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媒体采访表示，预计今年全年中国银行业将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去年的2.3万亿元加大了力度，且明年处置力度会更大。 郭树清表示，当前中国金融业运行平稳，风险整体可控，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相较而言，中国股、债、汇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142.4%，资金支付能力充足；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2.4%，资本充足率14.21%，风险抵补能力较强。 郭树清表示，同时必须要看到，当前金融风险仍然易发高发，一些潜在隐患依然较大，包括存量风险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极易反弹回潮等，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冷静研判，未雨绸缪。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银行业新形成不良贷款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郭树清说。 他表示，对此要密切关注，提早谋划，积极应对。一是做实资产质量分类，督促银行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法评估贷款风险，真实反映企业经营变化。二是备足抵御风险“弹药”，要求银行采取多种方法补足资本，提前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力。三是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在充分揭示风险的前提下，研究分阶段下调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释放资源全部用于处置不良贷款。四是严控增量风险，督促银行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好贷款“三查”，减少贷款损失。 郭树清表示，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之下，原本经营很好的企业销售中断、订单压缩，不良贷款的反弹是必然的。“财政、金融、就业、产业各方面的政策要结合起来进行帮扶，多种手段把企业扶持起来，这样我们的经济大循环就会更正常、更容易一些。”
记者昨日获悉，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下更大气力深化金融领域关键性改革，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促进融资结构优化。引导信托、理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树立价值投资理念，成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中坚力量。 郭树清介绍说，下半年，将继续推动企业债券的发行，推动银行和保险更多地参与债券等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以支持小微企业。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已研究了一些储备性的政策，会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出台实施。 根据市场情况出台储备性政策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截至6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科研技术贷款同比增长26.95%。企业信用贷款同比增长13.8%，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13.4%，均高于贷款平均增速。 郭树清表示，资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小微三农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上半年新增制造业贷款创历史新高，超过之前4年增量之和，贷款总量和结构都有了很大优化。 在直接融资方面，今年上半年，银行业企业债券投资同比增长28.5%，保险业债券投资同比增长16.5%，长期股权投资同比增长18.2%。郭树清认为，这个增长幅度近年少有，为推动金融业结构调整优化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郭树清表示，上半年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已达50%以上。“目前已有2360多万家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这个水平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关键在于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有了较大提高。”郭树清表示，下半年，将继续推动企业债券的发行，推动银行和保险更多地参与到债券等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来支持小微企业。 此外，郭树清透露，面对疫情的持续影响，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已研究了一些储备性的政策，会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出台实施。 