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商行+投行”战略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背景下的产物 在狭义的商投联动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内部存贷汇业务与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相互合作产生“商行+投行”联动。而更广义的商投联动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自身内部协调，还包括银行与外界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合作。 ■“商行+投行”可分为投贷联动、大资本市场和传统投行业务三类 投贷联动主要针对具有新兴产业高成长性、抵押资产相对有限等特征的未上市初创及成长期企业，具体业务包括以财务顾问为核心的“跟投”“跟贷”、认股权贷款；大资本市场业务的典型代表是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和结构化定向增发投资业务等；传统投行业务包括债券承销、并购重组等服务，满足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商行+投行”战略主要以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和结构化融资为主。 ■实践证明“商行+投行”战略有利于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与竞争力 从国外案例看，硅谷银行扎根科技中心，与全美创业风投圈关系紧密，为大量优质企业、PE/VC提供贷款、直接投资、资金托管等服务。“商行+投行”战略下硅谷银行获得了长期超额收益，2001-2019硅谷银行平均ROA、ROE分别为1.18%和11.98%，高出行业0.18和2.3个百分点。 从国内案例看，招商银行通过与PE/VC结合的投贷联动，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非息收入、手续费收入占比分别为37.4%和28.6%。高“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成为推动招商银行盈利能力常年位居行业前列的重要因素，截至2020年三季度，招商银行年化ROE高达15.7%，位居上市银行第一。 ■投资建议（略） ■风险提示 银行过度、过快进行“商行+投行”转型及创新，致使金融风险加剧；宏观经济大幅下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市场下跌、金融监管趋严、市场竞争加剧等，对银行估值修复带来不确定性。 目录 一、走近“商行+投行” 二、“商行+投行”的主要业务模式 2.1模式一：投贷联动 2.2 模式二：大资本市场业务 2.3 模式三：传统投行业务 2.4 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的基本情况 三、硅谷银行——“商行+投行”的典范 3.1硅谷银行简介 3.2硅谷银行业务模式 3.3 硅谷银行财务分析：“商行+投行”下资金良性循环 四、招商银行——向“轻型银行”转型 4.1招商银行“商行+投行”主要业务模式 4.2 招商银行财务分析：非息收入为盈利做出突出贡献 五、投资建议（略） 六、风险提示 报告正文 01 走近“商行+投行” “商行+投行”又称商投联动，其本质是商业银行突破传统存贷汇业务，进行综合化转型，这是经济转型升级到一定阶段后银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经营面临产业结构升级、“金融脱媒”、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等多重挑战。 （1）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产业向互联网、新能源、高端装备为主的成长型产业升级转型。伴随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抬升，当前我国传统低端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出现产业链转移、过剩产能出清现象。而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重知识技术、轻固定资产模式的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正在快速兴起，需要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尤其是投行服务。 （2）“金融脱媒”程度加深，金融市场开放、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快速崛起冲击银行的传统存贷汇业务空间，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叠加金融开放，银行机构间同质化服务竞争激烈，传统盈利空间遭受严重挤压。 （3）直接融资占比提升，金融服务需求的多样化要求银行向综合经营发展，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内在意愿与外在压力正不断增强。 在此背景下，我国不少商业银行提出向“商行+投行”转型的策略。例如，兴业银行在2016-2020 年五年规划中提出建设“结算型、投资型、交易型”三型银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并举的经营战略。工商银行提出“大投行”战略，深入推进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良性互促、境内与境外有机联动、银行与非银行业务融合发展。平安银行提出要在推进零售战略转型的情况下，走“商行+投行+投资”道路，大力发展综合金融。中信银行提出“建设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的发展愿景，明确强化商行与投行联动、表内与表外联动的发展思路。招商银行在“轻型银行”发展战略引领下，持续推进“投商行一体化”策略，围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两大场景运用的先进经验得到了同行业的广泛关注。 但什么是“商行+投行”？从定义来看，“商行”是指银行从事的传统存贷汇业务，主要是赚取息差收入，同时银行需要承担资金的信用风险并且形成资本占用。“投行”则包括投资银行、资金交易、资产管理、资产托管等在内的大金融市场业务，重点是银行以资金服务商的身份来满足客户的直接或间接融资需求，主要赚取手续费、财务顾问费等非息收入，实现较少的资本占用甚至不消耗资本、不承担信用风险。从本质来看，“商行+投行”战略是银行综合性经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的自然产物。 在狭义的商投联动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内部存贷汇业务与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相互合作产生“商行+投行”联动。而更广义的商投联动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自身内部协调，还包括银行与外界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合作。商行业务与投行业务的协同配合，可使银行全面提升对顾客的服务水平，逐渐成为金融服务行业的优质供应商，增强对客户的吸引力、提升高价值客户比重，并获得更多综合收益、分散财务风险、降低资本消耗。 国际上银行业实现“商行+投行”的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以美、英、德为代表的金融控股集团、银行控股公司和全能银行模式。具体来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即纯粹性、管理型控股公司模式，母公司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只从事对附属机构的股权运作和股权管理等，附属子公司经营包括商业银行、保险承销、投资银行等在内的金融业务。银行控股公司模式是母公司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可以从事具体的银行业务，其他领域的非银金融业务则由其所控股的子公司进行。全能银行模式则允许商业银行直接从事所有金融服务业务，即“一个法人、多块牌照、多种业务”。 从国际经验来看，“商行+投行”的综合性经营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银行盈利来源、扩大市场份额、并提升一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从分业走向混业，在此期间，银行非利息收入持续增长，非银金融服务业务相对重要性不断上升，推动商业银行ROE水平大幅提升。1991-2006年美国商业银行平均ROE、ROA水平分别达到14.3%、1.22%，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950-1985年美国商业银行ROA平均水平为0.72%）。贡献商业银行ROE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在于非息收入，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06年美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比重达43.7%，较1986年提高16.1个百分点。此外，进一步分析非息收入的构成，可发现包含证券化和投资银行业务等非银金融服务的“其他”非息收入项，是推动美国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尤其在1999年后美国商业银行全面迎来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代表的综合性经营模式，非息收入迎来快速上升期。 02 “商行+投行”的主要业务模式 总体来看，“商行+投行”开展形式可主要分为投贷联动、大资本市场和传统投行业务三类。其中，投贷联动主要针对具有新兴产业高成长性、抵押资产相对有限等特征的未上市初创及成长期企业，具体业务包括以财务顾问为核心的“跟投”“跟贷”、认股权贷款；大资本市场业务的典型代表则为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和结构化定向增发投资业务等；传统投行业务包括债券承销、并购重组等服务，满足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直接融资需求。 2.1 模式一：投贷联动 在以财务顾问为主要身份参与的“跟投”“跟贷”模式下，商业银行在收取服务费、托管费增厚非息收入的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优质客户融资过程中的沉淀存款和优质高效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以“财务顾问”的身份，筛选优质信贷客户后，对其推荐品牌实力较强、专业水平较高或紧密合作的私募股权（PE）、风险投资（VC）机构，搭建平台以便双方沟通、协商，为PE/VC与优质客户牵线搭桥。在此过程中，银行不直接承担资产风险，但可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托管，而企业募得资金也有望在银行进行沉淀。另一方面，对于已有合作的PE/VC投资的优质企业客户，商业银行可提供特殊的信贷支持，即“跟贷”模式，通过建立“绿色通道”对合作PE机构投资的企业适当放宽信贷投放标准。 认股权贷款模式使得银行在助力企业上市的过程中，能通过合作机构代持的方式获取股权溢价，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与 PE/VC的重要合作模式。