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境外固体废物输入境内的，由海关责令退运该固体废物，处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承运人与进口者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些大门要越开越大，有些大门则要逐渐关闭。境外固体废物（俗称“洋垃圾”）进口，就是一扇要彻底关闭的大门。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6月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生态环境部将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确保到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 今年是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的收官之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国家逐步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商务、发展改革、海关等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还规定，将境外固体废物输入境内的，由海关责令退运该固体废物，处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承运人与进口者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严厉打击洋垃圾走私，同时也不断提升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水平。摄影/章轲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等情况 资料来源：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 “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为发达国家处理垃圾。这种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解读这份实施方案时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缓解原料不足，我国开始从境外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并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体系。 一种典型的“洋垃圾”就是废旧纸张。废纸是我国造纸行业的重要原料之一。中国造纸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企业约2700家，纸及纸板生产量10765万吨，较上年增长3.16%。我国有近70%的纸张来源于废纸，而历年进口废纸量则占据我国废纸原料总量的1/3。 2018年、2019年，中国废纸进口量分别为1615万吨和1036万吨，这已经是分别同比下降了34%和36%的进口量。刘友宾告诉记者，今年截至4月30日，全国固体废物进口总量为249万吨，同比减少47.3%。 我国纸及纸板生产主要集中在广东、山东、浙江以及江苏等东部沿海省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口废旧纸张方便。废旧纸张的中国企业用户主要有玖龙纸业（02689.HK）、理文造纸（02314.HK）、晨鸣纸业(01812.HK)和山鹰纸业（600567.SH）等。 中国造纸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玖龙纸业造纸产品产量位居全国首位，全年产量为150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95%。理文造纸和晨鸣纸业紧随其后，产量分别为593万吨和51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5.51%和4.78%。 第一财经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目前，走私洋垃圾情况依然存在，仅今年5月各地海关就查获多起洋垃圾走私案。 5月19日，武汉海关所属武汉新港海关在阳逻口岸货运渠道查获禁止进口固体废物1.7吨，这是2020年武汉海关查获的首批“洋垃圾”；5月13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查获禁止进口固体废物306吨；5月11日，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在进境空箱体内发现大量废旧轮胎，重约3.16吨。废旧轮胎属于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 刘友宾对记者表示，生态环境部已会同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制定了2020年工作计划，将大幅削减固体废物进口量，保持打击洋垃圾走私高压态势。
近日，皖通科技（002331.SZ）与其大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南方银谷”）之间关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再次升级，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皖通科技方面报警，目前相关事项警方正在进一步处理过程中。根据皖通科技5月28日在其官网发布的情况说明，事情的起因是南方银谷在非常规渠道刊登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通知。“从法定意义上来说，公司5月28日是没有股东大会召开的，安徽证监局已经就南方银谷在媒体上发布股东大会通知的违规行为出具了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即从监管层面认定这是非法的、不当的行为。基于上述，南方银谷及相关人士在当天早上6点强行占领公司会议室，且在疫情期间这么多人贸然聚集，给公司带来很大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行政部安排人员进行劝离。劝离过程中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相关情况都有详细的视频佐证。”皖通科技董秘潘大圣对《华夏时报》记者称。随后，本报记者多次致电南方银谷公开的联系方式，试图了解相关情况，均未有接听。因召开股东大会发生冲突相关公告显示，南方银谷现持有皖通科技56593019股股份，占皖通科技总股本 13.73%，截至5月25日，南方银谷持有皖通科技10%以上股份连90日以上。