般非标都是期限较长的资产，此前通过资金池的模式，银行理财能够做到以短期负债投资长期资产。但现在监管要求资产穿透，资产负债要匹配，这样银行理财投资非标就很困难了。 目前，过渡期内银行理财主要是通过做定期开放式理财产品和封闭式理财产品来继续做非标资产。其中定期开放式理财一来要求期限在半年以上，二来要求资产组合的久期不得长于封闭期的1.5倍；而封闭式理财则只要封闭期与非标期限相匹配就可以投资非标。 另外，对于股权投资，监管层反而是有意引导银行理财增加在股权类资产上的配置。在新的监管框架下，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纷纷开始谋求成立银行理财子公司，而目前按照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它是可以直接投资上市交易的股票的。近期银保监会也表示要引导理财、信托、保险等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不过虽然目前理财投资股权的制度限制放松了，但制约理财投资的主要困难还是理财内部人才特别是权益投资类人才匮乏，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理财的权益投资选择。 从目前理财产品投资的资产结构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政策因素对银行理财的投资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在新的监管环境下，银行理财在资产配置上进一步偏向债券，而对现金的偏好快速下降。 这和银行理财自身资产的优化有关，原先非标等长期限资产较多的时候，银行理财需要准备现金等资产来确保整体的流动性。 而现在有了很大改变。一是新规对期限错配做出了明确限制，如非标资产的期限不得晚于理财产品开放日的前一天，这就使得理财对现金的需求明显减小。二是监管明确对于开放式理财既可以持有5%以上的现金，也可以持有5%以上的1年内到期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利率债。在这样的要求下，银行理财持有的现金和存放银行款项在2018年之后明显减少，而对债券的投资则明显上升。 第二，银行理财配置非标和权益的比重在逐渐下滑。非标的压降主要是因为监管对银行理财投资非标的限制较多，而权益类资产占比的下降或许和银行理财权益投研能力不强有关。 展望未来，净值化对银行理财产生的冲击会更加明显。此前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就是因为投资者把银行理财当做了存款的替代产品。 但随着刚兑被逐渐打破，以及净值化产品的逐渐推广，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在资管市场上的优势就大大减小了。特别是今年5月份债券收益率的快速上行，使得大量银行理财产品亏损，这让投资者深刻认识到，曾经刚兑的银行理财已经一去不返了。 未来，银行理财要想在资管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需要进一步向公募基金模式靠拢。毕竟银行理财几乎可以获得全牌照，而凭借着广泛的营业网点、和银行密切的关系等优势，银行理财在今后的资管市场上也有着不小的竞争力。 此外，银行理财也需要进一步发力权益市场。在监管层引导理财资金进入权益市场的背景下，对权益、衍生品等领域投资，将成为不少银行理财子公司特色化业务的重点。 但权益投资并不是银行理财擅长的业务板块，今后银行理财或许会加大和非银机构的合作，借助非银机构的投研能力来发展权益业务。相应地，权益类投资规模的增加，可能会挤占银行理财在债券上的投资份额。 2 公募基金 回顾中国公募基金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公募基金逐渐从股票型为主转向以债券型和货币型为主。2020年11月，货基和债基在开放式基金中的占比达66.5%。 先说货基。受益于201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控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取消了“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定期存款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0%”的规定，货币基金开始通过提高协议存款的比例增厚收益来吸引投资者。 2013年“钱荒”使货币市场利率冲高带动货币基金收益率上行。加之此时互联网金融快速兴起，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类产品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理财意识，货币基金开始成为当时居民的重要投资选择之一。 除了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在这一轮货基的扩张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2014年开始，央行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宽松，存款利率下降推动居民存款向理财产品“搬家”。银行理财凭借着强大的渠道和良好的信用背书等优势，规模迅速扩张，但由于当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银行理财并不愿意直接将资金投向实体，更愿意将资金投资于具有免税优势、便于流动性管理、风险更低的公募基金（主要是货基和债基）。 除此之外，银行理财还通过委外等方式投资赚钱效应强且刚兑的券商资管计划等金融产品，而券商资管计划等在拿到钱后，也会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货基和债基做流动性管理。 在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下，货币基金规模快速提高。可以看到2017年之前，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货币基金份额不断走高，2017年年末货币基金中有70%的资金来源于机构投资者。 这一时期，货币基金能够吸引银行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基金实行摊余成本法，这使得货币基金看起来是无风险的。 摊余成本法是指将货基存续期内的收益平均分摊至每一天，并直接反映在净值中的一种核算方法。比如说，你购买了1万份（1元一份，共一万元）某货币基金，之后货币基金用这1万元去购买同业存单、利率债等资产，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为3.65%，那么你每天都能够获得3.65%×10000÷365=1元的利息收入。这个收入会直接体现在每一天基金的单位净值里。 同时，摊余成本法并不考虑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基金购买的资产价格出现了明显下跌，它的净值也不会受到影响。这样的估值模式下，摊余成本法货基的净值每天都在稳步上升。 接近无风险和稳定收益，使得摊余成本法货基得到了银行的青睐，大量银行资金投向货基。不少基金公司甚至会为银行定制专门的货基产品，来满足银行的需求。 当时市场上货基与银行之间形成了一个螺旋式的循环。银行在拿到钱之后，将资金投向货币基金，货币基金规模扩张后，再去买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这样银行和货币基金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资金闭环。 但是，货基的运行模式并不为监管所喜。 第一，摊余成本法虽然实现了产品刚兑，但是和市场脱离的估值方式存在较大隐患。当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降的时候，货基如果按照净值来兑现给赎回客户，就会出现潜在的亏损，而这笔损失，管理人要么是自己拿钱去补窟窿，要么是拿新客户的钱去填补老客户的亏损。 第二，货基和银行/银行理财之间的派生行为使得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不断积累。在这样的模式下，一旦市场流动性收紧，银行就可能需要赎回货币基金，而货币基金为了应付赎回要求，就只能出售同业存单，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银行的资金需求，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2017年严监管的时候，出台了《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对公募基金尤其是货币基金的行为做出了多方面要求，如对货基使用摊余成本法、对定制货基（单个机构持有份额超过50%的货基）、对货基资产投向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监管政策收紧，对货币基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2018年货币基金规模开始下滑。 资产投向方面，Wind数据显示，2011年之前货币基金的配置以债券为主，其占比在60%左右，而现金类资产的占比较少。 但2011年之后，随着监管放松，以及2013年钱荒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我们看到2011年到2014年间，货币基金大量配置现金类资产，主要是协议存款。直到2014年政策放松后，货币市场利率下行，货币基金才减少在现金类资产上的配置，同时增配债券。货币基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和我们上文所说的一致。 在债券的投资结构上，2018年之前货币基金投资同业存单的规模快速上升，2018年货币基金投资同业存单的比例达到了77%。 不过在《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颁布后，货基投资银行同业存单的行为受到限制。比如货币基金投资于主体信用评级低于 AAA 的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10%，这就限制了货基通过购买低评级同业存单的方式来增厚收益。这些规定导致的结果是，近两年货币基金投资同业存单的规模明显下滑。 除了同业存单外，出于期限、成本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货币基金比较偏好短期融资券等期限较短而收益相当尚可的债券品种。我们看到，近几年货币基金投资短期融资券的规模不断上升。 另外，金融债这类信用风险较小而利率相对还不错的债券也是货币基金的偏好品种。 不过由于公募基金本身就享有免税优惠，所以国债等享有税收优惠的利率债对公募基金的吸引力不大。货币基金持有的国债比例很小，2020年上半年货币基金持有国债的比例仅3%。 说完货币基金，我们再来看债券型基金。 2017年之前，债基的发展过程与货基类似，主要是受益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当时，流动性极其充裕的商业银行，除了把钱投向货币基金用于做大规模以及用于流动性管理外，还会通过专户、定制公募债基等方式，投资于债券基金。毕竟债基的收益通常高于货基，且相比于自己购买债券，银行通过债基购买债券还能够享受免税优惠。 