认股权贷款在我国又称选择权贷款，是指银行与PE/VC合作，将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业务相结合，为企业提供的结构化融资产品。一方面，银行与PE/VC进行合作，对具有高增长潜力、但抵押质押资产不足的企业进行放贷。另一方面，PE/VC对目标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代理银行与企业签订认股权协议。认股权协议根据内容不同可分为期权、股权、收益权三种协议，协定中银行的贷款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转换成企业股权、期权，共享目标企业股权溢价。当被投资的企业通过上市或者并购、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股权的价值增值时，代理PE/VC可以代表银行抛售或者转让所持有的认股权份额，并按照约定的协议把所获得的收益分配给银行，由此银行实现对股权溢价的分成。 2.2 模式二：大资本市场业务 商业银行可通过参与结构化定向增发，在获取固定收益的基础上得到一定浮动收益。在定向增发业务中，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基金子公司、信托子公司等机构下的专项资管计划参与上市企业的“定向增发”，投资股票、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等公开交易市场标准化金融工具。其中，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投资者风险偏好不同设置优先级与劣后级，理财资金投资优先级产品。此外，在股票市场表现不佳、上市企业定增难度加大的条件下，可将投资结构设计成固定收益+浮动收益。锁定期满后，若市场行情不佳，上市公司大股东以现金补足固定收益的差额部分；若市场行情向好，投资管理方可以择机抛售股票，获取二级市场投资收益。 股权直投模式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投资子公司绕道监管进行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模式实际是“明股实债”模式，银行与合作投资机构首先成立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再对目标企业进行投资。其中，银行凭借出资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获得优先级份额，即承担较低的投资风险获得较低的固定收益，而第三方合作投资机构则成为普通合伙人拥有劣后级份额，即获得位于商业银行后的剩余收益分配。银行在此期间还可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提供项目推荐、基金募资、项目管理、资金托管等财务顾问服务。同时由于银行拥有内部评优系统，通过此系统银行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对股权投资基金的优质客户提供包括贷款、财务咨询等在内的经营管理服务。 2.3 模式三：传统投行业务 以债券股票承销为代表的投行业务，有利于银行在授信额度有限的情况下赚取中收，同时减轻资本消耗压力。以债券承销为例，对银行而言，其对有贷客户的资产负债情况掌握已较为全面，为此类客户进行承销有助于发挥协同效用，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及披露成本。同时，传统授信支持也为银行拿下项目承销打下重要的基础。 并购重组服务不仅包括并购贷款，还涉及到并购前估值、并购中融资、并购后整合等全程顾问服务。具体来看，一是为有并购重组需求的上市公司提供并购融资服务，银行可利用企业持有的上市企业股权或其他股权设立股票收益权信托，并用表外理财资金池与其对接，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融资。而相关股票按照一定的折扣率质押给信托，到期由企业或第三方以约定的溢价回购该部分股权收益权。二是为拟上市公司提供“Pre-IPO基金+并购贷款”服务，主要是由银行、VC/PE等战略投资者组成并购财团，银行在这其中通过贷款、子公司股权直投提供融资服务。同时银行还可为拟上市公司以及Pre-IPO基金等提供投资顾问、融资顾问、托管顾问和并购重组顾问等中介服务收取服务费，提高中收。三是为国际化企业在境外融资上市提供“财务顾问+境外融资”服务，银行可利用自身境内外金融平台优势，由境内分行担任并购顾问，境外分行提供境外并购贷款，境外投行子公司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培育并保荐上市等方式实现商投联动。 2.4 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的基本情况 当前我国银行开展“商行+投行”战略仍以银行内设控股子公司之间协同为主，同时银行往往将投行业务定位于辅助商行存贷汇传统业务发展的工具。在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近年来监管层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以多元化的渠道开展投贷联动业务。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不少银行早已经通过子公司等方式获得多种金融牌照，成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银行控股集团。截至2020年末，已有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内9家银行控制或投资了证券公司，13家银行机构出资参与设立或控股了基金管理公司，7 家银行机构出资设立保险公司，4 家银行机构投资信托公司。但在业务品种上，银行发展投行业务仍相对较少，主要包括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和结构化融资三个领域，但整体定位仍然在于辅助传统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发展。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短期内“商行+投行”模式对银行利润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更多体现为间接影响。从体量来看，当前我国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体量远小于银行。以2019年数据计算，证券行业的净利润为1231亿元，仅占全部商业银行的6%。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角度来看，银行仍需探索实现高效业务协同的方式，商行与投行业务之间的考核分润、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冲突或影响最终的实际效果。 从长远来看，更广义的商投联动正在我国逐步发展。无论是近年来各银行不断推出的选择权贷款，还是银证合作创新的持续发展，商业银行正在逐步推进实现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的整合、联动和协同，“以顾促融”全面获取商业银行的投行服务收益、实现综合化经营的时代正在到来。 03 硅谷银行——“商行+投行”的典范 3.1 硅谷银行简介 硅谷银行金融集团（SVB Financial Group）是一家典型的美式金融控股公司，也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的最为成功的金融机构之一。硅谷银行于1983年成立于美国加州，并逐步由一家区域性银行发展壮大成覆盖存贷汇业务、估值服务、股权投资、财务顾问等综合性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截至2019年末硅谷银行金融集团的总资产约710亿美元，规模相对中等偏小。根据公司官网披露的数据，VC投资过的美国科技和生命科学公司中有大约50%是其客户。 从业务划分来看，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将其业务划分为四大板块。其中，硅谷银行Commercial Bank（GCB）负责商业银行业务，SVB Private Bank负责私人银行业务，主要服务于PE/VC背后投资人和中小科创企业高管。SVB Leerink是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在2019年新收购的业务，主要从事生命科学/医疗健康领域股权、可转债、并购、股票研究与销售交易等投资银行业务。SVB Capital为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旗下的风投基金，可对目标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3.2 硅谷银行业务模式 一方面，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大力发展认股权贷款业务、股权投资基金、传统投行等业务，开发信贷风险审批系统，处理企业融资收益与风险平衡的问题。在贷款业务方面，硅谷银行凭借其多年来多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模式、资金需求、现金流结构、生态网络的深入系统化认识，将贷款的适用性、针对性和贷后管理的细致性发挥到极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贷款，在获取高于一般贷款利息收入的同时，有效控制信用风险。同时，硅谷银行还通过对企业发放认股权贷款来获得额外的投资收益来弥补业务的高风险，一般为企业总股本的1%~2%，由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持有，在企业公开上市或被购并时行使，通过认股权证来有效对冲不良贷款甚至坏账的损失。此外，对于非常看好的创业企业，硅谷银行金融集团会安排旗下SVB Capital进行小规模的股权投资，一般每家企业的投资金额为100~400万美元，以便在企业成功创业实现公开上市或被并购时获取较高的资本增值，对高风险进行补偿。 另一方面，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扎根科技中心，与全美创业和风投圈关系紧密，为大量优质PE/VC提供贷款、直接投资、资金托管等服务。贷款业务方面，硅谷银行以PE/VC背后的投资者中长期承诺付款为担保向PE/VC提供授信（此类贷款专有名称为capital call line of credit）。除此之外，硅谷银行还向风投基金提供开户和基金托管等金融服务，并通过兄弟公司SVB Capital直接投资优秀风投基金。截至2019年，SVB Capital已投资入股约500家风投基金公司，而反过来硅谷银行为其投资的风投基金的托管规模已超过45亿美元。与创投机构之间深度的合作与绑定，也使得硅谷银行与大量优质PE/VC形成战略联盟，银行可以根据合作中获得的企业信息，来基本判断创业企业的管理团队、商业模式和发展前景是否得到认可，并进一步降低对企业融资的风险。 整体来看，根据企业“起步、成长、上市准备、成功上市”四个典型发展阶段的需求特点，硅谷银行金融集团与PE/VC建立深度合作，并将投行业务与商行业务灵活搭配，满足高成长性企业的全方位、各个时期的融资需求。 （1）在企业起步期，硅谷银行通过自身深耕科技企业贷款业务多年获取的历史数据，开发信贷风险评级模型，进行资产组合和风险定价，在传统商行业务中实行特殊便捷的小企业贷款流程，为企业设计保证、抵押、信用的组合融资方案，且可通过认股权贷款业务分享或有股权溢价。对特别看好的公司，通过SVB Capital进行股权投资。 （2）在企业成长期，硅谷银行的贷款品种和额度也将有所提升，可提供期限较长的项目贷款支持（通常为12-24个月），同时配合经营规模的成长贷款满足流动资金需求，如流动资金贷款、贸易融资等。在投行方面，硅谷银行通过担任企业私募引资顾问，协助企业引入PE/VC等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扩大融资的空间。 （3）企业上市冲刺期，硅谷银行在过去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夹层融资、并购贷款等多品种融资业务满足企业复杂的资金需求。同时，硅谷银行还为企业提供上市前重组、报表优化等财务顾问服务，调整企业资产和负债结构，提升利润水平，并通过SVB Leerink覆盖企业上市承揽承销、提供上市服务等顾问咨询业务。 （4）企业上市成功期，针对企业跨越式发展的资金需求，硅谷银行提供循环贷款、银团贷款等商行服务。在投行业务方面，硅谷银行提供二级市场再融资顾问、股权市值管理等服务，解决上市公司股东参与配股、增发、增持等资本项下或并购、投资等资金需求。 3.3 硅谷银行财务分析：“商行+投行”下资金良性循环 从贷款业务来看，硅谷银行目标客群主要集中在高成长企业和PE/VC等战略投资机构，贷款主要投向科技和生命科学/医疗健康贷款、PE/VC贷款、私人银行消费贷款三个方面。截至2019年，硅谷银行向PE/VC发放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54%，而科技类、消费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分别为30%和11%，其中消费贷款全都是向私人银行客户发放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住房、购买限制性股票，同时硅谷银行发放的消费贷款中，87%都有房地产作为抵押，信用风险得到一定覆盖。 从营收来看，硅谷银行贷款收益率相对同业较高，同时非息收入是硅谷银行重要的盈利来源，其中认股权证相关收益是推动硅谷银行进一步取得超额收益率的重要因素。2019年硅谷银行非息收入占银行总营收的比重为36.8%，其中认股权证相关收入、投行业务占非息收入比重分别为11.3%和16%。由于硅谷银行专注服务于高成长企业及PE/VC，其发放贷款收益率因风险溢价高而显著高于同业。此外，认股权证相关非息收入还能进一步为硅谷银行带来额外收益。 从存款来看，硅谷银行专注PE/VC与高成长性公司，实现资金良性循环，带来大量低成本存款。尽管近年来硅谷银行无息存款占比有所下降，但截至2019年末硅谷银行存款中仍有66%是无息存款，而全美商业银行中这一比例仅为16.5%。 硅谷银行特殊的客群和一以贯之实行“商行+投行”战略，使得其实现了资金的良性循环，以较低成本获取了相对高收益，自2001年以来硅谷银行ROE、ROA平均水平始终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04 招商银行——向“轻型银行”转型 招商银行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股份制银行之一，秉承“因您而变”的服务理念，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在业务和理念创新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效果。在向“轻型银行”转型的背景下，招商银行通过业务的聚焦、客户的聚焦，致力于构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专业化体系，积极开拓资本市场创新业务，加速投行化转型，打造一流的商业银行投行业务板块，先进经验得到了同行业的广泛关注。 4.1 招商银行“商行+投行”主要业务模式 一是通过与PE/VC结合的投贷联动，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早在2010年6月，招商银行已推出“千鹰展翼”计划，通过与PE、VC等机构合作，为处于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债权和股权等综合性融资服务。具体来看，针对一家初创公司，招商银行信贷方案由分行小企业条线发起申请，由总行小企业金融部门的专业团队负责投资决策，在提供选择权贷款的同时，还可负责PE等风险投资机构推荐，同时投行部负责提供融资顾问、财务顾问的角色，私人银行部为企业提供财富管理方面的服务等，获得利息收入、托管费、财务顾问费等多种业务收入。截至2019年末，招商银行“千鹰展翼”入库客户已达2.6万户，客户授信总额和贷款余额分别为2547亿元和419亿元。此外，为更好满足企业多层次融资和发展需求，招商银行还和各类基金合作设计投贷联动系列产品，包括投联贷、科创贷、三板贷、高新贷等，并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投资企业。 二是通过旗下投资子公司进行股权直投，并与银行各部门进行业务联动。招商银行提供的投贷联动不仅是为企业提供匹配其发展周期的信贷融资方案、覆盖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顾问服务等，还包括小额股权直投业务。具体来看，招商银行基于其与企业间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充分了解，由招商银行旗下机构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境外子公司招银国际，对企业提供股权资金支持，并提供全流程资本市场综合金融服务。以2015年招商银行与光伏亿家SLARZOOM的战略合作为例，SOLARZOOM作为光伏电商和分布式电站的融资交易平台，是分布式光伏市场中承载小微贷款的国内重要载体。在SOLARZOOM平台上申请融资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通过SOLARZOOM的资质审核之后，可获得招商银行五年期的无抵押贷款（单个项目的贷款额度为50万~3000万）。同时招商银行旗下全资子公司招银国际持有SLARZOOM一定比例股权，通过这种更加稳固的股权关系加强双方的合作意愿与强度，此外SOLARZOOM亦可通过上述股权质押向招商银行获得额外贷款。 三是持续推进传统投行债券承销业务，深化业务全流程改造，为客户提供多方位融资服务。持续多年在“投贷联动”“投商行一体化”方向上的发展创新，为招商银行债券承销打下了坚实的客户基础。据WIND统计，2020年招商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主承销债券金额为5205亿元，同比增长44.6%，排名银行类主承销商第一。 4.2 招商银行财务分析：非息收入为盈利做出突出贡献 招行的ROE长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三季度，招商银行年化ROE高达15.7%，位居上市银行第一。拉长周期来看，招商银行盈利能力始终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11-2019年招商银行年均ROA、ROE分别为1.29%和19.44%，分别高于上市银行平均水平0.17和2.54个百分点。 从杜邦分析来看，高“利息收入/平均资产”、低“利息支出/平均资产”、高“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是推动招商银行盈利能力位居行业前列的重要因素。从2020年前三季度来看，招商银行“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是推动其ROE的最主要因素。进一步将36家A股上市银行杜邦分解数据转换为排名来看，招商银行“手续费净收入/平均资产”位居全部上市银行第1名，反映了招商银行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净息差逐步收窄的背景下，“轻型银行”转型取得一定成效，收入结构更加平衡。 当前招商银行非息收入、手续费收入占比分别为37.4%和28.6%，均位于上市股份行前列。目前招商银行手续费收入仍以托管、代理和银行卡手续费为主，其中托管业务收入主要受到财富管理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推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招商银行在收入端财富管理类中收的增长，不仅与招商银行在零售业务持续发力密不可分，也从侧面反映了招商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体系充分发挥效用：客户财富管理需求能得到满足，表外理财充实优质可投资资产，同时可为投行项目寻找到匹配的资金方，促进了资金在零售业务与投行业务之间的良性循环。 05 投资建议（略） “商行+投行”战略的推出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的自然产物，商投联动将有助于银行实现客户资源、资金成本、销售覆盖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以资金中介的身份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并跟进高风险高收益的融资业务。 06 风险提示 银行过度、过快进行“商行+投行”转型及创新，致使金融风险加剧；宏观经济大幅下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市场下跌、金融监管趋严、市场竞争加剧等，对银行估值修复带来不确定性。
1 风向‘反转’ 春节之后，金融科技监管持续加码。 昨天下午，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下简称‘通知’）。 作为对于去年下发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简称《暂行办法》）的补充文件，通知正文虽然只有短短684个字，但已经足以令不少从业者彻夜难免——头上的紧箍咒又加码了。 通知里最具杀伤力的要求落在了几个量化标准上面，包括： 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应严格落实出资比例区间管理要求，单笔贷款中合作方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与单一合作方（含其关联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一级资本净额的25%。 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全部贷款余额的50%。 此外，地方银行的‘跨区经营’被‘一刀切’——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互联网业务的，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 层层加码，几乎已经堵死了联合贷款的发展空间。而‘跨区经营’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另一种‘助贷’模式下的放贷规模。 联合贷款：商业银行与具有贷款资质的机构按约定比例出资共同发放的贷款。 助贷模式：助贷机构利用自身掌握的获客、风控及贷后管理优势，向资金方（包括持牌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推荐借款人，经资金方风控终审后，完成发放贷款，并获取相关服务费的业务。 事实上，《暂行办法》的颁布之所以获得了市场极高的呼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剔除和弱化了‘量化限制’，没有‘一刀切’的表述。 比如，只要求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情况，对贷款余额采用限额管理，对单笔贷款出资比例采用区间管理；对于合作机构，只强调适度分散，避免对单一机构过于依赖而产生风险；对于跨区经营则只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应主要服务当地客户，审慎跨区经营。 彼时，市场认为，疫情刺激下联合贷款的需求增加，以及监管部门鼓励‘开正门’的意图使得互联网贷款有了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对于缺乏网点优势和科技能力的中小银行而言，可能是一次实现数字化、赶上新浪潮的机会。 