预计今年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相较而言，我国股、债、汇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郭树清表示，当前我国金融业运行平稳，风险整体可控，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郭树清指出，必须要看到，当前金融风险仍然易发高发，一些潜在隐患依然较大，包括存量风险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极易反弹回潮等，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冷静研判，未雨绸缪。 “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上升压力较大。”郭树清说，对此将密切关注，提早谋划，积极应对。一是做实资产质量分类；二是备足抵御风险“弹药”；三是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四是严控增量风险。 郭树清表示，对于不良贷款上升，银行机构要未雨绸缪。“我们持续加大了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今年全年预计银行业要处置3.4万亿元，去年是2.3万亿元。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因为更多的贷款延期，明年才暴露出来，所以要把新的问题和老的问题结合起来，一起处置，当然我们更要控制好新增贷款的质量。” 将深化金融领域关键性改革 在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深化改革开放方面，郭树清表示，下一步，将下更大气力深化金融领域关键性改革，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促进融资结构优化。引导信托、理财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成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中坚力量。以加快中小银行改革为突破口，提升金融机构体系稳健性。以公司治理为抓手，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促进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金融双向开放，鼓励中外机构在产品、股权、管理和人才等方面开展合作，拓展开放广度和深度等。 “疫情期间，放眼全世界，中国是少有的不断有外商投资金融机构落户的国家，许多国际著名的机构都表达了落户的意向。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尽管现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外部的环境不那么好，但这不会改变我们对外开放的大趋势。”郭树清表示。
近日，山西多家城商行先后发布通知称，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参与合并重组的议案，透露出山西银行业最新改革动向。 对于中小行而言，兼并重组是化解风险处置的一种市场化路径。今年以来，除了山西银行业外，各地城商行、农商行合并重组现象频现，要么是资质较优的银行参股并购其他银行，要么是省内多家机构合而为一，形成更大的区域型银行。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中小行合并重组的加速主要是受监管导向影响。此前，监管层曾提及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的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式，深化改革，化解风险。而在此轮兼并重组中，有银行业人士对记者称，规模较小、资质较弱的城农商行可能是合并重点，如中西部地区的部分银行，有着更强的风险处置诉求。 山西多家银行拟合并重组 8月8日至8月10日，山西4家城商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先后发布了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主要与合并重组相关。比如，晋中银行和晋城银行称会议要审议关于参与合并重组的议案，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则提到要审议关于参与新设合并的议案。 根据上述通知，4家银行会议召开时间集中在8月24日、8月25日和8月26日，出席人员主要包括各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成员等。还需一提的是，晋中银行的审议议案还包括“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其办理合并重组事宜”。 据悉，4家城商行均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从资产规模来看，晋城银行处于领先地位。该行于2005年12月31日核准开业，截至2019年末，资产总额达862.13亿元；负债总额为778.55亿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为553.2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411.37亿元；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94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19.59亿元，净利润5.88亿元。 晋中银行则是于2007年8月挂牌成立，截至2019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711.4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395亿元，各项存款余额498亿元，实收资本31亿元；另外，截至目前，晋中银行分别在太原、晋城、大同设立了三家分行，在晋中城区及县域共设有41家支行，全行营业网点有48个。 