数据显示，2014年到2017年，基金专户的数量，以及机构投资者在债基中的占比，都出现快速上升。 当然跟货基一样，银行资金在推动债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债基的负债端变得脆弱，对银行的依赖度加深。一旦银行资金面出现风吹草动，债基就会跟随出现波动。 比如当市场流动性收紧的时候，银行为了满足资金需求，便有赎回债基的需要，此时债基就得卖出债券来筹集资金。而卖出债券又会使得它的价格下跌，由于债基使用市值法估值，债券价格的下跌会直接体现到基金净值上，这又刺激银行进一步赎回债基，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016年年末时，债券市场就出现了上面分析的恶性循环。当时市场资金面收紧，银行纷纷开始赎回债基，并收紧对非银的融资，依赖于银行资金的债基只得抛售债券来筹集资金，这使得债市大跌，基金净值下滑，而净值下跌又使得银行加大赎回力度，最后引发机构踩踏，并使得债市收益率快速上行。 但跟货基不同的是，2017年严监管之后，债基并没有如同货基一样开始收缩，而是在调整之后规模继续扩张。 我们认为，2018年之后债基的增长，和摊余成本法定开债基的崛起有关。 当时监管趋严后，摊余成本法货基发行受限。据Wind数据，2017年下半年至2020年8月，仅在2019年8月有6只摊余成本法货基发行，其他月份均没有摊余成本法货基发行。 而2018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在过渡期内，封闭期在半年以上的定期开放式债基可使用摊余成本法计量。 在货基发展受限的背景下，摊余成本法债基脱颖而出，受到市场追捧。 介绍完债基的发展历程后，我们再来分析债基的投资偏好。 资产投向上，根据Wind数据，债基有93%的资金用于配置债券。在具体债券品种上，债基偏好的债券主要有金融债、中期票据、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其中，金融债在整体中的占比较高， 2020年上半年债基有接近50%的资金用于配债金融债。 杠杆率方面，2014年之前债基的杠杆率一路走高，公募基金凭着投研能力优势，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增厚收益。但2014年之后，监管要求债基的杠杆不能超过140%，叠加2016年的债市调整，债基的杠杆率一路下滑，直到2018年债券迎来牛市后，债券基金的杠杆率才有所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做波段赚价差，债券基金更偏好票息收入。它们喜欢购买信用债，然后通过加杠杆等方式来提高票息收入，通过做波段等方式来赚取买卖利差的频率偏低。 从债券型基金所公布年报的数据中可以看到，2019年债券型基金中债券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76.4%，而债券投资收益（即债券买卖价差收益）仅占总收入的7.7%。 此外，根据中债登公布的现券交易数据，2020年 1月到11月基金公司现券买卖总额仅占其11月末持债规模的101%，明显低于商业银行的368%，更低于证券公司的7622%。 当然，也会有部分债基的风格偏交易型，它们的债券买卖收益有时候占基金总收益的比重会超过50%，乃至于达到90%，不过这样的债基数量较少。 具体到某一只基金时，我们可以通过它定期披露的季报、年报等资料来了解它们的持仓、仓位、杠杆率、交易风格等数据，不过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展望未来，在大资管时代，随着刚兑被打破，资金池模式被禁，所有资管产品都开始向以市值法估值的公募基金靠拢，如近几年券商资管就一直在努力获取公募牌照、要求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对标公募基金，这给公募基金带来了一定的竞争压力。 但和其他类型的资管机构相比，公募基金仍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决定了它对投资人而言继续有很强的吸引力。 第一，公募基金在净值化管理方面经验丰富。除部分特定产品比如摊余成本法定开债基外，公募基金大部分产品长期以来都是实行净值化管理的。 第二，公募基金的主动管理能力较强，内部投研体系完备，而且机制更加灵活，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很强竞争力。 第三，公募基金的免税优势，这使得它募资，尤其是从银行募资时，相对更加容易。 3 券商资管 受益于2012年之后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市场上如银证票据合作、银证信/基合作等通道业务开始盛行，券商资管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2017年1季度末，券商资管规模达到了18.7万亿，相比于2012年的不到2万亿，增长了近9倍。 2017年开始，对资管产品的监管收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包括券商资管在内的各资管产品进行了全方位整顿。受政策影响，券商资管规模开始逐年下滑，其中主要作为通道的定向资管计划规模下滑最严重。2020年3季度末，券商资管规模为9.5万亿，和高峰时期相比规模接近腰斩。其中，定向资管计划剩余9万亿，相比于曾经的峰值16.1万亿，规模也明显下滑。 接下来我们从负债和资产两端，来分析券商资管的行为。 从券商资管的负债端看，机构客户尤其是商业银行，是券商资管的主要资金来源，毕竟券商资管一开始，就是作为银行的通道，才快速发展起来的。 数据显示，券商资管计划中，超过90%的资金来源于机构投资者。而定向计划的资金，超过99%的来源于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银行和信托，个人投资者几乎不涉足定向计划。相比之下，集合计划中，来自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比例，要略微高于机构投资者。 2017年之后随着通道业务逐渐收缩，来源于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银行的资金比例有所减少。而随着券商资管开始向主动管理业务转型，来自于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比例逐渐提高。 资产端，券商资管的投资行为可以2017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2017年严监管之前，券商资管的运作模式和银行理财类似，也是“刚兑+资产池+预期收益”这种。毕竟在当时刚兑的大环境下，如果券商资管不刚兑，是很难吸引投资者的。而刚兑的潜台词就是资金池+预期收益。 但跟银行理财相比，在资产配置上，券商资管要比银行理财激进。毕竟券商资管计划的资金成本更高，而高成本使得券商资管只能去购买非标和低评级信用债等收益更高的资产，且通过加杠杆、拉长久期等方式来增厚收益。 具体投向上，券商资管定向计划和集合计划在投向上有明显的区别。 定向计划又可以分为通道产品和主动定向产品。其中，通道产品占据主体，2017年通道业务占全部定向计划的比例超过75%。 作为银行投资非标等资产的通道，通道产品主要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票据收益权等在内的各类非标资产。 而主动定向产品则主要投向标准化资产，其中投向债券的比例超过50%。 券商集合资管计划的资金投向，和主动定向产品类似，更偏好于标准化资产。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2016年集合资管计划中有63.2%的资金投向债券，有7.6%的资金投向股票，5.4%的资金投向基金，而投向信托计划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占比不到10%。 虽然这一时期集合计划和主动管理定向计划，有超过一半的资金投向了债券，但券商资管的高成本，迫使它偏好于投资口味比较重的债券。除了下沉信用外，券商资管的投研能力，也让它们愿意通过做波段、加杠杆等方式来提高资产的收益率。 2017年严监管之后，原有的“刚兑+资金池+预期收益”模式被打破，通道业务也受限，券商资管开始发力主动管理业务。可以看到券商定向计划规模一路下滑，但集合计划规模在2017年下滑之后，2018年开始震荡回升。标准化资产如债券、股票等资产依旧是集合计划的主要投资方向，2020年9月末，集合资管计划中有60%的资产投向了债券。 而在具体的券种选择上，由于资金成本较高，券商资管还是倾向于投资中期票据、公司债、企业债和短融等信用类债券，且所投信用债的评级多数并不高。 展望未来，在资管新规以及系列配套政策文件逐渐落地的过程中，资管行业必将迎来一轮改革，如刚兑会被逐步打破。刚兑打破后，券商资管会和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资管机构同台竞技，主动管理业务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而在非标投资受到极大约束的情况下，以股票、债券等标准化资产为主要投向的资管产品会越来越多，谁能在业绩、渠道、产品设计上做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 从竞争的角度看，券商资管和信托、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相比，既有劣势，也有优势。 劣势方面，和公募基金相比，券商资管的认购门槛偏高、没有免税优势、投资者认可度不高、在净值型产品的投资管理上经验不足；和银行理财相比，券商资管的渠道不够广、市场的认可度也不如银行理财；与信托相比，券商资管没有放款牌照，也没有破产隔离、它益性、代际传承等优势。 优势方面，尽管券商没有放款牌照，但积累了多年的标准化资产投资经验，机构内投研人才储备充足，渠道也仅次于银行。和公募基金相比，看似落于下风，但券商胜在灵活，这种灵活性体现在体制、薪酬、激励机制与投资管理等方面。 比如在投资管理上，券商资管一是可以做投顾，便于对接一些资金不能出省的银行机构；二是可以做定向，满足银行客户的特定需求，如果银行出于维护区域内客户的考虑，想支持客户发行的企业债，那么券商资管在满足勤勉尽责、风控合规等要求的情况下，是可以协商的。 与此同时，券商资管也一直在谋求公募基金牌照，向公募基金靠拢。 2018年11月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操作指引》，明确要求存量大集合资管产品应当对标公募基金，于2020年底之前，完成对大集合产品公募化改造。（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延期，大集合资管产品的改造期限也延期到了2021年。） 为满足大集合资管产品的改造要求，券商资管开始加速谋求公募基金牌照的步伐。在2020年7月31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文件中放宽了原来的“一参一控”限制，允许同一主体同时控制一家基金公司和一家公募持牌机构。 而券商资管在获取公募牌照后，一是券商资管原有的大集合产品能够更便捷的转化为公募产品；另一方面在此后的产品推广上也更加方便，有利于券商资管业务的开展。 4 信托计划 中国信托产品的规模，在2017年达到高峰，当时信托规模超过了25万亿。之后随着严监管，开展原有信托业务模式的难度加大，信托产品的规模不断缩小。2020年三季度，中国的信托资产余额为20.9万亿元，相比于峰值减少了近4万亿。 从资金来源看，由于信托有放款牌照，往往被银行当做放款通道。