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要求，也有权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南方银谷表示，在南方银谷已依法提请皖通科技董事会、监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且提案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的情形下，皖通科技董事会完全无视南方银谷依法享有的股东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权利。迫于无奈，5月13日，南方银谷在媒体上刊登于5月28日下午2时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皖通科技发布的情况说明显示，在5月28日上午6时余，南方银谷相关人员20余人就来到公司，在保安人员阻扰的情况下进入一楼会议室。僵持一段时间后，上市公司在7点左右以“非法闯入”报警，警方要求双方自行协商调解。调解期间，南方银谷部分人员以“撞击硬物自残等偏激方式”拒绝离开公司，皖通科技行政部工资人员在对前述人员进行劝离时发生肢体冲突，后上市公司再次报警，双方前往派出所。有视频显示，在合肥市高新区蜀麓派出所门口，双方再度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早在5月25日，皖通科技就在公司门口张贴了盖有董事会公章的特别声明，告知股东，南方银谷在媒体刊登股东大会召集通知，召集程序不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第十条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南方银谷擅自刊登股东大会通知的行为是非法的，所刊登股东大会的通知是无效的。潘大圣认为，南方银谷通过媒体披露召开股东大会这一事项，目前律师和监管机构都认为是非法的，所以5月28日在公司根本不存在有股东大会召开的情景，因此南方银谷强占公司会议室的行为是非法的。一名自称是南方银谷聘请律师的男士对媒体表示，“召集股东大会是股东的权利，上市公司侵犯股东权利不让召集股东大会是有问题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鲍金桥律师则认为，“股东大会特别强调召集程序，股东如果要主张权利，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一旦出现瑕疵可能前功尽弃。在非指定信披媒体刊登公告，不能保证所有股东都知悉，广大投资者没有获得平等的投票权利。召集程序不合规，即便形成了股东大会决议，股东也可以去法院主张决议无效。”安徽证监局：公司印章管理、内部审计等存在违规行为在安徽证监局5月28日晚间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除了对南方银谷自行召集皖通科技股东大会出具警示函外，还提到上市公司在印章管理、内部审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管理、财务规范性核算等方面存在违规行为，对上述违规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公司时任董事长廖凯、副董事长李臻、董事会秘书潘大圣出具警示函，并记入诚信档案。潘大圣对本报记者表示：“证监局现场检查的企业的内控，在制度上肯定会存在一些缺陷，我们会认真吸取教训，后续会加强内控管理，去做一些适当的针对性的整改措施。但是也需要明确，这些印章管理措施都不是短期的行为，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包括周总（南京银谷实控人周发展）时任董事长期间，以及目前李臻任董事长期间，都是这样的制度。”此外，皖通科技管理层的稳定性也备受关注。在周发展“出局”后，担任董事长一职的廖凯任职两个月即辞职，辞职原因为工作调整，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董事及其他职务。董事长一职由原副董事长李臻接任。对于公司高层的频繁变动，“公司对此也很忧虑，但是从整体层面和员工角度来说，都是希望各方能够坐下来，面对面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依法依规的去履职、行权，把公司经营好，不希望通过太激烈的方式，无视法纪。这可能是全体员工的一个真诚的愿望。”潘大圣说道。据媒体报道，5月28日下午2时，这场临时股东大会转移至位于合肥华润大厦的世纪大同控股有限公司内继续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罢免包括李臻、廖凯、甄峰在内的6名董事，并选举了周成栋、胡明等6名新董事。即，若该决议生效，则皖通科技可能出现“双头董事会”。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孟博律师告诉本报记者：“双头董事会的起因是公司控制权之争，它的出现是公司管理陷入僵局的表现。一般而言，出现双头董事会之时，总有一方或者双方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在程序上存在违反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之处。可见，并非两个董事会都具备合法权力。”针对“双头董事会”，《华夏时报》记者尝试联系南方银谷了解相关情况，截至发稿未有回复。“这个事项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的，未知真假。公司提醒股东及相关方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要做对抗监管的事情。”潘大圣告诉本报记者。
今年以来，全省农信系统着力提升服务质效，创新纾困措施，激发消费动能，全力打好“信贷”组合拳，为复工复产、春耕备耕、脱贫攻坚和民生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扩大重点领域信贷投放。全省农信系统通过实地走访慰问了解客户需求，强化信贷客户储备，加大重点领域信贷投放力度。省农信联社下发专门文件，在全系统启动“暖春行动”，加大复工复产、春耕备耕以及脱贫攻坚贷款的调度监测；各农商银行积极与地方政府、工商联、街道等沟通协调，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电话询问和实地走访，及时发放贷款支持“三农”和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复业。截至4月末，全省农信系统贷款余额6577亿元，比年初增加507亿元，增长8.35%，贷款总量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涉农贷款余额4443.77亿元，较年初净增202.56亿元，增幅4.78%；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983.64亿元，较年初净增246.51亿元，增幅9.01 %。 