然而短短半年之后，风向就有了彻底的转变。 2 存贷‘双杀’ 新政之下，整个市场的‘缩水’已是必然。 国盛证券测算显示，截止到截止2020 年末，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净额整体规模为20.05 万亿元，假设全部与一家互联网巨头合作，按‘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一级资本净额的25%’的比例粗略估算，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规模预计不超过5万亿元。 考虑单笔贷款中，合作方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的因素，其促成的联合贷整体规模预计不超过7.14万亿元。 这已经是在非常理想状态下测算出的市场规模‘天花板’，实际情况是，净资本规模较大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在联合贷款业务方面的占比远不会达到如此高的占比，‘天花板’只低不高。 在这样的预期之下，联合贷款相关的各方都被套上了层层枷锁，我们一一来看。 一类是以网商和微众为代表的巨头系互联网银行，他们在流量、场景和技术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并以此拓展了许多合作方。也是由于这些优势的存在，他们在每笔贷款中出资比例较低，因而杠杆较高。 尽管监管给予了过度期，但控制增量、调整存量的压力不容小觑。前述对于出资比例的要求直接卡住了巨头们的‘咽喉’——规模扩张必须以补充资本金为前提，这与网络小贷的控杠杆监管趋势相吻合。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补充资本金能否获批，决定权依然掌握在监管部门手中。 一类是消费金融公司等，目前从头部几家公司披露过的数据，以及私下了解的情况来看，参与联合贷款的规模和占比有限，所以受到新规的影响也有限。 还有一类则是缺乏场景与流量，寄希望于依托这种模式拓展业务的中小银行们。 无论是跨区经营被禁，还是限额与机构集中度限制，都非常致命。在过去几年银行的数字化与线上化浪潮之中，中小银行由于在技术、网点、流量方面的不足，大多选择了搭上‘互联网’的顺风车，依托外部机构加速发展线上业务。 不久前，互联网存款‘新规’下发，已经切断了其负债端拓展的一条重要渠道——商业银行不仅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获取存款，甚至不能由其他平台提供营销、展示和宣传服务，互联网存款也被‘一刀切’。 如今，在资产端再次遭遇种种限制，对于那些苦寻出路的中小银行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典型如新兴的一批民营银行。截至目前，我国正式开业运营的民营银行数量，达到了19家。 除了有巨头加持的几家之外，其他的十几家银行既没有场景、流量和用户优势，甚至不像城商行、农商行一样有本地网点可以依托，遭遇互联网的‘存贷双杀’之后，无异于被斩断一双‘翅膀’。 3 分化加剧 客观来说，联合贷款+助贷模式的蓬勃，在推动互联网贷款、消费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不少风险。‘大干快上’的背后难免会有乱象，何况是在银行业，面对高昂的利润说不动摇是很难的。 代价就是，近两年，这部分贷款的不良蹿升很快。这其中有疫情的因素，但更多可能还是过度借贷、风控不严的结果。所以，去年开始已经有很多银行主动压降这部分业务。监管出手，也有这重考量。 但眼下，这种全面严控的局面也是超出了很多从业者的意料之外。 毕竟，对于很多十八线的小银行来说，借助金融科技公司或互联网银行等外部力量，可能是它们拓展业务半径和提升自我能力的唯一途径。 对于银行来说，数字化早已不是意愿问题，更多是能力问题。如果缺少了外部力量的刺激和推动，一大批小银行也就更没有了创新的空间和可能。与此同时，资源和机会再次向头部银行聚集。就如这轮互联网贷款新规，间接利好国有大行、股份行等头部银行。 这也是让人深感无奈之处。银行业两极分化的趋势本就愈发显著，互联网、数字化，原本可以调配资源，让在地域、网点、规模上处于弱势的银行得以通过新的渠道和方式博得一些发展的空间。 没曾想，绕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这两年，转型一直是热门话题。几乎所有中小银行，都在时代大潮中亲历着转型，或主动为之，或被裹挟前行。从结果上看，有的银行颇见成效，多数银行历经辛苦，方向曲折，所得唯有疲累。 更大的挑战是，行业正加速分化，转型机遇窗口快速收窄，留给中小银行的转型时间已经不多了。 向标杆学习 我们习惯向标杆学习。中小银行的标杆，资本市场给出的答案是宁波银行。在A股37家上市银行中，宁波银行的市净率、市盈率均是数一数二的水平。 从业绩表现看，宁波银行的特点是“高增长、低不良”，且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从2019年向前追溯，无论是3年、5年还是10年，宁波银行净利润复合增速均能保持在20%左右，似乎不受周期影响；不良率水平连续十年低于1%，且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高于500%，远优于行业水平。 优秀的业绩是怎么来的？长期明确而坚定的战略。 业绩表现取决于资源配置。从资金投向上看，2019年，宁波银行生息资产中贷款占比仅为42%，显著低于行业水平，如招行为72%，建行为78%。贷款的收益率较高，由于贷款占比低，宁波银行净息差仅为1.84%，落后于城商行平均水平2.11%。 问题来了，宁波银行为何不大幅提升贷款占比呢？并非缺乏增量贷款空间，我认为可理解为对“大银行做不了、小银行做不好”战略的坚守。 举例来说，一般银行视个人住房贷款为零售贷款压舱石，近年来，宁波银行却持续压降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同步发力个人消费贷款，结构显著优化。2019年末，零售贷款结构中，消费贷占比高达79%，房贷占比已不足1%。 个人住房贷款是传统的银行零售贷款项目，以房产为抵押，风险较低，容易上量，但同质化严重，收益也低。相比之下，个人消费贷款属于信用贷款，风险较高，进入门槛也高，一旦攻破，护城河效应显著。对宁波银行而言，放弃住房贷款是一种战略选择，短期有阵痛，长期能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显著提高零售贷款收益率水平。2019年，宁波银行零售贷款平均利率高达7.74%，在上市城商行中领先第二名1个百分点。 对公贷款领域，宁波银行聚焦中小微企业，组建280个小微服务团队，总计2183人（2019年末数据），下沉到强乡重镇，力争把小微企业营销和风控做到实处。重人力投入叠加高激励政策，导致成本收入比稳定在35%左右，明显高于同业水平。这也是一种战略选择，对于缺乏B端场景生态的银行，在小微金融领域构建护城河，人员密集是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战略。 低于同业的净息差、高于同业的成本收入比，通常会拉低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但宁波银行通过优秀的风控能力将不良率保持在低位，大幅降低风控成本，从而维持住了较高的ROE。 从结果上看，宁波银行展现给资本市场的特征就是：高增长、低不良、相对较高的ROE，虽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已足以让市场追捧。 两个误区 宁波银行的标杆意义不在于其战略本身——每家中小银行都应因地制宜、追求各自的差异化，真正的启示在于对战略的长期坚守，以及坚守背后对应的取舍。 银行的业务就这么几种、战略选择也只有几种，深挖一口井，持续积累优势，构筑护城河、形成差异化就是大概率事件。很多中小银行之所以陷入同质化，本质上是被短期主义绑架，缺乏战略定力，什么热做什么、什么急干什么，没能坚持做长期重要的事情。 这两年，优秀的银行在战略坚守中步步推进，更多的银行则在同质化热潮中陷入转型误区。 第一种是纸面转型。所谓纸面转型，是指转型停留在文件制度、组织架构层面，业务运营层面不见成果。究其原因，多是战略层面重视不够，资源配置不触及根本，核心资源依旧集中在传统模式上，只是在组织架构上新设团队，影响力仅限于部门内，既不能在业务层面提供增量动力，也没能力带动全盘变革，最后只好照搬业内一些新产品自娱自乐，做成了面子工程。 一般来讲，这类银行的特点是日子难过但能过得去，缺乏紧迫感，感知不到变革的紧迫性，变革就成了一种作秀手段。其实，这类银行是最危险的，日子一点点变差，每年似乎都能凑活过去，等真正警醒时，往往已错过时机。 第二种是指标转型。把转型简化成几个指标，然后错把指标当结果，想方设法完成了指标，却发现转型还留在原地。究其原因，当无法突破机制文化时，指标转型最为简单、最易推进，于是成了银行转型的“最大公约数”。 指标转型专注于表面，看似捷径，却有损银行的长期竞争力。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小银行对助贷业务的依赖，把零售占比当成了零售转型、科技转型的全部。风口期的两年，在助贷推动下，的确享受到零售指标节节攀升的欣喜，风口之后，监管收紧，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飞。 指标转型把目光放在了外部，忽视了内在的变革。零售转型和科技转型，本质上是银行经营逻辑的转型，需要从内而外层层递进，核心再造、数据中台、流程变革、激励优化、产品创新、零售凸显，零售指标改善只是自然的结果，不能成为目标本身。 最大的困难 对战略的长期坚守，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在一次饭局中，某城商行董事长曾感叹，宁波银行无法复制，它背后的机制谁也学不了。粗略来说，就是股权分散、高管持股、员工激励： 股权结构中，国资、民资、外资均衡分布，互为制衡，确保银行发展能着眼于股东价值创造； 高管层持股（据财报披露，2020年6月末，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合计持股481.32万股，以20210129日收盘价38.48元计算，市值1.85亿元），缓解委托代理难题，核心高管稳定，履职多在10年以上，能保持战略的连续性； 员工薪资与业绩挂钩，市场化考核，打破大锅饭，能上能下，持续释放人才活力。 反观很多中小银行，治理结构单一，激励机制落后，组织困于“官僚主义”，形式重于实质，有业绩不如有关系，组织活力低下，短期主义盛行。这样的银行，无论转型口号喊得多么响亮，都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 从根本上看，文化机制才是中小银行转型最大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小银行的转型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若不能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突破，业务层面也难见大的进展。 这两年，银行子公司层出不穷，理财子公司、金融科技子公司、法人直销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相继破土而出。某种意义上，子公司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新机制、新文化，从零开始，在一张空白的画布上绘制蓝图。但子公司毕竟只是子公司，母行自己仍需要做出更多的改变。 机制转型之所以难，根源在于没有意识到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股权投资领域很看中企业的护城河，在巴菲特看来，任何企业都难免会遇到平庸甚至糟糕的管理层，只有具备深厚的护城河，企业才能经得住平庸管理层的折腾，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曾经，银行业也是有护城河的，银行牌照、物理网点、受管制的利差、深厚的企业客户关系等都堪称护城河，在护城河的保护下，平庸的文化、平庸的管理层也能有好的业绩。那个时代，银行不需要市场化激励，甚至内部大锅饭的银行都有好业绩。但近十年来，这些护城河渐渐丧失，导致优秀的机制文化、优秀的管理层价值凸显。 着意于转型的中小银行，必须认识到这种变化，从治理机制、文化流程、激励制度等方面着手做深刻的变革，要更加重视管理层的价值。如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所说， “世界上只有一条护城河，就是企业家们不断创新，不断地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 走自己的路 综合内外部环境看，当前中小银行的唯一出路，在于差异化+本地化。差异化是市场竞争的需要，本地化是合规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无论是零售转型还是科技转型，都是手段而非目的。 比如零售转型，虽已被鼓吹为银行转型的必经之路，但就现阶段而言，很多地区性银行还没到这一步。零售转型是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客观要求，全国层面消费驱动已是主流，全国性银行开展零售转型势在必行，但中小银行着眼于地方经济，各地发展阶段千差万别，只要本地产业发展空间还在，聚焦对公业务、小微业务就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价值投资者强调不追风口，不去人多的地方，银行经营也是如此，时间和资源这么宝贵，怎么能被风口裹挟，专注做自己的事、坚定走自己的路，才是脱颖而出的唯一出路。