银行通过银信和银证信合作等方式，借助信托将资金投向房地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实现间接放贷目的。但在监管不断围追堵截、经济走弱实体融资需求下滑以及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信托的通道业务逐渐回落，自2017年之后，信托的增长规模一路下滑。 从资金投向看，信托资金主要投向实体经济。自2012年以来工商企业就一直是信托资金的主要投向，2020年3季度信托资金投向工商企业的资金占比达到31.5%，投向基建和房地产行业的比重为29.8%，而投向债券市场的比例仅有7.9%。 信托资金主要投向工商企业、房地产和基础产业，而不愿投资证券市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融资平台等给出的收益率较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规模激增，在房价上涨的背景下，开发商有能力也愿意付出较高的成本来融资。2014年印发43号文，2016年四季度开始收紧房企的融资监管政策，开发商和城投公司融资越来越难，对信托等高成本的融资渠道，有较强依赖性。 第二，信托产品的负债成本高。相比于银行理财，信托产品筹集资金的成本更高，集合资金信托或者是单一信托资金的融资成本往往在6%以上。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导致信托资金很难投向债券等票面收益相对较低的资产。 第三，投研能力不足。信托公司以前只需找房地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放款就行，收益高、风险又低，对证券市场涉足较少，相应的投研能力也不强。 但随着监管政策收紧和房住不炒的实施，以及打破刚兑的预期已经形成，信托转型迫在眉睫。近年来，信托一直在探索转型之路，在监管鼓励发展资本市场和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的背景下，信托行业也在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投入。 除直接观察信托资金投向，来看信托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外，信托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判断债券市场走势的角度。 信托贷款是社会融资规模的一个组成分项，由于信托贷款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和基建领域，在考虑信托产品的到期因素后，如果某个月新增信托贷款规模较大，说明当月房地产和基建等的融资需求旺盛，实体经济相对比较好，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偏利空。反之则说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较弱，利率债可能迎来机会。
12月22日12时37分，长征八号在海南文昌发射场首飞成功，本次运载的卫星当中包含由平安银行定制，国电高科研发的首颗金融界物联网卫星“平安1号”（天启星座08星）。 “平安1号”的成功发射，是平安银行布局天基物联网，进一步部署星云物联网平台迈出重要的一步，作为平安天基物联网星座的首发星——“平安1号”正式展开在轨技术验证和应用测试。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后，将应用于电力物联网、矿山水文监测、海洋牧场、智能集装箱、生态环境监测、森林防火、绿色矿山和智慧农业等应用场景，助力平安银行提升银行、物联网、供应链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为企业客户提供更丰富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次发射是长征八号首飞，长八火箭是国内首次把以液氢液氧和液氧煤油为推进剂的两个子级模块相组合，同等起飞规模下，火箭的运载能力更强。同时长征八号也是我国首款国家立项商业运载火箭，将逐步取代老旧的长征二号及长征四号火箭，成为我国未来主力中型火箭，承担起商业发射的重任。未来的长征八号R型（CZ-8R）将使用箭体垂直起降技术，其芯一级和助推器将分别使用2台和1台1200KN液氧煤油发动机，具备2次启动以及65%变推力能力。本次发射开展了部分功能验证测试，预计在2025年前实现发动机的10次重复利用，2035年前实现完全重复使用。一旦芯级与助推器实现重复回收再利用，必将大幅度缩减商业发射成本，提高我国整个航天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而作为长征八号首飞运载的卫星之一，“平安1号”是国内首颗由金融机构定制发射，用于金融服务的物联网卫星。“平安1号”的发射是平安银行为推动全行转型迈入新高度，启动“星云物联计划”，组建“平安”星座联盟的重要一环。通过打造天地一体化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帮助企业与其资产连接，为企业提供有效和可视化的资产监控与控制服务，同时提供数字化经营基础设施，最终承载万亿级供应链及数字金融资产。对于赋能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推动商业银行普惠业务发展，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云端化升级，具有非常高的实践价值和推广意义。 平安银行自2016年开始持续加大科技和创新投入，推进和践行数字化转型。今年初，将打造“数字银行、生态银行、平台银行”三张名片提到了全行的战略高度。该行以金融科技为抓手，全面推进数字化经营和线上化运营，通过全面融入集团五大生态圈，切入各类客户场景，掌握客户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数据，进而提供精准的产品与服务，打造开放互联的平台，通过多赢的模式，持续延展集团获客边界，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个产品、一站式服务”。 下一步，平安银行将结合自身优势，积极探索“物联网+金融”新道路，创新打造“星云”物联网平台，连接数据与实物资产，为客户提供支付结算、新型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财资等全面金融服务的同时，形成数字资产挖掘，数字资产确权，数字资产价值实现的“数字经济闭环”，实现开放融无界、万物互联。 星云平台通过工业互联网设备感知、车辆行驶状态监控、生物体征监控、仓储情况监控等技术手段，对监控数据与经营系统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实现客户画像、经营分析、风险预警，向实体经济输出智慧制造、智慧车联、智慧农业、智慧能源、智慧基建、智慧物流等解决方案，在实现数字化金融的同时落地产业互联，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同时星云平台全面融合了中台设计理念提高复用输出效率，以分布式构架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延展性，并且通过API和SaaS封装等技术支持开放银行理念落地，全面实践数字银行和生态银行理念，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目前星云平台已接入物联网设备超过33万台，形成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仓储物流、新能源、智慧养殖等五大行业的标准化解决方案，并对接多家核心企业和头部平台，支持数十个生态合作项目落地。
为加强对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的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重点明确了以下内容：一是规范业务经营。《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依法合规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不得借助网络等手段违反或者规避监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二是强化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业务风险评估与监测，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控制负债成本。地方性法人银行要坚守发展定位，立足于服务已设立机构所在区域的客户。三是加强消费者保护。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应当强化销售管理和网络安全防护，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四是严格监督管理。各级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处罚。 《通知》的印发实施有利于商业银行合规稳健经营，对于弥补制度短板、防范金融风险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将加强督促指导，做好《通知》贯彻落实工作，推动商业银行规范开展互联网渠道存款业务。
12月10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的《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下称《通报》)指出，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85097件，环比增长26.5%。从投诉反映的主要问题来看，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占比过半，达56.9%。此外，个人贷款业务和理财类业务也成为投诉较为集中的领域。 其中，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27278件，环比增长16.1%，占投诉总量的32.1%，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投诉量位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前三名。股份制商业银行37475件，环比增长30.6%，占投诉总量的44.0%，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的投诉量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名。 就投诉与业务量对比而言，在平均每千营业网点投诉量指标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位列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前三名，平安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位列股份制商业银行前三名，东亚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位列外资法人银行前三名。 