一是全力支持复工复产。对临时因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能的企业，适当降低授信条件和利率；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及发展前景好但暂时资金周转困难的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通过实施优惠利率、调整还款周期等方式支持企业渡过难关，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截至4月末，全省农信系统累计为5042家复工复产企业发放贷款378.14亿元。 二是主动服务春耕备耕。一方面，根据春季生产资金需求，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和企业予以及时支持，应贷尽贷；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还款困难的，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合理采取续贷、展期等措施，帮其渡过难关。另一方面，提高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额度，加大对辖区内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特别是加大对直供疫区农产品种养殖、生猪全产业链、早稻扩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涉农企业的信贷投放，尤其是推动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农资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截至4月末，全系统共投放春耕备耕贷款23.27万笔，金额145.7亿元。其中，发放农户贷款20万户，发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9037户，发放小微企业贷款2.37万户；发放农资储备、购销等用途贷款51.21亿元，发放农产品生产、加工、调运、购销用途贷款76.68亿元，发放农田水利建设贷款17.81亿元。 三是持续加大精准扶贫力度。严格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应贷尽贷”，对脱贫摘帽农户归还贷款后允许再次发放贷款；及时总结宜章扶贫小额信贷深化试点工作，扩大贷款额度、延长帮扶期限。积极纾缓贫困农户因疫情造成的还贷压力，对符合条件的贫困贷款农户，给予最长6个月的延期还款条件，防止因疫返贫。今年以来，全省农信系统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款6.7亿元。 二、推出个性化信贷产品。省农信联社和省农担公司联合印发《“惠农担—农机贴息贷”产品实施方案》，针对省内现代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购置湖南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发放政策性贴息贷款,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农机购置快速获得低成本资金提供贷款支持。根据借款申请人实际情况，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贷款额度原则上为10—300万元，对辐射面广、带动力强、与农户利益联结紧密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贷款额度可放大到1000万元。 此外，全省农信系统积极满足特色化融资需求，陆续推出“战疫贷”“复业贷”“安心贷”“平安贷”“兴商贷”“湘E贷”等多款信贷产品，较往年同期同类贷款品种利率下浮1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汝城农商银行创新推出用于支持生猪养殖的“富民贷”，贷款利率下降近2.2个百分点，每100万元贷款每年可节省2.2万元利息成本。截至4月末，该行累计发放“富民贷”26笔共计216.5万元。 三、着力优化金融服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农信系统及时出台金融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20条措施，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疫情防控、春耕备耕、复工复产、民生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合理纾缓客户临时困难。省联社及时调整优化系统，解决贷款续贷、展期、临时性还本付息的通道问题，缓解客户现金支付压力，妥善解决征信异议。客观分析客户持续生产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一户一策，采取展期、续贷、重组、降息等措施，稳妥支持医疗疾控及配套生产服务经营主体、受疫情影响较大客户渡过临时困难，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截至4月末，全省农信系统办理续贷784户，金额66.26亿元；办理展期528户，金额31.16亿元。 二是加大信贷精准支持力度。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联社迅速下发重点防疫企业、复工复产企业名单。农商银行开辟信贷服务绿色通道，引导客户使用“福祥e贷”等线上贷款方式办理贷款52.1亿元；主动减免结算手续费、客户评估费和抵押登记费等费用，减轻客户负担；引入央行再贷款、再贴现等低成本资金，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贸易业、养殖业、制造业、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客户，积极落实利率优惠措施，最低可降至4.35%。截至4月末，全省农信系统累计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畜牧养殖、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领域的2338家企业减费让利2.05亿元，其中，为医用品制造类企业减费让利2624.39万元。如，洞口农商银行为该县唯一一家省级重点制造业企业——洞口县昌冠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开辟贷款审批绿色通道，5天内就为该公司发放支小再贷款1100万元，利息减免带来的融资成本减少60余万元。醴陵农商银行为醴陵市明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惠农担-生猪贷”特色信贷产品，解决其无抵押担保问题，并通过循环贷款的方式，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对比以前年度，可节约贷款利息11.8万元，减免担保费用4.35万元，同时可让客户享受财政贴息8.17万元。 来源：省农信联社