相较之下，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较小。截至2019年9月末，长治银行的资产总额为419.47亿元；截至2018年末，阳泉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为457.81亿元。 对于山西城商行的合并，此前市场已有传闻，如今上述通知透露出最新动向。“从合并对象上来看，这种区域性中小银行的重组，有助于处置风险和集中资源，做大做强区域性银行，以增强银行竞争力。”华东地区某城商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而4家银行不良贷款率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面临着较为迫切的风险处置诉求。据中国货币网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阳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57%，较2017年增加了1.54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9月末，长治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28%，较2018年末上升了0.25个百分点。不良率贷款率超过2%的还有晋城银行，截至2019年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2.14%，较2018年末明显增加；相比之下，晋中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截至2019年末为1.9%，较此前有所下降。 中小行加速“抱团” 一直以来，国内中小银行众多，由于自身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管理与经营能力方面相对有限，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疫情影响之下，部分中小银行受冲击明显，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经营稳健性受威胁。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表示，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兼并重组是化解目前中小银行潜在金融风险、提升经营效率的手段之一，有助于降低行业风险、增强银行竞争力，提振市场对中小银行发展信心。另外，中小银行的重组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行业分化。 事实上，除了山西的城商行外，今年已有多个地区的银行选择抱团取暖，相比往年显著增多。比如，7月末监管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承继前两者的债权、债务；7月28日，江苏银保监局批准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此前四川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也公告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 还有银行直接参股中小行，比如常熟银行拟入股镇江农商行；广东台山农商行获批参股广东阳春农商行；河北涿州农商行、河北高碑店农商行获保定银保监分局同意受让河北定州农商行股权等。 前述城商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称，从现有区域银行合并重组案例来看，主要有两大方向，一种是几家经营状况不太好的银行合并组建成一个较大的区域性银行，如地市级的城商行组建成省一级的城商行等，这种通常是通过政府支持、资源集中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种则是头部优质的中小行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来控股或参股一些中小行，并向其输出人才、管理经验。 “今年银行业合并重组的加速离不开监管的鼓励。”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对记者说。 此前，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曾在4月22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小银行在疫情期间受到明显冲击，今年将会大力推进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 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副主任刘荣在7月16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提及，在城商行的改革方面，支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积极推动深化城商行改革和化解风险。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的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式，深化改革，化解风险等。 “预计未来中小银行合并趋势将更加明显，这也将利于中小行规范股权治理，同时充分暴露存量问题，对现有不良资产处置也有一定帮助。”廖志明称。 “顺势而合”并非易事 对于中小行而言，合并重组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的银行需探索不同的模式，且双方在合并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股权问题。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分析师郭妍芳对表示，中小行的股权关系往往较为分散且复杂，有的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相对应得，涉及的利益关系众多，要理清这个关系，需耗费较长时间和较大精力。 