《通报》显示，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环比增长43.5%，占投诉总量“半壁江山”，占比高达56.9%。 具体来看，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环比增长82.0%，占投诉总量的53.6%；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环比增长29.1%，占投诉总量的82.4%；在涉及外资法人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环比增长21.6%，占投诉总量的76.7%。 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和多家银行已出手规范信用卡业务的管理。6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其中，分期业务收费不透明、质价不符，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信息安全，违规泄露、滥用客户信息；对债务人或担保人违规不当催收等成为整治要点。 同时，亦有多家大型银行因踩雷信用卡业务被处罚。违规原因包括信用卡授信审批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违规办理信用卡客群分期业务，导致资金回流持卡人或被挪用；信用卡透支用于非消费领域；违规办理信用卡汽车分期业务等。 个人贷款业务同样是投诉较为集中的领域。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中，涉及个人贷款业务投诉环比增长33.5%，占投诉总量的23.8%。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环比增长44.4%；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环比增长42.9%；在涉及外资法人银行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环比增长6.5%。(向家莹)
图片来源：微摄 为加强对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的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重点明确了以下内容：一是规范业务经营。《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依法合规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不得借助网络等手段违反或者规避监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二是强化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业务风险评估与监测，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控制负债成本。地方性法人银行要坚守发展定位，立足于服务已设立机构所在区域的客户。三是加强消费者保护。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应当强化销售管理和网络安全防护，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四是严格监督管理。各级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处罚。 《通知》的印发实施有利于商业银行合规稳健经营，对于弥补制度短板、防范金融风险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将加强督促指导，做好《通知》贯彻落实工作，推动商业银行规范开展互联网渠道存款业务。 为加强对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的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日前，银保监会、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通知》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通知》的制定背景是什么？ 近年来，商业银行为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陆续通过互联网销售个人存款产品，在拓宽银行获客渠道、提高服务效率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风险隐患，比如产品管理不规范、消费者保护不到位等。当前，对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尚缺少针对性的监管制度。因此，亟需补齐制度短板，引导商业银行规范开展互联网渠道存款业务。 二、《通知》对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提出了哪些监管要求？ 《通知》结合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监管要求：一是坚持依法合规。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不得借助网络等手段违反或者规避监管规定。二是强化风控管理。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应当评估业务风险，完善风险治理架构。同时，持续监测和控制各类风险。三是规范销售行为。商业银行应当强化互联网渠道存款销售管理和网络安全防护，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四是坚守发展定位。地方性法人商业银行应当确保通过互联网开展的存款业务，立足于服务已设立机构所在区域的客户。 三、《通知》明确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等业务，请问有什么考虑？ 金融管理部门始终坚持审慎包容的监管导向，支持商业银行按照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原则与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业务合作，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生活。同时，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目前，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销售相关产品受到相应监管。存款作为最基础的金融服务，理应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 商业银行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存款业务，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产物，最近业务规模增长较快。但该业务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风险隐患，涉嫌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相关要求，突破地方法人银行经营区域限制，并且非自营网络平台存款产品稳定性较差，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也带来挑战。因此，为防范金融风险，依法对上述定期存款以及定活两便存款业务予以叫停。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与非自营网络平台进行合作，通过开立Ⅱ类账户充值，为社会公众购买服务、进行消费等提供便利，这部分业务不受影响，可继续开展。 四、《通知》对已经通过商业银行非自营网络平台进行存款的消费者有何影响？ 《通知》明确，商业银行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已经办理的存款业务，到期后自然结清。在此期间，相关存款依法受到保护，消费者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和存款协议到期取款或者提前支取。商业银行应当继续提供查询、资金划转等相关服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通知》发布实施后，如何推动商业银行稳妥整改、平稳过渡？ 目前，相关商业银行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的存款业务规模不一，各自的经营状况也有所差别。为避免次生风险，《通知》明确监管部门可根据相关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按照“一行一策”和“平稳过渡”的原则，督促商业银行稳妥有序整改。
国务院新闻办1月15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有关情况。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等出席。 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 寿小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继续进行年度有关数据发布。非常高兴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女士，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先生，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先生。首先请陈雨露先生作介绍。陈雨露（徐想 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雨露：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2020年是极其特殊、极不平凡的一年，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严重冲击。面对国内外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金融委各项要求，通过深化全面的金融业综合统计，和全面跟踪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灵活把握货币政策调控力度、节奏和重点，为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等重点工作营造了稳健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今年1月12日，人民银行向社会发布了《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主要金融指标运行符合预期，金融体系运行平稳。 一是货币、信贷增长基本实现年度目标。