近二十年来，银行报表呈现负债同业化、资产表外化特征，尤其是中小银行 近二十年来，银行负债结构显著变化，传统负债贡献减弱，同业负债和央行货币投放影响增强。2005年至2016年，银行负债中企业和居民存款占比持续回落，而对银行、非银和央行负债占比抬升近8.3个百分点至2016年最高17.3%；其中，央行货币投放和同业存单贡献，2013年底以来尤为突出。银行负债变化，与银行和银行、非银等同业往来增多、基础货币供给变化，及存款“搬家”等有关。 从负债到资产，同业业务扩张带动银行规模显著增长，部分中小银行得以“弯道超车”。银行资产结构来看，贷款占比多在50-55%附近变化，而同业资产占比从2005年的12.2%抬升至2016年最高25.2%，尤其在2013年、2016年前后增长较快，主要缘于银行通过买入返售、应收账款等腾挪资金出表。其中，中小银行同业业务扩张明显快于大行，使得中小银行规模从大行的一半增长至两者相当。 从表内到表外，银行资金出表和表外理财等规模，从迅速扩张到同业收缩 银行资金出表和表外理财等的持续扩张、尤其是2014年至2016年的快速“膨胀”，带动同业、非标融资等扩张。2010年信贷收紧后，银行资金出表增多，推动股权及其他投资项规模，从2011年初不到1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初超23万亿元；同时，理财规模也大幅增长，从2010年底2.8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超30万亿元。银行表内外资金，流向券商资管等渠道，带动信用债、非标融资等扩张。 随着空转套利等监管趋严，银行表外业务的无序扩张得以遏制，同业空转现象2017年开始明显减少。表外业务扩张过程中，资金逃避监管、违规流向房地产、多层嵌套、刚性兑付等行为，导致金融风险快速累积。相关的监管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升级，尤其是2017年以来，“三三四十”、资管新规等监管措施密集落地实施；随后，资金出表业务、同业理财等大幅收缩，表外理财规模增长基本停滞。 告别同业快速扩张后，金融机构流动性分层、实体信用分层现象逐步凸显 随着银行同业和表外业务等明显收缩，银行与银行、非银之间的流动性分层现象逐渐凸显。2017年之前，银行同业业务、表外理财等扩张，淡化了银行对传统存款依赖，尤其是中小银行；银行与非银往来增多，也带来非银规模“膨胀”。2017年以来的监管加强，加大了部分前期同业扩张较快的银行负债端压力，进而导致大行与中小行流动性分层逐渐凸显，银行与非银之间的流动性分化也随之加剧。 从银行到实体，表外融资多元化，但风险大多留在表内；打破刚兑下，信用分层凸显，要靠风险分散下的多元融资来弥合。银行资金出表和表外业务等扩张，加速债券、非标等扩张，带动实体融资多元化；但普遍存在的刚兑等，使得大部分风险依然停留在银行，有些风险甚至没有被充分监管和定价。随着刚兑打破，实体信用分层在2018年后加速显现，构建多元融资、实现风险分散或是破局之道。 风险提示：金融风险暴露，及监管政策变化。 报告正文 1、近二十年银行大变迁，负债同业化、资产表外化 1.1、告别传统、拥抱同业负债，银行负债“快速膨胀 近二十年来，银行负债结构显著变化，传统负债贡献减弱，同业负债和央行货币投放影响增强。2005年以来，银行负债中企业和居民存款占比持续回落，从2005年的77.5%下降至2017年最低62.7%；同时，对银行、非银和央行的负债合计占比抬升近8.3个百分点至2016年最高17.3%。其中，对银行负债和非银负债扩张，使其占银行总负债比重在2012年和2015年达到高点、分别为8.3%和9.3%；2013年底以来，央行和同业存单成为银行重要负债来源。 [1] 对央行负债：向中央银行借入的款项，包括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负债：从其他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和拆入资金等。 对非银负债：从非银机构吸收存款和拆入款项等，主要包括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券商资管和基金公司存款等。 债券发行（除同业存单）：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类债券，包括商业银行普通债、次级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等。 银行负债端变化，与银行和银行、非银等同业往来增多、基础货币供给变化，及存款“搬家”等有关。2005年以来，对银行负债持续增长、尤其是在2012年加速增长，与银行间市场扩容带来的同业拆借等交易增多有关。2013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吸引银行“存款搬家”，然后又通过同业拆借、协议存款等方式，使资金回流到银行体系，带动对非银负债快速增长；类似地，券商、信托等资管业务扩容，也成为银行负债来源。2014年以来，基础货币供应由外汇占款转向由央行主动提供，逆回购、MLF等投放表现为对央行负债增加。 相较于大行，中小银行同业负债扩张较快、对同业资金依赖度上升，更容易受到流动性冲击。2012年至2016年，中小银行同业负债扩张速度，显著快于大行，表现在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增速中枢维持在50%以上，而大型银行同业负债增速一度转负；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变化，也使得中小银行需要更多通过同业市场获得资金，导致中小银行对货币市场流动性变化较为敏感。例如，包商银行被托管后，城商行同业存单发行难度加大、成本上升，与大行利差显著扩大。 1.2、从负债同业化到资产表外化，中小行“弯道超车” 类似负债端，银行资产结构也经历显著变化，同业资产明显扩张、银行持有政府债券增多。银行资产端主要包括，企业和居民贷款、对政府债权，及拆借回购、同业存单等同业资产。其中，企业和居民贷款合计占比多在50-55%附近变化，而同业资产增速从2005年的12.2%抬升至2016年最高25.2%，尤其在2013年、2016年前后增长较快。此外，银行对政府债权，2015年以来显著增长。 [2]储备资产：包括准备金存款和库存现金 对政府债权：指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 同业资产：包含对银行同业债权和对非银同业债权，其中，对银行同业债权包含同业存款、拆解回归、同业存单、债券等；对非银债权包含存放和拆放给非银机构的款项以及持有的非银机构发行的债券。 同业资产的扩张，与同业负债和资金出表增多等紧密相关，而银行持有政府债券增多缘于地方债供给增加。相较于一般存款，同业负债的高成本、短期限，决定了银行贷款可能较难满足成本收益匹配，使得银行有动力将资金出表、或者投资一些高收益刚兑型金融产品，2013年前后买入返售模式居多、2016年以来主要腾挪应收款项类投资科目。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包括国债和地方债，2015年以来地方债供给持续、大幅增长，是银行对政府债权增长的主要原因。 借助同业业务，中小银行加快扩张、规模已与大行相当，部分中小行实现“弯道超车”。相较于大行，中小银行资金出表、开展同业业务的积极性较高，股权及其他投资项增长明显快于大行，规模从2011年初的0.1万亿元扩张至2018年初最高的18.5万亿元，而大行最高只有4.6万亿元。相应地，中小行资产规模增长明显快于大行，截至2021年11月，中小银行总资产规模与大行相当。其中，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资产规模10年间增长10倍以上，而同期国有大行资产规模仅增长2.5倍。 2、从表内到表外、从快速增长到同业收缩 2.1、表外业务快速扩张，带动非标和同业迅速增长 资金出表和表外理财是银行进行表外业务的两种模式，2010年开始先后经历大幅扩张、尤其在2014年至2016年规模明显“膨胀”。2010年信贷收紧后，银行资金出表明显增多，推动股权及其他投资项规模，从2011年初不到1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初超22万亿元；从上市银行报表来看，买入返售、应收账款等规模先后扩张。同时，银行理财规模也持续大幅增长，从2010年底2.8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最高超30万亿元；其中，同业理财扩张尤为突出，规模在2014年至2016年增长了近11倍。 [3]2018年后，银行理财规模未有连续数据公布。 不同业务模式，投向也存在差异；资金出表大多流向非标资产，理财资金以配置债券等标准资产为主。银行资金出表，除买入未贴现承兑汇票等外，还借助信托、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通道，以收益权、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形式，间接向实体提供融资。例如，2016年基金子公司专户63%的资金来自银行，而近57%的资金投向了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债权投资等非标资产。相较之下，理财以债券和存款配置为主、合计达61%，而非标类资产占比只有17%。 表外业务扩张过程中，资金出表逃避监管、违规流向、多层嵌套等行为，导致金融风险快速累积。买入返售等模式的创新，为银行节省资本消耗、规避信贷约束等提供了便利，使得相关业务规模快速“膨胀”，但风险缺乏合理有效的管控。同时，表外理财，与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合作，经过多层嵌套等，带动资管产品规模大幅扩张，但刚兑、期限错配等问题，使得潜在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持续累积。 2.2、随着监管趋严，资金回表和表外独立发展趋势已定 2017年以来，银行同业业务、理财等的监管措施不断完善，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统一监管政策加大了监管套利难度。针对银行资金通过信托和票据出表等行为，当局加强相关业务后，机构又创新业务模式来绕过监管。例如，2014年127号[4]文限制买入返售出表行为后，资金借助应收款项类投资出表。但分业监管模式下，跨机构行为的监管缺乏穿透监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017年围绕银行同业业务专项治理、2018年资管新规的推出，从内外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监管，尤其是资管新规及其配套细则，打破分业监管的局限，以统一框架来约束表外理财等资管业务。 [4]2014年4月，银发[2014]127号文《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 随着监管趋严，银行资金出表明显收缩，理财规模增长放缓、甚至收缩，尤其是同业理财大幅下降。