另外则是资源配置问题。郭妍芳提到，多家银行合并，人员怎么安排、业务资源如何投放、网点怎么分配等都需要考虑，比如原来在属地有两家分支行，合并重组后，如何归置才能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周茂华还对记者称，这一过程同时面临着公司治理挑战。若中小行重组后人员与管理不能有效整合，就难以实现股权结构优化、降低潜在风险、提升经营效率等目标，只是虚增规模，可能出现“1+1<2”情况。 此前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也强调，在中小行合并过程中，警惕简单“拉郎配”风险。王信称，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足够财力的情况下，为了处置风险，简单化地“并大堆”，搞“拉郎配”，试图借助好的农信社来解决差的农信社的风险，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破坏金融机构体系的完整性，立足本土、小而精的农信社受到打击，出现越来越多大型农村金融机构，转而追求大项目、大客户和跨区经营，不利于农信社下沉重心进行更好的“三农”和小微金融服务。 另外，周茂华还对记者说道，中小行合并重组也将为监管带来压力。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众多，面对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未来跨区域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案例可能增加，这就需要跨区域监管部门进行创新、协调。
“人工智能与金融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是金融模式变革的方向，在大力发展的同时亦需要提防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12日在北京举行的“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说。 当天的活动上，发布了由肖钢本人牵头撰写的《中国智能金融发展报告(2019)》。该报告提及，人工智能技术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尤其智能金融应用往往以无须人工干预的方式运转，如果事前没有考虑控制手段，事后一旦出现风险很难管理。 肖钢分析称，由于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模型和算法，因此在该技术运用于金融市场时，一旦数据质量不高或出现偏差，则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带来系统性风险。 例如，在资本市场上，事先设定的投资模型往往在实施中没有人为干预，这可能使得投资策略产生高度一致性，并在某个时点上对市场造成冲击，由此引发系统性风险。美股就曾经出现过“闪电崩盘”，道琼斯指数在极短时间内暴跌上千点。 “随着未来人工智能不断发展，这种风险是存在的”，肖钢指出，金融监管机构对此一定要有所预防，对人工智能算法本身要加强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在技术上要攻克“算法黑箱”问题，对模型的可解释性要加强监管，要能够解释清楚模型到底基于何种逻辑。 与此同时，还要将智能金融有关模型和算法的构建者、设计者一并纳入监管体系之中，相关从业者应具有认可的资质。 此外，对模型利用的极端情形亦要准备预案。肖钢表示，如针对类似美股“闪电崩盘”的事件，要事先设计好一些交易管控机制，“这样的机制可能若干年用不上，但一定要准备好”。
近日，最高法拟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业内紧急讨论应对，舆论场里却没能掀起浪花。失宠于舆论，说明消费金融正走向成熟，变得模式清晰、未来可预测。但成熟都有两面性，好的一面是有共识、有规则，消除了冲击性和破坏性，坏的一面则是有惯性、有惰性，失去了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惯性太强容易把车开进死胡同。风控的四大问题凡事均有利弊。有些弊端，在行业初期不明显，无碍大局；到了一定阶段，就会被激活，显现出杀伤力。大数据风控之于消费金融便是如此，早期几乎全是优点，随着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弊端显现，一些优点也在变缺点。贷款的关键是风控，风控的核心可归结为四大问题：谁在贷款？贷款干什么？拿什么还款？还不上怎么办？在这四大问题上，传统风控与大数据风控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传统的消费贷款流程，强调资料证明。申请消费贷款时，银行要求借款人提供在职证明、收入证明、公积金缴费记录，甚至还要查验户口。这些证明文件，能很好地解决“谁在贷款”“拿什么还款”的问题，但手续繁琐，体验较差。引入互联网技术后，大数据风控用数据取代了这些繁琐的现场手续，便利了借款人，大幅提升了借款效率，满足了消费场景对付款时限性的要求，促进了消费贷款与消费场景的融合。对于“还不上怎么办”，传统风控强调以抵押担保为抓手。只有借款人收入稳定（如公务员、国企员工、大型企业员工等）且借款金额不高时，银行才会妥协，发放纯信用贷款。相比之下，大数据风控仍然以数据为抓手，摆脱了对抵押担保的依赖，大幅降低了借款门槛，推动了消费贷款普惠化。至于“贷款干什么”，无论传统风控还是大数据风控，都未给出解决方案，面临相似的困境：房贷、车贷、消费贷的用途是可控的，现金类贷款难以监测用途。总的来看，大数据风控更强调便利性、突出普惠性，在上行周期，给增长松开了枷锁，引领了消费金融大发展；但大数据风控也有自身的问题，行业高增长既掩盖了问题，又拖延了问题的解决，到了下行周期，这些问题开始被放大。大数据风控的“一体两翼”传统风控，以收入和抵押物为核心抓手，大数据风控给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总结为一体两翼策略：以“群体风控”为主体，以“定价覆盖风险”和“催收覆盖不良”为两翼。