2020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0.1%，比上年末高1.4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累计新增19.6万亿元，比上年多增2.8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3.3%，比上年末高2.6个百分点。从全年来看，人民银行通过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实体经济提供了1.75万亿元长期流动性。人民银行累计推出9万多亿元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确保了“货币总量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政策目标。 二是信贷结构优化，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发力，金融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力度加大。2020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35.2%，比上年高20.3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14个月上升。普惠小微贷款增长30.3%，比上年高7.2个百分点。同时，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逐步释放，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已连续29个月回落。 三是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20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如期顺利完成，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2020年末，全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比上年末下降了0.51个百分点，创2015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金融系统千方百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圆满实现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四是金融支持“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2020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P2P平台已全部“清零”，各类高风险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影子银行规模缩减，资管产品风险明显收敛，同业关联嵌套持续减少。同时，人民银行坚决支持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及产业精准扶贫贷款近5年累计发放超过6.5万亿元，惠及贫困人口超过9000万人次，助力贫困县全部摘帽。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目前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已居世界第一位，绿色债券的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二位。 金融统计数据就是金融系统的“成绩单”。2020年，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风险冲击，金融战线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实现“十三五”主要目标任务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了金融力量。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人民银行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字当头，抓住工作重点，守住风险底线，深化改革开放，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支持。我先介绍到这，下面欢迎大家提问，谢谢。 寿小丽：谢谢陈雨露副行长的介绍，下面开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记者朋友们开始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们知道，今年要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是否意味着今年货币投放量将会增多？今年M2的增速将会是什么样的？谢谢。 陈雨露：谢谢央视记者。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是完善我国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基本匹配并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也就是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略高或者略低于名义经济增速，以此体现中长期内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同时在经济运行的非正常时期，比如说遭遇到类似当前重大疫情严重冲击的时候，经济增速可能会大大偏离潜在的产出水平，这时货币政策就要参照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速来把握。 2020年，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采取量化宽松等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基本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比较好地对冲了疫情以来宏观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金融运行保持基本平稳，与我国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也是基本匹配的。 202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会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继续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会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把握货币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以适度货币增长支持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2020年M1增速持续上升，11月甚至达到双位数，请问原因是什么？2021年房地产金融政策会有哪些变化？谢谢。 陈雨露：除了广义货币M2的增速之外，大家也非常关心M1，同时对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非常关心，从金融角度如何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这个问题请阮健弘司长和邹澜司长分别回答。阮健弘（徐想 摄）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 阮健弘：我来回答关于M1数据的状况。2020年末，狭义货币M1的余额是62.56万亿元，同比增长8.6%，这个增速是比2019年高4.2个百分点，增幅还是上升比较多。单位活期存款是M1里的主体，占M1的比重九成，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根据人民银行建设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逐笔采集的单位存款情况来看，2020年M1增速上升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这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显现。在稳企业、保就业的结构性政策支持下，传统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支持稳定了企业现金流，推动了企业活期存款增加较快。11月末，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活期存款同比增速16.5%，新增额占全部单位活期存款的比重是30%。 第二，一些行业获得了比较多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项目还没有全部实施，所以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沉淀。从数据上看，公共管理、商务租赁等行业在新增的单位活期存款中的比重占比不低。这些行业有些项目的筹资和投资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出现了资金的暂时停留状况。 第三，存款产品的规范推动了活期存款的增加。2019年10月以来，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对结构性存款等产品进行规范，部分资金流向了活期存款中的协定存款。 未来随着疫情缓解，经济企稳回升，投资项目逐步推进和开展，单位资金支出将有所加快，停留的单位活期存款也将有所减少。另外，由于规范存款产品带来的结构性产品向活期存款转化也会减少，所以我们预计未来M1的增长将会比较平稳。邹澜（徐想 摄）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邹澜：关于房地产金融政策，我作简要回答。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强房地产金融管理，重点开展了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了房地产的金融调控。牵头金融部门加强对各类资金流入房地产的统计监测，引导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合理增长，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制造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去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从2016年的44.8%下降到去年的28%。 