2020年上海市支付清算工作会议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会议总结了2019年上海市支付清算主要工作，对2020年上海市支付清算重点工作任务进行了部署。 会议指出，在上海市各支付清算系统参与机构的积极配合下，2019年上海市支付清算系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一是上海市支付清算系统稳定性不断增强，参与机构稳中有增，业务量稳步增长；二是积极推进同城清算业务承接，全面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保障工作，有力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三是做好参与机构现场运维巡检，不断优化参与机构管理服务水平；四是积极推广“手机号码支付”业务、企业信息联网核查系统、电子信用证交换系统和跨行账户信息认证服务平台；五是各类支付宣传活动成效显著，前沿课题研究取得进展。 会议强调，2020年，上海市各支付清算系统参与机构要秉持“守正创新、稳中求进”的方针，不断提高上海市支付清算工作质量和服务效率。一是要继续坚持安全导向，不断夯实支付清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职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支付清算系统平稳高效运行；二是坚持市场导向，推广“手机号码支付”、跨行认证平台，推进同城清算业务承接，加强业务拓展，提升服务水平；三是坚持民生导向，通过科技赋能，拓展支付清算系统新业务、新功能，努力改善客户支付体验，擦亮央行支付服务品牌。
2020年5月29日晚，上交所在一份声明中称，将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我国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曾短暂实施过T+0。近些年有关是否让T+0回归的争议依然很大。从上交所此次的表态可以看出，即使T+0未来回归，也会是折中方案——因为是“单次T+0”，预计是允许日内一次回转交易。未来T+0一旦重回A股，除了可能给A股带去交易量增加、日内波动率提高，还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抑制游资操纵？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乾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T+0对游资操纵股票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惩处游资要用重拳、用重典，但光靠这些行政手段恐怕不够，“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为巨额利益所诱惑而不惜铤而走险者大有人在，还需要结合市场力量对其进行事前控制。如何做到？靠完善交易机制。韩乾指出，在过去三十年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游资的交易型和虚假申报型操纵手法也在与时俱进，金融科技成了这些人躲避证券稽查的技术手段，人工智能、量化对冲、高频超高频等令人炫目的词汇和宣传口号成了他们掩人耳目的伪装。“比如游资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投在指数成分股，剩余20%-30%的资金投在流动性差的小盘股，给外界造成量化对冲的假象。操纵股票时，每隔几分钟拉抬一次，利用电脑程序精准控制拉抬频率、交易量和价格波幅，以避免触发大数据监管信号。这种手法十分狡猾，充分利用了现有监管技术判断标准的漏洞，行市场操纵之实。”他这样说道。证监会每年对外通报的年度典型违法案例中，市场操纵案总是会占有很大比重。2018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中，有7起是市场操纵案。其中一起具有代表性的是“北八道操纵市场案”。通报内容显示，2017年2至5月，北八道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组织操盘团队，通过多个资金中介筹集数十亿资金，利用300多个证券账户，采用频繁对倒成交、盘中拉抬股价、快速封涨停等手法操纵“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和胜股份”等多只次新股，合计获利9.5亿元；2018年4月，证监会依法对北八道及相关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2020年5月9日，证监会对外通报2019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罗山东等人操纵市场案，吴某某团伙操纵市场案，赵坚操纵市场案，吕乐等人操纵市场案，林军操纵市场案，张郁达、张晓敏操纵市场案等6起案件也在其中。游资交易型操纵的核心在于吸筹，筹码不足，价格无法形成假趋势，无人跟风也就无法达到操纵的目的。韩乾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在现行T+1的制度下，一些不明就里的投资者跟风买入后，即便知道上当受骗了也无法纠错，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持有，结果就是被动成为游资手中的筹码，变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实行T+0交易，允许上当的投资者随时可以主动卖出错误买入的股票，可以从源头上粉碎游资吸筹的计划。除了实行T+0，韩乾认为，解决A股融券难的问题也是抑制游资操纵股价的重要一环。“游资操纵下的股价走势毕竟是假象。市场上必然有专业机构和投资者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如果个股融券没有障碍，那么当价格明显偏离合理水平的时候，他们会做空个股。反之如果不能融券的话，那么这部分持有不同意见的投资机构和投资者个人只能黯然离场，而游资愈发猖獗。”韩乾称。我国股市自2010年推出融资融券以来，经历了多次扩容，融资融券标的数量从最初的90只增加到目前的约1600只。但是，相比融资，A股目前的融券规模远远不足。券源少、券商经营融券业务动力不足等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以2020年5月15日至5月28日的时间段为例，同花顺数据显示，沪深两市日均融资余额约1万亿元，而日均融券余额只有200多亿元。一类私募收益大幅受损？除了抑制游资操纵，《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还有观点认为，未来若实行T+0，国内一部分私募基金可能会受很大影响。