所谓群体风控，是指重群体、轻个体。就单个借款人来看，大数据风控做不到精准识别，偏差大（这里仅评价行业一般情况，不同机构间的大数据风控能力有显著差异），相比传统风控手段有差距；但胜在效率高、门槛低，借款人数量足够大，客观上把单个借款人风险湮没在群体之中。2016年前后，国内居民杠杆率低，且消费金融处在风口期，借钱容易，借款人个体层面的信用风险很低。只要群体层面借款人的财务状况不恶化，模型差一些也能凑合用，不会出大问题。此时，很多机构的大数据风控，追求的是反欺诈能力。相比传统风控模式，大数据风控接触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构成的虚拟字符串。一旦虚拟字符串与真实借款人的映射关系被篡改，如身份证显示为A，实际借款人却是B，就会产生骗贷问题。综合利用人脸识别、黑名单、网络图谱等手段，大数据风控可以把业务线上化释放出来的猛兽（骗贷风险）重新关进笼子里。但很多机构的大数据风控，对信用风险评估始终重视不足，“只要不骗贷，谁都可以贷”。所谓“定价覆盖风险、催收覆盖不良”，是指在“拿什么还款、还不上怎么办”的问题上，大数据风控并未给出直接解决方案，而是依靠较高的利率定价、积极的催收进行风险补偿。大数据风控的“一体两翼”，前几年运转良好；这两年，环境快速变化，“一体两翼”正由助力变阻力。隐患在凸显从宏观环境看，这几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导致借款人群体的信用风险不可逆地攀升。疫情之后，失业率上升、收入增速下滑，更是雪上加霜。此时，行业面临的不再是中低信用风险的借款群体，“群体风控”策略正失去对行业的庇护力。当借款人违约概率普遍增大时，单个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就成为消费金融类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一旦金融机构正视信用风险评估，会发现难度比想象中要大：高质量、多维度的数据获取难度在加大，动态变化的环境对数据解析能力的要求也在快速提高。除非前期一直持续进行试错、投入，一直进行模型升级迭代，临阵磨枪是没用的。“定价覆盖风险”和“催收覆盖不良”，则因监管介入而不同程度失效。这两年，消费贷款利率定价屡屡受限，早期没有限制，导致高利贷泛滥；之后是36%的红线，倒逼高利贷平台退出市场；当前又在研究上限下调，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随着定价的不断下移，刨去资金、营销、运营等刚性成本后，留给风险成本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当定价覆盖风险不可行，放贷机构只能抛弃中高风险借款人，或依靠抵押担保进行风险兜底。业务空间，正逐步收窄。催收覆盖不良，效力也已大幅削弱。疫情之下，不少消费贷款机构被“反催收联盟”钳制，正常催收都受影响。催收，再也不是解决“还不上怎么办”的致胜法宝。以上种种，环环相扣，让“一体两翼”从助力变阻力，消费金融正经历着严峻考验。一些机构的逾期率仍能保持低位，更多机构的利润几乎被拨备吞噬殆尽。扩张的惯性很多消费贷款机构，却仍活在过去“高增长、低不良”的幻觉中，过去的美好明明是风口红利，却误以为是自身风控能力超强。当对自身实力存在误解时，消费贷款机构往往会把外部挑战看作机遇，逆势而行，保持扩张的惯性。这两年，经济下行，削弱借款人的收入偿债能力；大量非持牌放贷机构破产离场，削弱借款人的借新还旧能力；利率定价中枢下行，削弱中高风险群体的融资能力；互联网贷款上征信，让多头借贷无所遁形；……一边是借款需求下降，一边是借款人整体风险上行，消费贷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逆势扩张，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举例来说，KPI指标100亿，行情好的时候，业务部门能轻松营销200亿，给风控部门留有较大的挑选空间，业务与风控能和谐共处，互为促进；当前环境下，业务部门费心费力只营销来120亿，风控部门几乎没了挑选余地，自然会对抗加剧。此时，公司层面如果重视风控，会牺牲KPI保风控，接受规模的缩水；但如果对行业环境缺乏清醒认识，基于扩张的惯性以及逆势做大份额的诉求，公司层面很可能牺牲风控保KPI，必然要走入死胡同。不幸的是，很多机构既缺乏自知之明，也有扩张的惯性。随着大数据风控“一体两翼”逐步失效，即期越追求增长，未来越会以苦涩收场。空间还在，但要换个活法当然，也不是不能追求增长。增长空间还在，但增长的来源发生了改变。从我国居民负债结构看，2017年之前，个人贷款高增长主要是房贷驱动；2017年之后，房贷增速开始下行，消费贷接棒，成为居民杠杆率持续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当前，监管机构对控制居民杠杆率三令五申，宏观经济形势和收入增速也不支持杠杆率继续大幅攀升，依赖于用户下沉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未来的增长，更多地要靠中高收入群体的负债调结构。消费贷款并不是居民杠杆的全部，住房抵押贷款才是大头。即便控制居民杠杆率不增长，也可以通过内部调结构为消费贷款挤出空间。即居民房贷还本付息留出的存量缺口，由消费贷进行增量填补。不过，既然消费贷款的增长源于房贷下降产生的缺口，也就是说增长主要依赖的是有房群体和有实力购房的群体，这与过去几年依赖下沉用户、边缘群体的增长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再是谁敢下沉、谁敢放贷，而是谁能有效激活中高收入群体的借贷欲望。靠什么激活呢？消费场景。过去几年的消费金融，是现金贷的风口；未来几年的消费金融，得场景者得天下。鉴于不同消费贷款机构对场景的把控力差异很大，新一轮的洗牌开始了。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二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2020互金二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8月12日，上海黄金交易所（下称上金所）发布公告称，近期影响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金银价格持续双向大幅波动。请各会员单位继续做细做好风险应急预案，提示投资者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合理控制仓位，理性投资。 上金所还表示，交易所将视情况采取风控措施，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保护投资者利益。