第二，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一是落实长效机制，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二是按照规则化、透明化方向，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三是建立健全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第三，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按照“租购并举”的方向，加快研究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近期将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谢谢。 美国彭博社记者：请问央行怎么样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去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很明显的升值，我们是否担心这个趋势会对出口商、实体经济有一些负面影响？另外蚂蚁金服的增改进行的如何？是否会要求蚂蚁拆分一些业务？谢谢。 陈雨露：谢谢你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问题。首先我想请货币政策司孙国峰司长回答关于汇率的问题。孙国峰（徐想 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孙国峰：202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6.9%，波动幅度没有超过历史水平，比如2007年、2008年的波动幅度；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约4%，从历史上看年度的波动幅度也是处于中游。全年人民银行对美元汇率均值为6.90元，和2019年均值也是持平的。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基本面是相符的。与其他主要货币相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也较为适中。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汇率变动对出口和经济的正负影响基本相互抵消。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取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外汇市场变化等因素。总的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将成为常态，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谢谢。 陈雨露：关于刚才提到的蚂蚁集团规范整改的问题，目前在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蚂蚁集团已经成立了整改工作组，正在抓紧制定整改时间表，对标监管要求来进行整改。同时，也要保持业务的连续性和企业的正常经营，确保对公众的金融服务质量。金融管理部门也在与蚂蚁集团保持着密切的监管沟通，有关工作进展将会及时向大家发布。谢谢。 经济日报记者：请问人民银行对今年的通胀形势如何判断？核心CPI是否仍将处于低位？有分析认为，由于CPI指标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价格的变动，导致当前的通胀水平是被低估的，人民银行对此如何评价？谢谢。 陈雨露：物价的稳定是货币政策核心的政策目标，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了CPI数据，12月CPI同比由降转升，全年CPI同比上涨2.5%，国家统计局随即对这一指标作了解读。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受猪肉价格和成品油价格上涨的共同推动，2020年末CPI环比涨幅比较大。从中长期来看，2020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生猪产能也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所以CPI环比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是比较小的。同时，确实我们要关注核心CPI的变化。由于居民收入增速仍然在恢复过程中，再叠加局部地区疫情的反复，还有服务性消费仍然受到一定制约，所以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仍然处于低位。 下一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国内消费需求逐渐复苏释放，我们认为未来核心CPI有望继续回升。总体来看，2021年我国的物价水平大概率会保持温和上涨，受上年同期基数的影响，预计全年CPI同比涨幅将会出现先升后稳的走势。 关于你刚才谈到的CPI指标是否应该纳入资产价格变动的问题，目前这还是属于学术界讨论的重要的前沿课题，国际上主要的经济体还没有将具体某类资产价格变动直接纳入CPI指标的做法。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看，在关注物价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密切关注重要领域的资产价格。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来防范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带来的宏观金融风险，以切实维护金融稳定。谢谢。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记者：有两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央行发布的社融数据中，贷款核销的数额与银保监会的数字有差别，请问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另外社融数据中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票据融资这三项统计，在影子银行总量中大概占比率有多少？是否能提供一下影子银行总体量的统计？谢谢。 陈雨露：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您对我们发布的数据研究的非常细，对一些结构性的数据，请健弘司长作回答。 阮健弘：我先回答媒体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您提到社融里的7644亿元，是2020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里的贷款核销额，你提到的1.7万亿是2020年前三季度银保监会公布的贷款处置额。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核销只是贷款处置的一部分，贷款处置除了核销以外还包括转让、以物抵债、证券化等其他形式。所以这两个口径之间的数据是不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问题，你谈到社融里面是否有影子银行的业务，我们经常说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不全是影子银行业务，比如委托贷款当中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就不是这方面的业务。当前，扣除5.4万亿元的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后，社融里的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合计约是12万亿元。 由于没有受到类似银行一样的严格监管，某些非银行信用中介的部分业务有高风险的特征，那么这些业务往往就被通俗的称为“影子银行业务”，比如有一些私募基金，部分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还有理财产品当中投资的非标资产等等，这些业务剔除了重复之后，估计目前的存量大概有32万亿元左右，比上年末减少约2万亿元。谢谢。 香港紫荆杂志记者：2020年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请问这个让利规模包含了哪些内容？2021年是否还有推动金融系统让利的政策出台？谢谢 陈雨露：请孙国峰司长回答这个问题。 孙国峰：2020年，人民银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 一是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5900亿元。一年期LPR累计下行30个基点，带动2020年全年贷款利率较2019年下降0.5个百分点让利5600亿元，8月底顺利完成存量贷款基准转换，转换中直接降低利率和重定价后利率下降让利约280亿元。 二是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让利460亿元，人民银行分三批次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2020年末已经发放完毕，支持金融机构以优惠利率发放贷款。 三是债券利率下行向债券发行人让利1200亿元，2020年新发行国债、地方债、公司信用类债券利率较2019年低0.47个百分点。 四是两项直达工具让利3800亿元。去年全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通过减少企业孳息支出、过桥费用等方式为企业让利3580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为企业节约担保费用240亿元，此外，银保监会通过督促银行减少收费、支持企业重组和债转股等方式，引导银行让利，这部分让利预计约4200亿元。上述各项数据合计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1.5万亿元目标已经顺利实现。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坚持稳中求进，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释放LPR改革潜力，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谢谢。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公布了涉及1.9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请问央行如何看待美国新一轮刺激方案对中国经济金融可能造成的影响？另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表示短期内不会加息，央行是否担心外部长期的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会恶化中国的国际金融环境，因为中国仍然是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谢谢。 陈雨露：这个问题是一个最新的变化，先请孙国峰司长从货币政策操作的角度来回答，然后我再作补充。 