这种观点的核心是：我国股票市场上相当一部分私募基金从事“阿尔法”策略，收益率可以达到50%以上，相比之下美国的对冲基金“阿尔法”策略只能获得4%左右的收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市场采取T+1的交易规则；由于投资者当日买入的股票必须持仓至少等到次日才能卖出，所以“风格因子”的时滞性比较强，行业轮动和板块轮动的切换频率比较慢，这就给机构赚取“阿尔法”超额收益带来了很大的机会和空间；可以预期，如果改成T+0，将提高“风格"切换的频率，加快消除因子的时滞，不利于从事“阿尔法”投资策略的私募基金，整个行业的收益率将大受影响。以美国学者1964年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称CAPM模型）为例，其中的“rf-rm”，rf可理解为市场无风险收益率10年期债利率，rm可理解为大盘的收益率。而alpha（阿尔法）就是个股收益率超过大盘收益率的部分，这里基金会用对冲的方式来做，买入认为可以跑赢大盘的股票，卖出对应rm的股指期货。私募基金中汇润生研究员吴昊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再简单点说就是，基金经理拎出一揽子股票（比如在沪深300指数下面的成分股中选），然后用各种因子（考虑因素）来筛选，可以用CAPM模型，也可以用Farm Frech模型等选股，然后主动择时，买入这些股票，卖空沪深300股指期货。”吴昊称，以前确实是这样，很多alpha策略都是要对冲的，买入股票，卖空股指期货；股票是T+1的，股指期货是T+0的，A股的一些机构可以“钻空子”；但现在越来越多机构也做量化和通过某些手段来实现日内交易的策略。“具体都是有固定的软件模型来帮助私募基金经理来做决定，看一些模型数据指标，也要看是否是’负基差’，是否’贴水’，然后再决定是否做alpha策略。”吴昊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有量化交易人士在知乎上称，与正统的对冲的alpha策略相比，量化alpha策略更复杂，由于现代计算机性能与算力的提升，alpha策略是透过因子模型来获取超额收益，因此计算因子的参数值变成了现代量化投资alpha策略的重点；通过合理有效的因子控制来进行选股，甚至交易决策，等等都是量化alpha策略模型的特点了。一位南方高校的学者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同意“T+0会让国内alpha策略的私募收益率受到很大影响”的说法，“alpha策略的收益就是靠风格因子，如果T+0导致因子切换速度加快，收益就会受到影响，或者投资者就要更勤奋地去挖掘新的因子”。“风格因子”，在定价、风险模型中，一般指什么？根据泰达宏利金融工程研究员窦福成在一篇文章中的介绍，Barra风险模型是量化多因子的范例，其十个“风格因子”最为最常见，包括市值因子、账面市值比（Book-to-price）因子、（股价的）残差波动因子、流动性因子、盈利预期因子等等。公开资料显示，Barra风险模型由Barra公司提出，后者是投资组合风险分析工具的供应商，量化投资领域的先驱，于2004年被MSCI公司收购。
央行吹风会： 两项货币政策创新工具 不是QE 作者： 杜川 [ 这些政策无论从性质上和规模上都谈不上量化宽松。和国际上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还是有的，仍处于常态化货币信贷政策的范畴里。 ] [ 这部分中小银行大约有3.7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按延期本金的1%提供激励，测算下来可能需要提供的激励上限是400亿元。 ] “特殊的时期应对特殊的困难，需要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性和直达性。我们在政策的设计上，政策的取向和要达成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内含有政策激励的安排。”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2日央行吹风会上这样说。 1日，央行联合多个部门再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以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同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持续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政策的针对性和含金量。 两个新设的货币政策创新工具是否为量化宽松（QE）？新设有哪些考虑？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还有哪些可能性？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系列金融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日，央行就金融保市场主体召开吹风会，潘功胜、央行办公厅主任周学东、央行市场司司长邹澜、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出席并详细阐述了为缓解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的影响，央行如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让资金直达实体经济。 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创新工具并非QE 1日，央行连发六文介绍其创新的直达实体经济、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是“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按季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引起市场对QE的联想。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创新工具与现有降息降准怎么配合？是否QE？ 潘功胜：两项新的政策工具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降息降准并不矛盾。比如，第一项政策工具我们叫延期还本付息。原来出台的政策是6月30日到期，因为疫情影响，6月30日到期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现在12月31日之前到期的贷款，可以延期到明年3月31日，这是一种在特别时期的特别监管政策安排。 第二项政策工具和我们以往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有差别，融合了一些要素，直接向中小金融机构购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也是一种短期政策安排。