2011年以来，资金出表规模增长，与监管加强、机构创新绕开监管紧密相关，监管加强时增长有所放缓，通过创新绕开监管后继续扩张，股权及其他投资增速变化即为例证。随着统一监管加强，银行表外业务显著减少、资金出表规模从增长显著放缓到大幅收缩，表外理财也一度收缩，尤其是金融同业理财规模，2017年至2018年下降5.4万亿元、降幅超过80%。 银行发行ABS等盘活存量资产、缓解资金压力，同时通过设立理财子公司，推动表内外业务独立。资金出表等监管趋严，使得资产回表压力较大，进而加大银行表内资金压力上升，银行通过补充资本金等提升表内资产扩张能力；同时，银行积极发行ABS、盘活存量资产，来缓解资金压力。监管推动下，银行进一步明确表内、表外业务边界，积极筹建设立理财子公司、推动理财业务转型，净值化理财明显增多、占全部理财占比从2016年的1.3%抬升至2020年10月的30%。 3、从金融到实体，流动性格局重塑下的分层与弥合 3.1、从同业扩张到收缩，银行流动性分层已加速显现 同业、表外业务扩张过程中，资金在银行与银行、非银之间流转增多，重塑流动性格局。2005年之前，银行与银行资金往来较少，大多是银行与实体、央行的资金往来。随着银行间市场等的发展，银行与银行同业拆借等增多；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变化，也推动银行与银行资金往来增多；而以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为代表的非银机构的发展，带来银行与非银资金往来明显增多。例如，货币基金持有同业存单比重已超过银行、间接为银行提供流动性，而货币基金资金很大比例是来自银行，使得非银成为银行与银行资金往来的重要中介。 随着监管趋严，同业无序扩张、资金空转等行为减少，银行加大从实体获取稳定性负债。2013年年中“钱荒”后，银行与银行同业往来明显减少，银行同业负债增速一度大幅回落近70个百分点至0附近，随后一直处于相对低的增速水平；同时，同业存单、资管计划等成为银行与银行、非银之间资金往来的重要载体。2016年以来，表外理财、同业存单等纳入MPA考核，及资管新规等落地，有效遏制了同业无序扩张、打击资金空转等；银行通过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扩张负债来源。 告别同业快速扩张后，银行与银行、非银之间的流动性分层现象逐渐凸显。相较于大行，中小银行揽储能力相对较弱、一般存款占比低于大行，同时负债成本也相对较高；在同业快速扩张的典型时期，如2014年至2016年，中小银行较为容易的获得稳定同业负债，使得同业负债占比上升、一般存款下降。2017年以来的监管加强下，部分前期同业负债扩张较快的中小银行负债压力上升，容易受到流动性冲击而出现明显分层，银行与非银之间的流动性分化也随之加剧。例如，2019年包商银行被托管后、2020年结构性存款压降过程中，流动性分层现象凸显。 3.2、从金融到实体，信用分层要靠多元化融资来弥合 银行表外业务发展、与非银往来增多，带动实体融资多元化。2010年之前，实体融资相对单一、以贷款为主。2010年后，银行资金出表、表外业务扩张，带动信托、券商资管等非银机构扩容，进而推动信托贷款等非标融资增长，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表外票据合计规模占新增社融比重一度超过28%；同时，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扩容，债券和股票融资也明显增多、占新增社融比重一度超过10%。 尽管表外融资增多，表外资产并非由银行直接持有，但刚兑等存在，使得风险大多仍留在银行体系内。易纲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文章中指出，金融资产并不是由谁持有，就由谁承担风险。例如，规范之前的很多理财产品，原本应该是“受托理财，风险自担”，但由于存在刚性兑付，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上承担了投资者的风险。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势明显，2018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2007年末提高了14.3个百分点至54.5%。 打破刚兑下，实体信用分层的加速显现，要靠风险分散下的多元融资来弥合。表内外业务纳入统一监管下，表内资金回归本源、支持实体融资；表外理财以理财子公司形式独立运作，遵循“有多少本钱，做多大生意”原则。随着打破刚兑，资金向一些“安全”资产集中，导致信用分层在2018年开始加速显性化。为此，当局通过民企融资支持工具、普惠金融降准等措施，引导机构加大对民企和小微企业支持；同时，推动股票、债券注册制等，构建多层次融资，推动风险分散下的融资多元化。 研究结论 （1）近二十年来，银行负债结构显著变化，传统负债贡献减弱，同业负债和央行货币投放影响增强。2005年至2016年，银行负债中企业和居民存款占比持续回落，而对银行、非银和央行负债占比抬升近8.3个百分点至2016年最高17.3%；其中，央行货币投放和同业存单贡献，2013年底以来尤为突出。银行负债变化，与银行和银行、非银等同业往来增多、基础货币供给变化，及存款“搬家”等有关。 （2）从负债到资产，同业业务扩张带动银行规模显著增长，部分中小银行得以“弯道超车”。银行资产结构来看，贷款占比多在50-55%附近变化，而同业资产占比从2005年的12.2%抬升至2016年最高25.2%，尤其在2013年、2016年前后增长较快，主要缘于银行通过买入返售、应收账款等腾挪资金出表。其中，中小银行同业业务扩张明显快于大行，使得中小银行规模从大行的一半增长至两者相当。 （3）银行资金出表和表外理财等的持续扩张、尤其是2014年至2016年的快速“膨胀”，带动同业、非标融资等扩张。2010年信贷收紧后，银行资金出表增多，推动股权及其他投资项规模，从2011年初不到1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初超23万亿元；同时，理财规模也大幅增长，从2010年底2.8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超30万亿元。银行表内外资金，流向券商资管等渠道，带动信用债、非标融资等扩张。 （4）随着空转套利等监管趋严，银行表外业务的无序扩张得以遏制，同业空转现象2017年开始明显减少。表外业务扩张过程中，资金逃避监管、违规流向房地产、多层嵌套、刚性兑付等行为，导致金融风险快速累积。相关的监管措施也在不断完善升级，尤其是2017年以来，“三三四十”、资管新规等监管措施密集落地实施；随后，资金出表业务、同业理财等大幅收缩，表外理财规模增长基本停滞。 （5）随着银行同业和表外业务等明显收缩，银行与银行、非银之间的流动性分层现象逐渐凸显。2017年之前，银行同业业务、表外理财等扩张，淡化了银行对传统存款依赖，尤其是中小银行；银行与非银往来增多，也带来非银规模“膨胀”。2017年以来的监管加强，加大了部分前期同业扩张较快的银行负债端压力，进而导致大行与中小行流动性分层逐渐凸显，银行与非银之间的流动性分化也随之加剧。 （6）从银行到实体，表外融资多元化，但风险大多留在表内；打破刚兑下，信用分层凸显，要靠风险分散下的多元融资来弥合。银行资金出表和表外业务等扩张，加速债券、非标等扩张，带动实体融资多元化；但普遍存在的刚兑等，使得大部分风险依然停留在银行，有些风险甚至没有被充分监管和定价。随着刚兑打破，实体信用分层在2018年后加速显现，构建多元融资、实现风险分散或是破局之道。 风险提示 金融风险暴露，及监管政策变化。
在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红线之际，亿联银行迎来增资扩股方案获批。 12月21日，吉林银保监局发布公告表示，同意吉林亿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联银行”）上报的增资扩股方案。但目前该方案的具体细节尚未披露。 根据公告，吉林银保监局要求亿联银行董事会应确保股东资质符合法定条件，增资扩股完成并经中介机构验资后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审批等事宜。 据统计，年内已有至少2家民营银行完成增资，近日又有中信百信银行增资事宜获批。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互联网存款模式踩下“急刹车”，线下网点较少、倚重线上“吸存”的民营银行或将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亿联银行成立于2017年5月，东北首家获批开业的民营银行，也是继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之后第四家获得线上信贷业务资格的互联网银行。截至目前，中发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行30%股权，为第一大股东，美团旗下的吉林三快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8.5%，为第二大股东。 互联网“吸存”遭重挫 对于线下网点较少的民营银行而言，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一直是这类银行吸收存款的重要来源，亿联银行也不例外，来自互联网平台的存款规模在各项存款中占比过半。但在近期，多家互联网平台下架银行存款产品，使这一合作模式遭到重挫。 根据亿联银行三季报显示，该行存款合作平台13家，截至9月末，该行线上平台存款210.07亿元，其中，外部平台存款139.32亿元，占线上平台存款的66.32%，占该行各项存款余额的50.66%。 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亿联银行存款产品接入的互联网平台包括度小满金融、京东金融、陆金所、美团。但截至12月21日，前述几家平台均已将银行存款产品下架。 对此，多家平台回应，此举是为了满足监管规范要求。据了解，目前尚未见相关监管文件下发，但监管层已经多次公开对互联网存款产品“吹风”。 11月7日，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发表署名文章，对互联网平台存款的风险进行了梳理，包括地方性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全国吸储，偏离了立足于当地、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互联网平台存款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增加中小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难度等。 12月15日，孙天琦再谈这一话题，并进一步表示，部分强势平台插手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管理，平台已成为银行网点服务的线上延伸，其实质是“无照驾驶”开展金融业务，属非法金融活动。 市场普遍认为，这是监管释放的整顿信号。有接近地方监管人士指出，后续监管或将给银行机构设置门槛，“明确允许开办网上揽存业务的银行应该具备的条件，以及哪种类型的银行能够准入，并设定互联网存款规模上限”。 “尤其是一些倚重互联网平台‘吸存’的民营银行，如果监管全面收紧这种合作模式，急刹车下，这些银行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问题，甚至是大规模缩表的风险。”上述人士表示。 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红线 与外部流量“大户”的合作不仅满足了亿联银行的“吸存”需求，也促进了该行的业务规模快速扩张。根据亿联银行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9.31亿元，接近去年全年的营收水平；实现净利润2.56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67.74%。 从资产规模情况来看，截至9月末，亿联银行资产总额384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各项贷款余额265亿元，同比增长27%。