孙国峰：我们注意到美国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方案准备出台，全球金融市场对此已经作出了反应。美国通胀预期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反弹，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升值，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有所贬值。应当看到，去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有所贬值，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有所升值，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有所贬值。这些波动都是正常的，说明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成为常态，发挥了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作用，为央行根据我国经济形势自主实施正常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带动了全球经济的恢复，也有利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谢谢。 陈雨露：在前一段刚刚举行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当中特意提出要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主要考虑的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是相对缓慢的，所以对实体经济的压力传导和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叠加在一起，外部的风险需要警惕。一是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波动幅度在不断地加大。二是全球流动性高度宽松的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方向易变、波动也在加大。三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前所未有，低收入国家债务风险还会进一步的上升，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外部风险，我们重点还是要坚持国内优先的原则，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一方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夯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另一方面，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持续提升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在G20等国际平台上与其他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来共同为全球经济未来的复苏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谢谢。 澎湃新闻记者：如何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如何看待下一步降准和利率下调的空间？谢谢。 陈雨露：请孙国峰司长回答。 孙国峰：我国经济向常态回归，内生动力增强，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好转，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货币政策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因此2021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握好时度效，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 在总量方面，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中期信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 在结构方面，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一方面稳妥调整和接续特殊时期出台的应急政策，延续实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要创新和运用好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任务的金融支持。 在传导方面，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深化LPR改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稳定市场预期，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树立“风险中性”理念，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关于这位记者朋友谈到的准备金率和利率的问题。关于利率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在观察利率水平的时候，应当更多关注实际发生利率的变化。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以改革方式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取得明显效果。 2020年12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1%，比2019年末下降0.51个百分点，处于历史最低水平，降幅大于LPR同期降幅。此外，贷款利率下行引导银行降低负债成本，推动存款利率下行。2020年12月三年期和五年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3.67%和3.9%，分别较上年末下降5个基点和16个基点，目前经济已经回到潜在产出水平，企业信贷需求强劲，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明当前利率水平是合适的。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2020年人民银行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目前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9.4%，其中超过4000家的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6%，不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准备金率相比，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都不高。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灵活调节，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向银行体系提供短期、中期、长期流动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谢谢。 红星新闻记者：2020年，我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受到疫情严重的影响和冲击，人民银行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上采取了哪些措施？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考虑？谢谢。 陈雨露：谢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重要的问题，支持小微企业的平稳发展是人民银行和金融系统工作当中的一个重中之重。正像你刚才提到的，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更加困难，它是我们稳企业、保就业的关键的市场主体。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相关部委及时出台了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坚定的支持小微企业的融资和稳定发展。概括来说： 一是创新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去年6月份推出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还有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这两大工具，运用央行的资金激励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大幅增加信用贷款投放。全年银行业累计对7.3万亿的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3.9万亿，同比增加了1.6万亿。 二是加大对重点领域小微企业的普惠性政策支持。牵头出台金融支持抗疫30条举措，设立3000亿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定向支持7600多家防疫保供重点企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微企业。根据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需要，追加了5000亿复工复产、1万亿的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60多万家，绝大多数也是中小微企业。 三是提升商业银行自身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人民银行积极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对小微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权重提升到10%以上，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得以大幅增加，前11个月普惠小微新增的授信当中，首次授信户数占近40%。 四是发挥“几家抬”的政策合力。进一步完善货币、监管、财税等以及外部政策激励。