8月6日，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出席“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时表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实行零利率、负利率，借钱很便宜，有一部分短期外资，即热钱，会进入中国市场。这种资金快进快出，进来的时候会促使我们的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快速撤离的时候，可能造成我们市场的大幅波动。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资本市场和境外的资本市场联动性在显著上升。因此，我们要在坚持扩大开放的同时，注意防范短炒资金可能对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 作为中国证监会的原主席，肖钢在离开证监会主席岗位后仍然心系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肖钢频频出现在一些大型活动场所，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献计献策，肖钢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而这一次肖钢在出席“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时，建议资本市场“在坚持扩大开放的同时，注意防范短炒资金可能对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这对于当下的中国股市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毕竟肖钢主席是从2015年的疯牛行情中走过来的，深知热钱的短炒对资本市场的破坏作用，因此，肖钢主席就借此机会及时给资本市场敲警钟。 对于当下的股市来说，肖钢主席的提醒很有必要，也很及时。自7月份以来，A股市场的行情走得有些强劲，甚至有些疯狂，7月绝大多数交易日里，沪深两市的成交都在万亿元之上，其中，7月7日的成交金额更是达到1.74万亿的天量，7月9日的成交金额也达到了1.73万亿元的次天量水平。在资金创出天量的背后，是场外资金的大量涌入，这其中就包括肖钢主席提到的热钱的涌入。虽然面对行情的上涨，市场并不介意热钱的进入，甚至热烈欢迎热钱的进入，但一旦热钱真的快速撤离，带给市场的大幅波动是可以预见到的。虽然不至于重复2015年疯牛过后的暴跌行情，但行情的大幅波动带给市场的投资风险还是很大的。这是市场需要重视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管理层也知道热钱短炒给市场带来的投资风险，但管理层却并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防范这种投资风险。比如，银保监会可以禁止银行、保险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证监会也可以加强对场外配资的监管，但热钱进入股市却是无法阻止的，甚至热钱在进入股市的时候，还是多方面热烈欢迎的。不仅如此，热钱的撤离同样也是管理层难以阻止的，哪怕这热钱就算是来自于境外，外汇管理部门同样也无法阻止热钱的进出。所以，要防范热钱短炒带来的风险，管理层并没有有效的化解风险办法。从市场监管的角度，最多也只能是防范市场操纵行为的发生，并加强对操纵市场行为的监管。但这与防范热钱短炒带来的投资风险显然不是一回事。 因此，要防范热钱短炒给市场带来的投资风险，重要的还是要靠投资者自己。对热钱短炒，管理层不宜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但投资者却有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那就是防范风险，控制风险。比如，投资者本身首先就要远离热钱，如场外配资，这是一种高杠杆资金，一旦遭遇热钱撤离，这种高杠杆资金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方面的教训在2015年疯牛过后的暴跌行情中实在是上演得太多。 又比如，当行情到达一定的高位的时候，投资者就要控制仓位，将自己的持仓控制在6成或者是5成以下，让自己先保留住一部分获利。这样就算热钱撤离，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打击。当然，投资者在控制仓位的时候，一定要把融资的仓位清仓掉，只需要用自有资金炒作即可。毕竟控制仓位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风险，而融资炒股则是在放大风险，因此，在控制风险之时，首先就要把融资仓位予以清仓，尽量减少各种风险因素。 再比如，当股票的价格达到一定的高位时，投资者要尽量以减仓为主，而不是高位买入。这样即便是热钱撤离，也只会是影响到自己的获利多少，而不会让自己的本金蒙受损失。相反，如果是高位买入，一旦遭遇热钱撤离，投资者的本金安全就会受到损害了。所以，投资者尽量不要在高位买进股票，宁可错过，也不做错，不然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将会是巨大的。 当然，投资者如果确实看好某只股票一定要高位买进，那首先就要做好亏损的准备。在此前提下需要做到两点：一是轻仓买进，不要将自己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二是短线操作，快进快出，一旦证明操作失误，要尽快止损出局。而做到了这些，投资者自然也就无惧热钱短炒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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