该行在三季报中称，贷款规模的增长是被短期个人消费贷款和短期个人经营的快速增长所拉动。 据披露，亿联银行约85%的贷款为个人消费贷款，该类贷款余额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与美团、京东金融、度小满金融等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截至9月末，该行累计投放消费贷款突破1500亿元，授信客户数超1500万，服务客户数约980万，在贷余额约225亿元。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9月末，亿联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较上年末增加0.09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38.48%，较上年末下滑72.42个百分点。 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资本补充的压力。截至今年9月末，亿联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0.64%，已逼近监管红线（不低于10.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74%、9.74%，较上年末均有所下滑。 有民营银行人士指出，民营银行成立时间大都不长，可利用的利润留存等內源资本较少，“尤其今年疫情又进一步减少了内源资本补充的空间，加之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相比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资本补充渠道较少，更多依赖股东认购的方式增资。” 中小银行“补血”忙 在亿联银行增资扩股方案获批前，中信百信银行的增资事宜也获银保监会批复。根据批复，中信百信银行将发行不超过16.34亿股，其中，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港股00998)认购9.01亿股股份，持股数量增至37.01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65.70%，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作为新的战略投资者，将认购百信银行4.66亿股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8.27%。 亿联银行与百信银行的增资扩股方案获批，只是近期众多银行增资方案获批的一个缩影。11月以来，监管部门已密集批复多家银行的增资扩股方案，包括中信百信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河北涿鹿农村商业银行、秦皇岛抚宁家银村镇银行等11家银行，其中大部分为村镇银行，这些银行的募集股本均在2000万股至4500万股之间。 若拉长时间线来看，今年已有2家民营银行率先获批并完成增资，分别为武汉众邦银行注册资本由20亿元增至40亿元，浙江网商银行由40亿增至65.714亿元。 “增资扩股引入的股本是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同时也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前述接近地方监管人士表示，“银行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扩充资本，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增加永久性资本，从而解决银行资本金不足、资产规模扩张受限的问题。”
2021年1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月29日），国内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创出了2013年“钱荒”之后的最高值。市场中有关货币政策是否到了收紧拐点的讨论随之升温。 当前疫情发展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国内货币政策没有到全面收紧的时候，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格局并未被打破。2021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极低，我国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可能性也不高——国内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波动中枢应该在当前水平维持一段时间。 在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不变格局下，国内货币政策操作也有明显变化——应对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冲击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矛盾之一。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先体现在实体经济，然后再体现在货币市场；而且相比货币市场流动性而言，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更难被对冲。因此，在全球进入再循环，我国外汇流入加大的时候，我国2018年以来的“宽货币、紧信用”格局可能被逆转为“紧货币、宽信用”格局。 “紧货币、宽信用”将有利于实体经济资产价格，不利于金融资产价格。国内债券收益率将持续面临上行压力。A股市场前景仍然看好，但风格会加速向低估值周期股切换。 2021年1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月29日），国内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创出了2013年“钱荒”之后的最高值。隔夜利率飙升显示了货币市场资金面的收紧。在1月的最后一周里，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2300亿元，与前一周5980亿元的净投放形成了鲜明反差。在货币市场利率随人民银行资金净回笼而显著上升之时，市场中有关货币政策是否到了收紧拐点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图表1） 1．货币政策的“不变” 当前疫情发展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国内货币政策没有到全面收紧的时候。截止2021年1月底，全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例。目前，欧美国家的日度新增确诊病例数虽然相比2020年底略有下降，但仍然处在较高水平。而在2021年元旦之后，我国国内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也明显反弹，全国（除湖北以外）的日度新增确诊病例数在今年1月创出了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尽管当前的新增确诊数仍远远小于2020年2月疫情刚爆发时的数量，但疫情的反复仍凸显了抗疫工作的复杂性。此外，虽然疫苗已经在国内外开始接种，但受制于疫苗的产能瓶颈，接种速度仍然偏慢，难以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终结疫情的蔓延。总的来说，新冠疫情的发展仍然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继续给经济运行带来不小的障碍。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国内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维护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并不具有全面收紧的条件。（图表2） 从2020年3季度开始，国内货币政策着力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2020年上半年，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如7天回购利率）曾一度显著低于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但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受控，人民银行退出“危机应对式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进入“常态式宽松货币政策”，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就进入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状态，一如2019年。这是人民银行的有意为之。在2020年11月26日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11页中，人民银行说道：“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市场短期利率中枢的作用持续增强。”【1】 “永煤事件”的影响已经逐步淡去，货币市场利率有低位回升的必要。2020年11月10日，河南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永煤”）发布公告，称无法足额偿付到期的10.32亿债券本息。“永煤”这样国企债券的违约大超预期，震动了市场。为了平息市场的紧张情绪，人民银行随后加大了流动性投放力度，让货币市场利率在“永煤事件”后的两个月里明显低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但随着永煤事件余波淡去，人民银行继续维持低利率的必要性下降，提升利率的诉求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2021年1月末市场利率的上升也属正常——市场利率既然是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那就应该既有低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时候，也有高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时候——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格局并未被打破。（图表3） 2021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极低，我国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可能性也不高——国内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波动中枢应该在当前水平维持。2015年8月“811汇改”之后，我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联动性明显增强，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与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变动方向趋于一致。过去一年以来，美联储已经多次向市场发送了清晰信号，表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会持续相当长时间，2021年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可能性极低。