更好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完善地方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综合施策，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同时也积极推动征信平台建设，促进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运营的应收账款融资平台全年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规模达到2万亿，超额完成全年8000亿元的目标任务。 总体来看，去年小微企业融资取得了“量增、价降、面扩”的显著效果，截至去年年底普惠小微企业余额15.1万亿，同比增长30%。12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利率是5.08%，比上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2020年全年共支持3228万户的经营主体，比上年增加524万户。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保持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精准滴管的信贷政策，发挥好全国应收账款融资平台、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平台的支持作用，加大对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谢谢。 寿小丽：谢谢陈雨露副行长，谢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今天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核心提示12月10日，由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联合百家成员银行举办的“2020银行数字生态与普惠金融峰会暨第十六届中国电子银行年度盛典”在京成功举办。 中国电子银行网讯 12月10日，由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联合百家成员银行举办的“2020银行数字生态与普惠金融峰会暨第十六届中国电子银行年度盛典”在京成功举办。 2020年，在全球疫情常态化的大环境下，数字经济已成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支撑。银行业既承载发展普惠金融的社会责任，也具有推动数字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自身需求。值此岁末之际，来自监管部门、学术机构、银行与金融科技企业的三百余位业内人士出席本次峰会，共商数字经济发展新策略，探寻数字普惠发展新思路。 后疫情时代，银行数字化转型正当时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董事长兼总经理胡莹女士致辞表示，随着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潜能不断释放，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势头将更加强劲。她认为银行数字化转型应从坚持创新引领、坚持科技赋能和坚持普惠金融三点切入。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二级巡视员杨富玉指出，当前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蓬勃发展。为应对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挑战，业界应做好四项工作：强化标准规范引领作用；加快银行数字生态建设；做好数据治理和隐私保护；推进电子银行普惠服务。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认为，全球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金融业更是处于变革的风口浪尖。中国正同时经历四次科技革命，我国银行业如果亦步亦趋地跟进，可能会掉进后发劣势，因此要注重超前思考，隔代布局。 构建数字生态 银行业担当数字经济发展强引擎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在支持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生态的过程中，我国银行业不断面对挑战、跨越鸿沟。年度盛典上，多位银行从业者分享了有关数字化建设的心得。 中国农业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谢凯指出，坚持数字化转型，进而服务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既是大行的使命也是责任担当。 华夏银行(行情600015,诊股)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刘强谈到，银行构建数字生态首先要以实体经济生态为前提、为依附，在此基础上进化、优化，进而创新、创造，逐步构建高度适配银行自身特性的数字生态。 行业热议：线上化、数字化如何赋能银行转型 广发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关铁军认为，线上渠道正在成为承载银行大部分经营服务的载体。未来，线上化、数字化的经营和管理就是银行经营和管理本身，这也是转型的意义所在。 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数字金融部副总经理药明进一步指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点主要包含三方面：开放平台的建设、行业场景的拓展，以及数据资产的经营。 江苏银行(行情600919,诊股)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助理沈蓓洁认为，大数据应当是金融科技的核心发力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协同发力，对于用户体验、风控的提升效果是首屈一指的。 上海农商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王海涛认为，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是以客户体验为关键，而客户体验的着力点是客户旅程管理，因此上海农商银行着力建设了客户旅程管理平台“鑫旅程”。 针对银行渠道线上化的趋势，长沙银行(行情601577,诊股)网络金融部总经理朱彬谈到，银行网金业务未来将逐渐向平台化发展，构建成为具备数字化运营能力的流量平台，同时线上渠道数字化风控建设和运营可以有效降低线上渠道的运营风险。 互联网银行普惠金融成绩单：科技助力服务三农小微 数字化时代，银行科技能力的提升大幅度拓展了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本次年度盛典中，两位互联网民营银行从业者着重谈到科技赋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案例。 微众银行企业直通银行部副总经理樊萌谈到，今年疫情来临时，微众银行集全行之力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这期间服务的客户中有2/3的小微企业从来没有在其他银行拿到过贷款，证明切实服务了真正的下沉市场。 亿联银行科技研发部总经理张世杰谈到，针对吉林农业大省的市场特点，亿联银行推出亿农贷和生意贷两项产品服务三农和小微，亿农贷主要解决无抵押农户的季节性贷款需求，生意贷主要解决无抵押小微商户的高频低额贷款需求，这些产品背后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科技视角看银行数据运营四部曲：挖掘、留存、驱动与布局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出席本次年度盛典并发表演讲，他认为科技企业处理好“金融脱敏”问题，向金融企业输出服务（TechFin）才是发展之本。随后，四位来自科技企业的嘉宾也分享了服务金融行业，协助银行挖掘数据价值的经验。 索信达控股集团副总裁宋爱华谈到，真实的营销是客户专员与客户面对面交流，做到察言观色，但是银行面向的客户有几千万甚至几亿，不可能所有客户都做到一对一拜访，所以应当用更高阶的智能工具挖掘并细化客户需求。 华为中国政企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孙壮谈到，金融行业数据挖掘非常重要，尤其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一些非结构化的数据如何存储下来，流动开来，运用起来，是今后银行和技术服务企业需要钻研的课题。 在银行数字化建设中，数据到底有什么价值？对此，神策数据创始人兼CEO桑文锋认为，驱动决策高效化和驱动产品智能化是数据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易观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杨彬进一步谈到，重视建设数据分析能力，进而形成总行数据、分行数据、场景数据的贯通，是银行最终完成数据体系构建的理想状态。 《2020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出炉 聚焦小微金融发展现状 本次年度盛典正式对外公布《2020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作为业内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电子银行研究报告，本年度参与调查的银行增加到98家，内容涵盖电子银行用户使用行为态度研究、电子银行综合评测及用户体验研究与数字金融行业热点研究三方面。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助理总经理赵宇解读《2020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 今年报告中特别增加了小微企业融资专题，旨在关注小微融资创新模式，加速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报告》指出，小微企业对经济的贡献与其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有较大差距。目前政策高度鼓励发展小微企业融资业务，已出台多项政策鼓励银行对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在行业层面，大行与农村金融机构是小微融资市场主力，但各类机构的规模贡献与其资产规模占比不匹配，并且整体线上化水平不足。 《报告》最后提出建议，认为银行业应进一步推动小微融资线上化，并加大力度发展银税贷与支付贷。 同时，基于电子银行调查数据产生的“2020中国电子银行金榜奖”榜单也随之出炉。近百家银行就电子银行规模、安全性、功能创新、产品创新、用户体验等数据展开比拼，角逐出十九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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