我们可能只买4000亿元，40%对应的贷款总量是1万亿元。这些政策无论从性质上和规模上都谈不上量化宽松。和国际上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还是有的，仍然处于常态化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范畴里。 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强度超预期 1日，央行联合多部门印发《延期还本付息通知》和《信用贷款支持通知》，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两项政策的背景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潘功胜：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强度超乎大多数人预期，市场主体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增长可能比原来预计的时间要长得多，也困难得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来稳企业、保就业、稳定经济增长。 2月底，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已出台了中小微企业临时性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当时大家预期6月底差不多时间也够了，但情况超预期。所以进一步完善了这项政策，创新创立了一个工具支持延期还本付息。此次政策与2月出台的政策相比有几点完善：一是期限更长；二是力度更大，要求对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三是明确稳就业的要求，享受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企业要承诺稳就业，企业要提供承诺书。 此外，从6月1日到年底是有激励性政策安排的，人民银行设立特定目的工具（SPV）开展利率互换操作，给延期还本付息的银行，按照其延期本金的1%提供奖励。中小银行之外的其他大型银行也必须同样做这个事。由国有金融资本管理部门对它们的考核中给予适当的安排。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主要考虑是引导和鼓励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提高信用贷款投放的比重，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为了鼓励商业银行做这件事情，央行设立SPV，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 邹澜：过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一些企业和地方反映，一些小微企业由于相对弱势，和银行提出延期要求时，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政策落地可能有一些障碍，这次政策明确提出“应延尽延”。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贷款关系比较复杂，最典型的是一些贷款是有抵押担保的，而这个抵押担保主动权不在银行，是企业作为贷款申请人去联系的担保，或去办理的抵押。“应延尽延”的基本要求也明确，企业提出申请后要保持有效担保或提供替代性的安排。从政策目标来说，企业还要承诺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只要做到这个，银行就应该予以办理。 放贷损失由银行承担符合市场化原则 自2020年6月1日起，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按季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购买上述贷款后，委托放贷银行管理，购买部分的贷款利息由放贷银行收取，坏账损失也由放贷银行承担。购买上述贷款的资金，放贷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放贷损失由银行承担，是否会影响银行积极性？ 郭凯：主要考虑是给银行提供激励，但还是要符合市场化原则。将贷款交由商业银行管理，让商业银行享受所有贷款回报，同时也承担信用风险，最终有利于激励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会更好地做贷前审查、贷后管理，可以享受所有贷款的回报，但要承担信用风险，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 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的这部分资金相当于一个激励机制，给商业银行提供一部分比较优惠的资金，使商业银行更有动力。通过这一方式，既激励了商业银行，同时又没有改变委托代理关系，没有改变商业银行对企业基本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权衡。 潘功胜：政策的信用风险都是由银行承担的，承担了信用风险也并不意味着必然有损失。银行如果干得好可能就白得了利息，如果干不好，补贴或奖励就弥补了风险成本。 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央行补“两头” 为了鼓励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人民银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提供4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利率互换协议的方式，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激励资金约为地方法人银行延期贷款本金的1%。央行提供的政策支持究竟覆盖多少贷款？有多少贷款可以获得延期？ 郭凯：按照测算，符合“应延尽延”要求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约为7万亿元，就是说7万亿元贷款只要能够保证担保和抵押安排有效，只要企业能够承诺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这7万亿元贷款银行要做到“应延尽延”。小微企业向银行申请，只要达到要求，银行按照政策要求最长延期到明年3月31日。 央行创立的货币政策工具本身不是面向所有银行，只面向地方法人银行，也就是中小银行。根据测算，这部分中小银行大约有3.7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这3.7万亿，对中小银行原则上按延期本金的1%提供激励，测算下来可能需要提供的激励上限是400亿元。所以，最终通过400亿的激励来支撑3.7万亿左右的贷款延期。