在美联储不加息的时候，人民银行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概率也很低。这样一来，我国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应该不会持续走高，而更可能会做水平震荡。（图表4） 2．货币政策的“变” 在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不变格局下，国内货币政策操作也有变化——应对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冲击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矛盾之一。 2021年1月，我国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压力明显加大。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个一线城市，反映二手房房价上涨压力的“中原报价指数”同步明显上扬。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原报价指数”对其他房价指标有比较强的领先性。从这一报价指数当前在一线城市同步走高的态势来看，房价上涨的压力在明显抬头。（图表5） 实体经济企业和居民所获得的结汇收入是此轮房价上涨背后的重要推手。从时间上来看，“中原报价指数”在2020年末就开始明显上扬，而当时国内社会融资的增量正在明显减小。因此，房价上涨应该更多从海外流动性流入方面找原因。正如笔者在2021年1月27日发布的《流动性潮起外汇占款》一文中所说的那样，“2020年12月，中国大陆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已显著攀升，预示外汇占款将显著增加。在全球再循环的格局下，分析国内流动性时需要注意到正在潮起的外汇占款。”【2】。结售汇带来的流动性投放正在让国内实体经济流动性变得更为充裕，给实体经济中的资产价格（主要是房价）带来更大上涨压力。（图表6） 外汇流入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房价，2018年以来的“宽货币、紧信用”格局都可能被逆转为“紧货币、宽信用”格局。 外汇流入可能会在实体经济和货币市场两个层面带来流动性的投放。贸易顺差的增加，以及“热钱流入”都会给我国带来外汇流入。外汇流入我国之后要变成人民币在国内流通，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商业银行的“结汇”，即实体经济的企业和居民用自己手中的外汇找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一环节带来广义货币的投放，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或者不严格地说，增加实体经济的信用）。第二个环节是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发放”，即商业银行用自己手中的外汇找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一环节带来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市场的流动性。 2018至2019年，我国金融形势可用“宽货币、紧信用”来概括。当时，国内外汇流入较少，人民银行主要通过“主动投放工具”来发放基础货币（请参见《流动性潮起外汇占款》一文中对“主动投放工具”的解释【2】）。在那种局面下，如果要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需要首先向商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手中有了较为充足的基础货币后，才有能力向实体经济发放“信用”（如发放信贷，购买实体企业发行的债券等）。换言之，得首先让货币市场有钱（宽货币），实体经济才能有钱（宽信用）。而在那两年，在“去杠杆”的政策导向下，监管者对银行信贷的发放施加了许多约束，使得银行发放“信用”的渠道也被阻塞。信用扩张受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反过来又倒逼人民银行投放更大量基础货币。这样，就形成了货币市场流动性宽松，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的“宽信用、紧货币”之格局。 基于两方面原因，外汇的大量流入可能会催生“紧货币、宽信用”的格局。 第一是时间上面的——外汇流入带来的商业银行结汇先于人民银行基础货币发放。外汇流入国内时首先流到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居民手中（企业和居民通过贸易顺差获得外汇）。企业和居民向商业银行结汇时，外汇就从企业和居民手中转移到商业银行手中（企业居民同时获得了商业银行发放的人民币）。商业银行手中有了外汇，再向人民银行去换人民币，带来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发放。这种流动性的发放顺序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的国内流动性投放顺序正好相反。相应地，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宽松效应首先体现在实体经济、然后才体现在货币市场。期间，如果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发放不积极（人民银行可能担心外汇占款发放太多会被别国扣上干预汇率的帽子），那么在实体经济流动性扩张的时候，货币市场反而可能流动性收紧。 第二是对冲操作层面的——人民银行可以较容易地对冲掉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但要对冲商业银行结汇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流动性投放却困难很多。货币市场有很高流动性，金融机构之间拆借资金相当容易。而且人民银行还有“窗口指导”的利器可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因此，外汇占款发放出来之后，人民银行可以较容易地把它们回笼回去，或者将其冻结起来，从而抑制外汇占款发放带来的流动性宽松效应。但在实体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的拆借活动较少，所需时间也较长。压缩银行信贷是人民银行收紧实体经济流动性的主要途径。但问题是，商业银行投放信贷的企业和居民，未必是那些通过结汇拿到流动性的企业和居民。因此，人民银行如果想在实体经济中对冲结汇带来的流动性影响，容易形成“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不平衡格局，而这并不是人民银行想要的结果。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在全球进入再循环，我国外汇流入加大的时候，我国金融形势可能发生改变，走向“紧货币、宽信用”——这是货币政策在“不变”中的“变化”之处。 3．货币政策变化的资产价格含义 “紧货币、宽信用”将有利于实体经济资产价格，不利于金融资产价格。通俗地讲，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首先体现在实体经济，然后再体现在货币市场；而且相比货币市场流动性而言，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更难被对冲。这样一来，外汇流入自然让实体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最受益。房价会在这样的格局中上扬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但对金融资产价格来说，一方面来自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支持不会那么强；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资产价格的上扬（如房价上涨）会加大人民银行回笼基础货币的力度，给金融资产价格带来额外压力。因此，金融资产价格将处在相对不利的局面中。 国内债券收益率将持续面临上行压力。从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角度来看，外汇流入带来的国内人民币流动性投放是最顺畅的——实体经济先获得流动性，然后才是金融市场获得流动性。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充沛，会让实体经济增长前景向好，资产价格和通胀上升，从而推升债券收益率。在近20年中，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发放都迅速带动了债券收益率的上升。相比之下，人民银行借钱给商业银行来发放基础货币时，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就没那么顺畅，基础货币投放向债券收益率上行的传导相对慢一些。目前，人民银行可能因为外部压力而在发放外汇占款时较为迟疑，这会强化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逻辑——实体经济拿到了结汇资金，而货币市场没拿到相应的基础货币投放。因此，不管怎么看，我国债券收益率都继续处在上行的大趋势中，今年难言见顶。（图表7） A股市场前景仍然看好，但风格会加速向低估值周期股切换。在新格局中，股市比债市更为有利。货币市场流动性没那么多，对股价会有负面影响。但实体经济流动性改善会推升上市企业盈利，从盈利的角度有利于股价上行。考虑到国内外经济仍处在同步复苏的趋势中，A股市场前景仍然明朗。不过，在“紧货币、宽信用”的新格局中，企业盈利是驱动股价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强的周期股会因而处在更有利的位置。而那些前期受流动性推动而而估值上升很多的股票，接下来应该会面临较大的估值下杀压力。（完） 【1】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11月26日，《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11页至12页中这段话的原文是：“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运行。第三季度以来，我国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始终保持在2.20%不变，未受发达经济体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稳定释放政策利率信号，展现稳健货币政策姿态。同时，合理搭配7天、14天等公开市场操作品种，及时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密集发行、季节性因素等带来的流动性短期波动，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利率波动性进一步下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市场短期利率中枢的作用持续增强。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7天期回购加权平均利率（DR007）均值为2.15%，比2019年第三季度降低44个基点；9月末DR007为2.45%，比2019年9月末降低40个基点。” 【2】徐高，2021年1月27日，《流动性潮起外汇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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