当然，这都是上限，并不一定每笔贷款都能延期。 周学东：7万亿是指政策的统计惠及面，央行通过对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或提供补贴涉及3.7万亿，剩下的3.3万亿由大型商业银行继续延期。关于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央行补“两头”：在结果上，央行购买40%的贷款，但利息由银行都拿走，原理上收的利息中40%是可以归央行，但央行不要；在起点上，银行相当于零成本获取资金，补贴至少在一个点以上。 应对特殊困难，货币政策需要更精准直达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货币信贷政策到底怎么去实现对实体经济支持的精准性和直达性？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安排？ 潘功胜：在特殊时期来应对特殊的困难，需要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性和直达性。在政策的设计上，政策的取向和要达成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内含有政策激励的安排。人民银行今年以来在很多政策的设计方面都非常注重考虑这些。 比如，三次降准，特别是普惠金融降准是有前提条件的，上一年的普惠金融贷款余额或者增量占比要达到1.5%，才能下调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如果达到10%以上，下调1.5个百分点。所以政策目标还是小微企业，但附加着条件。 要求银行加大拨备提取，为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做准备 今年以来，为了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金融系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强化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实施差异化的监管。这些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潘功胜：受疫情冲击，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压力非常大，经营现金流萎缩，经济增长也受到较大影响，这个时候货币信贷政策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加大信贷政策的支持，对保市场主体、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大货币信贷政策力度是必需的。 其次，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市场主体经营状况和经济增长状况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任由市场主体倒闭，该救的不救，那么经济可能也会失速，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也会恶化。所以金融机构在这个时期要加大逆周期调节，扩大信贷的投向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稳定经济增长，同时也是救自己，就是保银行的信贷资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和企业在一条船上，保它们实际上是保自己。 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受到影响是必然的。我国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强，一季度末，银行体系的拨备覆盖率是183%，银行自身有比较强的能力来消化可能产生的资产质量恶化。同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也要求商业银行在加大对企业让利的同时，用现有的财务资源加大拨备储备，加大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能力。我们要求在今年未来的三个季度商业银行需要加大拨备提取，为防止今年、明年甚至后年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做好准备。 另外，在推动政策出台的过程中，保市场主体要注意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比如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安排，财政部提供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也是一种风险分担安排。同时，在制定和发布政策时也特别注意到有一些不能突破的风险底线，比如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由各个金融机构独立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不能行政干预放贷。也要求金融机构要防范道德风险和金融风险，比如资金空转，防止出现资金套利等。
近日，位于株洲云龙示范区的湖南中晟全肽生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全肽”）完成A轮融资，融资总额超过1亿元，投后估值6亿元。 本轮融资由天士力集团旗下渤溢资本领投，株洲市国投、株洲经开区双创基金、国科资本等参投，融资主要用于高端研发技术人才引进、五肽库精制提纯、多肽新药筛选平台二期建设及新药靶点筛选优化等。 中晟全肽成立于2017年，是株洲市首家在湖南股交所科技创新专板挂牌企业，也是湖南省唯一入选的抗新冠肺炎新药研发项目的企业。专注超大容量多肽库构建及多肽新药筛选研发服务，致力于打造全球多肽药物研发新引擎，首创的生物信息压缩技术（PICT）已在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及欧洲申请PCT专利，并已获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专利授权。 目前，公司五肽全库已100%构建完成，依托自主构建的多肽实体库，与兰州大学合作针对PD1/PDL1靶点已筛选出若干活性化合物，新药筛选平台一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2020年计划针对8个靶点开展新药筛选，同时与天士力集团、先声药业、益帆医药等知名药企达成研发合作意向，与国际大药企的合作也在有序推进中。 来源：云龙区国资金融办 供稿人：李响玲 核稿人：武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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